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解决“城市病”和“乡村病”的重要途径，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深入开展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县域内城乡融合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演化进行剖析，然后梳理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当前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已较为丰富，而县域视角下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方面，学界多以城乡地域系统和城乡耦合协调系统为视角构建指标和定量分析，但是受概念、数据和方法等的制约，县域尺度的指标体系尚不完善。驱动分析方面，学界就县域城乡系统视角及县域内城乡融合视角提出驱动机制，但缺少区域差异性研究以及驱动因子实证性检验。在实践经验总结方面，梳理并提炼了典型国家的基本经验，但国内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理论总结和模式凝练还较薄弱。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分析中，对县城、县域经济、乡村发展及县域要素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持续关注，但缺少实证性路径检验以及不同类型县域的城乡融合路径凝练。未来仍需加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理论、系统演化、典型案例及时空格局研究，着力建立和完善面向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监测体系，以更好地为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多源数据构建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K-means聚类法等方法，分析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及各维度的空间分异特征，识别具有相似优势的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研究发现：① 中国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总体较低，区域差异显著。吴越、燕赵、闽台、齐鲁文化区较为理想地实现了资源、载体、支撑“三维目标”的有机统一，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较高；关东文化区潜力最低。② 非遗资源旅游利用潜力的空间分布以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少数民族聚居地为核心，以文化区交界处为边缘，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潜力高的城市仅有北京、上海；潜力较高的城市除广州、杭州、重庆等10个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外还包括晋城、苏州、黄山、黔东南、晋中、泉州；潜力中等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文化区；潜力较低及潜力低的城市数量多、范围广。分维度看，载体维度区域差异最大，其次是支撑和资源维度。③ 全国可分为五大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类型区。三维优势均高区仅包括北京、上海；支撑优势区包括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资源-载体优势区包括晋城、黔东南等5个城市；三维优势中等区包括69个城市，主要分布在吴越、燕赵、齐鲁等文化区；三维优势均低区城市数量高达249个，广泛分布在中国全域。最后为不同类型区非遗资源与旅游融合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城镇化改变了城乡要素流动格局，重塑了乡村人地关系和乡村发展要素格局，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载体——聚落的时空演进。基于此逻辑主线，本文梳理乡村聚落分布与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归纳城镇化与城乡融合过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分布及功能的时空变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展望未来乡村聚落演进研究的重点。结果表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力进步与非农经济发展，推动乡村聚落空间扩张和功能多元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外流，导致乡村聚落外扩内空；农村土地整治和村镇规划引导，促进乡村聚落空间收缩和内部重组；但是后疫情时代和城镇化后期乡村聚落空间转型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外生动力不可持续、内生能力不足等挑战。新阶段乡村聚落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乡村聚落演进动力体系的复杂嬗变、乡村聚落演进时空轨迹变异和空间分化、乡村聚落活力的评估与跟踪监测研究。

青年流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重要动力，其流向选择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基于流向视角分析了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的空间特征，采用嵌套logit模型解析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与个体异质性作用。研究发现： ① 青年流动人口倾向于向更高等级与规模的城市流动，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与Ⅱ型大城市为主要流出地，流入城市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东密西疏”的差异化非均衡空间格局；城市群核心城市与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选择。②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舒适性、与流出地的邻近性以及与青年群体当下发展密切相关的包容性要素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显著；城市特征变量对城市被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作用；青年流动人口城市选择决策机制是基于个体自身特征，结合对选择城市的期望、收益与成本所做出的综合性空间决策。研究结果拓展了对青年群体流动规律的认识，可为合理引导青年人口流动和优化面向青年群体的人口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空间，促使城市内部分化出新的空间类型——跨国空间，引起学者对其形成及发展动力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较少涉及跨国空间内部的重构问题与治理机制。本文以全球化语境下城市空间重构的多元维度为基础，建立德国城市跨国空间重构与治理分析框架，采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研究方法，探讨杜塞尔多夫市城市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三个跨国空间重构案例。研究发现：① 跨国空间重构是治理模式重组下的空间策略。② 跨国空间治理是多尺度下多个主体的相互作用，是跨越行政区划边界的、纵横交叉的全球-地方网络状组织结构和行动模式。③ 多层次网络是跨国空间重构得以实现的基础，多主体的网络状互动是多层次网络发挥作用的关键，多项目联动治理是实践手段。④ 跨国空间治理是正式规划实践与非正式措施的结合。⑤多项目联动有利于城市空间的均衡发展，提高城市国际化发展的质量。

