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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RESEARCH >

2025 , Vol. 44 >Issue 10: 2862 - 2877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841

Re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old drifters and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 LU Lin , 1 ,
  • WANG Fang 1 ,
  • CHEN Jieqi , 2 ,
  • FU Lijun 1 ,
  • HUANG Ting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24; Anhui,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8-23

  Accepted date: 2025-04-24

  Online published: 2025-10-09

Fold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increase in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shrinking family size, and aging population, the “old drifters” (parents who move to cities to live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Unlike other migrant groups, the spatial activities of “old drifter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ir children's “home” space, making the micro “home” space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a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their liv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critical geography of “home”, integrates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starting from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f “old drifters”, to explor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ir “hom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forced spatial mobility has complicated and obscured the “old drifters” understanding of “hom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it into a translocal “home” space shaped by interacting with material, emotional, and power dynamics. (2) “Old drifters” and their offsprings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one-generation residence” to “multi-generation residence”, “the main character of life” to “a supporting role in life”, “rooted home” to “rootless home”. Factors such as the shift in intergenerational priorities,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power dynamics, the demanding work schedules of adult children, and the separation of elderly coupl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neglect of the genuine emotional needs of “old drifters.” As a result, their children's homes have become spaces of emotional distance, while their rooted sense of “home” has turned into a place of no return. (3) “Old drifters” can reconstruct their “home” space, and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they have practiced social interaction through re-tribalization, localized food adaptation practices, and cross-place spatial practices, so that the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concepts, and meanings of “home” are continuously extended and reshaped in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depicts the daily life picture of “old drifters” who are living under an unequal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offsprings under the same roof.

Key words： “old drifter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amily; reconstitution; negotiation

Cite this article

LU Lin , WANG Fang , CHEN Jieqi , FU Lijun , HUANG Ting . Re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old drifters and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10) : 2862 -2877 . DOI: 10.11821/dlyj020240841

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1]。在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中，富有竞争力、创造力与进步性的年轻流动人口成为生力军[2]，逐渐在城市扎根并成家立业，但是这类家庭由于社会婴幼儿照顾服务的欠缺[3]，往往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压力。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父代不计回报地承担着对子代的无限责任伦理，向子代提供“向下”的代际支持以减轻子代负担，作为“从属人口”卷入至流动浪潮。然而子代为父代提供经济、情感和日常生活照料的“向上”代际支持却相对较少，代际支持的不平衡性使部分流动老人身体和心灵处于“双重漂泊”状态，因此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4]。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5]，2016年老年流动人口达1,800万，43%是为了照顾晚辈，老漂族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人口现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代际支持的影响，老漂族的数量或许还将继续增加。与旅游引导的生活方式移民[6]、劳工移民[7]、季节性移民[8]、健康移民[9]等老年移民群体的流动现象不同的是[10]，作为被迫流动的群体，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的个人活动局限于子代“家”空间领域范围内，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家”作为老漂族亲情血缘的纽带和精神休憩空间，为破解其身心漂泊双重困境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家”具有独特含义，除了被理解为房子、眷属及其赋予的情感意义外，更重要的还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与“根”“起源地”等概念紧密关联[11]。随着全球化和人口流动的日益加剧，“家”逐渐转变为一个流动的、变化的、复杂的概念，不再是纯粹的物理空间[12]。Blunt等在著作《Home》中提出“家”的批判地理学[13]，认为“家”既是物质的又是想象的，“家”不仅是构成身份认同和反映权力关系的场所，更是由跨地方的做家（Home-making）实践构成，打破了以往关于“家”静止与变化、情感与理性、隐私与公共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已有研究分别针对流动儿童[14]、流动家庭[15]、跨国精英[16]、失地农民[17]等多元群体“家”的情感体验和建构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对于老漂族这一被迫流动的特殊群体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发现，代际支持下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实践折射出中国情境下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老漂族在空间上的流动使他们脱嵌于原有的家庭生活，原本稳定不变“家”的情感体验受到了挑战，子女的“家”成为老漂族的主要活动空间，传统代际之间的“赡养-抚育”关系也随之发生嬗变。这与以往“子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传统美好家庭景象不同，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在微观地理尺度“家”空间中呈现出代际合作的复杂图景。
因此，本研究基于“家”的批判地理学，将代际支持视角纳入分析框架，从老漂族代际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深入探讨老漂族在重构“家”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问题时的协商过程，澄清与子代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处于不平衡代际互动关系中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图景，以期丰富“家”的批判地理学的理论内涵，通过老漂族的实证案例，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2.1 “家”的批判地理学

