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构建中国半导体企业“属性-关系”数据集，在梳理和思考区位理论、演化和关系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中央-地方-企业”主体间关系解释框架，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究中国半导体产业空间特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半导体产业主要集聚在以北京、长三角、珠三角为中心的城市区域，不同区域间在半导体产业链上存在相对差异化的职能分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为半导体产业集聚和扩散的“枢纽”，同时其所在区域也深度嵌入其产业投融资的“网络”中。② 在“主体关系”解释框架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半导体企业”主体间关系、特定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以及半导体产业链内外供需关系是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③ 主体间关系通过将特定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与半导体产业自身的供需市场资源进行整合和干预，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地理空间布局结果，同时，这一关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关系形态和交互机制。本研究旨在将企业数据空间分析与半导体产业发展现实的定性分析相结合，从而探索具有更加解释力的理论解释框架，并进一步揭示中国半导体产业地理空间布局形成背后的具体机制，为经济地理视角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逻辑的研究提供更多思路。
创新要素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在当前国际经贸与科技博弈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国内高质量科技成果的扩散与转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技术扩散的时空演变格局。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政府高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实证检验G60科创走廊建设对地区技术扩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技术扩散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呈现出由单中心驱动向多中心互动的演化规律，其中G60科创走廊沿线城市占据一定主导地位。② G60科创走廊建设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的技术扩散能力，特别对上海、杭州等发达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③ 机制分析表明，G60科创走廊建设主要通过强化政府战略引领、增强经济集聚以及优化创新环境3条渠道推动地区技术扩散。④ 进一步分析发现，G60科创走廊建设促进了企业间应用性技术以及专有技术的扩散，但没有提升沿线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的技术扩散。本文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以G60科创走廊为代表的跨区域协同创新政策对高质量科技成果扩散的作用效果，也为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了决策支持。
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国家抢占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之一。本文构建知识产权跨境布局区位选择理论框架，融合GIS空间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方法，以美国的数字技术专利为例系统刻画了其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时序演化、区位选择演化规律、布局路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规模呈现波动增长态势。② 美国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地域范围经历了“收缩-扩张-收缩”的动态过程，其布局重点区位呈现向东迁移现象，形成以东亚、欧洲为双核的空间格局，多项重点领域经历了向头部国家（地区）集中的过程。③ 优先在母国布局，然后通过PCT等途径进行全球布局是美国进行数字技术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优选路径。④ 市场策略、母国战略等主体动机是主要推动力；受理国（地区）的市场规模、竞争压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环境因素是重要的牵引力；多维邻近性影响显著，其中地理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降低了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成本与障碍，而经济邻近性代表的相似需求体现了强化知识产权跨境布局的必要性。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能源发展的核心支柱，已成为世界各国家（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贸易贡献率和相互依存指数等方法，基于2017—2023年相关数据，全面分析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动态演化及中国的地位变化。研究发现：① 从贸易网络看，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呈现“组团式”和“去中心化”发展趋势。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各项贸易网络指标表现良好，在国际贸易中均位列前五。② 从贸易贡献看，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地位不断提升，但产能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2022年，中国首次跻身贸易贡献率全球前五名，与德国等一些传统汽车强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③ 从贸易关系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贸易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重要转变，从相对劣势转变为相对具有优势，并且优势地位正在不断强化。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 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新能源汽车市场动态和变化，及时调整产能规划和市场策略。② 中国应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保持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③ 中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强国家（地区）间的交流和合作，与国际政策和规则进行有效对接。