基于县级和地级尺度的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揭示2000—2020年中国高学历人才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地区差异，测度人才分布的空间不均衡程度，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人才密度和人才占比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① 人才密度呈现稳定的“东南密集，西北稀疏”分布格局，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呈现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由国家级城市群的核心区域向外围逐步降低； ② 人才占比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分异特征，城市群中心城市和部分资源型地区的人才占比较高，人才占比高水平地区的数量迅速增加； ③ 20年间全国人才密度增速放缓，人才占比增速提升，且在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④ 人才密度和占比的地区差异逐步减少，城市群内县区间的人才占比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最大； ⑤ 在影响因素方面，城市行政等级、工资水平和人才培养规模一直是人才密度和占比的重要影响因素，科研投入强度对人才密度和占比的影响先升后降，公共服务水平和地区绿化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空气污染的驱逐作用不明显； ⑥ 城市行政等级、人才培养规模和生态环境质量在城市群地区与非城市群地区的影响有所差异。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对后续技术演进、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发明，是区域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根本动力。技术关联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技术非关联以及非技术因素的考察。基于2000—2018年中国281个城市772万条发明专利数据，构建技术关联密度与技术非关联密度指标，结合地方政府政策规划文本，探究技术关联、技术非关联与选择性产业政策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突破性技术发展。研究发现：① 2000—2018年中国突破性技术主导领域从生活资料、化学化工等传统工业部门演进为计算、测量、电气元件和电通信技术等新兴产业；空间维度上区域突破性创新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进北退”的演化特点。② 技术关联和技术非关联对突破性技术发展具有技术周期的差异化影响。技术关联对突破性技术进入和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非关联仅对新技术进入有积极影响。③ 区域产业政策效果受目标产业技术关联性的影响。选择性产业政策虽能短期内开辟新的区域技术演进道路，但难以促进非潜在优势产业持续创新增长。随着目标产业与区域技术基础关联性提高，产业政策对突破性技术进入和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强，且上述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更显著作用。研究启示：地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激发技术关联的创新驱动效应提供有利条件，产业政策应支持具有较高技术关联密度的部门形成区域比较优势，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

近20多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成长为经济地理学前沿的分支学科，呈现动态性、复合性和开放性。鉴于目前对学科“全景式”理论发展的回顾及其承接逻辑的总结相对有限，并且在新时期亟待再思考学科发展方向，本研究致力于梳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演进并展望研究议题。自19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经历了探索与萌芽、兴起与发展、争论与转型、拓展与繁荣4个关键时间节点。探索与萌芽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兴起补充了经济地理学对历史和时间因素关注的不足，兴起与发展依托于运用演化经济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丰富经济地理学经典议题的理论解释，争论与转型体现在对照搬移植演化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旨在强化对真实世界中区域产业演化的解释力，拓展与繁荣表现在与全球生产网络、可持续性转型、作用者能动性、地理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韧性和复杂性科学等多元理论框架的互动加深，学科边界持续拓展。近年来，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国情特色、国家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导向，开展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研究并反思西方理论的适用性，中西方理论对话日益丰硕。最后，从理论探索、方法创新和实证应用3个方面展望了研究议题。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超越诸多边界的流动性活动不断涌现，“城乡两栖”式的人口流动尤为凸显。基于此，文章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尝试从流动性视角来探讨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 ①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正在经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的矛盾，同时分别采取了伺机而动的选择、消费的另类生产、避让但不逃离、印象管理与营建、永远在路上的战术。其中前四个战术是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永远在路上”是基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创新。②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五个维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过程，该漩涡不仅是物质和关系层面的，也是意义层面的漩涡。③ 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城乡两栖与城乡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主体内驱力和群体性力量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本研究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和反思城乡关系，为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中国资源型城市多位于较偏远地区，而高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提升，拉近了资源型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刻画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空格局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资源型城市高铁建设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与未开通高铁的资源型城市相比，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并没有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② 随着高铁开通线路的不断增加，在高铁网络中联系较广的资源型城市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③ 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依“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增的特征。④ 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投资集聚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对特殊类型地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耕地零租金流转已经成为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零租金流转制约了耕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造成了耕地资源错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在阐释耕地零租金流转的概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20—2021年实地调查的572个山区村庄样本推算村庄层面耕地零租金流转规模，并采用Heckman模型剖析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整体上，有79.55%的山区村庄发生耕地流转，平均耕地流转率为15.14%；发生耕地流转的村庄中58.68%的村庄存在零租金流转现象，零租金流转面积比例为22.21%。② 区域分布上，中国山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区域差异明显，西北黄土高原区最为普遍，尤其是甘肃和山西。③ 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在东南山地丘陵区和近郊村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力因素整体上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影响不明显，但农业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和坡地相对少的村庄影响显著；耕地流转市场特征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对东南山地丘陵区和极多坡村以及近远郊村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地租水平，充分利用山区耕地资源，中国未来应加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及整合新生产要素来提升耕地产出能力；构建统一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效发挥基层村集体中介服务等作用，提升土地流转市场效率。

