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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5 , Vol. 44 >Issue 7: 1733 - 175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50562

Opinions and Debates

Transport ge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ontinent dialogue

  • WANG Jiaoe , 1 ,
  • Xinyu (Jason) CAO 2 ,
  • CAO Weidong 3 ,
  • Chia-Lin CHEN 4 ,
  • Frédéric DOBRUSZKES 5 ,
  • César DUCRUET 6 ,
  • FU Xiao 7 ,
  • Andrew R. GOETZ 8 ,
  • GUO Jianke 9 ,
  • HUANG Jie 1 ,
  • LI Yuanjun 10 ,
  • Becky P. Y. LOO 11 ,
  • Tim SCHWANEN 12 ,
  • WANG Lei 13 ,
  • YANG Dong 14 ,
  • Anming ZHANG 15 ,
  • ZONG Huiming 16 ,
  • WU Qitao , 10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55455, US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 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Liverpool L69 3BX, UK
  • 5.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Département Géosciences, Environnement et Société; Brussels 1050, Belgium
  • 6. 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Paris 75006, France
  • 7.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8.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Denver, Denver 80208, USA;
  • 9. Institute of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 10.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 1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1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OX1 3QY, UK
  • 13.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210008, China
  • 14. Department of Logistics and Maritime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999077, China
  • 15. Sauder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V6T 1Z2, Canada
  • 16.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5-13

  Accepted date: 2025-06-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7-17

Fold

Abstract

Transport geograph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geographical spaces, as well as their impacts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recent years, the scope and focus of transport geography have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its research paradigm.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geography, this article builds upon the discipline's connot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It conducts an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round four thematic sessions: Theory, Sector, Interdiscipline and Prospect. (1) The Theory session proposes that the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transport geography,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paradigms, have become the key focuses of scholars' future research. (2) The Sector session puts forward that air transportation, maritime shipping, logistics activities and road transportation have different roles and fun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geography. (3) The Interdiscipline session suggests that transport geography is closely related to disciplines such as spatial planning, computer science, sociology and GIS, and has the potenti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4) The Prospect session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transport geography in the futur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ow-altitude transportation, new transportation models, mobility and disciplinary frontiers.

Key words： transport geography; spatial planning; mobility; sustainability; new technology; interdiscipline

Cite this article

WANG Jiaoe , Xinyu (Jason) CAO , CAO Weidong , Chia-Lin CHEN , Frédéric DOBRUSZKES , César DUCRUET , FU Xiao , Andrew R. GOETZ , GUO Jianke , HUANG Jie , LI Yuanjun , Becky P. Y. LOO , Tim SCHWANEN , WANG Lei , YANG Dong , Anming ZHANG , ZONG Huiming , WU Qitao . Transport ge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ontinent dialogu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7) : 1733 -1754 . DOI: 10.11821/dlyj020250562

交通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专注于研究交通系统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也在不断扩展。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围绕交通强国战略和国家可持续交通建设目标，明确交通地理学新的学科内涵；需要夯实交通地理基础知识，构建具有独特视角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更需要博采众长，从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激发新的思路。
交通地理学作为地理学重要的分支学科，除了具有地理学的宏观性和综合性特点外，还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首先，空间视角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通过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手段，可以实现对交通现象的空间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其次，时间维度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补充，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动态模拟，可以揭示交通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第三，系统科学方法是交通地理学的重要方法论，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将交通现象置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中进行综合研究。最后，交通地理学强调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和模型模拟等方式，可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并创新定量分析方法，为理论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跨学科对话将拓展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赋予学科新的内涵、推动学科创新发展。例如，交通地理学与数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交通工程学、系统动力学等学科的结合，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探讨交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以应对日益复杂的交通问题和社会需求。跨学科对话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创新，除了传统的地理空间分析外，数学科学的非线性分析、计算机科学的时空大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算法、复杂系统与网络科学的矩阵建模方法等，都可以应用于交通地理学，以提升研究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最后，跨学科对话是交通地理学永葆特色、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立足交通地理学的学科内涵、特色与研究前沿，本文特邀18位专家学者，围绕理论篇、部门篇、交叉篇和展望篇四大篇章展开跨学科对话。理论篇包括交通地理学理论的地方化和全球化、研究对象和范式转变等；部门篇则分别从航空运输、海洋航运、物流活动和公路流动性等视角，探索多种交通方式的重要性和研究特点；交叉篇深入挖掘了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地理信息科学等学科的联系；展望篇则探索交通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

