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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45 >Issue 2: 309 - 323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020250363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Spatial Reorganization

Spatial effect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n rural modernization

  • MA Zhifei , 1, 3 ,
  • ZHANG Wei 1, 3 ,
  • GAO Junbo , 2 ,
  • LV Xinxin 1, 3 ,
  • LI Muyang 1,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 3 Henan Key Laboratory for Synergistic Prevention of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3-28

  Accepted date: 2025-06-17

  Online published: 2026-02-03

Fold

Abstract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ural modernization. However, leveraging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 drive modernization involves numerous uncertainties.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ctor restructuring-structural upgrading-functional leap”, this study meticulously constructs a five-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for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ncompassing efficiency, marketization, integration, greening, and technology dimensions. The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and the spatio-temporal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are applie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s among 27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obtainedas follows: (1) Spatially, the high-value areas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ave shifted from Jiangsu, Shandong, Hebei, and southern Liaoning 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orming a “unipolar agglomeration” pattern centered on southern Jiangsu, while 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have remained stably locked in Guangdong, Fujian, Zhejiang, southern Liaoning, and eastern Hubei. (2) There are dimens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Efficiency and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generat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through industrial chain diffusion. However, integration exhibits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owing to the siphoning effect, and technologization is locally locked by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geography and the system. (3) Concern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mechanism, the coefficients of efficiency and marketization increase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southwest in accordance with topographic fragmentation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coefficients of integration and greening decrease fro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o the periphery due to policy gradients and market attraction. Technology forms a high-value zone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west as a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coercion.

Key words：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rural modernization;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spatio-temporal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Cite this article

MA Zhifei , ZHANG Wei , GAO Junbo , LV Xinxin , LI Muyang . Spatial effect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n rural modern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6 , 45(2) : 309 -323 . DOI: 10.11821/dlyj020250363

1 引言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乡村现代化本质上是乡村产业动能转换的系统性工程，是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基所在。然而，城乡二元体制及“重城轻乡”的发展思路导致乡村系统失去自我发展和调整能力，出现乡村衰退的现象，乡村现代化面临着生产要素非农化、社会主体老弱化、建设用地空废化、生态环境污损化等诸多问题与挑战[1]。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首要任务的基本认知，实现乡村产业转型一向被视为突破当下乡村现代化困境的关键密钥。然而实践中，受城乡要素流动、消费多元转向、主体多元博弈等诸多因素作用的乡村产业转型既表现出农户增收、城乡融合、乡村建设等正向效应，也存在着利益联结机制不明、环境污染效应凸显、产业可持续性薄弱等困境，故而乡村产业转型在推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2]。因此，厘清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与逻辑联系，阐明其内在关联和作用机理，以便准确把握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导向，寻求乡村现代化的推进路径，成为乡村地理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
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促使乡村从相对封闭的状态向开放系统转变，乡村地域系统进入快速演变阶段，乡村转型在乡村地理学界的研究热度快速上升[3]。乡村转型作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涵盖人口转型、土地利用转型、产业发展转型等多维度内容。其中，产业转型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振兴、乡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乡村转型领域研究的关键课题[4]。当前，乡村产业转型研究聚焦于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等乡村产业类型，探讨其转型过程、影响因素及政策出口等[5]，既包含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与农户生计的深入剖析，也包含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人-地-业多要素协同的系统思考[6]。特别是新质生产力[7]、数字化[8]、土地综合整治[9]等事物的涌现，其对乡村产业转型的影响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关系研究则聚焦于新型农业主体[10]、乡村旅游[11]、特色产业[12]等乡村产业转型的不同维度推动乡村振兴的影响路径、内在机制以及典型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转型在农户消费升级及生计韧性[13]、乡村振兴[14]及城乡共同富裕[15]等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尽管学界已围绕乡村产业转型及乡村现代化的关系进行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性：理论层面割裂产业转型与现代化，对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耦合机制解析不足；实证维度过度依赖经济效率指标，对生态、数字等新兴要素缺乏测度响应；方法层面忽视空间溢出的传导路径与区域异质效应的解析，既无法追踪要素跨行政边界的级联扩散规律，亦不能识别不同区位的响应差异。
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中国273个地级市为观测单元，构建2010—2022年面板数据集。首先，构建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分别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灰色关联TOPSIS法测算综合指数。其次，运用核密度估计与空间自相关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最后，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解析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直接、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测度乡村产业转型的异质性影响系数。

