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城市化过程的普遍现象,关于它的发展态势及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引入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估算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在分析其发展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揭示了非正规经济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非正规经济不断增长,2008年后出现较快增长态势,2017年占GDP比例达到20.55%,非正规就业人员达1.59亿人。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东南高、西南-东北低的不平衡特点。模型显示,中国非正规经济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即非正规经济占整体经济的份额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发生这一变化的城镇化水平临界值为72.48%。由此推断中国非正规经济占比还将伴随城镇化进程而继续上升,由于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不同地区的非正规经济发展态势将不同。非正规经济还受到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流动人口、国有经济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规律,为制定基于城镇化发展阶段差异的非正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港口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港口资源整合所要理顺和优化的关键问题,关系着港口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2000年以来中国港口整体及沿海和内河各区域港口群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从货物吞吐量看,全国范围内的港口和内河港口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竞争效应,沿海港口之间竞争态势显著,而三者在集装箱运输方面均为竞争关系;五大沿海港口群在货物吞吐量方面的竞争激烈程度排序为环渤海港口群>珠江三角洲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西南沿海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内河港口群中,仅珠江水系港口群呈竞争态势;珠江三角洲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长江三角洲港口群、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港口在集装箱运输中竞争激烈;港口供求关系、港口规模结构、港口职能结构、港口规划与管理等是影响竞争与合作关系及竞争激烈程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助于丰富港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为港口资源整合提供思路和方向。
边境地区发展是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其产业演化深受地缘政治、国家和区域政策、本地发展、跨境交流等多元要素影响。本文在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制度演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发展视角下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分析框架剖析了边境地区制度与产业演化的动态过程、行为主体逻辑和开放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选取了中老边境门户城市——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作为案例区域,揭示了其不同阶段开放导向下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四个模式,即层叠、转化、转变和替代。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深化开放导向下的“制度转化”与“良性层叠”将进一步强化勐腊在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合作节点地位。这种双向开放导向下的边境地区多重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路径模式,有助于深化和丰富边境地区、区域产业演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产学合作网络是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而当前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集中在“本地/全球”二元尺度讨论上,缺乏多尺度产学合作效应的比较分析。基于IncoPat专利数据,本文从尺度和效应视角探讨了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空间格局呈现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星芒状结构,核心城市占据的网络优势地位能够助力其在网络中获取创新资源,并且高校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特征进一步巩固了省会城市的优势地位,使得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② 本省与长三角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他尺度。从区域尺度客观看待高校在空间创新进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③ 长三角创新产学合作的平均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工科院校产学合作的作用和极值点均要大于综合院校和其他院校。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应该加快推进以区域尺度创新产学合作为重点的产学合作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薄弱地区产学合作的多尺度耦合网络建设,着力提升薄弱地区的网络地位。
中美两国之间激烈的贸易竞争不仅集中在双边贸易领域,而且延伸为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博弈。尤其在中国周边地区,厘清两国贸易影响力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对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1996—2017年国家间商品贸易数据,利用时间约束聚类识别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发展的阶段,构建贸易网络对比各阶段中美两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及影响力变化。研究发现：① 1996—2017年间中国及周边地区贸易呈三阶段跳跃式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② 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的总体规模和覆盖程度均超越美国,中国在周边地区贸易收支中普遍存在日益扩大的顺差,而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始终保持着稳定大量的贸易逆差。