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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9: 2354 - 236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31127

Behavioral Geography and Daily Lif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Guangzhou

  • FENG Ying ,
  • CHEN Z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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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12

  Accepted date: 2024-03-24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Abstract

Against the policy backdrop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cities of Chinese mainland has been placed at the policy forefront.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the urban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aily activity patterns in space and time, has received insufficient scholarly attention so far. Also, the exiting studies usually relied on sampled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typical neighborhoods that were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whole migrant population. Addressing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sheds light to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behavior,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Guangzhou. Cellphone data are utilized to quantify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daily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Guangzhou, as well as the latter's co-presence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The study also zooms into several selected neighborhoods to investigate the daily activity patterns in a more detailed manner. The empirical study finds that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city areas as well as in several suburban neighborhoods. Not surprisingly, while eminen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s observed, the workplace segregation is found much lower than the former,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most previous findings regarding activity-space segregation. The analyses on the selected neighborhoods further highlight the peculiarity of daily activity patter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the way that those migrants tend to have short travelling distance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se selected neighborhoods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daily activity patterns, suggesting the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as a social group in Guangzhou. Overall,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or social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to the mainland cities. Furthermore, through this empirical case, the study valid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big data in deciphering the daily life patterns of spe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large citi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study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well as for promoting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to the Chinese mainland.

Key words： cellphone data; space-time behavior;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Guangzhou

Cite this article

FENG Ying , CHEN Zifeng .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daily activ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 43(9) : 2354 -2369 . DOI: 10.11821/dlyj020231127

1 引言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境迁移人口已成为中国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其中来自香港、澳门地区的迁移居民构成了其重要组成部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内地共有约42.7万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迁移居民，占跨境迁移居民总数的29.9%[1]。其中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背景相似等原因，有相当一部分的港澳迁移居民选择居住生活在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各城市，例如自1990年代起，广州祈福新邨等地开始有大量港澳移民聚集，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港澳居民聚居区。至2021年底，在广东省逗留6个月以上的香港居民数量高达52.33万，占香港地区15岁以上人口的7.9%[2]，因而港澳迁移居民已经成为内地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庞大群体。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提出，港澳地区融入内地协调发展成为了国家层面重点关注的主题。如何破解“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对人口等要素流动带来的制度壁垒，并逐步消解三地居民在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促进港澳迁移居民更好地融入内地生活并投身国家建设，是推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切入点。
在此背景下，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城市的日常生活状况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研究发现，虽然文化和语言的相似性为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生活和工作奠定了基础[3]，但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导致的内地公共服务获取资格、社会保障跨境衔接等社会政策安排限制会加深他们的差异体验[4]，因而这些港澳居民迁入珠三角地区后较少使用内地的服务设施并频繁返回香港，且也较少与当地的内地居民发生社会互动[5]。另一方面，港澳迁移居民对生活习惯的不适应也会使其与内地社会产生距离，例如内地高度数字化与广泛的智能手机应用会影响老年移民的融入[6]。因此，在社会政策与生活习惯的隔阂下，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城市中的居住与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
然而，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个别典型社区或群体的抽样调查，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偏差，尤其是忽视了居住在非聚居地的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容上，目前研究也多关注港澳移民的迁移动机及其社会结构特征，而对于其在内地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状况则缺少系统的测度。此外，随着近年来深圳前海合作区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生活面临的政策环境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可能促进港澳迁移居民融入内地城市的生活[4,7]，但这一假设尚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
因此，本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探索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市的日常生活活动的时空间分布情况，并从多维度测度其与内地居民的分异状况；在此基础上，选取代表性社区，挖掘港澳迁移居民的活动格局和社会空间分异特征。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时空行为大数据的应用前景，并为港澳迁移居民高度融入内地生活的政策探讨提供实证支撑，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