2 理论分析

2.1 概念内涵

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历史共生性与系统关联性的耦合共生关系，本质上均是乡村社会从传统生产系统向现代文明形态演进的一体两面。从历史共生看，乡村产业转型通过技术革新、组织重构与业态升级打破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稳态，迫使乡村社会突破制度惰性与认知惯习，为现代化进程提供初始动能；而现代化进程催生基础设施完善与治理体系变革又通过降低要素流动壁垒、拓展要素组合边界，反哺产业转型向高阶演进，二者形成“转型动能释放-现代性要素积累-转型能级跃升”的螺旋演进机制。从系统关联看，二者在要素配置、价值目标和运行机制上高度嵌合：一方面，产业转型通过技术渗透、资本重组和人力升级，直接推动乡村经济基础从“生存导向”向“市场导向”跃升，倒逼治理体系、生态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同步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化通过制度调试、文化重塑、社会重构等优化要素流动框架，为产业转型突破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瓶颈提供支撑[16]。
以乡村产业振兴为导向，立足发掘乡村价值、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培育特色品牌、强化市场机制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紧扣立农为本、市场导向、融合发展、绿色引领和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点[17]，本文提出乡村产业转型需实现效率化、市场化、融合化、绿色化和科技化的转型过程，以引导乡村资源要素的汇聚与优化配置，拓展乡村就业创业机会，并确保产业增值效益更多惠及农民。其中，效率化转型指以机械替代人力或畜力，降低劳动强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实施集约化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包括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3个维度[18]。市场化转型是指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依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和规模，通过市场渠道销售农产品，面向市场运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包括产品市场化、经营市场化和主体市场化3个维度[19]。融合化转型指以乡村生态功能为基础，通过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以乡村农业生产为核心，推进农工融合，实现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一体化升级；以城乡要素流动为纽带，通过城乡融合，实现要素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城市带动作用，包括农旅融合、农工融合、城乡融合3个维度[20]。绿色化转型是指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修复，保证绿色、安全、高质的农产品供给，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模式转变，包括投入绿色化、过程绿色化和产出绿色化3个维度[21]。科技化转型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开发农业生产新品种、新工艺，并推动农业生产模式的变革，催生新的农业业态，为返乡人才提供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环境，同时，数字技术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为城乡技术扩散和乡村产业模式升级提供信息支持，涉及创新化、创业化和数字化3个维度[22]。

