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A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s role in shaping talent mobility amid the talent dividend transition

  • YANG Jiarui ,
  • CUI Can ,
  • XIE Yuanyuan
Expand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 Institute for Tal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Shanghai 2021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31

  Accepted date: 2025-03-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6-04

Abstract

As China transitions from leveraging its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harnessing a “talent dividend”, the cultivation, utilization, mob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alent have garner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Higher education, as a critical node in the talent's mobility chain, plays a dual role—first i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later in talent alloca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ince the 1960s, the world has entered an era of rapi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encompassing both educational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migration—centered around the locations of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ynamic. This migr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human capital across countries and regions, sparking extensive discussions on the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haping human capital flow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educational and employment migration,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stages of migration, and identifies diverse patterns of human capital movement among places of origin, hig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scholarly perspectives coalesce around two contrasting theories: the “node theory” and the “hub theory”. Moreover, this paper highlights China's uniqu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uture research can integrate multidisciplinary theorie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conduct in-depth analyses on how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hape student migration, and purs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to further dissect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Cite this article

YANG Jiarui , CUI Can , XIE Yuanyuan . A review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higher education's role in shaping talent mobility amid the talent dividend transi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6) : 1476 -1495 . DOI: 10.11821/dlyj020241482

1 引言

为适应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新需求,中国亟需加快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这一概念由Mason于1997年首次提出,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高和抚养比较低带来的一种经济优势[1]。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从1982年的61.5%至2012年达到峰值的71.4%[2],充裕的劳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的建立。然而,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2022年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和不婚化趋势的加剧,人口红利模式已难以为继。2012年,胡鞍钢和才利民首次提出了人才红利的概念雏形“人力资源红利”[3],随后,该概念逐渐演化为“人才红利”,强调人才规模的增长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相较于依赖劳动力数量增长的经济模式,人才红利的释放需要教育、科技与人才的紧密协作[4]。高等教育作为三者融合的连接点,既前置性地塑造人才培育与流动的格局,也深刻影响后端的人才配置与创新产出。因此,在人才红利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探究高等教育在人才流动中的关键作用,对于推进教育、科技与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加速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大学通过教学、科研以及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地方知识生产与创新所做的贡献,仅是高等教育区域影响的一方面。在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在区域人力资本流动中作用日益凸显。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人才,因其高度的流动性,难以固化为某一地区的固定资产。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为地区提供的人力资本储备可能在毕业阶段流出,形成一种“非良性”积累循环,从而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5]。自19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对此现象展开了深入探究,揭示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哪些因素影响人才流动过程。其中,Ciriaci指出提高地区大学质量是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必要条件[6]。Faggian和McCann的研究表明,大学对当地人力资本的贡献主要取决于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而与大学质量无直接关联[5]。此外,Ma等人提出,在欠发达地区,即使提升大学质量,也难以有效遏制大学毕业生的外流[7]。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个关键分歧:人力资本的区域配置究竟是由高等教育机构本身的特质决定,还是由其所在地区的特征驱动[6,8 -10]?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厘清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区域经济互动中的作用。伴随着大学生迁移现象的日益普遍和相关研究的持续积累,对该领域进行系统性的文献回顾与理论梳理变得尤为迫切。
充分释放人才红利是中国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有效协调教育与人才、人才与产业以及人才与区域三大核心关系。其中,高等教育因其在人才培养、供给及空间配置中的独特功能,成为调控上述关系的重要杠杆。同时,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据预测,至2025年,高校毕业生的规模将达到约1,222万人 。全面掌握规模庞大毕业生的流动规律,是国家优化人力资本布局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此背景下,本文梳理与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研究、主要议题,以及二者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在驱动大学生迁移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两种主流理论立场,并分析了其间的分歧与争议。此外,探讨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大学生迁移。最后,本文展望了大学生迁移领域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通过系统性的文献综述与规律探索,本文旨在为中国迈入“人才红利”发展阶段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 大学生迁移

本文中的大学生迁移,英文语境下常用“Student Mobility/Migration”来表述,是指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因接受高等教育与大学毕业后首次就业时所发生的跨地区地理位置的变化[5]。这一过程涵盖了家乡/高中就读地、大学就读地和首次工作地的3个地点,因个体在高等教育与工作地点上选择的多样性,这2个阶段会产生多种迁移组合。如图1所示,就学迁移涉及两种选择,留在生源地或迁移至其他地区接受高等教育;而就业迁移则更为复杂,大学毕业生既可以选择留在就学地,也可选择继续迁移至其他地区,或者迁移回生源地。大学生迁移研究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阶段的迁移或不迁移行为展开。目前研究倾向于将这一复杂而连续的过程拆解为两个独立阶段进行探讨:一是大学新生为追求高等教育资源而发生的就学迁移;二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因就业需求而发生的就业迁移。
图1 大学生迁移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2.1 就学迁移

