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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4 >Issue 11: 2934 - 295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40008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ocation selec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U.S.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Evidence from digital technologies patents

  • LIU Chengliang , 1, 2 ,
  • LI Yuan , 3 ,
  • MAO Weisheng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3. China Academy of Civil Aviation Science and Tecnology, Beijing 100028, China
  • 4. College of City Construc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1-03

  Accepted date: 2025-08-14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0

Fold

Abstract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has become a key strategic approach for major countries to captur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participate in global competi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locational choice of cross-border IP deployment, integrating methods such a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Using U.S. digital technology patents as a case study, it systematically depicts the temporal evolution, locational selection patterns, deployment pathway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ross-border IP deployment.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scale of cross-border IP deployment in U.S.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2)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this deployment has undergone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traction-expansion-contraction”. Its key deployment locations have shifted eastward, forming a dual-core spatial structure centered on East Asia and Europe. In several key fields,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concentration toward leading countries. (3) The preferred deployment pathway involves initial filing in the home market, followed by global deployment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the PCT. (4) Strategic motivations such as market-oriented strategies and home country priorities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U.S. cross-border IP deployment in digital technologies. Host country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market size,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the level of IP protec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ttracting U.S. IP deployment.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also plays a key role: geographic and linguistic proximity reduce the cost and barriers to cross-border deployment, while economic proximity, representing similar market demand, reflects the necessity of reinforcing IP deployment.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globalization of technology; spatial pattern; influencing factors; United States

Cite this article

LIU Chengliang , LI Yuan , MAO Weisheng . Location selec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U.S.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Evidence from digital technologies patent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5 , 44(11) : 2934 -2950 . DOI: 10.11821/dlyj020240008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知识产权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形成以专利为主，辅之以商标、版权等一体化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模式，成为跨国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战略[1]。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跨境布局专利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对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意义重大，“产品未动，专利先行”已经成为跨国主体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2,3]。当前，数字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技术作为驱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对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4,5]。得益于强大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及数字技术先发优势，美国成为全球数字技术领导者，在全球主要国家构筑了坚实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壁垒。
既有以数字技术为对象的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研究尚未受到充分关注，但更具普遍性的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相关研究引发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领域的广泛探讨，主要涉及以下方面：①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空间格局研究。通常使用专利申请数据作为度量指标，使用空间统计方法对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空格局演化进行刻画。随着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兴起，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各类传统技术，更逐步关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技术领域，而研究区域则涉及全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以及特定国家等多种空间尺度[6-8]。研究普遍认为美国、日本等国是全球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主要发起者，北美、欧洲、东亚则是全球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主要目的地，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系统性东移，东亚在全球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中的地位日益攀升[9,10]。②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影响因素。定性与定量分析是揭示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影响因素的重要手段，经济区位理论、关系经济地理理论等广泛应用于揭示其宏观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通常认为市场规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受理国（地区）环境是吸引跨境知识产权布局的重要因素[11-13]。受对外直接投资、跨境并购等研究启发，多维邻近性理论成为新近的分析框架[14]。③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效应。主要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对母国（地区）和受理国（地区）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通过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对母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等以及对受理国（地区）的技术变革、经济增长等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15-17]，但同时也会对受理国（地区）的市场及创新活动等造成冲击，由此导致跨境布局知识产权成为部分高技术能级国家（地区）争夺科技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④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策略与路径。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多重效益使其成为各国（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全球影响的重要手段，相关研究认为应通过增强政策指引、提高知识产权意识等途径促进国家（地区）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知识产权的跨境布局[18,19]。已有文献揭示了多技术领域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空格局演化，但数字技术领域尚未受到应有关注，而数字技术领域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创新产出最集中的领域之一。研究空间尺度多样，但对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关注相对较少[20]。美国数字技术自21世纪初以来实现了对日韩等先发国家的赶超，并在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活动中占据优势地位，其发展路径对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影响因素方面则较多关注受理国（地区）环境对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影响的探讨，但母国（地区）政策对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活动的吸引作用不应被忽视。
鉴于此，本文以美国为研究区域，以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度量指标，从专利局尺度对其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序演化、空间演化、布局路径演化进行刻画，最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从主体动机、受理国（地区）环境、多维邻近性三个方面揭示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影响因素，以期丰富经济地理学、区域国别学交叉视角下的理论体系，同时为中国应对国际数字技术封锁与中国数字技术“走出去”、参与“双循环”提供决策依据。