③ 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贸易影响力实现了对美国的赶超,中国的出口影响力优势突出,而美国仍旧拥有不俗的进口影响力。④ 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呈阶段式跳跃发展,而美国与日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贸易联系。中国同日本在机电产品上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发达,但处于产业分工下游的相对不利地位,美国是日本的机电制成品和运输设备等高端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研究结果对于中国维护周边地区经贸合作的稳定与发展和应对美国的冲击有所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及区域地缘经济联系日趋紧密,南海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南海周边已成为全球重要战略区域和亚洲最重要的国际地缘问题区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修正引力模型等方法,从贸易、投资、旅游等视角切入探究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演变及态势。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但贸易合作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突出,域内出口贸易网络呈现以中国为核心,老挝、文莱和柬埔寨为边缘地带的相对稳定网络结构特征。② 域外国家对南海周边区域的投资规模显著提升但投资规模的两极化差异态势较为明显,投资区位呈现由高度集中向渐进式扩散转变态势。③ 域外国家入境旅游流持续增长,旅游网络由中国为单一核心演变为中国和泰国为双核心的网络结构,旅游目的地日趋多元化。④ 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区域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有所降低,但与东盟9国地缘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升;虽然以美日为代表的域外国家逐渐减弱与中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但地缘经济联系网络整体仍然呈现以中国为核心,以泰国和新加坡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
旅游流是社会网络关系的一种地域表现形式,国家（地区）之间旅游流网络中心度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地区）之间一种不对称的社会活动相互作用关系。面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旅游流网络中心度刻画指标不清晰、时空规律不精确、影响因素不明朗等问题,本研究构建了5个网络中心度指标,并据此分析了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入境旅游流总体特征与空间演化规律,识别了主要地理因素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变化。结果发现：2004—2019年全球入境旅游流规模增长近一倍,亚洲地区之间旅游流规模快速提升;全球大多数国家（地区）旅游影响力、向心力和辐射力提升,中国各项旅游流网络中心度指标的提升速度均处于世界前列;多数中心度指标之间显著相关,其中约束力和辐射力与其他指标相关程度较低;地理邻近性对旅游流规模有显著且稳定的影响,人口规模不仅与亲和力等指标显著相关,并且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程度在时间序列中显著提升。研究结果体现了中国入境旅游在全球旅游流网络结构中的持续向好态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千年运河”品牌基因是“千年运河”国家文化旅游品牌塑造和发展的灵魂。本文以中国大运河沿线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共词分析法,从与大运河相关的网络游记中识别和提取“千年运河”品牌基因谱系。并运用基于机器学习的地理分区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千年运河”品牌基因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 ① 构建了由2个基因类别、4个基因维度和14个基因子维度组成的“千年运河”品牌基因识别框架。② 运河核心基因和运河衍生基因主要分布在京杭大运河沿线,隋唐大运河尤其是卫河河段沿线城市的边缘关联基因分布较多。③ 根据“千年运河”品牌基因的分布特征,可将运河沿线城市划分为6类地理区域,每类地理分区中的主导基因、功能定位不同。研究结果为“千年运河”国家文旅品牌塑造与发展提供参考,也为大运河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展会是一个信息密集型行业,网络信息扩散对大型展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为展会信息传播提供理论指导,较少从宏观层面探讨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以广交会为例,引入网络大数据衡量网络信息扩散量,通过地理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的时空规律与成因逻辑。结果表明：① 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显示出时效变化的复杂过程,呈现出六阶段非线性特征的生命周期：酝酿期、增长期、爆发期、反复期、衰退期和消亡期,且具有“前兆效应”和“后事件效应”。② 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整体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稳定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经济趋向性和信息通达性等空间规律。③ 网络信息扩散形成了酝酿期本地集中性最强,随着时间推移本地集中性被削弱,并在爆发期后达到稳定的时空格局。④ 经济因素、展会发展规模和信息化水平是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的核心拉力因素,空间距离为核心阻力因素,这些探测因子共同构成了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的驱动机制。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大型展会网络信息扩散的时空规律,还厘清了网络信息扩散空间格局的核心影响因素和辅助影响因素,并系统地构建了驱动机制,拓展了大型展会网络信息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内容框架,为强化展会网络信息管理及促进展会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新冠疫情下的中断与非流动性改变新流动性范式的叙事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流动性受到挑战与质疑,而正确认识非流动性事关新流动范式的未来转向与变革。为此,本研究对新流动范式下的非流动性研究进行综述,思考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辩证关系,为新流动范式的转型提供新的路径。本研究发现,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领域具有四个重要转向：从批判解构到辩证关系的认识;从本体不可能到有可能的思考;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解释的叙述;从方法二元到方法平衡的转变。同时,非流动性研究中存在四大重要议题：地方性非流动人口;支撑性的停泊空间;非表征的静默身体;跨时空的节点主体。最后,本研究为非流动性的未来研究提出相关展望：关注非流动性的人口异质性;关注多样化的非流动性空间;认识后人类技术与非流动性身体;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