“家”曾经被认为是一个安全、舒适、温暖的地方[12]，让人们在日益疏远的世界中找到归属感。现代大众媒体把“家”宣传为房子，认为房子作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分割线，可以让人们享受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20世纪90年代，随着自然灾害、城市空间重构、地理迁移、社会流变等因素的影响，关于“家”的模糊性进一步增强[18]。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家”模糊而矛盾的解释，在“家”的地理学基础上，“家”的批判地理学进一步对“家”的概念进行审视，认为“家”并非一个简单固定的概念。
首先，“家”不仅是物质的实体空间，更是情感的归属空间。“家”的物质形式依托于人们对“家”的想象，“家”的想象也受到物质形式的影响，二者共同构成人们对归属感的理解[19]。“家”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物质和情感层面营造与建构的产物。其次，关于“家”与身份、权力关系的探讨，揭示了“家”作为个体归属与意义阐释的复杂性，个体的社会位置差异使其对“家”的理解各异，同样，个体对“家”的控制力及排他性也反映了其地位[20]。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空间内个体可能同时体验到“有家”（Homely）与“非家”（Unhomely）两种感受。正如Cresswell所解释的，人往往能在感知层面上同时感受到既安适其位（In Place）又不得其所（Out of Place）的矛盾状态，体现了“家”体验的复杂多维性[21]。最后，“家”是由日常实践、亲密关系、以及身份与记忆所建构的开放的、可渗透的动态空间，个体对“家”的身份认同根植于所处环境中不断演变的社会关系网络[22]。因此，个体对“家”的感受可能存在于多个地方，这种跨地方的“家”空间不仅体现了“家”作为情感纽带的深度和广度，也让“家”的概念内涵既具体又抽象、既有限又无限，承载着个体与集体、过去与未来、稳定与变迁之间的丰富内涵。
就本文研究对象而言，老漂族作为被迫流动的特殊老年移民群体，从原居住地流动到子女所在地，面临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碰撞以及家庭代际关系的再嵌入，相比旅游引导的季节性或候鸟型老年移民群体面临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家”的概念超越了物理界限，演化为跨越地域、交织多重社会关系、承载文化意蕴与情感寄托的复合体，老漂族通过动态调整家庭位置与角色，与子代展开积极协商，力求在观念差异与共识间寻找平衡点，以建立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态。因此，“家”的批判地理学为理解老漂族在跨地域、跨文化流动中“家”意义的重构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2.2 代际支持下的老漂族与日常生活实践

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影响，代际支持形成了长期互惠的双向模式，即子代“向上”支持父代的经济、情感及日常生活需求[23]，而父代则“向下”给予子代帮助[24]。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年轻人为追求更好的资源涌向经济发达、服务完善的地区，面对高昂生活成本、经济重压以及结婚、生子等常规生命历程带来的时间挑战，常需父代支援[25]。秉承家庭责任观念，父代视扶持子代生活为己任，承担起日常照料之责，子女的“家”成为老漂族主要的生活空间，研究老漂族代际之间的日常互动为洞察其迁移后的生活实况、代际关系变迁及社会适应策略提供了重要视角。
日常生活批判大师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的核心由生计、衣服、家具、家人、邻里、环境等例行的常规构成[26]，这些常规超越了平庸与琐碎，深嵌着社会意义与文化底蕴，是“家”不可或缺的元素，透视着人际互动的微妙脉络。聚焦于老漂族的代际支持生活实践，洗衣做饭、育儿看护是老漂族主要日常活动，日常性成为其身份标签，而子代则主要在家庭外部从事职业活动。代际角色的自然分配，加之现代个体主义思潮的兴起及老年自理能力的增强，导致子代难以给予充分的向上支持，同时父代在力所能及时也倾向于自给自足。于是，代际间支持的时序错位，加剧了代际支持体系的不均衡状态。进一步地，老漂族与子代的共栖日常，在日常琐碎交互中固化的代际交往模式，映射出老漂族的真实生存状态及其行为背后所表征的隐喻和外延。同时，老漂族的流动打破了原有日常生活的惯常与熟悉，引发了深刻的“不适冲突”与“断裂”体验，表明日常生活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具有时空特性、情境性、复杂性、关系性、动态性等丰富内涵[27]。
目前，老漂族研究多侧重宏观居住模式，鲜有研究从平凡、微小、细致的日常生活出发，窥探新居住模式下代际权力变迁及其情感涟漪的深层奥秘。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代际支持与老漂族的居住意愿，但在现实中，老漂族所获得的来自子女的向上支持，远不及他们给予子女的向下支持，这种不对等导致了情感、经济以及生活照料等方面的代际失衡。代际失衡进而引发老漂族内心复杂的情感，尤其使他们对“家”的归属感产生困惑，究竟是融入子女的“家”，还是自己原本根植的故乡才是最终的归属。因此，从老漂族代际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对老漂族与子代共居的日常观察成为洞悉这一特殊群体在不平衡代际关系中真实生活状态与情感体验的关键路径，研究有效揭示老漂族在代际支持不平衡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对“家”的真实感受。