2.2 作用效应解析

乡村产业转型从人口、产业、社会、生态、治理五个方面影响乡村现代化（图1）。第一，乡村产业转型通过新型农业业态如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发展，倒逼农户提升自身技能和知识水平，并吸引城市高知识、高技术人才返乡参与乡村产业的发展，实现乡村人口结构转型；同时，乡村产业转型以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形式为农村居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并间接实现农户生活方式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23]。第二，乡村产业转型依托智慧农业、生物技术等科技创新，倒逼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升级，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向高阶跃迁；同时，产业转型加速农业产业链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纽带，促使涉农企业数量与规模同步扩张，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网络，重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24]。第三，乡村产业转型产生的财政盈余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升级，以交通、医疗、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物质载体，系统性提升乡村基本民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产业转型的经济效益助力乡村文化站、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实体文化阵地建设，推动新媒体和数字化平台介入乡土文化宣传和正面价值引导，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产品供给体系，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25]。第四，乡村产业转型通过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业态发展倒逼农田林网建设与经济作物套种，将绿色需求内化为生产刚性约束，并催生垃圾资源化利用体系，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推动乡村产业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同时，以智能化和数字化压缩农业化学品投入，直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基数，并通过碳汇林与生态湿地项目增强系统容污能力，促使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26]。第五，乡村产业转型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化发展倒逼决策效率提升，推动乡村政治向能人政治转变，以实现治理权威集中化与责任归属明晰化，并培育乡村社会组织，鼓励农会、行会等发展，优化乡村治理的主体结构，增强乡村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服务能力；同时，产业组织形态变革倒逼治理架构升级，在新型经营主体涌现与生产要素重组过程中，以空间布局调控资源适配，以效能评估反馈村庄整治，驱动乡村治理形式从经验决策向科学适配转型，实现产业演进与治理创新的共生耦合[27]。
图1 乡村产业转型助推乡村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特别地，在要素流动、政策传导和市场联系共同作用下，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一方面，技术、资本与劳动力依托产业链协作与消费市场融合实现经济要素梯度扩散，推动现代化要素的趋同性升级；而制度创新的层级传导和治理经验的横向流动则依赖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实现制度创新网络传导，推动乡村发展模式的跨区域传播[28]。另一方面，邻近地区产业同质化竞争可能引发资源虹吸，表现为发达地区对周边劳动力、企业的吸纳效应；而区域政策壁垒则会抑制跨行政区的产业协作。在空间异质性方面，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的不同决定着要素配置效率存在天然差异；生产规模和作物类型的差异影响产业转型的具体路径；经济结构和地方文化传统塑造治理转型的推进方式；交通可达性与数字鸿沟加剧市场对接能力的层级分化；行政边界造成的制度摩擦与区域发展策略差异，诸多要素交织形成乡村产业转型影响乡村现代化的空间异质性格局。因此，要素辐射和政策示范推动现代化水平的局部扩散，而自然禀赋、生产特征、文化传统和市场壁垒则倾向保留多样化的本土发展路径，二者动态交互形成“局部趋同-全域分化”的空间格局[29]。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设定

以乡村现代化为因变量，乡村产业转型为核心自变量，构建基本模型：
$R{M}_{it}={\beta }_{0}+{\beta }_{1}RI{T}_{it}+\lambda {X}_{it}+{\varphi }_{i}+{\xi }_{i}+{\epsilon }_{it}$
式中：RMit和RITit分别是区域i在t时期的乡村现代化水平和乡村产业转型水平； ${\varphi }_{i}$为个体固定效应； ${\xi }_{i}$为时间固定效应； ${\epsilon }_{it}$为随机扰动项；Xit为控制变量组； ${\beta }_{0}$为截距项； ${\beta }_{1}$为乡村产业转型的回归系数；λ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了深入研究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本文将模型拓展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R{M}_{it}={\beta }_{0}+\rho WR{M}_{it}+{\beta }_{1}RI{T}_{it}+{\beta }_{2}WRI{T}_{it}+{\lambda }_{1}{X}_{it}+{\lambda }_{2}W{X}_{it}+{\varphi }_{i}+{\xi }_{i}+{\epsilon }_{it}$
式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前文所述一致。
为深入剖析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作用的时空异质性，将模型调整为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
$R{M}_{it}={\alpha }_{0}\left({x}_{i}, {y}_{i}, {t}_{i}\right)+\alpha \left({x}_{i}, {y}_{i}, {t}_{i}\right)RI{T}_{it}+\beta \left({x}_{i}, {y}_{i}, {t}_{i}\right)Contro{l}_{it}+{\epsilon }_{it}$
式中： $\left({x}_{i}, {y}_{i}, {t}_{i}\right)$为区域i第t年的时空坐标位置，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一致。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乡村现代化（RM）

