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城市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关注焦点之一，已有研究多面临城市空间范围界定和人口统计口径不确定问题。2008年《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和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确立的“城区常住人口”标准口径更加符合城市实体地域的人口规模。基于国家标准口径，通过对行政区划调整、工矿区和开发区城乡代码调整等进行空间一致性处理，识别2010—2020年城区人口发生减少的收缩城市。主要结论包括：① 中国693个城市中，收缩城市仅有48个，且绝大部分收缩城市的城区人口减少规模低于5万人。② 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以县级市和中小型城市居多，包括部分资源型或资源枯竭型城市。③ 收缩城市的形成受到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和城市政策等因素影响。收缩城市尚未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已有研究中不准确的统计口径造成了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的夸大。但是，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和人口生育水平下降，未来中国收缩城市数量和规模很可能出现明显增长，并且需要重视独立市辖区、县城、开发区等城区人口变动的精准核算和监测。
科学实用的综合指数算法对监测区域发展状况有重要意义。综合指数算法的关键在于权重量化，其中以主观权重的量化最为困难。少数个体的主观权重量化难以进行精确的数值化且缺乏代表性；群体的主观权重量化中存在意见收集过程繁杂的困难。本文提出耦合文本挖掘与高维排序权重法的综合指数算法，其中文本挖掘技术能够基于文本对各维度进行权重数值排序提取、解决主观意见获取与量化难题，高维排序权重法能利用权重数值排序计算综合指数、降低权重量化要求。为证明算法的可用性，基于政策文本挖掘政府决策者主观意见，逐年量化了符合政策导向和时代特色的维度权重排序并分析了中国2000—2019年省级区域发展质量水平。结果表明，新算法评价结果合理、可用性强。中国省级区域发展质量整体水平前、中期平稳上升，后期波动上升；东部沿海省份形成高水平聚集区；随着中部和西南省份的崛起，东西发展不均衡问题有所缓解。本文耦合算法的应用不局限于案例中的区域发展，可在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红利支持下进行高效、低成本的指数评价和决策支持。
边境地域是国土安全-地方发展-对外开放三大地域功能关联影响的特殊地域，承担着守护国家主权安全、支撑本地发展和承载对外开放空间的责任，具有多尺度、多维度、动态演化的特征。本文搭建安全-发展-开放关联下的边境地域功能理论分析框架，从本体论、指标与测度、政策话语与实践等维度测度、刻画与剖析边境地域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其机制。以县级尺度的中国边境地域为案例，分析边境地域功能的演化。主要结论是：① 边境发展经历了谨慎探索期（1978—1991年）、加速推进期（1992—1998年）、持续发展期（1999—2008年）、全新开放期（2009—2019年）、动态开放期（2020年以来）5个时期，边境开放合作取得飞速发展，但疫情后“再边境化”趋势增强。② 中国边境地域功能时空分异特征显著，持续发展期以来，中国边境地域功能大幅提升，县域间差距略减，但空间分异明显，东部边境发展优于西部；全新开放期以来，各段边境发展功能均得到提升，西藏边境安全功能占比仍然很高，而东北、内蒙古、新疆、云桂边境均呈现向开放、发展转变的趋势，对外经济取得明显提升，但整体上边境主导功能仍以安全为主。后疫情时期，应在保障国土安全的前提下，突破传统的封闭边境发展模式，以“双循环”为抓手，实现边境地域的全方位沿边开放转型与兴边固边共同发展。
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流动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基于来华留学生及中国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跨境人才培养依赖关系判定模型，对留学生流动视角下中国跨境人才培养的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① 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在快速放缓，中国留学生全球流动的空间集聚态势在不断强化，高度集聚在北美、西欧、东亚和澳大利亚四大区域；② 来华留学生增长率呈逐渐放缓的趋势，来源地格局具有地理邻近的特点，呈现高度的空间集聚性，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同时撒哈拉以南的东非和西非地区的来华留学生呈逐渐增多态势，来华留学生来源地在空间范围上得到明显拓展；③ 中国与各国跨境人才培养关系从以对称依赖为主的局面转变为以负向依赖为主的局面，其中正向依赖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西欧地区，数量不断减少，负向依赖区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快速扩展至中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量不断增多且增长较快。
作为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测度手段，韧性研究为海岸带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风险评估提供了全新视角。基于人地系统视角提出海岸带韧性的概念，从海岸带韧性分析框架、概念内涵、指标构成出发，构建海岸带韧性HNS-PSR评价体系，并以中国海岸带为例进行测度。研究表明：① 现有海岸带韧性研究大多囿于单一要素，缺乏整体性，对于海岸带交互强烈的人地属性、人地冲突为核心的人地关系关注较少，亟待基于人地系统视角对海岸带韧性底层逻辑、分析框架进行架构，构建全视角、多角度的海岸带韧性评价体系。② 在海岸带韧性HNS-PSR评价体系中，“人”聚焦于人口数量及质量的功能发挥和以“人”为载体而物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属性；“地”既是对陆或海单一区域“地”要素的继承，又着重强调海陆交互作用属性，并为人类活动提供空间场所和资源要素支撑；“人地关系”则侧重对海陆间交互作用协调的纽带作用及感知海岸带抵御、适应、更新能力产生的适应行为和结果。③ 2005—2019年间，中国海岸带韧性呈波动上升趋势，省际差异明显，且仍以压力韧性为主导。其中，广东、上海、天津海岸带韧性位居前三位，广西、河北、海南位于后三位。研究为海岸带韧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当前，线性文化遗产的实践与研究中多聚焦于遗产单体和廊道线路等遗产要素，较少关注线性区域尺度下聚落体系整体及其与遗产本体之间的关联性，对沿线聚落与遗产本体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完整系统的内在规律有待深入挖掘。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文化廊道体系的空间整体性构建机理，明确将关联聚落纳入到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开发中的价值和意义，并借鉴文化廊道的空间识别和关联模型，探讨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线性文化遗产空间整体性的构建。研究表明：① 涵盖城乡聚落系统的文化廊道体系，有利于实现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完整性和主题文化延续性。② 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对流经区域影响相对较广，聚落影响范围的区域占比为30.15%。运河与沿线聚落的整体关联值具有以遗产本体为中心向周围递减的趋势特征，并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在相同文化传播力假设条件下乡村聚落关联值相对优于城镇。该研究关注到文化廊道由内部空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所决定的学术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线性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可为京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空间范围的界定、整体性保护和开发及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借鉴和决策依据。
