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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第42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3-01-10 上一期   
    “组织-贸易”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基本结构及其边界重构
    杨宇, 任亚文
    2023, 42 (1):  1-16.  doi: 10.11821/dlyj020220006
    摘要 ( )   HTML ( )   PDF(11517KB) ( )  

    全球能源治理是当前能源话语权塑造的重要形式,其本质是能源利益主体间围绕多元能源议题而构建的关系网络。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各能源组织的架构、功能、绩效以及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占据了主要内容,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的整体结构以及内部关系却未能有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认为,能源组织与实际贸易存在交互关系,将二者相结合来进一步呈现和解释全球能源治理架构是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收集主要能源组织的属性数据与各国之间的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数据,将国家间在能源治理组织的常态化合作关系与实际发生的能源贸易关系作为分析基础;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全球能源治理网络,探析其基本结构以及出现的“边界重构”现象。研究发现:① 能源组织网络与能源贸易网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在两种网络对比中,美国与俄罗斯均占据主导地位。② 中国已经成为能源贸易大国,但在全球能源组织合作中不具优势,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之间缺乏正式的治理合作。③ 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主要被划分为欧盟以及亚太-北美“社区”,其中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核心”地位;而以单一能源输出为主导功能的出口国(东盟与中东)则相对“边缘”。④ 全球能源治理网络的边界重构集中表现为能源治理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下的“尺度嵌套”关系,这与已有研究中对“碎片化”或“统一化”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表现为全球性治理平台通过建立和强化“生产-消费”主体间的对话来打破固有的利益边界,而区域化则反映了主要区域已经形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治理集团。通过该研究,能够进一步明晰现有常规能源视角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内部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为未来进一步探索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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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东盟国家援助的空间结构演变及其地缘战略解析
    曹宛鹏, 杜德斌
    2023, 42 (1):  17-33.  doi: 10.11821/dlyj020220237
    摘要 ( )   HTML ( )   PDF(15236KB) ( )  

    对外援助的战略性运用是美国援助政策的突出特点,研究美国对外援助的演变过程对于把握其地缘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对外援助数据,借助GIS等技术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美国对东盟国家援助的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并探讨了其地缘战略内涵。结果表明:① 2001—2019年间,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整体援助规模呈现出阶段性增长态势,基本与东盟国家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定位呈正相关关系。② 从援助额度的空间分布来看,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呈现出多极化特征,其条约盟友、南海争端国和对华友好国家为重点受援国。但不同受援国的资金类型有所差异,条约盟友和南海争端国同时受到经济援助资金和军事援助资金的重点援助,而对华友好国家则主要为经济援助资金。③ 从援助项目的类型结构来看,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援助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异质性特征,军事安全类项目侧重于条约盟友和南海争端国,经济科技类项目逐步向南海争端国和对华友好国家扩散,人道主义类项目依现实情境具体考虑,意识形态类项目则逐渐向对华友好国家集中。④ 美国对东盟国家采取差异化的援助策略,其主要地缘战略目的是:巩固与条约盟友国家的关系,升级合作,坚定保障地缘战略实施;拉拢与南海争端国家的关系,增强其地缘战略支点作用;提升与对华友好国家的关系,加强接触,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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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的交互影响研究
    盛科荣, 王传阳, 刘乐, 曲家岳
    2023, 42 (1):  34-52.  doi: 10.11821/dlyj020220371
    摘要 ( )   HTML ( )   PDF(4063KB) ( )  

    城市知识网络深刻影响着中国城市作为科技企业孵化苗圃的功能,深入揭示城市知识联系的创业驱动效应及其反馈机制已成为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创业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本文以2020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专利权转让数据构建城市知识网络,以网络权力测度城市的网络嵌入特征,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注册数量表征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的内生交互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 ① 城市在知识网络的嵌入特征与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存在交互的正向影响,即网络权力的提高通过改善城市对网络知识的利用能力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科技企业的集聚发展又通过提高城市的知识交流能力正向影响着城市的网络权力。② 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存在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即城市在知识网络的权力地位正向依赖于周边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城市的科技企业孵化能力也受到周边城市网络嵌入特征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交互的空间依赖效应呈现出随距离而衰减的特征。未来应解析中国城市知识网络嵌入与科技企业孵化交互关系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并关注城市在知识网络的嵌入特征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机制及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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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客流视域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集聚、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
    王海江, 朱佳鸿, 张硕, 姜陆毅, 苗长虹, 苏景轩
    2023, 42 (1):  53-68.  doi: 10.11821/dlyj020220391
    摘要 ( )   HTML ( )   PDF(18919KB) ( )  

