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研究  2016 , 35 (8): 1399-141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8001

观点与争鸣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规划与实践反思

蔡运龙1, 叶超2, 保继刚4, 蒋锦洪5, 杨永春6, 蔡晓梅7, 赵雪雁8, 刘俊7, 杨友仁9, 张敏10, 魏立华11, 姚华松12, 马仁锋13, 黄耿志14, 颜丙金15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北京 100871
2.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上海200241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温哥华 V6T1Z2
4.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5.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6.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7.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州 510631
8.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9. 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台中 40704
10. 南京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南京 210023
11.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 510641
12.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 510006
13.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宁波 315211
14. 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15.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Reflections on planning and practice

CAI Yunlong1, YE Chao2, Trevor BARNES3, BAO Jigang4, JIANG Jinhong5, YANG Yongchun6, CAI Xiaomei7, ZHAO Xueyan8, LIU Jun7, YANG Youren9, ZHANG Min10, WEI Lihua11, YAO Huasong12, MA Renfeng13, HUANG Gengzhi14, YAN Bingjin15

1. The PKU Raissu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3.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V6T 1Z2, Canada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5.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6.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7.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8.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9.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40704, China
10. School of Architect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1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12. Institute of Guangzhou Develop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13. 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14.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zhou 510070, China
15.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叶超(1978- ),男,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研究。E-mail: yeover@163.com

收稿日期: 2016-07-16

修回日期:  2016-07-20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8-30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研究》编辑部 《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8,41361106,414011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9)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蔡运龙(1948- ),男,贵州贵阳人,教授,主要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科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E-mail: caiyl@urban.pku.edu.cn

展开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产生较大反响,有必要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讨论与规划实践。围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话题,从规划和实践的角度进行深入反思,从不同层面讨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规划结合,并探讨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实践的意义、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 空间的生产 ; 人文地理学 ; 城镇化 ; 规划 ; 实践 ; 中国

Abstract

The first action of transnational, transboundary and trans-generational combination on Marxist geography produced a co-authored paper written by 23 scholars including David Harvey, which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This action helps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level of Marist geography of China, and makes some efforts to build a cross-field and cross-country combin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continue the topics of the last issue, but mainly focuses on discussing how to put Marxist geography into planning and practice,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scholars, mainly from geography, including Trevor Barnes, discuss the meanings, methodologies and paths of developing Marxist geography in China.

Keywords: Marxist geography ; production of space ; human geography ; urbanization ; planning ; practice ; China

0

PDF (2599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蔡运龙, 叶超, 保继刚, 蒋锦洪, 杨永春, 蔡晓梅, 赵雪雁, 刘俊, 杨友仁, 张敏, 魏立华, 姚华松, 马仁锋, 黄耿志, 颜丙金.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规划与实践反思[J]. , 2016, 35(8): 1399-141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8001

CAI Yunlong, YE Chao, Trevor BARNES, BAO Jigang, JIANG Jinhong, YANG Yongchun, CAI Xiaomei, ZHAO Xueyan, LIU Jun, YANG Youren, ZHANG Min, WEI Lihua, YAO Huasong, MA Renfeng, HUANG Gengzhi, YAN Bingjin.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Reflections on planning and practice[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399-141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8001

作为一个学派和领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其来龙去脉和源流派系。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为主题的“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继续秉持这种开放、批判和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精神,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其他理论流派在中国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并反馈到国际学界,进行对话并有所贡献。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既需要引进和转化一切先进知识为我所用,也同样需要输出和传播本土的、“非西方”的学术创造,进而改变“西方”主导话语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并非强调中国问题的“例外性”,相反,是想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一“西方”理论)与中国理论与实践对应或对接起来,发展一种基于中国问题的普适性或地方性理论。所以,这个中国化的背景和前提是国际化。只有在吃透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才能谈到或涉及其中国化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提法本身包含着打破东方与西方、外国与中国、主流与边缘、理论与实践界限而进行学术创造的意旨。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包括所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每个学科和领域,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当然,因为每个学科都有其特有的历史、传统和范式,对理论与实践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所以,理论、实践及其关联只是存在一个大致的或一般的认定,其实质和涵义则并非像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清晰。由于现实或真实问题不分学科,所以必然发生的跨学科交叉使得单一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范式松动乃至瓦解。甚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与界限也开始变得紧张、模糊与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其中确定和清楚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变动不居的、历史的辩证关系:理论影响和引导着实践,实践也促发和塑造着理论,在“旧”的意识形态之上,新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涌现和产生。因此,对理论、实践及其关联进行新的思考、认知与界定,就成为摆在每一代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对于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关联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而言,进行规划和实践的反思是与知识行动并行的要务。

从古代以地方记叙为主要特征的地理学到注重差异和个体特征的后现代地理学,虽然地理学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注重地方实践的根本未变。正是这种强调“人地关系”、脚踏实地体察自然与社会、并辅之以地图呈现的实践,使地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此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与各种规划(如城乡、土地、旅游、景观规划等)关系非常密切。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具有丰富的规划经验,现行的大学专业也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这既反映了(人文)地理学与规划的紧密关联,也体现了地理学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优势。然而,面对新的社会现实问题,地理学者应该如何进行和参与规划乃至实践?或者,聚焦于本次主题,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和理论如何应用甚至改造规划和实践,后者又会对前者产生什么影响?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因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与相互转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

蔡运龙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综合自然地理学等研究;是最早译介大卫·哈维著作的中国学者。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指向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要追溯到实践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揭示深层的原因并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之所以从一个实证主义地理学者转变为批判地理学者,正是看到了前者缺少社会内涵,对实际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或视而不见,或不得要领,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于是他的学术转向从关注巴尔的摩的城市问题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思想和方法武器,随即发表了《社会正义与城市》[2]。此后的研究一直关注人与自然冲突、非均衡发展、社会不平等等实际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识和解决形形色色实际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三:第一,非均衡发展和剥夺性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分析;第二,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环境变化的政治生态学;第三,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的辩证法,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来,将地理与历史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指向非常显著,而且要追溯到实践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层面,揭示深层的原因和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例如关于前述第二途径,国际地理学界产生了政治生态学派,有五个重要论题:第一,各个地域尺度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演变,重视地方一级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态问题的实地调查;第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传统资源利用体系的传承与变化过程;第三,国家干预对农民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第四,在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地方决策制定主体的响应;第五,注意地方主流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反应,注重地区的特殊性。可见,对社会—自然关系以及环境变化的研究途径,政治生态学诉诸生态问题与经济、社会、政治的关联,与实证主义地理学诉诸“科学”问题甚至“技术”问题是大相径庭的。有意思的是,政治生态学始作俑者大多数是自然地理学出身的学者,例如Piers Blaikie,本来是地貌学者,研究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在追溯其原因和驱动力时发现自然科学的途径并不能全面解释,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遂走向政治生态学[3]。无独有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Elinor Ostrom在研究公共资源(包括生态系统)时,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也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关联起来[4]

其实,这里的道理并不深奥。环境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主要是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对土地的不当开垦、对森林的超额砍伐、对草地的过度放牧、对矿产的乱挖滥采、对环境媒介的废物排放等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有诉诸社会、经济、政治才能说清楚。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科学”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问题,要从社会、经济、政治上寻求根本的解决途径。

