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5 , Vol. 44 >Issue 8: 2267 - 228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989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Vertical zonality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Alpine Canyon Area of Southwest China

  • ZOU Lu ,
  • ZHOU Hong ,
  • YAN Jianzhong
Expand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9-19

  Accepted date: 2025-03-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7-31

Fold

Abstract

Studying the vertical zonality variation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law of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providing basis for agricultural restructuring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71 farmers in Alpine Canyon Area of Southwest China,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 into three types: disintegration, invariability and intensific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vertical zonality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the Alpine Canyon Area. Probit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s and its z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crop-livestock system of smallholders in the study area showed three different trends: disintegrating, unchanged and strengthening. Some 49.21% of households' crop-livestock system disintegrated, 36.08% remained unchanged, and 14.71% strengthened. (2) The change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the Alpine Canyon Area showed a certa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vertical zone, disintegration was prevalent in the valley area, the mid-mountain area showed a certain strengthening trend, while the high mid-mountain and alpine areas tended to remain unchanged. (3) Changes in crop-livestock system were influenced by labor migration, agricultural assets, policy subsidies,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Labor migration and policy subsidies promot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while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ols can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4)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economy and resource endowment led to different evolution track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different zones. Poor valley resources led to significant rural labor shifts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 transition among farmers driv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rop-livestock systems. Abundant cultivated land and grassland resources and increased non-agricultural income in the mid-mountain zone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crop-livestock system was intensified. Farmers in high mid-mountain and alpine regions sustained their livelihood through rich forest and grassland resources. However, due to poor infrastructure, low agri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ligious influences, they maintained traditional production methods for a long period, resulting in a persistent crop-livestock system.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ge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s from the vertical zonal scal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law of agricultural system and realizing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s; vertical zonality; influencing factor; Alpine Canyon Area of Southwest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ZOU Lu , ZHOU Hong , YAN Jianzhong . Vertical zonality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Alpine Canyon Area of Southwest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8) : 2267 -2284 . DOI: 10.11821/dlyj020240989

1 引言

一直以来，小农农户将作物-牲畜综合生产系统（简称作物-牲畜系统）作为家庭生计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来源[1]，围绕其进行生产生活，种植业和养殖业构成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2]。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通过种植提供家庭消费所需的口粮和牲畜所需的饲料，通过养殖提供家庭所需的肉类消费[3]和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4]，剩余牲畜则拿到市场进行销售以获取家庭所需的现金收入[5,6]。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转移，农户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和资金约束发生改变，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活动发生显著变化，可能对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产生挑战。
关于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较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发生劳动力转移的家庭养殖业得到发展[7]，农业生产规模扩大[8,9]，作物-牲畜系统趋于强化。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遍经历了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10]，进一步的实践证明，专业化的种植和养殖会造成作物-牲畜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被打断，带来农业资源利用率下降、土地肥力降低等问题[11]。为了应对这种状况，不少发达国家又考虑将专业化的种植和养殖重新耦合[12]，形成区域尺度上的作物-牲畜系统[13]。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项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了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2]。耕地撂荒[14]、农地退耕[15]、土地转出[16]、缩减饲养规模甚至退出牲畜饲养[17]等现象显著，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作物系统和牲畜系统之间发生了脱钩与分离[3]。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中国同时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农户比例已从1986年的71%下降到2017年的12%，中国的种植和养殖在家庭层面已经解耦[18]。然而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研究也发现了农牧民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多样化牲畜策略[19]，带来牲畜养殖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这说明不同地区的作物-牲畜系统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关于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受到了劳动力转移的消极影响[2]，同时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农户比例与非农活动的收入占比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18]。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证实了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及家禽家畜养殖的比例[8,9]具有积极作用。还有少部分研究探讨了政策补贴[20]、家庭资产[21]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西南高山峡谷区位于四川省、云南省以及西藏自治区的交界地带，海拔在89~6,826 m之间。该地区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包含了河谷、半山、高半山和高山等不同的地貌类型，在垂直地带上呈现出明显的地理分异特征。河谷地带通常地形平坦，地势较低，水热条件好，但区域范围较小，人均耕地资源少；半山地带区域范围大，耕地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且该地带温度适宜，降水充沛，距离高山草场较近；高半山、高山地带海拔高，地形起伏度低，耕地资源丰富，林草茂盛，土壤肥沃，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地带间在地形地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不同地带的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同时，作为典型的农牧混合区和生态脆弱区，西南高山峡谷区农业的良性发展关系着农民生计、农村发展、国家粮食安全和地区生态保障，因此研究该地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及垂直地带性特征，对于发展特色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作物-牲畜系统的单一变化，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强化、解体和重耦等不同的变化趋势，这对于认识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已有研究未将作物-牲畜系统的不同变化进行综合的对比分析，更未关注作物-牲畜系统在垂直地带上的变化差异。而研究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明晰农业系统演变规律及其地理分异特征，为农业生产重构及差异化发展提供依据。因此，本文选择西南高山峡谷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在不同地带获得的571户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考虑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探究作物-牲畜系统的多种变化情况，总结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垂直地带性特征，并实证研究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提出西南高山峡谷区农业生产重构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