    借助公路客流大数据,研究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集聚机理,以系统解析区域城市网络“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层级体系与演化模式。研究显示,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总体上呈现出区域性中心集聚分布格局,公路客运联系的距离衰减和地理邻近分布特征很好体现了地理学的空间相关性,公路客运联系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和层级叠套现象则是地理学空间异质性分布规律的表征。对中国公路客运交通网络进行省域尺度社区探测,出现类似省级行政区划的社区划分,更大区域尺度的社区探测则出现类似全国七大地理分区的空间划分,反映出公路客运交通联系的集聚特性是以各级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空间集聚分布。随着区域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中国城市网络由西向东明显呈现出单中心到多中心、弱层级到多层级、少节点到多节点的渐进式空间演化过程。西北、东北、湖北、山西、江西、广西和云南等社区为“单中心、弱层级、少节点”的网络体系,广东、成渝和山东社区呈现“双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结构,沪苏皖社区则发育出最为成熟的“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城市网络体系。研究以空间换时间,将区域系统的城市网络演化过程划分为节点城市发育、地方中心增长、省域中心形成、区域中心集聚、国家中心出现等阶段,演进方向指向了“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网络型一体化空间格局。研究为揭示都市圈和城市群网络型一体化发展机制、层级体系及其演化模式等方面提供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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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高校-城市二模网络视角
    叶雷, 曹贤忠, 宓泽锋, 周灿, 曾刚
    2023, 42 (1):  69-85.  doi: 10.11821/dlyj020220306
    摘要 ( )   HTML ( )   PDF(7716KB) ( )  

    高校技术转移效率偏低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背景下,从空间供需视角探究其转移规律,对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01—2018年中国高校专利转让数据构建高校-城市二模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和网络动力学模型,定量分析高校技术转移网络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影响因子。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校技术转移网络规模迅速扩张,高校和城市节点的发育均呈现显著差异性,高校技术主要由综合类和理工类“985/211”高校转至直辖市、省会和区域中心城市;② 高校技术转移以本地为主,边界效应明显,本地技术转移高值区呈现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散布格局,跨区域技术转移网络呈现以京津、成渝、长三角、珠三角、哈长沈为核心节点的“梯形”架构;③ 高校等级、高校类型、地理距离、空间共位、技术兼容性和城市技术吸收能力综合影响高校技术转移网络的形成与演化。据此,建议因地制宜促进城市尺度的高校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并强化核心城市的多尺度高校技术转移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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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宋洋, 贺灿飞, YEUNG Godfrey, 徐阳
    2023, 42 (1):  86-105.  doi: 10.11821/dlyj020220218
    摘要 ( )   HTML ( )   PDF(9795KB) ( )  

    在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和空间重塑的关键时期,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对于破解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与土地低效利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11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与基于DEA的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刻画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面板Tobit模型探究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渠道。结果表明: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成效显著,再生型、煤炭型和钢铁型城市升级效果更为明显。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高值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以经济基础较好的再生型和成长型城市为主。②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尚未形成普遍的驱动效应,其影响机制在不同类型城市中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仅再生型城市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③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经济产出提升、要素配置优化与环境污染控制等渠道驱动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化。现阶段,土地经济产出偏低、用地结构失调、环境污染负外部性过高是制约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主要症结。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特征,应当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加快形成产业转型与用地转型的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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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约用地视角东北三省城市收缩效应诊断与作用机理研究
    孙平军, 彭雅丽, 周馨雨
    2023, 42 (1):  106-122.  doi: 10.11821/dlyj020220314
    摘要 ( )   HTML ( )   PDF(6973KB) ( )  

