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 第41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2-11-11 上一期   
专栏:建成环境与大数据犯罪分析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柳林, 吴林琳, 张春霞, 宋广文
2022, 41 (11):  2851-2865.  doi: 10.11821/dlyj02022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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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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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形态的街道空间环境与“两抢一盗”犯罪的关系研究——以HS市原DP区为例
毛媛媛, 李凤仪, 殷玲, 王德
2022, 41 (11):  2866-2883.  doi: 10.11821/dlyj02022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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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网络是承载人们日常行为的空间载体,街道网络及其中人的日常行为共同构成了主要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并影响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既有研究表明街道空间中多发“两抢一盗”侵财类案件,并且街道网络形态和日常行为主体与犯罪存在联系,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较少。本文基于HS市原DP区的派出所辖区单元,使用路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对街道网络的几何形态和拓扑形态、动态人口和静态人口等因素与犯罪分布的关系展开分析,尝试探索街道网络空间环境对“两抢一盗”犯罪的影响。结果表明,街道网络空间环境中影响盗窃和两抢犯罪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X形单元”式街道网络、路网密度、低速交通的路网渗透性、静态人口密度和动态人口密度均对盗窃犯罪产生重要影响,与两抢犯罪相关的仅有“T形单元”式街道网络、静态人口中的实际居住户籍人员和外来人员密度,街道网络形态没有表现出与两抢犯罪的显著相关。最后提出,由于街道网络的通达性和危险性往往并存,如何通过调控或改善整体的街道网络空间环境来尽可能减少犯罪风险,是未来规划建设安全的街道网络空间需要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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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犯罪易发地的构成、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
张延吉, 庄宇丹, 邓伟涛, 郭华贵
2022, 41 (11):  2884-2896.  doi: 10.11821/dlyj02022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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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① 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② 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③ 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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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视角下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
宋广文, 黎晓彐, 肖露子, 柳林, 陈建国
2022, 41 (11):  2897-2911.  doi: 10.11821/dlyj02022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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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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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微环境与盗窃犯罪关系研究进展
贺力, 陈晨, 王忠民, 安平, 刘敏
2022, 41 (11):  2912-2931.  doi: 10.11821/dlyj020220382
摘要 ( )   HTML ( )   PDF(1886KB) ( )  

城市微观社会环境和微观建成环境(即“城市微环境”)失序是影响盗窃犯罪时空格局和形成机理的两大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犯罪的机会、成本和手段,掌握微环境与盗窃的关系是CPTED、犯罪地理学的核心内容。本文聚焦国内外城市微环境与盗窃关系的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影响盗窃时空分异的城市微环境特征,总结了微环境的测度方式。总体上有4类问题待解决:① 当前利用手机大数据求算的环境人口指标主要为人口数量和流动性,少有从人口属性、社交规律等方面深层刻画微观社会环境。② 缺乏对微观建成、社会环境的系统性整合,易导致伪相关或不相关。③ 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不够充分,理论内涵和概念存在本土操作化困难,中国实证研究产生的“本土”知识对西方理论有补充性和挑战性,但还需“国际概念化”。④ 街景已被用于微观建成环境的虚拟测量,但随机选取测量地点的做法因未顾及微观社会环境的非均衡性而缺乏针对性。未来有4方面研究趋势:① 与公安部门紧密合作,结合敏感数据,刻画微观尺度人口属性、社交规律等特征,拓展“风险人口”的概念外延,准确反映微观社会环境,开展理论和政策导向的实证研究。② 耦合微观社会和建成环境,从社会、环境、行为等多维理论层面辨析两种微观环境的互嵌依据和耦合路径,诉诸“大”数据刻画“微”环境,探索微环境对盗窃的条件交互机制和尺度依赖性。③ 把握犯罪学理论内涵,兼顾中国城市社会情境,开发理论核心概念“本土”操作化新可能。④ 持续发展基于街景的远程化、虚拟化、自动化、智能化建成环境观测手段,注重针对性采样和系统性整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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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研究进展与展望
陈坤秋, 龙花楼
2022, 41 (11):  2932-2945.  doi: 10.11821/dlyj020210951
摘要 ( )   HTML ( )   PDF(2859KB) ( )  

