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地理学专注于研究交通系统与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新的历史时期，交通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在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推动交通地理学学科创新发展，本文立足交通地理学的学科内涵、特色与研究前沿，围绕理论篇、部门篇、交叉篇和展望篇四大篇章展开跨学科对话。① 理论篇提出交通地理学理论和概念的地方化和全球化、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变成为学者未来研究的重点。② 部门篇提出航空运输、海洋航运、物流活动和公路运输在交通地理学研究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③ 交叉篇提出交通地理学与空间规划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地理信息科学等学科之间关联密切，具有交叉研究的潜力。④ 展望篇则从低空交通、交通新模式、流动性和学科前沿等维度，为未来交通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基于全国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揭示县域尺度中国人口老龄化格局特征与作用机制，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中国县域老年人口呈现“东北—西南”分布特征，老龄化率重心由西南向东北跃迁。② 人口老龄化在“胡焕庸线”两侧分异显著，东南半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西北半壁人口老龄化开始显现，到2020年，老龄化率地理分界线由“胡焕庸线”向西北方向逆时针偏移。③ 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缩小，乡村人口老龄化率增速显著，出现“城乡倒置”现象。④ 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老龄化率快速增长区，增长缓慢区分布在珠三角、云贵高原、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地区。⑤ 出生率、流入率、人口民族结构和三代户占总家庭户比重是影响县域老龄化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出生率、流入率和居住条件对东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人口民族结构对西北半壁老龄化率区域差异影响更显著。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发展策略、遏制人口持续收缩、提高生育意愿、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成为新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举措。

城市体检就是对城市规划建设治理过程、运行状态和结果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了解居民在居住、生活、出行和休闲等方面诉求和期许。城市更新是根据城市体检发现的各种问题，生成城市更新的项目、更新任务和实施方案，为居民提供舒适、便利、充满活力的城市人居环境。本论文在厘清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23年住建部10个试点城市的体检数据，解析了住房、社区、街区和城区4个尺度的主要问题，并根据这些关键问题，结合不同尺度城市发展导向，提出了城市更新的重点和实施路径。研究认为，针对居住环境问题，要全力推进既有建筑和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针对社区服务设施和环境不足的问题，在完善社区宜居环境基础上，要围绕居民日常生活、休闲、出行等行为活动，建设完整社区；街区和城区要均衡布局教育、文化和体育设施，突出各街区和城区的特色优势，建设特色魅力街区，提升城区的发展活力；城市尺度要重视城市安全韧性、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冰雪旅游产业是冰雪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体，是带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东北三省的冰雪旅游市场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已成为冬季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同时，东北三省正加快构建以“冰雪+”为重心的现代产业体系，从整合冰雪资源、区域协作和产业融合等多方面促进冰雪运动、文化、装备和旅游的全产业链发展，利用“冷资源”激发“热经济”，实现从冰天雪地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过构建冰雪旅游产业分类标准，本文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平均最近邻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等绘制冰雪旅游产业时空演变进程图，探究冰雪旅游产业、“冰雪+”产业及冰雪装备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东北三省冰雪旅游产业链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东北三省冰雪旅游产业集聚呈现显著的南扩特征，范围逐级扩大，各省集聚中心于省会城市渐次清晰并不断外扩。② 东北三省冰雪旅游产业链基础薄弱，品牌稀少，规模小，市场竞争力不强，且相关产业存在融合渗透及投资不足、区域关联效应有待强化等问题。由此可提出相应的产业优化策略和更为和谐的产业发展模式，为东北三省的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得益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丰富的光能资源，太阳能光伏发电在青海省得到了广泛推广。然而，光伏园区对高寒局地气象条件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选取青海省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园区作为研究地点，旨在通过比较光伏电站内外的气象要素，系统分析大规模光伏开发对局地气象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 光伏电站内部的风向相较于对照点显得更为单一化，特别是在冬季，东风成为主导风向。这种变化是由于光伏板改变了局部风向，导致风向集中度提高。② 光伏电站内的风速受光伏板遮挡效应而显著下降，全年平均风速从对照点的3.67 m/s降至0.74 m/s，降幅达到80%。在不同风向条件下，光伏阵列对近地表风向产生显著不同的影响，特别是东南方向的风速降幅最为显著，达到94%。③ 受下垫面改变的影响，光伏电站内部气温低于光伏电站外对照点，温差最大为1.65℃，且低温月份的降温效应更为显著。④ 光伏电站通过改变地表特性，增加了局地日平均相对空气湿度，特别是在低温月份，这种增湿效应更加显著，最大增湿幅度为5.8%。⑤ 光伏电站有效降低了区域太阳辐射，年均辐射值降低幅度在5.5%~6.4%之间。本研究揭示了高寒区光伏电站对局地气候具有显著调节效应，进一步证明了光伏电站对环境的调节作用。