陆大道指出,当前中国地理学的主要问题是过于自然科学化和脱离社会实际[5]。对此,是不是可以从哈维学术立场的转向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获得一些启示呢?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城镇化与空间生产、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学。

核心观点:需要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实践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关键是寻找和架设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哈维的宏观建构和邦奇的社区改良两种道路要结合起来。最要紧的则是首先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

面对理论发现和实践更新的任务,首先需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2009年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被界定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分析社会经济系统(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地理条件、过程和结果。它在学科演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分析的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6]

这个定义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要点,对这个领域现实性的强调更是抓住了要领,但是它还不完备,除了有意识地强调了资本主义(国家)是主要对象,最主要的则是忽略了这个领域的实践面向: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也不能只停留在“分析现实”的层面。因此,这里给出的定义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主要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及其运行的地理条件、过程、结果与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强调直面现实并力图 改变。”

这个定义既强调了理论层面的“分析—解释—批判—直面”路径,也强调了实践层面的主要课题,即资本主义的地理不平衡及对其的改变。紧接着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架设一些桥梁,以有效地沟通乃至打通理论与实践的通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地理学思想史中借鉴经验无疑是重要路径。

从思想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承激进地理学,后启批判地理学,可谓“中流砥柱”。所以考察其实践,应该从“激进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判地理学”这个谱系出发。大体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实践主要存在哈维式和邦奇(William Bunge)式两种道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前身是激进地理学。而激进地理学系产生于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反动”的基础之上。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政治和社会经济大变动,美国民权运动和反越战呼声高涨。1968年法国巴黎学生和工人起义,西欧经济衰退等相继发生,一些地理学家开始对计量派,也就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枯燥乏味、脱离现实感到不满和厌倦。哈维于1969年出版了《地理学中的解释》[7],为实证主义地理学进行全面辩护与论证,显示出突出的哲学天赋和方法论才能。但在此书中,他已经表现出支持方法论灵活、多元的态度。果不其然,甚至在该书出版时,他就敏感地觉察到社会现实的变化,提前预判和行动,思想上大转变,开始反对计量派,学习马克思主义,直到1973年出版了影响广大的《社会正义与城市》[2],但此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已成为他的主要理论来源。另一个激进地理学代表人物则是邦奇。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做了很多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比如组织了赫赫有名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主张地理学家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到贫穷的地方进行考察,为当地做贡献,与当地居民一起制定规划,而不是给他们做规划。响应底特律黑人社区的要求,地理学家组织了这样一个考察队,就社区种族隔离、城市扩展等问题写了研究报告,并进行了人员培训等社会活动。虽然考察队于1973年停止工作,但这个活动扩展到加拿大的多伦多、澳大利亚的悉尼和英国的伦敦,持续10多年[8-10]

在实践模式上,哈维的宏观建构与邦奇的微观改良之间其实并无矛盾。1969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举办的安·阿伯(Ann Arbor)会议上,属于温和改良派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和激进的左派——《Antipode》期刊团队互相理解,达成一致,激进主义运动正式固定下来[8]。值得注意的是激进地理学的两员大将——哈维与邦奇,早先都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所以,这场革命是从实证主义地理学内部而来,相当于自己革自己的命,这是尤其要注意的。如果中国学界要从这些实践活动或模式中吸取经验的话,那么,也许最先应该反思的问题是:能否首先进行深刻地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

特雷弗·巴恩斯(Trevor Barnes)

英国科学院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地理系教授、大学杰出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地理学、地理学史。

核心观点:哈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而且也是新地理学的代表。学习哈维,不仅在于钻研其著作,体会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更在于立志成为一个像他一样的、始终追求更好的自己的人。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透彻分析,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前景远大。

David Harvey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geographer for me ever sinc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In my very first term at university we were assigned chapters to read from hi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ublished two years earlier[2]. I was instantly besotted. I could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I was reading, but I knew it was brilliant. I knew also that when I grew up I wanted to be like David Harvey.

I had entered UCL as a geography nerd. I knew all the capitals of every country, their longest rivers, and highest mountains. I remember the sharp inhalation of collective breath early in my first year when one of our geography lecturers could not name the capital of Bulgaria. How could they not know? That kind of knowledge defined a geographer. Then I read Harvey. It was an epiphany, a Road-to-Damascus experience, with the scales falling from my eyes.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make me think theoretically about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ven harder for me to do, to connect them to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That's why I had so much trouble understanding him. I had been only stumped previously by books with complex mathematical equations. I had been never stopped by a book in geography before. They always seemed relatively easy.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had no equations, but especially "Part two: Socialist Formulations" that embraced and deployed Marx, was so difficult. There was a new vocabulary to learn, terms like "exchange", "use" and "surplus value", or "totality", or even "ontology". It was more than that, though. It also involved abstraction, moving from concrete particulars about society and geography to conceptual generalities. It felt like learning to ride a bicycle all over again. I fell off several times, bruising my shins, scraping my knees, and even when I stayed on, I wobbled a lot, and often felt I was out of control. But the more I read of Harvey over the three years that I was an undergraduate, the more I understood, and the more I was convinced of the correctness of his position.

What I found so compelling about Harvey's writing i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and also his essays that appeared in Antipode during the 1970s (and thought so seditious as a journal at my university library that it was kept out of sight in a locked case), was its incisiveness. With the honed scalpel sharpness of just a few of Marx's concepts that he reworked geographically, Harvey had an unfaltering ability to strip away all superfluous material to reveal the socio-spatial world as it really was. Everything always fitted exactly into place in his analysis. There was never anything left over, with every join he made seamless, with no gaps, or rough spots. After he was done, one could not imagine another interpretation. It was utterly persuasive. The empirical examples he provided to buttress his arguments, and frequently taken from that day's New York Times or The Guardian, were also perfectly formulated and pitched, uncannily fitting whatever theoretical point he was making. It sometimes seemed as if the world had reorganized itself to prove Harvey's theory rather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so close did they coincide.

The first time I met Harvey was in March, 1979, at the Mid-West meeting of the Union of Socialist Geographers at Madison, Wisconsin. After I finish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n 1978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Quarter, with snow still thick on the ground and lakes still frozen, we, a car full of graduate-student-Harvey devotees, drove down to Madison from Minneapolis to meet and hear the man. His talk about the circuits of urban capital was everything I hoped. With no notes, resting his forearm on the lectern, Harvey opened his mouth, and perfectly formed, fluid, penetrating sentences flawlessly joined came tumbling out, filling the full, large banked lecture theatre in Science Hall. It was a magisterial. It was unanswerable. Afterwards I saw Richard Hartshorne, maybe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geographer from the late 1930s to the late 1950s, shuffle up (he was about 80) and extend his hand. I interpreted that gesture as Harvey being anointed as the next great geographer (although given what I now know about Hartshorne's conservative politics that now seems highly unlikely).

