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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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5-05-26
修回日期: 2015-10-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5-12-24
版权声明: 2015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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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成武（1966- ）,男,湖北通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农地边际化、农户行为变化、农地利用变化与管理研究。E-mail: liucw@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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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关键词：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behavior in land use and its impact on food production is very useful and necessary for us to clearly judge China's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China's food. With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e method, we surveyed 23 villages of 4 counties, one city and one district in Xianning, Hubei province, and collected 1252 farmers' behavior data in land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labor arrangements, allo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and factors inpu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rmers' behavior changes in land use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nd its impact on food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1) In the process of land use, farm households substantially transfer labor force to non-agricultural areas outside the region, the current main agricultural labors characterized by female, middle-aged and low educational degree labor force, especially in the hills. The labor input per unit of land area dropped significantly. In the adjustment of land use structure, farm households enlarged the operation scale of total land area as well as dryland and reduced the sown area of main food crops (paddy), especially in the plains. The patterns of farmers' arable land use such as field plowing, seeding planting, weeding and harvesting have changed profoundly, and labor forces were replaced b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s for the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puts, farmyard manures were reduced, and NPK chemical fertilizer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compound fertilizers. The consumption of pesticides increased quickly. More and more families used agricultural service in land use,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w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2) In the process of farmer behavior changing, the labor productivity, the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grain commodity rat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4.61%, 29.69% and 50.56%,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total regional production of the main food crops and the average amount of the main food crops of farmer household decreased by 10.49% and 10.50%, respectively. Regional food security capacity has been weakened. (3) The labor productivity, land productivity and grain commodity rate of the main food production in the hills increased higher than in the plains. The total regional production of paddy and the average amount of farmer household improved a little in the hills, but decreased in the plains. The gravity center of paddy production presented a sloping phenomenon in space from the plains to the hills and mountains, from the high commercial value land to the low value land. (4) In order to combat the challenge of food production decrease because of the farmer's behavior change in land use and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food production,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stabilize the main food crops' sown area in the marginalization area, formulate more positive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circulation of land, enlarge the scale of food production of farm household and improve land productivity of major food crops. These farmers who produce paddy rice with a large-scale land use should become the key supporter of national favorable policy and the food security policy.
Keywords：
过去30多年来,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农地边际化现象在中国开始出现,并从东部地区开始向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1,2]。在这一过程中,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人”,为应对农地边际化的影响,一般会根据市场规律重新配置自己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调整自己的土地利用行为。一些农户将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将土地资源向其他农户家庭流转;另一些农户则不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农地利用制度与变更农地利用方式[3,4]。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不仅影响区域性的粮食生产能力,关联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还会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生态带来一系列的影响[5,6]。因此,在中国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清醒认识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规律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思考应对农地边际化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7,8]。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紧缺,能否以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育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热点[9,10]。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近年来又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连增”,但世界上仍有质疑与担忧中国粮食安全的声音[11]。毫无疑问,这些质疑与担忧对中国是一种很好的提醒,让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也为学术界清楚认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尽管目的不同,但引起关注的原因比较一致,那就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农户生计方式与土地利用行为正在经历转型时期的大调整,中国粮食安全的资源基础与农地的利用方式处在迅速变化之中[7,12],并且这种调整与变化将对中国的粮食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13]。在这种调整与变化之中,中国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过程,对粮食生产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很多学者从宏观视角认识到,中国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14,15],东南部与中部的老商品粮生产基地的产粮能力下降,东北、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商品粮食生产能力上升,中国粮食生产的重心从东南部向东北、华北与西北地区转移[16],粮食生产从土地商品价值更高的东南部地区向商品价值低的东北与西北地区转移。在微观视角上,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视角对农地利用影响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至今未有系统性的完整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助于增加农户的收入[17,18],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技术[19,20],优化农地生产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的生产面积[21],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保障农业投资增加,有效缓解人口对耕地的压力[22]。