一、 理论篇

Andrew R. Goetz：地理学在交通研究中的地位
Andrew R. Goetz，美国丹佛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教授，斯克里夫纳公共政策研究所、交通运输与供应链研究所、落基山土地利用研究所的职工。已出版著作4本，围绕交通运输与城市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主题涉及城市交通规划和政策、交通可持续性、交通资金和融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经济增长、TOD模式、多式联运、货运、航空运输、机场规划和高速铁路等。
核心观点：地理学者对交通研究的贡献受到了广泛认可。相比其他学科，地理学者提供了交通空间分析这一独特视角。从历史上看，大部分交通研究论文来源于土木工程和经济学领域，这些学科促进了交通运输研究的发展，但它们往往侧重于交通系统技术层面；而地理学者则主要从更宏观和综合的角度切入，强调空间维度、地方特性在理解交通系统功能中的重要性。此外，地理学者也关注交通运输对地方的影响，比如经济发展、人口、环境影响、社会、政治与文化演变等。
交通运输作为学术研究领域之一，兴起于20世纪早期到中期，并从土木工程和经济学领域拓展至管理学领域。这些领域多关注交通基础功能，比如怎样建设运营和维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和公交系统；怎样考虑交通系统相关的供给、需求和成本等等。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地理学者的贡献也逐渐凸显。
地理学中的交通研究源自经济/产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细分领域，后来成为地理学的独立分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计量革命”期间，交通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独立学科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重视空间相互作用研究和网络分析。早期的教科书包括交通运输与空间结构/空间过程、重力模型、交通网络结构分析和分配模式等[1]。后来，交通地理研究趋于多元化，广阔的哲学和方法论观点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交通地理研究中，比如人文主义、激进主义、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理论、文化、女性主义等等。社会科学和地理学中的“流动转向”，通过建立起交通、通信、旅行、旅游、人口、移民等问题间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跨学科交流[2,3]。
交通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用几项不断增长的指标来表征。1993年，Elsevier出版社创办了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成为交通地理学走向成熟的重大突破。该期刊在过去30年里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世界领先的交通类期刊之一，也是地理学领域排名最高的期刊之一。交通地理教科书的数量逐渐增加、类型不断丰富，涵盖各种前沿论题和专业分类。此外，在世界各国交通地理学者的支持下，加入国际组织（如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交通地理委员会）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交通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国家和区域地理协会，如美国地理学家协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在交通跨学科研究领域，地理学者的参与度、贡献度不断提升。交通研究从以设计、施工、材料、桥梁和路面为重点的工程领域，广泛拓展至规划、数据科学、政策、管理、城市、乡村、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具体交通方式（如航空、铁路、海运、货运、公共交通、自行车、行人）等研究领域。学者们逐步认识到空间维度的重要性，在主流交通研究中明确纳入了地理分析视角。由于交通是一门空间调节技术（Space-adjusting Technology），因此需要重视新建和改扩建交通系统带来的地域影响。在此背景下，交通运输对区域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土地利用、自然环境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的影响也成为交通地理学者关注的主要话题。另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揭示地理因素如何影响交通系统的发展。交通地理学者通过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空间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方法，为交通基础服务功能的拓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简而言之，交通地理学丰富了交通跨学科研究，也证实了将空间视角纳入交通主流研究的重要性。
Tim Schwanen：交通地理学理论的“地方化”和“全球化”
Tim Schwanen，牛津大学交通地理学教授、交通研究中心主任。英 国社会科学院院士。2013—2015年任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主编。2016—2019年担任瑞典哥德堡大学客座教授；2022年担任比利时根特大学讲座教授。核心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学、交通流动性问题。拓展研究方向包括气候危机、技术变革、社会空间不平等、城市化和知识生产等。
核心观点：中国交通地理学正不断发展和进步，尤其在定量分析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为国际交通地理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学科深入发展，中国交通地理学者应关注概念和理论研究，并对源于西方的交通地理理论框架予以回应。此外，借鉴地理学其他领域的方法论也有助于中国交通地理学者拓展新的概念和理论。
交通地理是一个开放的、未设特定界限的研究领域，在中国，研究交通地理的学者群体亦较庞大。按理，这些特点应有利于交通、城市规划等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然而现状并非如此，中国交通地理学的拓展潜力尚未被完全释放。我通过阅读中国学者的英文论文和学术报告来了解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现状，也非常欣赏他们研究选题和方法的多样性。中国交通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定量分析方法和数据源方面，由此围绕各类议题形成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比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算法、人工智能应用和决策支持工具开发方面，中国交通地理学者为全世界的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又比如在航空网络如何演变，高速铁路发展如何重构城市系统，城市发展、技术变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居民日常出行等领域，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受到了普遍认可。
此外，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引发了理论发展和概念化等问题。积累的实证分析可以回应欧洲、北美等地的交通地理学概念和框架。然而，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和框架往往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空间背景，无法帮助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南亚、非洲等地特有的交通地理过程和现象（比如地方性和交通网络化等）。交通地理学现有的概念和框架需要被“地方化”（基于当地特定的地理环境背景）和“全球化”（时常拓展更新，便于在多元社会背景下理解交通地理学的过程和现象）。中国交通地理学者在现有概念的地方化和全球化拓展方面也有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Wang等深入探讨了过度通勤、职住平衡对通勤时长的影响[4]。Liu分析了中国和欧美的交通公平性研究，认为中国学者不能轻易挪用西方的理论，他主张从多元视角理解“公平性”，尤其要结合本地的历史发展、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5]。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中国交通地理学者如果要推动理论的“地方化”和“全球化”，他们将首先面临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计量经济学或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范畴，尽管这些分析工具对于解决实证问题非常有用。我想强调的是，实证案例研究、新概念与理论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中汲取知识。例如，在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中，对于如何在比较研究中探索新的理论概念和因果关系，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6,7]。这些研究观点对交通地理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尽管它们挑战了交通地理学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认知，但可以帮助中国交通地理学发挥更大的潜力、产生更新的理念、拓展更新的思维模式，这也将惠及全世界的交通地理学者。
推动概念和理论的“地方化”和“全球化”，也能更好地区分中国的交通地理学者与交通学者（如工程技术等其他领域的交通学者）。它将丰富交通领域的跨学科讨论，并有助于国家、省级和地方交通政策的制定。
卢佩莹（Becky P. Y. Loo）：交通研究范式的转变
卢佩莹，香港大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土木环境和地理工程系荣誉教授、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荣誉教授，曾任香港大学地理系系主任。现任Travel Behaviour and Society主编和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副主编。