优化土地系统是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的重要抓手。论文在概念解析与进展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的研究框架,探究了研究关键与重点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当前系统论证土地系统参与乡村发展转型的过程、格局、机理与效应的综合研究尚显不足,急需建立应有的科学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明确并拓展研究的分析工具,并逐渐建立起该领域的话语体系。土地系统优化助推乡村发展转型研究需要在机制解析、水平评估、效应与发展模式、未来图景模拟与优化调控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土地系统优化对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治理的影响与边际贡献研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土地系统过程机理与区域实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土地科学问题、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的动力机制与情景模拟、土地系统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机理与效应以及土地系统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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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视角下土地利用/覆被分类发展探讨
王志华, 郜酷, 杨晓梅, 苏奋振, 黄翀, 石铁柱, 颜凤芹, 李贺, 张慧芳, 吕宁, 潘婷婷
2022, 41 (11):  2946-2962.  doi: 10.11821/dlyj020220076
摘要 ( )   HTML ( )   PDF(6296KB) ( )  

随着对地观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地理大数据时代正在到来,其多尺度、长时序、多模态等海量“超”覆盖数据为土地利用/覆被(Land Use/Land Cover, 简称LULC)分类及变化检测带来巨大的机遇,支撑着新时代人、地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认知和实践。然而,多数地理学者认为地理学基本原理与核心思想并未因为大数据的到来而发生本质性变化。所以,从地理学基本原理角度理解LULC分类的发展,尤其在地理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方向,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为此,本文从区域、尺度、综合三方面的地理学基本原理视角将LULC分类技术的发展划分为地球观测数据匮乏阶段、人类行为数据融合阶段以及地理大数据“超”覆盖阶段分别探讨分析,以期主动把握LULC分类技术及应用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在地球观测数据匮乏阶段,LULC分类多以类型还不丰富的遥感数据源,在空间分辨率较低的像元尺度上,进行以地表覆被状态为主的分类;发展到人类行为数据融合阶段,LULC分类在城市区域率先出现了对地观测数据和人类行为数据相融合,在街区尺度上进行以空间功能异质性划分、识别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分类;在地理大数据“超”覆盖阶段,LULC分类将实现多尺度协同、面向全空间的功能异质性划分,并在主体功能的基础上融合“社会-经济-自然”多维定量属性,本文称之为“空间场景”。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为地理大数据时代LULC分类的新技术发展和新产品应用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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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政治研究进展与政治地理学展望
张文雅, 刘晓凤, 王雨
2022, 41 (11):  2963-2978.  doi: 10.11821/dlyj02020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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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河流因涉及国家间的资源归属和主权事务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尽管国际水政治相关的权力和空间议题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之一,但尚未在国内政治地理学者中得到充分关注。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0—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35篇与CNKI数据库中158篇国际水政治文章进行回顾。结果表明,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中文研究侧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议题,英文研究则以政治地理学和政治生态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水-社会关系三大研究主题下,既有研究不仅通过多元主体和话语建构回应“领域陷阱”的局限性,还从辩证和关系视角丰富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而推进了国际水政治的研究议程。本文认为,政治地理学者可从空间、领域、尺度等角度进一步深化国际水政治研究,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地理学的理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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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80—2019年1 m土层贮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王宗侠, 刘苏峡, 邱建秀, 莫兴国
