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能源危机日益严峻，各国共同致力于控制碳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在此情境下，新能源汽车行业迈入快速增长阶段，然而如何剖析新能源汽车生产网络与地方互动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选取中国新能源汽车标杆企业比亚迪（BYD），通过整理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内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重点研究其生产网络与典型区域的战略耦合模式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不同生产系统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布局总体上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特征，其中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生产网络规模最大且集聚程度高，而车身底盘饰件集聚程度最低，且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② 生产网络与区域互动关系过程中由于受到区域区位优势以及企业空间粘性的影响，产生了差异化的耦合模式，主要表现为依附式耦合、互惠式耦合和吸收式耦合共存。③ 基于“网络特征-战略耦合-区域互动”建构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通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由场关联空间向价值关联空间的转变，为战略耦合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践提供支持。本文尝试将新能源汽车生产系统划分为智能电子电器系统、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热管理系统和车身底盘饰件系统，基于典型案例剖析其战略耦合模式及机制，一方面通过理论建构演绎为战略耦合的中国本土化方案提供实践支撑，另一方面为剖析中国本土领先企业的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经验支持。

揭示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的变化规律对促进土地要素参与宏观调控过程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利用冷热点、标准差椭圆和综合地价模型刻画2007—2022年中国29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变化的时空特征，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空间交互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土地出让规模历经高速增长-急剧下降-平稳上升的变化特征，呈现“东热西冷”的空间格局，工矿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出让重心由东向西迁移，住宅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出让重心由北向南迁移。② 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价格上涨较快，工矿用地和其他用地价格上涨较慢，各类地价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格局，空间分布由点状离散向面状集聚演进，局部差异缩小、全局差距扩大。③ 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局域空间格局呈现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位于“胡焕庸线”以东，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分布特征。④ 多因素交互作用对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的影响高于单因素，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变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导向下政策制度实施和区位条件优化的结果。应通过优化土地出让结构、调控土地出让价格、引导土地出让规模与出让价格的交互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近年来，“科学与技术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持续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通过探讨科学实践的空间性与知识流通的情境特质，试图揭示科学知识与地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种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地方主义与批判性历史地理学理解路径的研究取向，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拓展至科学/知识本体论的空间维度，展现了地理学在现代世界“权力-空间-知识”侧面的解释潜力。追根溯源，该领域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特质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ience）息息相关。尽管现有研究未能系统揭示该领域发展初期的学术脉络，但应承认，正是因为历史地理学在自身批判性转型中对历史“元叙事”的解构与反思，提供了地理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交融的契机，二者共同奠定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本文旨在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梳理该领域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演进，探讨科学知识与地理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启示，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以京津冀城市群县域为研究区，根据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1年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和重心模型揭示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测主要影响因子并揭示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综合水平偏低，但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梯度扩散趋势。② 科技创新效率呈“N”型波动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先收缩后扩张的态势。③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逐渐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由内向外递减的“圈层式”分布格局，重心迁移路径整体呈“东南偏移，西北折返”的变化格局，耦合协调空间正相关性与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因素驱动为主，自然环境、文化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研究区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影响空间异质性显著。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面对现阶段空间治理体系转型实际和各类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客观上需要在系统解析国土空间演变过程、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同时，识别出一条或多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轴线，成为表征全国国土空间演变最宏观特征的标志线。以胡焕庸线和博台线为空间参照，按照主体功能区城镇开发、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地域主导功能划分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区”空间分类体系，运用空间转移矩阵和地理统计分析2000—2020年中国陆域国土空间布局、演变及结构转型特征，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Moses极端反应和Dagum空间基尼系数定量验证关键界线两侧国土空间演变的均衡程度及差异来源，进一步通过OPGD和MGWR模型从“强度-格局”两方面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近20年中国城乡建设空间剧烈扩张过程中东-西、南-北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局部地区伴随着明显转出现象；农业生产空间沿胡焕庸线“西增东减”，生态保护空间全局性缩减，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空间的动态互转尤为显著。② 胡焕庸线和博台线可有效刻度中国国土演变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胡焕庸线可对农-林格局的非稳态变化有效刻度，博台线可作为全国城乡建设空间是否转出的分水岭，目前全国各类国土空间演变仍以东-西差异为主，南-北之间差异不大。③ 中国国土空间演变是社会经济-自然地理-交通区位-政策工程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其中自然地理和交通区位是制约中国全局空间演变的共性因素，东-西之间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而南-北之间交通区位因素更为突出。本研究佐证了博台线确实有潜力作为突破胡焕庸线、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界线，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平衡城乡建设空间布局南北差异、及时应对农业生产空间“西增东减”新趋势、动态监测泛胡焕庸线区域生态与农业空间变化过程等策略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其绿色发展理念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但也一直遭受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研究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家环保形象的维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支撑。本文基于LDA与Word2vec模型，对西方媒体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议题相关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探讨了报道主题的时空演化特征，透视了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地缘政治意图。研究发现：①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可以分为观望期（2013—2016年）、发展期（2017—2021年）与沉寂期（2022年至今）。② 西方媒体主要关注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也是报道重点。③ 相关报道呈空间分异特征，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自身利益与中国的负面表现，法国、德国并不倾向于与本国事务相关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乎只关注自身利益博弈，新西兰的报道热情则较低。④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国家角色的一致，以舆论手段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建构，国家的舆论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自我”利益与立场，也受到了“他者”预期的影响。