2.3 分析框架

为分析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重构与协商，本研究基于“家”的批判地理学，从老漂族代际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提出老漂族“家”的分析框架（图1）。老漂族“家”的日常生活实践分别包括物质居所与情感想象、权力变迁与身份认同以及跨地方的“家”空间。具体而言，老漂族的形成主要源于给予子代向下代际支持，子代的物质住所因此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空间。由于中国居有定所的传统思想，这一物质居所不仅满足了老漂族日常的基本居住需求，成为异地的“家”，更是一个融合了情感与想象、社会关系的复杂动态空间[27]。在此空间内，老漂族与子女、孙辈共聚，享受着家庭温馨，实现了对“家”情感的深层次追求。然而，受安土重迁文化的影响，老漂族内心深处仍与根植性的“家”保持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展现出跨地方的空间徘徊。随着代际支持模式下居住形态的变化，代际间日常生活互动频繁，权力关系在互动中发生了变化，老漂族对“家”的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亦随之复杂化。子女的“家”虽提供了物质上的依托，却难以完全填补老漂族对“家”情感归属的深层渴望，由此引发的现实矛盾促使老漂族不断在协商与适应中寻求平衡。
图1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families" of the old drif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城市（图2），也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致力于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网联汽车2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五千亿级产业集群和智能家居家电、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光伏及新能源等8个具有国内竞争力的千亿级产业集群，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依托这些产业集群，合肥近年经济发展迅速。截至2022年，合肥GDP已实现连续7年每年增长超千亿，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合肥市人口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2020年合肥的常住人口更是超过南京。根据《合肥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8]，2023年，合肥市常住人口达985.3万人，较上年增长21.9万人，增量位居全国城市首位，因此被誉为“人口增量第一城”。在21.9万净增人口中，有20.1万人来自人口迁移，其占比超过九成。迁移净增人口较上年增加了6.6万人。2024年，合肥市更是成功入选“人才友好型城市”“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最佳人才发展生态城市”榜单[29]。年轻人的流入，往往伴随着家庭结构的迁移，基于合肥产业基础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作为随迁群体的“老漂族”数量也相应地呈现增长趋势。因此，研究选取合肥市下设的瑶海区、庐阳区、高新区、蜀山区、滨湖区、新站区和包河区等7个区作为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图2 案例地区位图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23)2763号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Location of the case site

本研究将老漂族定义为跨省市或者城乡之界限从原居住地来到子女工作和生活的城市，以照顾晚辈生活为主要目的，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且户籍未发生迁移的老年人或者准老年人群体[30,31]。笔者先后于2023年4月27日—5月1日以及5月8日—5月12日前往案例地进行为期共10天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根据对老漂族的概念界定，在小区公园及广场内采用滚雪球和方便抽样的方式，对同时满足“从外地流动到本地”“持续时间在6个月及以上”“以照顾孙辈为主”的40名老漂族进行相关访谈（表1），访谈时间基本在20~80 min之间，访谈内容主要涉及老漂族的日常活动、代际关系、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包括“您每天是怎样度过的?”“您在这里和子女生活你觉得怎么样?”“您老伴有没有和您一起来，将来您是留在这里还是回去?”等问题，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录音，最后整理近20万字文本资料。期间，笔者不仅观察老漂族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还经许可深入部分老漂族的居住空间，拍照记录环境布局与物品陈设，并探讨这些细节对流动前后生活变迁的影响及其在“家”重构中的意义。同时，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也不断与身边符合条件的老漂族交流，以验证调研结果的真实性。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ee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FT-1 男 63 公务员 FT-21 女 65 公务员
FT-2 女 56 务农 FT-22 女 61 私企员工
FT-3 女 75 会计 FT-23 女 79 务农
FT-4 女 62 建筑工人 FT-24 女 75 医生
FT-5 女 67 教师 FT-25 女 69 务农
FT-6 女 59 个体户 FT-26 女 72 个体户
FT-7 女 63 临时工 FT-27 女 74 务工
FT-8 女 72 教师 FT-28 女 76 下岗人员
FT-9 女 74 公务员 FT-29 女 77 下岗人员
FT-10 男 68 医生 FT-30 男 76 务工
FT-11 女 67 个体户 FT-31 女 75 自由职业
FT-12 女 64 务工 FT-32 女 62 银行职员
FT-13 女 59 务农 FT-33 女 57 警察
FT-14 女 60 教师 FT-34 女 68 教师
FT-15 男 66 教师 FT-35 女 79 公务员
FT-16 女 67 会计 FT-36 女 73 务农
FT-17 女 71 护士 FT-37 女 69 护士
FT-18 女 69 务农 FT-38 女 57 务农
FT-19 女 72 务工 FT-39 女 56 务工
FT-20 女 55 公务员 FT-40 女 78 公务员

注：数据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4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重构

4.1 从“一代居”到“多代居”

