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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5 , Vol. 44 >Issue 7: 1941 - 195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716

Tourism Geography

The political ecology framework for conflict-governance research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

  • ZHANG Haizhou , 1, 2, 3 ,
  • LU Lin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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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Digital Villa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Institute of Guangzhou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2

  Accepted date: 2024-12-03

  Online published: 2025-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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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ource us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in protected areas present unique characteristics. Revealing the distribution logic and the power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breaking the conflict spiral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Political ecology interprets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throug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nkages, providing a theory mean to integrate discrete and fluxes research works of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The paper first compiles works related to tourism activities in protected area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nature of political-ecology relation and internal unity of conflict-governance research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Secondly, based on the epistemology of political ecolog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 based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nflict→governance”, which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nflict, the causality of the structure, the mechanism of the causality, and the governance for the mechanisms. The framework starts with the social conflict events, and extends to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nature and society interactions 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of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Integrating the corresponding classical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logy, four main research topics emerge, i.e.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practical action, power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se topic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causal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the paradigm of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in-depth power structure as a holistic theoretical manner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conflicts over protected area tourism. Finally,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conflict by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conflict over “sky-high priced homestay” in a protected area. The paper synthesizes, compares and evaluat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protected area tourism, bridging fragmented findings to reveal its political ecology dimensions. The proposed research framework bridges a conceptual gap in political ecology, focusing on the intrinsic links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tudy offers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technical suppor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s; tourism; political ecology; conflict; governance; sky-high priced homestay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Haizhou , LU Lin . The political ecology framework for conflict-governance research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7) : 1941 -1954 . DOI: 10.11821/dlyj020240716

1 引言

自然保护地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关键区域，如何实现自然保护与旅游协同发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空间治理的重要命题。通过空间治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1]。我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7%以上[2]。自然保护地存在天然的保护与利用矛盾[3-5]，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关键区域[3]。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污染严重的采掘业相继退出，旅游成为自然保护地最普遍的空间利用方式[4,6]，是实现“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永续发展”等自然保护地建设目标的手段之一[7]。但由于旅游市场化机制跟进较慢、自然保护地严格管控以及社区调节能力有限等系列原因，导致了显著的旅游活动冲突问题[8]。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内含生态分配的复杂关系，把握核心权力逻辑是有效治理的关键。旅游活动带来了自然保护地的流动性，多元目标、主体、行动的短期交互与长期实践重构了传统社区生态利用的人地关系[9]。分红租金、特许经营、点状供地等旅游利用与土地增值带来了复杂棘手的经济冲突问题[10,11]。此外，在发展收益与生态环境成本评估、生态保护资源合法利用、本地社区生活转型成本评估、投资者获取特许经营权协商的非货币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众多与分配相关的非经济冲突问题。旅游以绿色产业著称，其景观美化属性和非接触观赏方式导致了与自然成本相联系的冲突问题被忽视[12,13]。冲突本质在于自然的旅游利用如何决定经济分配，治理内核则需洞察决定经济分配机制的社会权力关系[5,14]。
政治生态学并非独立的学科或理论，是国际人文地理学 ① 研究社会与生态问题的重要领域[14]，被美国国家科学院认定为过去50年促进地理科学变革性研究的五大领域之一[15]。政治生态学“政治 ② ”意指资源收益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动态，近期开始扩展到支配生态主流意识的权力层面[16]；“生态”包含了自然资源利用的自然-社会联系与生态环境结果[17]。该领域认为政治与生态在自然保护地的冲突中广泛联系。不同行动者在生态（保护）意识、损益格局与正义感知上的差异与争议引发了社会冲突，形成破坏行动进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14,15]。政治生态学通过整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式，追溯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人类行动，捕捉行动过程中导致冲突产生的分配逻辑，提供了基于自然-社会交互的权力关系解析冲突形成机制的重要研究路径[18,19]。
目前鲜见针对冲突根源问题展开社会-生态关联成因的系统性研究，线性简化的解决方案思维并未能够产生有效的冲突治理结果，反而形成了冲突螺旋的困局。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政治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构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治理研究框架，以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填补空缺、实现突破。本文具体具有以下3点创新：① 对于政治生态学在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研究的引入，为冲突与治理研究提供了分析经济与权力关系的新思路；② 引入生态分配的理论范式，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研究提供了增进自然与社会关系分析的新维度；③ 基于冲突与治理的辩证逻辑全面探讨政治生态学系列议题，为旅游地理学与政治生态学交叉提供了新路径。