老旧小区改造是一项公众与政府之间的重要议题，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和政府决策-趋向。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有必要将居民感知与公众参与有效结合以深化研究。本研究以探讨公众参与下的政府响应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目的，选择超大城市北京的核心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为案例，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数据进行文本挖掘。研究发现：① 老旧小区改造以基础类和完善类问题诉求为主，存在明显的空间邻近效应，而提升类问题诉求相对较少，空间上呈现出随机分布特征且不存在空间邻近效应；② 老旧小区改造的基础类问题诉求会优先处理，而完善类与提升类问题响应速度相对较慢且承接方式多样；③ 诉求类别的差异、个体和群体利益、诉求时间和居民诉求情绪等都是影响政府响应模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为政府有效推进公众参与下的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实证依据和示范作用，对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随着人口流动进一步向超大特大城市集聚，人口收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中小城市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将中小城市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基于不同类型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比较分析有待加强。基于此，本研究使用2010年和2020年2次人口普查数据，将总人口细化为城区人口、镇区人口和乡村人口，探讨我国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弹性网回归识别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主要发生在城区范围以外的镇区和乡村地域，分别有43.2%和96.2%的中小城市出现镇区人口收缩和乡村人口收缩；②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具有明显的空间尺度性，城区人口收缩和镇区人口收缩的比重随着城市规模等级尺度的下移而增加；③ 城-镇-乡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各异：城区人口收缩集中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镇区人口收缩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乡村人口则广泛遍及绝大多数中小城市；④ 中小城市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具有多元化特点，其作用效果因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及所在地区而异。本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探索人口负增长时代城市发展规律，能为引导新发展阶段的城镇体系优化布局以及促进中小城市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基于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江苏省）长表数据，本文从县市尺度刻画江苏省乡—城、城—城、城—乡和乡—乡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共性与个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总体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其中乡—城和乡—乡流动人口呈现出增长趋势，而城—城和城—乡流动人口呈现出缩减趋势。② 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与区域梯度化发展格局一致的南北差异，但三大次区域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省内、省际占比变化反映出区域内城镇与乡村吸引力的动态变化。③ 2010年江苏省县市流动人口以城—城为主、乡—城和城—乡为辅，2020年则转变为乡—城主导；苏南地区城镇与乡村的吸引力均在提升，呈现出城乡协调发展趋势；苏北地区流动人口集中向城市流动，而乡村吸引力较弱。④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土地开发强度、公共服务和行政等级对江苏省四类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土地开发强度和行政等级对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在增强，产业发展则对以乡村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影响较大，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对四类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其独有价值使之成为新型城镇化和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对象。街道肌理则为解决旅游发展与人地关系提供了关键线索。以青岛中山路国家级历史街区为例，本文基于空间生产三元理论框架，结合空间叙事学视角，运用空间句法作为刻画与转喻叙事的量化工具，结合质性文本与深度访谈，揭示历史街区在旅游影响下空间生产的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历史街区的空间生产经历了由传统游憩区域到商业娱乐中心，再到旅游商业综合体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本质上是“政治娱商空间、商业同质空间、旅游改造空间和文旅复合空间”的渐进式生成、依赖、更迭与再生。在权力话语的引导下，街道肌理与街区格局的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效应，导致社会空间的同质化和制度化，进而造成街区衰败。而旅游开发成为突破这一路径依赖、重构空间的重要手段。在游客和商户的进入以及权力与资本的重组背景下，通过空间场景化、文化符号化与记忆消费化等手段，历史街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体验、可感知、可创收的文化旅游叙事场所，推动了在地文化的复兴与集体记忆的再现。研究结论深化了空间生产与叙事理论在旅游情境下的应用，为历史街区的活力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作为资源约束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冰雪产业集聚发展的经济效应亟待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本文基于产业异质性和空间溢出双重视角，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整合企查查2015—2022年冰雪企业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系统探究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制造及冰雪文化四类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和冰雪制造企业集聚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冰雪文化企业集聚水平相对稳定；不同类型冰雪企业集聚核心空间锁定与迁移并存，哈尔滨持续发挥核心枢纽作用。② 产业特质决定空间经济效应强度，冰雪制造、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贡献强度依次为2.6375%、1.8319%和1.0039%，而冰雪文化企业集聚的经济效应不显著。③ 区域传导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冰雪运动企业形成本地-邻近双向溢出效应；冰雪旅游和冰雪制造企业集聚主要产生跨域单向辐射效应，对本地经济的直接作用有限；冰雪文化企业则未形成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冰雪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为优化冰雪产业空间布局、构建差异化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路径提供科学依据，对增强冰雪经济辐射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人口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其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对农业农村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以2010年与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乡村人口划分为关联群体、95后群体、85后群体、70后群体和55后群体，并借鉴“杜能环”理论模型的空间梯度分析范式，依据区县与哈尔滨、长春双中心城市的距离梯度，划分中心型、近邻型与边缘型地域单元，以揭示乡村人口减少的空间格局及其在不同空间梯度下的年龄剖面特征。研究发现：（1）在2010—2020年期间，松嫩平原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已演化至后期阶段，正朝着少子化与重度老龄化的方向发展。（2）松嫩平原乡村人口的减少特征呈现“整体性”与“全龄性”。不同地域类型乡村人口减少的年龄剖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总体趋势，受公共服务和就业市场稳定性影响，各类型间不同年龄群体的减少强度呈现显著差异。（3）松嫩平原乡村人口减少的年龄剖面差异，本质是空间梯度差异与家庭生命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不仅折射出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还反映了代际责任的现代转型及其对人口流动模式的深刻影响。