2022, 41 (11):  2979-2999.  doi: 10.11821/dlyj02021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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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剖面水分信息比表层土壤水分信息难以获取,但对全面认识整个土层的水分含量至关重要。融合多源数据是估算区域土壤剖面水分的有效途径。本文采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利用中国实测土壤水分数据建立了不同季节的表层-深层土壤水分关系模型。据此采用ESA CCI SM遥感表层土壤水分产品估算获得了中国1980—2019年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和0~100 cm 共10个深度层次土壤水分的时空变化特征。ESA CCI SM产品与实测数据整体上匹配较好但普遍高估,本文提出采用饱和含水量和凋萎系数信息对其进行值域控制,有效降低了该产品的高估误差。随机森林回归模型的精度在秋季最高,夏季和春季次之,冬季最低。模型对干带土壤水分的估算最准确,暖温带和冷温带次之,青藏带准确性最低。计算了中国10个深度层次的土壤贮水量,其多年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1.64±0.11、3.50±0.21、5.29±0.30、7.13±0.38、10.04±0.46、12.25±0.54、14.47±0.62、16.75±0.69、19.05±0.76和21.36±0.83 cm。各深度的土壤水分呈明显的分层,即波动层(0~40 cm)、跃变层(40~60 cm)和稳定层(60~100 cm)。中国1m土层贮水量呈自西北向东北和东南方向递增的分布格局,寒旱区该值较低且空间变异明显,暖湿区该值较高且空间分布更均一。热带、干带和青藏带的1 m土层贮水量在夏季最高,暖温带和冷温带该值在夏季最低。近40年来中国1m土层贮水量在空间上“湿区愈湿,干区愈干”,在时间上“湿季愈湿,干季愈干”。热带土壤在2004—2009年显著变湿,干带土壤显著变湿和变干的转折年份分别为1985—1986年和2013—2014年。中国1m土层贮水量序列最常见的周期是5年和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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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三级阶梯地形过渡带山前植被物候时空变化探析
李婷婷, 郭增长, 马超
2022, 41 (11):  3000-3020.  doi: 10.11821/dlyj0202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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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982—2015年GIMMS NDVI 3g V1.0数据、3小时温度、逐日降水和日太阳辐射数据集、数字高程模型、中国植被区划数据及实测物候验证数据,利用季节性植被物候提取法、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法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中国第二、三级阶梯地形过渡带植被物候的时空变化规律,探讨植被物候对海拔、经纬度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① 34 a间过渡带山前植被物候时空变化显著。时间上,植被物候呈返青期(Start Of Season, SOS)提前(-0.3187 d/a, p<0.01)、枯黄期(End Of Season, EOS)推迟(0.1171 d/a, p>0.1)和生长季长度(Length Of Growing Season, LOS)延长(0.4358 d/a, p<0.01)趋势;空间上,按SOS像元的86.24%提前、EOS像元的69.66%推迟和LOS像元的84.42%延长分布。② 34 a间过渡带山前植被物候地带性特征明显。垂直地带性方面,在中低纬度地区的物候始末期受以400 m等高线为界的海拔梯度影响,由平原到山地产生SOS平均提前8d,EOS提前25~36 d的分段式变化;水平地带性方面,低纬度和中高纬度地区的植被物候以35°N(秦岭-淮河一线,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43.5°N(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与温带草原区的分界)为转折点,由南向北SOS以-0.78 d/°、4.89 d/°和-1.56 d/°分段变化,EOS以-3.96 d/°、-1.85 d/°和0.89 d/°分段变化。③ 34 a间过渡带植被物候受气象因素驱动。对于植被返青期,气温对中纬度地区SOS的影响最大,降水的贡献随着纬度的降低而增大,太阳辐射在中纬度地区的贡献力大于低纬度地区;对于植被枯黄期,中纬度地区对EOS的多因素贡献力为太阳辐射>气温>降水(太阳辐射对草原区无贡献力),低纬度地区贡献力排序与之相反;本研究对宏观地理带中不同植被区划的物候变化认知有学术意义,也为地理因素与气候因素共同影响的植被物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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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套全球网格降水数据集在伊朗的适用性评估
马帅, 李晨曦, 刘言, 陈建徽, 陈发虎, 黄伟
2022, 41 (11):  3021-3035.  doi: 10.11821/dlyj0202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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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直以来都是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区域,降水作为伊朗水资源的重要来源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因此评估降水数据集的适用性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本文利用伊朗1988—2017年103个观测站的年降水数据(OBS),以平均偏差(Mean Error,ME)、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R)对Global Precipitation Climatology Centre(GPCC)V2020、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TS 4.05、Terrestrial Air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Monthly and Annual Time Series(UDEL)V5.01和NOAA's Precipitation Reconstruction over Land(PREC)四套全球网格降水数据集在伊朗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分析了地形对不同数据集精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 GPCC降水数据偏差最小,与观测数据相关性最高,最适合伊朗现代气候变化研究。② GPCC、CRU、和UDEL均能反映伊朗降水的基本特征,但普遍会低估降水高值,PREC数据不能准确反映伊朗降水的空间分布模态,因此使用PREC数据分析伊朗降水特征时应当谨慎。③ 海拔和坡度对MERMSE以及R有一定影响,坡向对数据集精度影响不大。以上结论可为四套数据的订正及其在伊朗地区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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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技术邻近的类型及其知识溢出的差异——基于知识复杂度的视角
吕爽, 孙铁山, 孙瑜康