但也有学者认为,大量青壮年、懂技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加剧了输出地农业劳动力老弱化、女性化,劳动力的代际断层初露端倪[23],“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可能导致农户耕地经营的规模趋小和农业的“副业化”[24],在现有农地制度和惠农补贴政策不适时调整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粗耕粗种、弃耕抛荒不可避免[25],由此带来复种指数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生态环境下降等问题[26],甚至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导致微观认识上的这种差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研究区域上,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均质性的小区域（一个丘陵山区或者平原地区的村庄）,缺少不同类型区域上的对比分析;二是在研究时段上,多基于现状时段的短期变化分析,缺少时间尺度上对比研究。因而在理论上难以形成完整的认识,在实践中给政策制订与管理带来了困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以丘陵山区与平原地区兼备的咸宁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对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的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作时间尺度上的对比研究。结果将有利于把握边际化过程中农户的整体走向,对调控农户生产积极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家制订合理的土地利用与粮食补贴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咸宁市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南部（图1）,处在江南丘陵幕阜山脉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市域中部的通山县、崇阳县与通城县属于大幕山——雨山低山丘陵山区,是江南丘陵山区农业生产区的典型代表;市域西北部的嘉鱼县、赤壁市与咸安区多为江汉湖汊冲积平原,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江汉平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市土地总面积9861 km2,农用地总面积72.22万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4.07%。其中,耕地19.38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9.88%。2010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88万人,人均耕地0.067 hm2,是湖北省粮食生产传统主要产区之一,水稻生产在全省主要粮食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近30多年来,在农地利用过程中却出现了“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耕地流失加快、农地粗放经营与弃耕撂荒”等问题,农地边际化现象比较严重,区域粮食生产能力出现明显变化。咸宁市的这种变化在中国中部地区,尤其是在江南丘陵山区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7]。
受记忆规律影响,农户在接受访谈与问卷调研时,不可能准确再现每一年度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数据,但能清楚区分不同时期的差异。1981-1985年是本区“分田到户、家庭承包”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迅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户大量外出务工、弃耕撂荒现象在本区大量出现,农地边际化现象在1991-1992年与2001-2005年表现明显;2005年以后,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与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农地利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户对“1981-1985年、1991-1995年、2001-2005年与2010-2011年”这些重要的时段有深刻记忆。通过对这些时期的详细访谈与分析,可以再现近30年来本区农用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规律。
为确保调查样本的广泛性与代表性,通过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在咸宁市下辖的4县1市1区中,每个县市区选择1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2个典型的村组进行调研。调研时,先通过村组长的座谈会了解村组农地利用整体情况,收集村组统计数据;然后将调研队伍分成6个小组,每组2人,通过入户或者入田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式访谈,单个农户谈话时间约1个小时左右。调研问卷涵盖“农户家庭、农地利用变化、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内容。2011年7-8月,调研小组对研究区内的23个村组1286户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得到有效问卷1252份（占全部问卷的97%）;其中,平原地区（赤壁市与嘉鱼县）农户样本635个,丘陵山区（咸安区、通城县、崇阳县与通山县）农户样本617个。
在数据整理与录入过程中,先对部分失真数据进行了电话回访与校正,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综合数据库;在数据分类统计时,根据自然条件与农地利用现状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分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两种类型区的农户进行对比。赤壁市与嘉鱼县属于江汉平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势平坦,是中国中部平原地区的代表;咸安区、通城县、崇阳县与通山县以低山丘陵为主,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山区。
主要从农户的劳动力安排①（①农户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就业,严格地说不能作为土地利用行为。但作为农户的资源配置行为,对农户的土地利用有影响,所以本文将它视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土地资源配置、农地耕作方式与物质生产要素投入等方面来考察农户土地利用的行为变化特点。
4.1.1 农户的劳动力配置行为 近30年来,研究区农村总劳动力从1981-1985年的2827人上升到2010-2011年的4768人（图2）,劳动力总量出现持续增长。但农户家庭在劳动力配置时,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真正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从1991-1995年时的2884人下降到2010-2011年时的2024人,对应人口比例从93.82%下降至42.45%;而外出务工劳动力从1991-1995年的190人快速增加至2010-2011年时的2744人,对应人口比例从6.18%增加至2010-2011年时的57.55%。外出非农就业已成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形式。
图2 1981年以来调研区劳动力变化情况
Fig. 2 Changes of the total labor and the actual farm labor from 1981 to 2011
比较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劳动力就业类型差异发现（图3）,丘陵山区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为39.44%,低于平原地区的45.27%;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比例高达47.51%,高于平原地区的44.01%。这说明丘陵山区劳动力外迁程度更高。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与丘陵山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地利用规模较小、农地边际化程度更高等因素有关,从而导致劳动力向区外转移更彻底。
图3 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劳动力就业类型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farmers' occupation between in the hills and plains
从农户就业类型的性别差异来看（图4a）,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女性别比分别为47.26%与52.74%,女性劳动力多于男性;外出务工劳动力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分别为60.03%与39.97%;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兼职劳动力,男性比例为68.85%,远高于女性比例31.15%。比较农户就业类型的年龄差异发现（图4b）,农业就业劳动力中51~65岁及其以上年龄段劳动力所占比例分别为46.71%与15.27%,两者之和达到62%,农业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的特点明显;而外出务工的非农劳动力,69%的人均在35岁以下,青年化特点突出。由此可见,农户在配置劳动力时,男性劳动力以外出非农就业为主,而女性则主要兼顾家庭与农业就业为主;实际务农劳动力以中老年为主,外出非农就业劳动力则以青年为主。
以上分析表明,在劳动力配置方面,农户劳动力向区外非农领域大幅度转移,丘陵山区的劳动力转移更为彻底;留守务农劳动力女性多于男性,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
4.1.2 农户的土地资源配置行为 调研结果显示（图5a）,近30年来农户的总用地规模在波动中扩大,从1981-1985年时的742.4 hm2增加至2010-2011年的1001 hm2。然而,农户在用地结构安排上减少了水田、增加了旱地,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生产面积持续萎缩。水稻用地从1981-1985年的444.5 hm2下降至2010-2011年的395.1 hm2,30年间下降了11.11%,而旱地面积则从1981-1985年的237.7 hm2增加至2010-2011年的329.1 hm2,增长了38.45%,呈现出稳定增加态势;1991-1995年以来,林地园地面积在稳定增长;2001-2005年以来,水产养殖面积增加显著。以上变化说明农户在用地结构调整时,减少了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生产面积,增加了旱地与水产养殖用地。从农户家庭平均耕地规模的变化情况来看（图5b）,近30年来,农户家庭平均生产用的耕地面积（指水田与旱地）出现了差异性变化,平原地区农户生产规模从1981-1985年的户均1.01 hm2上升至2010-2011年时的1.24 hm2,而丘陵山区农户的农地用地规模从1981-1985年时的0.58 hm2逐渐下降至2010-2011年时的0.46 hm2,耕地利用面积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图5 样本农户家庭用地结构与生产规模变化
Fig. 5 Changes of land use stucture and scale of sample farmers in Xianning city
