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学与技术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持续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通过探讨科学实践的空间性与知识流通的情境特质，试图揭示科学知识与地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种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地方主义与批判性历史地理学理解路径的研究取向，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拓展至科学/知识本体论的空间维度，展现了地理学在现代世界“权力-空间-知识”侧面的解释潜力。追根溯源，该领域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特质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ience）息息相关。尽管现有研究未能系统揭示该领域发展初期的学术脉络，但应承认，正是因为历史地理学在自身批判性转型中对历史“元叙事”的解构与反思，提供了地理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交融的契机，二者共同奠定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本文旨在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梳理该领域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演进，探讨科学知识与地理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启示，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随着人口流动进一步向超大特大城市集聚，人口收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将中小城市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基于不同类型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比较分析有待加强。基于此，本研究使用2010年和2020年2次人口普查数据，将总人口细化为城区人口、镇区人口和乡村人口，探讨我国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弹性网回归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主要发生在城区范围以外的镇区和乡村地域，分别有43.2%和96.2%的中小城市出现镇区人口收缩和乡村人口收缩；②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性，城区人口收缩和镇区人口收缩的比重随着城市规模等级尺度的下移而增加；③ 城-镇-乡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城区人口收缩集中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镇区人口收缩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乡村人口则广泛遍及绝大多数中小城市；④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点，其作用效果因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及所在地区而异。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探索人口负增长时代城市发展规律，能为引导新发展阶段的城镇体系优化布局以及促进中小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利用全球价值链拆解框架与OEC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并分析其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是由少数核心国家主导的稀疏网络，能够明显分割成欧美亚三大集团，整体呈现较强的互惠性与集聚性。1995—2018年间，三大集团核心国由德、美、日逐渐转变为德、美、中三国。此外，以双边生产关联的建立为立足点，本文结合供应链网络形成理论与指数随机图分析其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贸易引力模型依旧可以解释双边生产关联的确立。双边中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越大，则越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双边冰山成本越高，就越不容易建立合作关系。② 国家科技实力越强则越倾向于成为出口方，越不易成为进口方。③ 国家边际劳动成本、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提升，会降低参与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可能性。④ 网络级联效应会影响生产网络的形成，上游供应商间层层递进、错综复杂生产关联的结构特征会影响下游生产关联的建立。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人才的区位选择趋于多元化，传统区域要素难以较好地解释其流动机理，而舒适性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运用Gephi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舒适性视角探究粤港澳大湾区游戏人才在不同流动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流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湾区游戏产业体系中，广州、深圳为区域多功能中心，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香港承担游戏人才开发者角色，澳门、江门、肇庆承担游戏人才培育者角色。② 湾区对本地与邻近地区初次择业的游戏人才吸引力均较强，人才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缘延续下的本地依附和地理邻近下的外地跃迁。③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存在较强的等级邻近环流与扩散现象，其中，深圳游戏人才同级环流现象更明显，而广州与邻近城市的梯度扩散效应更强。④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决策是个人与家庭选择企业与城市的双重组合决策，在职业生涯前期流动频率较大，后期则表现出较高的地方“嵌入性”，并且受地理空间约束性相对较低，其流动可分为生活性流动与事业性流动两类，后者多发生在大型企业之间。⑤ 舒适性对于不同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游戏人才影响力均具有异质性，在全国流动时人才对舒适性较为敏感，而再次择业时具有更强的舒适性偏好，其中，就业环境、生活质量、健康发展等舒适性因子影响力相对较高。舒适性对游戏人才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尺度可总结为多元需求叠加下的全国流动、产业与配套主导下的湾区流动两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可总结为初次择业时的个人成长需求、再次择业时的安家立业期望两个方面。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公众与政府之间的重要议题，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和政府决策-趋向。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有必要将居民感知与公众参与有效结合以深化研究。本研究以探讨公众参与下的政府响应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目的，选择超大城市北京的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为案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数据进行文本挖掘。研究发现：① 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类和完善类问题诉求为主，存在明显的空间邻近效应，而提升类问题诉求相对较少，空间上呈现出随机分布特征且不存在空间邻近效应；② 老旧小区改造的基础类问题诉求会优先处理，而完善类与提升类问题响应速度相对较慢且承接方式多样；③ 诉求类别的差异、个体和群体利益、诉求时间和居民诉求情绪等都是影响政府响应模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政府有效推进公众参与下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实证依据和示范作用，对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交通地理学专注于研究交通系统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的历史时期，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在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推动交通地理学学科创新发展，本文立足交通地理学的学科内涵、特色与研究前沿，围绕理论篇、部门篇、交叉篇和展望篇四大篇章展开跨学科对话。