2022, 41 (11):  3036-3050.  doi: 10.11821/dlyj0202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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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城市创新网络的日益密切,区域创新研究开始由城市本地创新转向网络视角下城市间的知识溢出。本文使用专利数据测度了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技术邻近水平,在此基础上引入知识复杂度分析框架讨论城市间技术邻近的不同类型,并利用2007—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城市间的技术邻近与城市知识多样性和遍在性有关,多样化和专业且遍在化的知识结构更容易在城市间产生技术邻近;② 城市间技术邻近与知识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受到知识结构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类型,具有多样化知识结构特征的城市间技术邻近平均程度最高且内部差异最小;③ 基于不同类型技术邻近的知识溢出有较大差异,与知识遍在性相比,知识多样性所带来的技术邻近更有利于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在知识多样性的基础上,知识遍在性会强化这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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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别地缘环境视角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
张喆, 胡志丁
2022, 41 (11):  3051-3068.  doi: 10.11821/dlyj020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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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缅甸军方再度接管国家政权后,其国内民主化改革进程戛然而止,再次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已有学者大多从政治、经济等单一性要素,或从多行为体间利益斗争的视角入手,缺乏多要素、多主体、多时空维度的综合分析视角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和未来前景的研究。随着地缘环境研究日益体现出跨尺度耦合、多元地缘体博弈和跨领域间互动等分析理念,本文将国别地缘环境分析理解为一个视角,构建其解读民主化改革的一般思路和框架;以缅甸为例,探讨不同时期缅甸地缘环境的情景特征及其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并预测其未来态势。研究得出:① 国别地缘环境视角可以被界定为跨尺度耦合下国内外多元地缘体利用跨领域间互动进行综合作用的情景分析。② 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缅甸地缘环境从内乱外压、外压内稳到外稳内乱的演变,其民主化改革进程依次经历民主开启、转型过渡期、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倒退。③ 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未来走向极为可能是在军方控制下民选政府与军方合作推进的适度改革。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国理解缅甸的政局变化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缅关系,同时也能推动地缘环境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促进学术界对“应该推行怎样的民主化进程”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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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视角下丝绸之路空间格局及影响研究
林小标, 李娜, 陆玉麒, 周颖, 李玉良
2022, 41 (11):  3069-3087.  doi: 10.11821/dlyj020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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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一带一路”相关研究已逐步引起了学界对历史文化资源于今日发展影响的关注,然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依托和出发点,丝绸之路相关量化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从文明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丝绸之路是当代中国理解全球的关键。运用OLS、Logistic回归等手段,定量探讨了丝绸之路路线的形成动因以及其对历史及当代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分布总体处于波动状态,在以罗马、长安、大都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起始点以及撒马尔罕、塔什干为代表的内线重要中转枢纽处密度数值大幅提高。② 作为商业贸易通道,丝绸之路路线选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地理因子,主要倾向于低坡度、高起伏度的地区,这一点在中亚复杂山地地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③ 丝绸之路的开辟与通畅,对当时社会经济、城市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同距最近海岸距离、纬度、历史文明指数等指标一道构成了古代城市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④ 丝绸之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对今日经济的发展仍起着难以否认的支撑作用。丝绸之路道路密度每增加1%,所在区域夜间灯光指数增加0.373。本文通过横跨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的探索能够很好地提供差异化理论视角和技术手段助益,为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启发作用,同时也为“一带一路”相关理论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历史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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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碳排放:全球视角与区域比较
章杰宽