人口逆向流动是影响城镇体系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与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城市间人口逆向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从位格局看，逆向流动来源地以较高等级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尤其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省会及以上城市；而逆向流动目的地以中低等级的二线及以下城市为主，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从流格局看，大规模、高强度的逆向人口流主要由较高等级的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迁移，且沿城市等级的逆向人口流基本符合“阶梯式”模式。② 个体层次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与生命历程因素对人口逆向流动的影响较大，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及老年人口逆向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城市层次因素中，高房价、高消费、高就业竞争压力、高污染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低房价、低消费、低就业竞争压力、低污染、较好的绿地环境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均对人口逆向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拉力作用。

本研究聚焦于东北三省，通过整合在线平台和气象数据等多源信息，并利用广义可加模型等方法探究2014—2023年气候变化对9个冰雪旅游活动期的影响，进而采用机器学习领域中的随机森林回归算法对不同气候情景下的2024—2050年的冰雪旅游活动期进行预测。研究结果发现：① 2014—2023年东北三省冰雪旅游活动期平均起始日为11月14日，结束日为3月17日，平均持续期为125天，冰雪旅游活动起始日和结束日与气温呈显著相关。② 东北三省12个城市冰雪旅游活动起始日提前，18个城市起始日延迟。18个城市冰雪旅游活动结束日提前，13个城市结束日延迟。12个城市持续期延长，18个城市持续期缩短。大兴安岭沿线城市冰雪旅游活动开始较早，东部边境城市结束较早、持续期较短。③ 在SSP2-4.5情景下东北三省冰雪旅游活动起始日、结束日变化不显著，持续期略有延长。在SSP5-8.5情景下起始日略晚、结束日较早、持续期更短于SSP2-4.5情景。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气候变化对东北三省冰雪旅游活动的具体影响，还为提升游客冰雪旅游体验、深挖冰雪旅游消费潜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创意人才的区位选择趋于多元化，传统区域要素难以较好地解释其流动机理，而舒适性理论则为此提供了新的视角。运用Gephi社会网络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从舒适性视角探究粤港澳大湾区游戏人才在不同流动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流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湾区游戏产业体系中，广州、深圳为区域多功能中心，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香港承担游戏人才开发者角色，澳门、江门、肇庆承担游戏人才培育者角色。② 湾区对本地与邻近地区初次择业的游戏人才吸引力均较强，人才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主要表现为学缘延续下的本地依附和地理邻近下的外地跃迁。③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存在较强的等级邻近环流与扩散现象，其中，深圳游戏人才同级环流现象更明显，而广州与邻近城市的梯度扩散效应更强。④ 游戏人才再次择业决策是个人与家庭选择企业与城市的双重组合决策，在职业生涯前期流动频率较大，后期则表现出较高的地方“嵌入性”，并且受地理空间约束性相对较低，其流动可分为生活性流动与事业性流动两类，后者多发生在大型企业之间。⑤ 舒适性对于不同尺度和择业阶段的游戏人才影响力均具有异质性，在全国流动时人才对舒适性较为敏感，而再次择业时具有更强的舒适性偏好，其中，就业环境、生活质量、健康发展等舒适性因子影响力相对较高。舒适性对游戏人才的影响机制在不同尺度可总结为多元需求叠加下的全国流动、产业与配套主导下的湾区流动两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可总结为初次择业时的个人成长需求、再次择业时的安家立业期望两个方面。