2 理论分析

2.1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基本内涵与驱动因素

2.1.1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基本内涵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指主体出于规避风险、开拓国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等因素的考虑，在海外申请、获取知识产权的过程，其中专利是最主要的布局类型[13]。以专利为例，跨境布局主体主要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个人等各类专利申请者，其中跨国公司是跨境布局的最主要主体；客体则主要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等各类专利。

2.1.2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驱动因素

由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和保护范围的地域性，其跨境布局的区位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经济区位论、“推-拉”理论、多维邻近性理论等是理解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重要理论[21-23]。首先，布局主体进行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时受主体属性、地区等影响形成市场导向、战略目标导向等多种偏好；其次，母国（地区）推动力与受理国（地区）牵引力共同影响布局主体的区位选择；第三，多维邻近降低了布局主体跨境布局时的不确定性（图1）。
图1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以专利权为例）

Fig.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cational choice for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1）布局主体的动机。① 利益寻求。具有所有权优势的创新主体通常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更倾向通过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权利优势等其他优势以获取利益，这是进行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原始动力[24]。② 规避风险。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区位选择与对外贸易活动联系紧密，占领一定的市场意味着模仿风险的增加[13]。布局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会不可避免地通过对外贸易溢出至受理国（地区）[25]，通过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可降低来自受理国（地区）模仿带来的利益损失，甚至可向其他企业收取许可等费用，从而达到巩固市场地位的目的[26,27]。③ 母国（地区）战略。具有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能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国家（地区）利益的“代理人”[28]，这些“代理人”不仅需要根据企业战略从事各项经济活动，更需要根据母国国家（地区）战略向全球战略重点国家（地区）进行知识产权布局，以实现母国（地区）在受理国（地区）的各项战略目标[29]。
（2）受理国（地区）的市场环境。① 市场规模。技术的获利程度会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一方面，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可能存在侵权行为，布局主体更可能通过诉讼、许可等活动获取收益；另一方面则是较大的市场规模意味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或较强的鉴别力，对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有更大的需求[30]。② 市场竞争。布局主体根据其技术特征进行区位选择以适应不同的竞争环境，竞争激烈的市场对于布局主体进入及维系其经营活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且需要消耗更大的成本并压缩利润空间[31]。③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地区）布局有助于降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更利于跨国（地区）布局主体知识产权优势的发挥[32]。④ 其他因素。受理国（地区）专利的申请途径、申请费用、申请时长、申请语言、准入政策、保护期限，以及国际关系、政治风险、关联产业等因素同样会对布局主体的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产生影响[33]。
（3）多维邻近性。① 地理邻近性。地理距离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来源，根据不完全信息理论，地理距离产生的沟通成本降低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活动的效率[34]，并对后续的经贸活动产生一定的阻碍[35]。② 语言邻近性。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有助于减少不同语言间转化造成的信息量损失，特别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涉及受理国（地区）知识产权部门审核时，以及发生知识产权纠纷、许可、交易时，语言的邻近可有效降低沟通成本[36,37]。③ 经济邻近性。经济水平相似的国家（地区）通常具有相似的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向这些国家（地区）布局知识产权有利于相关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与贸易[38]。具备高产业发展能级的国家（地区）同样可能会向产业能级相对落后的受理国（地区）大量布局各类知识产权以达到占领其市场的目的[39]。

2.2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布局路径与空间演化

2.2.1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布局路径

以专利权为例，跨境获取知识产权的途径主要有申请、许可、收购等[40,41]。通过许可、收购等方式获取海外知识产权的路径相对简单，而通过申请的路径受布局主体的布局偏好以及待布局知识产权的特性等呈现多样化特征，主要涉及以下路径[42]：① 在母国（地区）布局后向一个或多个受理国（地区）进行布局；② 在母国（地区）布局后通过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途径向一个或多个受理国（地区）布局。③ 直接通过PCT途径向一个或多个受理国（地区）进行布局；④ 直接在一个或多个受理国（地区）进行布局（图1）。