就学迁移是指大学新生从家乡或高中所在地到高等教育所在地的迁移过程[11]。学者们围绕跨越行政、区域、自然以及经济文化等边界的迁移现象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10,12]。就学迁移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遵循了人口迁移理论的发展轨迹,从新古典主义理论逐渐转向新经济迁移理论。早期研究框架主要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理论,侧重将学生视为理性决策者的行为逻辑[13]。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新经济迁移理论逐渐兴起,就学迁移的微观机制得到了更多关注。研究者们开始探讨影响就学迁移的家庭、社会网络(如亲友、朋友、校友等)及制度约束等因素的影响[14,15]。这与新古典主义理论设定的成本-效益框架并行不悖,共同解释就学迁移的决策过程。
人力资本理论和消费主义理论是解释就学迁移机制的主要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就学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当迁移的预期收益超出成本时,迁移行为即会发生[13]。这与非均衡理论将迁移视为一种经济现象的论点相契合[16]。人力资本的回报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就学迁移的驱动机制与劳动力市场动态紧密联系,是求职相关的“副产品”。因而,拥有提升就业竞争力、享有学术声誉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失业率较低、经济机遇丰富的地域,它们对寻求迁移的学生具有显著的吸引力[17]。然而,均衡理论认为区域间的经济机会差异不足以解释迁移[18]。高收益虽然是一个吸引人的因素,但它仅仅能够补偿部分由非经济因素(例如生活质量、气候条件等)带来的区域差异[19]。在此背景下,消费理论的引入为理解就学迁移提供了新的维度,该理论将高等教育选择重构为一种消费行为,学生依据自身的消费能力和偏好进行决策[20]。与学生学习环境相关的非经济原因,如服务、文化和休闲设施的类型与质量、大学的环境以及个人的学习兴趣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21]。此外,社会网络理论进一步补充了上述视角,强调就学迁移还会受到家人、朋友、老师和同学等社会关系的影响[22]。Donnelly和Gamsu研究发现,就学迁移具有路径依赖性,即学生的决策往往会受到同一区域内其他就学迁移者的影响[23]

2.2 就业迁移

就业迁移在本文中是指大学生在毕业时,由就学地向潜在或既定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转移过程。这一迁移过程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配置[24]。大学毕业生迁移的目的地通常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或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力迁移的假设基本一致,即人力资本流动倾向于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区域[25]。与就学迁移阶段不同,就业迁移表现出人力资本空间集中程度的显著提升[26]。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集中,更突出的是质量上的集中趋势。这种选择性迁移使得毕业生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可能低估了实际生产能力的真实集中度[27]。因此,由就业迁移引发的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模式与效应已成为研究大学区域影响的重要方面[24]
以经济机会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城市“舒适物”为主导的非经济因素,构成了解释就学迁移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经济视角解释了就业迁移的空间集聚特征[7]。大学毕业生往往被经济机会丰富的地区吸引,这些地区通常拥有更多的高薪工作和职业发展空间[28-30]。非经济因素的讨论则集中于城市舒适物的影响。该概念源于Florida对“创意阶层”的研究,他认为城市的吸引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机会,还与多元性、文化氛围、社会包容性及创新能力等软性要素密切相关[31]。作为高素质劳动力,大学毕业生成为分析城市舒适物对人才吸引力的重要维度。Gottlieb和Joseph分析城市舒适物在就业迁移中的异质性时指出,研究生比本科生更加注重这一因素[32]。同时,研究表明经济机会和城市舒适物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尽管就业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对毕业生具有明显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在引入城市舒适物的相关因素后显著减弱[12]。此外,在新经济迁移理论影响下,毕业生在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积累的、难以随个体的迁移而转移的“特定地点资本”对就业迁移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33]。“特定地点资本”是指个体在某地持续性居留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型资本集合,其构成维度包括:① 地方性知识积累(如区域制度认知、文化惯习适应);② 在地社会资本网络(如师生关系、校友资源);③ 心理归属依赖(如空间认同感、生活惯性强化的迁移成本)[34]。这类资本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提升资源获取效率、强化心理安全边际等路径,显著提高个体在目标地域的生存发展预期,从而形成迁移决策中的“空间黏性”[35]。Newbold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在个体刚离开的地区或成长的地区表现得较为显著,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就是生源地和就学地[36]

2.3 主要议题

大学生迁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73年Greenwood探究了区域特征对就业迁移空间模式的影响及个体选择性[37]。几乎同时期,Desbarats对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就学迁移空间模式进行了讨论[38]。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围绕迁移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构建了丰富的研究网络与议题(表1)。总的来看,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作为以高等教育为核心节点的连续性过程,在研究议题上既呈现显著的知识关联性,又在具体的解释机制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表1 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研究的主要议题

