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举措,全面推进乡村空间有序重构,是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保障。在解构乡村公共空间内涵、明确划分乡村公共空间类型的同时,梳理中国乡村公共空间嬗变历程和阶段特征,剖析乡村公共空间中出现的权属关系不明、土地制度受限和空间组织无序等现实瓶颈,并融合“自上而下”行政管控与“自下而上”治理需求维度,形成乡村公共空间“需求-统筹-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据此,提出激活关键要素转型、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和夯实制度保障体系的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路径,为完善乡村空间规划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据。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的战略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结合点,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17年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研究其时空演化格局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在时序演变上,长三角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W”型变化特征;② 在空间演变上,长三角东南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相对稳定,而中部、西南部变动明显,整体呈现连片集聚发展特征;③ 在空间关联上,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涓滴效应”,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与时序演变相反的“M”型变化特征;④ 基于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测算结果,将各城市划分为高高高、高高低、高低低、低高高、低低高和低低低六种类型,进一步揭示了长三角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的区域差异;⑤ 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皆对长三角区域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但创新支持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2003—2018年企业股权关联投资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马尔可夫链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从全球、全国和区域尺度探析长三角地区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各尺度的城际投资规模大幅提升,与关境外地区、关境内地区和长三角区域内的投资联系分别呈现服务业驱动型、制造业驱动型和行业均衡型特征。② 各尺度城市投资网络呈现区域指向性和多中心演化特征,上海、杭州、南京等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发挥对外辐合全球和全国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内部辐射区域的作用。③ 与关境外、关境内和区域内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空间分布不均,以沪宁合杭甬发展廊道为支撑的空间结构逐渐凸显,并分别呈现低水平区集中连片分布、改善空间先沿海后内陆扩张、中低水平区广域化扩张的突出特征。④ 城市投资联系水平整体呈现向邻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态势,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向较高水平方向转移的难度随之增大,俱乐部趋同效应和马太效应也随之增强。地理空间格局在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状态转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⑤ 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城市行政级别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创新能力对各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均未产生显著影响,时间距离对全球和全国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影响显著,经济全球化仅对全球尺度的城市投资联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与生态城镇化的建设滞后是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以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与绿地面积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模型分析2000—2018年两者关系的时空变化规律,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异速增长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呈加速增长态势,绿地建设增长缓慢,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关系逐渐由人地基本协调型转变为人口扩张弱型,2000—2008年多数城市表现出绿地扩张的特征,2009—2018年则转变为人口扩张的特征。② 教育投入度、人口集中度、设施供给度、土地开发度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的主要因子,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均高于单因子,各因子间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特征。③ 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绿地面积异速增长是行政力、市场力和外资力共同驱动的结果,三种驱动力彼此联系、协同作用,主导驱动力逐渐由行政力转变为市场力。
高铁作为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准确度量高铁站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异规律,对于布设高铁站点、规划高铁新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解译了2017年前开通的527个高铁站点（对应180个城市）周围地区2004—2017连续14年的夜间灯光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测度了高铁站溢出效应,并解析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层面,中国高铁的投运使站点周围区域经济活动强度提升约4.7%,其中东部地区高铁站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第二,同城高铁站及机场的存在会削弱高铁站的溢出效应,其中机场和高铁站的竞争关系在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第三,城市规模与高铁站溢出效应呈非线性关系,特大城市的高铁站溢出效应最为显著;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高铁站溢出效应。此外,与北京、上海、广州（北上广）三大都市的距离是影响高铁站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站溢出效应变得不显著甚至为负。上述结论可为高铁站选址、高铁新城规划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探索其时空效应有助于预测未来新建轨道交通的影响以及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房价调控和城市土地利用政策。以福州地铁1号线为例,探讨城市轨道交通从建设前到建成运营的过程中,对站点周边2 km范围内住宅价格产生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①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住宅价格受到区位、邻里、建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有显著的增值效应,中高价位住宅市场受到城市轨道交通的影响最为明显。② 空间维度上,住宅价格随着与轨道交通距离的增大而呈现不同程度的递减,至轨道交通站点距离每减少1 km,住宅价格增加5.1 %。轨道交通对沿线住宅价格具有显著的分市场效应,中心城区市场的影响半径大于非中心城区市场,平均空间影响范围为1.5 km;而非中心城区市场的影响强度要远高于中心城区市场,在400 m范围内住宅价格受到轨道交通的影响最大。③ 时间维度上,城市轨道交通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对沿线住宅价格均呈现出正向影响,且运营期对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高于建设期,运营期相较于建设期平均涨幅达19.63 %;同时,轨道交通的开通给住宅价格带来的效应远大于调控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胡焕庸线（简称胡线）是重要的人口分界线,更是一条展现中国自然与人文地理综合视角下的国情分界线。