2022, 41 (11):  3088-3104.  doi: 10.11821/dlyj0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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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全球88个国家1995到2018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旅游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者人次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增加效应。随着旅游者人次的进一步增加,旅游和人均碳排放、碳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和N型曲线关系。旅游收入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降低效应。旅游收入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和N型曲线关系,旅游收入和碳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则与之相反。② 旅游者人次增加了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但是降低了其碳强度,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在发达国家,旅游收入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则为显著的正向影响。③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增加了旅游对人均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技术进步强化了旅游收入对碳强度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旅游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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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单元功能认知及其融合路径——以成都市为例
梁鑫源, 金晓斌, 李鹏山, 骆训, 尹延兴, 张晓琳, 孙瑞, 洪步庭, 罗秀丽, 周寅康
2022, 41 (11):  3105-3123.  doi: 10.11821/dlyj02021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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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治理是新时期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及修复的重要战略手段。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主导功能衔接失配,亟待统一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以统筹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据此,面向传统治理单元管制边界的针对性问题导向,提出“通过不同理念或方式界定的国土空间单元具有不同的功能导向”等研究假设,并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生态系统障碍、社会发展状态等指数在行政区划单元、自然生态单元、社会发展单元等治理单元上以成都市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研究区国土空间治理问题属性的空间格局特征差异化显著,人类活动范围与自然环境限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区域内治理问题发生的核心因素。在空间相关性分析方面,所有治理问题类型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均呈现显著自相关性,且均通过0.05显著性检验,但不同空间单元具有理论指向性特点。其中,社会发展单元更适合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差距问题,自然生态单元更适合解决生态系统连通阻力问题,行政区划单元则更适合解决事权管理冲突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景观单元协调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问题属性,将研究区划分为高山地带发展动力衰弱型(22.98%)、丘陵地带治理属性均衡型(11.55%)、乡村地区管理冲突加剧型(44.57%)、城乡边缘区发展主导复合型(9.44%)、核心建成区连通阻力增强型(11.46%)5类空间,进而实现多尺度空间单元的跨行政区融合路径。综合而言,有必要建立管理-保护-发展功能嵌套的空间单元集成体系,通过细化景观尺度将权力和责任从政府机构拓展至更广泛的行动参与者,系统地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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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与优先级划分
辛儒鸿, 曾坚, 李凯, 沈中健
2022, 41 (11):  3124-3142.  doi: 10.11821/dlyj02021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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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环境效应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识别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对于缓解城市热环境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基于环境风险评估框架和环境公平理论,构建了城市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与研究框架:选取危险源、暴露度、脆弱性指标,评价城市居民对热环境调节服务的需求水平;选取热环境调节效率指标评价绿色基础设施对热环境调节服务的供给能力;使用供需匹配和优先级指数识别供需失衡关键区,并划分规划干预优先级。结果表明: ① 厦门岛城市热环境危险源、暴露度和脆弱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项指标共同决定需求水平,高需求区占比29.13%,并呈现出“全域分散,局部密集”的空间格局特征。② 厦门岛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占比集散特征明显,决定了城市热环境调节供给能力分布不均,低值区占比72.9%,且与热环境调节需求水平存在相反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③ 厦门岛城市热环境调节服务供需关系具有“高供-高需”“低供-高需”“低供-低需”和“高供-低需”4种类型,其中有451个单元处于“低供-高需”失衡状态,面临供不应求的严峻挑战。④ 有84个单元处于高干预优先级别,主要分布于马垅社区、江村社区、屿后社区及鹭江社区等片区,该类区域是需要优先调控的关键区。本文可为高效选址,针对性地制定城市热环境缓解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与研究框架适用于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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