① 理论篇提出交通地理学理论和概念的地方化和全球化、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变成为学者未来研究的重点。② 部门篇提出航空运输、海洋航运、物流活动和公路运输在交通地理学研究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③ 交叉篇提出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地理信息科学等学科之间关联密切，具有交叉研究的潜力。④ 展望篇则从低空交通、交通新模式、流动性和学科前沿等维度，为未来交通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基于全国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揭示县域尺度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特征与作用机制，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县域老年人口呈现“东北—西南”分布特征，老龄化率重心由西南向东北跃迁。② 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显著，东南半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西北半壁人口老龄化开始显现，到2020年，老龄化率地理分界线由“胡焕庸线”向西北方向逆时针偏移。③ 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缩小，乡村人口老龄化率增速显著，出现“城乡倒置”现象。④ 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老龄化率快速增长区，增长缓慢区分布在珠三角、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地区。⑤ 出生率、流入率、人口民族结构和三代户占总家庭户比重是影响县域老龄化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出生率、流入率和居住条件对东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人口民族结构对西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发展策略、遏制人口持续收缩、提高生育意愿、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成为新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举措。

乡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其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对农业农村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以2010年与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乡村人口划分为关联群体、95后群体、85后群体、70后群体和55后群体，并借鉴“杜能环”理论模型的空间梯度分析范式，依据区县与哈尔滨、长春双中心城市的距离梯度，划分中心型、近邻型与边缘型地域单元，以揭示乡村人口减少的空间格局及其在不同空间梯度下的年龄剖面特征。研究发现：（1）在2010—2020年期间，松嫩平原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已演化至后期阶段，正朝着少子化与重度老龄化的方向发展。（2）松嫩平原乡村人口的减少特征呈现“整体性”与“全龄性”。不同地域类型乡村人口减少的年龄剖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趋势，受公共服务和就业市场稳定性影响，各类型间不同年龄群体的减少强度呈现显著差异。（3）松嫩平原乡村人口减少的年龄剖面差异，本质是空间梯度差异与家庭生命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不仅折射出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还反映了代际责任的现代转型及其对人口流动模式的深刻影响。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其独有价值使之成为新型城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街道肌理则为解决旅游发展与人地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以青岛中山路国家级历史街区为例，本文基于空间生产三元理论框架，结合空间叙事学视角，运用空间句法作为刻画与转喻叙事的量化工具，结合质性文本与深度访谈，揭示历史街区在旅游影响下空间生产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历史街区的空间生产经历了由传统游憩区域到商业娱乐中心，再到旅游商业综合体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本质上是“政治娱商空间、商业同质空间、旅游改造空间和文旅复合空间”的渐进式生成、依赖、更迭与再生。在权力话语的引导下，街道肌理与街区格局的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效应，导致社会空间的同质化和制度化，进而造成街区衰败。而旅游开发成为突破这一路径依赖、重构空间的重要手段。在游客和商户的进入以及权力与资本的重组背景下，通过空间场景化、文化符号化与记忆消费化等手段，历史街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体验、可感知、可创收的文化旅游叙事场所，推动了在地文化的复兴与集体记忆的再现。研究结论深化了空间生产与叙事理论在旅游情境下的应用，为历史街区的活力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被广泛应用到遥感场景影像的分类任务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遥感场景影像分类效率，然而，现有方法大多依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如果没有预训练权重，结果可能不理想。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融合Swin Transformer和ConvNeXt模型并在每个阶段融合之后利用EMA模块进行进一步的全局上下文信息提取的三分支融合算法（EMA_ConvNeXt_Swin Transformer: ECST模型），可以在不依赖权重的情况下依然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其中的Swin Transformer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全局信息，ConvNeXt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局部信息，设计融合模块，对两分支提取得到的结果进一步处理并融合，最后再利用EMA模块对输出特征图在空间位置方向上建立长程依赖关系，可以更加突出特征图的全局上下文信息，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特征聚合。本文选取了NWPU-RESISC45和AID两个数据集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得到的最高精度分别为91.25%和90.9%。同时设计了两组对比实验，一组对比实验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将本文模型与经典的深度学习模型AlexNet、VGG、Vision Transformer、ConvNeXt、Swin Transformer进行对比；另一组对比实验与利用预训练权重的主流训练模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精度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与经典模型相比较在精度上得到了更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和现阶段流行的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模型进行精度对比，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亦得到了具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给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深入解析全球贸易摩擦的时空特征并科学识别其驱动因素，有助于把握世界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演变态势，为中国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支撑。本文基于2009—2022年全球贸易摩擦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的空间演进，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解析其主导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贸易摩擦强度整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主要类型为国家援助与补贴类制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是全球贸易摩擦的热点。