大运河研究知识合作网络对运河沿线城市统筹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意义重大。本文选择以中国大运河为研究对象的合作论文作为基础数据，构建大运河研究的城市知识合作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最大要素流分析、负二项重力模型等网络研究方法，探讨大运河研究的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和形成机制，并分析网络合作内容异质性。结果显示：① 网络整体规模不断扩张，但网络密度逐渐下降，整体网络联系较为稀疏。② 网络空间格局呈现由南方单核结构向南北双核结构演化的总体趋势。③ 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受到城市自身研究规模属性和地理、文化、制度等多重邻近性的影响。④ 大运河研究的城市知识网络的合作内容存在异质性，能够反映网络特征并具有地理意义。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弥补了当前大运河研究中对知识网络研究的不足，完善了现有城市知识网络研究中对知识合作内容的关注视角。
外出人口回流正在成为影响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现象，对其影响机制的解析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在个人及家庭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将地区环境纳入回流动因的讨论中，通过构建包含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流动人口个体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交叉分类多层模型方法，揭示了不同地区环境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推拉机制。研究表明：户籍地和流入地地区环境是解释人口回流意愿的重要因素，且流入地的重要性略大于户籍地。但两地环境因素的具体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户籍地经济环境和基础教育的改善，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而在流入地，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繁荣以及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则抑制了回流意愿，但基础教育资源的影响不显著。与低学历流动人口相比，高学历群体的回流意愿受家乡经济水平、靠近大城市的区位条件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受流入地产业结构及区位条件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研究拓展了地理学的人口迁移研究，并为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人口合理流动提供了有益借鉴。
现有老年移民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其在迁居城市的日常流动性的影响，较少涉及老年移民实践中存在的循环流动及其伴随的跨地方的地理情境。在循环流动的视角下，老漂族群体的流动性并非只发生于迁居地的单一地理情境中，而是通过日常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两种尺度的流动性维持着双重存在的生活状态。本文着重分析本地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对于老漂族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差异，以及信息技术在流动性和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老漂族的本地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均对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本地流动性对幸福感的贡献更多反映在自我实现维度，返乡流动性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享乐维度。具体来看，老漂族本地流动性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邻里可步行性、本地活动参与以及本地社会支持体现，返乡流动性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返乡出行、家乡社会联系和家乡社会支持体现。此外，信息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强化了返乡流动性对自我实现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借鉴循环流动理论，本研究将老年人流动性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从关注迁居地日常流动性拓展到日常流动性和返乡流动性双重维度，对促进老漂族的社会融入和幸福感提升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对城市群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升需要以合理有序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作为支撑。本文从资金、技术、人脉维度构建城际网络，运用社区挖掘方法分析不同网络社区的内部联系和边界动态，并根据网络权力识别增长极，从城市群内、外双尺度剖析其虹吸-涓滴效应，透视马赛克隐喻下三大城市群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组织模式。结果发现：① 在资金维度，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投资沿“分散化→集聚化→再分散化”演化；长三角城市群（长三角）投资沿“分散化→内部分割→一体化”演化；珠三角城市群（珠三角）投资沿“分散化→高依附性→去依附性”演化。② 在技术维度，京津冀早期形成了星型拓扑结构，中期北京对周边腹地产生集聚阴影，近期技术一体化水平不断下降；长三角早期技术一体化初显，中期伴随投资的内部分割，技术流也呈现内部分割特征，近期则朝一体化反方向发展；珠三角的技术流始终保持分散化和内部分割特征。③ 在人脉维度，三大城市群均向一体化演进，长三角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珠三角次之，京津冀最末。④ 空间组织模式上，京津冀沿“单中心→一主一门户→一主双门户”演化；长三角沿“向心式→离心式→嵌套链式”演化；珠三角则始终为“一主双门户”模式。