2 文献综述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一直以来都是城市地理学的经典议题。为了衡量不同群体在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学者从多维度提出各类指数以对居民的聚集与隔离程度进行测度，包括区位商[8⇓⇓-11]、空间自相关指数[9,10,12]、分异指数[8,10⇓⇓⇓⇓-15]、隔离指数[11,14⇓⇓-17]、基尼系数[18,19]及聚类[19,20]在内的指标与方法在解释个体的居住空间分异状况中得到广泛应用。而随着人文地理学的行为转向以及时空行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成熟，以往静态与片面的居住空间视角研究难以揭示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互动、交往的差异与隔离[21,22]，因此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视角逐渐从静态的居住空间转向动态的活动空间。有研究基于传统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指标，分析群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活动空间分异程度，以总结出不同群体的社会交互时空特征[23]；有研究则利用时空行为分析方法，从微观的个体活动空间分异视角在短时间尺度上刻画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路径[24]，或运用标准差椭圆等方法描述个体的活动空间形态[25,26]，从而探究不同群体间在日常活动中的时空差异。
在社会空间分异的相关研究中，人口普查数据与传统的问卷调查数据一直是重要的数据来源[11,16,23,27]。然而这些传统数据仍存在一定局限性，覆盖全面的普查数据并不能展现城市居民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而抽样获取且人为设计填写的问卷调查不仅缺乏全面性，其质量还会受到被调查者主观性的影响[28]。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时空行为大数据在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与传统数据相比，尽管时空行为大数据仍然具有缺乏社会经济属性等变量等局限性，但庞大的样本量与更高的时空间精度使其在分析社会空间分异动态宏观格局中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例如，时空行为大数据接近人口总体的样本量的特征，使其可能涵盖传统抽样调查中容易被忽视的特殊群体（如跨境迁移居民）。此外，时空行为大数据在空间维度上覆盖面较广、在时间维度上记录周期较长，这一特征使其适用于分析不同时空尺度下的社会空间分异格局。目前学者将时空行为大数据分为移动手机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以及交通运行数据三种类型，其中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大数据，手机数据在城市居民中的覆盖程度更高，更能代表城市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29]，因此其也成为国内外基于时空行为大数据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手机数据的用户信息可用于推断不同社会特征的居民[30]，其在特定时间段的定位数据也能帮助判别居住地、工作地、休闲地等不同类型的活动空间[31⇓-33]。在目前社会空间分异研究越来越注重时间尺度差异的背景下，手机数据等动态大数据的运用使得研究不再局限于人口统计上的空间差异以及社区个体的日常活动特征，而是能关注到某些群体更长更多样的时间尺度内社会空间分异的变化[8,13]，并为流动性视角下不同群体社会交往潜力的研究提供了可能[19]。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研究对不同种族、不同户籍等多类社会群体空间分异进行了探讨，其中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其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空间分异现象也引起了学者关注。由于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群体，多项研究表明深圳、上海等超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较为集中，从而呈现分异程度较高的特征[10,11,33]，且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空间也与本地居民呈现出较高程度的分异[34]。而不同类型移民群体的活动空间分异现象也有所区别，Ta等指出农村外来人口在日常生活的流动性最为局限，社会经济差异强化了其与其他居民的活动分异[35]。国外的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例如部分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通常聚集在贫困社区，并在一定的社会排斥下受到日常流动的限制[36⇓⇓⇓-40]：一方面较低的收入使得移民在进入东道国时只能选择居住在贫困社区[40]，另一方面东道国的治理制度会将移民强行安置于特定区域从而施加限制[39]。