“家”与房子有天然的联系，最初被认为是人们居住的房子或家庭的居所，房子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家”，为家中的物品和人提供栖息空间。在中国，房子还象征舒适与私密。老漂族与子代同住后，居住环境和空间私密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居住是老漂族晚年生活的物质基础。老漂族经常用“干净”“大”“方便”等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来描绘以往的居住环境。长期的“一代居”使他们习惯整洁有序的生活空间，然而“漂”打破了这种生活常态。“多代居”以后，首要的冲击是居住面积缩减，三代同堂导致空间被子代的日常生活物品占据[32]。杂物无处存放、空间狭小，与之前生活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引发老漂族心理不适以及逃离空间的想法，如受访者FT-09提及：“房子又小，人又多，到处都是东西，看着乱七八糟，我感觉心情也很不好，住在这里不舒服”。同时，城市住房结构多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即便子代给老漂族提供独立居住空间，也常是临时安排，随着第三代成长或子女改善居住需求，老漂族可能成“多余”，有的还与孙辈共居一室。窘迫的居住环境让老漂族不能安居，常常有寄人篱下之感。
房子是家庭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开，日常家庭活动的私有化增强了“家”的归属感[33]。老漂族从“一代居”到“多代居”，两个家庭共存于一个物理空间，形成居住共同体，“家”不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而是演变为一个私密性和公共性相互交织的区域。其中，厨房和客厅成为代际交流的共享空间，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权进入，进行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和情感交流。但是在高昂房价下，许多老漂族家庭仅有一个卫生间，这使得原本私密的卫生间在无血缘关系的婆媳、翁婿间变得尴尬，尤其给男性老漂族带来不便。有受访者TF-01提到：“我住在这里最不方便的就是上卫生间。我是男方的父亲，我家就一个卫生间，我儿子说早上让我等他们走了再去卫生间”。卧室是具有个人色彩的私密空间，每个人都有在房间里建立“独处”空间和时间的权利，这对居住自在感至关重要。老漂族从“一代居”到“多代居”，私人空间缩减至卧室，自主活动空间大受限制。受访者TF-04提到：“我一般不会去他们卧室，他们没事也不来我卧室，她（儿媳）一般下班也在她自己的卧室。虽然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干什么都觉得不如在自己家里自在…”。这种狭小空间的私密性与以前形成鲜明对比，无法满足老漂族心理上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要。

4.2 儿女的“家”亲近还是疏远

“家”不仅是一套物质结构或一个地理位置，更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情感空间，老漂族对“家”的情感需求复杂深刻，在成为老漂族之前渴望子代的陪伴，成为老漂族后虽然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却因子代忙于工作以及老漂族夫妻之间的分离，情感重新处于缺失状态。
老漂族之前大多是空巢老人，“出门一把锁，回家一盏灯”形象地描绘出老漂族的真实生活状态。物理距离的隔绝、身体的缺席使父代与子代见面次数屈指可数，双方之间情感表达只能通过微信或电话。因为子代忙碌，父辈也较少主动联系，导致他们难以排解内心的孤独情绪，只能通过夫妻相伴、社交或继续工作来弥补情感缺失。如一位来自农村的老漂族FT-2所言：“以前就我和我老公在老家，冷冷清清，简简单单。孩子们长大了要自谋生路，待在我们身边搞不到钱，孩子们在合肥工作，很少回去，只有较长节假日才回去”。
家族观念，子孙满堂、五世其昌是中国家庭幸福的标准[34]。第三代的出生成为父代和子代情感的桥梁，老漂族将辅助照看孙辈当作是代际情感互动的一种实践方式，受访父代大多强调“隔代亲”的快乐。儿孙绕膝、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给老漂族带来情感慰藉，“家”成为一个亲密空间。老漂族对子代的刚性经济需求也转化为弹性情感需求，生活中更看重子代的日常关心和问候，共居让两代人的空间距离缩短，亲密互动增加，良好的代际互动让“家”成为充满温暖、体贴、照顾和支持的精神空间[35]。如受访者FT-39所言：“我去年有一次感冒，我儿子他们带我去医院，又给我买药，其实问题不严重，但这是孩子们关心我，作为父母我心里开心”。
但以上也并不能尽述老漂族情感的全部。因子女工作繁忙、智能手机普及、代际价值观差异及重心偏移，老漂族与子女共处时间有限，沟通多局限于家务琐事、饮食及孙辈，情感支持不足。久而久之，老漂族习惯于不主动与子女交流，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和抑郁无从排解，又会陷入另一种空巢状态。如FT-26表示：“吃过饭以后，我收拾厨房，他们就在那里看手机，或者和孩子玩，我也不知道和他们说啥，有啥不开心就忍着…”。《周礼》提及“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夫妻关系的建立是“家”形成的必要条件。很多老漂族夫妻分居两地者众多，或一方随子女迁徙，或分别跟随不同子女漂泊，日常难以相互照拂，仅靠电话、视频联系，且时间受限，漂泊感加剧。如FT-27表示：“来这里4年，老伴一个人待在老家，我不放心他。以前天天待在一起，平时能相互照顾。现在他一个人我很担心，但那也没办法，白天我带孩子出来，手机也不能看，只有午休时能视频聊聊天”。