比较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农户用地的结构调整,发现：① 平原地区水稻生产用地面积从1991-1995年的274 hm2显著下降至2001-2005年的233.5 hm2,降低幅度达到14.79%。2005年以来,受惠农政策的影响,水稻生产面积略有回升,用地规模稳定在243.1 hm2（图6a）;而丘陵山区的水稻面积却有比较稳定的下降态势（图6b）,从1981-1985年的174.7 hm2,分别下降至1991-1995年的171 hm2、2001-2005年的160.6 hm2与2010-2011年的151.4 hm2,近30年来水稻用地面积下降幅度达到13.37%。② 从旱地面积变化来看,平原地区（图6a）从1981-1985年时的167.1 hm2扩大到2010-2011年时的290.1 hm2,增幅达73.60%,2005年以来的增速显著,旱地面积持续增加的趋势明显;而在丘陵山区（图6b）,旱地面积从1981-1985年的75.6 hm2下降至2010-2011年的46.3 hm2,面积萎缩了38.76%,表现出持续缩小的特点。旱地面积的变化在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变化趋势。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与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不断调整土地利用规模有关,在平原地区,农户将水田改旱地现象较为普遍;而在丘陵山区旱地减少的原因与农户的退耕还林与弃耕撂荒行为密切相关。③ 平原地区的林地园地面积所占比例较小、变化不大,而规模化的水产养殖用地在2001-2005年以后在空间上迅速扩张;丘陵山区的林地园地面积较大,1991-1995年以来增长显著,此后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2001-2005年以来,丘陵山区的水产养殖用地也有较快增长。
图6 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农户用地结构调整比较
Fig. 6 Comparison of land use structural adjustment between in the plains and hills
总之,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农户在用地结构调整时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生产面积减少了11.11%,旱地与水产养殖用地增加显著;农户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在平原地区扩大,在丘陵山区缩小;旱地在平原地区增加显著,而在丘陵山区明显下降。
4.1.3 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变化 调研区是中国水稻传统主要产区之一,农户耕作行为主要包括“翻耕（犁田、耙田、平整）、栽种（插秧、撒播）、除草与收割”等行为。考察农户耕作行为变化发现：① 从翻耕方式来看（图7a）,1981-1985年,98.24%的农户家庭的农地翻耕通过传统的畜力方式进行,1991-1995年以后,这一比例速度下降到2010-2011年时的33.63%;相反,家庭小机械与专业化大机械却在2001-2005年以来迅速增加,分别到达2010-2011年的8.79%户与57.59%;② 从禾苗栽种方式来看（图7b）,1981-1985年时手工插秧与撒播的农户比例分别为98.32%与1.68%,基本上以手工栽种为主,撒播方式极少;但2001-2005年以来,手工插秧农户显著减小至2010-2011年的68.05%,而撒播农户迅速增加至30.35%;③ 从作物除草方式来看（图7c）,采用传统人工耘禾除草方式的农户比例从1981-1985年的91.85%分别下降至1991-1995年、2001-2005年与2010-2011年的63.18%、16.29%与8.95%,使用化学除草剂的农户同期分别增加至36.82%、83.71%与91.05%;④ 从农作物收割方式来看（图7d）,1981-1985年97.36%的农户家庭以手工方式收割水稻,使用家庭小农机的比例只有2.64%,1991-1995年以后使用手工收割方式的农户家庭数下降,使用专业化联合收割机械的农户家庭迅速增加,至2010-2011年时使用手式收割方式的农户比例下降至28.12%,而使用专业化联合收割机的农户比例上升至67.09%,农机普及程度显著提高。传统农地耕作方式的变化表现出了“农机要素替代劳动力”的共性特点。
图7 农地传统耕作方式变化
Fig. 7 Change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methods of agricultural land use
图8a是本区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后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变化情况。1981-1985年时,本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耕作制度以“双季稻（早稻与晚稻）为主,单季中稻（以下简称中稻）为辅”,双季稻种植面积达到258 hm2,高于中稻种植面积178 hm2;但此后,受“二季水稻改一季中稻与水田改旱地”等耕作制度调整影响,双季稻种植面积持续萎缩,分别于1991-1995年、2001-2005年与2010-2011年下降至192 hm2、141 hm2与102 hm2,而中稻生产面积出现显著增长,1991-1995年迅速上升至246 hm2,此后基本上维持在250 hm2以上的种植规模。小麦与玉米是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但在本区所占比例极小,其种植面积虽有变化,但增长幅度较小。正是由于水稻生产出现“一年二熟”向“一年一熟”（简称“双改单”）的明显转变,从而导致中稻成为本区粮食生产的主要用地方式。比较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的差异发现（图8b）,双季水稻生产模式在本区出现重大调整,播种面积在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都有持续性大幅下降;而中稻生产面积在山区持续扩大、在平原地区中稻播种面积除在1991-1995年时有明显扩大外,此后则出现持续性缓慢下降。
总的来看,在农地利用方式方面,农户的农地翻耕、禾苗栽种、作物除草与粮食收割等传统利用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被农机等生产要素替代,主要粮食作物的农地耕作制度出现“二季改一季”的变化,单季中稻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用地方式。
4.1.4 农户的物质要素投入行为变化 在农地利用过程中,本区农户投入的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家庭人畜产生的粪便等有机肥,以氮、磷、钾、复合肥为代表的化学肥料,农业机械及各种杀虫灭草的农药”等。本文将从农家肥、化学肥料、农机服务与农药等方面分析农户的物质要素投入行为的变化特征。
从农家肥的使用情况来看（图9a）,多数农户家庭现在不再饲养耕牛、猪、鸡鸭,传统农家肥的主要来源消失,农户投入的有机肥出现显著下降,户均使用量从1981-1985年的254.43 kg下降至2010-2011年的25.78 kg。与此同时,化学肥料的总折纯量②（②化学肥料折纯量的计算方法：根据本区农户使用化肥的主要类型,参考化肥折纯率通用标准,确定本区氮肥、磷肥、钾肥、尿素与复合肥的平均折纯率分别为20%、20%、55%、46%与48%,并按此标准对农户使用的化肥进行折纯量计算。图9b中的数值即为处理后的结果。）呈明显增加态势（图9b）,从1981-1985年的288.78 kg/hm2增加至2001-2005年的425.92 kg/hm2,此后虽然小幅下降至2010-2011年的394.66 kg/hm2,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种过程中,氮磷钾的使用量从1981-1985年的283.25 kg/hm2下降至2010-2011年的92.25 kg/hm2,而复合肥料的使用量却从1981-1985年的5.53 kg/hm2增加至2010-2011年时的302.40 kg/hm2,化学肥料的使用出现了从以氮磷钾为主向以复合肥为主的转变[7]。从本区粮食作物水稻的农机资本集约度的变化情况来看（图9c）,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农机投入成本持续提高,从1981-1985年的859.87元/hm2提高至2010-2011年的3610.35元/hm2。在农药使用方面（图9d）,一季中稻与早晚双季稻的农药投入成本分别从1981-1985年的133.86元/hm2与173.27元/hm2,上升到2010-2011年的846.84元/hm2与1128.40元/hm2,农户的农药投入成本持续提高[7]。
总之,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农户投入的物质要素在结构上出现了“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复合服替代氮磷钾肥”的变化,在数量上出现了化学肥料、农业机械与农药等要素成本的显著增加。
4.2.1 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从整个区域来看（图10）,农户平均劳动力生产率从1981-1985年的2605 kg/人提高至2010-2011年的2725 kg/人,提高了4.61%;在1991-1995年至2001-2005年期间,农地边际化现象比较严重,劳动力效率基本上停滞在2660 kg/人左右;2005年以后,受国家“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影响,农业收入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土地生产效率因此提升至2010-2011年的2725 kg/人。但是,在丘陵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劳动力效率有较大的区域差异。丘陵山区农户劳动力生产效率从1981-1985年的1761 kg提高到2010-2011年的2142 kg,增长了21.64%,持续提高特点显著;而平原地区农户的劳动力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同步增长,反而从1981-1985年时的3468 kg/人下降至2010-2011年时的3362 kg/人,下降幅度为3.01%。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一是丘陵山区农户将水稻的生产空间收缩到了自然条件较好的水田,加上专业化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劳动力的生产率就出现了显著性提高;而在平原地区,水稻的自然条件与农户的机耕方式并没有出现丘陵山区那样的显著性变化,在农地利用集约度并未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其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出现小幅度下降。
可见,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缓慢提高了4.61%,但地区差异明显,30年来在丘陵山区提高了21.64%,而在平原地区反而下降了3.01%。
4.2.2 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水稻生产是研究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耕作时间的差异有早稻、中稻与晚稻之分。本文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直接用单位面积土地的粮食生产产量来反映土地要素的生产效率。
从主要粮食作物早稻、中稻与晚稻的土地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来看（图11a）,水稻生产的土地生产效率均在稳定提高。早、中、晚水稻的土地生产率分别从1981-1985年的3675 kg/hm2、5079 kg/hm2与4297 kg/hm2提高至2010-2011年的4629 kg/hm2、6397 kg/hm2与5875 kg/hm2,提高幅度分别为25.96%、25.95%与36.72%,早稻与中稻提高幅度相当,晚稻提高幅度最大。从本区水稻生产的平均状况来看（图11b）,水稻的土地生产率从1981-1985年的4342 kg/hm2提高到2010-2011年的5631 kg/hm2,30年来的提升幅度达到了29.69%,但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有差异。
图11 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土地生产率变化
Fig. 11 Changes in land productivity of major food crops paddy
从土地生产率的地区差异来看（图11b）,平原地区的土地生产率明显高于丘陵山区,但是丘陵山区的土地生产率增长幅度要大一些。平原地区的土地生产率从1981-1985年的4767 kg/hm2增长至2010-2011年的5968 kg/hm2,30多年来共增长了25.19%;但增长幅度越来越小,从2001-2005年的5847 kg/hm2增长到2010-2011年的5968 kg/hm2,增长幅度只有2.07%,出现明显的放缓态势。而丘陵山区的增长幅度较大,且态势稳定。丘陵山区的土地生产率从1981-1985年的3918 kg/hm2至2010-2011年的5295 kg/hm2,30多年来共增长了35.15%,明显高于平原地区的增长幅度。最近的10年来,从4868 kg/hm2增长至5295 kg/hm2,增长幅度为8.77%,也明显高于平原地区的2.07%,没有出现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现象。
可见,在农户行为变化过程中本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土地生产率提高了29.69%,平原地区的土地生产率高于丘陵山区,但丘陵山区的增幅将近高于平原地区10%。