2 研究综述与理论分析

由于东西方在自然保护的政策目标、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和研究范式上的显著差异，政治生态学在我国长期处于缺位的状态。直到近年来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成为国家战略和社会焦点，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规划学等相关学科学者才开始陆续关注到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潜力。政治生态学的本土研究尚处于理论引入阶段，原创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还较少。自然保护是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缘起之一，形成了保护与控制、退化与边缘化、环境矛盾等一系列重要议题[14]。早期，政治生态学者将旅游视为“荒野”和“风景”的英美自然论实践，围绕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等新自由主义保护展开批判分析[20,21]。后期，旅游政治生态学研究逐渐涵盖了自然保护地旅游与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学、生态旅游话语意识的后结构主义批判、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正义的实践行动等领域[12]。研究所展现的多目标实践冲突[22]、旅游商品化对于生态分配的调节[23,24]，以及生态旅游对于自然正义的粉饰[25]，都凸显出自然保护与旅游关系中内含着与生态相关的经济与权力的复杂关联[26]。
目前政治生态学尚未系统地关注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引致的冲突特征以及重构过程，缺乏探讨自然资源的利用、分配和权力关系逻辑的治理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尽管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已有研究涉及了冲突与治理的各类话题，但已有研究忽略了冲突与治理的内在联系，话题分散，缺乏知识整合，学理脉络模糊。为了有效定位政治生态学的贡献点，下文首先梳理分析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冲突与治理两个方面展开文献综述，归纳和反思已有研究的联系与不足，探讨冲突与治理整合的学术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研究范式，论述其对于突破已有研究局限的理论与方法价值，为研究框架的构建提供学理基础。

2.1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冲突研究

冲突是自然保护的内在因素[27]，发生在多个具有强烈意见的主体在保护目标上的差异，以及一方被认为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来维护其利益时发生的情况[28]。自然保护要求的目标转换与排他控制导致了人与人、人与野生动植物物种之间（或者称为生态环境）的冲突产生[29,30]。自然保护源于人类的认知，根植于反复博弈的社会和文化历史的权力关系、以及不断变化的态度和价值观之中，因此自然保护地的冲突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建构[31,32]。旅游发展的介入进一步导致自然保护地在不同主体、不同目标、不同环节以及不同活动中形成了多元形式的利益冲突。例如Wang发现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中具体存在的冲突问题包括土地征用、收入分配、售货权、旅游管理权、房屋拆除、房屋建筑、进入限制和村庄选举等[33]。利益冲突产生于资源保护的意识和利用的转换，与保护和旅游关系中的权利分配密切相关。张朝枝等指出冲突涵盖了从资源利用到价值观念的不同类别，除了制度原因以外，落后的管理结构、不当的旅游运营、有效立法的缺失都是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34]。本土的保护与旅游的权利问题与政府领地治理的制度框架相关联。蔡晓梅等认为各级政府之间的制度选择冲突是本质冲突，涉及了多层级政府政治利益维度的重构、经济利益维度调整以及渐进动态的权力博弈[35]。李群绩等研究发现政府内部激励不相容导致了冲突，并进一步在政企同盟与社区生计问题上加剧[36]。
早期的线性简化思维将冲突解决方案的提出视为冲突研究的终点，但由于忽略了实践层面的贯通性，自上而下的冲突解决方案在实施中遇到自下而上的各种障碍，包括参与意愿、切实的目标、时空尺度、经济激励措施、媒体表述、立法、科学家影响、结果评估等[37]。冲突解决方案临时性缓释或克服了显性冲突。但再分配与再转换也更新了不正义感知的内容，引发新的冲突，形成了历史积累性的冲突螺旋[26]。冲突解决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与方案，而是行动者各方是否感到公平与正义，是否愿意将问题视为共同的问题，并开展合作讨论。本质是一个围绕资源配置结果、程序以及认同等多维度的权力治理问题[37]。从保护与旅游的制度实施过程来看，行动者的价值目标异质性导致资源政策产生了广泛的竞争，不同的行动博弈引发了复杂的冲突，导致了政策失灵与环境后果。资源相关的话语权与分配权既是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也蕴含了治理改进的关键机制。