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高技术移民也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与国际难民以及低薪的移民工人不同，高技术移民通常与跨国公司所联系，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与资源能帮助其拥有更多的行为选择空间，从而促进融入[41,42]。Maslova等发现高技术移民在莫斯科的居住与生活并非呈现自我隔离与封闭，多样而自由的住房选择以及融合的文化背景使其倾向于分散在城市的不同地区，与当地居民混合[43]。
本文所探讨的港澳迁移居民不同于先前研究中关注的移民群体，已有研究表明跨境流动于香港和内地的香港居民大多具有专业性较强、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等社会经济特征[5,7,44,45]。虽然港澳迁移居民与珠三角内地居民拥有相似的语言文化，但在港澳回归前和回归初期，港澳居民向内地的迁移以及在内地的就业、生活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因此总体上内地的港澳迁移居民数量并不庞大。过去的大部分研究也只聚焦于港澳居民的跨境活动，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港澳跨境人口的流动特征[5,7,46]，或通过问卷调查访问探讨港澳居民的迁移动力[46,47]；也有研究只是探讨了香港居民迁移至内地的意愿，例如Lai等和Yan等通过访问香港本地的居民试图探究其迁移至内地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医疗保健及政策福利等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因素都会影响香港居民迁移至内地的意愿[48,49]；Zhu等指出对内地城市的访问体验与态度也会对香港居民的移民意愿产生影响[50]。尽管有少量研究注意到港澳移民在内地城市形成的聚集社区[5,51]，但主流研究仍然将关注点放在“流动”，对居住在中国内地城市内部的港澳迁移居民的生活特征则缺少关注。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采用经典的跨国（境）迁移的概念体系，将港澳居民向中国内地城市的跨境迁移过程界定为由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即由较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迁移现象[3,46]。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大湾区内地城市特别是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与港澳之间的经济差异逐步缩小、跨境要素流动越来越便捷，从港澳向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人口迁移已逐渐呈现出巨型城市区域内部跨城流动的部分特征。因此，需要同时借鉴跨境迁移研究的经典理论和巨型城市区内部跨城流动研究实践，才能厘清“一国两制”下的港澳迁移居民的特征与实质，理解港澳迁移居民的生活模式以及制度环境变化对港澳迁移居民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城市生活的状况有待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其对当地设施的使用、与内地居民的接触和交往，及其融入当地生活并长期定居的意愿是否发生变化，也成为未来港澳居民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应用手机数据，不仅能较为完整全面地测度港澳移民在内地城市的总体分布与空间分异状况，还能综合时空间维度开展港澳居民群体的活动空间研究，有助于为港澳迁移居民社会融合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市是广东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至2022年底，广州市包含荔湾、越秀、海珠、天河、白云、黄埔、番禺、花都、南沙、从化和增城11个区，共有常住人口1873.4万人[52]。作为区域文化中心以及中国的“南大门”，广州与香港、澳门在经济和文化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贸易上，早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粤港澳三地就已经有经济贸易往来，其中香港一直是广州最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和出口市场，粤港之间拥有悠久的跨境贸易历史与频繁的跨境资本流动；地缘文化上，广州与港澳同属粤语大方言区，且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具有同根同源、互联互通的文化圈。广州与港澳之间坚实的经济文化联系基础也促进了三地居民的往来活动，广州本地也逐步形成了如番禺祈福新邨等配套设施齐全、文化活动丰富、综合服务与港澳深度接轨的港澳居民聚集社区。

