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面评估各地铁站域内公交导向发展（TOD）绩效并划分类型，大都市可以精准制定鼓励交通和用地良性互动的开发策略以缓解城市问题。传统的2D指标忽略了城市是立体化发展的典型对象，其密度/强度指标也忽略了POI类型间潜在的功能组合。因此，本文引入街道/建筑3D形态及POI功能语义等新型指标重构“节点-场所-功能”框架，测度武汉市188个站域的TOD绩效并采用KMeans划分为六类，进而探索TOD绩效/类型与地铁客流这一关键外部效能的关系。结果显示：① TOD绩效以江汉、武昌滨江为核心向四周降低，其高值呈大-小团簇状分布；② TOD类型遵循相似的圈层分布，由中心向外围（Ⅰ类~Ⅵ类）依次为：高值功能优势类、高值节点优势类、中值平衡类、中值场所优势类、低值节点优势类、低值节点劣势类；③ TOD绩效与工作日/休息日进出站总客流均显著正相关，早高峰时段大量客流从Ⅲ类~Ⅵ类站点汇聚至Ⅰ类、Ⅱ类站点。文章扩展的量化评估体系可以有效推测潜在客运量，划分的TOD类型也鼓励规划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近年来，“科学与技术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持续得到学界关注，研究者通过探讨科学实践的空间性与知识流通的情境特质，试图揭示科学知识与地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这种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地方主义与批判性历史地理学理解路径的研究取向，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拓展至科学/知识本体论的空间维度，展现了地理学在现代世界“权力-空间-知识”侧面的解释潜力。追根溯源，该领域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特质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ience）息息相关。尽管现有研究未能系统揭示该领域发展初期的学术脉络，但应承认，正是因为历史地理学在自身批判性转型中对历史“元叙事”的解构与反思，提供了地理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交融的契机，二者共同奠定科学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本文旨在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梳理该领域的思想脉络与理论演进，探讨科学知识与地理互动关系所带来的启示，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

揭示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的变化规律对促进土地要素参与宏观调控过程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利用冷热点、标准差椭圆和综合地价模型刻画2007—2022年中国295个城市的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变化的时空特征，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空间交互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土地出让规模历经高速增长-急剧下降-平稳上升的变化特征，呈现“东热西冷”的空间格局，工矿用地和商服用地的出让重心由东向西迁移，住宅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出让重心由北向南迁移。② 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价格上涨较快，工矿用地和其他用地价格上涨较慢，各类地价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格局，空间分布由点状离散向面状集聚演进，局部差异缩小、全局差距扩大。③ 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局域空间格局呈现高-高集聚和低-高集聚位于“胡焕庸线”以东，低-低集聚和高-低集聚位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分布特征。④ 多因素交互作用对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的影响高于单因素，土地出让规模和出让价格变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导向下政策制度实施和区位条件优化的结果。应通过优化土地出让结构、调控土地出让价格、引导土地出让规模与出让价格的交互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日益严峻，各国共同致力于控制碳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在此情境下，新能源汽车行业迈入快速增长阶段，然而如何剖析新能源汽车生产网络与地方互动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选取中国新能源汽车标杆企业比亚迪（BYD），通过整理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内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重点研究其生产网络与典型区域的战略耦合模式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不同生产系统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布局总体上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特征，其中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生产网络规模最大且集聚程度高，而车身底盘饰件集聚程度最低，且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② 生产网络与区域互动关系过程中由于受到区域区位优势以及企业空间粘性的影响，产生了差异化的耦合模式，主要表现为依附式耦合、互惠式耦合和吸收式耦合共存。③ 基于“网络特征-战略耦合-区域互动”建构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通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由场关联空间向价值关联空间的转变，为战略耦合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践提供支持。本文尝试将新能源汽车生产系统划分为智能电子电器系统、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热管理系统和车身底盘饰件系统，基于典型案例剖析其战略耦合模式及机制，一方面通过理论建构演绎为战略耦合的中国本土化方案提供实践支撑，另一方面为剖析中国本土领先企业的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经验支持。