2.2.2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空间演化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空间格局是布局主体区位选择的结果，其空间演化则是对影响布局主体区位选择因素动态变化的反映（图1）。布局主体异质的技术特征与市场战略，受理国（地区）异质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决定了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空间选择，形成了最初的空间格局。随着布局主体技术演进、市场战略调整以及受理国（地区）市场规模、制度环境的变化，受理国（地区）在布局主体跨境布局战略中的地位出现上升或下降，由此导致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空间格局不断重塑[43]。在格局建立及重塑过程中，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主体、受理国（地区）之间的力量对比动态变化使得双方处于支配或从属地位。以专利为例，布局主体需要通过受理国（地区）的专利授权进入受理国（地区）的市场并参与竞争，受理国（地区）则需要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提升本地的技术与经济水平[44]。

3 研究数据与模型构建

3.1 变量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专利在维护企业竞争优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知识产权布局通常以专利为核心，因此本文以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度量指标。综合考虑申请、许可、转让等数据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选择专利申请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发明专利相比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最终选用发明专利申请作为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度量指标。进一步，由于数字技术专利并不具备明确的分类标准，本文通过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专利分类号与关键词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数字技术专利的范围。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术的延伸[45]，以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构建的ICT专利检索策略作为数字技术的判定基础，删除与数字技术无关的技术类别并补充近年来新增的ICT技术类别。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与其他类别技术的深入融合，本文根据各类政府政策文件、中国信通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选取236个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量子科学、扩展现实七类数字技术内涵高度相关的关键词，并在美国所有跨境专利的标题、摘要、权利要求部分进行检索，最后将检索结果与OECD的检索结果相结合作为本文的基础数据。
专利保护具有地域性，专利申请需要由申请者向受理国（地区）所属专利局提交，因此，空间格局演化部分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部分的被解释变量为美国申请人向全球主要知识产权组织 ① 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既包括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 China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ministration）、日本特许厅（JPO, Japan Patent Office）、韩国特许厅（KIPO,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等国家、地区知识产权部门，也包括欧洲专利局（EPO, European Patent Office）和欧亚专利组织（EAPO, Eurasian Patent Office）等区域性专利组织，其中EPO覆盖44个国家，EAPO覆盖8个国家。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偶然联系，剔除了近十年数字技术布局量少于100件的受理国（地区）。基于上述检索策略，使用IncoPat数据库筛选出申请时间在2001—2020年且公开日期在2001—2022年来自美国申请人的119万余条向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之外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申请数据[33]。

3.1.2 解释变量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并考虑数字技术的特殊性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本文主要从主体动机、受理国（地区）环境、多维邻近性三个方面构建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表1），与被解释变量相同，解释变量均归并至专利局尺度。
表1 指标体系

Tab. 1 List of variable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代码 指标释义
布局动机 模仿风险 OIR 美国向受理国（地区）出口数字商品的总额（万美元）
母国（地区）战略 ONT 是否为《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提及的对手国（地区）（是=1，否=0）
受理国（地区）环境 市场规模 GDP 受理国（地区）GDP（万美元）
竞争水平 CPE 美国以外国家在受理国（地区）的数字技术专利申请占比（%）
知识产权保护 IPP 受理国（地区）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得分（0~7）
多维邻近性 地理邻近性 GEO 美国与受理国（地区）的加权距离（km）
语言邻近性 LAN 美国与受理国（地区）语言是否相似（是=1，否=0）
经济邻近性 ECO 美国与受理国（地区）是否属于相同的世界银行划分收入群组（是=1，否=0）
（1）布局主体动机方面。选取模仿风险（OIR）及母国（地区）战略（ONT）2个指标。向受理国（地区）布局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目的之一是降低模仿风险并保护其市场利益不被侵犯，出口规模越大通过商品溢出知识造成的模仿风险更高，以美国向受理国（地区）出口数字商品的总额度量可能产生的模仿风险；母国（地区）全球战略对布局主体的跨境经济活动具有指导作用，以受理国（地区）是否为《美国全球数字经济大战略》提及的竞争对手国（地区）衡量国家战略，1表示是竞争对手国（地区），否则为0。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
（2）受理国（地区）环境方面。选取受理国（地区）市场规模（GDP）、竞争压力（CPE）、知识产权保护（IPP）3个指标。占领受理国（地区）市场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重要目的之一，以受理国（地区）GDP度量其市场规模；受理国（地区）的竞争水平会影响布局者的布局策略，使用美国以外国家在受理国（地区）的数字技术专利申请占比进行度量；受理国（地区）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有效吸引境外主体进行知识产权布局，以受理国（地区）在世界经济论坛历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得分进行衡量，取值范围为0~7，数值越大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IncoPat数据库、世界经济论坛。
（3）多维邻近性方面。选取地理邻近性（GEO）、语言邻近性（LAN）、经济邻近性（ECO）3个指标。邻近性通常可以显著降低母国（地区）与受理国（地区）的运输、协调成本，降低不确定性，3个指标分别以美国与受理国（地区）的加权距离、美国与受理国（地区）语言是否相似（是为1，否则为0）、美国与受理国（地区）是否属于相同的世界银行划分的收入群组（是为1，否则为0）进行衡量。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CEPII数据库和世界银行。

