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中国人口地理的重要分界线（简称“胡焕庸线”）,被广泛认可和引用,是中国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高度关注胡焕庸线,并提出了胡焕庸线能否突破的问题。胡焕庸线因而再度引起争论和热议。据此,组织了一些地理学者围绕该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力图从不同层面展现学者们对胡焕庸线的理解与反思,从而深化胡焕庸线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实践。
“胡焕庸线”提出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台风引发的次生灾害构成灾害链,加剧人口、经济等多方面的损失。以2000-2010年案例数据为基础,依据台风所经过区域的孕灾环境特性,提出了全球台风灾害链分类体系,并统计得出类型与强度的区域特征：在西北太平洋,主要发生于山地（丘陵）区（占34.4%）,强度为3.1;在南太平洋,主要发生于岛屿区（占59.2%）,强度为2.6~3.0;在北印度洋,主要发生于河口海岸区（占35.8%）,强度为0.7~0.9;在南印度洋,主要发生于平原区（占31%）,强度为2.6;在北大西洋与东北太平洋,主要发生于平原海岸区（分别占24.7%与31.2%）,强度分别为2.0~2.3和2.3。研究结果可为台风灾害链自动识别、动态模拟与预测提供理论基础,用以支持区域防灾减灾建设与应急响应策略制定。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界定生态福祉概念及其表征、评价方法,借鉴资源诅咒理论,提出广义生态福祉视域下的生态祝福及生态诅咒假说,结合有关年度统计数据、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从人均生态福祉来看,全国范围内的绝对生态诅咒假设不成立,东、西部地区生态祝福效应显著;② 从农林牧渔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来看,全国及地区层面的条件生态诅咒假设均不成立,东部地区生态祝福效应显著;③ 从农林牧渔产业产值比例来看,全国及地区层面的条件生态诅咒假设均显著成立。自然生态系统为提高区域人均生态福祉、吸纳富余劳动力就业等贡献显著,但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需不断降低农林牧渔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未来,中国应当进一步实施因地制宜的生态保护措施以规避生态诅咒,并通过因时制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生态祝福效应。
利用GAEZ模型,综合考虑气象、土壤、地形等因素,估算1961-2010年东北玉米生产潜力,分析50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东北玉米生产潜力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研究发现：① 1961-2010年,东北玉米平均生产潜力波动较大,整体上以每10年80 kg/hm2的线性倾向率增加;② 由于气候变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玉米生产潜力变化较为频繁;③ 玉米生产潜力总值黑龙江省始终处于最高,近50年间增长幅度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④ 近50年来,黑龙江省玉米生产潜力的波动较为剧烈,吉林省和辽宁省相对稳定;⑤ 近50年东北玉米适宜种植区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西北地区,高生产潜力区域增加明显,呈现北移趋势。研究可为东北地区高效利用气候和土地资源,优化玉米生产布局提供依据。
生态承载力是测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系统压力程度的重要标尺。基于生态足迹法,构建生态承载力的评价与预测模型,分别评价和预测了2010年与2015年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结果表明：2010年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足迹组分以草地和能源用地为主,约占足迹总量的93%,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高于人均生态足迹;2015年生态承载状况仍然总体盈余。但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均消费能力提高,2015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已经低于2010年水平,城镇化对未利用地的开发形成用地总量供给的增加可能是维持生态盈余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压力,需要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监测预警。
以河南省为例,从社会剥夺视角系统检测了传统农区粮食连增背景下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强度整体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呈西高东低格局,总体上形成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地域差异特征显著,中原城市群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但县区间差距最大;豫东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呈较低水平空间均衡,粮食主产县区的“粮财倒挂”和“粮食与民生倒挂”现象并存;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其县区间差距更大,约为城市辖区的2倍。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受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等因素共同影响,有着显著社会经济综合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基于2183个县级单元,利用SFA方法对1992-2011年碳约束下中国县域农业生态TFP及其分解项进行研究,并与不考虑碳排放的传统TFP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第一,农业生态TFP年平均增长4.47%,低于传统TFP,但两者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1年前者超过后者。第二,农业生态TFP贡献了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的54.9%,比传统TFP的份额低了3.6%,要素投入贡献为45.1%。第三,分解项上,前沿技术进步率是农业生态TFP的主要驱动因素,也是生态TFP与传统TFP差距缩小的动因。第四,空间分布上,生态TFP大于传统TFP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的地区;西部由于生态TFP和传统FTP都较低,呈现出“双重恶化”现象;除了嵊泗县以外,农业生态TE和TEC均低于传统TE和TEC,生态FTP也整体低于传统FTP。