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其理论内涵可界定为：在城乡融合发展框架下，通过要素重组、技术渗透和制度创新，推动乡村人口结构、经济形态、社会服务、生态环境和治理能力向现代文明形态系统性跃迁的进程。其多维表征呈现为（表1）：人口现代化表现为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和生活方式市民化转型的双重嬗变；产业现代化体现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迭代升级和产业形态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社会现代化聚焦于基层民生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优化的协同推进；生态现代化呈现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与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治理现代化表征为治理主体结构多元化和治理工具规范化转型的辩证统一。
表1 乡村现代化指标体系

Tab. 1 Rural moder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属性
人口现代化 技能结构升级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生活方式转型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农村居民支出总额 +
生态现代化 人居环境优化 农村绿化率 +
生活垃圾处理占比 +
农业绿色转型 农林业碳排放变化率 -
社会现代化 民生服务覆盖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
文化服务供给 每万人文化站数量 +
产业现代化 生产效率提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
产业形态转变 涉农企业数量/乡村人口数 +
治理现代化 治理主体结构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
治理工具创新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比例 +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比例 +
其中，农林业碳排放的计算借鉴丛建辉等[30]的方法，通过农林业生产活动计算得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借鉴李文启等[31]的方法，以劳动、土地、资本作为投入变量，农林牧副渔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通过SBM模型计算得到。

3.2.2 解释变量——乡村产业转型（RIT）

乡村产业转型旨在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农产品加工业、深度拓展特色产业、促进乡村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核心路径。结合上文，乡村产业转型需实现效率化（EFF）、市场化（MAR）、融合化（INT）、绿色化（GRE）和科技化（TEC）的转型过程，本文构建乡村产业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表2），并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乡村产业转型指数进行测算。
表2 乡村产业转型指标体系

Tab. 2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dicator system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属性
效率化转型 农业机械化 人均机械化总动力 +
农业规模化 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 +
农业集约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市场化转型 产品市场化 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行政区划面积 +
经营市场化 设施农业占比 +
主体市场化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占比 +
融合化转型 农旅融合 乡村地区A级景区数量/乡村人口数 +
农工融合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乡村人口数 +
城乡融合 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绿色化转型 投入绿色化 农药化肥使用量/耕地面积 +
过程绿色化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产出绿色化 绿色食品企业数量/乡村人口数 +
科技化转型 乡村创新化 乡村创新指数 +
乡村创业化 乡村创业指数 +
乡村数字化 乡村数字化指数 +

3.2.3 控制变量

考虑到乡村现代化影响因素的多样化，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Eco），以人均GDP衡量；交通网络密度（Tra），以人均道路面积衡量；政府财政支持（Gov），以农林水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城镇引领能力（Urb），以城镇化率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pen），以人均进出口总额衡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服务供给奠定转型基础；交通网络密度降低要素流动壁垒，提升乡村经济活动的可达性与效率；政府财政支持体现公共资金导向，聚焦农业与民生领域引导乡村现代化进程；城镇引领能力通过辐射效应与技术溢出，加速乡村产业与人口结构调整；对外开放水平链接国际市场，驱动乡村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

3.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适用性原则，本文选择2010—2022年为研究时段，同时对价值量指标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指标涉及数据主要来源3个部分：①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及Wind数据库等。② 创新指数和创业指数直接获取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http://www.card.zju.edu.cn/），数字化指数直接获取于北京大学开放数据研究平台（https://opendata.pku.edu.cn/）。③ A级景区、蔬菜市场及农副产品市场等POI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数据平台（https://www.amap.com/）。针对少量缺失数据，本研究采用多重插补法，综合引入基于相似乡村发展路径区域的横向参照数据与基于时间序列的自相关回归拟合结果，以交叉验证并优化最终的补全值。

