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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第41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05-10 上一期   
    论文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陈思创, 曹广忠, 刘涛
    2022, 41 (5):  1227-1244.  doi: 10.11821/dlyj020210451
    摘要 ( )   HTML ( )   PDF(3117KB) ( )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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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镇人口分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尹旭, 王婧, 李裕瑞, 封志明, 戚伟
    2022, 41 (5):  1245-1261.  doi: 10.11821/dlyj020210479
    摘要 ( )   HTML ( )   PDF(16955KB) ( )  

    精细尺度的人口变化研究对于理解、模拟和调控人地系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乡镇级的人口数据可以精细化揭示中国人口时空分布的演变特征。本文建立了2010年和2015年中国乡镇人口空间数据库,借助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乡镇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15年乡镇人口数量均值为2.95万、密度均值为374人/km2,乡镇人口数量和密度分布的区域差异较大;乡镇人口与土地面积分布相较县域呈现更加不均衡特征,人口密度大于150人/km2的19403个乡镇(60.81%),人口总量占比为81.76%、国土面积占比为20.27%,近似符合“二八定律”;2010—2015年,超过70.94%的乡镇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平均增幅19.33%),9273个乡镇人口减少(平均减幅13.33%),其中1684个乡镇(5.28%)的减幅超过20%,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和云南的边境地区;人口密度分布受地形起伏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夜间灯光、路网密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因素等的综合影响,其作用机制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认为,乡镇人口的大幅增减变化及其显著差异格局对人地系统的优化调控,特别是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国防安全等带来一定挑战,应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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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决策——基于事件史的分析
    卓云霞, 刘涛
    2022, 41 (5):  1262-1278.  doi: 10.11821/dlyj020210478
    摘要 ( )   HTML ( )   PDF(3682KB) ( )  

    作为一个多阶段的空间行为决策过程,人口迁移是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现有研究普遍存在重意愿轻行为、重状态轻过程以及较少关注再迁移行为等不足。本文构建了迁移者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迁移者普遍会经历三年左右的不稳定期,而后进入稳定居留状态。迁移者的居留、返乡与再迁移行为存在空间分异:省际迁移者较省内迁移者更倾向于再迁移;迁入地规模等级越高,迁移者居留的比例越低。重要生命事件会显著影响人们的迁移行为:婚姻会让迁移者更偏好在特定迁入地稳定居留;毕业就职是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地的重要时机,而失业这一负面冲击则很可能促使迁移者返回家乡。迁入地经济增长放缓、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地间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等因素都会导致更多迁移者选择返乡;但区域发展和地域联系对高学历、低学历迁移者和省际、省内迁移者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结果证实了在人口迁移决策研究中关注实际迁移行为、引入动态过程视角并统筹考虑居留返乡和再迁移三元选择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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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小波变换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尺度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张弛, 李枝坚, 曾辉
    2022, 41 (5):  1279-1297.  doi: 10.11821/dlyj020210482
    摘要 ( )   HTML ( )   PDF(14945KB) ( )  

    识别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多尺度权衡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指导管理决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尺度响应特征及差异变化成因尚不明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合理的尺度划分方法。本文评估了珠三角地区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境质量、自然游憩共4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量,基于小波变换的特征尺度估算方法,确定了研究权衡关系的最佳聚合规模序列。应用相关性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定量化识别权衡强度在各个尺度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不同尺度间主导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权衡强度在6条样线上的特征尺度突出,2000~11500 m是研究权衡关系的最佳尺度序列范围。② 自然游憩与水源涵养、生境质量之间存在协同关系,自然游憩与土壤保持互为权衡关系。三对服务组合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多随着尺度的增大而增强,特别是在县级行政管理规模上,所有配对服务表现出最强的协同或最弱的权衡关系。③ 植被覆盖度对权衡强度的驱动作用突出且相对稳定。地形因素是小尺度范围内权衡关系变化的主导影响因素,而气候因素和景观格局指数在较大尺度的影响作用显著。本研究通过优化传统的多尺度研究序列构建方法,为调控各类驱动因素以制定多级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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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
    刘迪, 陈海, 张行, 史琴琴, 耿甜伟
    2022, 41 (5):  1298-1310.  doi: 10.11821/dlyj020210558
    摘要 ( )   HTML ( )   PDF(3409KB) ( )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研究对于分析区域生态系统的社会贡献及有效减贫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在整合主客观人类福祉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可得性评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定量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结果如下:① 生态系统服务对客观福祉和主观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属性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对主观福祉直接效应不显著。②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客观福祉直接效应显著,而非农型不显著;纯农型与兼业型的服务可得性对主观福祉的直接效应明显大于非农型,且非农型间接效应不显著;非农型客观福祉对主观福祉的影响明显高于纯农型与兼业型。③ 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影响的因子贡献与服务组合存在群体差异,即三类群体生态系统服务对福祉影响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服务类型及影响程度上,还体现在服务组合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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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冲突的时空格局刻画与多情景模拟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张潇, 谷人旭
    2022, 41 (5):  1311-1326.  doi: 10.11821/dlyj020210375
    摘要 ( )   HTML ( )   PDF(13835KB) ( )  