2.1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类型的划分

在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中，农户既种植一定面积的耕地，又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即农户兼顾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22]，且两者之间的规模相互匹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以作物-牲畜系统为核心的小农经济正在发生变化[23]。工业化、城市化带来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农户退出种植和养殖的现象普遍[24,25]，作物-牲畜系统面临着解体的风险。部分农户在非农收入增加和各类农业政策的刺激下，转入土地进行耕种[26]或扩大对牲畜的养殖[7]，作物-牲畜系统表现出强化的趋势。还有部分农户仍然维持着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生产方式，保持作物种植和牲畜饲养的规模。因此，本文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分为解体、不变和强化3种类型。
从字面意义来理解，作物-牲畜系统解体是指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之间的相互联系减弱甚至断裂。从农业生产行为的角度，当农户退出牲畜饲养或者作物种植，抑或退出全部的农业生产活动，不再参与种植和养殖，作物种植与牲畜饲养之间的联系断裂，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不复存在，作物-牲畜系统发生解体[18]。而同时参与种植和养殖的农户，农业生产的规模也可能发生变化。当农户减少作物种植面积或缩减牲畜饲养规模时，作物种植与牲畜饲养之间的联系减弱，也可以认为作物-牲畜系统解体[3,18]。而当农户增加作物种植面积[9]或扩大牲畜饲养规模时[7]，可以将其视为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但当种植和养殖的变化相反时，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类型主要通过牲畜饲养规模的变化判定。一是因为在传统小农户中，牲畜饲养比作物种植花费时间更多且灵活性更差，牲畜养殖的变化更能反映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和依赖程度；二是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农户牲畜饲养的变化远大于作物种植的变化：种植面积增多而养殖数量减少的农户，种植面积户均增加0.11 hm2，养殖数量户均减少10.13头 ① ；种植面积减少而养殖数量增多的农户，种植面积户均减少0.28 hm2，养殖数量户均增加42.10头。综上，本文综合农户的农业生产参与行为以及过去20年种植规模和养殖规模的变化来划分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类型，具体划分标准参见表1。
表1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类型的划分标准

Tab.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the types of changes in crop-livestock systems

农业生产参与行为 种植变化 养殖变化 农业系统 作物-牲畜系统
变化类型
仅种植 农户退出牲畜饲养，仅参与作物种植 解体
仅养殖 农户退出作物种植，仅参与牲畜养殖 解体
退出种植和养殖 农户退出农业生产活动，不参与种植和养殖 解体
参与种植和养殖 面积减少 数量减少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但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均减少 解体
数量不变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养殖数量不变，但种植面积减少 解体
数量增多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但种植面积减少，养殖数量增多 强化
面积不变 数量减少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种植面积不变，但养殖数量减少 解体
数量不变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均不变 不变
数量增多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种植面积不变，但养殖数量增多 强化
面积增多 数量减少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种植面积增多，但养殖数量减少 解体
数量不变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养殖数量不变，但种植面积增多 强化
数量增多 农户参与种植和养殖，种植面积和养殖数量均增多 强化

2.2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理论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分阶段推进的[27]。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同样有其演进的规律。不少学者认为农业发展可以分成3个阶段：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维持生存农业阶段；以多种经营和增加收入为特征的混合农业阶段；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化商品农业阶段[28]。也有学者将其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现代农业三个阶段[29]。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需要将其改造为现代农业[30]。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但是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农业生产逐渐趋向市场化和理性化，呈现出从生存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和转型[31]。
农户的行为决策决定了农业转型的方向。经济学认为，农户是理性小农，因此，本文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分析作物-牲畜系统变化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决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理性的行动者总是采用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32]，但其忽略了在行为选择过程中对意识活动和环境的分析[33]。基于此，Jeffrey等人提出了“充分理性”这一概念，强调个体的行为是“内嵌”于社会场景之内的[34]，理性的选择不仅重视行为个体的利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环境的影响[35]。
具体到本研究来说，农户具有理性选择的特征。一方面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是在保证生计安全的基础上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36]；另一方面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会受到社会经济、政策制度、自然环境等的影响。如河谷的资源禀赋条件较差，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非农就业机会多，农户会为了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水平而选择转移到非农就业，从而减少或者退出农业生产；半山气候条件较好，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农户生计多以农牧业为主，同时由于其靠近河谷，存在一定的非农机会[37]，为进一步增加家庭收入，农户可能会选择将非农收入投资于农业，如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等；而在高半山、高山地带，丰富的耕地为种植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充足的草地资源则使畜牧业能够蓬勃发展，高半山、高山地带的农户能够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其生计转型和农业生产发生变化的概率较小。即不同地带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等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户农业生产的行为决策，最终导致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发生不同的变化。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典型县市概况

本文选取西南高山峡谷区的四川省康定市、云南省云龙县及西藏自治区波密县作为典型县市（图1）。3个县市在地理位置、产业发展、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康定市位于四川省西部，最高海拔6,556 m，旅游业较为发达，交通便利，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该地区多种植花椒、青脆李等经济作物，养殖业以生猪、黄牛等为主；云龙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地形复杂，最高海拔3,663 m，农户生计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玉米等粮食作物，同时养殖一定的生猪、黄牛，经济相对落后；波密县位于西藏东南部，地势起伏大，最高海拔6,648 m，林下资源丰富，农业、畜牧业和旅游业发展较好，农户多种植青稞、小麦等，养殖以黄牛、奶牛为主。各典型县市的基本情况见表2。
图1 研究区区位图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23)2767号）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表2 2022年典型县市基本情况

Tab. 2 Basic situation of typical counties and cities in 2022

县市 面积（km2） 农村常住人口（人） 农作物播种面积（hm2） 牲畜出栏量（头） 人均GDP（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康定市 11,593 57,100 5,133 54,800 93,701 19,260
云龙县 4,401 128,000 32,760 625,000 42,591 13,728
波密县 16,760 24,744 5,699 122,733 92,925 18,657

注：表中数据均来自各县市官方统计局。牲畜出栏量包括牛、羊、猪的出栏量。由于波密县未公布2022年数据，采用2020年数据。

3.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3年6—9月在3个典型县市开展的农户问卷调查。样本农户的选择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根据地形特征、海拔高度、经济发展水平、作物种植、牲畜养殖等特征选择11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选择2~6个村，一共40个典型村进行农户调研。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法就家庭的人口迁移、作物种植、牲畜饲养、收支情况、资源资产等与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71份，其中河谷71份，半山192份，高半山276份，高山32份。