4.3 从生活的“主角”到共同生活的“配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是礼仪、道德、伦常的集合体，是彰显父慈子孝的场所。现代西方文化涌入后，年轻一代倾向个体化、独立化家庭模式，两代人在生活方式、家庭事务决策、亲密关系竞争等方面产生矛盾。
老漂族漂泊前家庭简单，日常生活通常仅有横向的夫妻关系，且夫妻习惯相近，矛盾较少。与子女同住后，生活习惯与漂泊前的日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代际矛盾与冲突，让老漂族觉得在子女“家”生活不如在自己“家”自在。如FT-31所述：“我以往九点多就睡，她和哥哥两个闹得不行。我说你不要闹，奶奶头疼，奶奶要睡觉，他们哪能知道，我白天干这么多活，累的我想早点睡，我眼睛都是肿的…”。由于个体每天的时空资源有限，老漂族与子代家庭在对第三代的照料中进行责任分工。子代掌管孩子的学习、教育等“社会性抚育”，老漂族负责孙辈的日常生活起居，承担“生理性抚育”的职能[36]，责任分工的差异经常让双方在一些具体操作上引发矛盾，如FT-08所言：“就拿穿衣服来说，我感觉天气凉，我给孙子多穿点，她（儿媳）说我穿多了”。
代际冲突与矛盾使“家”这一微观空间被赋予了政治意涵，其最直接体现为家庭权力的变迁。在成为老漂族前，父代主宰自己的生活空间，依据兴趣、爱好构建社交圈。然而，成为老漂族后，年轻一代逐渐挣脱传统家庭主义的束缚，重新界定家庭结构和关系[37]，挑战了以辈分和年龄为基础的传统家庭权力等级制度。父代从家庭“掌权者”转变为普通家庭成员，其权力和地位日益边缘化[38]，成为了家庭中的“隐形人”。随着子代教育水平的提升及对父代育儿需求的增加，家庭成员开始意识到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在日常家务如购物、烹饪中，父代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在重大事务上子代也会征求父代的意见，以满足父代对代际尊重的渴望。家庭权力结构逐渐从父子纵向轴心向子代夫妻横向轴心转变，“孝而不顺”成为新的常态。如FT-22说到：“平时家里做饭、打扫卫生等都是我干，虽然他们有什么事也问我，但我也不好说什么，说多了他们不开心，所以干脆我们就不管”。
在核心家庭与老漂族共同构成的临时主干家庭中，权力博弈与亲密关系竞争并存，婆媳矛盾突出。沃尔夫的“母体家庭”（Uterine Family）理论解释了这一现象[39]，儿子婚前与母亲组成紧密的“母体家庭”，婚后这种亲密关系扩展至媳妇及孙子。此时两个女性处于对立面，媳妇作为核心家庭的“掌权者”在亲密关系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多数老漂族在这种竞争中只能选择委曲求全，如FT-21表示：“都说儿大不由娘，现在这里都是她的（儿媳妇），去年我和儿子说我给你带8年孩子，平时过年过节一个红包也不给我，老妈帮你带孩子不辛苦嘛?他低头不说话，我知道他自己做不了主”。虽然给女儿带孩子的老漂族不存在婆媳矛盾，但代际矛盾依然存在。因此，多数老漂族更理性规划养老与归属，如FT-35表示：“将来我肯定回老家或者养老院，我不指望他们，儿女不可能永久在你身边，将来更多是靠老伴…”。

4.4 从根植性的“家”到无根的“家”

“家”不仅是居住与生活的地方，更是情感与想象的空间体现。老漂族因恋地情结，在异地子女的“家”中常常感受到临时性，而老家作为根植性的“家”则是他们情感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家”的概念模糊而深刻。父代长期定居一地，形成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网络，构建稳定的熟人社会，强化了安土重迁观念。离家后，“由土中来，归于土中去”的价值观仍深植心中。老家作为父代情感所系的“家”，能够提供安全感和亲密感，满足父代对归属感和自主性的深层需求。
被迫成为老漂族后，原有的社会关系断裂，社交活动受限，父代逐渐意识到自己对老家的情感依恋。许多老漂族表示，长居他乡仍感不适，心怀“归土”之情。如FT-03所言：“我来合肥已经快10年了，但我还是不习惯，一般周末或者他们放假我就想回老家，周围的环境10年了还是不如老家熟悉，回老家了反而觉得心安一点…”。“家”空间赋予人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现在身居何地都无法摆脱“家”的根。
Heller在回答“何处是家”时，认为熟悉是决定人们“家”感觉的关键因素[40]，其源于多方面、频繁的接触所产生的亲密感。对父代而言，老家的环境、语言、饮食都充满熟悉与掌控感，生活节奏往往遵循自然规律。而在子女“家”中，父代却要被迫跟随子代的生活节奏，承担繁重家务，生活空间受限。尽管物理上与子代同住，但父代却失去了那份熟悉与归属感，使得“家”的空间意义大打折扣。如一位女性老漂族FT-22表示：“我还是想回老家，我老家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毕竟我们在那几十年了，对那里感到很熟悉。将来孙子长大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身体也还好那我们就回老家去，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中国人常说落叶要归根…”。
随着年龄增长，老漂族对“家”的想象与渴求愈发深刻。中国传统思想中“老死牖下，得以善终”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流动性让父代原址养老的计划中断，被迫与子代在异地共居。身体衰老带来的生活习惯改变，让老漂族不愿与子代长期共居。在生命历程的后期，老漂族比年轻人更依赖于拥有一个独立的物质空间，以维护自己的独立与自尊。然而“家”对老漂族而言却成了进退两难的选择：既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又渴望家人的陪伴以安享晚年。如一位72岁老人FT-19所说：“我家老岳母90多岁，她上次在我儿子媳妇家住了2个月，她年龄大了不能自理了，要给她吃、喝、洗澡，长期住在一起不太方便，她自己也不想住在我儿子这里，并且年纪大了要是真有什么，在我儿子家也不好，后来我们就把她弄到农村去了，我们就在农村服侍她，我们以后也是这样……”，反映了老漂族在晚年对“家”的复杂情感与需求。