优化黄河流域城市群空间结构和提升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对以城市群为鼎支撑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2—2021年夜间灯光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修正引力模型、位序-规模法，本文探究了黄河流域城市群规模、空间结构特征和城市群内经济网络关联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符合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模式，两大类城市群在扩展模式、规模结构、协同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总体上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空间结构发育程度优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呈现出“多中心-网络化”的规模结构特征，其由中心集聚发展向多中心网络化特征演变的趋势强于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城市群以“中心溢出-外围增强”的扩展模式向外扩张，并逐步形成城市群空间网络；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呈现出“单中心-强首位”的规模结构特征，表现出了“中心增强”的空间模式，处于城市群空间网络形成的初期阶段。最后梳理出七大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提出以城市群为支撑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格局，培育发展类城市群应“强中心、强联系”，发展壮大类城市群应“提能级、提整体”，并对优化七大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提出了相关策略。

近年来，区域人口收缩现象得到了广泛关注，探讨人口收缩的年龄结构特征对于理解人口收缩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及政策应对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关研究还较为缺乏。利用第五、第六及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划分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不同的年龄段，总结出全面收缩型、老化收缩型、少青收缩型、中间塌陷型以及波浪收缩型等类型；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两个方面分析不同年龄段人口收缩的原因；最后，预测2020—2030年人口收缩区的年龄结构类型。主要研究发现：① 2000—2010年，少青收缩型是人口收缩的主要类型，占全部研究单元的比例超过50%，以东北地区、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分布较为集中，波浪收缩型占比也较高，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川渝地区；② 2010—2020年，少青收缩型仍占比最高，老化收缩型数量大幅度增长，占全部研究单元比例达到25%，以东北地区分布最为集中。③ 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正成为人口收缩区年轻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而35~64岁之间的各年龄段人口收缩主要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④ 在当前生育水平情景下，预测到2030年，人口收缩区的比例将达到80%以上，且老化收缩型成为人口收缩的主要类型。本研究可为更全面地了解人口收缩特征提供新的视角，进而支撑人口收缩应对策略的科学制定。

全球变暖背景下，热浪与干旱事件频发，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当前研究多强调单一极端事件的多重特征，对多类事件的时空特征对比分析尚显不足，各类事件相互间的关联机制更有待深入研究。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热浪与干旱事件，本研究基于1961—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气象站点观测数据，应用Sen+Mann-Kendall趋势检验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分时段揭示了该区域暖季热浪事件和干旱事件的演变特征，并从多个视角进一步探究两者的时空关联性。结果表明：① 在全时段（1961—2020年）热浪日数、频次、最长持续时间及干旱频次呈不显著上升趋势，干旱日数和干旱最长持续时间则微弱下降，热浪和干旱的变化周期具有较高一致性；分时段来看，除干旱频次外，其他指标均呈现出前期（1961—1990年）减少、后期（1991—2020年）增加的趋势，其中热浪各指标在两个时段的变化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② 热浪日数、频次及最长持续时间的高值均集中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全时段和后期时段热浪各指标表现为显著增加的站点主要位于湖南和江西；干旱日数、频次及最长持续时间则均呈现中部高两侧低、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特征，在后期时段，约60%站点的干旱指标表现为增加趋势，范围逐渐覆盖了研究区中部和西部。③ 热浪事件和干旱事件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1990年以后热浪日数、频次及最长持续时间的变化较干旱各对应指标普遍提前1/4个周期，同时两类事件各对应指标呈显著正相关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大，其中湖南、江西两省及湖北和安徽的南部等地是相关系数的高值区，复合干热灾害风险加剧。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防范热浪、干旱及两者复合灾害风险提供参考和依据。