3.2 模型构建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数据为非负整数，被解释变量存在过度离散现象，负二项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构建的随机效应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如下：
$\begin{array}{l}GO{P}_{i\to j}=\alpha +{\beta }_{1}lnOI{R}_{i}+{\beta }_{2}ON{T}_{j}+{\beta }_{3}lnGD{P}_{j}+{\beta }_{4}CP{E}_{j}+\\ {\beta }_{5}IP{P}_{j}+{\beta }_{6}GE{O}_{ij}+{\beta }_{7}LA{N}_{ij}+{\beta }_{8}EC{O}_{ij}+\epsilon \end{array}$
式中：$\alpha $为常数项；$\beta $为系数；$\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GO{P}_{i\to j}$为美国向受理国（地区）布局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的规模；其余指标分别对应表1中二级指标的指标代码。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模型除百分比、虚拟变量外的变量取对数，将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一步对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VIF值均小于5，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

4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序演化与区位选择

4.1 时序演化

4.1.1 布局规模呈现出波动增长的态势

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是一国（地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演变深刻反映了其数字技术实力的动态提升过程（图2）。2001—2020年，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按专利族统计）由5.4万件波动增长至6.7万件，表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低位增长阶段（2001—2010年），该阶段各年跨境布局规模均在5万件以上，并在期末受全球性经济波动影响，跨境布局规模及布局地域数量同时出现下降。高位增长阶段（2011—2020年），全球性经济波动后，美国加强海外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布局，该阶段各年布局规模多在6万件以上，呈现阶段性攀升过程，但布局地域范围呈现收缩状态。
图2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序演化

Fig. 2 Temporal evolution of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相比之下，尽管中国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近年来超过日本和美国，但2016—2020年在海外布局的专利规模仅为美国和日本同期的50.4%和69.4%，与数字技术强国存在较大差距。

4.1.2 布局规模集中于少数头部国家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国家（地区）数量经历“收缩-扩张-收缩”的周期性变动，头部国家（地区）地位依旧稳固（图3）。2001—2020年期间，美国布局数字技术的国家（地区）数量大致呈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55个下降至2020年的39个，特别是近五年以来布局国家（地区）数量下降显著，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更倾向将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布局至其优势市场。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表现典型的幂律分布特征，头部国家（地区）占比较大且层次结构相对稳定，其中头部三国占比在47.5%~56.3%之间，前十个国家（地区）的布局规模占比在86.0%~88.0%之间。
图3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

Fig. 3 Logarithmic fitting of rank order and scale

4.1.3 新兴数字技术领域布局规模提升显著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涉及领域广泛，主要布局领域（各时段前15位）更迭频繁，新兴数字技术领域跨境布局规模提升显著，头部技术领域数量占比持续下降，朝向更加多元与均衡的趋势发展（图4）。具体而言：重点聚焦于数据处理与通信两大领域，并由初期阶段的数据处理、数据传输（如G06F17、H04L12等）等主导向智能硬件、移动通信、信息通信（如H06F3、H04W72等）等主导演化，同时近年来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的前瞻性布局，如图像识别、视听技术、机器学习（如G06T7、G06K9、G06N20等）等新兴领域布局规模提升显著。总体而言，美国更倾向将本国优势领域布局至全球市场，以维持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图4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主要领域演化