核心观点：当前交通及相关领域仍然受到以汽车为导向的范式控制。一种以人为本、以“运输体验”作为最终目标的基于地方的交通发展范式正在出现。期待更多交通地理学者能把握好地理学科关于复杂人地关系及空间研究的优势，从而对推动和支持交通研究范式的转变作出贡献。
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77年的创刊号中，Alan Hay教授发表了关于交通地理的论文，标题很简单——《Transport geography》。Hay认为交通地理的崛起是跟它作为20世纪60—70年代“计量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的主导部门之一密不可分[8]。而交通地理也是地理学者与规划师、工程师和区域科学家之间找到最丰富共同点的领域之一。之后连续四年，Hay每年都发布交通地理的最新进展[9-12]。20世纪80年代中期，Peter Rimmer又撰写了一系列交通地理的发展报告。Rimmer强调交通地理分析的全球规模，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相互作用、交通地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及政策分析[13-15]。剔除一些以交通或交通地理与其他学科（如经济或社会学）或特定范畴（如女性）的文章，最近一系列的交通地理进展文章是由Tim Schwanen教授撰写的。Schwanen建议交通地理学需进行更多的以主题为导向的对话，特别是关于经济、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对话[16-18]。他还强调了普遍性（特别是在大数据、网络科学和地理计算方面的大量著作）以及特殊性（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化”地理）的双趋势。这些讨论的重点都是综述和回顾，并没有提升至前瞻性的观点。
事实上，无论是交通地理、交通经济、交通工程还是交通规划，都有一种思维方式支配着我们如何定义问题、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和规划我们的未来。我个人认为，交通领域正在经历一种范式的转变（A Paradigm Shift）。这种思想范式普遍影响着交通的相关领域，包括学界（例如，如何在交通领域进行研究和教学?）、交通业界（例如，建造、制造和运营什么?）以及政府（例如，交通政策和规划决策）。当前，交通及相关领域（例如，城市规划）仍然受到以汽车为导向的范式控制。在这种思维范式下，交通运输本质上是把人或货物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作为一个系统，它由输入、过程和输出组成。因此，关键词是交通运输系统优化和最大化，从效率最大化到利润最大化。这种范式下的生活方式似乎一直运作良好，直到发现人类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各种重大挑战。交通和城市扩张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健康风险和压力。交通拥堵、能源消耗、交通事故、噪音和各种交通污染、压力、不公平等形成了交通和城市扩张的恶性循环[19]。幸运的是，一个替代性的范式正在出现。
以人为本和基于地方的范式强调以“运输体验”作为最终目标[20]。交通和交通地理不仅仅是从出发地移动到目的地，而是一种与移动相关的体验。通过交通，人们获得参与目的地活动的机会，物件也从多种原材料、生产以至到消费者手上的经历着不同的“运输体验”，有机蔬菜、公平贸易咖啡和无塑料产品都可以从货运途径进行原产地追踪认证。随着城市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制定双层的可持续交通战略（Two-tier Sustainable Transport Strategy）尤为重要。客运方面，可持续交通战略需考虑微观上的步行体验[21,22]和宏观上的使用多式联运系统的整体体验[23,24]。无缝运输可以追溯到文献中的综合运输概念[25]。在以人为本和基于地方的范式下，需要系统地研究使用交通对身心健康和环境暴露等方面的影响。人们如何使用街道作为公共空间?在智慧城市中，物联网数据以及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分析技术，有助于交通研究者将焦点从车辆本身转移到人和地。在新的范式下，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创新需求。范式的转变需要更加有力的交通运输方法和理论支持。如果采用系统思维，最大化的产出变量不再是产能、效率或利润，而是人的满意度和福祉。以交通作为一种运输体验为指导原则，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对未来城市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希望这一观点能鼓励更多交通地理学者把握好地理学科关于复杂人地关系和空间研究的优势，对推动和支持范式的转变作出贡献。
Frédéric Dobruszkes：从一个欧洲学者的视角看待中国交通地理学的发展
Frederic Dobruszkes，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LB）高级研究员、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2007年在ULB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国际地理联合会交通地理委员会前任主席。研究方向为航空运输地理、航空运输和气候变化、航空噪声引发的社会政治冲突、高铁-民航竞争等。
核心观点：近十年来，中国交通地理学迅速发展。其研究论文呈现如下特点：定量研究占据主导、海量原创性数据不断涌现、在单篇论文中列举许多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中国交通地理学研究成果趋于丰富的重要原因。针对该问题，我想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谈谈自己的看法，比如将定性研究纳入考量；反思非典型数据集的利弊端；加强和社会学、政治地理学之间的关联等。
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促使交通地理学等各领域学术论文成果数量激增。据Scopus统计，2014年至2023年间，中国学者在期刊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共发表336篇论文，而2004年至2013年间仅28篇。作为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的评审专家，我有机会审阅过上述论文，发现它们和来自美国、欧洲的论文对比有一些特殊性。
首先，中国交通地理学者倾向于采用系统化的定量分析方法。交通地理学研究擅长定量分析[17]，这在中国学者中更为明显。其次，中国学者能够获取到空间非集计（Spatially Disaggregated）交通流大数据，比如某年的高铁出行数据等（当然，用这类数据丰富定量研究是可行的）。欧洲虽然也有类似的数据，但出于商业机密等原因，学者们往往难以获取到。此外，中国学者也会使用非官方统计的数据源，比如旅行者手机软件记录的轨迹数据等。最后，中国交通地理学者的论文通常会展示很多定量分析结果。比如在单篇文章中列述15个表格或者图片等[26,27]。某种程度上，以上特点是中国交通地理学研究成果趋于丰富、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
就上述特点谈谈个人浅见。首先，我的研究也是以定量分析为主，但我认为拓展定性分析方法同样非常有趣。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校正模型误差，从而深入理解世界的复杂性[1]。其次，探索非典型数据集的利弊。对比这些数据与公共机构数据之间的潜在偏差，也是非常有趣的工作。最后，中国交通地理学可以和社会学、政治地理学建立关联。事实上，如果认可地理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特征，那么交通地理学和人文社科的融合发展、互为借鉴将非常有意义。这就涉及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平衡，前者支撑政府决策，后者旨在探索世界。若能综合，中国交通地理学将在未来更具影响力。
郭建科：交通地理研究尺度、对象和范式的新变化
郭建科，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洋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海洋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委会副主任等。研究方向为港航运输地理、海洋地缘经济与空间规划。
核心观点：交通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交通运输系统的空间组织、与生产力布局的地域组合及空间联系，具有明显的工业化时代特征。后工业化社会以来，经济区位不断活化，流动空间加速演进，人类空间生产的方式和形态已发生明显改变，交通地理学研究尺度、对象和范式等内涵更为丰富，与自然、社会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更为明显。
首先，交通研究空间尺度大为拓展。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经济全球化波动，使国际运输地理、洲际交通系统、海上运输联系广受关注，拓展了交通地理与国际贸易、地缘政治、世界历史、物流供应链等多学科交叉的全球性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快速交通、智慧管理与城市生活方式引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微观个体出行的交通行为、交通决策乃至群体性交通解决方案，这方面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的助力必不可少。
其次，交通流的内涵更为丰富。客货流是传统交通流的主要形式，但随着流动空间加速演进，物质流要素表现为更为活跃的人（才）流物流，此外，还存在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无形的虚拟流要素，这些流要素也需要借助类似交通运输线网的金融网络、专利网络、光纤互联网等基础设施节点网络进行联通和交互运行，是流动空间的“高速公路”。越来越多的交通地理学者开始探讨不同流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静态资源与流动要素的空间配置，从而使交通地理与流动空间研究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最后，交通研究范式更加多元化。交通运输系统是人类科技革命爆发的主要场景，其系统革新也是人类社会变革与生活方式变化的集中反映。因此，交通地理学具有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广泛的学科专业交叉碰撞、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这对我们这一代的交通地理学者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

