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区位企业的知识整合与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地理学回应全球创新格局重构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归纳法，回溯了多区位企业知识整合研究的理论嬗变和方法革新，在此基础上把脉未来研究方向。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① 研究议题聚焦在知识来源的空间特性、知识整合机制、创新效应等热点领域，研究内容逐渐由静态组织结构分析转向动态整合机制阐释。② 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地理邻近性到跨区域、跨层级知识联系的拓展，经济地理学为解析企业地理扩张的知识动因提供了理论工具。③ 研究方法由质性分析走向多方法融合。早期研究多为静态描述性分析，当前研究融合多元数据与方法，推动研究从现象刻画转向机制解析和效应检验。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议和不足，建议未来研究从多区位企业的双层空间蜂鸣（地方蜂鸣和组织蜂鸣）、虚实空间互动耦合机理等方面深化理论认知，方法上加强案例研究与对比分析，实践层面上加强中国情境下本土企业知识整合研究，为企业增长策略和区域创新政策提供地理学洞见。
在新质生产力导向下，依托跨区域的资金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获取外源性资源，对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和实现路径突破具有关键意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中小企业创新转型的典型代表，在补链、强链、延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多关注本地资源与制度环境的培育成效，而对城际投资、生产和创新网络的作用探讨不足。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系统描绘“小巨人”企业在投资、生产和创新网络中的嵌入关系，构建多维网络嵌入度指标，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其对企业培育的作用机制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小巨人”企业的跨城关系表现为区域性的投资联系、分散化的供应商/客户网络，以及集中式的创新合作。② 投资、生产和创新网络嵌入均显著促进“小巨人”企业的成长，其中实体产品生产网络作用最强，且其与投资、虚拟服务、创新网络的交互进一步放大了正向效应。③ 网络嵌入的效果具有显著异质性，受企业行业类型与城市空间区位差异的共同影响。本文提出并验证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关系嵌入与宏观层面的城市结构嵌入呈现同构性，为理解中小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同时，异质性分析结果也为地方政府基于本地特征选择性深化网络嵌入、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参考。
货运保险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构建韧性交通物流体系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为例，运用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深入分析2005—2022年城市货运保险与物流业发展的时空动态特征、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城市货运保险发展水平和物流业发展水平整体都呈现增长趋势，前者的相对差异和绝对差异均持续扩大，而后者表现为相对差异收敛与绝对差异扩大并存。② 城市货运保险与物流业发展总体处于中度失调状态，但其耦合协调水平趋于波动上升。在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上，城市货运保险与物流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差距均十分显著且不断扩大。③ 城市货运保险与物流业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明显，耦合协调类型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特征，耦合协调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初显。④ 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投资强度、保险市场主体、科技创新和人口密度对货运保险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济开放度和人口密度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保险市场主体和政府干预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讨论了货运保险与物流业的相互作用机理和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在全球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产业与实体产业的协同集聚成为推动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可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与创新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动力。本文基于企业数据，选择3个数字行业与4个实体行业，将数实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分解为协同质量水平和协同高度水平，评价2000—2022年辽宁省典型行业间的数实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并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技术关联和企业结构三个方面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辽宁省数实产业发展规模扩大，实体产业占据优势，但数字产业发展更快。辽宁省数实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整体上升，受协同高度水平影响较大，其中地级市间协同集聚水平发展差距缩小，空间格局整体表现为“沈大线”及以东地级市高于“沈大线”以西地级市。② 辽宁省数实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受到多因素影响，区域发展基础和企业结构对各地级市数实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大于产业技术关联，且三方面各内部因素对各地级市及周围地区的数实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地缘政治与国际投资环境的日趋复杂重塑了全球投资网络格局并加速了上海在网络中的节点作用变化。本文聚焦全球尺度下城市之间的企业投资联系，通过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探究了2003—2023年上海作为关键节点在全球投资网络的演化及链接关境内外投资网络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上海作为战略链接节点，逆势突破全球投资网络“扁平化”趋势，通过直接或间接促成关境内外企业建立投资联系推动了全球投资网络“小世界性”的结构特征愈加突显；② 上海从区域性节点逐步向全球性战略链接节点成长，其作为中间媒介促进了关境内外投资网络的良性互馈效应，且对于关境外投资网络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种由上海促成的跨境双向投资联系是全球城际投资网络互惠性与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基础；③ 上海作为战略链接节点可以观察到相比于关境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关境外企业对关境内企业存在更为明显的投资偏好。