注：受数据所限不含中国香港。

Fig. 4 Evolution of major fields

4.2 区位选择

4.2.1 主要地域表现“东升西降”，形成东亚、欧洲双核格局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地域空间广泛，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但空间范围整体呈收缩态势，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亚地区市场地位快速拉升，美国加紧向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布局各类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图5），该特征与已有关于经济、创新、贸易等研究中的东亚地位提升结论相互印证[9,10]。
图5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主要国家与地区演化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16)1665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图中仅标注各时段前十位目的地。

Fig. 5 Evolution of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1）2001—2005年，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高度集中于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三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布局规模均超过4万件，占比高达51.7%，而在多数国家（地区）的布局规模不足千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以欧洲、大洋洲、东亚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图5a）。
（2）2006—2010年，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重心开始向北、向东转移，南半球地位下降，形成东亚、欧洲两大布局核心（图5b）。期间，整体布局数量与上阶段相比并未发生较大变动，但布局重点开始发生变化：如在澳大利亚的布局规模由4.8万件大幅降低至1.2万件，在欧洲地区布局数量由5.2万件下降至5.0万件。亚洲地区逐渐受到重视，如在中国（数据暂未含港、澳、台等地区）、韩国、印度等地布局规模提升均在1万件以上，其中，在中国的布局规模增长至4.0万件，仅次于欧洲和日本。
（3）2011—2015年，美国继续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布局规模，东亚超过欧洲成为绝对核心（图5c）。全球性经济波动后亚洲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攀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美国争夺全球数字话语权的重要力量，美国在中国的布局规模提升至5.8万件，在东亚的中日韩印四个头部国家的布局占比高达49.2%。
（4）2016—2020年，中国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地（图5d）。中国、印度凭借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美国持续强化布局，特别是随着中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市场，美国在中国的布局规模超过欧洲达到7.1万件。反映了东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数字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正加大亚洲地区数字权利的争夺，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持续强化对华布局。

4.2.2 主要领域布局重心东移，跨境布局规模异质性显著

主要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布局重心随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地区）崛起向东转移，同时在头部国家（地区）集中程度大幅提升，特定技术领域在不同国家分布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图6）。
图6 主要数字技术领域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国家与地区

注：图中除欧洲专利局外均为国家或地区，受数据所限不含中国香港。

Fig. 6 Spatial evolution of major digital technology fields

（1）主要领域空间重心多遵循向东转移的空间规律。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亚洲地区国家（地区）数字创新能力与数字市场规模显著提升，为了维持全球影响力，美国陆续将重点领域转移布局至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亚洲地区。至第四时段（2016—2020年），15个重点领域中有10个领域以中国为最主要布局地，其中最重点领域（G06F3）布局规模达5,868件，远超其他类型（图6d）。
（2）主要领域在头部国家（地区）的布局规模异质性特征突出。一方面，部分重点领域在特定头部国家（地区）布局规模表现突出，如在第二时段H04B7等领域高度集中于韩国（图6b）；第三时段H04W72、G06F13等领域高度集中于日本（图6c）。另一方面，部分重点领域在特定头部国家（地区）布局规模偏少，如第四时段H04L29、H04L5等领域在日本布局规模远低于其他领域（图6d）。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特定国家（地区）数字技术市场、政策等异质性以及美国科技地缘战略等因素对布局活动的影响。

4.3 布局路径

4.3.1 在多个国家（地区）布局相同或相似领域知识产权

美国创新主体产出的一项数字技术知识产权通常布局至多个海外地区，数字技术专利的同族地区多为5至8个，而<5个或>8个同族地区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则相对较少，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即对于一项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美国倾向于将其布局于多个国家（地区）而不是在全球广泛布局。这种现象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中通常只面向少量地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33]，表明美国的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与影响力。