Tab. 1 Main topics of research on schooling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migration

主要议题 就绪迁移 就业迁移
构成要素 主要研究内容 代表文献 构成要素 主要研究内容 代表文献
高等教育资
源空间分布
个体:大学的临近性
宏观:大学的空间分布
高等教育机会地理的差异对个体和区域迁移模式的影响 Alm 等[39];潘昆峰和马莉萍[59] ——
高等教育
机构属性
位置、质量、专业设置、师资、学校类型等 高等教育机构的属性对就学迁移决策的影响,以及个体与机构属性的交互影响 Sá 等[41]
Dotti 等[17]
位置、质量、类型等 高等教育机构属性作为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象征”,对流动性的影响 Nifo 和 Vecchione[60]
迁移的选
择性
性别、种族、高中成绩、空间感知与偏好等 个体特征对就学迁移流动性差异的塑造 Faggian 等[45];Donnelly 和 Gamsu[46] 性别、种族、专业、空间感知与偏好等 个体特征对就业流动性差异的塑造 Brophy[47];Kato[61]
区域特征 经济吸引力、舒适物水平 经济吸引力与舒适物等因素在就学迁移中的影响及重要程度 Baryla 和 Do-tterweich[51] 经济吸引力、舒适物水平 经济吸引力和舒适物水平对就业迁移决策的影响,以及二者重要程度的比较 Capuano[52];Ishitani[12];Wright 和 Ellis[62]
社会流动 高等教育及迁移的支付能力 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就学迁移决策的影响,分析其对于维护社会阶层和代际传承的作用 Impicciatore 和 Tosi[63] 劳动力市场经济收益 就业流动性(模式)、迁移目的地等级差异导致的社会流动性差异 Du[64];Yu 等[48]
人力资本
流动格局
地区吸引的大学生数量 就学迁移的流量和流向,分析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吸引力 Ballarino 等[10] 地区的毕业生保留率 ① 毕业生就业迁移的流量和流向,分析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保留率;② 结合就学迁移,分析区域获取人力资本的不同方式 Cui 等[65];Faggian 和 McCann[56]
区域影响 大学生的各种活动 就学迁移产生的区域影响,如支出-就业乘数效应、地区绅士化、知识溢出等 Incera 等[55] 毕业生的经济活动(就业、创业等)、迁移模式 ① 毕业生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的区域影响;② 不同就业迁移模式对区域影响的差异 Kitagawa 等[24];Marinelli[58]

2.3.1 迁移的影响因素

(1)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讨论集中于就学迁移研究,强调资源空间分布的机会地理差异对迁移模式的影响,以及区域迁移格局的塑造[39]。就学迁移不同于传统的以工资、福利等直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人口迁移,其核心目的在于追求高等教育[40]。在就学迁移研究中,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通常被量化为个体与大学之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入学机会与迁移成本[39]。而在就业迁移研究中,较少聚焦于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影响。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被视为区域特征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区域的教育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氛围等。
(2)高等教育机构属性。高等教育机构属性是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学迁移广泛地讨论了各种机构属性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和重要性排序,及个体偏好的差异(个体与机构属性交互)。由于就学迁移是为了进入符合自身需求或高质量的大学,因而机构属性成为就学迁移研究主要考虑的因素[41]。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大学质量和区位的影响[6]。相比之下,就业迁移研究主要讨论高等教育机构属性对个体流动性的塑造。就业迁移以经济机会为直接目标,高等教育的机构属性,如大学的排名、类型等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信号,反映着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3)迁移的选择性。就学迁移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因为高等教育机会的群体和空间分布差异尤为显著[42]。不同特征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预期和面临的挑战不同[43]。因而研究着重关注个体特征与高等教育机构特征的交互[44]。在就学迁移选择性文献中,性别、种族和家庭经济背景是最为广泛讨论的变量[45,46]。对于就业迁移而言,个体的选择性是非经济动机的主要分析框架,用于考察不同群体的就业空间偏好。例如,少数族裔学生可能更倾向于迁移到种族多样性较高的地区,而非仅仅基于经济回报[47]。此外,已有研究还讨论了性别[45]、家庭社会经济背景[48]、生源地[49],以及户籍[50]等因素对其的影响。
(4)区域的特征。在就学迁移研究中,区域特征主要体现为高校竞争力的衡量维度,其对迁移的影响受限于既定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机构特征,以及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约[51]。虽然大学生在求学期间可能参与一定的区域经济活动或享受当地的便利设施,但这一影响相对有限,主要受到学业、学制及校园生活的约束。相比之下,在就业迁移研究中,区域特征构成核心分析框架。就业迁移致力于探究区域经济机会和便利设施的相对重要性[12,52]。此外,就业迁移在与一般劳动力迁移理论形成对话的同时,注重探究大学毕业生的差异化区位偏好。