4.2.3 对主要粮食作物商品率的影响 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的商品率来看（图12）,本区的商品率从1981-1985年的39.50%提高到2010-2011年的59.47%,增幅达到50.56%,2005年以后的增速更为强劲。对比丘陵山区与平原地区发现,平原地区的商品率要显著高于丘陵山区的商品率,两者均有增长态势,但丘陵山区水稻生产的商品率提高的幅度达到141.40%,远高于平原地区的34.18%。这些变化说明本区农户分工进一步细化,商品性粮食生产开始向少数农户家庭集中,规模化生产农户增多,传统“小农自饱”粮食生产模式开始退色。导致样本农户的水稻生产商品率提高的原因有：一是随着农户生计进一步分化,不种地、不产粮食的农户明显增长,商品性粮食生产向少数农户家庭集中,实际在家务农家庭平均生产规模扩大,粮食供应能力增强;二是随着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外出,农村实际居住人口减少,从而导致自给性的粮食需求量下降,这“一增一减”的变化导致商品率出现显著上升态势。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在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过程中,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商品率持续提高,30年来的增幅达到了50.56%,且丘陵山区提高幅度大于平原地区。
4.2.4 对区域粮食安全的影响 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的情况来看（图13）,样本农户的水稻生产总产量从1981-1985年的299.31万kg提高到1991-1995年的315.85万kg;但此后,区域水稻生产总产量却出现了持续下降,分别下降至2001-2005年与2010-2011年的294.70万kg与267.90万kg,2010-2011年的总产量分别比1981-1985年与1991-1995年的总产量下降了10.49%与15.18%。进一步比较发现,丘陵山区水稻生产总产量比较稳定,虽然30年间的总增长幅度只有7.69%,但没有出现平原地区1991-1995年以后的持续性显著下降,2010-2011年的水稻总产量157.35万kg比1991-1995年的总产量206.82万kg下降了23.92%。水稻生产总产量的持续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表征本区粮食生产总量出现了持续性下降。
一般来说,区域产粮能力的下降将影响区域的粮食保障能力。图14的结果显示,农户家庭水稻平均保有量从1981-1985年时的2391 kg提高到了1991-1995年时的2523 kg,增幅为5.52%;但是,1991-1995年以后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分别下降至2001-2005年与2010-2011年时的2354 kg与2140 kg,2010-2011年时的户均水稻保有量比1981-1985年与1991-1995年分别下降了10.50%与15.18%。比较丘陵山区与平原地区的变化差异发现,从1981-1985年到1991-1995年,平原地区与丘陵山区具有相同的增长态势,但此后两地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态势。平原地区农户家庭的粮食占有量从1991-1995年的3257 kg,分别下降至2001-2005年的2903 kg与2010-2011年的2478 kg,20年间下降了23.92%;而丘陵山区农户家庭的粮食占有量并没有出现平原地区那样的下降态势,反而有小幅增长。
图14 农户家庭水稻产量占有量变化
Fig. 14 Changes in possession of farmer households’ paddy production
总之,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总产量30年来下降了10.49%,比产量最高时的1991-1995年的总产量下降了15.18%,与此同时,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也出现了同幅度下降;平原地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占有量均有显著下降,但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却略有提高。
（1）在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在总劳动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大幅度减少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实际务农的劳动力的比例从1991-1995年时的93.82%下降到了2010-2011年时的42.45%,外出非农就业已成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形式;在用地结构调整时,农户减少了水田、增加了旱地,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生产面积萎缩了11.11%;农户的土地翻耕、禾苗栽种、作物除草与粮食收割等传统利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水稻生产出现“双改单”变化;在物质要素投入方面,化学肥料取代了家庭有机肥,复合肥逐渐替代氮磷钾肥,总化肥投入量维持在高位水平;使用农机服务的家庭增多,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农药使用次数与投入成本显著上升。
（2）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对区域粮食生产产生了显著影响。近30年来,农户的劳动生产率、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上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总的来看,研究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出现下降。
（3）区域差异明显。丘陵山区的部分旱地退出农用范畴,耕地总规模缩小,但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21.64%、35.15%与141.40%,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而在平原地区尽管因为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家庭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有扩大,但水田改旱地的现象普遍,水稻生产面积下降明显,水稻“三率”的提高幅度分别为3.01%、25.19%与34.18%,明显低于丘陵山区,区域上的水稻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占有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
（1）在中国东、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的下降过程中,区域内部的粮食生产格局在微观上到底在如何变化?
现有宏观研究发现,中国粮食生产的重心近年来在空间格局上向华北、东北与西北等地区迁移,粮食生产存在从土地商品价值高的地区向商品价值低的地区转移的规律。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的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了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粮食生产存在从土地商品价值高的地区向商品价值低的地区转移。微观上的这种变化与宏观上的变化规律是一样的。但从机理来看,这两种变化又有差异。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在宏观上向东北与西北地方扩展,主要源于这些地区新开垦的耕地,通过土地面积扩张、规模化生产而达到总产量增加的目标,而东、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弱化的主要原因是农地的非农化与非粮化的用地调整,粮食生产用地在空间上萎缩,从而导致粮食生产能力下降。在微观层面上,本区平原地区的土地具有多宜性,在平原地区进行规模化的非粮食生产具有更高的商品价值,从而驱动农户压缩粮食生产用地面积,导致平原地区的产粮量下降。而在丘陵山区受自然条件与土地规模等因素影响,丘陵山区的土地在规模化非农业生产方面不具备平原地区的优势,出现旱地面积萎缩,粮食生产进一步向优质水田集中,在农业技术与农机水平进步的情况下,土地生产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丘陵山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反而得到加强。这些认识,在中国南方粮食生产能力下降地区是不是具有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在中国南方粮食生产能力下降过程中,它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在一县的范围内粮食生产是不是有同样的规律?不同地域环境下农户的行为差异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解剖研究。
（2）国家的粮食安全主要基于什么地区与什么农户的粮食生产?
制订合理的粮食政策对稳定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惠农政策在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稳定国家粮食安全形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中国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尤其是针对小规模的农户,其刺激粮食生产、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功能有很大局限性。在惠农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按土地使用权进行补贴的政策（以下简称“按地”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户间的土地流转,不利于农地规模的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牵绊了农户入城,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因此,根据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户职业分层进一步深化,不产粮与不卖粮的农户增多,商品性粮食生产向少数农户家庭进一步集中,粮食商品率明显提高”的这些变化,在考虑提升中国粮食生产能力的时候,有必要重新考虑哪些地区与哪些农户应该是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与惠农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
东北与西北地区是中国近年粮食增产贡献最大的地区,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后备耕地资源的开发与规模化农机生产水平的提高,毫无疑问,这些地区对中国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但是,这些地区后备土地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且这些新开垦的农地对生态本身也构成了新的威胁,走开荒扩大面积式的增产道路,对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如何稳定中国现有的粮食生产用地面积,尤其是中国东中部传统粮食主产区的用地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就显得尤其必要。针对中国平原地区农户耕地面积变化不大,但水田改旱地、粮食生产用地向非粮生产用地转变的变化,国家在制订政策时要加以重点考虑。而在丘陵山区边际土地（尤其是坡耕地）退出农地利用范围将是一种长期趋势,耕地总面积下降不可避免。但农户在优质耕地上通过增加农机投入等措施,提高了单位面积产出,从而弥补了面积下降带来的粮食损失,区域性的粮食生产总量并没有因为旱地面积的下降而出现显著下降。因此,在丘陵山区有效保护现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用地（尤其是水田）,提高土地生产率是丘陵山区耕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农户分层不断深化,农村地区“不种地、不产粮”的农户增多,商品粮食生产向少数农户家庭集中。这些农户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种地与不产粮”农户的粮食损失,对区域性的粮食供求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农户应该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考虑与扶持的对象。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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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的诊断: 以三大粮食作物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 .
