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青藏高原研究的深入,高原内外多学科研究程度和认识的提高,及地理大数据、地球观测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对青藏高原范围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系统论述了确定青藏高原范围的原则、依据和方法,分析探讨了高原地貌宏观结构（高原面、高原内低盆地与高原边缘河谷低地等）和周围边界各自然地段构成的基本特征。采用ArcMap软件,通过遥感影像和DEM数据及新资料对高原地貌比较研究,实现了1：100万比例尺地图精度的青藏高原范围的界定。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北起西昆仑山-祁连山山脉北麓,南抵喜马拉雅山等山脉南麓,南北最宽达1560 km;西自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西缘,东抵横断山等山脉东缘,东西最长约3360 km;范围为25°59′30″N~40°1′0″N、67°40′37″E~104°40′57″E,总面积为308.34万km2,平均海拔约4320 m。在行政区域上,青藏高原分布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尼泊尔、不丹、缅甸、吉尔吉斯斯坦等9个国家。其中中国境内的青藏高原面积约258.09万km2（占高原总面积的83.7%）,平均海拔约4400 m,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等6省区,西藏和青海两省区主体分布在高原范围内（约占高原总面积的60.6%）。
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格局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基于成本-效益理论和空间均衡理论,构建国土开发限度和均衡度评估模型,研究2009—2017年黄河流域国土开发强度。结果表明：① 黄河流域国土空间开发已临近超载,可开发空间用地效益明显偏低。② 黄河流域国土开发空间差异悬殊,与国土利用的经济梯度基本吻合。③ 黄河流域国土开发供给能力总体偏低,水资源保障能力是最大约束。为此,建议：① 引导构筑流域重点保护与整体统筹的国土空间开发新秩序;② 建立流域生态格局、生态空间和一体化治理等长效治理新机制;③ 推进流域、区域以及流域内外竞合空间协同,探索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通过对水-能源-粮食系统的定量分析,能更好的探究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对提高区域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水足迹视角探讨了1990—2017年中国31个地区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竞争关系,并借助ESTDA模型框架对其时空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化石能源水足迹的时间演变特征可分为缓慢下降-快速上升-平稳下降3个阶段,其中化石能源灰水足迹平均占化石能源水足迹的70%以上;电力水足迹呈持续上升态势,其中电力蓝水足迹平均占电力水足迹的70%以上;粮食蓝水足迹上升幅度明显,平均占农业用水总量的70%以上。② 能源-粮食水足迹总量空间分布格局受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影响较大。③ 时间序列上,中国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竞争指数呈逐年上升态势;空间分布上,同时兼顾能源生产与粮食生产的黄河中下游区、东北地区为竞争指数高值集聚区,其余地区竞争指数相对较小。④ LISA时间路径分析显示,中国南方地区能源-粮食水资源竞争指数的空间格局的稳定性比北方更强;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局部结构的时空依赖效应影响;竞争指数空间格局变化具有较强的整合性且空间凝聚性较强。⑤ 能源-粮食生产对水资源的竞争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基于不透水表面和MODIS增强型植被指数（EVI）数据,辅以分段线性回归、趋势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2000—2018年京津冀不透水表面覆盖率（ISP）的时空演变及其对植被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ISP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增速为0.024%/a（P<0.01）。分阶段来看,2000—2010年和2011—2018年ISP均呈显著增加趋势,增速分别为0.019%/a（P<0.01）和0.037%/a（P<0.01）,后一阶段的增速快于前一阶段;② 空间上,ISP快速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城市和近郊,缓慢增加和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主城区和农村;③ 从不同ISP区域ΔEVI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城区、近郊和远郊的ΔEVI均呈显著下降趋势（P<0.05）的地市分别有6个、6个和3个。主城区的ΔEVI呈显著增加趋势的地市有3个（P<0.05）。从EVI的空间变化趋势来看,显著增加的区域主要位于北京、天津等市的主城区,显著减少的区域主要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地市的近郊和远郊;④ 从EVI随ISP的空间变化趋势看,所有地市EVI随ISP的增加均呈显著减小的趋势（P<0.01）。减小趋势最大和最小的地市分别为秦皇岛和张家口,其下降速率为-0.0081/a和-0.0043/a。从时间变化来看,京津冀的EVI与ISP呈显著负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912。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的植被变化提供理论参考和科学实践。