4 结果分析

4.1 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4.1.1 时序演变特征

本文利用Kernel核密度估计三维图分析乡村产业转型指数和乡村现代化指数的数据分布特性和时间变化特征（图2）：① 分布位置：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的分布曲线中心整体上呈现小幅度右移的变化特征，说明研究时段内各地级市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② 分布形态：乡村产业转型分布曲线的峰顶高度有明显下降趋势，且主峰宽度逐步扩大，说明乡村产业转型呈现出趋向均衡的变化态势。而乡村现代化波峰高度和主峰宽度均较为稳定，说明乡村现代化的数据分布特征变动不大。③ 延展特性：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分布曲线右侧拖尾特征均较为明显，表明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能够有效维持自身领先优势，特别是少数地区具备明显的超前发展特征。④ 分布极化：乡村产业转型分布曲线表现出单一波峰特征，乡村现代化分布曲线则存在多峰特征，这表明区域乡村现代化水平可能存在明显的类型差异。
图2 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核密度分布图

Fig. 2 The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4.1.2 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的空间集聚特征，两者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呈现显著正向相关且逐渐减小的变动特征（表3）。一方面，乡村产业发展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效应的作用下，叠加不同财政收入水平下地方政府的乡村支持力度差异，呈现出产业关联和产业带动作用下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乡村现代化更容易受到邻近地区示范效应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出乡村现代化的集聚现象。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千万工程”经验的推广，后发地区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步伐加快，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表3 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全局自相关分析

Tab. 3 The glob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年份 乡村产业转型 乡村现代化 年份 乡村产业转型 乡村现代化
莫兰指数 Z值 莫兰指数 Z值 莫兰指数 Z值 莫兰指数 Z值
2010 0.150*** 13.566 0.126** 14.908 2017 0.099* 9.092 0.116*** 13.817
2011 0.144** 13.025 0.113*** 13.423 2018 0.101** 9.214 0.125** 14.818
2012 0.144** 13.027 0.133** 15.686 2019 0.088*** 8.130 0.120** 14.301
2013 0.126** 11.489 0.111*** 13.160 2020 0.073*** 6.805 0.112** 13.282
2014 0.136** 12.316 0.116*** 13.736 2021 0.056** 5.326 0.116*** 13.776
2015 0.125** 11.410 0.116** 13.786 2022 0.051** 4.830 0.109** 13.020
2016 0.113* 10.349 0.119*** 14.085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下同。

其次，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探讨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的地域差异和局部空间集聚特征（图3、图4）：2010—2016年乡村产业转型的高值区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南部，至2022年则收缩至以苏南地区为核心、零散分布的空间分布。究其原因，沿海地区在外向型经济的作用下，以山东蔬菜产业、江苏乡镇企业为代表，进入乡村产业转型的快车道，形成以沿海地区北部为核心的乡村产业转型高值区；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向内循环演进、“千万工程”经验在中西部地区的推广，中西部地区以特色农产品为核心推动传统农业向市场型农业转变，乡村产业转型的区域差距有所减小。与此同时，早期依赖单一外向型农业的山东及辽宁南部地区，受国际市场波动加剧和产业升级相对滞后等因素制约，其乡村转型动能有所减弱。相比之下，江苏南部凭借更为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优势，展现出良好的持续发展活力。这一分化使得乡村产业转型高值区域明显向苏南地区收敛。乡村现代化的高-高集聚区稳定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究其原因，广东、福建、浙江等发达省份，依托毗邻核心城市群的优势，形成高度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的乡村发展格局，乡镇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与数字经济广泛渗透至农村，有效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与治理优化；辽宁南部则凭借东北最早开放的沿海窗口地位和相对完善的工业配套，使乡村在城乡融合与基础设施均等化方面持续改进；而以武汉为核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游重要的科教中心和交通枢纽，不仅拥有密集的高校与科研资源支撑农业科技转化，还受益于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政策红利，通过强化县域经济、发展都市农业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现代化水平的快速跃升。
图3 乡村产业转型局部自相关分析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3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图4 乡村现代化局部自相关分析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Loc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4.2 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作用效应分析