二、 部门篇

Anming Zhang：全球机场连通性研究
Anming Zhang，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运营与物流系教授，温哥华国际机场管理局航空运输讲座教授。现任世界航空运输研究学会主席，曾于2020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运输和公共事业集团主席。长期从事交通运输和产业组织研究。获得第七届世界交通研究会议横滨杰出青年研究者特别奖、国际运输经济学协会年度会议最佳论文奖。兼任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Transpor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主编。
核心观点：交通地理学受到了地理学、经济学、规划学和网络科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交通对于提升连通性、促进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如何有效测度交通连通性，进一步将其拓展至交通对比、规划和运营，成为一个关键研究问题。由于数据可获取性和计算难度的限制，以往对全球尺度的研究较少。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兴起，全球研究的困境得以改善。
首先，作为一名航空运输研究学者，我先分享下近期相关研究成果。首先，我们提出了“全球机场连通性指数”(GACI)，并按照时序对全球（约3,400~3,600个）机场进行排名[28]。排名有两个目的：① 探索某特定机场的发展演变；② 比较各机场的连通性。该研究通过3个拓扑指标（度、接近度和特征向量）和两个新的体积指标计算机场的综合排名。研究发现，GACI指数变高的大型机场客流增速更快。美国和东北亚地区侧重发展区域性枢纽，服务于中短程航线；而西欧、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则侧重于将其主要机场发展成为全球航运枢纽。该项研究表明，提高GACI指数有助于提升机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项大数据分析工作具有很好的应用潜力。例如，Cheung等根据连通性和空间结构将全球机场进行分类，并探索COVID-19疫情带来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区域机场GACI指数的变化，可以探索疫情时期机场连通性变化对客流的影响。此外，还可以探讨如何利用GACI指数来识别新航线[29]。
其次，应对外部冲击的交通韧性研究。根据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建立和维护基础设施韧性至关重要。针对交通运输系统，提升基础设施韧性可以保障交通运输的连续性，且有效抵御各类故障和蓄意攻击。现有公路、地铁或航空网络相关研究，揭示了世界各地交通运输的有趣组织模式。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受限于空间范围或运输模式。尤其对于全球机场网络，现有大量研究多通过将机场节点聚合到城市或区域尺度构建交通空间交互网络。在此基础上，Wandelt等对这一概念进行拓展，提出了覆盖全球航空和地面交通的“全球综合交通网络概念”（IGTNA）。IGTNA能够对交互模式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建模，将兴趣点（POI）作为节点，兴趣点之间的潜在关联作为连边[30]。研究最终呈现出530万个节点和860万条连边组成的全球运输系统综合网络。此外，Wandelt 等还将这一研究扩展至全球机场韧性指数评估[31]。
最后，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学者，我认为融合交通运输与空间结构、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Zhou等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内在影响机制[32]。该研究以中国高铁建设作为背景，利用工具变量法，探索发现高铁开通对大型企业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升级有正向影响。城市开通高铁后，较之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申请和外部专利引入量会增加。根源机制在于，高铁开通使大企业面临着更多来自小企业的竞争，并存在销售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等风险。为此，大企业通常会采用产品垂直差异化策略和技术创新。该发现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相呼应。在城市层面，Dong等[33]、Wang等[34]、Wang等[35]和Hanley 等[36]均指出中国高铁的发展有效激发了城市创新活力。Miwa等对日本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点[37]。Zhou等揭示了高铁对大企业竞争影响加剧的内在机制。总体而言，大企业在研发方面的优势最终促进了企业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32]。
César Ducruet：变化中的海洋运输地理学
César Ducrue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EconomiX实验室成员。主要关注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地方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覆盖多个议题，包括科技创新、连通性、就业、脆弱性、环境，以及港口和港口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公共健康问题。
核心观点：尽管海洋运输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海洋运输地理学却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领域走向边缘领域。近年来，地理学者在交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渐增，却致力于探索供应链管理等非空间性问题。我将以港口和海运网络为例，讨论港口和海运研究中融入区域社会经济属性的迫切需求。
在过去，海洋运输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联系密切。研究航运和港口曾被视为“把握世界贸易流动的脉搏”[38]。在集装箱运输、航空运输和多式联运系统兴起之前，人文地理学者就以其对空间、经济和社会的广阔视野，长期致力于海洋运输地理学研究。例如，热带地理学者Pierre Gourou研究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39]；城市地理学家、“大都市”概念提出者Jean Gottmann专注于美国重要海港城市——巴尔的摩市[40]；政治地理学家Siegfried等[41]、Chardonnet等[42]则精确绘制了世界主要航线地图。
然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港口和海洋运输研究发生了巨变，这不仅体现在文献中，也体现在地理学者研究范式的转变。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船舶规模和航运需求，港口和城市的空间功能趋于分离。港口从传统城市核心区向外搬迁，成为全球航运经营商“棋局中的棋子”[43]，逐渐失去了与地方经济社会的联系。与此同时，关注港口的地理学者从人文地理学转向了以工程技术、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导的交通研究领域[44]。例如，港口治理已成为新的关注点，尽管国际地理联合会（IGU）海洋委员会的取消对其产生了威胁，但全球港口地理学者社群至今仍然存在。
“港口系统”相关研究论文也反映着类似趋势[45]。尽管地理学者仍是主要的贡献者，但相关研究在地理类期刊的发文量逐渐降低，已从1950到1970年的100%下降到了2020年的10%~15%。论文发表由地理期刊向交通期刊的转变，意味着地理学者忽略了人文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需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新一代地理学者又通过研究区域化、邻近性和全球生产网络等重要概念，强化了地理学在港口和航运研究中的地位。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随着20世纪末物理学网络理论的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得以拓展。1960年以来，海运网络研究停滞不前，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航运公司战略的定性研究，定量分析较少。2010—2020年，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提出的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被引入地理学研究，其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仅关注网络的拓扑结构，而忽视了网络节点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空间交互关系。为了提升地理学在学科研究体系中的地位，未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需要进一步拓展，融入空间维度的定量分析方法也亟待创新。