3.2 研究数据

本研究运用手机定位数据集[53]，对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的日常活动及其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的情况进行分析。该数据集将全市分割为若干个2 km×2 km的栅格单元，采集了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于2019年11月11日至11月17日共一周时间内（其中11日至15日为工作日，16日和17日为周末休息日）分小时段的定位，主要包括：① 每小时每个栅格空间单元内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数量；② 每小时港澳居民以某一空间单元为出发地、另一空间单元为目的地的出行的数量。该数据集中包含手机用户的注册证件信息，如注册证件为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且手机用户在广州市连续驻停的时间超过1个月，则推断其为港澳迁移居民。

3.3 研究方法

现有文献将社会空间分异的维度分为均匀度（evenness）、集中度（concentration）、接触度（exposure）、向心度（centralization）以及集聚度（clustering）五种可测量的类型[21,54]。而在多维度的测量视角下，均匀度、集中度以及接触度被视为是目前最容易衡量的三个维度，对应的测度指标分别为分异性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ID）、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LQ）以及接触指数。考虑到港澳迁移居民数量与内地居民数量相差较大，可能导致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的暴露程度总体较高、测量值的参考意义不大，因此本研究仅采用ID、LQ两类指标对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进行衡量。依据研究数据特点，本文以每一小时为间隔分别计算ID与LQ数值，从而得到每小时段港澳与内地居民的分异程度变化，并将9:00—17:00时间段定义为日间时段，0:00—7:00时间段定义为夜间时段，以区分港澳迁移居民在不同活动地（例如工作地和居住地）的分异程度。

3.3.1 ID测算

ID最早由Ducan等提出[55]，用以度量两种社会群体分布差异的程度，即非均匀性。其取值范围在0~1区间，当每个空间单元只有一个群体时，ID值达到最大值，而当每个群体在每个空间单元中所占比例与其总体所占比例相同时，ID值达到最小值，因此数值越接近1代表某一群体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越高[15]。ID的计算公式如下：
I D = 1 2 ∑ i = 1 n x i X - y i Y
式中：xi表示i空间单元中港澳迁移居民的数量；yi表示i空间单元中内地居民的数量；X表示整个研究区域中港澳迁移居民的数量；Y表示整个研究区域中内地居民的数量。

3.3.2 LQ测算

LQ常用以衡量群体在空间单元中的代表性程度，是测量集中度的常用方法。该指标将某一群体在某一空间单元的人口比例与其在整个区域的人口比例进行比较，数值高于1表示某群体在某一空间单元中代表性高，而低于1则表示其代表性不足，数值越高代表某群体在某空间单元集中程度越高，即社会空间分异程度越高[9]。LQ的计算公式如下：
L Q s i = x s i   / X i Y s   / Y
式中：LQsi表示i空间单元中港澳迁移居民的区位商；xsi表示i空间单元中港澳迁移居民的数量；Xi表示i空间单元中的总人数；Ys表示整个研究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总数量；Y表示整个研究区域的总人数。

4 结果分析

4.1 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的居住地总体分布情况

采用港澳与内地居民在0:00—7:00时间段内的平均分布数量代表其居住分布，并以此分别绘制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和内地居民居住地分布热力图，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看出相比于内地居民，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数量较少，两者数量级相差较大。目前港澳迁移居民主要分布在除从化、增城两区以外的其他九个市辖区内，集中于天河、越秀、荔湾、海珠等中心城区，番禺区的祈福新邨社区、新造镇华南理工大学与暨南大学附近以及花都、南沙的行政中心。
图1 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居住分布差异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1）371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Differences in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图2 港澳迁移居民居住地空间分布情况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1）371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c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4.2 港澳迁移居民空间分异的时空特征

由于目前港澳迁移居民在从化、增城两个市辖区内分布的数量较少，因此本文选用广州除从化、增城以外的其他九个市辖区作为研究范围探索港澳迁移居民的空间分异。
在时间维度分异上，港澳迁移居民的整体分布随时间变化明显（图3，见第2360页），一天内其在0:00—6:00、18:00—23:00时间段的ID数值比在9:00—17:00时间段更高，即夜晚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的程度比白天时更高，而上下班通勤时间（7:00—9:00、17:00—19:00）都有明显的数值下降或上升趋势，其中正午时间段出现小峰值。与休息日相比，港澳迁移居民的ID数值在工作日一天内变化更大，特别是在通勤时间段内工作日的数值变化幅度比休息日时更大。而尽管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夜晚的空间分异的程度明显比白天更高，但夜晚时的分异程度在一周内的变化不如白天时段明显，港澳迁移居民在休息日白天的分异程度明显比在工作日白天时更高。可以看出，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工作地中的空间分异远小于在居住地的分异，白天的工作活动能增加港澳迁移居民在空间分布中的均匀性，而相比于工作日，港澳迁移居民在休息日更倾向于在同类群体聚集的地方活动。
图3 ID指数随时间变化趋势