4.2.1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依据前文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并考虑空间交互效应的影响，本文依据空间计量模型设定的基本流程，依次进行LM检验、LR检验、Hausman检验和Wald检验（表4）。在LM检验和LR检验中，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空间杜宾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Hausman检验和Wald检验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故选用时空双固定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表5、表6）。
表4 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检验

Tab. 4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selection test

适配性检验 统计值 适配性检验 统计值 适配性检验 统计值
LM_Spatialerror 95.66*** RobustLM_Spatiallag 92.67** Wald_Spatiallag 31.75***
RobustLM_Spatialerror 57.29** Wald_Spatialerror 31.75*** LR_Spatiallag 650.31**
LM_Spatiallag 31.23** LR_Spatialerror 85.15** Hausman 45.13**
表5 乡村现代化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结果

Tab. 5 Results from the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 for rural modernization

指标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固定效应模型 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
EFF 2.488* 2.423** 2.412**
MAR 0.059*** -0.017 -0.015
INT 0.143** 0.021* 0.020*
GRE 0.676*** 0.227* 0.226***
TEC 0.087** 0.052*** 0.053**
W×EFF -3.445* 0.651* 0.997**
W×MAR 0.199* -0.030 0.112
W×INT -0.278*** -0.292** -0.334**
W×GRE -0.618** 0.030 -0.063
W×TEC -0.210* 0.052* 0.048
rho 1.277** 0.311* 0.137**
sigma2_e 0.001** 0.001*** 0.001*
R2 0.548 0.583 0.573
表6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Tab. 6 Direct effects, indirect effects, and total effect results

EFF MAR INT GRE TEC
直接效应 2.434* 0.066*** 0.142* 0.682** 0.084**
间接效应 2.025** 1.014** -0.418** -0.150 0.098
总效应 4.459*** 1.080* -0.276** 0.532* 0.182
乡村产业效率化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效率化转型通过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扩大农业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本地机械化、集约化水平提升借助于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实现产业效率化推动乡村现代化效应的外溢。
乡村产业市场化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乡村市场化的发展，电子商务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确定，推动本地及周边地区农户依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和规模，实现农产品市场渠道销售，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价值实现，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村产业融合化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显著为负，说明融合化转型通过延伸农业生产链条，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治理能力提升，然而，本地乡村产业融合化转型通过虹吸效应吸引周边地区乡村人口、资金等要素向本地集中，导致周边地区乡村产业长期锁定在低端的农产品生产和初级加工，阻碍其乡村现代化进程。
乡村产业绿色化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绿色化转型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强化农业生态保护和修复，实现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产业科技化转型对乡村现代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但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并不显著，这说明科技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推动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和升级，同时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农业技能人才，增强农民的数字化技能与素养，促进乡村产业和人口的现代化。

4.2.2 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本文以2022年为例，利用GTWR进行分析，并将回归系数以ArcGIS进行可视化展示（图5）。效率化转型系数呈现出自东北向西南递增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东北地区机械化和规模化程度高，乡村产业效率化转型的边际效益降低，而西部和西南地区受限于地形条件，机械化水平提升对于乡村现代化更具重要性。市场化转型系数呈现出东北地区高、西南地区低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东北地区物产丰富，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成为东北地区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西南地区地形不便，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乡村产业的封闭性强，难以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推力。融合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系数均呈现京津冀地区高、西部地区低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京津冀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市场需求刺激下，加快乡村旅游与绿色农业等新兴业态的培育与发展，推动乡村产业与城市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农业与旅游的协同发展，构建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模式，为乡村生态现代化与产业现代化注入新动力。科技化转型系数在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形成高值区，这说明农业科技创新能够有效应对上述地区恶劣的自然生产条件，降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胁迫程度，提升农业生产韧性，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图5 GTWR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