<p>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sup>2</sup>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p>
Diagnosis on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rable land use in China: A case of the average results of three major grain crops production.
<p>在界定农地边际化的本质及其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0<sup>2</sup>002年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数据,以稻谷、小麦与玉米生产的平均状况为例,对中国农地边际化现象进行了宏观层次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在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出现过“一次边际化迹象与两次明显的边际化现象”。农地边际化迹象出现在1987年前后,但持续时间短、程度轻,农地“边际化”特征不明显;第一次明显的农地边际化现象出现在1991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1996年以后,后一次边际化现象范围更广、程度更重。我国农地利用过程中集约度的显著下降、播种面积的明显缩小以及严重的农地弃耕撂荒现象均与农地边际化的作用密切相关。用农地边际化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近20多年来中国农地利用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变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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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transition, agricultural land margin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hina Population,
China ushered in the transition of its national land use morphology in the 1980s.Such a transition indicates that the space of nature represented by forest area down to a trough reversed upward,while the intensively-used space represented by cropland,from expansion to contraction.It is one of the most direct causes of the change in ecological state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overall deterioration to the overall improvement.Forest transition corresponds to the evolution st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cess.Its direct reason is that agriculture loses out in the competition with forestry for land resources in the ecotone between forest and cropland.The rising labor costs wi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orest products with the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forestry to agriculture,while pre-transi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caused by agricultural expansion trigge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policies favored forestry.Governmental policie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a's forest transition.With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aged society,China ushered in the continuously rising stage of labor wages.Slopeland cropping would tend to be "marginalized" because it is not easy in mechanization compared to the agriculture in plain area.This gives room for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forest area or natu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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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 三峡库区典型村的实证研究 .
<p>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p>
Land use characters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Case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p>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地块调查等方法，研究了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3 个典型村样本农户的土地利用和土地投入的差异。共调查了227 户，2250 个地块。结果发现：① 除了6.17%的非农户土地撂荒、退耕或出租外，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均以集约为主。纯农户因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不足，相对粗放的耕地面积为48.95%。一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71.08%。二兼户相对集约利用的面积比例为67.20%。② 土地投入有明显差异。纯农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少，劳动力老龄化；由于缺乏资金，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少，多选择农家肥及磷肥、碳铵等价格较低的传统肥料。一兼户劳动力投入的数量与质量都最高，有长期投资农业的意愿与动力，农业机械投资量最大，保持了较高的农家肥施用量，且各种化肥配合施用，用量适中；二兼户每公顷农业劳动力投入大，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由于收入高，农业机械及省工性投入比纯农户多，首选价格高、省劳力的化肥。非农户无土地投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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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and use behavior of diversification peasant household based on allo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investment effects. https://doi.org/10.1016/j.ijrobp.2011.12.073 URL PMID: 22436785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the process of traditional economy transforming into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phenomena has arisen and developed and will continue a long time in the future. Accordingly, the general economic type of farmer diversification will effect on the rural source allocation. The land us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farmer are the aims of the study. Theoretic analyzing and empiristical testing methods are used for the alloc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investment effects introduced by farmer diversification. It concluded that the allocation effect of land transfer and diversifica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decreasing are mostly proved, but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diversification income which will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ital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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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的耕地生产投资行为研究: 重庆市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实证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 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 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 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 （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 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Cultivated land investment behaviors of farmers with different living strategi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471 farmer households in Bailin village, Chongqing City.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8158.2013.09.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 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 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 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 （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 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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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及其土地利用意愿分析 .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
Analysis on changes of land use inputs and their willingness of land use for farmers.
认识农户土地利用投入的变化规律，把握当前农户的生产意愿，对制订相关政策，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分层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基于湖北省咸宁市1 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从粮食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农业机械、化肥与农药等生产因素方面，对1981年以来农户的土地利用投入要素的变化特征及当前的土地利用意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30 a来，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与用于主要粮食生产的土地面积明显下降，而化学肥料与农药总投入量明显增加；经济因子与农机技术进步是驱动农户行为变化最重要的2个因素，劳动力转移与"三补一免"等惠农政策对农户土地利用投入变化的影响有限；农户农地利用的目标出现显著分化，传统"全民式粮食生产模式"正向"专业化规模化农户生产模式"转变，专业化规模生产农户应是国家惠农政策重点补贴与扶持的对象；国家在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的同时，如何有效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面积，需要更加积极的调控对策引导；随着边际土地从农地利用范畴析出，区域性生态好转出现新的机遇，国家宜出台生态用地整理的相关政策，提升区域性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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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及其动因与政策含义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SPOT-5 影像、1：1 万地形图、退耕还林和森林工程图、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分析了重庆市石柱县耕地边际化的特征和发生原因。结果发现：① 10 年间研究区耕地边际化率16.18%，主要分布于七曜山的北部高山区和南部中山区，而且伴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留守劳动力的老龄化，边际化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加剧。② 海拔、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和道路连接度对耕地边际化的发生影响较大。边际化率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特别是≥1000 m集中边际化的60.88%，在坡度和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上也有类似规律。③ 劳均耕地面积和务农劳均年龄是影响耕地边际化的主要因素，耕地流转和微型农机台数是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影响耕地边际化。④“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分布最广，占总边际化的55.32%，其次是“区位主导边际化”，占33.80%。⑤“地形主导边际化”实施类似退耕还林继续扩大的“顺边际化”政策，“区位主导边际化”从合理安排新居点、完善农村道路体系上实施“反边际化”，“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从提高适度规模经营、微型机械化程度上开展“反边际化”。
Farmland marginaliz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利用SPOT-5 影像、1：1 万地形图、退耕还林和森林工程图、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分析了重庆市石柱县耕地边际化的特征和发生原因。结果发现：① 10 年间研究区耕地边际化率16.18%，主要分布于七曜山的北部高山区和南部中山区，而且伴随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留守劳动力的老龄化，边际化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加剧。② 海拔、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和道路连接度对耕地边际化的发生影响较大。边际化率随海拔升高而增加，特别是≥1000 m集中边际化的60.88%，在坡度和地块相对村庄的分布半径上也有类似规律。③ 劳均耕地面积和务农劳均年龄是影响耕地边际化的主要因素，耕地流转和微型农机台数是从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影响耕地边际化。④“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分布最广，占总边际化的55.32%，其次是“区位主导边际化”，占33.80%。⑤“地形主导边际化”实施类似退耕还林继续扩大的“顺边际化”政策，“区位主导边际化”从合理安排新居点、完善农村道路体系上实施“反边际化”，“比较劣势主导边际化”从提高适度规模经营、微型机械化程度上开展“反边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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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feed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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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eds no foreign help to feed it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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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ust protect high-quality arable land. https://doi.org/10.1038/506007a URL PMID: 24499883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e author reflects on protection of high-quality arable land by Chinese government. Topics discussed include a survey that found 135 million hectares of the country classed as planted with crops, land-use assessment as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Resource Survey of China along with replacement of arable land lost to development and contamination by lower-quality alternatives. He suggests classification of land tracts as for permanent arable use and restrictions to develomen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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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for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ccording to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taking Dongting Lake area for example. https://doi.org/10.1007/s10661-012-2908-2 URL PMID: 23086542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covers three aspects: food quantity security, food quality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Because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requires that food security must be compatible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isk assessment of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s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We establish an index system based on land 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apply a dynamic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status assessments and trend analysis models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static evaluation method. Using fuzzy mathematics, the risk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grades: negligible risk, low risk, 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one of China's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Dongting Lake area. The results predict that the status of the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is unsatisfactory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number of districts at the medium-risk range will increase from six to ten by 2015 due to increasing population pressure, a decrease in the cultivated area, and a decrease in the effective irrigation area. Therefore,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measures should b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it. The results could also provide direct support for an early warning system-which could be used to monitor food security trends or nutritional status so to inform policy makers of impending food shortages-to prevent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risk based on some classical systematic methods. This is the first research of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in terms of risk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the region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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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时空动态 .