3.3 研究方法

3.3.1 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的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类型，包括解体、不变和强化，而作物-牲畜系统发生不同变化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分别构建作物-牲畜系统解体（作物-牲畜系统是否解体）、不变（作物-牲畜系统是否不变）以及强化（作物-牲畜系统是否强化）的影响因素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为离散的二值选择性变量，而Probit模型能够依据累计正态概率分布进行估计，对二值选择问题进行全方位阐释[38]，本文选择Probit模型构建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模型，设定如下表达式：
Y i = { α + β i X i + ε }
式中： Y i表示第 i个农户的作物-牲畜系统变化情况（是否解体/是否不变/是否强化）。 X i表示解释变量； β i为待估系数矩阵； α为常数项； ε为具有正态分布特征的随机扰动项。

3.3.2 变量选择

结合已有研究及作物-牲畜系统的特征，拟从劳动力转移、家庭基本特征、耕地资源禀赋、农业资产、政策补贴和区位特征等方面选择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
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转移到非农行业从事非农工作。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是农户农业生产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不同的转移程度可能导致农户采取不同的农业决策。劳动力转移可以从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转移劳动力的质量、转移后的收入以及转移年限等方面来度量[17]，因此选取务农劳动力数量、户主是否转移、非农收入、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作为劳动力转移程度变量。
家庭基本特征。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活动，选取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及平均健康状况等反映家庭劳动力供给特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耕地资源禀赋。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会直接影响农户的耕种行为和决策选择，选取承包地面积、耕地质量作为农户耕地资源禀赋的变量。
农业资产。家庭农业资产能够反映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以及依赖程度，选取农机个数、饲料加工设备数量代表家庭农业资产拥有情况。
政策补贴。政策的引入以及政府的补贴可能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在高山峡谷区，为了应对生态退化，政府推出了“禁牧轮牧休牧”等政策[39]，给农户提供一定的草场补贴，因此选取是否具有草场补贴作为政策补贴的代理变量。
区位特征。距集镇的距离反映农户获得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此外，为了探究地带特征对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差异，设置河谷地带、半山地带、高半山地带、高山地带等地区哑变量并放置在不同模型中。
变量的选择、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选择、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 3 Variable selection,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作物-牲畜系统是否解体 是=1；否=0 0.49 0.50
作物-牲畜系统是否不变 是=1；否=0 0.15 0.35
作物-牲畜系统是否强化 是=1；否=0 0.36 0.48
解释变量 务农劳动力数量 农户家庭参与农业活动的劳动力人数（人） 2.17 1.22
非农收入 家庭劳动力非农收入之和（万元） 4.54 6.75
户主是否转移 户主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1；否=0 0.23 0.42
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 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最早时间至今的年限（年） 7.92 9.6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人） 4.49 1.70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岁） 38.11 10.47
家庭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优=1；良=0.75；中=0.5；差=0.25 0.83 0.15
承包地面积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hm2） 0.91 1.42
耕地质量 高质量=1；中等偏上=0.8；中等质量=0.6；中等偏下=0.4；低质量=0.2 0.67 0.16
饲料加工设备量 家庭拥有的牲畜饲料加工机的数量（个） 1.55 1.73
农机个数 家庭拥有的省工性农具（包括微耕机、柴油机、食品加工机、收割机）的数量（个） 1.87 1.53
是否有草场补贴 是否有政府发放的草场补贴：是=1，否=0 0.91 0.29
距集镇的距离 农村住宅离最近集镇的距离（km） 10.08 10.27
河谷地带 河谷地带=1，其他地带=0 0.12 0.33
半山地带 半山地带=1，其他地带=0 0.33 0.47
高半山地带 高半山地带=1，其他地带=0 0.48 0.50
高山地带 高山地带=1，其他地带=0 0.06 0.23

4 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4.1.1 作物-牲畜系统的总体变化

统计发现（表4），571户农户中，有281户（49.21%）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其中近一半的（139户、占比49.47%）农户退出养殖、退出种植或者完全退出农业生产，其余142户（50.53%）农户虽然维持着种植和养殖活动，但存在着减少种植（18.15%）或减少养殖（42.34%）的行为。此外，有84户（14.71%）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一定的强化趋势，其中78户（92.86%）扩大了牲畜饲养的规模，6户（7.14%）增加了种植面积。剩余206户（36.08%）农户种植和养殖规模均未发生改变，作物-牲畜系统基本维持不变。可见，西南高山峡谷区农户的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有近一半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发生了解体，约1/3的农户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有约1/6的农户增加了种植和养殖规模，作物-牲畜系统得到强化。
表4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特征

Tab. 4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

作物-牲畜系统
变化类型		 农业生产参与行为 种植变化 养殖变化 户数（户） 比例（%） 总计
户数（户） 比例（%）
解体 仅种植 71 25.27 281 49.21
仅养殖 29 10.32
退出种植和养殖 39 13.88
参与种植和养殖 面积减少 数量减少 28 9.96
面积减少 数量不变 23 8.19
面积不变 数量减少 86 30.60
面积增多 数量减少 5 1.78
不变 参与种植和养殖 面积不变 数量不变 206 100.00 206 36.08
强化 参与种植和养殖 面积减少 数量增多 19 22.62 84 14.71
面积不变 数量增多 47 55.95
面积增多 数量不变 6 7.14
面积增多 数量增多 12 14.29

4.1.2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垂直地带性特征

统计发现（表5），研究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垂直地带分异规律，位于不同地带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趋势不同。随着地带的提升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农户比例减少，而作物-牲畜系统不变的农户比例增加。分地带来看，虽然各地带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比例均高，但河谷地带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比例最高，67.61%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已经解体。作物-牲畜系统强化的农户主要分布在半山地带，约1/4（24.48%）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强化趋势。高半山和高山地带农户作物-牲畜系统不变的比例最高，有近一半（分别为44.20%和46.88%）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
表5 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特征

Tab. 5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s in different zones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类型 统计类型 地带类型
河谷 半山 高半山 高山 总计
解体 户数（户） 48 89 131 13 281
比例（%） 67.61 46.35 47.46 40.63 49.21
不变 户数（户） 13 56 122 15 206
比例（%） 18.31 29.17 44.20 46.88 36.08
强化 户数（户） 10 47 23 4 84
比例（%） 14.08 24.48 8.33 12.50 14.71