2.2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治理研究

治理研究的学者拒绝了科学主义生态学将旅游活动与保护对立的冲突观点[38]，深化了保护的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建构观点，指出保护和旅游的生态竞争关系可在社会层面协调[39]。治理超越了国家的责任，关注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等相关的行动者共同实践[40]，揭示由谁掌握定义和实施目标的权力、权威和责任[41]，剖析决定权力如何应用的规则、过程和行动[42]，为保护控制、资源利用、旅游发展等活动的冲突解决方案提供理论支持[43]。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治理深受布卢明顿学派（Bloomington School）经典的公共池塘资源、社会-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治理理论体系的影响[44]，相关研究从降低干扰（例如环境承载力[45]、可接受的极限[46]等）逐渐向协调目标（例如生态旅游[47]、可持续旅游[48]、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49]等）转变，整体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方法转向[50]。治理突破了单中心的、线性的管治思维，主张多目标权衡性[51]和适应性动态协商[52]，提倡提供多中心的制度推动权力在多元行动者之间再分配以产生合作，形成协同作用，弱化利益冲突[53]。
与冲突研究相一致，治理研究同样强调社会和生态相关联的关系性。Nyaupane等人发现，由于实践中自然保护地往往是落后地区，不健全的公民社会、低效的管理机构、以及能力有限的公众等因素产生制度之外的权力关系会导致治理的失败[52]。Farrell等也指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治理除了要考虑竞争利益之间的权衡与合作，也需要通过管理来增强抵抗干扰的适应能力[54]。自然保护地具有极端脆弱的地理环境和动态依赖的资源价值，一方面导致科学的、标准统一的保护与开发策略失灵，为自上而下的治理实践带来意想不到的自然社会条件，反过来也为市场和社区自下而上的冲突抵抗提供了“弱者的武器”。尽管强调了分权与协商，但治理学者以理论供给为特征的研究范式依然难以触及冲突产生的历史实践，治理的安排没有为规避或解决冲突提供深入有效的方案，甚至滋生了新的机会主义问题，同样出现了“冲突螺旋”的现象。