4.3.2 技术优先权通常为美国

通过专利的优先权国家对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布局路径进行识别，在美国国内提出申请后再进行全球布局，是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首要路径（图7）。90.6%~96.1%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通过该路径进行跨境布局，该路径可更好地服务本国市场，同时为了解技术的可行性及市场反应提供参考，便于对后续跨境布局路径进行调整。该路径衍生出2条具体路径：① 在USPTO申请后向受理国（地区）进行布局，通常反映了美国布局者对待其所布局的知识产权及受理国（地区）的确定性判断。② 在USPTO申请后通过PCT途径申请，并在规定期限内在PCT合约国（地区）中进行进一步申请，这种路径更有利于申请人灵活地决定在哪些地区进行进一步布局，更多体现了对技术前景及受理国（地区）市场的观望态度。相较而言，美国布局者更倾向于通过PCT途径进行进一步跨境布局，该路径占比58.4%~74.9%，重点面向欧洲、中国和日本；而在美国国内申请后直接向其他国家（地区）布局占比21.2%~36.8%，主要针对中国和欧洲地区。
图7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主要路径

Fig. 7 The main paths for the cross-bord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loyment

4.3.3 直接进行跨境布局通常指向欧洲和中国

直接在海外布局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规模相对较小（图7），该路径衍生出两条具体路径：① 向WIPO提出申请后向其他国家进行布局，该路径的布局者将专利的国际保护视为起点，在后续全球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分别布局时拥有更多的灵活性。② 直接向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布局，此路径后续可通过PCT途径或《巴黎公约》等途径继续向其他地区扩展，其中单一受理国（地区）布局是特殊的布局路径。相较而言，这2种路径均非主要路径，4个时间阶段的布局规模均为3万余件，主要目的地指向欧洲和中国，两地区占比均为50.0%左右。美国单一受理国（地区）布局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数量较少且时序变化大致平稳，重点区域呈现由EPO、英国向中国转移的现象，反映了美国针对中国特殊的市场策略，这种策略既可能意味着对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的适应，亦可能是对于抑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战略考量。

5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表2报告了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负二项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仅加入布局主体动机变量，模型2仅加入受理国（地区）环境变量，模型3仅加入多维邻近性变量，模型4加入所有变量（表2）。总体而言，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区位选择受主体动机、受理国（地区）环境和多维邻近性的共同影响。
表2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负二项回归结果

Tab. 2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negative binomial model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仿风险（OIR） 0.352***
（0.065）		 0.244***
（0.062）
母国（地区）战略（ONT） 1.326***
（0.259）		 0.515*
（0.300）
市场规模（GDP） 1.078***
（0.069）		 0.795***
（0.080）
竞争压力（CPE） -2.084***
（0.250）		 -1.885***
（0.247）
知识产权保护（IPP） 0.709***
（0.273）		 0.754***
（0.217）
地理邻近性（GEO） -0.953***
（0.241）		 -0.538**
（0.253）
语言邻近性（LAN） 1.167***
（0.090）		 0.916***
（0.212）
经济邻近性（ECO） 0.696***
（0.167）		 0.533***
（0.164）
常数项 -4.716***
（1.088）		 -27.518***
（1.923）		 9.421**
（2.460）		 -19.559***
（3.450）
Log likelihood -1,780.4939 -1,718.6975 -1,762.3733 -1,684.2874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p<0.01，**：p<0.05，*：p<0.1。