宗会明：地理学视角下的物流活动研究
宗会明，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海新通道与区域发展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物流组织与规划、陆海新通道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地理学视角下的物流活动研究尚未引起交通地理学界的充分重视，地理学综合视角下，多尺度的物流活动空间组织及其空间效应是交通地理学重要的研究议题。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要环节，其重要作用越来越被学者和实践界所了解和重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物流组织和空间布局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地理学空间性和综合性的学科特征，对于理解和认识现代物流活动组织和空间特征具有独特优势。但从地理学视角开展物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还较为有限，因此，物流活动及产业发展应该成为交通地理学科的重要议题。
传统交通地理学主要以客货的流动性、运输和储存为对象，关注各类交通方式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析，其研究范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现代物流产业和供应链管理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因此，从地理学综合视角的多空间尺度的物流研究值得重点关注：宏观尺度，随着全球化推进和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结合国家战略的跨国家空间尺度的交通走廊、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效应及全球和区域物流网络韧性和动力机制等研究应值得交通地理学者关注，开展理论创新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微观尺度，基于提升服务人的需求和城市物流效率的物流活动研究，诸如在城市、企业尺度的物流空间组织、物流设施布局特征、货运组织及相关规划政策启示也亟待全面系统研究。
杨冬：地理学在国际航运研究中的作用
杨冬，香港理工大学物流航运学系副系主任和副教授，海事数据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海运经济学协会理事会会员，SSCI期刊Maritime Policy &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hipping and Transport Logistics副主编，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编委。
核心观点：国际航运深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地理学家在港口和全球运输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该领域的学科融合不断加深。地理学关注现象和概念，其他学科则通过定量方法来探寻其深层意义。微观数据的丰富为地理学与国际航运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更多机会，推动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交通规划和管理领域有众多关于国际航运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旨在从全球航运数据中挖掘故事，提炼出一般性规律，并基于这些规律优化管理和政策。国际航运活动受到地理因素的显著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塑造地理格局，尤其在港口区域的人口聚集和经济活动方面。因此，地理学者在国际航运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航运经济学是研究航运经济活动及其对经济体影响的学科，特别关注研究航运市场的变化规律，是经济学在航运领域的应用。经过长期的理论发展，经济学也融入了空间概念，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许多经济学理论与地理学密切相关，例如描述贸易流动的重力模型和评估交通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同时，因果计量分析也被广泛应用于挖掘空间演化的原因。交通地理学提供了一系列案例和命题，以理解人员、货物和信息流动的空间组织及区域演化规律，而上述经济学工具则从理论上探讨空间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机制。地理学关注的许多现象和提出的概念，可以通过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的定量方法深入探讨其意义。
从研究角度来看，经济学和交通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导向和人文导向。经济学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交通研究不仅追求效用最大化，还越来越关注公平出行。相较之下，地理研究则更为宏观，关注区域发展演化规律。随着微观数据的丰富和对个体关注的增加，未来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融合将展现出新的机遇与潜力。
李苑君：公路运输流动性与区域协同治理
李苑君，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交通流动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出行模式、公路流时空大数据挖掘与复杂网络分析、公路运输碳排放等。
核心观点：公路在中国交通运输中占据主导地位，也是交通部门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近年来，愈加频繁的跨城出行需求和严峻的环境挑战，呼吁公路运输环境问题的城市间协同治理，实现“绿色流动性”。其研究重点来自理论、数据和方法多个维度，可归纳为公路流大数据挖掘、关系型变量统计分析、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理、区域间协同政策创新四个方面。
“流动性”是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前沿，指人们在城市或区域自由、高效地进行交通活动的能力和便利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的重要论述，更深入地揭示了流动性的内涵。在中国，公路运输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是含航空、铁路、海运等在内的交通部门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高水平高质量的公路运输流动性必须兼顾“绿色”，其面临的挑战不仅包括如何减少通勤时间和物流成本，如何提升居民出行效率和公平性，如何提供安全舒适的出行体验，更体现在如何解决碳排放等交通环境问题[46]。
为实现公路运输的“绿色流动性”，空间相互作用和跨城交通出行研究，碰撞出了城市环境协同治理的火花。研究重点包括跨城交通流大数据挖掘、关系型变量统计分析、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理、区域协同政策创新四个方面。首先，交通流大数据挖掘，这是交通地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领域。常见的交通流大数据如手机信令数据、出租车导航数据、重型货车轨迹数据和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等[47,48]，目前已应用至居民出行碳排放和货运污染源追踪，未来拓展方向包括带有更丰富时间戳和更精细空间定位的交通流大数据挖掘、关系型数据建模等，为搭建“城市之间的动态交通联系”奠定数据基础。第二，交通关系型变量统计分析，这是交通地理学和空间统计学的交叉领域。关系型变量的回归分析，是定量探索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理、探索环境政策协同效应的前提和重难点，未来需要更具有解释力的空间计量模型、更灵活的变量处理方式，去解决行政区内统计变量和行政区间关系变量的矛盾。第三，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机理，是交通地理学回归地理学的“底色”。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以流空间理论和网络外部性理论揭示城市间交通流形成机理、交通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49]，未来应更重视从城市的地理空间属性出发，以交通“流空间”和“场空间”结合的视角，探索交通流的空间组织模式。最后，区域间协同治理政策创新，是交通地理学助力环境科学问题解决的“抓手”。城市环境协同治理关注的核心在于如何优化地市间政策协同（如针对重型货运的交通联合执法）、省域层面规划（如新型基础设施跨区布局），提升交通绿色流动性、降低环境负外部性，这也是交通地理学者立足自身研究特色，服务交通强国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历史使命。