4.2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地带差异分析

4.2.1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

计量经济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6），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转移、农业资产和草场补贴，但不同因素对作物-牲畜系统的影响不同。
表6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change

自变量 （1）是否解体 （2）是否不变 （3）是否强化
回归系数 z值 p值 回归系数 z值 p值 回归系数 z值 p值
务农劳动力数量 -0.183*** -3.22 0.001 0.068 1.15 0.249 0.244*** 3.15 0.002
非农收入 0.015* 1.80 0.071 -0.008 -0.77 0.439 -0.014 -1.05 0.292
户主是否转移 0.038 0.27 0.784 -0.056 -0.39 0.695 -0.142 -0.81 0.415
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 0.007** 2.13 0.033 -0.020*** -2.64 0.008 -0.004 -0.47 0.635
家庭规模 -0.004 -0.07 0.945 0.045 1.04 0.298 0.908 1.62 0.105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0.005 -0.87 0.386 0.013* 1.73 0.083 0.008 0.94 0.346
家庭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0.495 1.14 0.254 -0.595 -1.33 0.184 -0.062 -0.63 0.531
承包地面积 -0.013 -0.17 0.863 -0.029 -0.39 0.697 0.019 0.23 0.817
耕地质量 -0.185 -0.51 0.613 0.511 1.27 0.206 0.477 0.91 0.363
饲料加工设备量 -0.101** -2.28 0.022 0.251*** 4.92 0.000 0.439*** 4.90 0.000
农机个数 -0.093* -1.94 0.053 -0.059 -1.26 0.209 0.335*** 5.27 0.000
是否具有草场补贴 0.375* 1.87 0.062 -0.008 -0.04 0.969 -0.516** -2.41 0.016
距集镇的距离 -0.001 -0.02 0.981 0.004 0.63 0.526 0.010 1.19 0.236
河谷地带 0.081* 1.75 0.083 / 0.121 0.45 0.651
半山地带 / -0.128 -0.57 0.568 0.442** 2.38 0.017
高半山地带 -0.158 -0.88 0.381 0.136 0.93 0.350 /
高山地带 -0.781** -2.14 0.032 0.622* 1.78 0.076 -0.401 -1.11 0.269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劳动力非农转移促进了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这可以从务农劳动力数量对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负向影响，非农收入、户主是否转移以及外出务工最长年限对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正向影响中看出。其中务农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外出务工最长年限对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的影响显著，家庭劳动力转移人数多、非农收入高、外出务工年限较长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趋势更明显。这是因为家庭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农户会选择减少或退出劳动投入较多而收益较低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由此带来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此外，是否具有草场补贴促进作物-牲畜系统解体。政府发放草场补贴后农户收入增加，对农业生产的依赖降低，选择减少或退出农业生产，研究结果也证明了政策措施在研究区的有效性。
农机个数对作物-牲畜系统强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机的使用促进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这可能是因为省工性农具的广泛使用能够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对人工劳动的依赖，有助于农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饲料加工设备量反映了农户对牲畜饲养的依赖程度，其对作物-牲畜系统不变、强化的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拥有更多饲料加工设备量的农户更倾向于保持相对稳定的牲畜饲养或扩大牲畜饲养规模，有利于作物-牲畜系统的维持或者强化。
农业劳动力是维持作物-牲畜系统的重要因素，农业劳动力越充足，作物-牲畜系统越趋于稳定甚至强化，作物-牲畜系统不变、强化模型中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的正向影响系数以及家庭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的负向影响系数支撑了以上观点。
虽然承包地面积、耕地质量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但其对作物-牲畜系统强化的影响方向为正，即可认为较好的资源禀赋有助于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或维持。这是因为较多的承包地面积和较好的耕地质量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农户依靠种植可以维持较好的生活，通过改变生计改善生活的概率较低，当然更大的承包地面积也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形成专业化的生产，作物-牲畜系统得以强化。
综上，造成作物-牲畜系统发生不同变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差异，其中劳动力转移、政府发放的草场补贴促进作物-牲畜系统解体；农机和其他农业工具的使用有利于作物-牲畜系统强化；充足的家庭劳动力、良好的农业资产和较好的资源禀赋是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的重要基础。

4.2.2 作物-牲畜系统变化存在地带差异的原因分析

表6的回归结果还显示，地带的差异也是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发生不同变化的重要因素。河谷地带在解体模型（模型1）中正向且显著的影响、半山地带在强化模型（模型3）中的显著正向影响以及高半山高山地带在不变模型（模型2）中的正向影响与描述性统计中河谷地带作物-牲畜系统趋于解体、作物-牲畜系统强化的农户主要分布在半山地带以及高半山高山地带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的结论相吻合。这可能是由不同地带的农户在劳动力转移程度、资源禀赋、农业资产和政策补贴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非农工资的高低和非农工作的稳定性会影响农户家庭的生产活动和生计选择[40]。通过对比4个地带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可以看出（表7），随着地带的上升，农户的劳动力转移程度下降。河谷地带劳动力转移程度最高，而高山地带的劳动力转移程度最低。河谷地带农户户均转移人数比例最高而其务农人数比例最低，其非农收入和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也远高于半山、高半山和高山。较长的外出务工年限反映了更稳定的非农工作和更多的非农资金积累[6]，有利于增强农户对非农就业的预期[41]，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促进了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此外，政府的政策也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决策，通过对比4个地带的草场补贴（表8）可知，河谷地带拥有草场补贴的农户比例最高，达91.55%。发放草场补贴是政府实行禁牧休牧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农户逐渐减少对牲畜的饲养，加速了作物-牲畜系统解体。
表7 不同地带劳动力转移情况

Tab. 7 Labor transfer in different zones

地带类型 户均转移人数 户均务农人数 户主转移情况 非农收入
（万元）		 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
（年）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户数（户） 比例（%）
河谷 1.62 43.55 1.46 39.25 23 32.39 6.66 15.18
半山 1.19 25.93 2.13 46.41 47 24.48 4.80 8.16
高半山 0.93 20.81 2.31 51.68 56 20.29 3.56 6.09
高山 1.06 18.34 3.06 52.94 6 18.75 3.74 6.06
表8 不同地带农业资产、草场补贴情况