数字经济是产业链现代化的新引擎。本文从供需侧双重视角构建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10—2022年2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并行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探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产业链现代化，且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 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供、需两条渠道影响产业链现代化。其中，供给侧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发挥推动作用；需求侧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发挥拉动作用。③ 调节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受到数据保护场景的调节。其中，数据开放程度、数据法治建设和数据安全保障均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④ 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不同区域城市、不同规模城市以及不同城市群城市的产业链现代化具有差异性影响。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隶属的城市群越强，数字经济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链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为相关部门选择产业链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提供借鉴参考。
县域城乡居民点体系的优化组织对中国城镇化后半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及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全国性的相关研究长期囿于数据限制而进展迟缓。本文利用2017年的不透水面数据，探讨了中国县域城乡居民点的规模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县域城乡居民点体系的规模结构普遍兼具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双重特征，绝大多数县城的首位优势突出，但各县域的Zipf指数呈近似正态分布和空间集聚特征，Zipf指数均值略大于1。② 高程、坡度这种地形类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居民点规模的先决条件，塑造了县城优势性和平原优势性等城乡居民点体系的本底结构特征。③ 县城区位越靠近县域地理中心则越有利于其优势地位的形成，而县域镇村居民点的分布越分散则更利于形成均衡化的规模结构。④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县域，县城的首位优势会有所减弱，但县域资源并非在镇村居民点均衡分布，而是向县城以外的重点城镇集聚，倾向于形成多中心的县域居民点体系。
本文综合运用熵值法、重心迁移和标准差椭圆法、Dagum基尼系数、空间计量等多种方法，分析了1997—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趋势，并结合TOE框架探究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26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韧性得到显著提升，澳门、广州、东莞等城市存在明显韧性波动；分维度来看，基础设施韧性和经济韧性增速较快，均值分别增长了4.19倍和3.28倍。② 2007—2012年粤港澳大湾区韧性空间分布由港澳“单核心”初步演变为港澳深-广州的“双核心”格局，此后双核心格局进一步巩固；区域韧性重心向内地迁移，韧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扩散-再集聚”的演化特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9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与港澳的韧性差距缩小55.74%，2003年之后珠三角九市的组内差异成为韧性差异的主要来源。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韧性；科技投入和财政支持对韧性的提升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组织管理要素虽有助于经济、基础设施和生态韧性，却未能显著提升社会韧性；外资投入与创业活跃度通过推动产业多元化增强综合韧性，但也加剧了区域竞争。研究还发现，科技与外资投入对周边城市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而财政支出和组织管理则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本研究从时空维度解析了粤港澳大湾区韧性的演化特征并分析影响因素，旨在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参考。
随着我国乡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不断演进和乡村功能空间的重组，长期以来在解释镇村组织和功能布局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中心地”理论受到挑战。本文选择安徽省太和县为实证案例，通过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数据识别出太和县居民在工作日、周末和节日的出行联系，以此表征和测度基于职住、设施布局和亲缘关系的镇村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首位镇区联系比例、Louvain社区发现等复杂网络算法，从节点、网络组群和空间层次结构3个维度，对以太和县为代表的我国中部平原地区镇村空间网络的组织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太和县的镇村空间组织并未完全突破原先依托于行政等级的“中心地”模式，网络化特征仅在特定要素流动的背景下有所展现，从职住关系主导到设施布局主导，再到亲缘关系主导，网络逐渐趋于扁平化，并分别形成了“县城-镇区-村”“县城-镇区-中心村-一般村”和“邻接网络”3类镇村网络组织模式，结论对我国中部地区镇村体系的科学规划具有一定现实启发。
康复服务是保障残疾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参与的重要环节之一，康复设施的空间配置直接影响服务的均等化供给水平。然而，现有研究缺乏针对不同残疾类型，精细化测度康复服务供需空间匹配水平的方法，难以揭示其对残疾人功能恢复水平的影响机理。本研究基于两步移动搜索法，结合残疾人出行的概率、方式、陪护费用、交通费用和无障碍需求，构建出行成本货币化的可达性模型，测度康复服务供需的空间匹配水平。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2022年129,833名持证残疾人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康复服务的空间供需状况对各类残疾人功能恢复的影响效应，并解析社区环境特征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① 残疾人数量的空间分布呈“核心高、边缘低”格局，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比例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影响因素。② 从各类残疾人康复设施的供需空间匹配特征来看，视力、听力、言语和肢体类设施呈圈层递减空间分布，精神与智力类则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块状分布。③ 提高康复服务的供需空间匹配水平能显著增强残疾人的功能恢复，尤其对视力、听力和言语残疾影响突出，肢体残疾次之，对精神与智力残疾则相对较弱。④ 从个体特征来看，男性、年龄较大、致残年龄较早、受教育程度低、未婚、农业户口和未就业残疾人的残疾程度普遍较高。⑤ 社区环境特征具有调节效应，平均房价、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和商业水平的提升，将普遍显著增强康复服务对多类残疾人功能恢复的正向效果。研究结果可为优化残疾人康复设施的空间布局，提升服务供给的公平性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厘清文旅协同增效的时空交互格局及数字化提升路径，是效率变革与数字经济浪潮下实现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数字经济、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指标体系，基于产业融合理论、协同理论与技术外溢理论，构筑数字经济驱动文旅协同增效的理论框架，采用Super-EBM模型、哈肯模型、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传统与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等，剖析2011—2021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协同增效的时空交互特征，并探究数字经济对其的影响及动态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文化产业效率与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互促提升，其中文化产业效率为序参量，形成了文化产业效率主导型协同增效关系。② 研究期内，中国文旅协同增效在2012年下降后呈现“M”型的波动趋势，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分异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③ 中国文旅协同增效存在显著的路径锁定与转移惰性，空间整合性有所减弱；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在2011—2015年和2016—2021年2个阶段均较为稳定，东部地区更加稳定，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动态。④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文旅协同增效，这在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文旅协同增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但长期来看，该效应呈现动态递减特征。研究可为厘清文旅系统内在机理与演化逻辑，推进数字赋能文旅提质增效与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证参考。
