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异质性空间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城市碳排放效率，并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时空演变、收敛性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异质性空间随机前沿模型相较于传统随机前沿模型在碳排放效率测度方面具有更好的适用性；② 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碳市场试点政策和绿色技术创新均有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而资源型城市则会降低碳排放效率；③ 东部、中部地区碳排放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碳排放效率排名稳居全国前列，而东北部、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呈倒“U”型变化趋势，全国及区域内部不存在随机收敛的现象；④ 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布上具有“南北分异、东高西低”的特征，以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城市群逐渐成为碳排放效率提升的核心区域，初步形成“多极聚集”的低碳发展格局；⑤ 西部、东北地区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较高，但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碳排放效率，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出现“效率错配”现象。

近几十年来，因气候变化异常而引发的一系列灾害事件已被世界各地的器测及实验记录所证实。深入探究不同时空尺度气候变化的特征与机理是建立气候变化与各类灾害事件耦合关系的前提。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不同自然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理，因此探究气候变化及各类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互相耦合机制，是地理科学学科视角下气候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科学学科2010—2021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地区科学基金的申请和资助项目为研究对象，剖析学科领域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资助现状，归纳并展望地理科学学科视角下气候变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结果表明，近十几年来，地理科学学科领域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量均逐年增长，显示出该学科方向人才储备规模不断扩大；面上项目的申请与资助量较为稳定；地区科学基金的申请量亦呈增加趋势，但资助量波动较大。依托单位中，中国科学院下属的6家研究院（所）是地理科学学科中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主要科研单位。目前，地理科学学科领域内的气候变化研究存在研究队伍区域分布不均、研究手段及内容相对单一、机理和机制探究不足、理论与实际联系较弱等问题。因此，学科后续发展中应进一步提升各地区研究力量水平，夯实机理和机制研究，推动气候变化主题下多学科、多指标、多过程的融合发展，促进相关成果“落地”以更充分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伴随着区域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产业集聚尤其是不同产业间的共聚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引入产品动态技术关联构建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刻画其演化过程及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产品技术关联对中国出口产业空间共聚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并从产品异质性视角补充相关实证证据。描述性分析发现：①中国出口产品空间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2000—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结构由松散扁平向复杂紧密演化。②强关联产品在地理上高度共聚。③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表现出产品间更集聚、联系更紧密、网络结构更复杂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密集而复杂的强关联核心。实证检验表明：①产品技术关联对中国出口产业地理共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的边际效应在研究期内逐渐递减。②同行业与跨行业产品、高/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在产品技术关联影响产业共聚中具有差异化作用。其中，同行业产品关联对地理邻近的促进作用要强于跨行业关联；低复杂度产品无论与何种复杂度产品关联均能够显著提升其在地理空间上共聚的概率，高复杂度的关联产品则并未表现出共聚特征。本研究有利于为中国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叠加背景下，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价值显现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中国乡村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开展绿水青山视域下乡村振兴典型模式提炼与形成机制解析，有利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科学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研究表明：绿水青山特指乡村地区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交互耦合形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自然-社会-经济共同体，是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和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绿水青山视域下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呈现“纺锤形”，可划分为城乡融合型、提质增效型、搬迁撤并型3个大类，以及中心镇、社区化、园区化、物质开发、功能提升、产业融合、生态移民、易地搬迁、村庄合并等11个亚类。中国乡村振兴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地域模式库建设可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模式与路径借鉴，未来应注重绿水青山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耦合，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和结构特征分析是城市群研究的热点和基础性工作。交通网络既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因子，也是城市群空间形态的重要支撑。本文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交通大数据构建了交通综合OD矩阵，通过主成分迭代分解算法提取了城市群空间范围，结合城市连通度和影响力两个指标分析了城市群结构特征，最后对城市群内部连通度和外向联系度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① 中国存在21个城市群；② 城市群呈现单核、双核、多核和弱核等多种空间结构类型，单核结构为主要类型；③ 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有不同的交通辐射能力，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等的交通带动作用；④不同连通度等级的城市群在中国版图上呈现 “弓型”结构，中高连通度城市群对称分布其中；⑤ 城市群的外部交通连通强度两极分化严重，东部地区城市群占据了城市间交通流量的近52%，西部地区城市群仅占16%。研究认为，城市群交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内部差异较为显著，与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有一定的不同，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发展培育、促进融合和优化结构等方面的规划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拼装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理论，为探究空间关系的生成提供独特视角。本文包含三个部分：首先，文章对拼装理论中“能动性”“欲望”和“外部联系”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和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拼装理论在探究日常生活和健康地理学方面所蕴含的潜力；其次，基于拼装理论，文章结合疗愈景观概念重构了疗愈拼装物的研究框架，一方面尝试将宏大复杂的拼装理论情景化、具体化到实证研究中，另一方面希冀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发展疗愈景观；最后，以老年人的太极活动为例，通过疗愈拼装物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太极休闲景观中异质元素的能动性如何通过分布式管理形成一个具有疗愈性影响的动态关系空间并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基于以物和关系为导向的本体论，拼装思维将老年人与健康关系置于扁平化的理论体系和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讨论，打破了传统的健康-疾病二元假设，以更过程、更动态、更多元的形式解读中国情境下的积极老龄化。