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研究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对于认识城市群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评估区域政策效果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个体数据库的跨地市人口流动数据，从强度、范围、空间均衡性等三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强度方面，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吸引力远强于其他城市群，吸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10年间东部和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差距缩小，东部多数城市群吸引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较慢，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其中长三角下降最多，中西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吸引力提升，其中成渝和长江中游提升最快。吸引范围方面，东部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大半来自省外，仅山东半岛的吸引范围较小；中西部多数城市群的流动人口主要来自省内，但天山北坡城市群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10年间人口就近流动的趋势加强。均衡度方面，东部多数城市群的内部较为均衡，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均衡度明显提升，但京津冀和辽中南城市群内部仍不均衡；多数中西部城市群的吸引力集中在核心城市，10年间成渝、北部湾和天山北坡等城市群的均衡度有所提升。② 综合来看，城市群三维度的人口吸引力相互关联。东部城市群的人口吸引力更强，主要吸引跨省流动人口，城市群内部大多比较均衡，整体发育更成熟。但中西部城市群开始发育时，其人口吸引力特征在10年间并未完全向着东部城市群的特征演变，差别是吸引省际流动人口的占比没有提升，而是更加强化成为省内的人口流入中心。③ 城市群人口吸引力的多维特征随着城市群经济增长、核心城市发展和功能外溢而演化。最后，基于各地区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和人口吸引力的特征演变，对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东北地区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与丰富的冰雪资源日益成为中国冰雪旅游产业的核心区域。本研究以核密度估计、基准回归、作用机制检验以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为研究方法，以东北地区34个地市的POI位置数据与产业统计数据为分析依据，重点探讨了冰雪旅游对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冰雪旅游总体和各维度核密度曲线峰值位置偏左，冰雪旅游在东北地区有待整体性发展和全域化提升。场景服务维度空间集聚性最强，购物消费则具有遍在性特征，空间分布较为分散。高质量发展呈现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核密度大小依次为绿色（4.503）>开放（4.128）>共享（3.803）>协调（3.437）>创新（2.975）。②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冰雪旅游能显著促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和缩尾处理后，重新回归结果也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③ 衡量科技创新和消费拉动两大机制变量的6个细分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冰雪旅游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消费拉动两大传导机制来促进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④ 冰雪旅游、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活消费水平通过了MGWR模型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冰雪旅游带宽最小，其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最强。

青藏高原太阳能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系统评估其光伏产业园区集中开发下的土地退化过程及其空间效应，有助于促进清洁能源可持续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以青海省的塔拉滩、德令哈和格尔木三大光伏产业园区为例，基于土地退化平衡理论，构建涵盖土地覆被、土地生产力、荒漠化程度及植被动态的综合评估框架，系统解析了园区土地退化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 三大园区光伏阵列用地优先占用生态状况较优的土地，阵列用地的71.28%来源于基线期恢复状态的土地，显著高于园区基线期恢复状态土地占比（66.64%）。② 2000—2022年，三大园区土地退化状态整体以恢复为主；评估期内以光伏开发为主导的人类活动深刻重塑了主要受自然过程调控的基线期土地系统格局，新建阵列周边土地稳定状态及退化状态比例显著增加。③ 三大园区非阵列区域在基线期与评估期均维持了土地退化平衡，但格尔木与德令哈园区的恢复能力减弱，评估期净恢复比例相较基线期分别下降14.70%和10.81%。④ 土地退化过程的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距离阈值特征，阵列外围0~400 m范围为土地状态变化核心区。建议构建贯穿选址、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管理框架，协同推进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功能稳固与光伏产业可持续发展。