三、 交叉篇

Chia-Lin Chen：重新思考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之间的联系
Chia-Lin Chen，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与规划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探索多空间尺度下交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尤其关注其对人和地方发展的影响，如不平等、不公正、两极分化和社会隔离等，并寻求解决方案。现任国际地理联合会交通地理执委会主席及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编委。
核心观点：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联系紧密但实践中仍有分歧。交通技术进步、新交通模式及大数据技术等影响着交通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地区不平等，重大危机则凸显了应急规划和交通韧性的重要性。未来，需不断深化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的关系，顾及整体性、公平性，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挑战，从而塑造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交通体系。
交通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货物与人员流动的空间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过去十年来，交通技术进步和研究视角创新不断深化我们对地理复杂性的理解。当理论知识走向实践应用，交通地理学便与空间规划学密切相连[50]。这种联系不仅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追求，也体现了改变世界的愿望[51]。然而，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现有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持续发展的交通地理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撑和推动空间规划学?尽管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学科在实践中却常出现分歧，这种矛盾性值得深入研究。
地理学致力于理解空间模式，而空间规划学则以此知识为基础，希冀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后者融合了多学科知识，包括土地利用、交通、景观、社会学、经济学和司法制度等，以实现可持续性、宜居性、包容性和社会正义等目标[52]。正如Albrechts所指，空间规划具有战略意义，它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观[53]。Friedmann[54]、Campbell等[55]同样强调，规划实践必须以道德准则为首要前提，目标是提升社会公平性，增进民生福祉。
以交通脱碳为例，这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然而，在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性之间寻找平衡，仍是一大挑战。新型交通模式的不断涌现，如网约车、拼车、电动单车、电动滑板、电动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行效率，却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很多城市，虽然环保且便捷的交通出行模式日益丰富，但却并非人人都负担得起，真正的空间公平因而难以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交通需求往往被忽视，尤其是那些在规划过程中缺乏话语权的群体。此外，许多新型交通模式主要在大中型城市推广，农村地区和边缘地区常被忽略，进而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与此同时，大数据和前沿分析技术也深刻影响交通地理学的研究方向。随着物联网（IoT）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流动大数据日益丰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复杂分析方法也被逐渐引入。这些技术方法有助于揭示更为细致的流动模式，并通过地理分析方法支持城市规划设计[56]。然而，正如Kitchin所警示的，如果这些数据驱动型的分析方法缺乏对地理背景的理解，反而可能加剧发展不平衡[57]。因此，结合社会与空间背景，进行研究方法的反思，对于确保规划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至关重要。
除了技术进步，新兴学科和新视角的引入也不断丰富交通地理学和空间规划学的内涵。流动性研究、政治科学和社会公平正义等研究领域揭示了复杂空间模式背后的深层因素。然而，空间规划的文化维度仍有待探索。Knieling等认为，理解文化规范理论，包括文化传统、态度和价值观等，对于空间规划和领域政策制定至关重要[58]。通过引入文化维度，交通地理学可助力构建更具综合性与可行性的空间规划战略。
突发性事件亦对这两个学科的传统关系构成挑战。新冠疫情期间，远程办公打破了工作地与居住地之间的固定联系，导致出行模式和交通需求发生了变化。这不仅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发展差距，弱势人群和贫困地区首当其冲。同样，俄乌冲突也对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上述危机凸显了应急规划和韧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以长远视角为导向，融合多学科和新方法，重视结合文化、社会和技术因素，才能开展兼顾整体性和公平性的研究。交通地理学有潜力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助力构建更具包容和可持续的未来。
展望未来，空间规划必须正视现代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环境目标的相互影响。这不仅需要将交通纳入规划的核心，更需要重新审视交通在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中的角色。综上所述，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之间的关系将不断深化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时代挑战，并实现普惠公众的重大变革。
曹新宇（Jason Cao）：机器学习开辟空间规划与交通行为研究新篇章
曹新宇，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兴趣包括土地利用与交通的互动关系和满意度分析。发表国际论文150多篇，被引18,000多次。他近年来在引领机器学习在土地利用和交通研究中的应用。任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期刊主编，Transport Policy 和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副主编。
核心观点：自2018年以来，机器学习在空间规划和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59]。这些方法不再受制于传统统计模型的数据分布假设，因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也能够为城市规划提供独特新颖的政策建议。这些优点使得机器学习方法获得交通地理学者的青睐。