At the same event, I gave my first ever geography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I was extremely nervous, and made more so by the presence of David Harvey in the sparse audience. I talked about the Italian Marxist economist, Piero Sraffa, the former Nazi geographer, Walter Christaller, and central place theory. It was at best an odd combination. My dreadful hand-drawn acetate overheads and stilted presentation didn't help. It was my first public attempt to be like David Harvey, though. Afterwards he was unfailingly generous, helpful, and magnanimous (I'm sure it was not really his cup of tea), even asking for a copy of the paper. Since that day I've become a fully-fledged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But I continually fall short of the David Harvey standard. He, in contrast, seems effortlessly to exceed that standard becoming an even better version of David Harvey than he ever was, and attracting a global audience that now significantly includes China.

David Harvey is not only the foremost Marxist analy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but his trenchant analysis shows over and over again just how relevant his Marxist framework is in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world capitalism. Orthodox economics continues to flounder, unable to explain or predi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its gyrations despite its arsenal of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and unlimited data. Harvey, in contrast, unwaveringly provides incisive, compelling, and up-to-the-minute relevant accounts of global capitalism drawing on usually no more than a few stories from last month's New York Times, exceptionally lucid prose, an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 and his works. Harvey shows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Marx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moment, and as long as capitalism continues, the future too.

保继刚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方面研究。

核心观点:哈维的中国行,引发了人文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虑和再思考。这是由于实践繁荣而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苍白造成的。地理学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不是课题多少、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

哈维的中国行,引发了地理学者,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的思考和焦虑。焦虑的体现之一是这次哈维的中国行不是地理学机构请来的,而是人文社科学者请来的。实际上,哈维在美国也不在地理学系,而是在人类学系。我曾经问过在美国与哈维同一大学地理系任教的教授,为什么校长高薪请来哈维不在地理学,而去了人类学?回答是哈维的研究与地理学目前关注计量化的空间研究差异较大。潜台词是哈维在地理学系没有“知音”。

从历史来看,地理学能有知识溢出的是区域知识和空间的地图表达方法,区域知识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也不是地理学独享,近年发展的GIS方法和技术可以看做是地图方法的延伸。哈维是少有的其思想能影响其他学科的地理学者,反观中国,地理学这些年来提供给社会的、能影响社会进程的理论有什么?这样的追问可能就成了这次哈维中国行给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最有价值的思考了。

李克强总理的胡焕庸线之问,某种意义上不也是在问地理学的理论进展吗?

“我们走了很远,但很尴尬的发现似乎又回到了原点”。30年前,《青年地理学家》[11]讨论地理学危机,就是对地理学理论贡献不足的反思,但很快被“中国地理学处于黄金时代,没有危机”的权威声音压制了;13年前,首届人文地理沙龙在南京大学举行,80年代培养起来的一批理想主义尚存的中青年学者不满足于“课题任务赚小钱”的“舒服”日子,又一次认真地思考了人文地理的未来,之后的几届沙龙,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几辑《地理学评论》,可以看做是中国人文地理走向理论构建的一个重要时期,可惜再次被“社会需求”的繁重任务中断。

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总在这种低水平的循环之中?“任务带学科”是地理学通俗的说法,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任务带学科带来了地理学的表面繁荣,带来了地理学家的“小康”,带来了大学地理系学生的出路,也带来了地理研究机构的“智库化”与“咨询公司化”。大学也因各种评比需要项目、获奖、获批示而忽视了大学科学研究、国家需求、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三大任务中的科学研究第一要务。农业区划、国土整治、城市规划、主体功能区划分、土地规划、旅游规划等大量规划任务给中国地理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现实问题和研究的可进入性,但同时也造成了将规划与研究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将学术贡献与应用性工作例如规划混淆起来评价的做法,使地理学者的“社会价值”掩盖或超越其“学术价值”,导致少有的几次反思都是无功而返,导致过去30年这样的黄金时期理论贡献与经费投入相比相对苍白。

靠近社会,也要适度远离社会,靠近是为了了解,远离是为了思考!这些年,地理学者是否靠近了,却少了远离而思考?

2009年11月8日在中山大学地理学80周年纪念会上我讲过这样一段话:“或许,经过若干年后,回过头来重新评估我们这一段历史,中山大学地理学人为中国地理学最大的贡献,不是课题经费的多少、不是重点学科的保持与增长、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在中国地理学‘经世致用’、以‘任务带学科’的氛围下,在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回归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本身的轨迹之探求:开始重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评估研究的成果标准是知识贡献和学术价值,也就是为知识的创新与积累,以及为文明的传承留下了些什么;开始重视高等教育的本质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关爱本科生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真心希望远离京城、面向大海的中山大学实现这个愿望!

哈维的中国行,如果能激起中国地理学者的理论再思考,则其意义大矣!

蒋锦洪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发展问题。

核心观点:在认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时,既要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要反对“地理环境无关论”,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对地理环境认识和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认识和处理好地理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和解决好地理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环境宜居和生活美好。

在当代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的境况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和被关注,无疑激起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既然称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对地理环境认识和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支撑。关于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把握两者的关系,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方向的理论要求,也是现实关怀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条件,但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更替。它只有通过生产过程或生产方式才能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生作用。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其中主要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所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首先是任何自然之间的过程”[12],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发生了直接联系,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劳动条件和对象,在与不同时期的生产水平以及生产力状况相适应时,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就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不能完全脱离地理环境的时空条件,地理环境一直通过生产过程或生产方式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3]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依赖于各种自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人类历史,解释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必须全面地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有了得以生存下去的地理环境,人类才可能“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进而“炼出新的品质”“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4]

所以,在认识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既要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要反对“地理环境无关论”,必须把握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维护地理环境的良好,人们的生活才能美好,人类社会才能得以正常发展。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要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15]。面对全球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是人类面临的严肃话题。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旨趣正是在于认识和处理好地理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把握地理环境的规律性,研究和解决好地理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环境宜居和生活美好。

杨永春

兰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资源环境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理论和实践均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远滞后于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能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或发展范式,尤其是在规划和实践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未来发展导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社会问题的工具,可用来分析解释人地关系的空间性。中国须采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批判方法,充分、深刻地认识中国转型社会的核心问题,更要利用其开放性、现实性等构建哈维所说的“一个更好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① 1921-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表现在政治军事领域,即不但在理论上对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物化和固化的社会结构有“穿透”力,更在实践中推翻了“旧世界”和建立了新中国;② 1949-201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功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标志是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速了国家经济腾飞;③ 2011-2050年的中华新文化建构时期,即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上,尝试形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人的异化的尖锐批判;二是基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能包容异质的具体形式或发展范式,如在规划和实践领域中,通过建构混合制度模式,探索市场社会主义路径,促进国家现代化和“有序”城镇化进程,成功规避了英国“圈地运动”和非洲国家“贫民窟”蔓延现象[16];通过国有机制、福利体制、城乡统筹等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抑制了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或危机;关注地理不均衡,即通过国家政策和尺度重构过程,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如“四大板块”“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开始改变由资本支配的空间生产模式,转向建构一种能更好地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促进城市空间的公平使用。