Tab. 8 Agricultural assets and pasture subsidy in different zones

地带类型 农机拥有情况 饲料加工设备拥有情况 草场补贴情况
户数（户） 比例（%） 户均个数（个） 户数（户） 比例（%） 户均个数（个） 户数（户） 比例（%）
河谷 39 54.93 1.74 19 26.76 1.10 65 91.55
半山 178 92.71 2.69 154 80.21 1.23 165 85.94
高半山 245 88.77 2.09 200 72.46 1.16 236 85.51
高山 28 87.50 2.06 8 25.00 1.00 27 84.38
优越的资源禀赋有利于维持农业生产。从表9可以看出，随着地带的提升，农户的户均承包地面积、户均草场面积、平均耕地质量增加，资源禀赋增强。河谷地带农户资源禀赋最差，拥有最少的承包地面积，同时缺乏牛羊等牲畜饲养所需的草场资源，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选择通过非农转移来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计的非农转型。高半山、高山地带农户拥有最多的耕地和草场资源，资源禀赋条件好，仅依靠种植和养殖就可以实现较好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因此，其改变生计方式及策略的愿望不强，且该地带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同时在宗教的影响下，该地带农牧户主要以生产副产品为主，不宰杀和销售牲畜，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低，作物-牲畜系统长期稳定不变。而半山区农户同时拥有较多的耕地资源和草地资源，农业生产的效益较好（农业收入最高），且由于毗邻河谷地带，劳动力转移程度相对较高，市场信息来源广，其较多的非农收入突破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的资金约束，使得半山区农户倾向于将非农收入投资到农业生产中，作物-牲畜系统得到强化。半山区农户最多的农机和牲畜饲料加工设备拥有量支撑了此解释的合理性（表8），农机自有不仅代表农户对农业生产的依赖，还意味着相同的劳动力投入下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农户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下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
表9 不同地带资源禀赋及农业收入

Tab. 9 Resource endowment and agricultural income in different zones

地带类型 户均承包地面积（hm2） 户均种植地面积 户均草场面积（hm2） 平均耕地质量 农业收入（元）
数量（hm2） 比例（%）
河谷 0.35 0.15 41.41 0 0.60 11,409.64
半山 0.80 0.66 82.43 11.23 0.68 36,619.56
高半山 0.99 0.77 77.78 22.21 0.68 26,146.97
高山 2.14 1.37 64.31 15.59 0.69 17,141.10
综上，河谷地带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主要是因为该地带资源禀赋条件较差，农户无法依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进而向非农转型；而半山地带农户较好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增加的非农收入为农户扩大种植养殖规模提供了条件，作物-牲畜系统得以强化；高半山、高山地带农户拥有丰富的耕地和草场资源，农户改变生计策略的意愿不强，且该地带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低，农户习惯于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作物-牲畜系统趋于稳定。研究结果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即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是在保证生计安全的基础上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同时会受到社会环境、政策制度等的影响。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改变样本容量和变换解释变量两种策略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改变样本容量法。本文借鉴Li等的方法[42]，通过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一部分（80%）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0列（1）~（3）。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符号均与上文一致。
表10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10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自变量 （1）是否解体 （2）是否不变 （3）是否强化 （4）是否解体 （5）是否不变 （6）是否强化
务农劳动力数量 -0.275*** 0.136 0.318***
务农劳动力占比 -0.018*** 0.005 0.022***
非农收入 0.021* -0.039 -0.001
非农收入占比 0.087* -0.002 -0.001
户主是否转移 0.044 -0.233 -0.221 0.034 -0.078 -0.135
家庭外出务工最长年限 0.016** -0.023* -0.092 0.025* -0.022*** -0.002
家庭规模 -0.038 0.034 0.326 -0.002 0.013 0.028
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 -0.122 0.017* 0.006 -0.014 0.091* 0.017
家庭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 0.693 -0.837 -0.163 0.536 -0.658 -0.045
承包地面积 -0.013 -0.026 0.007 -0.004 -0.012 0.003
耕地质量 -0.365 1.019 0.967 -0.139 0.513 0.451
饲料加工设备量 -0.083* 0.225*** 0.413*** -0.112* 0.256*** 0.463***
农机个数 -0.132** -0.018 0.363*** -0.053* -0.074 0.314***
是否具有草场补贴 0.156** -0.196 -0.435* 0.361* -0.031 -0.506*
距集镇的距离 -0.002 0.012 0.023 -0.001 0.014 0.017
河谷地带 0.118* / 0.031 0.045* / 0.149
半山地带 / -0.068 0.128* / -0.124 0.470*
高半山地带 -0.165 0.042 / -0.153 0.017 /
高山地带 -0.468* 0.832* -0.165 -0.183* 0.527* -0.376