本文将出境旅游安全事件研究从个体视角推进到集群视角。基于2015—2019年17746起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研究首先采用最邻近点指数识别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集群，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多样性指数、熵值法、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别测度和剖析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结构类型、规模压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集群产生的复杂组态致因。研究发现：① 2015—2019年全球共60个目的地存在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集群，集群内部类型结构复杂、外部规模压力形势较为严峻。② 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集群多样性和规模压力均存在空间相关性和非均衡分布特征，东南亚地区旅游安全事件集群的内部结构类型与规模压力强度更为突出。③ 中国出境旅游安全事件集群多样性和规模压力的区域异质性是DPSBR多重风险因素差异化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高产业发展现状（S）、高游客行为强度（B）和低基础环境驱动（D）是导致各区域事件集群内部结构呈现高度复杂化的主要原因；高产业发展现状（S）和高游客行为强度（B）是导致高外部规模压力的主要原因。随时间推移，高安全风险压力（P）成为各区域形成高集群多样性和高规模压力的关键。

湖泊与水库作为地表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特大、大中型城市最重要的集中型供水源地和最基本的地理单元，兼具供水、防洪、维系生物多样性等诸多功能，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湖泊科学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湖泊科学基础研究对于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资助的主渠道，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研究领域前沿与热点。经过梳理，1986—2022年间地理科学学科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标题中含“湖”和“水库”的共2347份，对其中的关键词等信息的分析表明：① 湖泊科学申请书数量增长主要集中在2004—2011年和2018—2022年两个时段。② 1986—2022年D0105（景观地理与综合自然地理）和D0113（遥感科学）两个二级代码下申请书数量占比分别达25.0%±8.9%和19.8%±5.5%。③ “鄱阳湖”“太湖”“洞庭湖”“青藏高原”“三峡水库”等研究区出现频次较高，“机制”“湿地”“流域”“遥感”等研究内容与方法热词出现频次较高，这与Web of Science及中国知网等平台上热词检索结果大致吻合。④ 在湖泊科学领域提交申请书数量较多的依托单位依次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科学学科将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与关键词设置，增强跨领域跨学科交叉，引导聚焦湖泊科学基础理论与前沿热点问题，促进中国湖泊科学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可持续转型”进入经济地理学研究视野，成为探索绿色技术发展动力、理解区域产业演化机制的新范式，形成了“转型地理”这一新兴脉络。然而，当前转型地理研究侧重“概念和分析框架单纯借用”的实证分析，缺乏多元视角融合，使其处于转型研究边缘位置，不利于学科自身发展。本文将转型研究中的多层次视角和技术创新系统同地理学视角下的语境敏感性、空间嵌入性和地方能动性概念相结合，构建了一套既能对接主流转型思想，又能反映经济地理学科学问题的新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① 区域可持续转型是一个语境-结构-能动性在多地理尺度上因果互动的演进过程；② 转型地理性主要体现在新社会-技术系统嵌入旧体制社会空间的程度、能力、方式、过程和结果差异上；③ 转型对象是具体的，也是落地的，离不开地方能动性对旧社会-技术系统要素重组的社会化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优化框架进行实际应用说明，并对未来中国转型地理相关议题进行了展望。