中国的改革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息息相关。邓小平显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强调“一切从实际(中国国情)出发”,倡导在探索中形成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如关于理想社会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社会和“大同社会”),以及人性关怀和公平思想(如社会关系中的公平主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应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与传统优秀文化、西方社会先进文化思想有机结合,在实现“两个百年”国家战略目标过程中稳步建构更开放、更包容的社会文化新结构。马克思主义及其地理学的中国化进程应为达成富强、民主、公正的中国梦服务。然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还甚感薄弱,尤其是理论建构远滞后于社会实践,应正视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通过全球视角、历史维度的比较研究建构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

蔡晓梅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旅游业青年专家;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地理与旅游研究。

核心观点:在中国践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一方面要理解中国特定地理条件下政治力量在不同尺度上对于市场的推动和管制,以及这种动态关系下的社会空间结果。另一方面要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减少不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区域均衡发展。

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理论上来说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知识力量。以哈维为代表的地理学者,提出一系列的概念,包括社会正义,区域不均衡发展,资本的牟定与极限,希望的空间,以及资本的城市化等,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认识并批判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后果是重塑或强化阶级权力。哈维的概念体系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界,在整个社会学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给予哈维热烈掌声的同时,也应看到他的不足,尤其是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不足。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知识分子就在同拥护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传统学者做学术辩论和思想斗争。包括哈维在内,这些知识分子仅仅停留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没有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造世界的方针和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哈维等和政党保持距离,维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另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或者去政治化,从而避免和当权者正面的冲突。结果就是哈维等无法成为社会运动的理论引领者,或者说是葛兰西提到的有机知识分子。

建立基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要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认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世界,用马克思理论解读中国过去并继续执行的改革开放,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理解中国特定地理条件下政治力量在不同尺度上对于市场的推动和管制,以及这种动态关系下的社会空间结果。以东莞的豪华酒店发展为例,毗邻港澳的东莞,其豪华酒店在不同尺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在不同主体的权力博弈中,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其研究不仅呼应哈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理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特殊案例生产了中国知识。除此之外,就是参加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实现哈维所倡导的美好生活而努力,也就是减少不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区域均衡发展。如国家的智库政策,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在进行理论解释的同时,也要进行实践的探索。笔者正在进行的珠三角跨国精英移民“家”的实践与空间政治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移民管制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也将为中国阶层分化与阶层流动做一些有益的探索。总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批判吸收其理论的同时,更需要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

赵雪雁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主要从事寒旱区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为深入理解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更为开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集成管理大门提供了一把新钥匙。当前,需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思想理论和实证经验,将其批判性地应用于中国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占中国西北地区国土面积的75%,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1/4,是西北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但受特殊的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水资源分配、生态保护、城市发展、乡村再造、城乡关系等问题。事实上,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并非单纯的自然问题,也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自然、历史、文化、经济、制度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具有多时序、多尺度、多路径的问题域。

目前,国家已开展了大规模的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例如,投资50亿元的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投资23.52亿元的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应急工程,投资107.39亿元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等。这些流域管理实践虽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对不断提升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还需进一步寻求新的突破点,以构建美丽的内陆河流域新图景。当前,迫切需要新的视角来解读干旱区内流河流域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新的方法开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集成管理的大门。以关注“地理和社会不平衡,强调直面现实并力图改变”等为要旨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视角和有效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一种剖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可为理解内陆河流域生态退化、水资源分配、城市发展、乡村再造、城乡关系等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工具。目前,应批判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应用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将其合理内核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认识和剖析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寻找其产生的根源;与此同时,应以批判的态度反思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的历史经验及现状,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基于这种反思寻求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管理的新理念、新路径及新模式。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紧缺,生态容量有限,必然导致其城市发展不同于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具有鲜明的城市性[1],可利用“空间生产”等思想开展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市发展研究,探索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市空间生产的历史过程与驱动机理。水资源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发展的命脉,可利用“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社会公正、空间正义”等思想,开展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研究,探讨影响水资源分配(如空间、阶层及产业间分配)的深层次原因,并寻求流域水资源集成管理模式。城乡协调发展是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可利用“城市权利、社会公正”等思想,深入剖析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城乡关系的内在特征、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在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积极开展这些实证研究,既可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普适性知识提供佐证,也可提炼出富有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特色的地方性知识。这不仅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更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化。

刘俊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旅游局首批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对象。

核心观点:“资本—地方”互动的权力关系是打开旅游地发展演化制度黑箱的钥匙,资本与地方的交互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关系体系中使地方性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

21世纪以来,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主导向资本积累推动下的转型发展,各类资本尤其是财团资本将相对偏远的旅游目的地纳入到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网络体系,也在不同尺度上消解和重构着地方的社会意义。同时,资本、政府、地方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结构的多元化,也加剧了旅游地发展演化的复杂性,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从“资本—地方”互动的权力关系入手,揭示旅游地发展演化及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旅游地发展对于地方意义的影响,有助于拓展和深化传统旅游地理学对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研究议题。全球化是一个资本不断渗透地方以及地方差异化反馈的过程,外来“他者”与地方“我者”之间的邂逅、冲突、调整再到接受融合,形成以外来资本为代表的权力主体同地方之间交互发展的权力关系,不断推动新的“全球—地方”格局的形成。这一过程渗透在全球化的各个角落,在相对偏远且快速发展的旅游目的地展演得更为充分。从某种意义上看,资本对于边远旅游地空间的占有、控制以及再塑造以实现其资本积累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为缓解在城市空间的过度积累危机而进行的“空间修复”策略,体现了资本全球化逻辑与资本空间地理扩张策略。与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性规则与理性霸权相比,地方是传统与情感的象征,是全球资本化浪潮中的避风港,是技术理性横行霸道的现代社会中的心灵家园。置于资本全球化与新帝国主义实践的空间理性逻辑背景下,地方正经历来自全球化的冲击与现代化的洗礼,逐渐成为高度抽象化的载体。

哈维指出在资本流动与运作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对于资本力量的响应不同,因此不断催生出新的空间秩序与社会关系。在实践中会发现,资本与地方的交互作用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在新的权力关系体系中使地方性得到重新定义,并在对原来地方意义的解构中生产出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同地方不断协商博弈的过程。地方文化的变迁实质上是资本对地方进行物质形态及社会功能结构改造的同时,在主观为利益、客观为地方的意图下,资本有意识的对地方文化选择性凸显放大,以达到减少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方阻碍,构建一个资本孵化升级的、稳定区域环境的过程。而地方应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改造,往往采取多元化的应对策略。资本同地方这一二元主体的互动中形成动态化的权力关系,成为推动旅游地文化变迁的主要力量。

自从哈维1971年在美国地理学年会发表“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i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 ghetto formation”后,城市化作为一种阶级现象、环绕价值实现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哈维的基本关怀。

在已出版的两本文章精选集(2001年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17]和2016年的《The Ways of the World》[18])中,哈维将三篇文章同时收录进去,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1995年发表的“战斗的地方主义与全球雄心”。此文源于1988年起哈维在英国牛津参与Rover汽车厂关厂抗争研究的自我省思,在撒切尔时代劳工阶级团结衰弱的背景下,反资本主义斗争如何寻找结盟力量以支持工厂工人、重构阶级政治形式?哈维强调社会主义若要成为可运作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必须突破传统工厂的地方束缚,协商在不同物质条件、抽象层次和情感结构所构建出来的知识。哈维在2009年《世界主义与自由地理》中思索,需要怎样的人类学与地理学知识以作为进步性世界主义之可能情境?从阶级行动的镶嵌状态、尺度生产等视角出发,哈维批判地重构环境、时空性、地方、区域等概念,为新世界解放地理实践铺陈方向[19]