② 从时空格局看，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的发起端呈“北高南低”的集中态势，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为主导但波动较大，目标端则较为分散，以高收入国家为主导且其分布具有“分层效应”。③ 从拓扑关系看，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结网”形成全球贸易摩擦网络，网络呈先扩张后萎缩态势，“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稳定发育且核心显著“东移”，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摩擦网络中的地位突出。④ 全球贸易摩擦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发起国和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起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贸易邻近性、政治倾向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等。

“三生空间”是国土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三生空间”评价仍存在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将“人地空间系统”作为评价对象，突破了传统“土地要素法”与“指标体系法”以土地要素或功能替代空间实体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框架、原则与程序，并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例，实现了“三生空间”评价关键理论方法的应用示范。具体而言：① 提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人地空间系统和城乡空间系统理论，将空间视为评价的实体对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哲学视角出发，剖析了“三生空间”的空间结构、空间尺度和空间特性等维度内涵。② 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方法论：依据“格局-过程-机制-效应”的地理学研究范式和“本体-外延”的形式逻辑学范畴，建立了总体评价框架；依据“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论思想，建立了“三基”“二定”“三地”“二元”的评价原则；依据“实体-属性”的哲学实体观，建立了“一实体、二属性、三综合”的评价程序。③ 揭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三生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生产与生活空间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生态空间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土空间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随着中国步入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阶段，人才的培养、使用、流动和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高等教育作为人才链中的关键节点，紧密联系着前端的人才培育和后端的人才配置与区域创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时代，以高校所在地为节点的大学生迁移（包括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日益活跃，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在国家和地区间的空间集聚，进而引发了对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流动中作用的广泛探讨。本文通过梳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相关文献，系统阐述了两阶段迁移的内涵与关系，总结了人才在生源地、就学地与就业地之间的表现出多样化的迁移模式。聚焦于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区域特征对人力资本空间配置的影响，学界形成了“节点论”和“枢纽论”两种相斥的观点。此外，本文还总结了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大学生迁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区域对大学生迁移的影响，并开展国际比较研究，进一步剖析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

产业地理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产业发展格局的形成、演化及其机制。通过对尺度思维的运用，产业地理研究将现实世界大致划分为全球、国家和地方三种地理尺度空间，从特定尺度视角论述其产业地理效应。然而，由于产业地理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只运用一套理论体系难以对其进行系统解释。为弥补这一不足并进一步推进尺度思维在产业地理研究中的运用，本文提出尺度地方化模型。尺度地方化模型以地方化为理论出发点，对产业地理研究的经典理论进行系统整合，强调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尺度力量需要通过地方化才能实现产业地理效应。在地方化过程中，各类型尺度力量相互调节形成合力，促成了复杂多样的产业地理过程。本文进一步利用尺度地方化模型分析了中国产业地理格局历次重构背后的机理。1978—2008年，在“强全球”“强地方”和“弱国家”的尺度力量合力作用下，中国产业地理经历第一次重构，形成“东高西低”的产业地理格局。2008—2020年，三种尺度力量的影响力基本均衡，提升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间协调水平。近年来，随着“双循环”战略的推行，国家力量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预期带动中国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并形成多中心链条化的空间发展格局。总的来说，尺度地方化模型通过深刻阐述不同尺度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如何影响中国产业地理格局的演变，为新时期中国产业地理格局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口逆向流动是影响城镇体系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城市间人口逆向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从位格局看，逆向流动来源地以较高等级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尤其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省会及以上城市；而逆向流动目的地以中低等级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为主，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从流格局看，大规模、高强度的逆向人口流主要由较高等级的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且沿城市等级的逆向人口流基本符合“阶梯式”模式。② 个体层次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与生命历程因素对人口逆向流动的影响较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及老年人口逆向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城市层次因素中，高房价、高消费、高就业竞争压力、高污染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低房价、低消费、低就业竞争压力、低污染、较好的绿地环境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拉力作用。