文章立足于东北全面振兴战略背景和“尔滨热”现象，聚焦哈尔滨的案例，提出“结构嵌入-能动力量-地方再造”的分析框架，尝试解析冰雪旅游推动老工业城市的“地方再造”机制及其再造效应。研究发现：① 地方的再造存在路径依赖性，哈尔滨同时作为全面振兴实践下的东北城市和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地方背景构成其“地方再造”基础。② 地域性制度与地域性文化为“地方再造”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结构层面的规则和资源组合，推动了老工业城市地方秩序的旅游化再造。③ 多元行动者的能动性和相互作用，推动老工业城市目的地的人地联结方式和地方景观的再造。④ 在“地方”不断走向“关系性地方”的过程中，单个老工业城市的创新发展在冰雪资源活力、区域发展活力和跨地方关系等层面上产生尺度外推的区域效应，推动东北整体成为“共创的地方”。文章围绕哈尔滨的单案例经验展开，未来研究还需对东北地区更多老工业城市以及国内其他老工业区开展多案例比较分析，对旅游驱动下老工业城市的“地方再造”理论加以验证。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植物物候观赏引发的季节性客流波动现象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中国9大胡杨旅游地为研究区，基于气象数据、新浪微博数据、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提取胡杨黄叶观赏期时间，探讨2016—2020年胡杨黄叶观赏期的旅游客流时空响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胡杨黄叶观赏期持续时长平均约为27d，适宜观赏期为21d。胡杨黄叶期主要集中在每年9月中下旬—10月中下旬或10月中上旬—11月中上旬，空间上呈现由青海海西州向南疆逐渐延后的特征。② 2018年后胡杨旅游客流量快速增加，阿拉善、巴州是旅游客流的主要集中地。胡杨观赏期的客流峰值结构呈现单峰、双峰或三峰，客流高峰期更多地依赖于适宜观赏期的规律日期，而非匹配具体年份的实际自然观赏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旅游节庆活动明显促使客流高峰期提前到来，高峰期与胡杨的实际观赏效果不同步。③ 胡杨黄叶观赏期的旅游客流响应受到观赏持续期、气象条件、产品类型、基础设施和经济支持因素的影响。产品类型、经济支持是胡杨旅游客流的重要正向因素。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能够丰富植物物候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下物候旅游服务策略的调整提供科学参考。

研究作物-牲畜系统的垂直地带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明晰农业系统演变规律，为农业重构及差异化发展提供依据。本文基于西南高山峡谷区的571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农户的农业生产参与行为以及作物系统和牲畜系统的变化，将作物-牲畜系统划分为解体、不变、强化3种变化类型，总结西南高山峡谷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垂直地带性变化特征，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作物-牲畜系统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带差异。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作物-牲畜系统呈现3种不同的变化趋势，49.21%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解体，36.08%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维持不变，有14.71%的农户作物-牲畜系统有所强化。② 西南高山峡谷区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在垂直地带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河谷地带解体普遍，半山地带呈现出一定的强化趋势，而高半山、高山地带倾向于维持不变。③ 作物-牲畜系统的变化受劳动力转移、农业资产、政策补贴以及家庭特征的影响。其中劳动力转移、政策补贴促进作物-牲畜系统解体；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对作物-牲畜系统强化具有促进作用。④ 社会经济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作物-牲畜系统在不同地带上呈现不同的演进轨迹。河谷地带较差的资源禀赋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农户生计的非农转型使得作物-牲畜系统趋于解体；而半山地带较好的耕地草地资源和增加的非农收入为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作物-牲畜系统得以强化；高半山、高山地带依赖丰富的林草地资源足以维持较好的生计，其较差的基础设施、较低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以及宗教的作用使得农户长期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作物-牲畜系统趋于不变。本研究从垂直地带尺度探讨了作物-牲畜系统变化在地理空间的分异规律，对于深化农业系统演进规律的认识、实现不同地区农业生产重构及差异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步入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阶段，人才的培养、使用、流动和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高等教育作为人才链中的关键节点，紧密联系着前端的人才培育和后端的人才配置与区域创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时代，以高校所在地为节点的大学生迁移（包括就学迁移和就业迁移）日益活跃，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在国家和地区间的空间集聚，进而引发了对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本流动中作用的广泛探讨。本文通过梳理就学迁移与就业迁移的相关文献，系统阐述了两阶段迁移的内涵与关系，总结了人才在生源地、就学地与就业地之间的表现出多样化的迁移模式。聚焦于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区域特征对人力资本空间配置的影响，学界形成了“节点论”和“枢纽论”两种相斥的观点。此外，本文还总结了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大学生迁移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深入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其所在区域对大学生迁移的影响，并开展国际比较研究，进一步剖析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