农业技术创新在农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明确。基于2008—2022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探究农业技术创新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特征，借助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揭示农业技术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集聚特征，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农业技术创新的集聚特征不显著，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两者空间格局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② 农业技术创新可以显著缩小长江经济带城乡收入差距，且存在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促进作用，发明专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高于实用新型专利。③ 农业技术创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农业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影响强于下游地区，而对中游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构建跨区域农业技术共享平台、深化农业创新要素的立体化流动、协调各要素共同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等是发挥农业技术创新收入调节功能的重要举措。
系统解析城乡要素协调转型的时空分异规律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城乡系统的三个核心要素——人口、土地和产业，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根据人口、土地与产业政策的演变特征，对比2000—2011年和2011—2020年两个阶段不同要素转型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城乡要素协调转型的时空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人、地、业转型具有时空异质性。时间上，两个阶段三要素的转型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2011—2020年的增速低于2000—2011年。空间上，人、地、业转型水平呈现“核心-边缘”结构；② 人-地-业转型的协调性持续改善，其中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是推动要素协调转型的关键。业-地转型协调性呈持续下降趋势，而人-地与人-业转型协调性则表现为稳步提升。分阶段来看，2011—2020年的变化趋势较2000—2011年明显放缓。③ 不同要素转型规律存在差异：土地转型由初期违背Gibrat定律转变为符合该定律的“规模独立”模式，而人、产要素转型在两个阶段均保持规模递减效应，持续偏离Gibrat定律。研究从政策变迁、要素协同与规模效应的多维视角深化了城乡要素协调转型时空分异的地理学解释，为推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与优化要素配置提供了理论参考。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科学准确构建共同富裕评价体系是精准识别发展问题、制定优化对策的基础。鉴于既有研究在共同富裕评价范式上较为固化且对县域层面关注不足，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了包含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差距缩减、区域发展协调、收入分配公平和公共服务共享5个维度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以浙江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新建多维评价体系应用结果表现出较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在识别共同富裕存续问题上具有更高的显示度。② 2012—2022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总体发展水平增长64.52%，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梯度递减，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5个维度的核密度曲线均保持单峰逐渐右移，表明浙江省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及公共服务差距等方面取得了持续性进展。③ 基于优先级排序法将浙江省63个县域划分为6种类型区，研究时段先行推进引领区数量显著增长，经济质量提升区、城乡差异弥合区范围大幅缩减，但部分地区的特定挑战仍表现出较强的路径锁定。④ 提出“四擎牵引、六轮联动”差异化优化对策，聚焦产业、创新、环境、政策等关键要素，因地制宜、分类指导6类地区破解共同富裕发展难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型城镇化交织的背景下，平台劳动已成为吸纳城乡流动人口的重要就业渠道，但其灵活性的表象下潜藏着深刻的劳动控制与权益困境。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平台的结构性剥削，却忽视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嵌入如何塑造其在算法治理下的能动性实践。本文在整合平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社会-空间嵌入三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权益困境及其能动性分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对22名骑手的深度访谈与网络民族志观察，结合扎根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平台通过精密的算法系统与外包模式构建了“数字生产政体”，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与风险外包，导致骑手普遍陷入身份模糊、保障缺位与程序不正义等困境；② 骑手的能动性实践呈现出以城乡身份所设定的结构性起点为基础，并在流动进程中不断演化的显著分异。在流动进程早期，农村迁移者因制度性资源较弱，更依赖老乡关系且多在城中村聚居，采取关系性协商与集体互助等在地化策略；而城市迁移者或长期在城者凭借更强的制度性资源与文化资本，倾向于规则博弈与制度动员等制度化应对；③ 这些战术性适应虽改善个体处境，却常被平台吸纳，成为维系平台运作的“安全阀”，体现出受约束的能动性。