地名通名是不同地方地名具有共性特点的通用部分,表征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和行政区划变迁的认知。梳理多学科视域研究进展诠释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逻辑,基于EOF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探究长三角地区地名通名文化景观格局及成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比例受河网水系影响最大,地名通名文化景观用字类型丰富度在41个单元中总体呈现内陆到沿海且沿东北-西南方向递减趋势。②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异质性显著,呈现典型非均衡集聚,空间上形成皖中、苏南、浙北和上海等东西条带状的一级中心位于长三角中部,两个团块状次级中心分列南北;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呈显著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热点区为双中心格局且分布于安徽西部和浙江南部等地,冷点区为单中心格局且分布在东部沿海呈纵向连续带状分布。③ 长三角地名通名文化景观分布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影响明显,主要分布在海拔0~200 m、地形起伏度小于20 m、坡度小于5°的平原地带,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便捷性对地名通名传承影响深远。地名通名文化景观解析模型研究有助于提升地名命名科学性和规划管理协调度,为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海域地名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见证,在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地方志等历史资料,以“海（洋）”地名为例,对中国海域地名的源流和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中国海域地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其发展可以分为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模糊时期（先秦至宋代）、海域地名的空间指代清晰时期（宋代至清末）、海域地名中西融合时期（清末至1949年）、海域地名的系统整理和有序管理时期（1949年以后）4个阶段。② 中国海域地名的得名原因主要可分为7种：因方位得名、因岛礁沙洲得名、因水文特征得名、因沿陆岸（或较大岛屿岛岸）的地理事物（政区、聚落、山峰等）得名、因航海相关的传说等得名、因海洋出产得名、因海域地形得名。③ 中国海域地名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以长江口为界,南方沿海诸省级行政区（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海域地名数量远高于北方,南方又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最,岛屿数量等自然地理因素和海洋贸易等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此种差异的主要原因。④ 2018年国家海洋局、民政部受权公布了《我国部分海域海岛标准名称》,其中的“海（洋）”地名是1980年代中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成果的体现。针对中国海域地名整理和研究的现状,提出加强海域地名的整理、公布与命名,明确海域的相关概念,规定海域地名的通名,海域地名的处理需符合国家海洋权益4条建议。
专业村是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销售市场作为影响专业村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时空变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以河南省50个专业村2008年和2017年两次追踪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标准差椭圆、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梳理了河南省50个专业村销售市场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专业村销售市场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差异性、扩张性、波动性和扁平化的分异特征。其中心迁移变动方向不一,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张,市场波动性比较明显,呈现出扁平化的发展趋势。② 在网络结构上表现为“省内紧缩、省外拓展”的演化格局。国内一线城市的个体中心性在增强,省内部分城市的个体中心性在减弱。③ 在市场开拓上呈显著扩张态势,但受产品特性和交通条件等限制,不同类型专业村销售市场的扩散特征存在一定差异。从扩散距离来看,服务业型最远,农业型最近;从扩散增量大小来看,服务业型最大,工业型较小;从扩散速率快慢来看,农业型最快,工业型偏慢。④ 测算结果表明,不同因素对专业村销售市场扩散距离的解释力存在显著差异。整体来看,资源禀赋优势有所减弱,交通条件、产业水平和销售方式等影响明显增强。专业村销售市场的变化机制较为复杂,必要的村庄基础与产业组织为专业村产品的生产销售提供了空间载体与经济载体,销售市场则通过反馈机制,不断规范生产,促进产业升级。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克山病是中国主要地方病之一,为了探究克山病流行的时空变迁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数理统计和GIS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克山病最典型流行区域——东北地区克山病的时空分布变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1912—1949）的38年间：①在时间变化上,东北地区克山病的年发率为84.21%,季发率为25.17%,主要在冬季流行,流行广度呈上升趋势。②在空间分布上,东北地区克山病主要在今黑龙江省龙江县至辽宁省沈阳市一线以东地区流行,形成了一个北部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为核心、南部以吉林省延吉县为核心的海马状克山病分布区域。③在环境机理上,东北地区克山病多发于山地丘陵及小型河谷平原的乡村地区,克山病流行区属于典型的缺硒带;冬季气候湿冷、聚落环境封闭、土壤食物缺硒是克山病发病的主要原因;克山病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说明其发病除缺硒的环境化学性因素外,还与毒素感染的环境生物性因素有关。