5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协商

“家”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居所，更是情感寄托与文化秩序的交汇点。老漂族在原居住地的“家”由稳定社会网络、熟悉环境和文化习俗构成。迁移后，物理隔离和文化断裂使他们感到孤独和不适，原“家”的意义难以在新环境中寻得。为打破困境，老漂族积极适应，通过再部落化的社会交往实践、在地化的饮食适应实践以及跨地方的空间实践，创造具有个人意义的跨地方“家”空间（图3）。
图3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重构与协商

Fig. 3 Re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of the "families" of the old drif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5.1 再部落化的社会交往实践

老漂族的迁移造成身体的缺席和原有生命轨迹的断裂，脱嵌于原有的熟人社会，引发老漂族的孤独感和心理不适。为打破这种状态，他们既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又通过再部落化的社会交往实践解锁新的角色，基于情感、责任与共同经历而构建起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从“外来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同一个小区的老漂族通常会基于健走、广场舞、唱歌等兴趣爱好建立微信群，除了组织活动，也经常会在群里分享一些“题外话”，例如“养生”“心灵鸡汤”或是出去旅游的照片。微信群将老漂族之间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逐渐成为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受访者FT-25表示：“在这里我也有认识的人，我们有微信群，群里大家经常发一些关于养生、育儿等类型的东西，送小孩上学以后，在家没事大家就在群里聊天”。由于地域性的语言差异，很多老漂族在相互交流时面临着语言上的隔阂。但是当在异地遇到来自同一地区或讲相同方言的老乡时，催生出一种基于“同乡认同”的特殊情感纽带，自然而然地拉近其心理距离，彼此之间往往会相互添加微信互动交流。通过构建虚拟部落空间，老漂族将原来的生活地和现在的居住地紧密相连，让他们即使身处异地也能和亲朋好友联系，建构起跨空间的“乡土社会”，在保留原有社会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缓解因地理隔离产生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受访者FT-38表示：“我们村里有微信群，村里有什么事也会通过微信来通知，平时村里那些人也会在微信群里聊天，我没事的时候经常听他们聊天，村里发生什么事情我也知道”。
老漂族不仅存在虚拟空间的再部落化，同时也存在实体空间的再部落化。基于地理迁移与家庭纽带的重构，老漂族因“隔代抚养”这一共同使命而聚集在一起，日常社会交往中也是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身份存在，孩子们成为了老漂族之间的天然纽带。在日常的接送孩子、公园遛弯、社区活动中，老漂族形成了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等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新的社交圈，也创造了共同的话题与活动场所，如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分享健康养生知识等，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与情感归属的实体社群。受访者FT-29表示：“我们这些带孩子的就在这个小广场，小孩子们在一起玩，我们就在一起聊天，慢慢地大家就都认识了”。除了老漂族的主动适应，子代也经常会在周末或假期邀请老漂族共同出游踏青，不仅可以拓宽各自的社交圈层，代际间的社交活动也更有利于子代理解父代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同时，老漂族在实体空间的再部落化还体现在对居住环境的适应性改造上。老漂族会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社交需求，对居住空间进行适当调整，比如与子代在同一小区或邻近区域居住，以便相互照应和集体行动，空间上的聚集进一步强化了部落化社会交往的特征。