本研究揭示了平台控制与劳动者抵抗均深刻嵌入于城乡流动进程的社会-空间结构，阐明了迁移进程与城市空间实践对数字时代劳资互动的塑造作用，为理解中国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地理与精准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科学研判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的空间适配及交互响应关系，对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渠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以陕西为例，构建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基尼系数、区位熵指数及数列的匹配度等模型揭示两者的适配格局与适配程度，并采用PVAR模型探析两者的互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陕西省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均逐年提升但增幅较小，前者呈“关中>陕北>陕南”并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异格局，后者空间分异较小。② 省域尺度下，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空间对应程度逐步提升，两者重心在研究初期偏离较大，随后在复杂的迁移轨迹下偏离度有所减小，空间均衡性有待进一步提升。③ 市域尺度下，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水平在10地市间虽呈现较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但大多数地市的空间匹配度大于0.5且属于中度适配类型。④ 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的交互响应均表现为对自身冲击效应较强，相互影响较弱，总体上后者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可为全方位理解交通路网与城乡产业融合的空间适配及双向因果关系提供参考依据。
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区域均等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本文基于县级行政单元的医疗床位数和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及一致性指数等指标，对2005、2010、2015和2020年四个时期中国医疗资源均等化水平进行分析，并探究了人口流动对均等化水平的影响及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近二十年中国人均医疗床位数整体显著增长，医疗资源向中心城区的集聚趋势仍在持续；医疗资源配置与人口分布的一致性指数具有空间异质性，但普遍向供需平衡收敛；人口流动整体上促进了医疗资源的均等化，但对各地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具有明显差异性，省内县域分化现象依然突出。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及中介模型分析显示，流动人口显著增强了流入地的经济活力，并通过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机制促进了人均医疗床位数的增长，但这种医疗资源的扩张效应无法抵消人口增长对医疗资源的分享效应，因此人口的净流入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人均医疗资源水平，这种综合效应在四个时期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引导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间医疗资源配置均等化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可达性是国内外研究热点，但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距离和数量等单一维度特征，缺乏对公共服务供给和需求空间匹配关系的多维度测度及综合评估。从邻近性、可获得性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失配概念框架，分析北京市教育、医疗、公园和地铁四类服务的空间失配格局，利用聚类分析刻画空间失配模式。结果表明，北京市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失配格局总体表现为中心低，外围高。邻近性失配程度较低，大部分地区可便捷获取服务；可获得性失配程度中等，不同类型服务的可获得性失配格局存在明显差异；服务质量失配程度较高，多类优质服务集中在中心地区。根据四类服务、三个维度的聚类分析，将公共服务资源空间失配划分为六类，总体分布呈同心圆与扇形模式相结合的空间模式。研究可为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多维度、分区域的策略建议，进一步丰富空间失配理论和公共服务空间配置评价方法。
教育绅士化是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切入点，但其公共产品属性下的政府制度逻辑与区域实践路径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缺乏西部典型城市的实证支撑。由此，本文以成都市主城区为例，基于“生产端-监管者-消费端”模型，运用多源数据对教育绅士化现象展开研究。结果显示：① 成都市主城区教育绅士化综合评价指数呈“底座塌陷”和“中部突出”的金字塔变体结构，空间上呈“中心极化-近郊跃升”的圈层结构，绝对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一环内，相对高值区域呈现多圈层零散分布特征。② 高度绅士化学区人口呈现中青年、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和技术驱动等特征。③ 显著教育绅士化学区可分为传统名校类、计划单位类和教育集团类。教育绅士化空间格局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层积特征，其形成根植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叠加效应。④ 教育绅士化的形成与重塑由监管者、生产端与消费端三者互动驱动，成都通过“增量改革-圈层治理-前置干预”的制度路径，形成“后发均衡化”的成都治理模式。
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由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时空复杂性，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绅士化的多元动态演进及其中的空间治理实践尤为值得关注。以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市为案例，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典型历史文化街区绅士化的多样化目标导向、驱动力量、参与主体、空间表征与社会影响，揭示其中的多元逻辑及其交互演替过程对空间变迁的作用，总结城市历史文化空间治理模式升级与治理结构重塑的特征。研究表明：① 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绅士化进程可划分三个差异化阶段：居住绅士化与被动式弱治理阶段（1986—2005年）、旅游绅士化与主动式治理阶段（2006—2014年）和创意文化绅士化与共同缔造式治理阶段（2015年至今）；② 早期受制于有限的财政，政府以历史文化资源置换吸引市场主体参与，街区保护与开发服务于资本增值和经济增长逻辑，但城市政府也积累了治理经验；中期政府推行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中的文化保育和商业开发双重逻辑，并将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进一步推广和扩散；在最新阶段，政府在历史文化街区开发中重点推进公共文化培育和社会参与，实现自身治理角色的升级转型，建立了多元主体共治的新型治理结构。③ 城市政府在城市空间治理中具有主导地位，通过策略性的角色分工和治理工具运用的灵活实践不断推动治理转型，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质量不断提升的关键，这种多样性逻辑对于国际绅士化理论研究与城市空间治理实践也提供了新的启示。