2.3.2 迁移的影响效应

(1)社会流动。就学迁移研究主要关注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个体迁移模式的塑造,分析其对于维护社会阶层的作用。这一议题探究了3种类型:① 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选择的区域半径的直接影响[53];② 家庭文化资本通过迁移决策对空间流动路径的影响[15];③ 社会资本网络对流动机会可及性的影响[54]。就学迁移则重点考察迁移模式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如迁移至“扶梯区域”的毕业生更可能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49],以及群体异质性[48]
(2)人力资本流动格局。就学迁移研究关注高等教育机构属性和区域特征对大学生空间分布的影响[10]。高等教育机构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尽管这些学生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研究强调这一过程奠定了就业迁移时人力资本区域分配的初步格局[17]。而人力资本的流动格局是就业迁移研究焦点。研究主要关注2点:① 毕业生就业迁移的流量和流向,分析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保留率”;② 结合就学迁移,分析区域获取人力资本的不同方式。
(3)区域影响。就学迁移对区域的影响研究聚焦于3个效应:① 学生消费所带来的支出-就业乘数效应[24];② 社会空间重构效应,推动教育资源集聚区形成以高等教育设施为核心的绅士化进程,引致居住分异与空间再生产[55];③ 知识资本累积效应,高校人力资本流动促进区域创新网络构建与技术外溢,形成持续性知识红利[56]。就学迁移研究倾向于考察迁移行为对区域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而就业迁移研究则强调毕业生群体在经济层面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突出人力资本配置优化与区域经济活力之间的内在联系[57]。具体而言,就业迁移研究主要关注毕业生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以及迁移模式对区域经济、创新等要素的影响[58],如继续迁移和回流毕业生对区域经济贡献的差异[58]
综上所述,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以高等教育为中心,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议题,并构成了较为完善的研究框架。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些议题的内在联系,图2以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以及个体、机构和区域三大主体为线索,梳理了议题在时空与主体层面的关联。总体而言,作为一个与人口迁移存在极大交集的研究领域,现有的研究框架对人口迁移理论存在高度依赖,尤其是缺乏对大学生群体本质差异的探索。具体而言,就学迁移与其他类型的迁移(如劳动力迁移、家庭迁移)有着本质区别,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迁移的核心驱动力——即对教育资源和知识的追求。这种特殊性不仅影响迁移决策的形成,也塑造了迁移者的行为模式和选择逻辑[66]。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将就学迁移置于高等教育体系和知识生产的空间性框架中加以分析[66]。而就业迁移研究虽已关注大学生群体特质(如城市舒适性偏好、高流动潜力等),但现有分析仍嵌套于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亟待构建适切性的理论解释框架。未来就业迁移研究需着重解析三重作用机制:① 高等教育所在地的影响机制,重点探讨院校类型与地域特征的组合效应对就业迁移模式的塑造;② 个体与就学地的互动机制,深入剖析就学迁移经历对地方依恋、空间认知等心理图式的重构过程;③ 就业迁移与就学迁移的空间联系性,以及影响机制。
图2 大学生两阶段迁移的研究内容

Fig. 2 Research on two-stage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3 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联系