    位处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城市、且这种趋势尚在不断加剧,引发了学术界对收缩城市发展效应的探索。本文从城市集约用地视角,结合城市土地集约度指标(城市收缩效应越显著、土地集约度越低,城市收缩效应越不显著、土地集约度越高),以城市收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东北三省为例、运用比较归纳分析法对2010—2019年间东北三省收缩城市的集约用地收缩效应及其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诊断与揭示。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15个收缩城市存在集约用地的收缩效应及其类型性和阶段性发展特征,对应的土地集约度平均得分呈现出:“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收缩初期城市>收缩中期城市>收缩后期城市”的发展特征;② 土地集约格局与城市收缩识别的空间分布具有高度一致性:集约度低等级城市全部属于收缩城市、集约度高等级城市属于非收缩城市,整体呈现出“核心-外围”+“南高北低”的空间特征;③ 城市收缩是发展要素流失→城市发展能力削弱、空间生产效率降低的结果,通过“投入-产出”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产生耦合效应;故此认为集约用地评价指标应统筹考虑体现发展要素“外流”等收缩内涵的变量指标和发展效益常年积累的存量指标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依据解释收缩城市的集约用地收缩效应的阶段性、类型性和空间分布格局的发展特征。城市收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与发展问题,其对城市的作用效应及其形成机理等还需要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来支撑,以适应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规划蓝图的空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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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及机制研究——以北上广深应聘至武汉的中小学教师为例
    高喆, 邱嘉怡, 余家怡, 李昱霄, 敖荣军
    2023, 42 (1):  123-136.  doi: 10.11821/dlyj020220344
    摘要 ( )   HTML ( )   PDF(2129KB) ( )  

    本文聚焦于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现象,基于武汉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正规就业驱动下北上广深至武汉的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结合粘性理论解释其机制。结果表明: ① 正规就业导向下,高学历人才逆向梯次迁移已成为人才迁移的重要趋势之一,以武汉为目的地的跨省城际迁移中近1/4呈现逆向梯次迁移意愿,非应届生占比高于应届生。② “逆向梯次迁移”受粘性因素、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影响。粘性因素即“户籍地粘性”与“就学地粘性”起到关键作用;包括“年龄”“毕业学校级别”“学历级别”和“户籍地所在城市级别”在内的个人因素和城市因素也存在影响。③ 与西方受宗教、种族、家庭和个人价值等因素影响不同,基于乡缘、学缘关系产生的户籍地、就学地粘性更深刻作用于中国的高学历人才择业迁移选择,引发逆向梯次迁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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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迁居模式研究
    易行, 仝德, 吴雅莹, 沈月, 储君, 吕婷苗
    2023, 42 (1):  137-155.  doi: 10.11821/dlyj020220354
    摘要 ( )   HTML ( )   PDF(13005KB) ( )  

    迁居是城市空间重构的基础动力,了解其行为机制对改善住房结构、优化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针对大城市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二元居住空间并存的迁居研究仍较薄弱。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迁居理论,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的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识别深圳市二元居住空间分布和迁居流样本,从迁居流特征、邻里属性和二元空间类型三方面选取指标开展基于主成分分析的K-means聚类,探究迁居模式、结构特性与形成原因。结果表明:① 非正规内部、正规与非正规交互、正规内部三层次迁居类型间存在年龄和居住质量递增的趋势,但均呈现通勤导向;② 二元迁居的主体是短距离迁移,形成了4个大规模迁居网络集群,总体方向表现出郊区化趋势;③ 迁居模式可聚类为社区型、改善型、家庭型、事业型4类,结合二元空间分异影响呈现出8亚类,不同类型迁居群体属性和动因存在显著差别,总体反映出人们在不同生命历程下的迁居过程。最后,文章针对不同迁居模式提出差异化空间治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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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区大陆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田鹏, 王中义, 李加林, 曹罗丹, 刘永超, 张海涛, 艾顺毅
    2023, 42 (1):  156-171.  doi: 10.11821/dlyj020220367
    摘要 ( )   HTML ( )   PDF(12207KB) ( )  

    东海区大陆海岸带作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探究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有助于揭示海岸带开发强度演变过程与规律,推动海岸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故文章以东海区大陆海岸带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2020年7期海岸线与土地利用数据,揭示东海区大陆海岸线、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开发利用强度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岸线平均移动速率为32.34 m/a,北部区域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43.54 m/a)大于南部(20.23 m/a)。杭州湾南岸区域在多个时期内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最快,厦门-漳州区域的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较慢。在空间分布上,海岸线变迁较为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口、海湾以及城市等级较高的沿海区域。②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海域等面积不断减少,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海岸带南部与北部的土地开发强度整体较高,中部区域土地开发强度较弱。③ 自然因素奠定了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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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张俊, 姜海宁, 张文忠, 李佳洺, 马仁锋
    2023, 42 (1):  172-190.  doi: 10.11821/dlyj020220401
    摘要 ( )   HTML ( )   PDF(13970KB) ( )  