2016年6月16日,哈维在首都师范大学演讲后,与会学者问道:“不同阶级有不同要求,中产阶级很可能不关心工人阶级的状况,矛盾存在首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怎么来进行阶级联合呢?”这个重要发问是哈维一直关心的。哈维在2012年出版的《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中,探究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思维——按照期望改造城市,同时也改造着自身的权利,一种不同于个人财产权的集体性权利。哈维回答道:“这是困难且普遍的问题,这是关于基本教育问题,关于人们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怎样确立一种统一的立场,而非只是不同的分散政治计划。”[20]

对此问题的继续思考是哈维访华所带来的最适切命题。我认为须再访阶级、城市权利和国际主义,以更好地把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历史地理辩证。具体思路是以哈维“阶级垄断地租”概念为基础,沿1995年“战斗的地方主义与全球雄心”、2009年《世界主义与自由地理》、2012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的轴线,发展出探照资本都市化之阶级视域与城市权利的批判地理,接轨批判实在论强调的具体研究,面向不同抽象层次及其所依附的情感结构之间,对地方性的不同理解及将这些理解带到更广阔场域所需的抽象化之间,进行必要的视域连结、批判性转译和反身的平等协商。

张敏

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城市地理、文化地理、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空间研究。

核心观点:中国地理学者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具有批判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进行批判。关注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在破界与划界的力量间寻找平衡,促进文化的多元化,才能真正抵制资本的恶循环。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精神内核在于其批判性。中国地理学者不应局限于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解释中国的实践,更要充分认识和挖掘中国实践的价值与意义,在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基础上,获得服务中国实践的真知识。哈维用19世纪的巴黎、二战后的美国的郊区化等修复性重建来比拟中国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现实,认为中国并无二致。哈维从中国的实践中寻找证据来佐证其资本的空间循环和空间修复理论。但是,作为中国地理学者,目标不应停留在对于现有理论的证实上。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核心的两个要点:一是以关切整体的人为出发点,二是通过洞悉社会运作的本质来寻求拯救的路径。2016年6月7日哈维在南京大学的讲座中对资本的批判指出,这是一个追求无限积累的“恶的循坏”。但是,对于如何才能走向一个“善的循环”,他并没有指出明确的路径,却依稀转向了“日常生活的政治”,倡导为人生活的城市而努力,而不要让城市成为资本积累的产物。这一转向似乎是回到了关切人的初衷。但是,如何能够做到?可谓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用资本和空间的概念告诉我们,欢欣鼓舞的日常生活背后是强大的资本力——超越国家界限的结构性力量,主宰着整个世界,同时揭示出日常生活的被动和脆弱。从而,在给日常生活提供必要的庇护这一层面上,国家的意义就变得更加突出。在全球化的当下,在面对冲破边界的种种强势力量,地理学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边界对于社会底层利益、脆弱的日常生活的作用。当衣食住行已经完全商品化,日常生活就已经被资本所控制,并且通过物的消费转变为文化的控制。正如空间被资本生产为抽象、单一的空间,日常生活也在资本作用下日益被抽离丰满的生活本身。如果日常生活的人不能够跳出资本所设定的文化认同、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准则,日常生活的政治将无从谈起。因此,最终对抗资本“恶的循环”的使命和结果将在于倡导日常生活走向文化的多元化。日常生活空间也应该是多元的和多重意义的,同时应该具有保护性边界。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应该致力于此,而不是顺应资本让全球空间和资源被吸进资本的漩涡,边界消失却加剧“核心—边缘”的鸿沟。芝加哥学派的现代主义城市理论揭示在一元价值基础上的空间竞争结果与过程,洛杉矶学派的后现代城市模式显示在多元价值取向下的空间弹性。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发展应该走向哪里,如何抵抗资本的恶循环?城市地理、社会地理和文化地理学需要携手为此生产更多的知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对人类社会的主宰也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需要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获取力量与希望。列斐伏尔强调,即使在空间的生产中,也蕴含着来自日常生活的、底面的反抗,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构成了一对矛盾,揭示了资本与权威的控制下日常生活的能动性。那么,地理学的研究如何关注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才能够既具有批判性又富有实践意义呢?

魏立华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与城市总体规划。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基于地方构建社会组织,形成对于权力、资本的对抗力量,这是其在“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研究中的核心。

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立言并极力维护大众利益的学说,但在当前的语境与社会情势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却存在一些挑战。马克思主义谋求的是“社会主义”或社会正义与公平,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体现在社会空间方面。它更为关注现实中人的生活,关注制度以及制度所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基于强烈的人本情怀和大众关怀来质疑“是什么样的制度在影响着社会经济运行及其空间失衡的”。200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国内的复兴,是近30年“社会—经济—空间失衡”的客观需要。

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具有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这种权力与市场资本共同建构下的经济增长及其城市空间重构具有“创造性毁灭”的特征,即创造着现代性的同时,却又毁灭着传统历史文化、自然生态以及和谐的城乡关系。不过,这种“创造性毁灭”正在采取一种更为隐蔽且更具迷惑性的方式,这一境况绝大部分的城乡规划研究者并不能清晰的认知。尽管2010年以来的城市规划研究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或“空间生产”理论,并尝试从资本流动、城市化、空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尽管也提出了一些产城融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等“热词”,但在具体的规划实施过程中走形变味,公共财政的“生产性支出”远大于“生活性支出”,陷入“打左灯,往右拐”的泥沼。

“以人为本”被指定为城乡规划领域的准则,但极少思考这个“人”是被怎样定义或界定的;人本主义并没有对“中国特色”中迫在眉睫的问题,如贫困、生态环境退化、社会空间极化等的缓解作出多少贡献;小修小补固然重要,但更应努力去改变这个制度,即基于大众情怀及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弄清发生作用的结构和机制。人本主义侧重于地方的感受与主观体验等温情,并不能解决这一根本性的困境。社会结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应重新捡拾起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冲锋陷阵的批判精神,对既有城乡规划策略进行深刻彻底的反思。

城乡规划之所以被诟病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无所不在以及社会组织的全面溃败,以至于缺乏社会力量对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给予实质性而非“演戏”式抗衡。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该研究如何建立基于地方的社会组织,如何让弱势群体重组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借此构建对于权力和资本的抵抗。这需要城乡规划师更加清晰地窥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弄懂空间生产的过程也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权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犹如一把锋利的长矛,但如何有勇气地利用它刺向导致如此不平等的制度,这才是问题的焦点。

姚华松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底边社会、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大有用武之地,主要体现在:① 当下的中国是绝佳的研究场域;② 开展基于过程演化和机理运行的深度分析;③ 关注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④ 强调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