5.2 在地化的饮食适应实践

在地化的饮食适应实践是老漂族“家”感知协商的重要方式。老漂族通过主动学习当地饮食与习惯，创新性地融合家乡烹饪技艺，不仅实现饮食上的自给自足，更在异乡的餐桌上重构“家”味，缓解乡愁。从主体性视角来看，老漂族在故乡稳定的饮食伦理逐渐在子代家中内化，通过日常烹饪和节日食礼连接过往与现在，以此强化“家”的归属感。
“家”的概念远超越物理空间的局限，深深植根于个人的成长经历、社会互动与文化环境中，成为心灵与情感的归宿。老漂族在饮食上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融合与适应的策略，不仅映射出他们积极拥抱新环境的态度与努力，还展现了他们在流动中如何坚守并重塑个人身份及群体归属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性的饮食伦理不仅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成为个体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的重要表达方式[41]。通过精心挑选食材、烹饪方式及共享美食，老漂族在日常饮食中践行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伦理，既是对过往生活习俗的延续，也是在新环境中寻求自我定位的过程[42]。如FT-38说到：“来了这里以后我感觉这里的油吃起来都没有家里的味道，所以每次我就从家里带点自己种的菜籽油”。
老漂族的饮食文化伦理被视为一种身体化的实践，超越了单纯的食物消费，成为深植于身体记忆和日常习惯中的生活方式，这种物质化的身体习惯难以轻易改变，构成了个体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你即你所食”，强调了食物与个体身份的密切关联，往往简单的食物就能刺激到味蕾，唤起心中关于“家”的记忆。合肥老漂族虽多来自本省，但省内饮食存异，他们既积极适应子代的饮食习惯，也烹制家乡食物，以此维系与老家的“可食用”联系，保持与“家”的微妙连结，子代通常也期待并接纳这份家乡味。如FT-10说到：“来了这里吃什么肯定是主要以孩子们为主，偶尔我也会做做家乡菜，他们也愿意吃”。很多老漂族喜欢自家种植的蔬菜，认为味道更好，因此很多农村来的老漂族会不定期地从老家带来部分食物的原材料，FT-38受访时表示：“我老家是农村的，我老伴在家里种点菜，我回去的时候就会带点过来，我家平时吃的油是自己榨的，米也是自己种的，我就是感觉自己种的吃起来香一点”。
食礼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不同地域的食礼往往体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老漂族在空间上的流动并没有带来传统饮食习惯的丢失，在传统节日依旧会通过制作家乡食物来延续过去的自我，将旧的记忆带入新的“家”中，实现“家”在异乡的营建。如FT-27提到：“平时过节什么的，我也会做点老家的菜，就像我老家是六安的，我们端午节就会做蒿子粑粑，现在这里我每年端午节都会做，是家乡的味道”。

5.3 跨地方的空间实践

跨地方的空间实践让老漂族“家”的概念超越地理限制，“老家”既是一个地方也是一种深植于心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寄托，“漂”让物理空间的“家”与情感空间的“家”被迫分开。老漂族通过定期流动，既维持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又缓解了在子女“家”中的不适，让根植性的“家”与子女的“家”都有“家”味。
老漂族跨地方的定期循环流动，既维系原有社交网、满足对亲人朋友以及故乡的情感需求，也让老漂族在亲情与落叶归根之间找到平衡点。受访者FT-22表示：“中国人嘛，讲究叶落归根，我将来还是要回去的，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祖辈也一直生活在那里”。很多老漂族为实现代际支持，只能被迫分居两地，只有通过定期循环流动才能实现夫妻之间的相互照料。受访者FT-6提到：“现在我是帮我女儿带孩子，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我老公他还在老家，我来了这边很担心他，我周末的时候就回老家，回家帮他收拾一下屋子，洗洗衣服，农忙的时候帮帮忙”。“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很多老漂族表示他们的父母还都健在。正如三国时期文学家曹植在《乌赋（并序）》中所描绘的“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50后”“60后”的老漂族秉持着传统的敬亲尊长、孝道伦理，对“30后”“40后”的父母尽探望、赡养、照料、善后祭祀等符合传统道德观念和礼仪规范的代际反馈。一位77岁的受访者FT-29表示：“我的母亲还健在，今年都90岁了，他（孙子）爸爸妈妈不忙的时候，我还要回老家，帮我妈妈洗洗衣服，清理一下身体，尽自己的孝心嘛，毕竟父母年纪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代人因生活环境和社会阅历的不同，产生了生活方式上的代沟，这些差异在日常交往中往往导致误解、冲突，以及双方内心的苦楚与无奈，亟须一个合理的通道来抒发这些情绪。定期往返流动利用了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为两代人提供了一个情绪表达的窗口和关系纾解的机会，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稳定。受访者FT-14提到：“住在这里太久，心理上就会觉得很烦，我就和我女儿请假，让我回老家休息几天”。通过频繁的地域迁徙，老漂族在流动中重新定义了“家”的概念，使“家”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地点，而是转变为一个跨越地理界限、融合情感与记忆的动态空间，老漂族能够自由穿梭于物理空间与情感空间，享受着流动赋予的多重归属感和丰富的生活体验。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老漂族是现阶段中国快速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真实写照，老漂族的“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个人与社会意义。研究基于“家”的批判地理学，将代际支持视角纳入分析框架，从老漂族代际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以合肥市老漂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老漂族在代际支持不平衡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及对“家”的真实感受，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深受中国“恩往下流”和“落叶归根”传统观念影响的老漂族对“家”有独特的理解，空间上的被迫流动使其对“家”的认识逐渐复杂化和模糊化。由于“隔代抚养”的现实代际支持机制，老漂族与子代共居，引发了其在协助抚养下一代过程中的理性考量与对故土情感依恋之间的撕扯和矛盾，“家”成为物质、情感与权力相互交织的复杂场域。物质的“家”成为其主要居住场所，老漂族在这个实体空间内享受着代际支持带来的情感慰藉，实现对“家”的情感想象。然而，“家”空间的权力互动让老漂族对“家”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受到威胁。老漂族在子女的“家”和根植的“家”之间进行空间流动，让“家”的概念突破物质与地理空间的局限，成为一个融合关系、心理与文化的模糊集合体。
（2）代际支持的老漂族在循环流动中面临“家”的二元困境。一方面，由于中国固有“居有定所”的文化思维，子代在城市购置的房产所承载的归属感部分延伸至老漂族，然而，相较于他们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却是一个充满规约、个人隐私受限、居住环境退化的场所。另一方面，代际支持带来的情感慰藉与情感缺失，以及夫妻分离的现实写照，使老漂族在情感归属上陷入游离，产生了子女的“家”既是又不完全是自己“家”的认知困惑。在代际互动中，老漂族面临诸多摩擦，他们往往让渡了对“家”的掌握权，通过界定权力边界的方式在子女的“家”中保留一份“家味”。因此，在跨地方的“家”空间中，老漂族竭力在保持原有根植性的“家”与融入子女的“家”之间寻找平衡，尝试实现情感和身体上“家”的双重归属。
（3）在子代主导的代际关系中，老漂族被动卷入到空间迁移，拥有重构“家”空间的能动性。为了给悬置在中间的矛盾情感提供纾解的机会，老漂族通过空间交互利用的策略，寻求对“家”的掌控感与自在感的重构。具体而言，老漂族利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相融合的再部落化策略，以此实践自我赋权的社交模式。在此过程中，根植性的“家”和儿女的“家”都是老漂族心中难以割舍的“家”的呼唤，然而空间上的割裂，使其必须寻找一种时空叠加的方式得以平衡。饮食作为流动中最容易复制的元素，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根植性“家”的情感记忆在子女的“家”中寻得锚点。面对多重“家”情感的交织与冲突，老漂族并未选择完全抛弃任何一方，而是通过在跨地方的流动中进行权衡与妥协，实现根植性的“家”与子女的“家”之间的跨地域归属连结，此时的“家”是个体能动性发挥后所形成的人与空间的一种和谐、舒适的关系。