大城市居民作为最主要的乡村多功能消费者，是影响乡村多功能转型和价值显化的关键主体之一。该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大城市宁波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KAP模型提出3个研究假设，从城市居民的知识（K）、态度（A）和行为（P）三方面探讨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① 宁波居民对11个乡村功能的认知态度全部显著，其中，对乡村提供休闲放松功能、乡村农耕文化体验功能和养老功能最为认可，均值分别是5.99，5.88和5.79；② 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具有“知识获取（K）-认知态度（A）-行为意图（P）”的传导和响应路径，即居民获取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显著影响他们的乡村消费行为意图；③ 宁波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A）主要受由媒体和人际传播产生的外源性知识影响；除农产品供应功能、工业发展功能和文创功能以外，居民对其他8个乡村功能的态度（A）与他们前往乡村居住、旅游、工作和养老的行为（P）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促进大城市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政策，应当重视城市居民对乡村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在信息传播、差异化发展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更好的承接城市居民的“乡愁”。

本文系统分析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借鉴STIRPAT模型构建城市交通碳排放模型，以全球147个典型城市为研究样本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城市交通系统及其协调关系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布局优化建议。研究结论包括：① 城市空间结构的紧凑混合和交通系统的不断优化能够显著降低城市交通碳排放，具体表现在人口集聚、土地混合利用、低碳交通等多个方面，其效应在全球不同地理分区中具有分异性；② 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系统的协调匹配状态会对交通碳排放产生影响，忽略两者的相互作用难以正确衡量城市形态的交通碳排放效应；③ 随着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系统的协调程度的提高，城市形态在空间结构和交通系统的单方面优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趋势呈现一致的“上升-下降-上升”波动，并与其两者的协调性作用趋势相反。研究验证了城市形态通过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系统共同影响交通碳排放的理论假设，并强调了城市布局优化要以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在人口、土地、交通等要素综合实施具体有效的减排方案。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县域是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县城是实施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县城以外的广大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域。由此，县域内的城乡可持续发展密切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个战略大局。本文首先梳理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背景和现实需求，阐释开展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专题研究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然后从理论内涵、时空演变、驱动机制、案例解析等方面介绍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最后从提炼特色理论、聚焦现实问题、强化情景模拟等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研究的建议。

主客观融合既是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也是亟待突破的难点。基于混合方法论视角，本文介绍混合方法论的提出背景与设计类型，归纳行为地理学混合方法的当前探索及对主客观融合研究的贡献，包括主观要素的采集、行为决策的解释、主观体验的理解三个主题。结合现有行为地理主客观研究的挑战，本文提出混合研究方法应用于行为地理学主客观融合议题的创新路径： ① 促进动态场景下主客观精细过程的刻画； ② 助力复杂情境下主客观多元要素的挖掘； ③ 推进行为地理学主客观理论的构建与检验，并结合应用较为广泛的一致性、解释性与探索性混合研究设计展开讨论。本文结合混合方法论的视角贡献于行为地理学主客观融合创新，为学科理论创新、方法整合与实践探索提供科学指引。

知识流动的空间效应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显、隐性知识流动时空表征及影响机理的差异对比有待明晰。本文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为例，采用2001—2020年专利转让和企业人员连锁任职分别衡量显、隐性知识流动，并在Bathelt等提出的“蜂鸣-管道”理论模型上进行拓展应用，对比其时空表征和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从组合模式来看，显性知识流动以“蜂鸣”和“管道”并重，隐性知识流动以“蜂鸣”为主、“管道”为辅；地理距离对隐性知识“管道”流动的摩擦效应强于显性知识。②显、隐性知识的“蜂鸣”和“管道”流动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其中显性知识流动的空间偏向性强于隐性知识；显、隐性知识“蜂鸣”和“管道”流动的城市极化现象严重，少数城市主导着知识流动网络的权力体系。③知识“蜂鸣”和“管道”流动两种模式的影响机理不同，“蜂鸣”流动主要受科技与知识类因素和城市行政等级因素的显著影响，而经济与市场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为片面。“管道”流动通过经济与市场类因素发挥“同配性”作用，科技与知识类因素则发挥“异配性”的互补作用，地理邻近、认知邻近和制度邻近因素对显、隐性知识“管道”流动均起促进作用。