2.3 政治生态学的冲突与治理研究

如前文所述，管理学、规划学以及传统的地理学领域的冲突研究范式往往是普遍主义和决定论倾向的。这类研究以环境冲突的严格定义为出发点，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理性的角度探讨环境冲突事件的解决方案[18]。然而这种非政治保护叙事在功能上默认了现有权力结构，指导着问题的框架和定义，掩盖了核心的深层权力问题[55]。政治生态学从关注资源的获取和控制，转向了对冲突人地互动的历史实践的关注，通过调查资源利用与土地管理如何变化，以及多级权力互动如何改变环境，能够对导致冲突的生态社会过程进行推断[14]。政治生态学利用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政治理论和方法，承认话语和意识在社会与自然共同生产中的作用，关注资源利用过程中的人类与自然互动实践[19]。政治生态学通过生态分配的冲突研究范式，创造了新的研究视角，以审查和解构自然保护与发展叙事所强化的权力结构 [14,56]。针对冲突与治理的研究而言，政治生态学能够（1）通过历史分析重新认识生态稀缺性、丰裕性和依赖性的时间过程；（2）通过反思冲突进程的尺度，揭示冲突的结构性问题及其背后的隐性责任；（3）为把握冲突过程与形式之间更细微的关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解释；（4）将资源和环境视为复杂的社会物质客体，捕捉实践和叙事，赋予能动性；（5）基于生产和消费的权力关系为保护商品化与社会想象提供深入的解释[18]。
保护与发展改变了生态分配，重构的生态社会权力结构不仅改变了资源生产和环境结果，也引发了新的成本与利益分配，进而出现复杂关联的冲突问题。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分配冲突研究不仅包括了工资、价格、利润或租金的经济分配，也强调社会和环境成本的内部化问题和与发展项目和生计有关的估值权力争夺[57]。这同时涉及分配经济结果的正义性和分配过程中估值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与反抗问题。例如Campbell等认为公园、保护区以及生态旅游作为西方价值观的表征不断被不同利益群体所建构，作为战略部署、保护叙事和消费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决定了自然保护地的物质后果[58]。Marzo等的研究指出旅游将“荒野”作为消费体验推动保护的商品化，这种非政治化的手段建构了更具参与性的保护手段，但行动者之间深刻的权力不对称增加了冲突的频率和强度[59]。
对于权力的理解，政治生态学超越了传统政治学指代的纪律性的政府管治，在福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思想的启发下转向了更加复杂多元的生态权力特征与关联[57]。多维度的权力理论整合为冲突与治理问题的链接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冲突权力原因研究中纳入了治理的权力配置思考。福柯认为知识体系和专业知识话语通过对人类和非人类的近距离和远距离监管，在多种关系中管理“行为的实施”，从而提出对事物的正确配置方式，实现治理的艺术[60]。政治生态学家提出了环境治理术（Environmentality），意指政策措施产生环境主体性行为的过程。当代新自由主义保护通过建立激励结构遏制环境退化，激励的本质是调整生态分配以影响个体对自然资源的处置[61]。其中生态、自然、环境和资源，作为需要被保护的话语建构，推动治理对象化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权威的科学知识、政策和全球文化框架中转换为主体性权力施展的现实[62]。环境治理术囊括了纪律、主权、新自由主义（市场）和真理四种形式[63]。Fletcher研究发现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自然保护工具，将纪律性技术和新自由主义的环境治理术相结合，同时涉及经济激励措施的推广和各种纪律性技术的使用，旨在使当地参与者适应生态旅游的话语真理[64]。治理术的不同形式相互重叠、融合、分裂、竞争、挑战，构成了现实中的生态政治实践[61,62]。Youdelis发现不同的环境治理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相互矛盾的，将保护和发展的利益分配推向了对立，助长了社区的不平等和个人主义，形成了新的社区冲突[65]。
政治生态学家认为冲突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驱动力，从根本上暴露了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通过对立意识和抵制行动的涌现创造了生成替代方式的关键因素。改变不可持续性的倾向蕴含着推动更可持续的社会转型的变革力量[66]。生态分配和环境治理术的整合从理论上涵盖了冲突与治理实证研究的分散化内容，为该领域的深化提供了重要范式支持。生态分配在收益以外的估值与价值观是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不同治理实践的现实体现。生态分配的治理目标是改变资源的获取利用、估值和价值观的权力体系[66]。治理术的不同形式组合是发挥权力的作用，通过话语实践将社会同化为事实，在实践中表现为文化主流，强加价值和信仰体系，弱化分歧[67]。生态分配提供了自然与社会联系的理论路径，环境治理术则深化了不同形式分配权力相互转化的机制分析方法。因此从建设性而不是规避性的观点来理解冲突，冲突与治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特征。结合生态分配和环境治理术的相关理论，政治生态学的治理研究可以通过权力机制转化，改变冲突的生态分配结构，实现目标的社会合作。

3 研究框架

尽管政治生态学家已经针对自然保护空间如何成为冲突舞台这一问题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14,18]。但从自然保护与旅游活动的互动出发，联系冲突与治理的政治生态学研究还缺乏关注。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保护关联性、自然商品化、利用隐蔽性和消费流动性等特征产生了独特的生态分配冲突[13]。形式各异的冲突理论与实践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治理在冲突循环中看似意外，无章可循。政治生态学将客观的资源利用与生态分配相关联，刻画实践背后的权力结构，为自然与社会、冲突与治理、事件与历程的连接与整合提供了重要基础。在前文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治理相关文献综述和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研究框架（图1）。
图1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治理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框架

Fig.1 Political ecology framework for conflict-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 tourism