<P><FONT face=Verdana>【目的】揭示1990-2005年中国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时空动态特征,以及粮食生产对于耕地变化的敏感性。【方法】构建重心拟合模型和敏感度分析模型,对比分析耕地面积重心和粮食产量重心动态关系。【结果】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和耕地分布重心在空间上均表现为“北进中移”的态势,在移动方位上大致具有同向性。耕地重心沿着“西北—西南—东北”的轨迹共移动了17.3 km,粮食产量重心沿着“东北—西南—东北”的轨迹移动了223.3 km,两个重心之间的距离和粮食产量大致呈反向变化。当两者距离拉近时,粮食产量减少,当两者距离增大时,粮食产量增长。【结论】区域粮食产量增长受粮食单产、粮食播种面积等非耕地总量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粮食产量变化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呈增强趋势。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的报酬递减趋势日益明显,粮食增产对耕地资源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保障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亟需创新机制和政策。<BR></FONT></P>
The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arable land in
<P><FONT face=Verdana>【目的】揭示1990-2005年中国粮食生产与耕地变化的时空动态特征,以及粮食生产对于耕地变化的敏感性。【方法】构建重心拟合模型和敏感度分析模型,对比分析耕地面积重心和粮食产量重心动态关系。【结果】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和耕地分布重心在空间上均表现为“北进中移”的态势,在移动方位上大致具有同向性。耕地重心沿着“西北—西南—东北”的轨迹共移动了17.3 km,粮食产量重心沿着“东北—西南—东北”的轨迹移动了223.3 km,两个重心之间的距离和粮食产量大致呈反向变化。当两者距离拉近时,粮食产量减少,当两者距离增大时,粮食产量增长。【结论】区域粮食产量增长受粮食单产、粮食播种面积等非耕地总量因素的影响日益明显;粮食产量变化对耕地变化的敏感性呈增强趋势。化肥、农药等物质投入的报酬递减趋势日益明显,粮食增产对耕地资源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保障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亟需创新机制和政策。<BR></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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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特征及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 .
首先分析了1949－2008年中国粮食生产发展过程特点，随后以粮食为判据，基于人口与粮食关系，建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模型，从分县尺度对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949－2008年中国粮食生产呈台阶式上升特征，且伴随周期性波动，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人口增幅小于粮食产量增幅，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建国初期的不足209 kg，增长至21世纪初期的400 kg，呈稳步提升态势；2007年我国分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以人口超载、粮食短缺为主要特征。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河西走廊、河套地区及四川盆地等主要粮食生产区表现为粮食盈余，而人口压力较大的东南沿海以及粮食生产水平较低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则表现为人口超载。国家尺度上，中国粮食尚处于盈余状态，因此粮食短缺地区需通过贸易、调配来满足超载人口的粮食需求。东、中部城市密集地区人粮关系尤为紧张，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些地区人粮矛盾会进一步加剧，粮食贸易和调配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该研究可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Characteristics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China.
首先分析了1949－2008年中国粮食生产发展过程特点，随后以粮食为判据，基于人口与粮食关系，建立土地资源承载力模型和土地资源承载指数模型，从分县尺度对中国土地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1949－2008年中国粮食生产呈台阶式上升特征，且伴随周期性波动，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人口增幅小于粮食产量增幅，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建国初期的不足209 kg，增长至21世纪初期的400 kg，呈稳步提升态势；2007年我国分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主要以人口超载、粮食短缺为主要特征。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河西走廊、河套地区及四川盆地等主要粮食生产区表现为粮食盈余，而人口压力较大的东南沿海以及粮食生产水平较低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则表现为人口超载。国家尺度上，中国粮食尚处于盈余状态，因此粮食短缺地区需通过贸易、调配来满足超载人口的粮食需求。东、中部城市密集地区人粮关系尤为紧张，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些地区人粮矛盾会进一步加剧，粮食贸易和调配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该研究可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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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
基于1990－2011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均值、标准差与区位基尼系数揭示了中国粮食产量的阶段特征与主导类型，进而利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主要年份各粮食主导类型包含的省份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投入的影响由强转弱，劳动力依次表现为正显著、不显著与负显著，不同类型的资本投入存在迥异的影响效应；粮食产量同时受到农业结构调整、非农产业发展等宏观背景以及空间随机误差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同主导类型的粮食产量变化机制存在差异，体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效应、政府调控等内在规律与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该文揭示了全国及各主导类型的粮食产量波动原因及其作用规律，有助于确定各区域粮食增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与提升途径，该研究为中央制定差别化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in yield change in China.