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是反映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格局及指示产业迁移扩散的风向标。利用苹果公司公布的2012—2020年供应商及其子公司数据，研究了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地理分布特征及变化，并从全球化、市场化、地方化以及技术管制分析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宏观格局具有非常强的少数国家或地区集中分布特征。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少数东南亚国家在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具有较强分布优势，而中国则在中、低端环节具有明显分布优势。第二，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格局为高价值环节供应商以美国、日本双核为“龙头”，中等价值环节以日本、中国、中国台湾三强作“龙身”，低价值环节以中国和中国台湾为“龙尾”，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动式“龙型”发展格局，中国逐渐向“龙身”迈进。第三，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微观分布主要呈现出“太平洋东岸研发设计、西岸零件制造”格局。中、高价值零部件环节倾向于布局在北美、西欧、东亚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主要城市化地区，而低价值零部件环节主要呈现向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及周边和向內陆扩张趋势，越南、印度的新兴城市化地区释放出较强的在中、低端环节“分流”信号。第四，全球化催生了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形态，市场化主导了这一形态，而地方化要素和技术管制在不断构建新的形态，通过综合影响促使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北美及西欧的主要城市化地区。

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践行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助推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冰雪旅游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规模化、整体化发展格局；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更是给冰雪旅游带来重大发展契机，利好政策陆续出台，消费热情不断高涨。与此同时，冰雪旅游相关研究也持续涌现，取得了丰厚研究成果。文章以“内涵辨析-脉络梳理-体系构建”为逻辑主线，从冰雪旅游基础概念、发展脉络演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区域等方面对中国冰雪旅游展开分析和评述。研究表明：冰雪旅游内涵丰富，学者们从资源、动机以及季候等视角展开了概念界定；冰雪旅游研究历经4个阶段，研究与实践联系日益紧密，产业发展受资源、政策、市场等因素驱动；研究内容已形成一定体系，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结合有待加强；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纵深研究；研究区域高度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且视角较为宏观。最后提出从理论构建及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区域等方面进行未来研究的创新。以期推动中国冰雪旅游研究的理论化和体系构建，引领和指导未来冰雪旅游领域研究，推进中国后冬奥时代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

土壤剖面水分信息比表层土壤水分信息难以获取，但对全面认识整个土层的水分含量至关重要。融合多源数据是估算区域土壤剖面水分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利用中国实测土壤水分数据建立了不同季节的表层-深层土壤水分关系模型。据此采用ESA CCI SM遥感表层土壤水分产品估算获得了中国1980—2019年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和0~100 cm 共10个深度层次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特征。ESA CCI SM产品与实测数据整体上匹配较好但普遍高估，本文提出采用饱和含水量和凋萎系数信息对其进行值域控制，有效降低了该产品的高估误差。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的精度在秋季最高，夏季和春季次之，冬季最低。模型对干带土壤水分的估算最准确，暖温带和冷温带次之，青藏带准确性最低。计算了中国10个深度层次的土壤贮水量，其多年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4±0.11、3.50±0.21、5.29±0.30、7.13±0.38、10.04±0.46、12.25±0.54、14.47±0.62、16.75±0.69、19.05±0.76和21.36±0.83 cm。各深度的土壤水分呈明显的分层，即波动层（0~40 cm）、跃变层（40~60 cm）和稳定层（60~100 cm）。中国1m土层贮水量呈自西北向东北和东南方向递增的分布格局，寒旱区该值较低且空间变异明显，暖湿区该值较高且空间分布更均一。热带、干带和青藏带的1 m土层贮水量在夏季最高，暖温带和冷温带该值在夏季最低。近40年来中国1m土层贮水量在空间上“湿区愈湿，干区愈干”，在时间上“湿季愈湿，干季愈干”。热带土壤在2004—2009年显著变湿，干带土壤显著变湿和变干的转折年份分别为1985—1986年和2013—2014年。中国1m土层贮水量序列最常见的周期是5年和11年。