“城市标度律”（urban scaling laws）揭示了城市系统中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普遍存在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但目前大多数城市评价忽视了这种关系,常使用人均指标比较不同规模的城市,这会导致评价结果偏差。为此,考虑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构建了要素效能指数,用以修正城市规模的影响,度量城市要素实际发挥出预期能力的程度。以城市发展不同维度上的9个城市要素为例,分别测度了2017年中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各要素的效能,识别了各要素效能的空间差异和集聚特征,分析了要素效能指数的优势并讨论了结果的政策启示。结果表明：① 9个城市要素都符合“城市标度律”,其中8个要素与城市人口呈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从标度律的视角测度城市效能是必要而且可行的。② 城市综合经济、商业消费和公共财政效能普遍以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东北地区的基础教育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交通效能较低;土地和水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对应的效能值并不高;大部分城市的生态绿地效能较低。6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杭州、深圳、天津的各维度效能表现较均衡。③ 与人均指标评价结果的对比证明要素效能指数能够修正人口规模对城市评价的影响,对常用的总量和人均指标是有益的补充。标度律视角下的城市效能测度能够给城市人口管理和城市要素发展的决策提供明确的指导方向,同时为不同规模大小的城市提供更客观的比较标准,对国家城镇体系规划和落实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城市地价的飞速上涨和成本提高,对企业选址、个人购房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城市多中心发展能否有效抑制地价亟待实证检验。基于2008年和2013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微观土地出让数据,分析城市空间结构对地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能有效抑制城市过高地价,但会显著提升城市低段地价和城市整体平均地价;② 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商住用地地价提升作用显著,但对工业用地作用不显著;③ 反映土地需求的城市人口密度对于城市综合地价具有显著提高作用,增加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能有效降低城市综合地价,土地等级和出让方式等地块特征因素对交易地价影响也十分重要。因此,地方政府引导城市多中心化发展既能提供给企业、个人更多的用地选择,有效缓解城市主中心地价过高问题,也能推动城市次中心建设,促进城市均衡发展。
构建城市网络化与消除行政边界所导致的阻隔效应是城市群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双重问题。网络视角下,行政边界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空间效应是揭示区域演化机制的科学问题。基于人口流动要素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定量识别城市网络中的省际边界效应问题。研究指出：① 网络密度、平均中心性和平均控制力三项指标一致表明基于人口流动的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呈现出强联结状态;② 经济规模、政治资源、产业结构、历史基础、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是人口流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省际边界、跨界频数、时间距离是人口流动网络流向的关键引导因素;③ 基于二次指派程序（QAP）的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和网络拓扑结构分析共同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网络中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且人口流动网络中边界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省际边界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中发挥了融合（沪苏边界上海-苏州段）、过滤（沪浙边界上海-嘉兴段等）、接触（浙皖边界湖州-宣城段等）、阻隔（苏皖边界常州-宣城段等）四种不同的空间效应。论文对于深入理解城市群一体化驱动机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景观研究是地理分析的关键单元。以往景观研究往往囿于物质景观的一面,忽视了观念景观的存在。本文以“珠江夜游——后珠三角景观”艺术展为案例,采用德国符号学家弗里克的“拟态理论”和焦点小组访谈法对其展开图像和内容分析,重新审视后城市化时代中观念景观所折射出来的乡愁与地方批判。研究发现,景观是研究人地关系议题的文化图像工具;观念景观是对物质景观的拟态,是基于真实世界之上的景观;“珠江夜游”艺术展通过大量的符号和观念景观的呈现,展现了后城市化时代珠三角地区民众独特的地方感知和地方记忆,也从直观和批判的视角展现了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下城市居民和城市之间的人地关系——城市本土居民表现出一种“不离地的乡愁”,并对人地关系失调的环境进行反思。研究对城市观念景观的图像和叙事分析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物质景观分析的有效补充,有利于从人的主体视角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发展及其影响。
社会空间分异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基于居住地和活动地的分异现象,缺乏对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的关注。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区域为例,结合日常活动空间理论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手机轨迹大数据,研究不同性别群体日常出行的城市道路网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于性别差异的城市道路网社会隔离指数高于居住地、低于就业地,在14:00—15:00时段达到峰值;不同性别群体在路网中的分布总体呈现不均衡的集聚特点,其中女性集聚程度更高;不同性别群体的出行分布和分异受到路网周边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物流运输业就业密度的提高、小学数量的增多或道路等级的提高都会显著提高男性相对出行量,而社会服务业就业密度的提高、菜市场数量或公交站点数量的增多以及到市中心距离的减少都会显著提高女性相对出行量,这些与个体家庭和职业分工的性别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本文通过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验证了家庭和职业的分工决策是影响道路网出行分布性别分异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解释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认识和挖掘基于城市道路网的社会分异现象及其影响机制,并为完善道路网络及周围设施的布局与建设提供借鉴。