去工业化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生产全球化等因素作用下出现的区域经济现象，但过早去工业化会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中国市域层面制造业占比变化特征识别去工业化城市，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探究相关因素对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发展具有普遍性，去工业化城市比率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而增加。去工业化城市呈现由北而南、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新增去工业化城市数量随时间发展先增后减，集中出现在2011—2014年。② 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多为过早去工业化，占去工业化城市的56.48%，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因其结构刚性及资源禀赋问题，更易发生过早去工业化。③ 城市去工业化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金融化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在产出、就业去工业化两个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生产率水平、资源禀赋、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出和就业去工业化表现出相异的影响。相较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对东部地区城市去工业化的显著影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受金融化水平和交通连通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易引致西部和东北地区去工业化现象的出现，但却利于东、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

了解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尽管现有研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但很少有研究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将天山北坡山盆系统分为5个生态分区（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荒漠区、耕地区和南部山区），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框架对2000—2020年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约束线研究地理因子变化对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分异的交互影响。 结果表明：① 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低值多高值少的葫芦形分布趋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增加态势，整体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明显改善趋势。② 不同生态分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和耕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均向好发展，荒漠区变化较少，南部山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③ 不同地理因子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在不同时段、不同分区存在明显差异，土壤类型、分区、年均地表温度和年均蒸发量等自然因子占据主导地位，人类活动影响总体较小。因子交互探测表明，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高于单因子，主导交互作用在不同分区具有一定差异，但均为土壤类型、年均地表温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组合。研究结果可为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保护提供更有效、更详细的决策支持，可应用于其他条件相似的地区。

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是塑造世界科学格局的关键力量。论文基于1901—2023年全球诺贝尔自然科学类获奖者的出生、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揭示全球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的时空动态，并以顶尖科学家流动为表征，解构世界科学中心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在教育阶段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工作阶段逐渐从欧洲内部流动转向跨大西洋流动，相较于教育阶段，工作阶段的流向进一步集聚，呈明显的“锥形”特征。② 以顶尖科学家为表征的世界科学中心存在转移现象，呈现由德国转移至美国的时空规律，转移的时间发生在1930—1940年间。③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往往以优势学科为先导，从单一学科突破走向学科均衡，相较于科学中心的转移，优势学科的转移时间更早，衰落时间更晚。④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存在前置和后置现象，表现为出生地集聚中心晚于工作获奖中心，而教育中心的转移和衰落均早于工作获奖中心。

高铁站区具有促进交通、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城市产生经济联系及其空间关联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单元，构建高铁站区与城市间“总-分”企业视角下隶属联系网络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刻画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整体呈“多核心放射状”空间格局，总体连通性和集中性较强，廊道效应明显，中西部网络发育不够完备，呈现出“东密西疏”网络格局特征；网络小团体特征较为明显，中部城市群“内联外拓”和东、西部城市群“内强外弱”的网络特性明显；②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群际网络呈“跨桥状”联系格局，城市群群内城际关联网络格局表现出“强强联系”“梯度联系”“邻近联系”三种特征；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的出度节点空间分布呈“高等级零星点缀，低等级众多遍布”格局特征，而入度节点呈“高等级族群成片，低等级串珠成线”空间分异格局特征；④ 城市群关联网络格局受城市能级、站区营商环境、站区基础设施、站区开发程度、站-城联系度5个维度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中，内部可达性、城市等级、站点区位和政府优惠政策等因子对高铁站区承接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形成的作用力明显。