通过构建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人口潜力模型,结合四组气候系统模式驱动下的作物模型和水文模型,模拟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复合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30年）和中期（2050年）人口时空变化趋势。发现：① SSPs情景下中国未来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在考虑SSPs-RCPs的复合情景下,胡焕庸线东西两侧人口比重的差距比仅考虑SSPs情景时要有所缩小。前者的原因是胡线东侧地区城市规模和等级远高于胡线西侧地区,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大背景下,胡线东侧人口占比相对提升。而后者原因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胡焕庸线西侧地区的水热条件变化较之东侧有利,从而更进一步提高了人口的环境承载力。②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重的影响要远大于气候变化的影响。③ 从胡焕庸的北、中、南三段区域来探讨胡焕庸线突破的可能性,胡线中段区域由于黄河等河流流经区域有较好的水资源条件,有利于推进该区域的城镇化建设,成为人口向胡焕庸线以西迁移的突破口。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农民工回流创业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而创业区位选择反映了创业者的空间决策能力,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河南省14个村田野入户调查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和多值logistic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创业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回流农民工创业区位具有以村庄为中心的近距离分布特征,绝大多数创业者分布于以村庄为中心50 km范围内,约一半的回流者在家门口创业,在时间距离上,主要集中于0.5 h工作圈和1 h工作圈内。② 创业区位主要选择于本村和县城,其次为镇及附近的中心城市。③ 创业企业除了少数较大规模外,大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创业企业产值与距离正相关。除村庄区位农业项目较多外,其余各类创业区位之间行业差别并不明显。④ 创业区位选择是以取得经济利润为前提,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务工因素、社区因素和创业因素的结果。其中,学历、村回流比、第二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对于选择非村落区位具有正向影响,而工龄、务工地数、无务工技能、村庄为平原和丘陵、第一产业创业项目类型则具有负向影响。
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对中国海洋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结合核密度、标准差椭圆以及广义矩估计模型探究2007—2017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方面,研究期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由相对有效下降至相对低效,沿海各省区间效率差异逐渐扩大。② 空间演化方面,海洋环境规制效率重心位置变化阶段性特征显著,向西南移动,各沿海省区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分为提高型、稳定型和下降型。③ 影响因素方面,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正相关,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负相关。
城市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理清城市群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对城市群工业协同发展和污染联防联控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利用2010—2017年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41个县（区）数据分析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的空间格局均具有非均衡性和“路径依赖”。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交互影响,工业集聚既促进污染集聚,污染集聚也促进工业集聚。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依赖性,相邻县（区）之间的工业集聚与污染集聚存在空间交互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水平既促进工业集聚,也促进污染集聚;环境规制既抑制工业集聚,也抑制污染集聚;政府干预、市场化率和投资水平促进工业集聚;技术水平抑制污染集聚,但产业结构却促进污染集聚。研究认为,工业协同发展是污染联防联控的根本,形成工业共建和污染共治的空间合力是黄河流域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绿色消费意愿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新视角。而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忽视建成环境的影响将低估城市规划和空间调控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郑州市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采用EIO-LCA方法、特尔菲法和李克特量表法测算绿色消费意愿,并将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和建成环境逐次纳入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活类设施（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到公交站点距离）正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休闲类设施（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商场可达性）负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②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交互后,休闲类设施和社会经济属性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而生活类设施和态度偏好的影响作用较稳定。③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呈现“目的导向性”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规律。即一方面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因消费目的而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以上研究结果为低碳城市建设和行为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城市环境立法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保障,也会因强化的环境规制而对企业贸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以城市环境立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城市环境立法在样本期内虽然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但随着立法时间效应累积,“波特效应”会逐渐增强,城市环境立法的负向影响会被不断减弱。② 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环境立法对较低创新型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两控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③ 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环境立法引致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会降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从而导致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数量下降,进而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此外,城市环境立法又会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即城市环境立法会倒逼企业创新继而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使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得以提升。但负向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大于正向的“成本加成效应”,从而使得城市环境立法不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断健全地方环境法律法规,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与绿色生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