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之间存在潜在关联[9]。研究表明,就学迁移的经历显著提高了个体就业迁移的概率[56,67]。这一现象在相关文献中得到了多角度的解释,其核心逻辑可归纳为以下3点:① 受地区熟悉度影响,发生过就学迁移的个体在就业迁移时拥有更多的“潜在目的地”选项。他们既可以选择留在就学地,也可以选择返回生源地,或继续迁移至新的地区,他们过往的迁移经历拓宽了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5,68]。② 有过迁移经历的个体在心理和情感上可能更加适应迁移的状态。就学迁移经历使个体在心理上对迁移有更高的容忍度,同时降低了情感成本,从而削弱了就业迁移的心理阻力[69]。这一特点使得他们在面对跨地区就业机会时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与灵活性。③ 就学迁移增强了个体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认知与理解。这一过程使得个体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职业发展潜力,从而提升其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最优就业机会的能力与意愿[70]
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联系性主要通过生源地、就学地与就业地之间的多样化迁移模式展现。如表2所示,Belfield与Morris最先将这一现象划分为4种类型,并通过对不同层级大学在各迁移模式中占比的统计分析,揭示了低层级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流动性相对较低的特征[9]。随后,Kodrzycki对“离开本地就学并离开工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返回生源地和迁移至其他地区两类。然而,他并未进一步区分“留在本地就学”中毕业后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的毕业生与离开本地工作的毕业生[67]。该研究通过统计地区各迁移类型的占比,探讨了高等教育机构在人力资本贡献方面的地域差异[67]。在此基础上,Faggian创新性地提出了5种迁移类型:不迁移(Stayer)、前期迁移(Sticker)、后期迁移(Late Mover)、继续迁移(Repeat Migrant)和返回迁移(Return Migrant)[71]。这一分类体系涵盖了就学与就业两个阶段中所有可能的迁移/非迁移模式,为后续研究大学生迁移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同时,Faggian还根据迁移类型的特性,将这5种类型按流动性由高到低排序为:继续迁移、前期迁移、后期迁移、返回迁移以及不迁移[45]。为了更清晰地理解Faggian划分的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5种模式,图3绘制了5类迁移的空间模式图。Hoare与Corver则引入了HULT(Home-University-Labour Market-Transition)框架,用以区分地区获取毕业生的主要路径[72]。此外,后续一些研究(例如Herbst与Rok的分类体系)在术语命名上虽有所差异,但在逻辑上与Faggian的分类方法基本一致[73]
表2 大学生迁移模式的划分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migration mod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作者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类型5
Belfield 和 Morris[9] 留在本地就学并留在本地工作
(Stay to attend HE and stay in the region to work)
留在本地就学但离开本地工作
(Stay to attend HE and exit that region to work)
离开本地就学并留下工作
(Move to attend HE and stay in the region to work)
离开本地就学并离开工作
(Move to attend HE and exit that region to work)
Kodrzycki[67] 非移民
(None-migrants)
- 大学移民
(College in-migrants)
成年移民
(Adult in-migrants)
成年回归者(Adult returnees)
Faggian[45] 不迁移
(Stayer)
后期迁移
(Late Mover)
前期迁移
(Sticker)
继续迁移
(Repeat Migrant)
返回迁移
(Return Migrant)
Hoare 和 Corver[72] 本地人Locals
(HSS大学:南方-南方+ LSS就业:南方-南方)
外来者Outsiders (HNN大学:北方-北方+ LNS就业:南方-北方) 停留者Stayers (HNS大学:南方-北方+ LSS就业:南方-南方) - 返回者
Returners (HSN大学:南方-北方+ LNS就业:北方-南方)
Herbst 和 Rok[73] 就学不迁移,就业不迁移
H = U = L
就学不迁移,就业不迁移
H = U → L
就学迁移,就业不迁移
H → U = L
就学迁移,就业迁移
H → U → L
就学迁移,就业返回家乡
H → U → L = H
图3 大学生迁移类型图示

注:依据Faggian & McCann[71]绘制

Fig. 3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types of migr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4 高等教育与大学生迁移

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区域经济学相关文献中,高等教育常被隐喻为各种积极的形象,以揭示其在推动区域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的核心地位[55,74,75]。这些隐喻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高等教育在当代区域发展中的多重功能与意义(图4)。传统上,许多研究聚焦于高等教育的“机器”“生物”和“时间”隐喻,强调其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培养创新的催化剂,以及引领变革的灯塔。例如,通过专利申请及成果商业化等形式,将知识外溢至区域经济中[60,62]。而自20世纪末以来,“网络”隐喻逐渐受到关注,强调高等教育作为节点/枢纽在获取和转移人力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24]。作为高等教育成果的直接体现,大学毕业生不仅在区域内扩散和应用知识,还通过跨区域的迁移行为,将人力资本有效传递到更广的地理范围内[52]。而网络隐喻在阐释高等教育对区域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时,其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两大视角:节点论与枢纽论。这两种观点的核心分歧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生迁移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主导人力资本区域配置的作用。
图4 高等教育四组隐喻的联系

Fig. 4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four sets of metaphors for higher education

4.1 节点论

节点论主张,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生两阶段迁移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节点功能,承担了“接纳、输送与中转”的重要角色。Li等人在构建知识移民理论框架时,提出了知识节点的概念,旨在将求学和就业两种迁移视为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进行分析[76]。高等教育机构、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充当节点,汇聚了大量知识节点的地区则被称为知识门户,例如伦敦、纽约和北京。该理论认为知识节点是迁移者积累各种资本(人力、文化、符号资本等)的地方。在大学生迁移研究领域,“节点”论持有者同样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仅是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节点,而非配置的枢纽[5]
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参与人力资本吸引和保留过程,但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效能受所在区域特征的影响。在就学迁移过程中,学生通常因教育机会被吸引至某一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该地区长期居留[32]。大量文献发现边缘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就业迁移中承担着人才输送而不是人才保留的角色[69,72,73]。这些区域要么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纳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要么就业机会与高等教育培养的人力资本明显不匹配[58]。为深入探讨区域的异质性,已有研究区分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在大学生迁移中的具体作用[32]。此外,区域特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区域本身的内在属性,还涉及其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相对差异性,即其在迁移网络中的“位置”效应。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区域或区域间的静态比较,对于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区域在迁移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对迁移模式的动态影响鲜有探究。对于那些位于外围或边缘的地区,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越高,毕业生迁移至其他地区的倾向可能越强[7]。因此,节点论者认为,在外围或边缘地区投资高等教育,往往难以实现有效留住人力资本的目标。一个地区不仅要为大学生提供完善的高等教育设施和机构,还需创造良好的劳动力市场条件,确保学生在毕业后能够获得适合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们留在当地发展[5]