基于1990－2011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均值、标准差与区位基尼系数揭示了中国粮食产量的阶段特征与主导类型，进而利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主要年份各粮食主导类型包含的省份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投入的影响由强转弱，劳动力依次表现为正显著、不显著与负显著，不同类型的资本投入存在迥异的影响效应；粮食产量同时受到农业结构调整、非农产业发展等宏观背景以及空间随机误差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同主导类型的粮食产量变化机制存在差异，体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效应、政府调控等内在规律与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该文揭示了全国及各主导类型的粮食产量波动原因及其作用规律，有助于确定各区域粮食增产的主要制约因素与提升途径，该研究为中央制定差别化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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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assive out-migration on Albanian agri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https://doi.org/10.1057/ejdr.2009.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Cet article se penche sur les impacts de la migration sur les décisions de production agricole des ménages, y compris par rapport à l'attribution des tâches, la diversification des récoltes, ainsi que les revenus domestiques agricoles et totaux, en utilisant des données d'une enquête auprès de ménages, en Albanie. Les résultats indiquent que la migration internationale conduit à réduire le temps de travail consacré aux activités agricoles, ainsi qu'à diminuer la diversité des récoltes, mais n'a aucun impact sur le revenu agricole. La migration mène cependant à des revenus globaux plus élevés. Ces résultats suggèrent que la migration internationale ne renforce pas la production agricole au niveau des ménages, mais facilite plutôt la transition vers des activités économiques autres que l'agriculture. Nous considérons également l'effet sur l'activité agricole du départ du foyer de jeunes adultes qui restent cependant en Albanie. Cette migration locale produit l'effet opposé à celui de la migration internationale : plus grands sont les réseaux internes, plus les revenus agricoles et le temps de travail agricole par habitant augmentent.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9) 21, 448–470. doi:10.1057/ejdr.2009.12; published online 14 Ma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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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income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Burkina Faso.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07.03.009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Summary</h2><p id="">This paper uses limited-dependent variable methods and new data from Burkina Faso to test the impact of inter-continental and continental migration on activity choice and incomes in rural households. Econometric evidence supports our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that the impact of emigration varies both by migrant destina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y. We find no evidence of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f continental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or livestock activities, and only a small negative impact on nonfarm activities. However, inter-continental migration, which tends to be long-term and generates significantly larger remittances, stimulates livestock production while being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both staple and nonfarm activitie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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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market linkage under liberalization in Ghana: 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https://doi.org/10.1093/jae/ejm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Combinations of factors, including inappropriate economic polici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ub-Saharan Africa (SSA). The impacts of some corrective policy measures, both on the macro economy and on the rural economy, are not very clear because they have led t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uch as increasing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removal of subsidised agricultural credit for irrigation farmers in Ghana, a country of pioneering reforms in SSA.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scenario is constructed, in which it is shown that under multiple-market imperfections farmers resort to alternative income sources to finance irrig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presence of off-farm alternatives, multiple-market imperfections can induce both on- and off-farm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during the same season. This model is subsequently tested and validated with household data collected from northern Ghan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irrigation farming and off-farm employment, two activities that depend heavily on labour endowment. The observed complementarity suggests that in weak credit markets irrigation farmers generate liquidity from off-farm activities, which could lead to a demand for larger family size in the long run. Copyright 2008 The author 2007.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permissions, please email: journals.permissions@oxfordjournals.or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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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the surplus rate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50. https://doi.org/10.4236/me.2012.3507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t present, total rural labor force is about 450 million in China, accounting for about 74% of the total social labor force.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 current working time of each rural labor force less than 100 days each year, of which about 40% is in the hidden unemployment.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farmers’ income, impede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estima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aper, we assume that if the marginal revenue is different in various industries or trades, farmers seeking profit maximization will reach the better situation. We can estimate and predict the surplus rate of rural labor force, regarding the average wage of urban employment workers and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ies) workers as the marginal revenue of urban labor force and rural labor force, based on fitting curve of exponential function by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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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zelle S. Migration and incomes in source communities: A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perspective from China. https://doi.org/10.1086/380135 URL [本文引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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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基于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本文基于天津市、山东聊城市的 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民分化特征的三个变量中,农民分化类 型、农民水平分化(职业分化)程度和农民垂直分化(经济分化)程度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在其他控制变量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 均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率、农业补贴和较高的区域经济水平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细碎化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differentiation on cultivated land use efficienc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asant household survey data. China's
本文基于天津市、山东聊城市的 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分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表征农民分化特征的三个变量中,农民分化类 型、农民水平分化(职业分化)程度和农民垂直分化(经济分化)程度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在其他控制变量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 均收入、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率、农业补贴和较高的区域经济水平都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细碎化对耕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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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本文利用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 样本数据,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关键 变量是直接投入、经营规模和兼业化经营等;增加劳动投入和主要农资投入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提高经营规模和兼业化经营程度均会导致土地利用 效率的降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担心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而关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对农业的威胁更有现实意义。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aging on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Zhejiang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data. China's
本文利用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 样本数据,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影响农户土地利用效率的关键 变量是直接投入、经营规模和兼业化经营等;增加劳动投入和主要农资投入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提高经营规模和兼业化经营程度均会导致土地利用 效率的降低。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担心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而关注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对农业的威胁更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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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 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不断流向工业部门,为工业产出持续增长提高了劳 动力资源,同时减少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1999年～2000年,我国农 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了500万,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数量。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对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劳 动力脱离土地对农地经营方式和生产效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大多数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文献更加侧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规模、动机、影响因素的 研究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在近年来的农地利用研究以及农业政策中,农地产权制度被强调是促进微观农户提高农地利用 效率的主要途径。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还没有被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引入研究模型。而劳动力是与土地结合最为紧密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大规模脱离土地对农地利 用及其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但目前从劳动力转移角度考察农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尚不多见,且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 就农业部门而言,劳动力的外流势必引起农地经营方式和效率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减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农地的压力促进土地规模经 营；同时,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农户的土地投入。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也会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的紧张,如果没有足够 的替代要素投入将会影响土地的生产能力。在这两方面综合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亟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劳 动力转移是否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在哪些层次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如何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结果如何；是否应该坚持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一系列问题,试图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探索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探讨劳动力大量转移,耕地快速减少背景下,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均衡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最大程度的释放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的积极影响,消除不利影响的对策选择。 本研究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入手,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的分析框架。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力从欠发达 地区的农业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的过程。本文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其内涵可以解读为三个层面：部门转移、地区转移、农户配置。部门转移指劳动力 在工农业部门间的配置；地区转移指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跨区域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农户配置则表现为家庭成员或部分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表现为 农户兼业,即“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在这三个层面上,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农地利用效率的表征和测度 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主体部分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文主体的第一部分从劳动力在工农业间部门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人地比例及其变化与农地利用效率的关系。