依托红色文化培育业态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研究意义重大。以井冈山市为研究对象，依托2012年、2017年、2022年POI数据为主的多源数据，应用地理网格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发现：① 业态密度时空演变表现出数量扩张和集聚发展的叠加色彩。一是业态数量扩张，且范围扩大；二是业态空间扩张与集聚的异速异向交错复杂变化，业态密度的演变出现递增、先增后稳、先稳后增、先减后增、先减后稳、先增后减、持续稳定共7种类型，业态空间结构由“点、团”向“一圈一轴三极”演变。② 业态种类结构表现出由简单向复杂演变的趋势。一方面业态多样性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业态优势性结构中，单一型占比最高但呈递减趋势；单优型占比高且表现增加态势；孪生型、双优型、多优型、混合型的比例较稳定，变化较复杂，变幅小且方向不定。③ 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对业态空间分布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红色文化丰富程度和人口数量是业态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子。

统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创新效应对最大化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15和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技能劳动力、专利授权数据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的截面数据集，分析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力集聚与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的创新产出水平稳步上升，区域性创新产出集中化与扩散趋势逐渐明显。② 中国城市高技能劳动力集聚、技能互补和创新产出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③ 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和高低技能互补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对本地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和邻地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产业专业化程度对本地创新产出具有负面影响。④ 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和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对创新产出的推动作用最强，东部地区高低技能互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不仅促进本地创新发展，也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存在溢出效应。因此，各区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包容性人口政策，优化技能结构，从而促进创新效应的最大化。

极端热事件对环境、农业、公共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有负面影响。深入理解其变化趋势、空间分布和驱动因素，可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基于遥感技术和多种统计方法，使用中国1979—2018年逐日近地面气温数据和NCDC（美国国家气候数据中心）数据源，通过分析中国极端热事件相关指标，探讨中国极端热演变模式和温度上升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年极高温、年均极高温、夏日天数、热浪事件、极热事件等指标呈上升趋势，1997—1999年出现突变点。年极高温和极热事件省级增长率呈不均衡性。北京、重庆、甘肃等6个省份的年极高温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国整体变暖趋势显著，极热事件地理分布范围扩大，夏日天数存在空间集聚性，范围逐渐扩展。Month（观测月份）和DPT（露点温度）对AT（空气温度）为显著正向影响，Hour（观测小时）、SLP（海平面气压）和SC（天空状况）对AT为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未来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赛事旅游是现代旅游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内容。为分析冬奥赛事承办对冰雪旅游目的地流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北京冬奥会申报成功这一外生冲击事件，以2011—2021年北方六省市中冰雪旅游精品线路及周边的54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利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冬奥赛事举办对冰雪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① 冬奥会赛事举办能够显著提升冰雪旅游目的地的“流量”与“质量”水平，同时，该结论通过了样本缩尾处理、调整固定效应以及更改机器学习方法等稳健性检验。② 冬奥赛事举办主要通过提升冰雪旅游产品类型和旅游发展活力来提升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发展质量。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提升能够显著带动旅游发展质量，以“流量”带动“质量”跃迁提升是未来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③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冬奥赛事举办对数字化水平、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冰雪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质量的作用效果更强。本文为提高冰雪旅游目的地的流量与质量、探究冰雪旅游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口流动是改变青藏高原发展格局，构建可持续发展体系的核心要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分析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并深入对比县域人口流入、流出的影响机制差异。研究发现：① 青藏高原县域流动人口规模与活跃性显著提高，人口流动的地域类型从以非活跃型为主转变为以平衡活跃型为主、活跃净流出型为辅，县域整体流动活跃程度高达34.99%，青藏高原进入了人口流动活跃的“流动时代”。② 县域人口频繁流动主要发生于2010—2020年间，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一江两河地区形成了以高行政等级区域或主要工矿区县为核心的人口大量流入、少量流出的区域，和人口少量流入、大量流出的外围区县所构成的人口流动“核心-外围”的空间圈层结构。③ 青藏高原具备人口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县域流向相对发达县域的一般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较高的区县其人口流入率与流出率均较高的特殊性规律。但经济发展并非影响人口流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行政等级对人口流入产生重要影响，自然条件如高海拔限制人口流出、耕地减少等显著推动了人口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