Fig. 3 The index of dissimilarity (ID) within a day and a week

在空间维度分异上，利用区位商描述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社会分异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由图4所示，可以看出LQ数值小于1的空间单元在整个研究区范围内所占比例较大，说明港澳迁移居民在大部分区域的代表性不足，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并不明显。而LQ数值高的空间单元表现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以及近郊区部分区域，其中天河珠江新城周围、白云区南湖半岛社区、番禺祈福新邨、莲花山站及新造周围区域LQ数值最高，即港澳迁移居民在以上区域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很高。此外，不同时间段内LQ的空间分布也有差别，中心城区港澳迁移居民在夜间时段的LQ数值整体比日间时段更高，因此相比于其他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异程度和工作分异程度差距最为明显。
图4 不同时间段LQ指数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1）371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ocation quotient (LQ) in different periods

4.3 代表性区域内港澳迁移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港澳迁移居民日常活动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程度特征（图2、图4），能明显看出广州市内存在若干处港澳迁移居民分布集中、代表性强的聚居区域，而前文发现部分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程度在时间维度上有明显的区别与变化，因此需要对港澳迁移居民的聚居区进行进一步探究。本文结合图2居住分布情况，并以图4中范围大于4 km×4 km且平均LQ数值超过10的连续栅格分布为基准，选取港澳迁移居民分布集中的番禺祈福新邨、新造和天河石牌村以及港澳迁移居民数量较少但分异程度较高的番禺莲花山站、白云南湖半岛社区共5个区域作为代表性区域进行分析（如图5），其中祈福新邨位于广州近郊区，拥有丰富的配套设施与优质资源，长期以来一直是外籍人士及港澳居民聚集居住的国际化社区；新造地区毗邻广州大学城二期，聚集了包括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暨南大学等高校，教育资源面向国际化；石牌村位于天河区中部，靠近珠江新城，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居住着大量从外地来广州工作的工薪群体；莲花山站位于番禺区，是佛莞城际线上的一个铁路站点，与莲花山旅游区相邻，临近莲花山客运港，区域包含碧桂园、奥园莲峰圣境等小区；南湖半岛社区位于白云区白云山东北部，是近郊区的商品房小区，周围设施配备较为齐全。可以发现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的居住环境并不完全相同，这也反映了港澳迁移居民群体内部存在一定分异，因此本章节将聚焦于上述5个代表性区域，进一步探究其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图5 代表性社区区位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1）371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Locations of the selected areas

4.3.1 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活动格局

为直观对比不同类型社区港澳迁移居民出行的方向及其空间特征，利用出行数据分别统计了各区域工作日和休息日在9:00—17:00（即日间时段）的平均出行范围以及不同方向人数比例，结果如图6所示。不管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日间活动方向在整体上都指向中心城区，但绝大部分居民的活动范围都主要局限于社区内或区域附近，其中可能是人数较多的原因，祈福新邨与石牌村的港澳迁移居民活动范围辐射最广，除了中心城区外也有向花都、南沙方向活动的趋势。
图6 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工作日与休息日出行空间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1）371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6 Travel spac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in the selected areas on workdays and weekends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社区港澳迁移居民出行活动格局的差异，计算各代表性区域港澳迁移居民出行人数随出行距离的累计变化，结果如图7所示。各区域内港澳迁移居民出行活动距离差距较大，最短距离不足0.5 km，最长活动距离则超过100 km，而累计变化曲线都整体呈现先陡峭上升后趋于平缓的趋势，说明不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各区域内中短距离活动出行的港澳迁移居民所占比例更大。在工作日，新造、祈福新邨、莲花山站、石牌村四地有超过80%的港澳迁移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在5 km以内，比例高于全市九区平均水平，其中位于新造的港澳迁移居民出行距离最短，有近90%居民出行距离在2 km内，而南湖半岛社区港澳迁移居民的出行距离相较于其他区域来说更为平均，有60%的居民出行距离在4 km以内，也有近20%的居民出行距离在5~10 km范围内。相比于工作日，休息日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出行表现更为相似，整体特征也更接近全市九区平均水平，1 km以内的短距离出行人数占比没有明显区别，而5 km出行距离范围内各区域人数占比均高于全市九区的平均水平，其中新造地区港澳迁移居民在休息日中的中长距离出行比例有明显增加。
图7 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出行距离累计变化