出租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精细化的管控需要理解运量分布的时空特征和生成机制。通过北京市出租车大数据,采用系统聚类法将其15分钟时间片段归并为空间分布相似的时段,刻画出运量分布的时空格局,进而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生成机制。本研究揭示的出租车运量分布变化的时间点并不完全对应传统的整时点;各时段运量均呈现空间集聚的特征,但集聚的位置、面积明显不同,工作日不同时段运量集聚程度的差异较周末更大;不同时段出租车运量的影响因子有所差异,其中商业设施、房价、地铁和公交站密度、道路密度等因子通常较为显著。研究结果对时空上更精细的出租车运量预测、出租车分区分时段的政策管制和规划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高温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脆弱性后果愈发严重,如何科学量化与评估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高温适应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热点。在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分析框架基础上,以西安市为例,整合遥感影像、手机信令、POI、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从高温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高温影响下人口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和脆弱性测度模型,揭示高温人口脆弱性等级分布特征和空间异质性,识别人口脆弱性空间地域及其致脆因子类型。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高温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总体上均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即城市中心地区形成“高暴露、高敏感、高适应”,城市边缘表现为“低暴露、低敏感、低适应”。② 西安市人口脆弱性以低值和较低水平为主,脆弱性也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脆弱性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三环以内,形成断续的“岛状”分布形态,脆弱性低值和较低值地区分布在城市边缘。③ 不同致脆类型的面积占比依次为综合主导型（37.3%）>高温暴露主导型（33.3%）>适应能力不足主导型（23.6%）>人口敏感主导型（5.8%）;高温暴露主导型广泛分布在城市中心、北部和西部等地,人口敏感主导型相对集中在城市中心偏南地区,适应能力不足主导型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综合主导型主要集中在城市南部,北部也有大量分散式分布。本研究可在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评估方法,城市高温人口脆弱性的减缓与治理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住宅租赁市场与住宅买卖市场的不对称发展,使住宅租金与住宅价格过度偏离,不利于住宅市场的健康发展,从住宅售租比视角切入住宅研究对解决“住有所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三省一市县级单元为研究区域,利用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2008—2018年长三角住宅售租比的时空格局及演化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住宅价格与住宅租金的驱动因素,进而提炼售租比演变的影响规律及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住宅售租比呈快速上涨态势,售租比及其涨幅总体呈现出由东至西、由南至北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长三角售租比空间结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其中稳定性由东至西呈减弱态势,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逐渐强化。③ 经济、社会、人口和预期因素对住宅价格和住宅租金的影响依次降低,各特征变量对住宅价格和住宅租金相对影响程度基本一致。④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使住宅售租比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固化效应,人口流动作用下产生传导效应,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保障作用,预期因素作用下使住宅市场具有较多的投机性。
围绕边境城市瑞丽的两处口岸,结合1989—2019年Landsat和夜间灯光数据,以空间分析与多元空间Logistic回归,探讨边境口岸区城市扩张的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① 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均有扩张但差异显著,空间上分别具有指向口岸、沿边境线迁移的重心轨迹,以及岸城融合相向发育、飞地扩张的热点演变特征;② 回归分析发现,瑞丽口岸贸易在2004—2009年对邻近该口岸地区的城市扩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后伴随姐告边贸区部分功能外移,又促成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呈逐渐远离口岸点的特征,对瑞丽口岸区城市扩张影响显著,而畹町口岸贸易并未有效促成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且后者还易受到其他口岸、通道包括自然因素的影响;③ 多因素及空间竞合关系下,瑞丽、畹町口岸区城市扩张以1999年和2009年为界呈差异化的三阶段特征,两口岸区城市用地也均围绕边境、口岸发育延展,具有明确方向性和空间特殊性。最后,研究区未来发展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不同口岸发展要注重实际及边境促进或限制城市扩张的双重属性,结合口岸贸易结构等的更丰富的案例有待探讨,以更全面地解释边境城市扩张机制。