注：***表示P<0.01; **表示P<0.05; *表示P<0.1。

（2）变换解释变量法。一般而言，务农劳动力占比越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说明农户非农就业越充分。基于此，将解释变量务农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变换为务农劳动力在家庭劳动力中的占比、非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作为农户非农就业充分性的指标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表10列（4）~（6）中的结果显示，变量替换后，各变量的显著性保持不变。
以上结果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与之前的文献仅探讨作物-牲畜系统解体等单一变化[2,3,18]不同，本研究对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进行分类并展开了对比分析，在农户尺度上将作物-牲畜系统分为解体、不变和强化3种变化类型，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传统小农经济中作物-牲畜系统的演进方向。研究发现西南高山峡谷区农户的作物-牲畜系统以解体为主，强化的比例较低。这与中国较多地区（如重庆、贵州等）发现的大量农户退出牲畜饲养[17]、减少作物种植面积[2]、土地利用呈现粗放化、边际化[43]，而部分农户转向专业化规模化生产[44]的结论总体是一致的，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小农经济的演进规律，即大量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转向非农和城市，同时也出现了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靠新技术和管理方式向专业化规模化转型，推动农业往现代农业、规模农业方向发展[45,46]。
与以往基于国家和地区等大区域的横向研究尺度不同，本研究从更微观的局地尺度——垂直的地带尺度上探讨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及其在地理空间的分异规律。在研究结果上，基于国家尺度的研究[18]发现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时期的中国，作物-牲畜系统在家庭层面已经脱钩，而布基纳法索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农业生产受转移汇款的投资作用呈现出强化趋势[9]；基于地区尺度的研究发现了重庆、江西、湖南等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外流地区作物-牲畜系统普遍的解体趋势[3]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青藏高原作物-牲畜系统零星的强化现象[19]。而本文基于地带尺度的研究发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河谷地带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而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高海拔地区作物-牲畜系统的不变或强化。研究结果证实了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在地带尺度与国家尺度、地区尺度的一致性，拓展了作物-牲畜系统演变规律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揭示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作物-牲畜系统解体明显，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作物-牲畜系统总体不变或呈现出一定的强化态势。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除劳动力转移外，本文还综合考虑资源、资产、补贴等环境、制度等方面的因素，更加具体且全面地分析了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演进方向不同的原因。研究发现，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受到劳动力转移、家庭农业资产、资源禀赋以及政策补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与以往Zhou等[3]、Jin等[18]基于中国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认为劳动力转移会促进作物-牲畜系统解体，即经济社会转型期最显著的特征——人口迁移会触发小农经济系统的解体。此外，本研究发现了政策补贴在作物-牲畜系统解体中的促进作用，与乌云花等[20]、Yu等[47]的研究结果相反，其发现政策补贴会扩大农户的种植、养殖规模，这可能是因为政策补贴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效果不同。在高山峡谷区的河谷地带，劳动力转移程度高、草场资源不足，草场补贴起到了缩减农户牲畜饲养规模的作用，而在内蒙古河谷地区以及青藏高原高山地区，劳动力转移程度较低，农户倾向于利用政府发放的补贴资金去发展畜牧业或者种植业，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使得补贴产生了与政策预期相反的效果。家庭资产对作物-牲畜系统强化产生正向影响，这与李秋生等[21]的研究结果相似，说明农业机械等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使用有助于促进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
本研究证实了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农户的生产决策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就不同地带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的不同变化而言，本文认为是由不同地带劳动力转移程度、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制度的差异导致的。研究发现在地带尺度上，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转移程度均下降，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与劳动力转移程度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是由于不同劳动力转移阶段农户的劳动力配置、资金约束不同，生计策略及选择存在差异。阎建忠等人的研究发现，从高山到河谷，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提高，农户的生计呈现出从以农业为主逐渐转向兼业，最终转向非农产业的变化趋势[37]。不同地带农户不同的生计选择使得农户的种养殖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最终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呈现不同的演进轨迹。由此可以看出，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作物-牲畜系统逐渐改变，呈现出解体与强化等不同的演进方向，而具体的演进方向又由地区的地形条件、资源禀赋等决定，在利于实施机械化、耕地草地资源丰裕、农业比较效益高的地方向规模化、专业化演进，而在地形陡峭、地块破碎、林草资源不足的地区农业生产逐渐萎缩与解体。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环境条件、政策制度的不同会使得不同国家、地区农户的生计选择不同，并最终导致农业经济呈现出不同的演进方向。作物-牲畜系统的不同变化带来农户家庭收入的不同，河谷、半山、高半山以及高山地带农户家庭总收入分别为8.09万元、9.42万元、7.19万元、6.57万元，农业收入分别为1.14万元（14.10%）、3.66万元（38.85%）、2.61万元（36.30%）、1.71万元（26.02%），半山地带农户最高的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表明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有利于提高农牧民收入，而农牧民收入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使得农业发展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综上，本文全面细致地刻画了不同地带作物-牲畜系统的演进轨迹，对于深化农业系统演进规律的认识，实现不同地区农业生产重构及差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主要探究西南高山峡谷区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垂直地带性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作物-牲畜系统的不同变化对于地区生态的影响缺乏考虑。未来，将进一步深入分析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社会生态效应，如作物-牲畜系统的解体与强化对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生态系统功能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差异，以及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在农牧民收入、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为西南高山峡谷区的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政策支持。

5.2 结论

本文基于西南高山峡谷区野外调查所获得的571户农户调查数据，结合农户的农业生产参与行为以及作物系统和牲畜系统的变化将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划分为解体、不变、强化3种类型，总结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垂直地带性特征，探究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地带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区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呈现解体、强化、稳定等不同的变化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特征，河谷地带作物-牲畜系统倾向解体，半山地带呈现强化趋势，而高半山、高山地带则维持不变。
（2）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劳动力转移、农业资产、资源禀赋以及政策补贴。其中劳动力转移和政策补贴推动了系统的解体；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系统的强化；而系统保持不变则主要受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
（3）社会经济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在垂直地带上呈现不同的演化轨迹。河谷地带由于资源贫乏，劳动力大量迁出，作物-牲畜系统趋于解体；而半山地带依靠丰富的耕地草地资源和非农收入提供的资金支持，作物-牲畜系统得以强化；高半山、高山地带依赖林草地足以维持较好的生计，农户改变生计的愿望较弱，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
（4）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在垂直的地带尺度与水平的国家尺度、地区尺度具有一致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转移程度密切相关，同时受到社会环境、政策制度的影响，但总体遵循一定的演进规律。研究结果深化了对农业系统演进规律的认识，为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重构指明了方向。