与传统的计量地理与空间分析学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有现实观照性、全域批判性、学科兼容性等特质,主要关注地理不均衡、资本主义空间不平等、权力与资本在空间生产和地方营造中的作用与意义等话题。

首先,中国经济与社会深刻转型与复杂变迁情势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中国自1978年经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变,基本确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本积累模式,一些学者用“后社会主义城市”或“转型城市”来刻画转变中的中国城市,但“后(post)”不意味着“去(de)”,“转型”更精确的讲是“转型之中”,中国正在经历集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社会以及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等诸思潮于一体的时空并置(spatial juxtaposition)的复杂与多元发展情势。相对西方普遍步入后工业时代,传统西方马克思地理学在解释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时难免遭遇水土不服。权力主体的多重性、市场与计划思维的共存性、空间尺度的差异性、人口构成的多元性,地方响应的碎片化,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地理研究需扎根于中国多元而丰富的本土文化土壤,要么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吸取养分,要么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在对本土鲜活素材进行充分深挖基础上提炼出相关概念或理论,进而与西方同行展开对话,从而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化研究。

其次,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擅于基于过程演化和机理运行的深度分析。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影响下,学科研究趋向于对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导向下的普遍真理探寻,通过抽象和均一的方式消解和模糊传统城市空间中各种空间剥夺与不平等,城市更多被视为一个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抽象容器而存在,并理所当然通过各种合理化、正规化和常态化手段与方式,建构各种权力主导的霸权空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通常视城市为一个社会变革、为公正斗争以及反抗特权阶级的场域,关注空间生产的逻辑,尤其关注权力、资本在空间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机理;同时关注地方营造(place making)的过程,注重研究地方作为物质存在和精神依恋体的各角色与地方之间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关系。

第三,高度聚焦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目前学界对特定群体微空间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的阐释,还是对自上而下管制政策的响应,抑或从以小见大的途径试图窥视“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者会有意无意地站在政府和知识分子立场上,这可能引致面临误入话语霸权泥沼的风险。借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日常空间意识,不妨告别“高高在上”的“俯瞰式”研究,回到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中去,沿袭维特根斯坦、舒茨、海德格尔、列斐伏尔、哈贝马斯、科西克、德赛图等大师一直推崇的“生活世界理论”传统[21],重视“局内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

第四,强调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目前对于城市空间政治的抗争研究,更多强调排斥性空间政治与结构性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较多关注自上而下的政策对某些群体的影响,而忽视被排斥群体对这些政策的调适与应对,从而掩盖其内在的对立性和能动性。借鉴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现实行动导向特质,后续研究应强调自下而上的抵制力量及其挑战霸权空间的意义。此外,不要忽略被排斥群体的生存智慧,后者可以通过个体形塑技术(self-shaping technology)的协同与整合[22],实现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进而强化其社会(民间)意义上的自组织、自立与自强的能力。

马仁锋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地理与空间信息技术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空间演化、海洋经济与滨海人居环境研究。

核心观点:如何通过文化或创意资本及其循环,以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阶层的重构、生产空间的占有与反剥夺、宜居生活空间营造,以及普通公众权力与价值实现与表达等,是中国众多转向后工业社会城市面临新兴产业培育及其孕育场所规划的焦点与难点。

英国当地时间2016年7月13日下午,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特丽莎·梅在其就职演讲中这样评价前任首相戴维·卡梅伦:“But David's true legacy is not about the economy but about social justice(但是,戴维所留下的真正精髓无关乎经济,而在于社会公正)。”当我们将历史轮轴向前推43年时,哈维发表了《社会正义与城市》[2]一书,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将社会不公平现象解释的淋漓尽致。两个历史事件都印证了社会公正之于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不可或缺性;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从个体视角开始,持续辩证地论述个体与社会的一种批判性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创造公正城市的支撑理论。

城市作为一个由人类社会建构起的“大容器”,伴随着社会阶段更替的同时,也不断主动或被动地嬗变着。然而,不公正、不均衡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城市的代名词。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理论,以其“无情的批判”精神著称的同时,自身也接受其他理论的批判,实现自身的蜕变,从而对以分歧或不公正甚至冲突为特征的城市社会提供更具科学性的解释以及批判。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焦点已不再仅仅围绕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是继续将其“无情”态度深刻化和本土化,将其批判对象多元化和全球化,进而将其斗争的“战场”延伸到全世界的各类城市及其各个不平等的“角落”。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意城市创建、文化规划作为城市嬗变中的新事物或新现象,表面上看似是城市产业或规划转型的产物。其实,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它通过文化或创意资本及其循环,以温和隐性的方式实现社会阶级的重构、生产空间的占有与反剥夺、宜居生活空间以及大众权力与价值实现与表达等[23]。可见,在这场新的城市社会阶层的较量中,利益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仍然牵动着各个社会群体的心。因此,在当下政治、经济、社会都面临转型期的中国,学界就规划创意城市及其产业等议题也呈现一种百家争鸣的现象。然而,面对这种“游牧式”的理论环境,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坚定的(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应有的学术立场是:放眼后现代社会背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现实,积极借助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批判的视角解析、引导文化规划、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意城市战略,使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生根、成长。让中国特色文化与文化产业规划、创意/创新城市建设服务于大众,孵化公众创意助推百姓自我价值实现与大众创业,让文化/创意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情批判视角下成为创造适于各阶层就业与生活的、公正的人居环境催化剂[24]。同时,这也应该是当下每位中国学者应秉持的学术理想。

黄耿志 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城市、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劳动者与空间的政治。

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需要从关注资本的空间修复扩展至关注劳工的空间修复。中国特殊的经济过程与管制构成中国劳工地理特色的基础,呼吁开展中国劳工的空间修复研究,理解劳工如何通过空间实践实现自我生产和再生产。

相比资本,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经济地理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资本主义地理被视为资本寻求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结果,而劳动力仅是一种影响资本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为经济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激发了对资本与空间关系的思考。与新古典区位论将空间视为均质的“容器”不同,马克思主义地理认为空间的生产是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其结果。资本总是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按照资本所有者的愿望创造有益于生存和积累的特定空间。然而,尽管劳动力不再被视为简单的成本因素,如哈维注意到劳动力迁移对积累过程的影响[25],马克思主义地理总体上仍然是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20世纪90年代末,以Andrew Herod为代表的地理学者对劳工在马克思主义地理中的从属地位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劳工地理学”研究议程[26]。Herod认为,空间的生产不仅对资本至关重要,对劳工的再生产同样重要。如同资本一样,劳工也通过社会空间实践塑造着有益于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空间,即劳工的空间修复。劳工的作用不应简化为对资本主义压迫的适应或反抗,它还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和愿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塑造经济地理景观。我们需要研究劳工空间修复的方式、过程、条件以及对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劳工的空间修复概念在于呼吁从劳工的视角理解资本主义地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地理过度强调资本的视角形成补充。