建好用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构建中华民族文明标识体系、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揭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旅游响应及模式聚类，对于破解当下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现实难题，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长征沿线451处红色文化遗产为例，基于线性视角构建旅游响应系统，运用HDBSCAN聚类、MGWR和K-means聚类等方法揭示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特征、旅游响应及模式划分。结果显示：① 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被划分为陕甘宁、中央苏区等七大组团，陕西延安与贵州遵义为两大集中分布区，这一空间格局由内外部因素共同驱动形成。② 各旅游发展指标对红色文化遗产的空间响应在尺度上具有中等和局部的层级分异，同时具有正负双向、总体正局部负、全局负三类响应关系，部分指标响应的空间非平稳特征显著。③ 基于旅游发展指标对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响应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将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划分为KTTP优势型、HTTP优势型、THP优势型三种旅游响应类型，并提出了针对性策略。研究基于线性视角构建了红色文化遗产的旅游响应系统，证实其响应关系存在尺度效应与空间非平稳性，结论可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提供参考。
在乡村旅游快速商品化背景下，旅游经营权的产权权利结构逐渐呈现“整体产权”与“要素产权”并存的局面。经营权空间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演化机制成为影响社区内部关系与旅游市场秩序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村落阿者科为案例，基于7年的驻村和田野调查跟踪研究，构建“制度增权-行动响应-协商治理”的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乡村旅游经营权空间边界的生成逻辑与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 整体产权有助于确立统一经营秩序，提升治理效率，但在个体与群体异质性诉求驱动下，宅基地经营、入户收费、收公共场地费等实践推动要素产权浮现，引发空间权属的张力关系。② 外部专家、政府、游客通过“支配性-鼓励性”路径输入制度框架。③ 个体村民与村小组则基于“生计理性”与“道义经济”发起“行动性”与“集体性”增权主张，形成制度嵌入后的反馈。④ 面对碎片化的增权实践，研究团队通过“疏堵结合”策略形成柔性制度安排，推动治理体系由统一经营向“整体制度-多元参与”的弹性产权权利关系结构转型。本研究深化了乡村旅游产权权利关系结构的理论认知，亦为实现乡村空间治理中的正义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启示。
在城乡融合发展和旅游开发叠加作用下，乡村地方性发生重构抑或消解。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实践场域，在乡村建构平衡流动性嵌入和地方性维系的治理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乡村创新治理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以跨地方性理论为根基，选取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探析乡村旅游地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袁家村治理共同体的生成历经2个阶段：跨地方性要素整合与内生治理激活为核心的基础网络搭建阶段（2007—2014年）、跨地方要素双向互构与治理体系延展的网络跃迁阶段（2015年至今），其本质是在村党支部组织协调下，通过阶梯式跨地方性实践驱动网络结构跃迁的过程。② 权力、制度与文化三维联动与双向互构机制系统地将袁家村旅游发展中的“跨地方性流动”及其张力转化，驱动治理共同体的生成。③ 跨地方性视角下的袁家村治理共同体，通过“流动性输入-地方性转化-治理资本输出-网络反哺”的闭环系统，获得了可持续的跨地方性价值循环效应。研究结果拓展了跨地方性理论的应用范围及治理共同体的解释边界，对社会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1917—1918年冬春之际的绥察晋大鼠疫是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典型事件，也是中国防疫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本文采用历史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时空聚类分析和分段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以精细到“日”和“村”的时空尺度，对绥察晋大鼠疫的传播网络、传播特征、死亡分异、驱动机制等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① 鼠疫首发于五原县扒子补隆村，蔓延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京兆、山东、安徽、江苏8省52县旗967村，萨拉齐、归绥、丰镇、右玉是鼠疫传播的主要节点。② 鼠疫流行期142天，春节返乡期间流行最炽；鼠疫传播以近邻侵染式为主，跨点跳跃式为辅，这与东北大鼠疫以跳跃式传播为主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鼠疫传播速度整个流行期平均为10.08 km/天，鼎盛期平均为31.12 km/天，这与东北大鼠疫的传播速度相当。③ 鼠疫导致至少16,285人死亡，萨拉齐-丰镇-陶林交通沿线为死亡重灾区；流行期内死亡人数的集聚中心自疫区西北向东南迁移。④ 平均气温、人口密度、交通密度是影响鼠疫传播的内生因子，湿度、海拔、风速、疫源地距离等通过内生因子产生影响。本研究系统揭示了地理环境与鼠疫传播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理解鼠疫传播的历史地理分异与驱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重大传染病的差异化防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