数字消费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既是对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也是对新发展格局构建和高质量发展的助力，对于推动消费可持续发展和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国家政策规划，明晰数字消费理论内涵及其逻辑机理，并借助ESDA方法探究2016—2022年中国省域数字消费发展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障碍度模型和地理探测器解析其内部障碍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结构特征表明，全国数字消费发展潜力得到迅速释放，但依旧存在数字支付工具排斥、数字消费产品服务收入增长滞缓等问题；时序特征反映了中国数字消费指数呈现逐年稳步上升趋势，但中部和西部表现为“低质高速增长”特征。② 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消费发展的空间异质性显著，逐步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城市群为核心节点的“多中心”辐射网络化结构；空间关联上，数字消费发展空间集聚程度随时间在波动中趋于稳定，空间依赖性增强。局部空间形成了“同质特征与异质特征并存”的关联模式。③ 驱动因素分析显示，缩小各地区产业集聚、区域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是推进数字消费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组合是关键性驱动因素。本研究为协同提升数字消费发展水平、拓宽经济增长新空间具有借鉴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人口作为推动乡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其流变研究不仅关系到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更是高效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议题。旅游开发导向下的乡村人口正受到多重流动要素影响，表现出主体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分布多态化等流变现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国内外乡村旅游地人口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缺少流变学视角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理论框架，且多源数据融合的精细尺度人口流变时空化、定量化表达薄弱。基于人口流变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趋势，将流变学、计算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从社会、时间、空间三个维度出发，融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了包含规模相、结构相、素质相、趋势相在内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研究理论模型与框架，提出了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的多维分异与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化模式、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实现乡村旅游地人口结构优化、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深化创新。伴随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现代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与新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脉络与重点领域，解析了城乡关系变迁中乡村结构性障碍及其破解路径，探讨了就近城镇化与乡村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重塑机制。同时，锚定全球乡村现代化实践的比较视野，进一步审视了中国在乡村梯度分工、多元化发展路径选择以及农业产业体系革新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在制度与治理层面，本文聚焦农村土地流转与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现实瓶颈与机制创新，并围绕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产业升级滞缓、治理效能不彰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未来研究应在理论层面强化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等本土特征，突破西方理论依赖，形成自主理论范式，其研究框架应围绕理论创新与空间重构、人地协调与城乡融合、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等核心维度展开，系统阐释乡村现代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在方法层面推动跨学科范式的集成创新，在实践层面注重政策的精准适配与落地效能，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并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探索通过改善建成环境提升城市活力，对于城市规划与地方政府决策尤为关键。考虑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并引入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对于刻画城市活力空间分布特征与理解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广州市域为例，利用手机SDK人群画像数据表征城市活力，结合现有研究基础，选择经典建成环境变量，优化实证技术路线，采用基于最佳参数的地理探测器（OPGD）模型对比多种常见空间分析单元下模型的解释水平，以确定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基于此，明确夜晚与白昼时段各建成环境变量对城市活力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结合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予以探讨。研究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随空间分析单元变化而存在差异，研究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面积为1 km²。② 市域城市活力空间结构在两时段趋于一致，呈现以中心四区为核心，以重要交通廊道为带的指状放射结构。③ 消费类、居住类及公服类POI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最明显，交通便捷性与可达性是维系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消费类、居住类POI密度、距城市中心距离等变量间存在强交互作用。④ 各建成环境变量的影响在两时段的空间显著性范围及影响程度与方向上存在异质性，相关影响空间特征可归纳为市域范围的阶梯式分布、以中心四区部分区域为核心的圈层分布以及局部空间的“片状”或“点状”分布。

专业村镇作为乡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微观载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抓手。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其专业村镇的发展实践为探索农区产业空间集聚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然而，当前河南省专业村镇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局性驱动因素及其线性影响关系，对区域间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作用机制的识别仍显不足。为此，本文以河南省254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与XGBoost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探究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河南省专业村镇整体呈现以省会郑州为核心的“缺口环带状”集聚格局，高密度区集中于许昌、漯河、开封等市交界地带，集聚强度呈现由环带区域向省会中心及外围边缘双向递减的梯度结构。② MGWR模型结果表明，驱动因素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高程在平原地区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且抑制强度自西向东递减；社会经济因素则在豫中、豫北等经济发达区产生抑制效应，而在豫东南欠发达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③ XGBoost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关键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其中省会距离为核心驱动变量，与专业村分布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距省会适中的城乡过渡地带为最佳集聚区；且多变量交互构成的“最优发展界面”界定了专业村集聚的适宜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