植被稀疏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造林和森林恢复具有很强的碳封存和生态修复能力，但是旱区造林的固碳有效性依赖于降水的空间分布。为了揭示旱区造林固碳有效性对降水的依赖效应，本文以中国陕西省为例，综合运用地理遥感技术、面板门槛回归和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数据模型评估了不同降水条件下造林固碳的有效性，包含环境有效性和成本有效性两个方面。结果表明：在环境有效性方面，陕西省造林固碳具有显著的有效性。随着以造林为主的生态修复工程在陕西省大范围地实施，2000—2020年陕西省植被碳汇总量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造林固碳的边际贡献为462.647 t/km²。陕西省干旱地区的造林固碳边际贡献为512.868 t/km²，是其湿润地区的2.67倍。在面板门槛模型中，当降水量在366.468~525.470 mm之间，陕西省造林固碳的环境有效性处于最优区间内，造林固碳的边际贡献为511.493 t/ km²。在部分线性函数系数面板数据模型中，降水对陕西省造林固碳环境有效性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分布规律；当降水量达到495.539 mm的阈值时，造林固碳的最大边际贡献约为534.691 t/km²；当降水量超过该阈值时，造林固碳环境有效性逐渐减弱，其主要原因是在降水相对丰沛的区域，光照辐射相对较少，导致植被固碳效率降低。在成本有效性方面，陕西省造林固碳成本总体上随着降水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干旱地区的造林固碳更具有成本优势。陕西省造林固碳在干旱地区的成本为581元/t，比湿润地区低16.29%。因此，需要尊重“林-水-碳”交互作用规律，充分发挥旱区造林固碳的环境优势和成本优势，优化旱区造林空间活动以实现造林固碳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城市转型成为新时期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或“知识（社会）决定论”二元对立的倾向，缺乏对智慧城市转型过程中技术-社会互构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和“社会-技术系统”思想，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关系重组的共生性展开讨论，旨在揭示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智慧城市，如何在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的同步演进下发生渐进转型。研究通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级分析方法，从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宏观景域3个层面提出“社会-技术协同”的分析思路，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其绿色发展理念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但也一直遭受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研究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家环保形象的维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支撑。本文基于LDA与Word2vec模型，对西方媒体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议题相关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探讨了报道主题的时空演化特征，透视了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地缘政治意图。研究发现：①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可以分为观望期（2013—2016年）、发展期（2017—2021年）与沉寂期（2022年至今）。② 西方媒体主要关注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也是报道重点。③ 相关报道呈空间分异特征，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自身利益与中国的负面表现，法国、德国并不倾向于与本国事务相关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乎只关注自身利益博弈，新西兰的报道热情则较低。④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国家角色的一致，以舆论手段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建构，国家的舆论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自我”利益与立场，也受到了“他者”预期的影响。

以京津冀城市群县域为研究区，根据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1年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和重心模型揭示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测主要影响因子并揭示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综合水平偏低，但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梯度扩散趋势。② 科技创新效率呈“N”型波动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先收缩后扩张的态势。③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逐渐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由内向外递减的“圈层式”分布格局，重心迁移路径整体呈“东南偏移，西北折返”的变化格局，耦合协调空间正相关性与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因素驱动为主，自然环境、文化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研究区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影响空间异质性显著。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面对现阶段空间治理体系转型实际和各类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客观上需要在系统解析国土空间演变过程、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同时，识别出一条或多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轴线，成为表征全国国土空间演变最宏观特征的标志线。以胡焕庸线和博台线为空间参照，按照主体功能区城镇开发、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地域主导功能划分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区”空间分类体系，运用空间转移矩阵和地理统计分析2000—2020年中国陆域国土空间布局、演变及结构转型特征，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Moses极端反应和Dagum空间基尼系数定量验证关键界线两侧国土空间演变的均衡程度及差异来源，进一步通过OPGD和MGWR模型从“强度-格局”两方面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近20年中国城乡建设空间剧烈扩张过程中东-西、南-北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局部地区伴随着明显转出现象；农业生产空间沿胡焕庸线“西增东减”，生态保护空间全局性缩减，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空间的动态互转尤为显著。② 胡焕庸线和博台线可有效刻度中国国土演变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胡焕庸线可对农-林格局的非稳态变化有效刻度，博台线可作为全国城乡建设空间是否转出的分水岭，目前全国各类国土空间演变仍以东-西差异为主，南-北之间差异不大。③ 中国国土空间演变是社会经济-自然地理-交通区位-政策工程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其中自然地理和交通区位是制约中国全局空间演变的共性因素，东-西之间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而南-北之间交通区位因素更为突出。本研究佐证了博台线确实有潜力作为突破胡焕庸线、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界线，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平衡城乡建设空间布局南北差异、及时应对农业生产空间“西增东减”新趋势、动态监测泛胡焕庸线区域生态与农业空间变化过程等策略建议。