4.2 枢纽论

枢纽论主张,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是个体积累人力资本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承担着区域人力资本配置的重要职能,对网络中的人力资本具有“集散、调配和组织”的核心能力。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高等教育所产生的支出-就业乘数效应[74],以及区域创新系统所强调的知识溢出效应[55]。然而,枢纽论认为,更为关键的是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对地方、地区乃至国家人力资本增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71]。Faggian等人最早强调,高等教育所引发的人力资本迁移模式比知识溢出对区域发展更重要[77]。由教育所引发的区域初始人力资本差距,以及由此形成的长期路径依赖和循环积累效应,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78]
在枢纽论中,高等教育机构对区域人力资本的配置功能主要依赖于“黏滞机制”得以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在就学阶段即开始发挥人力资本引入的功能,尽管这些求学者尚未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一过程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初次分配格局,因为很多毕业生会在毕业时留在就学地[56,69]。从个体来看,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往往是毕业生就业首选,因为其在此积累了丰富的“特定地点资本”[34]。从机构来看,大学的属性在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高质量的大学往往更能吸引学生远距离迁移[6],且其与迁移的正相关关系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51,56]。在就业迁移中,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吸引并留住优秀毕业生的关键因素,从而反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6]。从区域来看,那些拥有更多数量且更高质量高等教育机构的地区,在留住和吸引人力资本方面显然更具优势[33]。枢纽论的持有者并不否认,在就学阶段吸引的人力资本可能会在毕业时从某些区域流出。然而,他们依然强调,从“净迁移”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机构为地区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长总是正向的,尽管这种增长的水平会因地区吸收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5,33]

4.3 节点论与枢纽论的比较分析

当前关于高等教育在大学生迁移过程角色定位的理论建构,“节点论”和“枢纽论”在多个维度呈现范式竞争性解释(表3)。这两种理论视角的分野,实质反映了现有文献在剖析高等教育与区域人力资本空间配置关系时,未能有效解构“机构”与“区域”这两个关键变量的独立效应及其交互作用。节点论基于核心-边缘理论,其论点聚焦于区域经济梯度对人力资本再分配的支配作用。高等教育机构被概念化为“空间响应单元”,其地理分布本质上是区域发展水平的表征函数,并不具备主动参与人力资本配置的能动性。因此,边缘区域即使在就学阶段人力资本净流入,但受制于就业市场,最终仍难以突破“人才漏斗”的结构性困境。这种宏观尺度的解释虽具有理论自洽性,却存在一定局限性,即缺乏对“存在-缺失高等教育的同类型地区”控制变量设计,难以解释具有相似区域特征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同的地区间人力资本存量差异。相较而言,枢纽论将高等教育机构重构为具有主动性的“人力资本枢纽”。该观点强调高等教育机构对区域人力资本的贡献并非有无之分,而是因所处“空间层级”不同而存在差异。譬如,边缘地区一些具有地方导向的院校(如英国的应用型联盟大学)为当地提供了大量毕业生[5]。枢纽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大学对区域影响的人力资本路径,但其分析框架仍有进步的空间。
表3 高等教育“节点论”与“枢纽论”的概念内涵