旅游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业,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深入挖掘“文化”主题的旅游资源是重要课题。本文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尺度与尺度转化等地理学理论,使用19478个“八景”景观数据资料,运用归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旅游景观组成结构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性视角,提出了“遍在景观”概念,并探究了旅游景观结构的新模式。主要结论如下：① “遍在景观”概念体系。本研究界定了“遍在景素”内涵与属性,构建了“景素-遍在景素-遍在景观”概念体系与“景观指数、最丰指数假设”的分析指标,从而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② 遍在景观形成机制与途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动力来源,要素的区域性是遍在景观价值形成的缘由,要素的整体性是遍在景观形成的基础,尺度转化是遍在景观演变的条件。遍在景观以“借景、择时、选位”三种主要途径组景。③ 遍在景观结构模型与特点。本研究构建并论证了遍在景观“二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结构模型,推导出了对应的景观指数增量模型,归纳了遍在景观具有近零费用、稀缺性、时间性和人为创造性4个特点。④ 遍在景观组成比例和开发程度。“八景”景观随机抽样和山西省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八景”景观大部分包含遍在景素,自然遍在景素与自然局地景观组成比例最高,为56.28%。遍在景观结构以三要素为主,其中,以择时为主,选位次之。目前国内遍在景观开发利用程度很低,景观指数低于理论值。本研究结论为拓展旅游资源范围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实践意义也很重大。

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以引自西方的外生理论和偏重政治结构的静态视角为主。引入行为主义视角不仅能够强化对政治地理行为的理解和政治地理过程与机理的解释,而且能为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为此,本文总结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提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具体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权力关系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环境认知和情感/态度;其视角强调对微观机制的分析、偏重可检验的规律总结和对人们主观因素的考量;行为主义政治学、政治哲学、行为地理学、情感地理学、政治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参考;决策空间是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未来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直接影响、情感在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基于情感的政治行动合法性建构策略。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 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地表反照率已成为地表辐射平衡和气候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利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CERN）提供的34个站点辐射数据、GLASS地表反照率产品、ERA-Interim再分析资料、MODIS EVI（MOD13A3）和中国气象数据共享网提供的气象数据,基于Sen's Slope趋势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生态系统地表反照率的变化特征;利用全子集回归和分层分解方法计算地表反照率与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对重要性;探讨各气候因子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17年裸土地和裸岩砾石地变化率最大,冬季斜率达-0.083% yr^-1。生长季地表反照率与降水、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土壤水分和气温显著相关的像元分别占总像元的73%、79%、56%和86%。EVI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地表反照率变化的主导因素,其对地表反照率变化的独立贡献率分别为41%和56.18%。7月东北地区降水量和气温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2个月;内蒙古沙漠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土壤水分对地表反照率的影响大约滞后1~2个月。

