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2007—2018年的PCT专利合作数据,基于“一带一路”视角,分段刻画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及其时空演化,利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其演化的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方面,网络整体规模经历了从“规模扩大”到“联系增强”的演化过程,中国城市逐渐占据网络的核心层级。② 空间格局方面,“一带一路”城市之间的合作多为国家内部合作,来自同一国家的城市在选择外部合作伙伴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内部网络和对外网络的枢纽节点。③ 影响机制方面,合作城市的质量对合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地理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社会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地理邻近性与经济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与语言邻近性具有相互补充作用。
国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科学基础。采用1980—2018年长时间序列遥感解译数据,构建国土空间结构指数,运用多尺度区域比较、空间聚类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从地区、市域、县域3个尺度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规律。结果表明：① 受湾区“自然-经济-交通”地理格局影响,研究区国土空间呈现“核心-边缘”式分布。第一空间规模显著增长并日趋集中连片,第二空间规模不断萎缩并逐渐破碎化,第三空间总体保护较好。② 在自然本底、产业经济、地方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珠三角、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三地和珠三角市域国土空间呈现不同的时空演变特征。第一空间率先在中心城市和珠江口沿岸加速扩张,之后逐步向大湾区外围地区延展,东、西两岸及大湾区整体均衡性不断增强。③ 经济社会管理制度等差异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演变的特殊性差异,港澳回归后,国土空间跨境演化与一体化明显加速。市域和县域尺度国土空间结构分别包含跨越演变、局部演变等四种演变类型和三种不同空间主导演变类型。④ 得益于湾区经济发展、空间治理与一体化建设,大湾区国土空间结构格局日益清晰,冷、热点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不显著区域显著缩减。各区域建设发展的联动性和空间依赖性明显增强,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和样方比例法识别其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利用核密度等方法分析研究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随机森林作为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能够识别“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且具有较高的精度。② 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格局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匹配,生产空间集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生活空间在城市中心城区内呈面状分布,生态空间整体呈点状分布。③ 随着郑州市城镇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10年间郑州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空间分布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向产业集聚区集聚,生活空间逐渐分散,生态空间分布更加均衡。基于POI数据,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识别方法更加有效,识别结果更加精准,能够在更小的尺度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客家是一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流迁状态的民系。在其迁徙过程中,宗族组织化的群体自身的文化惯性对撞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客家民系对于生存空间关系的处理呈现多样的态度。为厘清广东主要客居地内不同传统客家村居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发展脉络,本研究从类型学角度,分别在微观建筑形态与中观聚落格局两个层面,依据关键空间属性来划分空间形制的基本类型,并整理比较建筑类型与聚落类型的地理分布。而后,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挖掘客家民系在广东省内的流迁历程,并顺沿多条流迁动线分别探讨不同建筑类型、不同聚落类型之间的承袭、交融与分异关系,进而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建筑”与“聚落”两个尺度层面上的空间营造活动中,建筑形制决策倾向于依附民系内生文化,聚落模式决策倾向于呼应局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② 在沿迁徙路径的时空推移过程中,主要建筑类型沿主干河流由上游向中下游传播承袭,韩江水系和东江水系之间的支线水陆途径促进了建筑类型在规模、围合防卫程度、聚合组织形式等方面的渐变过渡;③ 相对于客家文化核心区,“广府-客家”“福姥-客家”文化锋面上客家建筑“中轴”对空间组织的主导力发生急剧弱化,意味着宗族组织出现扁平化的变化态势,主要表现为该地带宗族“房系”发达度下降,以及宗祠的经济文化凝聚力衰退;④ 从空间概念的历时性承袭与发展视角来看,空间形态控制性基因应为明确的“属性”化因子,而非具象化要素,聚居空间的基因分析,应当分别基于“人”“地”的不同线索,探索不同尺度人居空间形态的控制因子。