5.3 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高山峡谷区的作物-牲畜系统呈现出解体等不同的变化，如何合理配置农业资源，重构地区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是西南高山峡谷区农业发展迫切需要明晰的问题。
（1）总体上，要遵循农业发展的演进规律，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劳动力转移程度、资源禀赋、地形环境等条件，综合决定农业生产重构及发展的方向，同时体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实现不同地带农业的差异化发展。
（2）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农户退出农业生产活动或缩减农业生产规模、作物-牲畜系统发生解体是难以避免且不可逆转的。随着大量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政府应积极推动耕地草地流转，同时推广农业机械、智能喂养设备的使用，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重构地区农业生产；针对农业生产规模扩大、作物-牲畜系统强化的地区，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持，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牧民收入，壮大农业产业；针对作物-牲畜系统不变的地区，政府应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发展土地流转市场，推广先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作物-牲畜系统的强化。
（3）根据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等的差异，发挥地带优势，实现不同地带农业的差异化发展：在劳动力转移程度高、耕地草地资源紧缺的河谷地区，政府应该倡导并推动该地带农户流转土地，积极培育规模农户，引导农户合理利用光热条件，种植或养殖适合河谷地带的作物或牲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资源禀赋较好、劳动力转移程度相对较高的半山地区，具有农业发展的优势和条件，政府应为其提供相应政策支持，鼓励和支持农户发展规模农业，如为其提供贷款优惠政策或者适当的生产补贴，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针对资源禀赋丰富但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低的高半山高山地区，政府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市场化。
（4）农户的选择受社会环境的制约，重构作物-牲畜系统应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条件，找准农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优化种植和养殖的结合，促进乡村振兴和农牧民收入的增加。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题目提升、逻辑梳理、结论凝练、建议深化和细节完善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作者获益匪浅。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Paris T R. Crop-animal systems in Asia: Socio-economic benefits and impacts on rural livelihoods.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2, 71(1-2): 147-168.

[2]
雷锟. 劳动力转移对山区混合农业系统的影响:基于农牧户调研的实证研究.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 1, 2, 22, 27-29.

[Lei Kun.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Mixed Farming System: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 Chongq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7: 1, 2, 22, 27-29.]

[3]
Zhou H, Yan J Z, Lei K, et 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decoupling of the crop-livestock system in a rural mountainous area: Evidence from Chongqing, China. Land Use Policy, 2020, 99: 105088.

[4]
李洋, 孙志刚, 张旭博, 等. 种养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以山东省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2019, 30(7): 2371-2383.

[Li Yang, Sun Zhigang, Zhang Xubo,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ary tre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of crop-livestock system: A case study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19, 30(7): 2371-2383.]

[5]
李名镜, 祁应军, 李文军. 生计和生态视角下搬迁牧户保有牲畜的行为研究: 以青海省玉树州搬迁牧户为例.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7(4): 773-782.

[Li Mingjing, Qi Yingjun, Li Wenjun. Livestock keeping of migrant households from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and ecology: A case study in Yushu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Qinghai Province.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21, 57(4): 773-782.]

[6]
向道艳. 武陵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牲畜饲养退出:基于生计转型的视角.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 26, 27.

[Xiang Daoyan. A Study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Withdrawal of Livestock Raising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Wuling Mountains Area:A Perspective Based on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Chongq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2023: 26, 27.]

[7]
McCarthy N, Carletto C, Kilic T, et al.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assive out-migration on Albanian agri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3): 448-470.

[8]
Taylor J E, Yunez-Naude A. The returns from schooling in a diversified rur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 82(2): 287-297.

[9]
Wouterse F. Migration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ere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Burkina Faso.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1(5): 385-395.

[10]
Russelle M P, Entz M H, Franzluebbers A J. Reconsidering integrated crop-livestock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Agronomy Journal, 2007, 99(2): 325-334.

[11]
Garnier J, Anglade J, Benoit M, et al. Reconnecting crop and cattle farming to reduce nitrogen losses to river water of an intensive agricultural catchment (Seine basin, Fr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2016, 63: 76-90.

[12]
Taifouris M, Martín M. Integrating intensive livestock and cropping systems: Sustainable design and location. Agricultural Systems, 2022, 203: 103517.

[13]
Zhang C Z, Liu S, Wu S X, et al. Rebuilding the linkage between livestock and cropland to mitigat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in China.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9, 144: 65-73.

[14]
李赞红, 阎建忠, 花晓波, 等.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4): 721-734.

DOI

[Li Zanhong, Yan Jianzhong, Hua Xiaobo, et 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typ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721-734.]

[15]
袁野, 周洪. 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退耕的影响: 以武陵山区为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2): 249-256.

[Yuan Ye, Zhou Hong. The effect of rural labor emigration on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s in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an example.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1, 42(2): 249-256.]

[16]
宋登力, 周洪, 刘秀华, 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山区农地规模流转的障碍因素研究: 以武陵山区为例. 山地学报, 2020, 38(4): 581-595.

[Song Dengli, Zhou Hong, Liu Xiuhua, et al. Analysis of the obstacles to farmland scale transfer in mountainous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labor e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China. Mountain Research, 2020, 38(4): 581-595.]

[17]
向道艳, 周洪, 林妮, 等. 劳动力转移程度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 基于生计转型视角.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45(11): 128-140.

[Xiang Daoyan, Zhou Hong, Lin Ni, et al.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degree on rural households' livestock raising behavior: Based on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23, 45(11): 128-140.]

[18]
Jin S Q, Zhang B, Wu B, et al. Decoupling livestock and crop production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n China.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0, 4(1): 48-55.

[19]
余燕. 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农牧民的牲畜多样化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50, 55.

[Yu Yan. Livestock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 Climate Change. Chongqing: Master Dissertation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2022: 50, 55.]

[20]
乌云花, 永梅, 吕月, 等. 农户种植饲草料投入产出及种植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和磴口县为例.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4, 45(7): 276-281, 290.

[Wu Yunhua, Yong Mei, Lv Yue, et 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age input-output and planting behavior of farmers: Taking Hangjinhou Banner and Dengkou County of Bayannur City,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24, 45(7): 276-281, 290.]

[21]
李秋生, 傅青, 刘小春. 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权属与农户生产效率.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4, 45(6): 294-302.

[Li Qiusheng, Fu Qing, Liu Xiaochun. Labor transfer,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farmer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24, 45(6): 294-302.]