框架从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社会冲突事件切入，向自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实践延伸，基于冲突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探索以冲突结构、结构成因、成因机制、机制治理为主线的“冲突→治理”分析思路，借鉴政治生态学相应的经典理论，形成了生态分配、实践行动、权力结构和环境治理术研究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议题并非政治生态学唯一的视角，也不是冲突与治理实践中所涌现的全部内容。各议题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并且可通过生态分配与深层权力的范式整合，增进了研究者对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治理的整体性理论把握。研究者既可以“以科学问题为中心”的目标对4个议题展开理论研究，也可以面向解决个案冲突目标的实践应用层面，从冲突事件入手，沿波讨源冲突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结构，对个案的4个议题展开系统性的研究，揭示冲突治理的内在复杂机制，关照社区发展与自然正义，构建破解“冲突循环”的治理术组合。研究框架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自然保护地优化的相关分析工作提供思路指引，相关结论对于自然保护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善治具有参考作用，能够为远期提升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福祉提供理论启示。下文将详细叙述4个议题的具体研究内容，并模拟研究框架应用于解决个案冲突的实践分析。

3.1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生态分配研究

生态分配是打破研究者局限于对冲突表层现象的关注，转向对冲突的结构性问题及其背后的隐性责任进行探索的理论方法[57]。生态分配结果的正义问题展示了冲突的直接原因，对分配过程中生态资源的估值以及价值观分析则揭露了更深层的人与自然关系差异性导致的冲突原因。基于Martinez-Alier等人的生态分配冲突的理论体系[56]，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应该从生态资源旅游利用的转换开展生态分配研究，从收益格局、估值程序和估值价值观三个方面把握冲突的核心内涵：（1）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收益格局。货币收益是最直观的分配结果，通过对冲突时间截面的利益相关者各自的旅游货币收益结果、成本投入及收益诉求进行匹配分析，捕捉冲突背后关键的收益不均衡点。（2）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估值程序。以收益不均衡点为切口，提炼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收益诉求中的生态估值标准，展示估值不认同如何导致了既有的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差异化的收益诉求，关注生态社区的利益表征。（3）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价值观。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估值逻辑提炼其自然资源及其旅游利用的价值观，反思产生价值观不一致的社会制度原因，归纳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形成的“收益-估值-价值（观）”的整体内涵。

3.2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实践行动研究

冲突具有自身的历史累积与演进性特征，政治生态学通过对生态分配的历史分析追踪冲突形成的社会制度原因[18]。尽管自然保护、旅游发展决策都以可持续为目标，但作为制度变革，实践过程都直接或意外地产生新的生态分配冲突[14]。实践行动研究基于Blaikie等经典的政治生态学实践理论[68]，围绕生态利用与分配所形成和运行追问冲突产生的原因。以生态分配分析结果为起点，借助解释链的方法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分配实践研究重点考虑制度实践过程、市场响应过程和实践目标差距3个问题：① 制度实践过程。对生态资源利用冲突的历史进行系统整理，分析不同的历史制度对于冲突产生的影响，提炼出自然保护制度、旅游发展制度以及二者的互动所产生的独特作用。② 市场响应过程。关注不同制度的历史实践中市场的反映，调查生态资源的原始利用价格、旅游商业价格以及资本租赁价格，追踪生态资源与价值在不同行动者的流动，刻画制度如何塑造了流动，关注地方性知识与制度互动的独特作用。③ 实践目标差距。从历史阶段性的目标差距入手，结合制度实践与市场响应的分析，利用解释链对于生态分配结果进行细致的因果追踪，围绕生态资源利用的稀缺性、社区不断演变的地方性知识揭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的历史实践原因。

3.3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权力结构研究

政治生态学的政治强调通过多种形式行使和协商权力的实践过程[69]。存在于社会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关系，是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是权力问题[70]。权力并非只是压迫现象，也是一种生产性现象，构成了自然分配冲突治理的基础。因此治理研究需要清楚导致和维持当前社会行动逻辑的权力结构，寻找迈向正义的权力转化机制。以Cederlöf等关于政治生态学的权力工具为基础[71]，利用行动者网络统筹有形的物质权力、无形的话语权力以及内在的意识权力，对接生态分配的“收益-估值-价值（观）”的权力结果，权力结构从物质权力、话语权力以及意识权力3个层面展开问题研究：① 收益分配的物质权力。基于生态分配的收益格局识别生态资源的获取权、旅游的发展权，分析不同行动者的持有权利探索获取权与发展权如何互动最终导致了生态分配的货币收益冲突。② 估值分配的话语权。对生态分配的不同行动者估值特征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估值差异产生的相关原因以及对冲突产生的影响，追踪主流估值程序地方性知识形成过程，揭示隐蔽的话语权力，提炼保护与旅游在话语权力中的互动与博弈，分析其对估值和价值观的影响。③ 价值观形成的意识权力。对生态资源利用的主流价值观进行历史分析，探索主流价值观变迁的历史社会原因，关注意识变化如何导致话语权力以及物质权力的生产，分析日常生活中物质、话语和意识之间的权力互馈逻辑。