利用以下几个案例来展示机器学习在空间规划和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的魅力。第一个案例，机器学习可以推翻传统模型的错误结论并揭示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现代城市大多呈现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不同等级城市中心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一直是交通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以往的非集计研究通常检验出行者住所到各中心的距离对出行行为的效应。Ding 等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分析了挪威奥斯陆各等级中心对工作日汽车出行距离的影响。他们发现住所到市中心的距离最重要，但到二级和三级中心的距离也不可小觑[60]。另外，抑制工作日汽车出行的最有效阈值是主中心12 km，二级中心5~6 km，三级中心4 km范围之内。然而，由于这些距离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相关，并且对汽车出行具有非线性影响，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只显示住所到市中心的距离对汽车出行有影响，而到其他中心的距离是没有影响的。该错误结论会误导多中心城市规划策略。第二个案例，机器学习可以确定变量的有效影响范围并评价规划干预政策的可行性。部分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呈现阈值效应。这些阈值不仅能展示空间和建成环境变量的有效影响范围，并且能协助规划师判断规划干预是否可行。比如，Tao等发现距离住所300 m之外的公园对美国双子城居民慢性出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61]。再如，在使用传统统计模型时，Cao等发现人口密度对美国双子城居民的汽车拥有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62]。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增加人口密度可以有效地控制汽车拥有率。然而，梯度提升决策树模型结果显示该抑制作用需要达到44~70人/ht这个密度区间才有效果。在双子城能达到这个密度的城市街区寥寥无几。因此，即使人口密度影响很大且趋势合理，通过增加人口密度来抑制汽车拥有率并不可行。这个案例说明传统模型的结果会引导规划师推出错误的规划干预政策。
王磊：交通地理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王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曼彻斯特大学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主持国家级青年人才计划等10余项省部级科研项目，任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Sage Open等期刊编委，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t Research副主编。
核心观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交通地理学不断涌现新的议题，跨学科交叉研究也成为其重要特征，可积极吸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范式，运用数据科学与计算模拟等手段，探讨交通系统建设与服务供需的多尺度空间组织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国际上，交通地理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较边缘的研究领域，但在国内近些年发展迅速，不断丰富其研究内涵和数据方法。一方面是得益于交通地理研究以跨学科思维破解理论问题，不断吸收、借鉴来自交通运输工程、城乡规划和经济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以满足和管理变化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交通需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交通地理学研究积极解决地理实践问题。在我国经济快速成长时期，可达性、交通网络与空间优化、站场区位选址、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等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63,64]。随着交通设施网络建设逐渐完善，基于中长期的空间影响研究不断增多，交通服务企业网络组织、交通出行与交通供需空间公平正义等议题开始凸显[65-67]。新时期地理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交通地理研究可以积极吸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范式，运用数据科学与计算模拟等主要工具，探讨交通系统建设、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多尺度空间组织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以高铁交通与区域空间效应研究为例，早期研究多关注高铁建设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客运网络结构优化[68-71]。随着对高铁网络建设模式理解的不断加深，高铁对区域经济影响与城市群空间结构重组等研究不断增强[72-74]，也深入研究了高铁交通节点向城市功能场所转变过程和分化规律等课题[75,76]。这些研究都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手段与工具，从交通建设与服务供给的视角研究较为深入，未来可加强对高铁使用者行为的研究。其中，可以基于出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分析方法，采用非线性和阈值等分析手段，探讨高铁交通供给带来的不同人群出行行为变化特征，研究高铁交通供需动态关系，也可以引入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重点关注特定人群的活动范围与模式，例如依赖高铁站区经济的服务者，以及依赖高铁交通的跨城通勤、旅游和商务出行者等。
付晓：多模式交通网络的发展
付晓，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交通地理、时空行为建模、人工智能、交通碳排放等相关研究。兼任Transportmetrica A副主编、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编委、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编委。
核心观点：新时代的交通地理学深度融合地理科学、行为科学、交通运筹理论、机器学习等相关知识，强调多模式交通的组合、衔接。对人和货物在多模式交通网络中的流动需要建立新的模型，更深入、准确地探究与预测。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强调了构建高质量的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多模式交通网络的发展引发了对人地关系的新探索。关于居民活动和时空关系的讨论、城市空间结构与多模式交通网络的形成与演化已成为地理学及交通规划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
首先，基于新时代的多模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需要建立新的分析与预测模型，探究不同尺度下人和货物的流动。根据尺度的不同，建立对应的模型来解决不同的问题。这里的模型可涵盖交通和地理研究相关的各种模型，模型的目标可以是探究规律，可以是分析因素，也可以是预测未来，等等。其次，传统的基于出行的交通模拟方法由于其对出行动机的忽略、无法捕捉出行行为与活动行为的相关性等诸多缺陷，正逐渐被基于活动的模型所取代。如何建立新的基于活动的交通地理模型，研究多模式交通网络中的出行机理、模拟多模式交通的流动、分析交通网络与地理空间的互动，是值得探索的新方向。再次，近年来基于真实的时空大数据对居民行为进行探究已逐渐成为热点，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分布和移动，并不涉及交通网络的细节和优化模型的构建。如何将多模式交通流分配问题与地理研究结合起来，建立网络均衡、优化模型并探索模型的性质与求解算法，需要更深入的跨学科对话。最后，在布局综合立体交通网的新时代，如何在考虑交通网络和地理空间发展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从社会、财政和环境等方面对地理空间和交通系统的性能进行评估，亦值得深入讨论。