注：此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的标准地图（GS(2020)4619号）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5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GTWR model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理论分析为切入点，定量刻画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 空间关联动态上，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均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产业转型高值区从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南部向长三角收缩，形成以苏南为核心的“单极集聚”格局；而现代化高-高集聚区在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稳态锁定。② 溢出效应维度上，效率化与市场化通过产业链扩散产生正向外溢，但融合化呈现显著负向溢出，印证以城乡要素流动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化转型仍通过“虹吸效应”对邻近地区产生要素掠夺。③ 空间异质性层面，效率化系数自东北向西南递增，市场化系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融合化与绿色化系数自京津冀向周边递减，科技化系数在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形成高值区。

5.2 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空间交互关系，在下列维度对既有文献形成结构性对话。首先，在协同演进层面，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高值区存在空间错位，折射出二者驱动逻辑的本质差异：乡村产业转型依赖市场需求的牵引，其空间格局易受国际贸易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冲击；而现代化进程则依托城乡要素流动，政策惯性与资本沉淀使其空间稳定性更强[32]。其次，在传导机制层面，效率化和市场化转型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与梁盛凯等[33]的研究结论相呼应。同时，融合化转型存在负向空间溢出，这一发现挑战传统“产业融合必然带来区域共赢”的经验认知，可能因为当前全国乡村旅游、规模农业加工等融合业态尚处于要素集聚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形成“虹吸效应”。而科技化转型呈现独特的“本地锁定效应”，未能形成有效的区域协同，这折射出科技化转型的红利释放依赖区域基础设施配套和政策协同水平，单一技术扩散难以突破地理禀赋与制度壁垒的双重约束[34]。第三，在空间异质效应层面，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并非单一要素的线性推进，而是随着地理约束、市场环境、政策设计与环境胁迫呈现出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如东北地区规模化经营程度高，效率提升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西南山地则亟需农机社会化服务以破解地形破碎化制约，因此，立足于空间异质性规律，秉持“差异化政策供给”和“异质性发展需求”思路，方能破解“政策悬浮”与“区域失衡”的双重困境。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其一，数据更新频率难以捕捉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的动态空间重构，例如农产品直播基地的选址偏好可能未被及时记录，导致产业融合化指标测算存在系统性偏差；其二，村域尺度行为数据的缺失使得研究难以解析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响应，特别是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在技术采纳、政策反馈等方面的行为差异，这限制了对“转型-现代化”传导机制的解构深度。未来研究可融合夜间灯光数据、物流热力图等多源时空大数据，构建“企业-村庄-农户”嵌套数据集，以捕捉新兴业态的实时空间轨迹与微观主体的行为逻辑。

5.3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乡村产业转型助推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异质性实证分析，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
第一，构建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破解融合化发展的“虹吸效应”。一方面，应建立跨区域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以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为主的融合型产业在都市圈内部合理分工，鼓励中心城市或强县重点发展龙头企业与品牌营销，而将生产加工、种养基地等环节有序向周边地区梯度转移，变“虹吸”为“辐射”。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应主动承接中心区域的产业外溢，避免同质化恶性竞争，通过差异化的功能定位融入区域农业产业链，实现区域间要素的双向良性循环。
第二，搭建农业科技共享平台，突破科技化转型的“本地锁定”困局。加大对中西部及偏远地区5G基站、农业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财政倾斜，填平城乡及区域间的“数字鸿沟”。同时，建立跨区域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共享平台，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科技特派员跨地区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推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通过构建开放的农业技术创新网络，降低技术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释放科技化转型对周边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潜在带动能力。
第三，基于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策略，精准匹配区域转型路径。东北及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因规模化程度较高，单纯依赖效率提升的边际效益递减，应重点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地理标志产品，提升农业附加值；西南及西部丘陵山区受地形破碎化制约，应推广适宜山地作业的小型化、智能化农机服务，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京津冀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应利用其市场与资金优势，重点发展生态农业与高品质休闲旅游，满足城市群高端消费需求，发挥其作为乡村现代化高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真挚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理论分析、指标选取、语言表达等方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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