Fig. 7 Cumulative percentag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migrants changing with traveling distances in the selected areas

4.3.2 多时间尺度下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

这里通过区位商测算探讨各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如图8所示。整体而言，受社区特征与居民社会背景影响，不同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程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有明显差异。可以看出新造地区的LQ数值最大，石牌村与南湖半岛社区的数值最小，港澳与内地居民在这些区域中的空间分异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新造>祈福新邨>莲花山站>石牌村≈南湖半岛。
图8 各区域LQ指数随时间变化趋势

Fig. 8 LQ during within a day and a week of the selected areas

进一步分别对每一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LQ指数随时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图8A可见，新造一天内在0:00—7:00时间段的LQ数值高于其他时间段，说明该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夜间时段的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日间时段；而相较于工作日而言，休息日的分异程度更小，随着日期接近周末，港澳迁移居民的分异程度逐渐下降，这可能与该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社会经济特征有关。该区域聚集广州多所知名高校，在粤港澳的教育合作下有许多港澳籍学生入学内地高校，因此居住于此的港澳迁移居民可能大多具有教职工或学生身份，在工作日通常只集中在学校内或附近活动，而到了休息日则会倾向于分散到其他区域活动，导致分异程度下降。
祈福新邨LQ指数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8B所示，可以看出该区域港澳迁移居民一天内在0:00—7:00时间段的LQ数值大于其他时间段，即夜间时段其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程度略大于日间时段，而分异程度在一周内的变化程度不大，工作日与休息日在一天内的LQ数值变化大致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6:00—9:00、12:00—14:00以及16:00—19:00居民通勤的时间段，工作日的分异程度比休息日更高，这与先前研究中上下班通勤时段不同社会群体接触互动机会增加的结论相反。在整体分异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说明该地港澳迁移居民大多活动都集中在社区内进行。
石牌村LQ指数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8C所示，与其他区域一样，其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夜间时段的空间分异程度大于日间时段，其中该现象在工作日表现得更为明显，且8:00—10:00以及14:00—16:00时间段分异程度最低，但在休息日内LQ数值的日夜差异减小，一天内的分异程度变化并不大。此外，与工作日相比，休息日夜间的LQ数值明显更低，即休息日夜间港澳迁移居民的分异程度比工作日夜间更低。石牌村港澳迁移居民的分异程度变化趋势较为完整地描述了港澳普通务工人员在一天与一周内的活动规律，即通过工作日出门上班通勤以及休息日的休闲活动减少其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分异。
莲花山站LQ指数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8D所示，其一天内LQ数值的变化规律并不明显，能看出在休息日正午前时间段港澳与内地居民的分异程度整体比工作日同时段更高，而午后时间段的分异程度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并无明显区别。与新造相反，莲花山站港澳迁移居民在一周内的分异程度随日期接近休息日而逐步上升，这体现了该区域港澳迁移居民大多通过工作增加与内地居民的接触与融合的空间机会，而休息日时更倾向于只与同类群体聚集。
南湖半岛社区LQ指数随时间变化的结果如图8E所示，其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夜间的分异程度明显大于白天，而工作日和休息日的LQ数值及变化在白天（9:00—19:00）的区别与差距比其在夜晚的更小，工作日夜晚的分异程度明显高于休息日夜晚。而从一周来看，日间分异程度在一周内的变化程度比夜间小，在工作日港澳迁移居民的日夜分异程度差距比休息日更明显。比起是否是周末，白天与夜晚对该区域港澳迁移居民的分异程度影响更显著，其在休息日的夜晚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休闲活动获得与当地居民接触的空间机会。莲花山站区域与南湖半岛社区同样包含近郊区商品房住宅小区，其中莲花山站区域周边拥有丰富的对外交通设施节点，而南湖半岛社区拥有较为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然而由于其样本数量较少，难以清晰描述其港澳迁移居民的生活特征，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展现了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日常活动特征及其与内地居民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市的居住分布仍较为集中，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以及番禺区的部分社区（如天河珠江新城周围、番禺祈福新邨及新造周围等），形成了与内地居民存在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反映了迁移至广州的港澳迁移居民仍然倾向于往工作机会多（如珠江新城）以及原本就有大量港澳迁移居民居住（如祈福新邨）的社区聚集。② 港澳迁移居民的日常活动以中短距离出行为主，活动方向集中指向中心城区，而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社区内或其附近。在这一活动特征的影响下，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在夜晚的空间分异程度比白天更高，且在休息日的活动更倾向于与同类群体聚集，其与内地居民在工作地的空间分异远小于居住地。③ 通过手机数据识别出的港澳迁移居民聚居区在空间区位上以及居民活动时空特征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港澳迁移居民的异质性、多样性：在不同的迁移目的下前往广州生活的港澳迁移居民，其居住区位与日常活动的偏好和制约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可以看出，港澳迁移居民在广州市的聚居特征比较明显，其可能的原因是迁移至内地的港澳迁移居民仍在购房、医疗、教育及获取其他公共服务方面面临一定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在居住区位选择上更倾向于祈福新邨等拥有良好的港澳迁移居民聚集基础、配套设施与服务面向国际化的社区，或是工作机会更多的中心城区，而大部分港澳迁移居民也只能在工作活动中获得更多与内地居民接触的机会。