“双碳”目标下需要在区域范围研究城市低碳竞争力，解析区域内各城市低碳发展条件的时空演化差异。以长三角41个城市2000—2020年低碳竞争力为研究对象，以碳排放量、碳排放社会经济关联因素、低碳技术与政策3个维度构建城市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灰色关联法解析长三角地区城市低碳竞争力时序演化特征，并采用LISA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模型分析其空间演化格局，最终划分了城市时空演化类型。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低碳竞争力位序更替明显，近50%的城市演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平均水平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② 碳排放量空间关联度变化较大，碳排放社会经济关联因素空间关联度较弱，而低碳技术与政策时空协同发展态势显著。③ 长三角城市不发生时空类型跃迁或跃迁方向一致的概率为81.1%，表明长三角城市低碳竞争力空间格局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④ 长三角地区低碳竞争力存在不同的时空演化类型，北部部分城市属于低水平固化型；皖南和浙南地区部分城市属于高水平协同型；中部的杭州、宁波等城市属于高水平溢散型，带动周边地区向好发展；而上海、南京与合肥属于高水平中心型，尚未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从长三角整体视角来看，城市低碳竞争力三维度存在时空上的外部动力和内在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转化，这驱动着该地区整体低碳竞争力的持续发展提升。本研究可为低碳导向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借鉴。
城市品质是城市发展质量、区域聚合力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影响城市房价变化和创新水平的提升。以2009—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房价、创新能力和城市品质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 城市房价、创新能力和城市品质均有所提高，城市房价和城市品质涨幅超100%，创新能力涨幅低于30%，三者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② 城市房价-城市创新、城市房价-城市品质空间关联强度呈增强趋势，城市创新-城市品质空间关联强度有所下降，三者局部空间关联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空间锁定特征。③ 城市房价、创新能力和城市品质均具有较强的自我强化特征，三者彼此间的相互冲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但冲击最终均渐趋稳定。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城市房价、创新能力和城市品质相互影响及协同作用，推动区域向更高质量迈进。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① 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② 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③ 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④ 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循环利用的资源再生性与拆解污染的破坏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中。研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围绕集群与政府两者交互所构建的共同演化关系，将知识的生产与对新知识的选择作为划分集群演化阶段的参照，对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演化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路径形成之初，企业在对新知识的探索和保留中强化联系，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拆解集群。随后当新知识再次出现并且需要较高迭代成本时，源于利益驱动的企业选择采用新知识的积极性有限，表现出内部的自我强化。当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认知使集群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路径解锁。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集群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对后续技术演进、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技术发明，是区域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根本动力。技术关联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技术非关联以及非技术因素的考察。基于2000—2018年中国281个城市772万条发明专利数据，构建技术关联密度与技术非关联密度指标，结合地方政府政策规划文本，探究技术关联、技术非关联与选择性产业政策及其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城市突破性技术发展。研究发现：① 2000—2018年中国突破性技术主导领域从生活资料、化学化工等传统工业部门演进为计算、测量、电气元件和电通信技术等新兴产业；空间维度上区域突破性创新水平呈现“东高西低、南进北退”的演化特点。② 技术关联和技术非关联对突破性技术发展具有技术周期的差异化影响。技术关联对突破性技术进入和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非关联仅对新技术进入有积极影响。③ 区域产业政策效果受目标产业技术关联性的影响。选择性产业政策虽能短期内开辟新的区域技术演进道路，但难以促进非潜在优势产业持续创新增长。随着目标产业与区域技术基础关联性提高，产业政策对突破性技术进入和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增强，且上述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具有更显著作用。研究启示：地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为激发技术关联的创新驱动效应提供有利条件，产业政策应支持具有较高技术关联密度的部门形成区域比较优势，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
近几十年来，因气候变化异常而引发的一系列灾害事件已被世界各地的器测及实验记录所证实。深入探究不同时空尺度气候变化的特征与机理是建立气候变化与各类灾害事件耦合关系的前提。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研究不同自然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机理，因此探究气候变化及各类灾害事件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互相耦合机制，是地理科学学科视角下气候变化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科学学科2010—2021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地区科学基金的申请和资助项目为研究对象，剖析学科领域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资助现状，归纳并展望地理科学学科视角下气候变化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结果表明，近十几年来，地理科学学科领域内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量均逐年增长，显示出该学科方向人才储备规模不断扩大；面上项目的申请与资助量较为稳定；地区科学基金的申请量亦呈增加趋势，但资助量波动较大。依托单位中，中国科学院下属的6家研究院（所）是地理科学学科中气候变化相关研究的主要科研单位。目前，地理科学学科领域内的气候变化研究存在研究队伍区域分布不均、研究手段及内容相对单一、机理和机制探究不足、理论与实际联系较弱等问题。因此，学科后续发展中应进一步提升各地区研究力量水平，夯实机理和机制研究，推动气候变化主题下多学科、多指标、多过程的融合发展，促进相关成果“落地”以更充分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人类社会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