近年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旅游日趋常态化，而乡村旅游数字化相关研究缺乏梳理和分析。本文在明确乡村旅游数字化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主体权益维护、数字应用实践、可持续发展、协同治理创新四个方面总结相关研究议题，并基于IMOI（Input-Mediator-Output-Input）模型和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理论，从缘起、构成、过程、机制、效应、目标六个环节构建了乡村旅游数字化研究框架，阐释乡村旅游数字化动态演进的发展模式和自反馈循环机制。展望未来，需从多学科角度交叉探讨乡村旅游数字化的理论框架，通过不同视角探索乡村旅游与数字化，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结合实证研究，为乡村旅游数字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厘清世界自然遗产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感知格局及其影响机制对其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基于SolVES（Social Values of Ecosystem Service Model）模型，使用社会调查和地理空间数据，探讨了核心利益相关者（外地游客、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视角下世界自然遗产地的10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社会价值（Social Values of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SVs）的空间格局、权衡协同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CESSVs具有显著集聚性，并在利益相关者间呈现出外地游客>旅游企业>本地居民>当地政府的特点；从空间分布来看，其在不同景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长老峰景区CESSVs 最高，其次是阳元石景区，再次是锦江画廊景区。② 各利益相关者均认为10项CESSVs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协同关系；耦合协调度从高至低依次表现为外地游客>旅游企业>本地居民>当地政府。③ 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的CESSVs更多地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更多地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丹霞山及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的CESSVs协同提升和优化管理效率。
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现象十分普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和山区生态系统稳定。然而，山区不同类别耕地的边际化程度不尽相同。本研究聚焦耕地未耕种这一边际化现象，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识别坡耕地与梯田这2种山区主要耕地类型的未耕种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揭示坡耕地与梯田未耕种的主导因素；对坡耕地与梯田未耕种现象进行分类，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山区耕地的可持续利用。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尺度上，2019年中国山区坡耕地与梯田的未耕种程度较为接近，两者的未耕种率分别为7.03%和6.64%。② 区域分布上，2019年中国山区坡耕地与梯田的未耕种现象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坡耕地未耕种现象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区，而梯田未耕种现象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区和南方丘陵山区。③ 坡耕地与梯田的未耕种现象均为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键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可大致划分为自然禀赋主导型、区位条件主导型、要素投入主导型以及比较劣势主导型4类。④ 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应科学评估耕地可利用性。“自然禀赋主导型”区域应因地制宜发展退耕还林或特色农业；“区位条件主导型”区域则应通过土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基础设施与经营衔接；“要素投入主导型”区域需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比较劣势主导型”区域则应强化种子、化肥、机械等投入补贴，鼓励发展林果花卉、蔬菜大棚等高附加值作物，必要时推动设施农业发展。
黄土高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敏感区之一，近几十年的生态恢复显著改变了区域地表环境和水碳循环过程，深刻影响着水资源和生态系统格局。然而，生态恢复导致的耗水量增加是否可持续，以及水碳平衡如何受到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驱动因素的影响，是亟待厘清的关键科学问题。本文基于MODIS遥感植被指数和植被界面过程（VIP）模型，模拟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2000—2021年）陕北黄土高原水碳平衡关键要素（蒸散发（ET）、总初级生产力（GPP）和水分利用效率（WUE））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间，研究区 ET、GPP和WUE均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区域平均年际变化速率分别为5.61 mm/a、20.76 gC/m2/a和0.03 gC/m2/mm/a，WUE的增长直接源于GPP增幅显著高于ET增幅；② WUE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与降水量（P）的相关性表现为北正南负格局；与气温（Ta）以负相关为主（北部半干旱区灌丛草地尤为显著）；与日照时数（SD）则以正相关为主（南部半湿润区林地表现显著）；③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ET、GPP和WUE变化的相对贡献分别为11.4%/88.2%、-2.2%/101.8%和-15.0%/115.3%。气候变化对ET有促进作用，但对WUE表现出抑制作用；人类活动则对三者均表现出正向效应，是20余年研究区水碳平衡演变的主导驱动因素。本研究表明，生态恢复通过优先提升碳同化（GPP增幅为ET的2.1倍）驱动WUE增长，这一发现为厘清“生态恢复加剧水资源压力”的争议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区域优化生态修复策略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