    科学刻画与模拟土地利用冲突的时空演化格局是精准认知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而寻求人地关系协调的基础。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构建土地利用冲突模型,借助GIS等手段分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980—2020年间土地利用冲突的时空演化特征,并结合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和多目标规划法多情景模拟2035年的土地利用冲突格局。结果表明: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受地形等因素影响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且在高速城镇化和城市无序蔓延等因素作用下,人地关系趋于不协调发展,土地利用冲突程度逐年加剧。②受人口迁徙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影响,土地利用冲突的热点区域由乡村空间转移至了城市空间。③在土地利用过程中,耕地是各利益主体争夺的核心区域,也是权衡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地带”。④可持续发展情景兼顾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方面的用地需求,是缓和土地利用冲突的一种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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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黄土坡面土壤侵蚀特征及径流流速空间变化试验研究
    和继军, 黎雪晴, 蔡强国, 孙莉英, 王硕
    2022, 41 (5):  1327-1337.  doi: 10.11821/dlyj020210156
    摘要 ( )   HTML ( )   PDF(5265KB) ( )  

    为了明确土壤性质对坡面侵蚀方式作用机制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室内模拟降雨试验,选取黄土高原典型暴雨强度,在不同坡度条件下,对两种黄土的坡面侵蚀方式、形态特征、产流产沙过程及其相应径流流速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绥德土径流量明显高于安塞土,10º、15º和20º时前者的平均径流量分别比后者高出51.1%、55.5%和63.0%,且前者更易形成细沟,使得其平均含沙量和平均产沙率分别是后者的1.14~3.59倍和2.50~8.48倍。在片蚀阶段,与绥德土相比,安塞土的含沙量较高,后者的平均含沙量是前者的1.24~1.73倍,但两种土壤的含沙量和产沙规律相同,均表现为先快速增加到最大值,然后逐渐降低到相对稳定状态,该现象证明片蚀的初期阶段主要受控于径流输沙能力,后期受径流的剥蚀能力控制。在细沟侵蚀阶段,绥德土细沟发育以沟头溯源侵蚀为主,崩塌作用频繁,该侵蚀形式不仅控制着细沟形态的总体特征,也导致含沙量和产沙率均急剧增加,该阶段平均含沙量是相应片蚀阶段的3.25~4.34倍。细沟沟口下方坡面存在明显的泥沙沉积带,表明细沟集中水流的搬运能力远高于坡面漫流,细沟侵蚀主要受径流输沙能力控制。两种土壤的径流流速均表现为坡面下部高于坡面上部,径流稳定后高于径流稳定前,总体来看,绥德土和安塞土上坡和径流稳定后的平均流速分别是下坡和径流稳定前的1.4倍、1.25倍和1.75倍、1.29倍,此外细沟侵蚀或侵蚀强度与微地貌形态之间的互馈作用对径流流速也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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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肖凡, 王姣娥, 黄宇金, 古恒宇
    2022, 41 (5):  1338-1351.  doi: 10.11821/dlyj020210499
    摘要 ( )   HTML ( )   PDF(10415KB) ( )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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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以高科技企业标的为例
    黄晓东, 杜德斌, 覃雄合, 卢函
    2022, 41 (5):  1352-1370.  doi: 10.11821/dlyj020210424
    摘要 ( )   HTML ( )   PDF(12606KB) ( )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先进知识和培育新兴市场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创新之路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高科技企业标的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GIS技术以及零膨胀负二项模型等方法,对“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格局演化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沿线跨境技术并购网络联系有增强增密趋势,但网络化水平不高,参与国家(地区)数量、并购路径、网络密度等指标均有待提升。②以电子信息业为主导的网络行业格局趋向多元化,归属非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也逐渐广泛参与到网络建构中,特别是中国香港、新加坡的金融业并购方的数量大幅增多。③网络空间格局异质性显著,中国、印度、东南亚是发起/接收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核心地与增长区,相比之下中东欧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未能保持,中亚及里海周边地区发出联系的能力仍旧较弱。④研究期内,国家(地区)间地理、宗教以及历史的邻近性是驱动网络演化的积极因素,而国家(地区)的经济市场规模与和平稳定程度在2013—2017年只对跨境技术并购联系的接收产生积极影响,科技发展水平只对联系的发出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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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研究
    郭卫东, 钟业喜, 冯兴华
    2022, 41 (5):  1371-1387.  doi: 10.11821/dlyj020210421
    摘要 ( )   HTML ( )   PDF(10945KB) ( )  