经济韧性的强弱决定着城市在面对冲击时可以快速度过危机还是陷入长期经济发展停滞。本文将城市经济韧性区分为长期经济韧性和短期经济韧性,分析中国东部沿海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韧性和产业结构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产业结构在不同时期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城市不同时期的短期经济韧性及长期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长期经济韧性和短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不同,表征产业整体技术含量的经济复杂度和表征产业关联程度的相关多样化指数能显著提升城市长期经济韧性,短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则因时期不同而存在差别。延长产业价值链、构建地方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层次水平,有助于城市提高经济韧性。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基于2007—2017年文化艺术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京津冀县域尺度的文化艺术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并运用岭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对其影响因素效应及空间分异性进行探索,最后讨论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空间集聚范围不断扩大,河北与京津的断崖式差距正在逐步缩减,“两核一轴带”格局逐渐形成;② 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全局依赖性有所减弱但局部依赖性逐渐增强;H-H型集聚主要在京津分布蔓延,京津之间的廊坊市显现出L-H型集聚;L-L型集聚主要位于河北各地市的边缘地带,个别区县呈现H-L型孤岛集聚形态;③ 市场需求、关联产业及人才技术是影响当前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化资源影响稳定而政策环境效应空间分异性大,未来应结合地区发展空间关联性和影响因素空间分异性针对性地实现京津冀文化艺术产业协同发展。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构建了无高铁、现有高铁和规划高铁三种情景,引入旅游“门到门”出行的旅行时间测度方法,同时采用分层栅格成本方法改进可达性计算模型,综合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日常可达性指数和旅游效用函数等指标定量测度并全面分析了高铁对区域旅游的“时空压缩”效应。研究发现：① 现有高铁将长江经济带景区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压缩”了3.36 h,规划高铁进一步将其“压缩”了1.09 h,使区域的旅游空间范围不断“缩小”;② 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具有双面性,加剧了短期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的空间分异,但使长假旅游圈所覆盖景区数量在空间上趋于均衡;③ 不同高铁建设阶段对区域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现有高铁便利了游客的中远程旅游,而规划高铁则对游客短途旅游产生重要影响,并强化了同区域外的旅游联系;④ 高铁“压缩”了旅途时间,“扩张”了游览时间,大幅提高了旅游效用,这在川渝两地表现的尤为显著。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自户籍制度放宽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异质性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表征出不同的空间格局和网络组织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各异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微观抽样数据,使用复杂网络理论对1995—2015年中国异质性劳动力迁移的时空格局和网络演化展开分析,并分析了格局背后的可能成因。研究发现：① 省际高技能和普通劳动力迁移均呈现出持续高度不平衡的空间集聚特征,承载大量人口的迁移流主要由中国中西部地区指向东部沿海地区,但这种空间不平衡特征呈现出一定的减弱趋势。高技能劳动力的平均迁移距离比普通劳动力更长;②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中均呈现明显的“小世界”特性,但普通劳动力迁移网络的迁移强度和关联程度均高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③ 两类劳动力迁移网络均呈现出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要核心节点的网络结构。高技能劳动力网络结构呈现相对稳定的特征,而普通劳动力网络结构则呈现出变化的趋势;④ 地区经济差异、路径依赖效应、异质性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的差异性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异质性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是导致两类劳动力迁移格局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创新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化创新模式成为当下创新的主流模式之一。基于创新网络视角,利用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大数据,对山东省创新网络的空间特征和主体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山东省创新网络在形态上呈现出以济南为创新核心辐射带动济宁和淄博等周边边缘城市发展,同时形成东部青岛、威海和烟台作为创新次级核心集中连片发展的空间格局。然而,创新网络的形态核心节点与功能核心节点存在错位,从网络关联的角度出发,山东省区域创新网络节点存在核心、次核心、地方核心、外围4个层级,济南、济宁、淄博、潍坊中心地位明显,并且各级节点数量规模呈现金字塔格局,等级结构完善。网络联系强度最大的主要是济南市向周边辐射的联系,区域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基本确立,存在综合创新模式、异质创新模式、根植创新模式和孤立创新模式四种创新网络模式。通过QAP模型分析表明,行政、交通等因素使得创新合作更倾向于发生在与省会城市之间以及地理接壤、交通条件优越的城市之间。最后,基于研究基础,对山东省创新网络优化、大型科研仪器共享、区域产业发展等提出发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