快速城镇化时期,探索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方案,有利于挖掘土地资源利用潜力,加快落实乡村振兴实践。本文以江苏省新沂市农村居民点为例,“自下而上”地从地理区位、村庄特征、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4个方面进行优化适宜性评价;基于一定耕作腹地范围内的空间竞合关系,对不同耕作半径下的优化适宜性评价结果进行二次迭代修正;并“自上而下”地利用改进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迭代保留农村居民点的功能辐射强度,最终凝练得到农村居民点动态优化方案和分类整治策略。结果表明：① 新沂市农村居民点优化适宜性西部高东部低,空间异质性明显,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优势有助于空间集聚。② 随着耕作半径扩大,迭代保留农村居民点数量指数型递减,且空间布局更为均衡分散。当耕作半径为3 km时,农村居民点保留率较0.5 km时降低了35.10%。③ 同等级农村居民点空间关联性较弱,0.5~2 km耕作参数下,超过90%的农村居民点为中等功能辐射强度,高强度节点零星分散且多位于乡镇毗邻处。“优化适宜性评价-空间竞合迭代评价-地域功能网络评价”的空间组合识别方案,综合集成“自下而上适宜”与“自上而下统筹”原则,将为推进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和确立空间布局优化研究范式提供参考。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经济附加值”影响农地流转率;在实证层面,研究发现村级农地流转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差异。就资本类型而言,“城市工商资本”与“城乡混合资本”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对“城边村”的影响大于“远郊村”,后者反之,“乡村内生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就农地用途而言,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平原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传统农业、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从资本循环模式来看,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在现代农业原有基础好的地区影响程度更高,而后两者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较小。助力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应因地、因资本循环制宜。
中国2008年开始推进的城市棚户区改造运动,是一项针对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有利于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工程,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升级与分异重构。根据2008—2020年南京主城区434个棚户区改造前后的社会空间属性差异,在整体掌握南京棚户区改造时空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棚户区改造产生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效应。研究发现：在多主体、多驱力共同作用下,南京城市棚户区改造发挥着改善棚户居民住房条件、挖潜土地价值、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等积极作用,但在棚户区空间绅士化重构和城市原低收入群体边缘化、集中化安置过程中,可能产生新的城市社会空间发展不均衡和拆迁安置群体保障不充分问题。
在深入理解城市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以来华外国人手机国际漫游信令数据为支撑,从外国人人流联系视角构建了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方法框架,包括外国人流动网络中心度、外国人流动联系强度、外国人国籍多样度3个方面。以长三角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城市的规模及等级总体上具有正相关性,但中小城市通过突出的专业特色领域在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促进城市国际化的高水平发展。在空间格局上,长三角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以上海和苏州为核心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总体趋势。但具体不同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进一步与其他要素联系测度所得结果进行比较验证发现：城市的经济国际联系水平是影响外国人流动网络各项指标的最主要因素,交通联系则显著影响外国人流动网络中心度。
长三角是众多旅游要素的集聚地,高速交通的要素集聚与扩散效应对城市旅游效率增长至关重要。以长三角41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构建高速交通与旅游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在采用VAR模型验证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关系,以及构建二者耦合机理基础上,综合采用TOPSIS方法、Bootstrap-DEA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对2005—2016年长三角41市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运用核密度曲线、ArcGIS空间分析模块,从时空异质性视角解析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协调度的趋势特征、时空变化规律及空间关联模式,同时采用线性拟合回归方程对比不同高速交通方式对旅游效率影响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右拖尾明显变长,曲线波形不断右移,表明二者协调度总体水平持续攀升。② 旅游效率与高速交通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呈现由东至西随地理距离增加而梯度递减的级差化特征,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南北方向呈倒“U”型分布,苏南、浙东北和上海地区协调度位于倒“U”型谷峰位置,是协调度的优势发展区域。③ 协调度差异呈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空间异质特征,且高、低等级协调区分别呈现空间“扩张-收敛”相背离的变化态势。④ 旅游效率和高速交通协调度具有显著空间依赖和溢出效应;协调度热点、次热点稳定在沪宁、沪杭、杭甬等高速交通干线地带,呈空间拓展态势,冷点、次冷点区位指向于皖北、苏北等边缘地带,空间收缩明显。⑤ 不同高速交通方式优势度对旅游效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呈现“高速铁路>民航运输>高速公路”的差异化特征。