    基于中国高铁城市间列车流动数据构建高铁城市网络,利用脆弱性视角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进行研究,并探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武汉和湖北封城状态的网络韧性及城市响应,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高铁城市网络发育程度有待提高,城市网络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性和层级性特征明显。② 城市网络核心节点地位突出,控制能力强,关联效应显著,城市网络具有较强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但网络韧性受关键节点影响显著。③ 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能显著降低城市网络韧性,但在核心网络未遭受严重打击状态下,整体网络仍能保持较高的运转效率。④ 中国高铁城市核心网络保留了城市网络的主要运行特征,东高西低的网络发育特征明显,京广和京沪高铁是核心网络中交往最为频繁的通道。⑤ 武汉和湖北封城对中国高铁城市网络韧性总体影响较小,但对城市节点影响明显,总体上受到城市行政等级、交通运输干线和地理空间距离等因素影响,区域封锁状态下随着核心-边缘结构的调整,城市将提升自我核心度以弥补封锁区域核心地位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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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
    汪德根, 范子祺, 赵美风
    2022, 41 (5):  1388-1406.  doi: 10.11821/dlyj020210386
    摘要 ( )   HTML ( )   PDF(19373KB) ( )  

    城市群作为城镇化高级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良好的交通通达性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城市群2h通达目标为研究视角,以长江经济带3个国家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测度指标并引入场强和引力模型,对比分析3个城市群所有城市与中心城市两个层级2h出行交通圈格局特征。研究发现:① 3个城市群出行交通圈均表现为从中心向外围地区呈现出由低到高连续扩大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特征,且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分别形成了“>”字型和“十”字型2h出行廊道,但长江中游城市群尚未形成2h出行廊道。② 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的空间分布受区位条件影响较大,越接近区域几何中心则2h出行交通圈覆盖范围越大,而影响腹地受中心城市综合规模的作用明显,3个城市群各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和影响腹地的空间分异显著。③ 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差异显著,表现出多元的圈层叠加的经济联系格局。④ 高密度高速公路路网在提高城市群中心城市2h出行交通圈衔接联系水平中发挥重要作用,按衔接联系模式特征可将各城市群总结为多中心网络型、多中心组团型与双中心轴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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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李伯华, 杨馥端, 窦银娣
    2022, 41 (5):  1407-1421.  doi: 10.11821/dlyj020210368
    摘要 ( )   HTML ( )   PDF(6423KB) (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面临着严重的人地关系危机,对其进行有机更新显得尤为重要。立足于有机更新的科学内涵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特征,辨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理论认知,进而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路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问题困境归类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提出以三生空间为空间载体、景观基因为文化核心、社会场域为基础脉络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② 以更新优化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为着力点,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物质-文化-社会”三维路径机制,包括物质空间更新:主导功能优化与三生空间重塑;文化空间更新:隐性基因修复与显性基因修补;社会空间更新:关系网络织补与社会秩序重构。以实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多维度优化-多目标统筹”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与路径,以期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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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G市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龙冬平, 刘丹红, 陈建国
    2022, 41 (5):  1422-1436.  doi: 10.11821/dlyj020210355
    摘要 ( )   HTML ( )   PDF(8886KB) ( )  