    选择地理集中度、基尼系数、不一致指数等指标,研究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时空格局,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藏人口与经济分布表现出稳定的非均衡格局,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地理集中度高值区与河谷平原、交通干线、行政中心的分布耦合性较强。西藏人口与经济空间匹配的整体非均衡性不断减弱,县区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的主导因素,三者影响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0%,其次是政府调控能力、道路基础设施、物质资本和医疗基础设施,而社会消费水平的作用不显著。各因素对不一致指数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水平对大部分县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吸引人口方面,经济实力、物质资本、医疗基础设施、政府调控能力对县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其中经济实力的影响范围囊括所有县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道路基础设施、社会消费影响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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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21年黄河流域农业科技园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李炬霖, 李同昇, 杨林朋, 宋琼, 赵孟丽
    2023, 42 (1):  191-208.  doi: 10.11821/dlyj020220706
    摘要 ( )   HTML ( )   PDF(12826KB) ( )  

    探究农业科技园区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于优化园区布局、促进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黄河流域国家和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为对象,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变差函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了2001—2021年园区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农业科技园区经历了试点建设(2001—2009年)、全面推广(2010—2016年)和创新提质(2017—2021年)3个阶段。② 2001—2021年国家和省级园区总体分布态势逐渐一致,已经形成了河湟谷地、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冲积平原3个主要集中分布区。③ 国家和省级园区全局关联特征表现不同,前者空间关联从随机模式向集聚模式转变,后者则一直表现为集聚模式;局部关联格局则均表现为“同向集聚增强,异向集聚减弱”的特点。④ 国家和省级园区格局演化均同时受结构性和随机性因素影响,包括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实力基础、交通便捷度、专利授权件数、农作物种植规模等主要因素,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素的作用,特别是产业结构水平与交通便捷度、经济实力基础与交通便捷度交互作用最为突出。本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农业科技园区布局理论,也对黄河流域园区相关政策制定和布局优化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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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整合研究——演化特征、路径与理论模型
    杨晴青, 高岩辉, 杨新军
    2023, 42 (1):  209-227.  doi: 10.11821/dlyj020220640
    摘要 ( )   HTML ( )   PDF(3916KB) ( )  

    面对无处不在且不可预测的变化,减轻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增强恢复力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振兴的必要途径。基于田野调查与扎根理论方法,以黄土高原佳县为研究区,自下而上建构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的演化路径与理论模型。研究发现:① 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设施与服务系统范畴形成了7组典型脆弱性-恢复力演化路径。其中,地形与生态、气候变化与灾害、农业农村市场、人口发展等范畴为演化路径中的扰动来源,政策与工程、家庭行为范畴为应对扰动的行动策略,每条路径表现出相应的脆弱性、恢复力演变特征。② 聚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家庭两大利益主体做出了减轻脆弱性、建立恢复力的响应行动。家庭响应聚焦于生计及公共服务领域,缺乏应对生态风险、人口空心化与文化淡化的行动。政府层面侧重于响应经济与生计困境、生态风险,而在建立文化恢复力与应对公共服务供给脆弱性的广泛行动较为缺乏。③ 提出了“三足式”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理论模型。“三足”分指扰动、行动、脆弱性-恢复力演化结果,三足之间交互耦合,且行动内部政府层与家庭层相互适应。最后,文章基于热点范畴、脆弱性与恢复力联合、家庭行为方面提出了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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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形态分异视角下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化机制
    刘卫平, 魏朝富
    2023, 42 (1):  228-244.  doi: 10.11821/dlyj020220337
    摘要 ( )   HTML ( )   PDF(5093KB) ( )  

    系统探究不同地域乡村聚落的演化机制是构建乡村聚落转型实践逻辑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居住形态是涵盖居住空间形态、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综合概念,立足居住形态视角有望揭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及其地域差异的深层逻辑。本文遵循“现象描述—机制分析—典型区对比”的思路,以乡村聚落地域分异为切入点,从“人-地”和“人-人”关系视角探究了人类发展进程中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一般规律,据此构建居住形态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聚落格局演化的作用机制,并以散居和聚居形态主导的样区为对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居住形态是衍生于宏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过程的多尺度、多维性因子,二者均可从“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双重视角进行阐释;居住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传承性,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提供了路径遵循和内生机制,乡村聚落格局可视为居住文化形态在乡村地域空间解译和扩散的结果;生产力进步与偶发性事件可导致居住形态发生变革,从而诱发乡村聚落格局演化机制的改变。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重视居住形态的研究视角,系统探讨不同地域传统乡村聚落的运行机制、城镇化阶段的演化机制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策略的本质差异,为制定差异化的村落振兴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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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研究
    杨林朋, 芮旸, 王昭, 李炬霖, 李同昇, 王秀武, 赵孟丽, 赵一瑞
    2023, 42 (1):  245-261.  doi: 10.11821/dlyj020220239
    摘要 ( )   HTML ( )   PDF(12014KB) ( )  