湖北省是中国重要的植棉省份之一,气候和管理因素变化对棉花生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采用1986—2016年湖北气温、降水量和太阳辐射量3个气候因子数据,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棉花品种3个管理因素数据,构建了面板回归模型,定量计算得到气候因子和管理因素的趋势和波动变化对棉花单产的影响及其相对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气候和管理因素的波动变化大于气候和管理因素的趋势变化对棉花单产的影响。② 气温和太阳辐射量对湖北省大部分地级市的棉花单产呈现正影响,降水量对湖北省大部分地级市的棉花单产呈现负影响;有效灌溉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和棉花品种都对湖北省大部分地级市的棉花单产呈现正影响。③ 气温、降水量和有效灌溉面积是影响湖北省大部分地级市棉花单产的主导因子。④ 1986—2016年武汉市等地级市棉花增产的主要原因是管理因素变化主导的增产抵消了气候因子变化的减产影响。
在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开始推进的背景下,生态空间逐渐成为规划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生态格局的相关识别方法也更加注重全域化和对于全要素的统筹。本文以衢州市常山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生态要素相互流通的最小成本路径,同时结合以空间密度分析确定生态格局的新方法,探索多要素协同前提下的生态空间识别与相应规划对策;在识别过程中综合考虑常山县自然空间、建设空间及相关规划等约束性因子,与建成环境及现行规划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现有生态格局的潜在问题提出未来要素优化与空间协同发展两方面的针对性优化建议。
生态安全水平对区域发展的约束作用不断增强,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可以有效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区,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为间断点,建立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变特征;甄别生态优势斑块,结合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斑块组建生态源地,建立生态源地扩展阻力指标体系,生成最小累积阻力面。一方面,结合“三生”用地类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另一方面,识别重要廊道,架构生态安全网络,优化生态安全格局,对生态空间进行规划。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内蒙古生态承载力经历了先下降后回升的演变过程,其空间分布呈“西低东高”特征,空间演变阶段性特征明显;组建17个生态源地斑块,生成的最小累积阻力面分级后与“三生”用地类型相叠加,得到16个生态安全格局小区;识别一级生态廊道17条,补充其他重要廊道,生成“点、线、面”的生态安全网络架构,提出“一湾两带三屏四区多中心”的生态规划建议。
春季土壤湿度是影响东北粮食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东北春季土壤湿度如何变化,鲜有研究。本文基于1983—2019年黑龙江省22个农业气象站的土壤湿度和气象观测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突变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省春季土壤湿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83—2019年黑龙江省春季0~30 cm土壤湿度均值为88.22%,0~10 cm、10~20 cm、20~30 cm土层土壤湿度平均值分别为82.63%、89.66%、92.36%,土壤湿度随深度增加而增加,各层均未出现干旱状态。但各层土壤湿度均出现极显著下降趋势,21世纪最初10年较20世纪80年代各层土壤湿度下降6%~15%,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偏干期。黑龙江省春季土壤湿度呈现由东到西逐渐减小的趋势,32%左右的观测站点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省西部及东部地区。前秋季降水量、积雪期长度和积雪初日是影响各层及各月份土壤湿度最重要的因素,其对土壤湿度的影响能持续到5月份,并能影响到20~30 cm。积雪深度及积雪终日对4月份表层土壤湿度有重要影响。地表温度、日平均气温、日平均风速和降水量也是影响不同时期不同深度土壤湿度的关键因素。
本文采集和收集大量黄河三角洲沉积物剖面和钻孔泥沙粒度资料以及黄河口来沙粒度组成数据,定量研究了黄河口泥沙的沉积与扩散特征。结果显示黄河口来沙以粉砂为主,黏土次之,砂最少,年均中值粒径无长期变化趋势。黄河三角洲平原相泥沙与来沙的黏土、粉砂和砂含量无显著差异;前缘相泥沙比来沙的黏土含量较低,砂含量较高;前三角洲相泥沙比来沙的黏土含量明显提高,砂和粉砂含量显著降低。计算了一个亚三角洲分组粒径泥沙的沉积量和扩散量,发现黄河三角洲平原和前缘拦截了来沙中绝大部分砂颗粒、一半以上的黏土颗粒和近3/4的粉砂颗粒,但是向远海扩散的泥沙中粉砂含量超过50%。由于粉砂含量较大,扩散入海的泥沙在近距离内大量沉积在前三角洲上。
利用1978—2018年《人民日报》的2238条环境污染新闻报道,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并初步探讨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人工判读,逐条提取新闻报道的环境污染类型、时间与地点,进而通过统计分析,研究发现：① 1978—2018年中国的环境污染报道经历了3个热点时期,其中前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关注重点是水污染问题,第三个时期（2015年前后）关注重点兼顾水污染与空气污染。② 环境污染新闻报道热点地区随时间而变,其中空气污染的热点地区由20世纪80年代的南、北双中心格局,演变成相对分散的格局,再进一步演变成21世纪最初10年以京津冀为中心的格局;水污染的热点地区分布由20世纪80年代相对分散的空间格局,演变成以沿淮四省为中心的格局,进一步变成东、西双中心的格局,至21世纪最初10年重新回归至相对分散的格局。③ 从新闻报道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并结合新闻报道内容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生产排放所致,之后逐渐演变成近年来工业生产排放与生活排放共同导致。
为了探寻高铁开通能否抑制雾霾污染以及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城市空间形态下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首先分析了高铁和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在利用LandScan数据测算2003—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城市蔓延指标的基础上,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的空间动态关系。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验证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探究了不同城市蔓延程度、不同城市规模和不同地区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最后从拥堵缓解效应和交通替代效应两个维度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抑制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② 高铁开通显著抑制了雾霾污染,且该抑制作用具有持续性。每增设一个高铁站或一条高铁路线,将分别降低雾霾污染程度0.7%和1.3%。③ 蔓延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城市,高铁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越强;南方地区的抑制作用显著高于北方。④ 高铁通过对公共交通和民航交通的替代效应以及拥堵缓解效应抑制雾霾污染。