过去20年,国际地理学界对劳工地理开展了大量研究,相比之下中国地理学鲜有涉足。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工阶层,这一阶层又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对外直接投资加速(资本输出)的背景下经历着新的历史性重构。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劳工的空间修复具有现实紧迫性。理论上讲,中国劳工地理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潜力。首先,中国的劳工阶层多以非组织化、个体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区别于目前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组织化模式。研究劳工如何在组织化力量缺乏的条件下通过能动性空间实践实现自身再生产,这是一个富含理论意义的命题。其次,尽管社会组织力量欠缺,但如哈维所说,由于中国实践的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27],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会像凯恩斯国家那样行动,这意味着政府将会在劳工追求更好的再生产条件的空间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中国特殊的经济过程与经济管制构成中国劳工地理特色的基础。呼吁开展中国劳工地理研究,理解劳工如何通过空间的使用和创造促进自我生产,为中国劳工追求福祉提供帮助。

颜丙金 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黑色旅游空间、书法文化空间等。

核心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批判性思维潜移默化地被应用于政策提案、规划实施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然而,空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决定了其特征的动态性和阶段性,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实践应该考虑不同阶段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需求,作相应的变化,并关注资本、社会、技术和地方同空间的辩证思维模式。

哈维运用空间思维升级改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了诸如不平等空间、空间正义、时空修复、空间生产等社会现象,谓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对于空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提倡结构主义框架下批判为主的地理学范式思考。随着社会背景和实践对象改变,空间特征尤其是职能表征便显出一定的历史性。空间已然是一种外生变量和存在,成为了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既包括“真实的地图和图像”,也包括“一些将空间图像化的隐喻和权力斗争”[28]。在中国语境下,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地域扩张造成空间职能急剧转变。然而,空间职能转变仅是相对空间发生的改变,即人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空间生产反映了一种人地关系的改变。与此同时,空间特征变化经历着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29]、象征空间及符号空间[30]的衍变,并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突破实体概念框架形成诸如虚拟现实在内的一系列虚拟空间。

此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作为一种批判主义范式,其空间观可以归纳为四种辨证关系:资本—空间、社会—历史—空间、技术—空间、地方—空间。对于中国,社会资本国际溢出、区域溢出,亦或“去产能”带来的资本空间转移,都是四种辩证关系尤其是资本—空间关系的表征。城市空间扩张过度依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社会空间重构滞后于地域扩张,而这种滞后性势必加剧空间扩张与社会重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制造出更多弱势群体及疲软的经济态势。在此背景下,国家经济建设进入结构转型重要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提上日程,其实质正是四种辩证关系的解读和矫正。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中国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实现生产要素空间最优配置,协调“土地、资本、劳动力、创新”四要素之间关系,其空间意义在于实现资本生产所产生的社会关联空间的结构重组和优化。

对规划而言,注重空间内部差异性(微观)的同时还应考虑其外部关联性(宏观)。此关联不单单指结构上的拓扑关系,更有技术推动下各类资本的流动所形成的具有广泛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意义的点、线、面等空间要素呈现方式。规划应以四种辩证关系为指导,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避免生搬硬套西方规划相关思想和理念,遵循以下原则:① 因时而异,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上轮规划和已有相关规划,避免不合时宜的思想;② 因地而异,实地考察必不可少,避免生搬硬套,用“东家的砖”补“西家的墙”;③ 因人而异,注重社会文化空间差异性,避免产生“批量化”规划。

新的理论与实践诞生于新的问题。敏感地体察变化不止的社会现实,发现和提出新的根本问题相当于开启了通往新理论和新实践的大门。理论与实践不是两条道路,而是一条道路上的两个环节,或者说,是并行的两条轨道,缺一不可。一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其要点不在区分清楚理论和实践的界限,甚至分出孰重孰轻,恰恰相反,最要紧的是发现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或分异点。因此,结合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进行规划和实践反思的关键是发现桥梁,架设和建造桥梁,沟通貌似分离和存在鸿沟但实则可以且应该通行的两块领地。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至关重要的仍然是方法论。

借助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行动、规划与实践反思,我们的最终目的,或许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但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从历史来看,也许变革可能由外力推动,但彻底的变革最终系于自身。实践或者说再造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一个由外而内到内外而一的过程;它需要更多集体和大众的努力与参与。但是,某种程度上,也许归根结底是自我实践和自我实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蔡运龙, 叶超, 马润潮, .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 “跨国、跨界、跨代”知识行动

. 地理研究, 2016, 35(7): 1205-122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01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2016年6月,世界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访问中国,在南京和北京进行多场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在国内学界和媒体界引起轰动,盛况空前。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代表,哈维亲笔写信给中国同行,呼吁共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地理学。中国学界有必要趁此契机,通过知识行动,进行“跨国、跨界、跨代”的联合,重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探讨其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本期笔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域第一次集体发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学、旅游等学科和领域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秉持马克思主义开放和批判的精神,从不同层面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的意义、内容、方法论与路径。</p>

[Cai Yunlong, Ye Chao, Ma Laurence, et al.

Knowledge as action: Marxist geograph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7): 1205-1229.]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7001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p>2016年6月,世界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访问中国,在南京和北京进行多场学术报告,并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在国内学界和媒体界引起轰动,盛况空前。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代表,哈维亲笔写信给中国同行,呼吁共建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地理学。中国学界有必要趁此契机,通过知识行动,进行“跨国、跨界、跨代”的联合,重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探讨其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本期笔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域第一次集体发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学、旅游等学科和领域的著名学者与青年才俊,秉持马克思主义开放和批判的精神,从不同层面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其中国化的意义、内容、方法论与路径。</p>
[2]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 London: Arnold, 1973.

https://doi.org/10.2307/1958420      URL      [本文引用: 4]      摘要

No abstract provided.
[3] Blaikie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New York: Longman, 198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book uses the tools of social analysis to consider why most soil conservation programm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 not succeed. Most of the origins and ideological assumptions behind these policies date back to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as such are unpopular with bureaucrats at all levels, as well as farmers and pastoralists. The book's approach embraces the entire range of political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land users themselves, both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 state. It discusses peoples'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these conservation policies, and therefore why they are unpopular. The range of analysis covers far more than soil erosion alone: it takes into account land tenure, rents, prices of agricultural inputs and output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agriculture and the flow of surpluses in any social system, all of which can bring about soil erosion. The readership is assumed to hav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soil conserv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book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needs of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geography,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ose of policy makers and senior politicia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4] Ostrom E.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URL      [本文引用: 1]     

[5] 陆大道.

地理科学的价值与地理学者的情怀

. 地理学报, 2015, 70(10): 1539-155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本文强调了前辈地理学家提出的关于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的观点。从中国国家需求及当代国际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地理科学的学科对象、学科性质及区域性、综合性、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特点,特别突出地阐述了地理科学与纯自然科学或纯社会科学的诸多不同点。提倡地理学家要十分关注中国的环境变化及带来的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发挥综合和交叉研究的优势。此外还指出中国地理学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p>

[Lu Dadao.

The valu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and the feelings of geographer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10): 1539-155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10001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本文强调了前辈地理学家提出的关于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的观点。从中国国家需求及当代国际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了地理科学的学科对象、学科性质及区域性、综合性、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特点,特别突出地阐述了地理科学与纯自然科学或纯社会科学的诸多不同点。提倡地理学家要十分关注中国的环境变化及带来的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发挥综合和交叉研究的优势。此外还指出中国地理学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p>
[6] McCarthy J. Marxist geography. In: Gregory D, Johns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9.