去工业化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生产全球化等因素作用下出现的区域经济现象，但过早去工业化会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中国市域层面制造业占比变化特征识别去工业化城市，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探究相关因素对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发展具有普遍性，去工业化城市比率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而增加。去工业化城市呈现由北而南、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新增去工业化城市数量随时间发展先增后减，集中出现在2011—2014年。② 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多为过早去工业化，占去工业化城市的56.48%，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因其结构刚性及资源禀赋问题，更易发生过早去工业化。③ 城市去工业化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金融化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在产出、就业去工业化两个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生产率水平、资源禀赋、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出和就业去工业化表现出相异的影响。相较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对东部地区城市去工业化的显著影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受金融化水平和交通连通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易引致西部和东北地区去工业化现象的出现，但却利于东、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

传统村落空间商品化和文化景观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海南省疍家渔村为案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识别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从空间商品化视角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过程及特征，为传统村落文化凝聚力提升和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提供实践参考。研究表明：①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经历了由单一“渔业”向“渔业+旅游”再向“渔业+旅游+文化”融合的演化过程。②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驱动文化景观逐渐由海上物质文化景观基因格局形成到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快速变异再到海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联动的多元化转变。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空间形态和整体布局阶段性特征和现代化趋势明显。依托疍家博物馆、疍家海上餐厅和海上渔排民宿等物质文化景观载体，以疍家传统技艺、节日、音乐和语言等为表征的非物质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逐渐融合并得以传承和弘扬。③ 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是自然环境、政策引导、市场推动和村民诉求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是基础，政策调控变异方向，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刺激主体利益诉求与行为转变是关键。④ 重视疍家陆上文化景观基因保护、强化文化景观基因原真性挖掘、激发疍民内生动力和构建异质主体间的良性利益联结和合作机制是促进疍家渔村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

饮酒休闲消费日渐成为居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对酒类偏好一直存在着地域认知，但地理学始终未针对这个问题提供科学的分析与解释。因此，本研究试图证实酒类消费地域性偏好的存在，并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具体而言，本研究以城市作为空间单元，在控制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因素影响下，结合酒类关键词搜索指数和高德地图酒类POI数据，探测地域偏好分布规律与特征。为了让研究结果通俗易懂，本研究将酒类休闲消费偏好命名为“李白指数”，继而细分为李白预期指数和李白消费指数。研究结果表明： ① 两个李白指数的分布特征与传统文化中对国人饮酒行为的地域偏好认知不一致。李白指数未呈现明显的南北、东西分异或者遵循胡焕庸线的地理分布特征，偏好最高的地区不是气候寒冷的东北或者经济最发达的北上广，而是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川渝地区。② 自然环境维度中，温度越低，李白预期指数越高；温度越低、日照时长越短，李白消费指数越高；而降水、湿度和风速等因素对两个李白指数均不产生实际影响。③ 社会经济维度中，房价水平、夜间灯光与两个李白指数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的发现纠正了传统对饮酒偏好地理分布特征的认识误区，验证了温度、日照等自然环境因素和房价、夜间灯光指数等社会经济因素对酒类消费的影响，是新环境决定论的一次积极运用，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同时，本文也是多源异构数据综合利用的一次有益尝试。

了解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尽管现有研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但很少有研究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将天山北坡山盆系统分为5个生态分区（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荒漠区、耕地区和南部山区），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框架对2000—2020年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约束线研究地理因子变化对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分异的交互影响。 结果表明：① 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低值多高值少的葫芦形分布趋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增加态势，整体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明显改善趋势。② 不同生态分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和耕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均向好发展，荒漠区变化较少，南部山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③ 不同地理因子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在不同时段、不同分区存在明显差异，土壤类型、分区、年均地表温度和年均蒸发量等自然因子占据主导地位，人类活动影响总体较小。因子交互探测表明，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高于单因子，主导交互作用在不同分区具有一定差异，但均为土壤类型、年均地表温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组合。研究结果可为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保护提供更有效、更详细的决策支持，可应用于其他条件相似的地区。

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是塑造世界科学格局的关键力量。论文基于1901—2023年全球诺贝尔自然科学类获奖者的出生、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揭示全球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的时空动态，并以顶尖科学家流动为表征，解构世界科学中心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在教育阶段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工作阶段逐渐从欧洲内部流动转向跨大西洋流动，相较于教育阶段，工作阶段的流向进一步集聚，呈明显的“锥形”特征。② 以顶尖科学家为表征的世界科学中心存在转移现象，呈现由德国转移至美国的时空规律，转移的时间发生在1930—1940年间。③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往往以优势学科为先导，从单一学科突破走向学科均衡，相较于科学中心的转移，优势学科的转移时间更早，衰落时间更晚。④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存在前置和后置现象，表现为出生地集聚中心晚于工作获奖中心，而教育中心的转移和衰落均早于工作获奖中心。