网络化协同治理是解决跨规模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手段，明晰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制和障碍可有效提升治理效益。本文基于泛珠三角区域（除港澳地区）环境合作政策构建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引入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模拟网络内生和外在条件的驱动影响，结合关系依赖性解释网络格局中的自组织结构倾向，剖析省份属性及省际关系对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整体由珠江流域沿线省份组成钻石型结构，其中广东、广西面向全域呈双核发散式联系，局部嵌有广泛集聚结构，小世界性明显。合作区网络内部自组织依赖关系显著，存在三元结构洞的闭合及星型结构倾向，表明关系传递和择优依附效应促成了合作联系。经济发展水平和省际环境差异推动了省份对外建立合作，监管制度邻近性影响为负，跨区域合作不受其所属环境督察区范围限制，地理邻近性作用不明显，是远距离省份在共享资源或跨区生态影响下密切联系的结果。本研究加深了对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理的的理论认知，为提升网络治理效能，优化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解释逻辑和决策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同时，优化首都医疗资源布局也是缓解首都“大城市病”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多循环Acc-Cost模型构建“现状评估-情景模拟-点位优化-格局刻画”的研究框架，对北京市现期医疗资源可达性展开评估，进而多情景分析未来新增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研究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医疗设施可达性以中心城区为峰值点，向外逐级递减，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圈层式衰减规律。② 不同情景下优化点位预测状况差异显著，需要研究制定差别化的优化策略。限制增长情景通过182次模型迭代求解出8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174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自然趋势情景求解出13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232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刺激增长情景求解出21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381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③“限制增长”情景具有更高的代表性，能够更全面地将自然增长、人口疏解、规划引导等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在此情景下，模型具备较好的优化效果，可以通过5.6%的新增三甲医院和10.4%的新增综合医院覆盖99%以上医疗资源可达性较差的人群。④ 研究基于限制增长情景下新增医疗点位将北京市全域划分为资源平衡区、资源溢出区和重点优化区，提出北京市全域就医“底线”，打通全域就医“最后一公里”。研究为刻画现实中分级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利用全球价值链拆解框架与OECD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构建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并分析其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是由少数核心国家主导的稀疏网络，能够明显分割成欧美亚三大集团，整体呈现较强的互惠性与集聚性。1995—2018年间，三大集团核心国由德、美、日逐渐转变为德、美、中三国。此外，以双边生产关联的建立为立足点，本文结合供应链网络形成理论与指数随机图分析其形成与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贸易引力模型依旧可以解释双边生产关联的确立。双边中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越大，则越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双边冰山成本越高，就越不容易建立合作关系。② 国家科技实力越强则越倾向于成为出口方，越不易成为进口方。③ 国家边际劳动成本、劳动力素质与工资水平提升，会降低参与中高端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可能性。④ 网络级联效应会影响生产网络的形成，上游供应商间层层递进、错综复杂生产关联的结构特征会影响下游生产关联的建立。

基于国内典型短视频平台的关注度数据，运用位序-规模、类型划分、核密度、参数最优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红色经典景区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格局来看，子系统与整体分布特征类似，形成了环首都、苏皖沪、川渝、两湖以及辽宁五大核心区，同时在晋陕、云贵、粤赣闽等地区形成了多个增长极。② 从类型划分来看，纪念设施和历史遗迹类景区的网络关注与实体发展水平均较低，反映出虚实相互影响的状态；伟人故居、综合纪念馆以及红色教育基地虽实体等级较高，但由于其在互联网的宣传推广度不高，进而导致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③ 从位序与空间关联看，高位序景区数量虽占比仅为6.01%，但其关注度位于前列且在京津冀、晋鲁辽、豫鄂皖、江沪等区域形成了次热、热点集聚区；中等位序景区数量最多，占比高达91.68%，但其内部层次等级不分明；低位序景区发育质量差异大，且其所形成的冷、次冷点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四川和贵州等中西部省份。④ 从影响因素看，主要因子为景区实力和政府支撑，一般作用因子有资源禀赋、网络营销以及城市等级，次要因子为人口支撑力、交通便捷性、产业结构等。最后，基于因子解析结果与空间差异特征，本研究提出“一带四轴”规划方案和“五位一体”优化路径。