Tab. 3 “Node theory” and “hub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维度 节点论 枢纽论
机构的核心功能 以“接纳、输送或中转”为主,较少影响区域再分配 兼顾“集聚、调配和组织”,推动人力资本再分配
迁移模式 以高等教育机构为节点进行线性迁移,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迁移路径主要由区域结构特征(如就业机会、产业结构、气候环境等)决定 迁移模式网络化,高等教育机构在吸引学生的同时,通过“黏滞机制”留住毕业生并组织人力资本流向,覆盖从就学到就业的完整链条,连通区域间复杂的迁移网络
与区域联系 区域特性决定迁移结果 机构与区域特性共同作用
人力资本特性 学生主要在高等教育机构及就学地积累各类资本(人力、社会、文化等),但毕业后选择迁移还是留在所在地更依赖区域经济和就业条件等外部特性,高等教育机构影响有限 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吸引优秀人才和提供高质量教育促进人力资本增长,其留住人才的能力依赖于“特定地点资本”和区域经济文化特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影响区域长期发展路径。
政策导向 边缘地区投资高等教育难以显著留住人才,由于就业机会匮乏或与人才需求不匹配,高等教育更多充当人才输出功能,政策效果受限 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区域治理的核心工具,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人力资本水平,推动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高质量机构能通过“黏滞机制”增强人才吸引与留存,政策效果显著
代表文献 Bristow 等[69];Ma 等[7] Faggian 和 McCann[5];Venhorst68];Kosztyán 等[8]
节点论和枢纽论源于具有不同空间特征的国家或区域的实证研究,解释效度呈显著的情境敏感性。具体而言,节点论更适用于具有显著中心-边缘结构的区域系统,且需满足“高等教育机构质量与区域发展水平高度耦合”的前提条件,即院校层级遵循区域经济位序的空间分布规律。而枢纽论则在2类空间结构中展现理论适用性:① 多中心网络化区域,其人力资本流动突破传统地理衰减规律;② 存在“高等教育飞地”的特殊空间形态,典型如中国西部地区的“双一流”大学,这类机构通过就学迁移突破了区域能级约束,形成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跃迁效应”。然而,当前相关研究仍存在方法论困境:① 制度嵌入性导致跨国比较研究效度受限;② 区域环境异质性对人力资本流动的调节效应难以量化;③ 长周期追踪数据的匮乏制约了动态机制的揭示。这种现状表明,尽管学术界始终在努力构建一种能够准确解释某些关键共性特征的迁移行为规律与差异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但对于那些仅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呈现的独特现象及其差异,仍需保持审慎态度,并深入探讨其内在机制与外部影响。

5 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大学生迁移

自1983年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以来,作为人力资本重要载体,大学生的迁移规律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的西方国家率先展开了大学生迁移研究,并形成了以意大利、英国和美国为核心的研究网络。相较之下,中国的大学生迁移研究直至21世纪初才开始起步[59,79],其学术进程与国家的制度变迁具有深刻的历史耦合性。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统包统分”和严格户籍制度,大学招生和就业完全由国家调配[80,81]。1999年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规模化的迁移开始形成[82]。“985”和“211”工程实施带来的教育资源集聚效应,重构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极核的空间格局[83]。2003年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全面确立,高等教育进入了市场化转型阶段,进一步催生了“孔雀东南飞”的人力资本极化现象。
在人才强国战略驱动下的知识生产转向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迁移研究的必要性。然而,就学迁移的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公立机构为主,民办机构处于边缘地位,而公立高校的招生名额由政府主导并与高校协商确定,各高校需为各省份设定固定的招生名额[84]。虽然学生在选择就读城市、大学和专业时拥有一定自由度,但在省级层面,这种流动性受到分省定额政策的显著约束。同时,在政府调控下,中国高校学费和生活成本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小,因此,学生选择就读地的关键因素更多取决于入学机会的地区分布差异[85]。在分省配额制度下,学者们主要探究了就学迁移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大学生跨省迁移,省际迁移呈现邻近扩散与均匀分布的双重特征。与人口总迁移模式相比,就学迁移除受到人口、地理、经济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和招生制度的显著影响[59,86,87]。此外,也有研究探究了地域文化对就学迁移的影响,发现回族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依恋,往往选择距离家乡更近的高校[88]。然而,当前更多研究集中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强调制度非均衡性背景下高等教育过程的“非公平性”,忽略了就学迁移所反映的空间正义问题,即地理机会的差异。
与就学迁移相比,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和集中分配制度的废除为就业迁移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的可能[85]。市场机制在就业迁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迁移的决策更多地由市场导向与个人效用最大化共同决定[89]。中国的就业迁移研究主要探讨了就业迁移的空间分布、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迁移的效应。在市场化背景下,毕业生的空间偏好存在一致性,集中于经济机会丰富区域,且东部地区的毕业生“黏滞率”较高[29,30]。尽管,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城市的“舒适物”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迁移重要因素,但在中国就业地与生源地的经济差距仍是促进毕业生流动的主导因素[28,90,91]。不过已有实证研究发现,“舒适物”对中国大学生迁移也有一定影响,且对“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影响更强[28]。与此同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仍是影响就业迁移的重要变量[50]。尽管户籍的约束力逐步减弱,但其与个体福利资源获取的紧密联系,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迁移行为[92]。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户口政策对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仍具有显著限制作用[93]。这些城市凭借丰富的就业机会和优质资源吸引大量毕业生,但严格的落户条件对非本地生源形成准入限制,迫使部分毕业生在职业选择和迁移路径上妥协。总而言之,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迁移总体上呈现出日益自由化的趋势,但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控和区域发展战略依然在塑造迁移格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85]
综上所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分省配额制度)所呈现的空间限制、户籍制度构建的身份壁垒以及地域认同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惯习,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维度。在借鉴西方关于大学生迁移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基础上,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制度文化背景对大学生迁移行为的塑造作用[49,85,94 -97]。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与拓展空间。具体而言:① 就学阶段的迁移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对高等教育制度下个体迁移路径及其制度约束机制的深入分析;② 制度对就学与就业迁移连续性过程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解释;③ 中国地域环境复杂多样,当前研究缺乏对于不同区域文化差异背景下个体感知偏好及其影响机制的探究。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基于系统的文献梳理,本文归纳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研究,以及其主要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之间的联系,即两个阶段是一个连续且高度相关的过程。而这种相关性主要通过生源地、就学地与就业地之间多样化的迁移模式得以展现。因此,本文进一步总结了大学生迁移模式分类的发展与演变。其中,Faggian和McCann划分的迁移模式为理解大学生迁移模式提供了重要框架[71]。尽管围绕迁移模式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视为连续性迁移过程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已有研究对这两个阶段迁移轨迹的综合分析仍然较为有限。一方面是由于此类研究受到全国性追踪数据库缺失的制约;另一方面,虽然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通过高等教育这一关键环节相连,但二者在影响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教育驱动和就业驱动适用于不同的分析框架。
在对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学界关于高等教育在区域人力资本流动中作用的两种观点,即节点论和枢纽论。具体而言,“节点论”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并不直接参与人力资本的配置,而是强调区域特征对节点效能的主导影响;而“枢纽论”则强调高等教育机构通过“黏滞机制”在吸引、留住并提升人力资本方面的关键作用。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机构在大学生迁移过程中是否发挥主导性人力资本再分配功能的不同理解。通过进一步的对比,本文归纳了节点论和枢纽论的不同适用范围。节点论适用于具有显著中心-边缘结构系统的区域,而枢纽论则适用于多中心网络化区域和存在高等教育飞地的地区。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大学生迁移研究进展。具体而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分省配额制度)所呈现的空间限制、户籍制度构建的身份壁垒以及地域认同影响下形成的文化惯习,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大学生迁移的解释维度。