    以往关于作案地选择的研究,缺乏考虑不同属性群体间的空间差异。以中国ZG市为例,利用离散空间选择模型,基于不同年龄属性的视角,进行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并据此提出犯罪防控建议。研究发现:① 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即少年抢劫者趋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和中小学密集区作案,而年轻的成年抢劫者仅趋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但成年抢劫者的作案地却偏向于客运站所在社区及其周边地区。② 年龄相关的活动节点、周围人口的监护作用和青少年人口比例是形成这种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犯罪防控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① 在青少年抢劫者频繁作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调控网吧、酒吧等年龄相关活动节点的数量。② 在成年抢劫者作案密集的客运站及其周边社区,规划一定数量周围人口的持续存在,以发挥出更好的监护作用。③ 在青少年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通过问题青少年的摸底调查,加强精准引导与帮扶。论文首次验证了不同年龄的街头抢劫者作案地选择差异及成因,并在理论上弥补了犯罪者作案地选择缺乏细分人群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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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疆地区的水化学组成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张嘉欣, 朱秉启
    2022, 41 (5):  1437-1458.  doi: 10.11821/dlyj020210457
    摘要 ( )   HTML ( )   PDF(6608KB) ( )  

    流域尺度上的水化学组成特征和来源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是研究区乃至全球环境变化的焦点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表要素和环境下的天然水体来揭示其答案。本文选择北疆地区的三大水系(伊犁水系、准噶尔水系、额尔齐斯水系)开展水化学组成研究,以期认识中亚造山带中部干旱环境下典型水系的水化学组成特征、成因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利用已采集的北疆三大水系天然水样品及其水化学组成分析数据,同时系统收集了北疆及其周边地区文献资料,并与其他中纬度地区和国际典型气候带地区进行了综合对比。综合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北疆水系的河流溶解性固体总浓度(TDS值)普遍高于中国季风区和湿润地区河流,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水体的主要阴阳离子分别以Ca2+和HCO3-占主导地位;主量离子间相对浓度与中国东部季风区河流类似,也与世界大部分以碳酸盐岩风化为主导的河流相似。岩石风化作用在水化学成因上对北疆大部分地区都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定量的结果发现,不同来源对天然水溶质贡献量大小的顺序为:蒸发岩溶解>碳酸盐岩风化>硅酸盐岩风化>大气降水,证明了蒸发岩溶解和碳酸盐岩风化的主导地位。对比硅酸盐岩风化与碳酸盐岩风化,北疆水系的中低地形区硅酸盐岩影响更大,海拔较高的山地地区则碳酸盐岩影响更大。区域降水、水热组合、径流、岩性等因素都对水化学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与温度的关系不明显,与流域物理侵蚀过程及其季节变化等的关系尚不明确,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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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化肥减量及生物肥料替代可行性研究——来自新疆棉区调查数据的实证
    吕宁, 祝宏辉, 程文明
    2022, 41 (5):  1459-1480.  doi: 10.11821/dlyj020210997
    摘要 ( )   HTML ( )   PDF(5940KB) ( )  