传染病影响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边境口岸地区是传染病境外输入防控中的薄弱区域。然而,目前关于边境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和防控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指标体系构建或定性分析的层面。现有研究中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分析边境口岸传染病的时空演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定量测度与情景模拟有待加强,对中国边境口岸的疫情防控工作缺乏精准指导。本文构建了一般意义上的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指数（ERI）,评估了一般年份中国陆地边境口岸地区传染病境外输入风险,并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对中国陆地边境口岸不同管控措施情境进行风险分析,识别了疫情境外输入的高风险口岸。结果表明：① 一般年份中约1/5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风险较高,包括瑞丽、二连浩特、满洲里、东兴等,其中中缅边境地区最为集中。② 2020年中国边境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呈现空间极化特征,集中发生在满洲里、绥芬河、瑞丽三个口岸地区。③ 中俄、中哈边境口岸地区是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区域,霍尔果斯、满洲里、阿拉山口、绥芬河、珲春5个口岸仍存在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的较高风险。增强边境口岸管控措施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境外输入风险效果显著,后疫情时代需积极转变边境对外贸易方式,协调边境发展与疫情管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评估方法,不仅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提供决策参考,更为今后各类传染病境外输入的定量评估和分级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鼠疫疫源地的环境变化对鼠疫的传播扩散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及2018年五期土地利用和年最大化合成NDVI数据,选取斑块面积占比、景观形状指数、最大斑块比例和斑块破碎度、周长面积分维数、蔓延度指数、多样性指数、均匀指数及聚集指数,定量分析了内蒙古长爪沙鼠疫源地土地利用格局和植被格局的结构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 2000—2015年,内蒙古长爪沙鼠疫源地内土地利用整体稳定,变化较小,2015年后变化较大,主要表现为不同草地之间的转换。② 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NDVI介于（0.056,0.37]的草地在疫源地内占据主体地位,面积占比分别为77.45%、83.61%、83.03%和82.47%。到2018年,该类草地面积显著减少,面积占比下降到48.44%。与之对应,2000—2015年,NDVI介于（0.37,0.83]的草地面积占比为22.54%、16.39%、16.96%和17.4%,而2018年,该类草地的面积显著增加到51.34%。③ 2000—2015年,各草地类别表现出类内高聚集分布,类间分界明显的特征。到2018年,各类别草地向多个方向扩散,并在整个疫源地内趋于均衡分布,植被类内连通性增加,类间分界逐渐平滑。该变化使得内蒙古鼠疫流行风险呈增加态势。本研究对厘清长爪沙鼠疫源地地表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预测鼠疫潜在风险、预防人间鼠疫暴发具有科学参考价值。
西北地区降雪和融雪特征的长期变化对于融雪洪水过程的准确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1961—1979年站点观测的日降水和气温等数据,首先对比了湿球温度法、KS方法和双临界气温法计算的降雪量,确定了精度最高的双临界气温方案,进而计算了1980—2019年的日雪雨比,最后分析了雪雨比、降雪开始日期和融雪开始日期的变化规律。结果包括：① 春季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随海拔上升升温速率减小,青藏高原地区、东南部半干旱区、半湿润区春季气温上升速率略低于北疆、南疆、河西走廊及内蒙古西部,春季雪雨比在海拔1000 m以上呈显著下降趋势,在青藏高原地区、东南部半干旱区、半湿润区呈显著下降趋势;秋季平均气温显著上升,随海拔上升升温速率增大,空间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上升速率最快,秋季雪雨比在不同海拔和部分气候分区都呈不显著下降趋势;冬季平均气温在海拔2000 m以上呈现显著升温,且随着海拔的升高升温速率加快,空间上在青藏高原地区、东南部半干旱区、半湿润区呈现显著升温,降雪量在1000~2000 m呈现显著增加趋势,空间上在北疆地区呈现显著增加趋势。② 降雪开始日期随着温度的升高在所有区域都没有显著的推迟,每一年的降雪开始日期在不同高程带和不同气候区之间的差别没有变化,仍为30~40d。③ 融雪开始日期在所有海拔区间和气候分区都呈现出显著的提前趋势,每一年的融雪开始的日期在不同高程带和不同气候区的差别仍为25~30d。降雪和融雪特征的变化说明气候变化可能已经对融雪洪水的特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为分析西南山区梯田撂荒地块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厘清山区梯田撂荒与可持续利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为例,综合运用农户调查数据与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数据探讨梯田的撂荒规模、空间分布情况及地块质量特征;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梯田撂荒的各地块质量因素作用大小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 白都村样本农户的梯田面积为62.518 hm2,多集中分布于耕作高差、坡度和耕作距离较大区域,其撂荒面积为21.354 hm2,撂荒率为34.16%。② 梯田的地块质量因素对其撂荒的贡献程度表现为：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田埂坍塌状况>耕作面积>综合地形条件,其中灌溉条件、动力使用状况、耕作面积与梯田撂荒均呈负相关,田埂坍塌状况和综合地形条件与梯田撂荒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推进西南山区梯田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要形成新格局,解决西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就要提高西部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计算水土资源承载能力和水土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贡献情况,对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策略支撑西部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从水土资源承载压力和水土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贡献两个方面构建西部水土资源评估体系,选取水土资源承载力评价、水土资源匹配度评价和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贡献评价方法,评估西部13个省份的水土资源承载压力、水土资源匹配度、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贡献状态和潜力。结果显示西部水土资源压力指数在0.44~0.98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水土资源匹配度指数为1.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全国,西部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贡献指数为0.49,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趋势向好,整体存在很大潜力,但不同省市内部差异较大,水土资源可持续发展需要提高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管理水平。西部整体评估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西部各省份水土资源状况评估结果可对西部水土资源利用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