3.4 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的环境治理术研究

政治生态学分析的最终目标是推动社会产生基于自然正义的变革性实践[14]。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已在商业化和资本化的霸权叙事中形成新的地方性知识与地方内在权力结构。政治生态学指导下的替代性治理路径能够突破既有的冲突循环，其关注集体实践行动中各行动者之间的权力依赖，本质是应用治理术重构社会权力结构，引导、控制和规范行动者从而建立新秩序的过程[63,64]。在前文系列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可以引入Fletcher的多重环境治理术框架[61]，探索推动权力转化，实现行动者社会合作的关键治理技术，重要考虑以下问题：① 正义目标下的政策实践差距研究。梳理自然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各类政策和制度目标，分析目标与实践最终形成的差距，归纳不同制度的差距特征，结合生态分配和历史阶段的研究结果，分析制度之间差距的关联机制，探讨地方性知识具体的形成机制。② 制度实践的循证设计研究。循证设计强调在实践差距的调试中开展动态的制度设计，规避制度实践中对于核心目标的脱离。制度循证设计研究以差距的历史研究和目标的协同研究为基础，形成新的制度设计，紧密观察与跟踪制度变革下的实践过程与反馈，通过必要的制度调试来保证自然正义的实践目标。③ 生态分配正义的治理术研究。制度实践的关键是有效的执行与目标实现，在循证设计过程中分析实践差距对于治理困境形成的具体作用，结合生态分配权力转化逻辑，探索协调和保障有效执行的“纪律-主权-市场-真理”的治理术战略组合。

3.5 研究框架的应用示例

民宿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一项常见的旅游活动，近年来以“天价民宿”为代表的相关冲突频发。一方面，其降低了旅游者体验，引发旅游形象危机，另一方面其背后隐含较高的利润攫取，导致社区对正义的感知缺失。该问题一直作为市场供需的商业矛盾被处置，但始终处于监管困境，治理效果不佳。研究者可利用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对“天价民宿”这一典型生态冲突事件展开系统性分析，揭示根源性冲突原因，构建替代性治理方案，以下模拟展示研究框架的具体应用（图2）。
图2 研究框架应用示例

Fig. 2 Example of the framework application

首先按照研究框架的分析步骤，研究者关注天价民宿冲突事件中的生态分配问题，聚焦民宿所利用的土地和景观等资源，溯源资源的收益格局、估值程序和价值（观），捕捉与冲突相关的重要节点。消费者、经营者、社区、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权力相关者对自然保护区域内民宿的高价经营存在着显著的价值观差异，例如个体之间对受保护的生态空间是否应发生民宿活动交易以及谁应参与交易的价值逻辑是不同的。抑或是估值程序在行动者之间缺乏认同一致性，例如不同个体对民宿的土地、租赁、改造、服务、品牌等不同环节的估值及其对价格的影响感知不同，对于生态环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逻辑不明晰，从而产生彼此之间的估值程序不认同。
其次，锚定关键的冲突节点展开实践行动分析。以利益相关者对于民宿空间利用的估值程序缺乏认同为例，通过解释链的方法探析空间的估值程序的制度实践和市场响应。系统梳理不同的资源利用阶段的土地和景观的估值逻辑，对比和联系阶段内和阶段之间程序产生过程，识别持续的冲突焦点，调查不同行动者对于冲突焦点的作用以及相应的市场表现。进一步对比分析政策理论逻辑和市场实践结果的差距，结合以上的分析结果剖析估值程序冲突如何导致了现实的意外结果，提炼出导致冲突的主要制度实践机制。
再次，分析制度实践机制的关键权力结构。例如关键制度实践机制之一是在生计转型过程中，社区和民宿创业者的联盟与地方政府共同通过政策组合重建了估值程序，将受保护的生产土地转换为商业空间，形成了显著的租隙效应。这一机制受制于政府、社区、投资者、经营者等不同行动者在生态收益和估值程序上的权力分配。刻画这些层面的权力分配格局，并从实践机制的权力分配层面分析权力互动和转化的外部原因与内在逻辑。
最后，构建新的环境治理术。结合冲突解决和自然正义两大目标，基于实践冲突机制和权力转化逻辑的研究结果，分析既有的民宿政策以及资源利用制度在纪律、主权、市场和真理层面的作用，例如民宿与生态文明、旅游扶贫、乡村振兴等地方发展正面议题的联系，对于土地利用权力结构的直接影响。进一步基于前文的冲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借助循证设计思想展开模拟计算，广泛预测新的制度设计对生态的价值观、估值程序以及损益分配可能发挥的实践作用，并评估这些作用对人地系统自然正义的影响，形成相对抽象的治理术组合指导具象程式化的规划与政策编制。