    推进化肥减施增效是实现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本文以新疆棉花为例,基于2000—2020年棉花化肥施用量及技术、资本、劳动力投入时序数据,构建生产函数考察了新疆棉花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变化及其对棉花单产提升的贡献作用,并利用2015—2020年不同植棉区化肥和生物肥料施肥区的微观定位调查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肥料应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肥料的综合效益做出总体评判,并对经济效益(棉花产量、黄萎病害发生率)和生态效益(土壤有机质、微生物数量)及两种肥料施用成本进行具体比较,探讨了生物肥替代化肥的可行性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间新疆棉花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呈不断上升态势,高于同期国内大部分植棉省份,自2016年起趋于减缓和平稳,施肥量浮动在585 kgN/hm2左右。② 2000—2010年随着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的增加,对棉花单产增加呈正向促进作用;而2010—2020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强度增加对棉花单产提高的贡献率为-21.29%,表明持续增加化肥用量对棉花单产提高已呈现负效应。③ 生物肥料施肥区生态效益优势更突出,但经济效益低于化肥区,两种肥料的综合效益随使用年限增加差距趋于缩小;较化肥组,研究期内不同植棉区生物肥组棉花单产降低3%~8%,黄萎病害发病率降幅27.75%~58.20%,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14.59%~28.54%,土壤微生物数量显著增加;生物肥单位施用成本高于化肥14%~19%。根据生物肥生态属性及作用机理,结合农户经济理性及传统的化肥依赖,建议在生物肥推广初期,实行一定的政策激励或生态补偿,同时积极引导和培育农户亲环境意识,农业化肥逐步减量及生物肥替代具有理论与实践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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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活跃火遥感产品(MODIS C6、VIIRS V1和VIIRS J1)一致性与差异性对比
    李鹏, 刘颖, 施冬, 肖池伟
    2022, 41 (5):  1481-1495.  doi: 10.11821/dlyj020210443
    摘要 ( )   HTML ( )   PDF(17587KB) ( )  

    MODIS C6、VIIRS V1和VIIRS J1是NASA火灾信息资源管理系统(FIRMS)2020年首次同步发布的三套全球活跃火遥感产品。鉴于卫星过赤道时间、空间分辨率、火情监测算法有别,分析MODIS和VIIRS不同活跃火产品监测结果一致性和差异性,对明确不同火产品的适用性至关重要。利用中南半岛同年活跃火矢量产品,通过GIS渔网(1 km)定量分析不同时间尺度(全年、旱/雨季和昼/夜)活跃火发生的频次与强度特征,横向对比了三套活跃火产品的一致性与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南半岛三套产品逐月发生频次一致性最高,逐日次之,逐时最低。全年“有火区”格网占比37.23%,其中VIIRS相应比重三倍于MODIS,且J1略高于V1。三套产品两两比较时,VIIRS V1/VIIRS J1组合总体一致性最高,VIIRS J1/MODIS C6组合一致性最低。② 三套产品旱季“有火区”占比、活跃火发生频次与强度均显著高于雨季,且VIIRS V1与J1活跃火发生强度空间分布一致性更高。旱季V1活跃火累积发生频次最高、发生强度更强;雨季J1相应频次最高,发生强度较强。③ 三套产品白天“有火区”占比、活跃火累积发生频次均高于夜间,发生强度空间分布一致性亦高于夜间,其中VIIRS V1与J1夜间一致性最高。且昼/夜V1活跃火累积发生频次和“有火区”占比均最高,但J1发生强度最强。④ VIIRS V1与J1监测精度更高,空间覆盖范围更广,且VIIRS V1更适用于旱季、白天和夜间活跃火相关研究,而VIIRS J1对雨季活跃火的探测水平更高,但MODIS C6的优势在于历史数据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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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地理学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下健康码政策的空间扩散机制分析
    计怡村, 汪明峰
    2022, 41 (5):  1496-1512.  doi: 10.11821/dlyj0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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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范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自2020年2月,中国各地政府出于防控疫情蔓延和促进复工复产的目的,相继出台健康码政策,迄今已成为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和经验。本文通过对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市的健康码政策扩散时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事件史分析,探究该项首创于地方政府的应急政策迅速扩散至全国范围的时空过程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 数字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优越的城市采取健康码政策的反应速度更快。② 邻近城市政府间的“学习”和“竞争”行为会提高健康码政策扩散速度,而省级政府的垂直指导压力所发挥的作用不显著。③ 政策企业家是加快健康码政策扩散的有力推手。④ 各市疫情状况以及与疫情热点地区的地理距离会对健康码政策扩散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健康码政策的扩散动因,为理解公共危机情境下应急政策的制定和扩散机制提供经验总结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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