5.2 讨论

本研究运用时空行为大数据揭示了广州市港澳迁移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时空特征，并初步探索了不同社区环境下不同类型港澳迁移居民的日常活动差异，为理解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的社会空间分异与融入提供了实证支撑。粤港澳的区域合作促进了越来越多港澳籍居民迁移至内地城市定居生活，港澳迁移居民将成为大湾区内地城市中重要的社会群体，在当前及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而本研究利用时空行为大数据，为精确识别内地城市中港澳迁移居民的空间分布、深入挖掘其日常活动特征、系统测度其社会空间分异状况探索了有效的分析框架。此外，本研究通过港澳迁移居民的案例，充分验证了时空行为大数据在挖掘特殊群体的时空特征上的有效性，也进一步推进了时空间视角在城市社会融合与分异研究方面的应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近年政策强调完善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市民化待遇，例如2022年国务院所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提到提升粤港澳三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相互衔接水平、提高港澳迁移居民社会保障措施的跨境可携性，为港澳迁移居民提供了更有力的社会保障，而惠港惠澳相关政策的全面实施如何实际影响港澳迁移居民在内地的生活，试点建设综合服务与港澳深度接轨的社区案例如何真正促进港澳迁移居民融入内地生活、为大湾区建设高度融合的优质生活圈提供参考，仍然需要相关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探索。另一方面，居住在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港澳迁移居民在日常活动空间分异与社会隔离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分化，而其背后的影响机制仍需深入的实证探讨。囿于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并未分析港澳迁移居民在更长时间周期内的动态分布特征，而大数据缺乏社会经济属性的缺点也使得上述问题缺乏深入探索与挖掘，未来研究需要结合多样的调查数据，从而为大湾区港澳迁移居民的社会融合机制研究建立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结果分析与呈现、结论梳理与提升、语言表达等方面提出了专业而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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