6.2 讨论与展望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已是不争之论。大学生群体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区域竞争中的关键要素。大学生迁移研究将在人口迁移领域中占据“数量日增、战略地位愈发凸显”的重要地位。尽管西方国家关于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在正在转型的国家中,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85]。当前,中国正处于向人才红利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须处理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区域配置的关系。然而,国内学界对于大学生群体迁移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且缺乏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整合。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借助多种理论框架,深入剖析了不同制度背景下大学生迁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经验,为中国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借鉴。结合当前中国情境,本文对大学生迁移提出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展望:
(1)高等教育制度对大学生迁移模式的塑造。中国实行分省配额制度,高校对不同省份投放固定的招生名额,这对学生的择校和迁移路径形成约束[84]。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已成为当前人才培养的重要议题。然而,在分省配额制度框架下,学科专业名额的省际分配格局及其对大学生迁移的影响尚不明晰。同时,政府高投入、低学费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分省配额制度对就学迁移决策的影响。现有研究相对缺乏对这一制度如何塑造就学和就业阶段人力资本流动模式的探索。未来研究可聚焦以下方面:① 分析高等教育制度在就学阶段如何影响个体迁移决策,探讨学生在区域间择校和迁移时的选择逻辑与限制因素;② 探讨就学迁移阶段形成的宏观流动模式如何延续到就业阶段,并在更广泛的区域尺度上影响人力资本的空间配置与流动趋势。
(2)高等教育机构与所在区域对大学生迁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区域既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区位属性,也是独立的经济地域综合体,其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形成了紧密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在大学生迁移过程中表现出复杂而多样的影响,对区域人力资本的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在解析高等教育机构与区域特征对大学生迁移的独立与交互作用时,往往面临理论和方法上的挑战,难以清晰厘定二者的具体影响程度及机制。从而形成了“节点论”和“枢纽论”关于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作用的争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区分高等教育机构与所在区域特征对大学生迁移模式的独立影响与交互效应,探索其在区域人力资本流动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3)大学生迁移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塑造了差异化的大学生迁移模式。作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日益普遍的迁移现象,其模式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质,也深刻体现了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结构与治理策略的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个别国家或区域的案例分析,缺乏系统性的跨国比较视角。这种局限使得大学生迁移研究难以突破特定国家背景的约束,在理论构建方面缺乏普适性,并难以有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转化。未来研究应以跨国比较为切入点,探讨不同制度背景下大学生迁移模式的内在规律与外在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理论框架。
总体而言,大学生迁移是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从其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关系,到制度背景对迁移行为的影响,再到迁移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涉及了地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然而,目前不同学科背景下的研究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存在较大差异,学术对话与合作仍显不足。这不仅限制了对大学生迁移及其影响的全面理解,也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政策需求。随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全球创新高地建设的加速推进,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和促进人力资本流动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未来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地理学与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深度融合,研究大学生迁移显得尤为必要。

真诚地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的章节设置顺序、主要议题的解读、大学生迁移概念图及核心概念解读等方面专业且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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