4 结论与讨论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1]，探明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的结构性成因、把握治理的内在核心逻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作。但现有研究对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中自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缺乏基于冲突与治理的内在统一性的深刻把握。本文引入政治生态学认识论，结合生态分配、权力论、环境治理术等重要理论，以冲突结构、结构成因、成因机制、机制治理的“冲突→治理”实践逻辑为主线，构建了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与治理研究框架。本文的核心学术贡献如下：
首先，本文梳理和比较了不同学科的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研究，桥接了离散的研究结论，揭示了政治生态学内涵。尽管受到布卢明顿学派自然资源治理思想的启发，相关研究已经关注到自下而上的资源利用与分配问题，但更多局限于单次冲突的事件时间尺度和科学问题导向的治理理论构建。“就事（理论）论事（理论）”的研究范式极易产生“冲突螺旋”的实践悖论。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事件研究范式，转向了对冲突背后以资源为中心的人地关系历史进程的探查，在生态与社会的复杂联系中揭示冲突产生的深层次自然-社会原因，为治理提出了新的替代路径。政治生态学为离散化的、复杂流变的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与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整合与提升的路径指引。
其次，本文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弥补了政治生态学系统研究自然保护与旅游活动内在联系的缺口，推动了政治生态学从批判主义视角转向了与建构主义的融合。框架能够指引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研究从冲突事件的截面结果调查转向对冲突实践形成机制的历史探查，并通过治理的权力机制解析提出替代性治理方案。生态分配、实践行动、权力结构和环境治理术4个议题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展示了利用政治生态学方法解决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构建有效治理方案的实践路径。与此同时，这些议题也彼此独立，是政治生态学不同的经典理论在自然保护地旅游情境的具体应用，为已有实证研究向自然—社会关系和权力分配机制的理论深化提供指引。研究框架强调了保护与旅游交叉作用下的生态资源利用与收益分配的独特性，为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已经普遍“内化”的机会主义问题打开了以权力变革迈向自然正义的理论窗口。
最后，本文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技术支持、理论指导和话语传播层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框架为我国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过程中解决结构性生态分配矛盾提供理论技术支撑。生态分配与环境治理术的相关理论为政府突破技术或经济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从生态分配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入，为探索地方自然保护地旅游善治方案提供创新思路。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转向也响应了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政治性理论研究指示，有助于面向世界构建“美丽中国”的话语叙事，传播自然保护地的旅游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
此外，本文也受到学科、理论与技术能力的限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自然保护地旅游的冲突与治理研究成果丰富，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涉猎广泛，可能导致关键研究成果的遗漏，例如生态科学与环境工程领域。另一方面，研究框架构建的“冲突→治理”的线性结构依然没有完全脱离理性主义思维，可能会导致实践中意外但重要的自然-社会关系以及权力机制被忽略，同时更加微观但切实有效的哲学理论和调研技术尚未被体现。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希望能够启发更多跨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这一研究，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升研究框架，完善自然保护地旅游活动冲突治理的政治生态学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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