四、 展望篇

王姣娥：低空交通的理论方法与关键技术
王姣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女地理工作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团体标准工作组副组长、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等。主要从事交通与经济地理、大数据与城市交通等研究。任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期刊副主编，《地理科学》《热带地理》副主编，Transport Reviews、Progress in Economic Geography、《经济地理》等期刊编委。
核心观点：低空资源是继土地资源、海洋资源之后国土空间开发的“第三资源”。然而，低空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方法尚不明晰。低空环境复杂、边界层气象多变、空域容量动态变化、公共航路滞后及风险管控不足等挑战，严重制约了低空经济发展，也为交通地理学、交通规划与管理等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试验。
在低空空域改革、技术革新以及国家发展低空经济的战略背景下，人类活动所依赖的资源环境要素从传统的土地、水、能矿、生态等向低空空域资源拓展。低空资源成为继土地资源、海洋资源之后国土空间开发的“第三资源”。近年来，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2个城市相继出台了低空经济发展规划或相关政策文件，低空经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低空经济（Low-altitude Economy）是以真高（离地高度）1,000 m（含）以下、部分地区可延伸至3,000 m高度范围的空域为核心，开展的各类开发、利用和保护低空空域的产业活动，以及相关活动的总和。主要包括：低空科技创新、低空基础设施、低空制造、低空飞行活动及各类场景应用和运营保障服务等。其中，低空科技创新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起降点、低空公共航路和通讯导航等低空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是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支撑；低空飞行活动及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类场景应用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出口；有效降低飞行成本并保障安全性则是低空飞行活动商业化发展的关键。
随着低空空域改革与技术革新，以低空航空器为载体，人类活动从地表空间向低空立体空间拓展。然而，低空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方法尚不明晰。由于低空环境复杂，边界层气象多变，面临空域容量动态变化、公共航路滞后及风险管控不足等诸多严峻挑战，严重制约了低空经济的发展。未来，需通过交叉融合地理学、遥感学、气象科学与人工智能等学科和领域的新进展，解决低空资源“高效开发与风险管控”这一关键科学问题，以实现低空-地表-人类活动耦合的基础理论与空地交通一体化构建关键技术方法创新。
围绕该方向，地理学者可以围绕以下方面开展研究：① 低空人地系统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创新；② 低空资源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与容量动态评估；③ 低空基础设施布局理论方法与公共航路规划关键技术；④ 空地协同视角下的低空立体交通网研究；⑤ 低空产业布局与低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⑥ 低空场景应用与“低空+”产业新模式；⑦ 低空科技创新与创新流动效应研究。
吴旗韬：未来交通地理学研究展望
吴旗韬，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会城市与区域发展委员会委员、《热带地理》《地理科学》编委。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核心观点：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兴交通运输方式，以及日益复杂的人口出行行为，交通地理学需要开展未来新兴交通运输方式和模式的研究、最新分析技术的应用，以及宏观尺度交通网络和微观尺度个人出行行为的综合研究。
交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交通系统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和新交通方式的快速发展，交通地理研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未来需要开展新型交通方式和模式研究、前沿技术方法应用、多尺度交通运输和出行行为的综合研究。通过探索上述研究方向，交通地理学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动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化、高效化和创新化。
首先，未来需要加强对新型交通方式和模式的关注。随着科技进步，低空运输、高速磁悬浮轨道等新型交通运输方式正逐步从概念走向现实，日益融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些新型交通方式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运输效率，还可能对传统交通区位和居民出行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低空运输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77]，而高速磁悬浮轨道则可能促进远距离城市间的快速连接，从而重塑区域经济格局[65]。交通地理学研究需要深入探讨这些新型交通方式对城市空间组织、交通网络优化、人口流动模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其次，未来应拓展前沿技术方法在交通地理学中的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为交通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通过引入这些技术，研究者可以构建智慧交通分析和模拟框架，实现从现象描述、格局分析和过程耦合，向系统模拟和交通预测的转变。智慧交通系统通过整合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城市交通的实时监测、智能分析和精准调度，从而提高交通运行效率。基于智能导航和交通信号灯优化设计的城市智慧交通体系模型，能够有效提升交通管理效率。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可以构建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的交通规划理论体系，通过分析海量出行轨迹和时空信息[78]，为中长期交通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基于大数据的移动模式分析也为理解个体出行行为提供了新的途径[79]。
最后，未来应加强宏观尺度交通网络和微观尺度个人出行行为的综合研究。传统研究往往将其割裂开来，而探索微观居民出行和宏观交通网络的相互影响机制，对于理解空间组织规律、预测交通流动模式至关重要。例如，基于大规模手机用户通讯数据和在线社交网络签到数据，可以构建个体和群体宏微观出行行为预测模型，为城市群交通拥塞的治理、疾病传播过程的预警、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提供新手段[79]。此外，交通大数据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也表明，通过分析居民活动的时空轨迹，可以揭示城市文化特质或结构，并探讨人类文化活动对区域或城市氛围的影响[78]。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探索有助于理解人的微观出行和宏观流动的相互影响机制，为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曹卫东：交通流的未来研究方向
曹卫东，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理与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7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核心观点：交通地理学研究各类要素流动的时空机理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要素流动的载体、形式、数量及其带来的影响效应也在发生变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区域（空间）经济学一般认为地方资源禀赋、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要素流动便捷程度决定着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研究要素流动是研究区域发展的关键之一，这就孕育了交通地理学科的发展。交通地理学聚焦人和物的空间流动时空机制，关注各类要素流动的影响因素、带来的空间效应以及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们要从交通运输流什么、怎么流、为什么流、流的效应、流的趋势等方面关注和研究交通地理学。首先要关注交通运输流，即人口流、货物流，既要关注流动中国的巨量人口流动，追求舒适安全便捷高效，更要关注内外循环下各类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移，力求为各类生产、生活提供快捷低成本的有效物流运输保障。其次要关注和研究交通运输怎么流，除了研究公、铁、水、航空和管道以及多式联运，还要关注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例如低空运输。第三是为什么发生交通运输流动，本质是研究揭示交通运输的驱动机制，需关注产业经济发展差异、人口与资源的分布不均以及地形地貌的影响等。第四要关注交通运输流的影响效应，尤其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移、文化交流与融合等方面。最后还要关注研究交通运输流的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趋势以及智能化趋势。
黄洁：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展望
黄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时空大数据与城市交通地理。主持优青、面上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PNAS等；获省部级学术奖励两项。目前兼任Asian Geographer副主编、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编委等。
核心观点：交通地理学研究具有综合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人为本”导向，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可总结为可持续交通、交通与社会公平、人类活动模拟与预测等。围绕上述方向，交通地理学研究应注重与GIS、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社会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并凸显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性的研究范式。
交通地理学主要研究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交通流的地理分布特征、交通与城市-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等内容。交通地理学研究内容是以“设施网络-运输组织-需求网络-径路网络”理论框架为基础，包含了公路、铁路、民航、航运等区域交通门类，也包含地铁、出租车等城市交通运输组织，以及共享单车、滴滴打车等新兴运输行业[80]。因此，交通地理学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需要与交通工程、运输经济、GIS、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性开展研究。
在此背景下，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可总结为以下三点。首先，可持续交通。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以来，可持续交通就成为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具体研究议题包括：气候变化背景下交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与交通减排政策研究；极端气候灾害、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背景下的交通系统韧性与可持续性研究；绿色低碳出行模式等。其次，交通与社会公平。“以人为本”导向下，基于可达性剖析精细尺度的社会群体移动性差异将成为交通地理与社会科学、城市科学等交叉融合的重要切入点，探讨弱势群体、偏远地区的交通需求，避免与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Transport-related Exclusion）。最后，人类活动模拟与预测。基于海量、个体轨迹或位移数据的人类活动模拟与预测，运用机器学习算法等模拟人类出行决策行为，并提炼群体模式，有助于交通地理学科与社会计算科学、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对话，有利于上述定量学科构建基于交通出行行为的理论质性框架，进而提升交通流预测、舆情监测的精准性，为交通仿真、交通大模型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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