6.2 讨论

从代际支持视角出发，分析老漂族如何在陌生的城市空间中重新定义“家”的意义，为理解这一群体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以往研究中，“家”是老年移民与地方建立认同的重要纽带，不仅是物理上的居住场所，更是情感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多维度复杂场域[43,44]。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以及人口流动性的显著增强，老漂族的“家”作为微观社会的缩影，成为代际间情感联结、资源流动与适应新环境的共同场域，蕴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社会不平等现象，丰富了“家”的批判地理学的理论内涵，也是对代际不平等权利关系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层透视。同时，日常生活实践的动态性建构过程得到了进一步印证[27]。对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微观、细致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察，不仅描绘了老漂族在不同阶段代际互动中所展现的权力关系、情感交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动态变化，更捕捉了老漂族在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流动的经历让老漂族不断反思“家”的概念与定位，通过自身的努力和策略积极适应新环境、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揭示了老漂族日常活动实践背后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碰撞与融合。代际支持视角的纳入，特别是将其延伸至老龄化社会背景下，关注代际的不平等权利关系、日常生活实践、流动性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旨在揭示并理解“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复杂内涵与变迁轨迹，以丰富关于老年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的理论研究。
在实践上，老漂族作为一类特殊的老年移民群体，具备鲜明的个体意愿与自由意志特征，其在地行为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以自我需求满足为核心[45]，而是将后代福祉置于首位，展现出深厚的家庭责任感和代际关怀，代际支持作为理解老漂族流动行为的重要视角，是推动这一群体跨越地理界限、改变生活轨迹的重要动力。鉴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当前由“50后”“60后”“70后”构成的老漂族普遍保持着较好的身体状态，对子代的依赖性较低，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及身体自然衰退，老漂族对子代的依赖性将逐渐增强。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个体生命周期的演变，也映射出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动态调整。对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探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探讨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如何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适应变化、调整结构，以及代际关系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家庭变迁、代际关系调整及社会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与探索。
作为质性个案研究，本研究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亟待采用历时性的纵向研究方法，以动态视角深入关注不同类型、不同背景下老年流动人口在家庭中的发展轨迹及其能动作用，探讨在子代与父代双向代际支持下老漂族“家”的研究。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代际支持体系，全面地理解老漂族的生活状态、心理需求和社会期待，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以期为构建更加和谐、包容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致谢：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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