数字政府建设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引领数字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基于地方政府网站工作报表数据测算了2017—2022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并深入研究了其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① 呈现出逐年提升态势，公共服务能力增速最快，其次为安全保障能力，最后是政务公开水平。② 表现出东中西递减的地带性规律，且西部与东中部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③ 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随时间逐渐增加。④ 突显“核心-边缘”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于较高行政等级和五大城市群地区城市。⑤ 在全国层面不存在收敛趋势，但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有所缩小。⑥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政府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特征、政府财政能力和网络基础设施对各政府数字化指标及在不同地区呈现异质性影响。本研究为中国地方数字政府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理解数字政府发展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科学合理布局是大型灾害来临时居民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本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采用手机用户画像数据获取日间和夜间人口分布信息，利用路径规划获取通行时间数据，通过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计算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并基于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人数信息分析应急避难场所供需比，剖析其供需失衡的成因。主要结论如下：①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与人口密度耦合性较高，在30 min内应急避难场所昼夜覆盖居民数量均较多，总体覆盖效能较好。②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水平总体较低，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关系，应急避难场所可达性的空间分布存在不均衡性。③ 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与人口单元的供需比整体较差，特别是核心区和江北地区亟需加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布局优化。文章最后针对南京主城区应急避难场所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从增加数量和优化存量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警察盘查作为主动性警务的重要策略，是各国警察为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犯罪而普遍行使的一种手段。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且仍未有研究探讨警察盘查与犯罪时空分布的非线性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为此，本研究以中国某一大城市的中心区为例，使用XGBoost机器学习模型与SHAP加性解释器方法研究盘查与犯罪的关系，发现： ① 对本周犯罪的预测而言，最重要的预测指标为上一周盘查数量，其次为周遭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② 结合SHAP加性解释器对其进行解释，发现上一周盘查数量对本周犯罪整体呈负向影响，且两者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上一周盘查数量为5.0个标准值/周时负向影响达到最大。③ 空间上，整体上来看，盘查起明显负向作用的网格多位于人流密集的商业中心。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犯罪热点与非热点区域的警务策略差异，在热点区域加大盘查力度能有效遏制犯罪，在非热点区域则不然。本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警力空间部署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丰富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体系。

高铁站区具有促进交通、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城市产生经济联系及其空间关联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单元，构建高铁站区与城市间“总-分”企业视角下隶属联系网络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刻画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整体呈“多核心放射状”空间格局，总体连通性和集中性较强，廊道效应明显，中西部网络发育不够完备，呈现出“东密西疏”网络格局特征；网络小团体特征较为明显，中部城市群“内联外拓”和东、西部城市群“内强外弱”的网络特性明显；②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群际网络呈“跨桥状”联系格局，城市群群内城际关联网络格局表现出“强强联系”“梯度联系”“邻近联系”三种特征；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的出度节点空间分布呈“高等级零星点缀，低等级众多遍布”格局特征，而入度节点呈“高等级族群成片，低等级串珠成线”空间分异格局特征；④ 城市群关联网络格局受城市能级、站区营商环境、站区基础设施、站区开发程度、站-城联系度5个维度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中，内部可达性、城市等级、站点区位和政府优惠政策等因子对高铁站区承接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形成的作用力明显。

秦巴山区是我国重要的地理-生态过渡带，发育了多样而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其森林生态系统及固碳潜力等关系到区域生态平衡及国家双碳政策的具体布局。阔叶林是森林的主要类型之一，目前秦巴山区森林地上生物量研究集中于太白山、神农架、火地塘林区、秦岭中段等地，或只关注单一或几种典型树种的生物量，尚未从区域上系统分析和估算阔叶林生物量的状况。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南北过渡带综合科学考察”获取的267个阔叶林样方数据，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阔叶林地上生物量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法研究地形、气温、降水及人类活动强度（HAI）4个因素对阔叶林地上生物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① 秦巴山区东部阔叶林地上生物量低，中、西部高；经度方向上呈两种变化模式即南、北两侧山系的生物量自西向东逐渐升高，中部（陇南-汉中-十堰）生物量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纬度方向上自南向北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模式。垂直方向上，阔叶林地上生物量表现为随海拔升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模式。② 区域内阔叶林地上生物量格局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各因子的影响作用表现为气温>地形>HAI>降水，即除气温、降水和地形等对植物生长发育、分布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外，人类活动对区域内阔叶林地上生物量的影响不容忽视。本研究可以为秦巴山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碳存储能力、气候变化等研究提供支撑，也能为国家及区域生态规划、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