互花米草入侵过程中较强的促淤作用可导致湿地沉积环境和养分状况发生明显变化。2017年4月,选择闽江河口鳝鱼滩西北部受互花米草入侵影响的短叶茳芏湿地为研究对象,基于野外原位沉积及养分改变模拟试验,设置无沉积强度（S0,0 cm·a-1）、当前沉积强度（S5,5 cm·a-1,氮养分水平为沉积物自然氮背景值）以及当前沉积强度+氮养分倍增（S5N,5 cm·a-1,氮养分水平为沉积物氮背景值的两倍）三种处理,探讨沉积强度及氮养分改变对短叶茳芏残体短期分解（30 d）与养分释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处理下残体的分解速率表现为S0（0.017207 d-1）> S5N（0.012166 d-1）>S5（0.011478 d-1）。与S0相比,S5和S5N的分解速率分别降低了33.29%和29.30%,说明沉积作用抑制了残体分解,但氮养分倍增又使得抑制程度得到一定缓解。沉积增强导致残体的TC含量增加,而TN、TP和TS含量降低;相同沉积强度下,氮养分倍增对TN、TS含量变化的影响最为明显。不同处理下残体的C、N、P和S在分解初期均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净释放,沉积作用降低了残体的C释放,但增加了N、P养分释放;相同沉积强度下,氮养分倍增对残体C释放的影响不大,但降低了N、P养分释放。尽管残体质量损失均是影响不同处理下残体分解初期养分变化的共性因素,但沉积及氮养分变化对残体基质质量的改变是导致残体中养分含量及释放强度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互花米草促淤导致的沉积增强使得短叶茳芏残体在分解初期释放的较多N、P养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互花米草所利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其入侵能力;但在氮养分增加条件下,互花米草可能优先利用分解环境中的氮养分来增强其入侵优势。
西北地区对全球气候变化十分敏感,研究分析该地区干湿变化特征,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气象（降水、温度、蒸发）、水文（地表水、土壤湿度、陆地水储量）和植被等角度综述了近50年西北地区干湿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西北整体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呈暖湿化。但考虑陆面因素作用的分析表明该地区呈现东西部分化的格局。考虑蒸发因素的结果显示西部趋向暖湿化,而东部趋向暖干化。地表水资源和土壤湿度也显示西部增加、东部减少的态势。同时,西北西部植被状况正在明显改善。但陆地水储量显示,西北地区整体水资源仍十分匮乏,且处于不断减少的趋势。未来,西北地区气温仍将持续升高,降水、径流和土壤湿度也将会增加,整体向暖湿化转变。
城市内人流特征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针对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仅侧重于从人口规模、密度视角分析空间分布及格局特征,而对隐藏于空间分布背后,因人流动而建立的空间交互关系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以流空间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空间行为交互理论为理论基础,立足基于流、网络剖析城市内部空间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选取人流为观测研究对象,将城市空间、人、设施、服务和地理环境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抽象为网络,提出了基于复杂网络视角的城市人流空间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城市人流空间研究框架,即基于理论融合、数据支撑与研究方法的整合创新,以探究人流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特征、功能结构、人流与建成环境时空耦合关系及流动的时空模拟预测为重点的研究内容体系,并探讨其在规划实践业务中的方法技术支撑与应用拓展。以期为未来开展实证研究提供指导,提升城市感知数据在城市空间规划及管理中的应用价值,丰富“以流定形”的理性城市规划方法体系。
布里顿（Stephen G. Britton）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旅游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进行批判,回答了旅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为深刻认识旅游发展现象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作为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先驱人物,他指出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从中可以看到旅游发展如何创造了空间和地方的物质性和社会意义,以及它们的表征如何被纳入到资本积累进程之中。结合布里顿的代表作,本文试图从个体、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来理解此核心观点,这体现在旅游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和资本流动的媒介属性。然后梳理后续学者对布里顿思想观点的话题应用并指出对其理论体系的拓展之处,包括旅游的劳工地理、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地方转型、乡村旅游与政治生态3个方面,这明晰了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主题,回答了布里顿当时的展望性论断——从批判性角度来看,旅游亦是地理学者值得研究的领域,也指引了旅游地理应该由传统的强调空间分析、面向应用而缺乏理论体系的实证主义范式,迈向强调政治经济和权力分析、更加符合旅游地理研究理论化的路径方向。最后辩证指出布里顿思想观点的不足和弥补之处,阐述对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启示,并尝试讨论如何超越旅游的资本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