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数字经济能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和“加速器”的双重作用，是城市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理论机制框架，并将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赋能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数字经济会显著增强城市的冲击抵御力和恢复调整力，从而大幅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该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成立。② 结合shift-share分解法进行的间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引发的城市产业结构专业化集聚削弱了城市经济韧性，但数字经济仍可以通过提升城市革新能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在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进行的进一步检验中，该结论仍成立。③ 受资源路径依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非资源型城市和大城市的数字经济更能显著影响城市经济韧性。④ 在恢复调整期，数字经济对邻近城市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主要通过扩张发展邻近城市市场来提升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洪涝灾害已成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对人类及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针对洪涝灾害风险转移问题，基于“源-汇”理论构建洪涝风险转移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究洪涝灾害风险时空演变规律，挖掘洪涝风险转移前后特征及其对生态与经济影响程度。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洪涝风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极高风险区域增长最为明显；整体空间分布格局为“东高西低、中高南低”，极高风险区域主要环绕在太湖以及长江沿岸附近，并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向其周边蔓延。② 在洪涝风险转移后，整体风险程度下降约3.70%，中心区域的风险得到有效缓解，风险等级的变化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结构的影响；转移前后风险的空间方向均呈现“南北上升凸型”和“东西U型”曲线分布的趋势。③ 经过风险转移，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均呈现弱恢复趋势，其中生态环境受影响模式分布呈现“低-高”和“高-低”的模式；社会经济受影响模式主要为“高-低”模式，分布于太湖周边和安徽中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恢复力均较强的地区零散分布于南京市附近。洪涝风险转移效应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山地、绿洲和荒漠是西北干旱区主要景观，特殊的景观本底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得当地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探究典型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形成原因有利于干旱区生态系统服务高效综合管理。本文选取具有典型“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石羊河流域，基于InVEST模型、CASA模型对流域内五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量化评估，并利用K-means聚类方法识别出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在此基础上利用冗余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流域内不同子系统中生态系统服务主导簇的形成原因。 结果表明：① 石羊河流域五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呈现出较高的空间异质性，各项服务整体上由山地生态子系统向荒漠生态子系统逐步递减。② 流域内共识别得到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各子系统内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数量及空间位置存在差异；山地子系统中，以生态保育簇为主；绿洲子系统中，以生态低值簇为主；荒漠子系统中，以生态枯竭簇为主。③ 山地子系统中，在年降水量和植被覆盖度(FVC)作用下，更容易形成各项服务均较高的生态保育簇。绿洲子系统中，人口密度、GDP和土壤水分促使形成以食物生产服务为主的食物供给簇。荒漠子系统中，粗砂含量、年均气温及潜在蒸散发是抑制各项服务的主要因素，更容易形成各项服务均较低的生态枯竭簇。研究结果为石羊河流域及其他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地区生态综合管理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随着人口流动进一步向超大特大城市集聚，人口收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将中小城市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基于不同类型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比较分析有待加强。基于此，本研究使用2010年和2020年2次人口普查数据，将总人口细化为城区人口、镇区人口和乡村人口，探讨我国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弹性网回归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主要发生在城区范围以外的镇区和乡村地域，分别有43.2%和96.2%的中小城市出现镇区人口收缩和乡村人口收缩；②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性，城区人口收缩和镇区人口收缩的比重随着城市规模等级尺度的下移而增加；③ 城-镇-乡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城区人口收缩集中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镇区人口收缩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乡村人口则广泛遍及绝大多数中小城市；④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点，其作用效果因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及所在地区而异。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探索人口负增长时代城市发展规律，能为引导新发展阶段的城镇体系优化布局以及促进中小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乡村衰退是一项全球性挑战，科学判断和把握乡村转型中的机会窗口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现有研究对此议题缺乏系统性梳理与探讨。本研究基于机会窗口视角, 结合乡村地域系统理论构建乡村转型机理分析框架，揭示不同定性与定量研究认知乡村转型过程和机理的内在共性、差异性及其原因。乡村转型机会窗口指特定时期内有利于乡村转型振兴的环境条件，包括政策、技术和市场三类。乡村转型振兴实质是“机会窗口打开—乡村主体回应—机会窗口内化”这一循环过程多次迭代的结果。机会窗口打开后，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人才配备等乡村转型外部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之所以部分村转型振兴，而另一些村发展停滞乃至衰退，是因为各村政策执行、技术应用、市场开拓等回应-内化机会窗口的能力存在差异，乡村发展主体能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高效回应机会窗口并成功内化，决定了乡村转型的方向与程度。本文为乡村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框架，提出了不同地区各类乡村发展主体回应机会窗口促进乡村转型振兴的可能对策，为丰富乡村转型理论研究并深化其实践价值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部农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对滞后的地区，工农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能。本文从“过程性-系统性-地域性”视角出发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建立“减差距-强联系-促共荣”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城乡融合指数模型、Kernel密度估计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讨2005—2021年中国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农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置于城乡关系演化进程、城乡融合系统工程、城乡发展地域特性3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以深化完善其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域性机制和差异化路径；② 研究期内，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从较低水平步入中等水平，但整体尚处于城乡差距缩减的关键时期，城乡互联和共荣水平有待提高；③ 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形成了以省会城市或核心都市圈为主的城乡融合高值区，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信阳市等省际边缘城市组成的城乡融合相对低值区；④ 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格局是城、乡内生驱动力交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主动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基础动力，城乡互补、工农互促、居业协同、产城互动构成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