基于Fujita和Thisse提出的理论框架,引入制度环境变量,研究地区制造业集聚和制度环境通过地区技术创新影响空间技术溢出的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TSLS）对其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方面,从全国总体样本来看,加入制度环境变量后,制造业集聚与法律制度的交互项对地区技术创新和空间技术溢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分地区的样本来看,东部地区与全国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并未产生显著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出通过优化制造业集聚提高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工商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2013年长三角主要机场均已形成空港经济区,空间半径从2.3 km到7.2 km不等;用地向主城、机场出入口、货站、周边发达城镇扩张,非农建设用地比例普遍达50%上;企业规模和临空强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制造业比例均高于55%,但临空制造业比例基本低于10%,服务业比例低至2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发育滞后,运输业比例从1%到20%不等,差距较大。综合评估表明：上海浦东、无锡处于成长阶段后期,杭州、南京为成长阶段前期,宁波、温州处于起步阶段。影响要素分析表明,机场是发育的主导力量,城市影响力次之。机场定位、运输规模、区域经济与科技创新有效推动了空港经济区发展,机场地区交通作用更显著,但机场与主城距离基本无影响。
作为一种最划算的减排措施,碳税已在个别国家开始实施。编制河南省社会核算矩阵表（SAM）及其他区域SAM,构建了一个30部门的双区域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对能源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炼焦核燃料加工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征收不同价格的碳税后,河南省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并考虑不同类型的碳税返还情景带来的居民和企业效益,以期为通用的双区域CGE模型提供依据。模拟结果显示：碳税的征收可以有效减少CO2的排放;导致河南省增加值的下降;能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国内价格受负面影响最大;其他行业中农林牧渔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对碳税政策的反应更加敏感,且碳税对农村居民带来的影响为负面的。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碳税返还给农村居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能够使得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企业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探讨在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中国多数省份实现了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进。② 服务业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当地区信息化水平低于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对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当地区信息化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将对当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出发,分别以江苏省域及其所辖的58个县市为单元,1991-2013年为时序,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熵值法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江苏省经济增长要素及其动力的演化过程与空间类型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促进江苏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主要为资本和技术,需求要素主要为消费拉动,作用于供求方面的要素主要为产业结构、城镇发展和体制改革。1991年以来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依次为需求拉动、开放创新、城镇引领和科技驱动。在空间上,江苏县市经济增长动力呈现南强北弱、地级市区强于县域的地域分异特征;其中,苏南县市以开放创新和科技驱动类型为主,苏中县市以开放创新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苏北县市以需求拉动和产业升级类型为主。
随着创意经济的兴起和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发展创意旅游日益成为消费热点和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创意旅游资源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础,其产生的空间效应是区域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和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结果显示：①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使苏州中心城区整体和各区域的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聚度增大,但各区域增大程度和资源空间分布状态变化不同;② 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区域分布呈集中态势,且分布的均衡度降低;③ 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促进了区域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的发挥,苏州中心城区由以姑苏区为“单核心”的“众星拱月”空间格局转变为以姑苏区—工业园区为“双核心”的“日月同辉”空间格局,从而实现苏州中心城区“双核”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基于2015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市之间的公路、普速列车、高速列车与信息网络数据,对流视角下该地区的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研究表明：① 流视角下长三角地区网络结构呈现出“Z”字型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网络中核心与边缘城市节点价值的此消彼长和“等级+网络”等新特征;② 现代化的交通与通信技术变革加速了高端生产与管理要素在区域的集聚与扩散,促使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③ 长三角地区网络化的综合效率一般,仅有少部分城市达到了最优,但各城市的规模效率相对较好,是未来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