Since the early 2000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research has fundamentally addressed the global-local tensions first identified in Peter Dicken's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 As one major scholarly pillar of economic geography by the early 2020s, GPN research has undergone two phase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ransiting from the earlier broad and general GPN framework to the more recent and explanatory GPN 2.0 theory. During this exciting period of theory development in GPN research, a key and novel concept of “strategic coupling” was first developed in Coe et al. and substantially further refined in Yeung. By today, this new concept has become one of human geography’s competitive “exports”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t large! Interestingly and despite its substantial influence and governance typology,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pproach does not offer a similar kind of core concept.
In retrospect, the discovery of “strategic coupling” and its further conceptual development was serendipitous in nature, when several of us became frustrated with then the rather inward-looking debate about endogenous learning and new regionalism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studies. Ann Markusen found many concepts in this new regionalism literature rather fuzzy and hard to operationalize in empirical research. We wanted to “globalize” this inward-looking approach to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us the concept was “born”, as part of GPN 1.0 framework, to describe how and why the global can be strategically “coupled” with the local through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y book Strategic Coupling, I demonstrate much further the concept's empirical efficacy in explain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economie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gain, my aim was to challenge the predominant and inward-looking narrative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had been driven primarily b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
Throughout the 2010s and thereafter, the concept “strategic coupling” has been hotly debated within the broad fields of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Many empirical studies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in East Asian studies have found the concept relevant to their diverse empirical analyses and explanations of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in 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 In particular, most of these studies have deployed the concept to account for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linkages between local and foreign firms, cluster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gional change, transformations in loc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urban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so on. Thes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ave not only added much empirical validity to the concept itself and the broader GPN 2.0 theory, but also provided further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take the concept to new domains and intellectual heights.
In this spirit of the broadening appeal and relevance of “strategic coupling”, I have titled this editorial as “Towards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to encourage a more glob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economies geographies-defined both as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within human geography and as the empirical world in which economic activities take place. As an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is becoming particularly vibrant in the early 2020s. There is now a great deal of convergence of conceptual work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GPN research, financial geographies, and labour geographies. These are exciting times for highly productive cross-fertilizations in our collective intellectual endeavours.
The empirical papers in this special issue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illustrate very well such strong tendencies towards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ing that draws upon not only the concept “strategic coupling” and GPN 2.0 theory, but also cutting-edge idea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financial geographies, and labour geographies. The variegated empirical contexts of China also provide different sub-national “laboratories” that enable such cross-fertilizations to demonstrate their empirical relevance. The next step, though, is for these studies and voices from China to “speak back” to those fields within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and, if possible, to add mor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hrough what George Lin and I termed “theorizing back” almost two decades ago. I am happy to see that this special issue ha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and interpreted on the theorization of GPN 2.0. In line with two previous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bout the progress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he theories about strategic coupling have been well articulated for economic geographers in China.
As the always-changing empirical world,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in the 2020s are undergoing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s due to several recent an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rising geopolitical tensions and severe disruptions 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ll of these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provide enormous possibilities for us not only to test our existing theories and concepts, but also to identify new ideas and thinking. As I have argued in a forthcoming book, the interconnected worlds of yesteryear's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might be giving way to, or intertwined with, the unexpected reversal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cessant demand for regional and national resilience in a world of heightened uncertainty. These empirical trends towards loc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will likely kickstart new rounds of strategic (de)couplings worldwide such that the restless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s argued a longtime ago in Storper and Walker's The Capitalist Imperative, will be reshaped and reorganized again. This time though, I believe East Asia,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may well take the lead to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its image.
Looking forward, I hope readers of this special issue will ga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these 15 well-crafted papers that address China's strategic coupling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in relation to its local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dustrial and social upgrad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abour market dynamics, external trade and GPN risks,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ilding urban and regional clusters, and so on. As Chairman Mao said in his 1957 address in Beijing, “Letting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 believe the original concept “strategic coupling” and thereafter GPN 2.0 theory might well be one such flower and school of thought that can be much further contended through our collective research in and on global economic geographies. May thousand flowers blossom!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文化的格局也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转变。本文包含三个目的：首先,本文勾勒了全球文化转变的脉络和轮廓。文章首先回顾了有关文化全球化的理论,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同时,本文指出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基本前提和假设的文化全球化在21世纪、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其次,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提出一个文化跨地方实践的“转译”模型,试图将微观尺度的文化实践与宏观尺度的地缘政治关系和过程,以及中观尺度的区域背景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考察。最后,本文结合孔子学院和李子柒网络文化实践等案例,对本文提出的理论语境和方法论工具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进行证明,并对中国跨国文化实践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