地缘政治学的新进发展变得异常活跃，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学科分支领域。但是由于其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大大影响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本文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百年发展，特别是不同古典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归纳出地缘政治学诞生的三大时代背景，即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和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同时，结合地缘政治学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地缘政治学科创建的三大学理基础，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因此，地缘政治中的地理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和不同理解的概念，不仅仅只是希腊语中的“地球”。地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为地缘政治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导向带来了困境。在地理复杂性和地理与政治相互建构之下，未来地缘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通过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和多元地缘体博弈理解地理的作用。

收缩城市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焦点之一，已有研究多面临城市空间范围界定和人口统计口径不确定问题。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确立的“城区常住人口”标准口径更加符合城市实体地域的人口规模。基于国家标准口径，通过对行政区划调整、工矿区和开发区城乡代码调整等进行空间一致性处理，识别2010—2020年城区人口发生减少的收缩城市。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693个城市中，收缩城市仅有48个，且绝大部分收缩城市的城区人口减少规模低于5万人。② 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以县级市和中小型城市居多，包括部分资源型或资源枯竭型城市。③ 收缩城市的形成受到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城市政策等因素影响。收缩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已有研究中不准确的统计口径造成了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夸大。但是，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和人口生育水平下降，未来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很可能出现明显增长，并且需要重视独立市辖区、县城、开发区等城区人口变动的精准核算和监测。

研究海洋强国战略的政策效应可为后续相关政策制定，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文章以1999—2020年中国31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反事实”思想的HCW模型，定量评估了海洋强国战略在沿海地区的政策效应，并结合核密度、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地理探测器分析2013—2020年海洋强国战略政策效应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海洋强国战略显著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但研究期间政策效应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1.63%下降至2020年的0.92%。② 海洋强国战略政策效应低值区和高值区空间分布上无显著变化，中值区空间分布呈现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较高值区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趋势，区域间政策效应差距缩小。③ 各影响因子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海洋科技投入>对外开放程度>海洋人力资本>海洋资源禀赋>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均增强了对海洋强国战略政策效应的影响。

乡村聚落用地形态是农村人居空间组织形式的综合外在体现，是揭示乡村地域特色的重要指标。以全国乡村聚落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热点探测、近圆形指数、邻接指数等地理空间分析方法，从用地规模、用地形状、用地结构三个方面对全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进行识别。结果表明，中国乡村聚落用地规模中位数为9.52 hm²，整体呈“北大南小”的特征，并在局部地区呈现明显的高、低值集聚态势；在用地形状方面，乡村聚落用地近圆形指数中位数为0.537，总体上偏长形，各种形状类型在全国均有分布，且呈现出在局部区域显著集聚的现象；用地结构可分为七大类，又以田中型、林边型、滨水型和草边型最多。根据用地形态特征的地域分异格局划分出16个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分区，绘制了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类型图谱，并总结出各类型区的用地形态特征。最后探讨了中国乡村聚落用地形态特征的空间分异机制，包括：① 地形地貌、水文条件、气候条件等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聚落用地形态地域分异的宏观格局；② 农业、水利、交通运输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地域差异对聚落用地形态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③ 街巷、民居等物质空间形态与聚落整体的用地形态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④ 聚落用地形态也是地域性乡村社会文化在空间上的表达结果。

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远景下，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和可持续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日益关注的研究主题。主流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从区域发展基础的结构视角理解新路径发展，存在着对边缘/后发区域“无法创新”的悲观叙事。近期的研究融入可持续转型、创新系统、产业追赶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尝试从外生力量和能动性的视角理解区域新路径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区域的内涵和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未能深入揭示绿色产业的特殊性和地方集体能动性在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作用。绿色机会窗口为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能否利用这些窗口取决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的互动。本文在评述区域新路径发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后发区域在绿色新路径发展中的特殊性和优势，从结构-机会-能动性的视角提出一个启发式分析框架，演绎分析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及其互动关系，并结合中国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实践展望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