小农经济、二元经济理论分别站在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分 析了人地比例及其变化与农地利用效率的关系。综合分析这些经典研究发现,农地资源的人口压力过大是制约农地利用效率主要障碍,造成这种现象在于农业生产的 “过密化”和“内卷化”。国际劳动力转移的也表明,没有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很难得以提高。我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低水平缓慢增长印证了这一点。从美国和日本的农地利用方式和效率的演进来看,推进劳动力转移、扩大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依然是未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的首要选 择,同时要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农业内部重点创新并推广劳动密集型、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而非机械化等劳动节约型的技术。 论文主体的第二部分在借鉴新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流动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劳动力、资本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机制,并用实证研 究检验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与区域农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关系。根据本文构建的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模型,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改变了欠发达地区内部的 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配置比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农地利用将会产生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促进规模经营以及收入转移三种效应。三者的影响方向不同,总的影响程 度和方向需要用数据进行检验。本文采用DEA方法测度的农地生产效率衡量区域层面的农地利用效率,结合1990、1995、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 农业经济数据,构建了一套包含28个省份三个年度的面板数据集,以及一套包含28个省份1990-2000年十年间农地利用效率变化量、劳动力迁移规模变 化量以及相应的农业经济数据的横截面数据集。对这两套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发现：劳动力省内流动促进了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力跨省流动对劳务输出地区农 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还不能十分确定；另外,劳动力大量流入对流入地的农地利用效率存在负面影响。 论文主体的第三部分以农户为研究单位,借鉴经典农户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微观影响的两阶段分析模型,将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利用行 为的影响区分为配置效应、兼业效应、投资效应。并利用2005年江西农户调研数据对三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土地的流 转,改变了农户投入的结构特别是增加了雇佣劳动和机械对自家劳动投入的替代,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同时兼业效应表现不显著。这说明,非农就业 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土地投入水平不仅取决于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的提高还取决于土地的经济 收益等其他因素；在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的欠发达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利用效率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上,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1)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没有显著提高人均土地经营规模,较低的经营规模依然是制约农地利用 效率提高的重要障碍,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依然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取向；(2)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存量是提高区域农地利用效率的关键。目前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没有对劳务输出地的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劳动力省内转移对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贡献十分显著。因此除了鼓励农民到发达地区就业 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本省内的就业就会,鼓励农民省内非农就业；(3)参与非农就业是微观农户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非农就业加速了农户间 土地的流转和优化配置,但没有带来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的明显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农业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以及农地比较效益的低下,因此要释放劳动力转移的土 地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效应,将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转变为现实的投资必须促进农户彻底离农,并通过农业新技术创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等提高农业的收益能 力；(4)另外,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对劳务输入地的农地利用效率存在消极影响,实践中需要制定相应措施减少和克服这种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大量流入对劳 务输入地农地利用的负面效应没有被包括在本文的理论分析模型中,因此这一发现完善和拓展了区域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
Study on the impac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land use efficiency.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 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不断流向工业部门,为工业产出持续增长提高了劳 动力资源,同时减少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地矛盾。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1999年～2000年,我国农 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了500万,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数量。毫无疑问农村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对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劳 动力脱离土地对农地经营方式和生产效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不十分清楚。大多数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文献更加侧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规模、动机、影响因素的 研究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在近年来的农地利用研究以及农业政策中,农地产权制度被强调是促进微观农户提高农地利用 效率的主要途径。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还没有被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引入研究模型。而劳动力是与土地结合最为紧密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大规模脱离土地对农地利 用及其效率的影响不容忽视。但目前从劳动力转移角度考察农地利用效率的研究尚不多见,且缺乏系统的分析框架。 就农业部门而言,劳动力的外流势必引起农地经营方式和效率的变化。一方面,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减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农地的压力促进土地规模经 营；同时,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农户的土地投入。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也会可能引起农业劳动力的紧张,如果没有足够 的替代要素投入将会影响土地的生产能力。在这两方面综合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亟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劳 动力转移是否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在哪些层次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如何影响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结果如何；是否应该坚持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一系列问题,试图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探索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探讨劳动力大量转移,耕地快速减少背景下,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均衡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最大程度的释放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的积极影响,消除不利影响的对策选择。 本研究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劳动力转移和农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入手,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的分析框架。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力从欠发达 地区的农业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以及第三产业的过程。本文认为在中国语境下其内涵可以解读为三个层面：部门转移、地区转移、农户配置。部门转移指劳动力 在工农业部门间的配置；地区转移指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跨区域流向发达地区的工业部门；农户配置则表现为家庭成员或部分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表现为 农户兼业,即“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兼业化经营。在这三个层面上,劳动力转移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农地利用效率的表征和测度 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主体部分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 论文主体的第一部分从劳动力在工农业间部门配置的角度分析了人地比例及其变化与农地利用效率的关系。小农经济、二元经济理论分别站在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分 析了人地比例及其变化与农地利用效率的关系。综合分析这些经典研究发现,农地资源的人口压力过大是制约农地利用效率主要障碍,造成这种现象在于农业生产的 “过密化”和“内卷化”。国际劳动力转移的也表明,没有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很难得以提高。我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劳均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的低水平缓慢增长印证了这一点。从美国和日本的农地利用方式和效率的演进来看,推进劳动力转移、扩大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依然是未来提高农地利用效率的首要选 择,同时要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农业内部重点创新并推广劳动密集型、土地节约型的技术而非机械化等劳动节约型的技术。 论文主体的第二部分在借鉴新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流动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劳动力、资本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机制,并用实证研 究检验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与区域农地利用效率差异的关系。根据本文构建的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模型,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改变了欠发达地区内部的 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配置比例,对欠发达地区的农地利用将会产生农业劳动力资源短缺、促进规模经营以及收入转移三种效应。三者的影响方向不同,总的影响程 度和方向需要用数据进行检验。本文采用DEA方法测度的农地生产效率衡量区域层面的农地利用效率,结合1990、1995、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 农业经济数据,构建了一套包含28个省份三个年度的面板数据集,以及一套包含28个省份1990-2000年十年间农地利用效率变化量、劳动力迁移规模变 化量以及相应的农业经济数据的横截面数据集。对这两套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发现：劳动力省内流动促进了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劳动力跨省流动对劳务输出地区农 地利用效率的影响还不能十分确定；另外,劳动力大量流入对流入地的农地利用效率存在负面影响。 论文主体的第三部分以农户为研究单位,借鉴经典农户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劳动力转移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微观影响的两阶段分析模型,将非农就业对农户土地利用行 为的影响区分为配置效应、兼业效应、投资效应。并利用2005年江西农户调研数据对三种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分析结果显示,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土地的流 转,改变了农户投入的结构特别是增加了雇佣劳动和机械对自家劳动投入的替代,但没有明显提高总的土地投入水平,同时兼业效应表现不显著。这说明,非农就业 有利于打破土地均分模式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没有明显改进农地利用的技术效率；土地投入水平不仅取决于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的提高还取决于土地的经济 收益等其他因素；在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的欠发达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对农地利用效率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在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上,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1)我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没有显著提高人均土地经营规模,较低的经营规模依然是制约农地利用 效率提高的重要障碍,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依然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取向；(2)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存量是提高区域农地利用效率的关键。目前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没有对劳务输出地的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消极的影响,相反劳动力省内转移对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贡献十分显著。因此除了鼓励农民到发达地区就业 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本省内的就业就会,鼓励农民省内非农就业；(3)参与非农就业是微观农户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非农就业加速了农户间 土地的流转和优化配置,但没有带来土地投入和产出水平的明显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农业劳动力仍然大量剩余以及农地比较效益的低下,因此要释放劳动力转移的土 地经营规模化、专业化效应,将非农就业带来的投资能力转变为现实的投资必须促进农户彻底离农,并通过农业新技术创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等提高农业的收益能 力；(4)另外,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对劳务输入地的农地利用效率存在消极影响,实践中需要制定相应措施减少和克服这种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大量流入对劳 务输入地农地利用的负面效应没有被包括在本文的理论分析模型中,因此这一发现完善和拓展了区域层面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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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耕地保护、技术进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验和走过的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 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 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显著,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既能促进农业的发展, 又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两个效应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 源.
Capital input, infield protection,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nd farmer labor migration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2104.2010.08.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验和走过的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是我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必 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的动态模型和基于1978-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和较少 的土地资源禀赋是促进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根本原因,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使得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农地荒 芜现象严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业资本投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影响显著,增加农业资本投入,既能促进农业的发展, 又能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两个效应相互作用或抵消,使得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启示是,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路径时,应该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本国富裕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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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边际化对丘陵山区农地经营的影响: 以湖北省通城县为例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往往会伴随着农地边际化现象的发生.为了减轻农地边际化的不利影响,提高农地利用收益,农户在农地经营的模式、方法、规模等方面会作出相应的响应.而为了减缓农地边际化进程和促进边际农地的有效利用,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强调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The impact of the marginalization of arable land on the farmer's land management in Hilly area: A case of Tongche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往往会伴随着农地边际化现象的发生.为了减轻农地边际化的不利影响,提高农地利用收益,农户在农地经营的模式、方法、规模等方面会作出相应的响应.而为了减缓农地边际化进程和促进边际农地的有效利用,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强调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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