URL      [本文引用: 1]     

[7] Harvey D.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本文引用: 1]     

[8] Blaut J.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9, 69(1): 157-164.

[本文引用: 2]     

[9] Quaini M.

Geography and Marxism

.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10] 叶超, 蔡运龙.

激进地理学的形成与演变: 以《异端的传统》为例

. 地理科学, 2010, 30(1): 1-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国内对激进地理学的研究相当有限。从方法论角度,通过选取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作《异端的传统》为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从激进地理学的理论、实践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方面总结和提炼了激进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要点,评价了该文的方法论涵义,并总结了它对中国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启示。该案例剖析表明,激进地理学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实证主义地理学存在内在缺陷的背景下产生;其理论前提在于地理学家固有的种族-阶级属性使地理学成为科学实证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产物;激进地理学家主要通过创办刊物、建立团体、开展运动树立了激进主义学派,使它由"异端"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激进地理学家的理论选择;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重构可能是当今和未来地理学方法论创新的主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Ye Chao, Cai Yunlong.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adic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as James Blaut's "The dissenting tradition"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1), 1-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当前国内对激进地理学的研究相当有限。从方法论角度,通过选取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作《异端的传统》为案例,在分析其背景的基础上,从激进地理学的理论、实践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方面总结和提炼了激进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要点,评价了该文的方法论涵义,并总结了它对中国地理学方法论研究的启示。该案例剖析表明,激进地理学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实证主义地理学存在内在缺陷的背景下产生;其理论前提在于地理学家固有的种族-阶级属性使地理学成为科学实证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产物;激进地理学家主要通过创办刊物、建立团体、开展运动树立了激进主义学派,使它由"异端"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激进地理学家的理论选择;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重构可能是当今和未来地理学方法论创新的主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开展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
[11] 《青年地理学家》编辑委员会. 青年地理学家. 北京: 《青年地理学家》编辑委员会, 1985.

[本文引用: 1]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oung Geographer. Young Geographer. Beijing: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oung Geographer, 1985].

[本文引用: 1]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Marx K, Engels F.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5.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本文引用: 1]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Marx K, Engels F.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本文引用: 1]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Marx K, Engels F.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本文引用: 1]     

[1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 1]     

[Marx K, Engels F.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9.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本文引用: 1]     

[16] 杨永春.

中国模式:转型期混合制度“生产”了城市混合空间结构

. 地理研究, 2015, 34(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Yang Yongchun.

Chinese cities in transition: Mixed spatial structures produced by a hybrid institutional model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1): 2021-203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11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17] Harvey D.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本文引用: 1]     

[18] Harvey D.The Ways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19] Harvey D.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引用: 1]     

[20]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Urban Revolution

. London: Verso, 2012.

[本文引用: 1]     

[21] Certeau M D.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本文引用: 1]     

[22]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本文引用: 1]     

[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本文引用: 1]     

[23] 张文忠.

《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大都市空间重构》评介

.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590.

Magsci      [本文引用: 1]     

[Zhang Wenzhong.

Review of Evolu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the Metropolitan Space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590.]

Magsci      [本文引用: 1]     

[24] 张文忠, 余建辉, 湛东升, .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本文引用: 1]     

[Zhang Wenzhong, Yu Jianhui, Zhan Dongsheng, et al.A Study of Livable Cities in China.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6.]

[本文引用: 1]     

[25]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 London: Verso, 1982.

[本文引用: 1]     

[26] Andrew H.

From a geography of labor to a labor geography: Labor's spatial fix and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 Antipode, 1997, 29(1): 1-31.

https://doi.org/10.1111/1467-8330.0003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Mainstream neoclassic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its Marxist critique have largely failed to incorporate active conceptions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in their explanations of 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Neoclassical approaches tend to conceive of workers simply as factors of location, whereas Marxist approaches primarily focus on how capital structures the economic landscape in its search for profit and frequently relegate labor to the status of “variable capital.” Both approaches present Geographies of Labor. They have not really examined how workers try to make industrial landscapes. In contrast, I argue that workers have an interest in how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is made; consequently, they seek to impose what we might call “labor's spatial fix” and s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unevenly developed geography of capitalism. Examining how workers try to develop their own spatial fixes allows us to incorporate a more active sense of workers as geographical agents into understanding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under capitalism. Recognizing that workers' efforts to create “labor's spatial fix” are significant allows us to theorize how workers attempt to make spa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social existence (a Labor Geography ) and so to write less capital-oriented economic geographies.
[27] Harvey D.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本文引用: 1]     

[28] 叶超, 蔡运龙.

地理学思想变革的案例剖析: 哈维的学术转型

. 地理学报, 2012, 67(1): 122-1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卫·哈维的学术转型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 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聚焦于哈维空间观的转型,通过解析哈维学术转型的代表论著,认为哈维关于空间的认识论立场主要经历了以实证主义相对空 间观为主的“多维”空间观、“社会过程一空间形式”统一体、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空间体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对应于他作为实证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 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导致哈维学术转型的原因主要是剧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其个人禀赋和志趣、工作环境、地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等.哈维的学术转型对中国 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启示我们正确对待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直面现实社会重大问题,洞察其深层次原因并建树理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Ye Chao, Cai Yunlong.

Analyzing the turns of David Harvey's scholarship: A case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 122-13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大卫·哈维的学术转型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 地理学思想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聚焦于哈维空间观的转型,通过解析哈维学术转型的代表论著,认为哈维关于空间的认识论立场主要经历了以实证主义相对空 间观为主的“多维”空间观、“社会过程一空间形式”统一体、历史一地理唯物主义空间体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对应于他作为实证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 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历史.导致哈维学术转型的原因主要是剧变的社会政治环境、其个人禀赋和志趣、工作环境、地理学学科发展状况等.哈维的学术转型对中国 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启示我们正确对待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直面现实社会重大问题,洞察其深层次原因并建树理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9] 张捷.

“空间”的演化: 物质的、地理的、抑或是精神的: 关于空间学术概念的历史演化和现代嬗变机制

. 文化研究, 2010, 10(2): 245-260.

[本文引用: 1]     

[Zhang Jie.

The evolution of space: Material, physical and spiritual

. Cultural Studies, 2010, 10(2): 245-260.]

[本文引用: 1]     

[30] Yan B, Zhang J, Zhang H,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motivation-experience relationship in a dark tourism space: A case study of the Beichuan earthquake relics, China

.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3): 108-121.

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15.09.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study identifies implications of dark tourism and describes how tourists and destinations, which are principal collateral cores,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dark” travel.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dimensions of dark tourism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finds that the former partly affects the latter.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imed to examine why tourists approach and engage with disaster sites and how such experiences may affect tourists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reaction. It is the first paper that appli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to dark tourism research. We focu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effect on tourist experiences. We find that the curious visitors are likely to engage cognitively by learning about the incident or related issues and tourists' emotional reaction to the “dark” space influence more heavily emotional tourist experiences than cognitive experiences do.


版权所有 © 《地理研究》编辑部
本系统由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计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