（1）主体动机是促进布局主体跨境布局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的重要推动性力量。①模仿风险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技术布局与跨国贸易活动存在关联，美国倾向于布局至其主要数字产品出口目的地以降低侵权风险[46,47]。原因在于向出口联系密切的受理国（地区）进行布局无论对于主动获利还是被动防御风险方面均会产生收益。②母国战略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与关于中国企业跨境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政府的政策指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母国（地区）企业在受理国（地区）布局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而提高了数字技术进入的可能与布局的规模[48]。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发布的《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十周年专利统计报告（2013—2022年）》同样印证了这一结论，强国家战略对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49]。
（2）受理国（地区）环境对于吸引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影响显著。① 受理（地区）国市场规模表现显著正向影响，与已有的关于跨境并购、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结论相似，即市场指向是各类跨国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50,51]。② 受理国（地区）市场竞争水平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存在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现象，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国注重维持已获得比较优势的市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竞争激烈的国家可能存在贸易、专利本土保护等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的进入[52]，为此，美国布局主体可能通过合作、许可、并购等形式获得市场。③ 受理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表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降低了发明在受理国（地区）被侵权的风险以及维权的成本，成为吸引跨境布局的重要因素之一[16]，与专利权的有效实施会引致专利申请的增加的结论相吻合[53]。
（3）多维邻近性对于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影响显著，这一结论在知识合作、会议交流、技术转移等一系列研究中得到广泛印证，在知识产权跨境布局中同样适用[54-56]。① 地理距离表现显著的阻碍作用。得益于更低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等因素，美国布局者更倾向于至地理邻近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布局[57]。② 语言邻近性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全球主要专利局均接受以英语为专利申请语言，但部分专利局仍需补交特定语言的专利文本，在非英语国家（地区）申请数字技术可能存在理解偏差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英语国家（地区）通常具备相似的文化及更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美国进行布局[37]。③ 经济邻近性表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一致的经济水平意味着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可能存在相似性，便于数字技术及相关数字产品的出口贸易，因此更有必要进行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布局[58]。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基于美国数字技术专利跨境申请数据，融合GIS空间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系统刻画了2001—2020年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序演化、区位选择演化及布局路径演化规律，并基于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揭示了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1）时序演化特征方面，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呈现两阶段特征，持续通过跨境布局数字技术知识产权占据国际数字技术制高点和话语权；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领域朝向更加均衡的趋势发展，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与迭代，对新兴数字领域的布局规模提升显著。
（2）区位选择特征方面，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地域范围经历了优化收缩过程，随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崛起带动全球经济重心出现东移，美国加强了对市场广阔国（地区）、竞争对手国（地区）的数字技术布局，重点布局区位呈现向东迁移现象，形成东亚、欧洲双核的空间格局。重点领域空间演化同样遵循向东转移的空间规律，重点领域在头部国家（地区）的布局规模异质性特征突出。
（3）布局路径特征方面，在美国国内提出申请后再进行全球布局是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优选路径，借助此路径，美国在多个国家（地区）布局相同或相似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体现了其数字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更具竞争力与影响力。
（4）关键影响因素方面，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受主体动机、受理国（地区）环境和多维邻近性的共同影响。首先，市场策略、母国（地区）战略等主体动机是促进布局主体进行跨境布局的推动性力量。第二，受理国（地区）市场规模、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环境对于吸引布局作用显著。最后，多维邻近性对于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影响显著，其中，地理邻近与语言邻近均有利于降低跨境布局成本，而经济邻近性代表的相似需求体现了强化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必要性。

6.2 讨论

2001—2020年，中国在全球布局的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以专利为度量）数量由2001年的0.6万件增长至2020年的4万余件，布局地域范围不断扩张，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显著的差距，中国在全球数字技术市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仍待增强。为了更有效地发展数字技术，扩大中国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应着重提高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跨境布局意识，加强对企业在境外布局区位选择的引导。① 加强企业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政策引导。应全面提升企业对于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重视，一方面鼓励企业注重传统海外重点市场布局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所产生的不必要成本；另一方面则需鼓励掌握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通过“专利先行”策略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及技术竞争[59]。② 加强对企业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的指导。首先，应引导企业注重向市场广阔、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进行布局以降低被模仿的风险。其次，应根据企业技术特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受理国（地区），并根据受理国（地区）的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知识产权布局策略，特别是竞争优势偏弱的企业应避免向竞争激烈的市场进行布局以降低不确定性。第三，注重向地理、经济、语言等邻近的国家（地区）布局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企业进行跨境布局时应优先考虑那些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状况相似以及使用相似语言的国家（地区），以此降低各类交流成本及不确定性风险。第四，平衡先进技术引进与保护本国创新产出的两难困境，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数字技术产业体系。
本文对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区位选择演化进行了刻画，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受数据等方面的限制，未来可从以下角度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① 跨境知识产权布局形式多样，应进一步对许可、收购等形式的布局路径进行刻画。② 跨境知识产权布局影响因素众多，有待进一步进行挖掘。③ 对各数字技术细分领域知识产权布局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④ 开展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中美对比研究，为中国提高全球数字技术地位提供更具体的案例支持。

真诚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结果分析和文字表达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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