[22]
Naylor R, Steinfeid H, Falcon W, et al. Losing the links between livestock and land. Science, 2005, 310(5754): 1621-1622.

[23]
李文亮. 城市近郊农村中学生源流失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以山东省济南市近郊某农村中学为例. 基础教育论坛, 2024(6): 12-14.

[Li Wenliang.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udent loss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in suburbs of ci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A case study of a rural middle school in suburbs of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Foundamental Education Forum, 2024(6): 12-14.]

[24]
欧阳进良, 宋春梅, 宇振荣, 等. 黄淮海平原农区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及其环境影响: 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04, 19(1): 1-11.

[Ouyang Jinliang, Song Chunmei, Yu Zhenrong, et al. The farm household's choice of land use type and its effectiveness on land quality and environment in Huang-Huai-Hai Pla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4, 19(1): 1-11.]

DOI

[25]
汤颖梅. 基于非农就业视角的农户生猪生产决策研究:以江苏、 四川为例.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2: 70-71.

[Tang Yingmei. Research Based on Non-farm Employment Perspective about Farmers' Decision on Hog Production:Based on Jiangsu and Sichuan. Nan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12: 70-71.]

[26]
晋荣荣. 种植业农户专业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张掖市为例. 兰州: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8: 47-48.

[Jin Rongrong.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in the Planting Industry:Taking Zhangye City as an Example. Lanzhou: Master Dissertation of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47-48.]

[27]
张戈.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意蕴. 社会主义论坛, 2024(4): 6-7.

[Zhang G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ocialist Forum, 2024(4): 6-7.]

[28]
蔡梦佳. 湖南流通产业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湘西: 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13-14.

[Cai Mengjia.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unan Province. Xiangxi: Master Dissertation of Jishou University, 2022: 13-14.]

[29]
陶武先. 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与着力点. 中国农村经济, 2004(3): 4-12, 33.

[Tao Wuxia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focal points of modern agriculture.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4(3): 4-12, 33.]

[30]
杨永华.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南京社会科学, 2003(9): 28-31.

[Yang Yonghua. Schultz'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 2003(9): 28-31.]

[31]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5-16.

[Huang Zongzhi. an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Social Changes in North China. Beijing: Zhonghua Press, 2000: 15-16.]

[32]
翟学伟, 薛天山. 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58-62.

[Zhai Xuewei, Xue Tianshan. Social Trust: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4: 58-62.]

[33]
刘少杰. 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6-28.

[Liu Shaojie.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in Sociolog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6-28.]

[34]
Friedman J.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Economic Models of Politics Reconsider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23.

[35]
许艳青.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双减” 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突破.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44(20): 3-8.

[Xu Yanqing.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2024, 44(20): 3-8.]

[36]
高帆. 过渡小农: 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学术研究, 2008(8): 80-85.

[Gao Fan.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On the property of Chinese peasant-family economy and its policy content. Academic Research, 2008(8): 80-85.]

[37]
阎建忠, 张镱锂, 朱会义, 等. 大渡河上游不同地带居民对环境退化的响应. 地理学报, 2006, 61(2): 146-156.

[Yan Jianzhong, Zhang Yili, Zhu Huiyi, et al. Residents'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Case studies from three villages in the upper Dadu River watershed.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6, 61(2): 146-156.]

DOI

[38]
Daykin A R, Moffatt P G. Analyzing ordered responses: A review of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Understanding Statistics, 2002, 1(3): 157-166.

[39]
王霞, 吕剑平, 兰娜. 农户“粮改饲” 参与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 基于甘肃354位农户的微观数据. 中国农机化学报, 2022, 43(2): 221-228.

[Wang Xia, Lv Jianping, Lan Na. Stud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and willingness deviation in “Food-fodder Change” replacement: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354 farmers in Gansu Province. Journa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2022, 43(2): 221-228.]

[40]
孟欣, 赵栖泽. 农民家庭城乡配置劳动力与举家迁移分析: 基于新经济迁移理论的模型. 商业时代, 2014(12): 58-59.

[Meng Xin, Zhao Qize. Analysis of peasant families'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family migration: Based on the model of new economic migration theory. Commercial Times, 2014(12): 58-59.]

[41]
张雨珊, 周洪, 刘秀华, 等. 喀斯特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生态恢复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酉阳和沿河的农户调查数据. 生态学报, 2023, 43(13): 5395-5405.

[Zhang Yushan, Zhou Hong, Liu Xiuhua, et al. Impact of rural labor migration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karst area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 data in Youyang County and Yanhe County.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3, 43(13): 5395-5405.]

[42]
Li J, Zhou C H, Zajac E J. Control,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Theory and evid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30(8): 865-884.

[43]
谢花林, 曾宏琛, 陈倩茹. 梯田利用效率的农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赣湘闽三省1107份农户调查. 地理研究, 2024, 43(8): 2010-2024.

DOI

[Xie Hualin, Zeng Hongchen, Chen Qianru.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in terra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mong farm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1107 households in Jiangxi, Hunan, and Fuji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8): 2010-2024.]

[44]
张国洪. 农业机械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关系探析. 贵州农机化, 2024(3): 9-12.

[Zhang Guohong.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uizhou Agricultural Mechaniation, 2024(3): 9-12.]

[45]
黄佟, 曲艺, 舒帮荣, 等. 耕地利用规模对耕地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6): 1070-1081.

[Huang Tong, Qu Yi, Shu Bangrong, et al. The impacts of farmland operational scale on farml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A case study of the Huang-Huai-Hai plain.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6): 1070-1081.]

[46]
王佳星. 清丰县农户农业生产外包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郑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3: 2-3.

[Wang Jiaxing. Analysis on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utsouring Among Farmers in Qingfeng County. Zhengzhou: Master Dissertation of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3: 2-3.]

[47]
Yu Y, Wu Y, Wang P, et al. Grassland subsidies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ivestock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hy does the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olicy have the opposite outcome? Sustainability, 2021, 13(11): 6208.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