    村庄分类作为乡村地区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的科学手段,是认识和明晰区域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规律,综合考虑地方主观发展意愿,构建了一套基于“政策-潜力-意愿”整合视角的村庄分类框架,按照“政策影响?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村庄类型,并以西峰区100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通过梳理现有政策文件,识别出54个村庄的类型,这部分村庄特征相对显著;其余部分村庄通过“发展潜力-在地发展意愿”耦合分析,确定其发展类型;② 村庄发展潜力与在地发展意愿不完全耦合,其中“高潜力-低意愿”及“低潜力-高意愿”各占39.13%和6.52%;③ 西峰区村庄最终分为就地城镇化类、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整治改善类及搬迁撤并类等六种类型,论文据此提出相应的乡村振兴途径及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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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山东段庄浪河流域地貌特征及其构造指示意义
    曹鹏举, 刘晓波, 程三友, 肖良, 王曦
    2023, 42 (1):  262-279.  doi: 10.11821/dlyj020220345
    摘要 ( )   HTML ( )   PDF(28649KB) ( )  

    晚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致使祁连山地区遭受了强烈的构造隆升,造就了祁连山地区复杂的构造格局和急剧变化的构造地貌,其典型水系流域地貌特征揭示了该地区的新构造活动和地貌演化过程。庄浪河流域位于祁连山东段,作为青藏高原北东向扩展的前缘地区,庄浪河流域的地貌参数对构造活动非常敏感,提取庄浪河流域的地貌信息,有助于揭示祁连山东段庄浪河流域地貌对构造活动的响应,及系统探讨该区地貌发育特征及其所蕴含的构造意义。庄浪河流域内及边缘发育有庄浪河断裂、天祝盆地南缘断裂、疙瘩沟隐伏断裂以及金强河-毛毛山-老虎山断裂。晚新生代以来,这些断裂仍在活动,并且控制着流域内的构造变形、山体隆升和河流水系地貌发育。本研究采用ALOS DEM 12.5 m数据,基于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高程条带剖面、河流坡降指标体系(KSLSL/K)和Hack剖面、面积-高程积分值(HI)和积分曲线(HC)等方法,对庄浪河流域地貌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庄浪河地区地形起伏由北西向南东递减,构造活动存在东西分异的规律;庄浪河流域内部K值、SLSL/KHI值西侧高于东侧,Hack剖面西侧相比东侧上凸更明显;HC曲线西侧多表现为上凸或S型,SL值的突变主要是受断裂构造活动的控制,流域西侧抬升速率大于侵蚀速率,地貌演化处在幼年期或壮年期;庄浪河断裂晚新生代以来仍存在构造活动,逆冲走滑控制着庄浪河地区的水系发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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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嘉道时期(1796—1850年)黄河下游决溢时空格局与河工治理响应
    张健, 严思琪, 张莉
    2023, 42 (1):  280-296.  doi: 10.11821/dlyj02022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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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时期黄河河患及其治理属于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响应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多源史料建立清代嘉道时期(1796—1850年)黄河下游决溢基础数据库,运用交叉谱、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等分析方法,测算了黄河下游决溢与河工治理的相关性及其滞后性特征,进一步辨识二者在不同阶段的时空特征、响应过程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清嘉道时期黄河下游决溢时空变化特征显著,以1825年为节点分为先增后减的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空间分布具有较强聚集性特征,两个阶段累计高发区集中在河南怀庆府、开封府及江苏淮安府附近,黄河下游决溢重心始终位于东河。决溢与河工治理序列年际变化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其显著振动周期为11a,且二者的响应间隔为1a左右。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后,黄河下游决溢与河工治理的时空响应存在明显“错位”的独特现象,即决溢重心向“东河”推移,而河工治理重心则向“南河”扩展。二者之间时空响应关系从“一致”到“错位”的转变,不仅显示清廷治黄理念由“积极革新”转向“消极防御”,也说明黄河下游已丧失清初以来“治河保漕”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展现了其作为黄运之交重要地理区位的解构与重塑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孕育了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于铜瓦厢发生重大改道的事件,可谓黄河流域系统中“河流决溢-河政理念-河工治理”时空互动关系的历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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