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和结构特征分析是城市群研究的热点和基础性工作。交通网络既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重要驱动因子,也是城市群空间形态的重要支撑。本文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交通大数据构建了交通综合OD矩阵,通过主成分迭代分解算法提取了城市群空间范围,结合城市连通度和影响力两个指标分析了城市群结构特征,最后对城市群内部连通度和外向联系度进行了评估。研究表明:① 中国存在21个城市群;② 城市群呈现单核、双核、多核和弱核等多种空间结构类型,单核结构为主要类型;③ 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有不同的交通辐射能力,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等的交通带动作用;④不同连通度等级的城市群在中国版图上呈现 “弓型”结构,中高连通度城市群对称分布其中;⑤ 城市群的外部交通连通强度两极分化严重,东部地区城市群占据了城市间交通流量的近52%,西部地区城市群仅占16%。研究认为,城市群交通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内部差异较为显著,与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有一定的不同,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发展培育、促进融合和优化结构等方面的规划工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如何认识城市群中知识的累积和演化规律是当下区域创新研究的重要话题,本研究引入区域知识基础的动态分析方法,从规模、结构、分蘖三个角度考察了京津冀近20年来知识基础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基础规模呈现总量快速增加和涵盖领域不断扩展的趋势,并在2013年之后从空间集聚增长转向均衡增长模式。知识结构的多样化和关联度显著提升,但北京与津冀两地的知识领域分布差距较大,成为制约城市群内知识溢出的重要原因。② 2004—2013年间,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分蘖以进入新知识领域为主。新知识领域进入受到技术关联、外部网络链接、政府干预三种机制影响。新知识领域进入概率与本地已有知识库关联性正相关,并未证实存在“路径锁定”效应。与外部创新网络的联系对新知识的进入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来自城市群内的创新联系作用要大于城市群之外。政府干预强化了新知识进入的可能性,其中引进外资比引进内资对新知识的进入作用更大。③ 2013年后,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分蘖形式转变为以已有知识领域的增长为主。本地集聚经济水平是影响已有知识领域增长的最大因素,其中除了集聚的规模之外,集群创新网络发育程度也对已有知识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技术关联仍是促进已有知识领域知识增长的重要因素,且技术关联与本地知识库形成一种“累积循环”的自我强化效应。研究为城市群创新政策的制订提供了建议。
城市与区域产业演化是一个内部因素与外部联系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现有文献分别探讨了产业溢出和空间溢出对于城市产业发展的影响,但尚未有研究系统探究两者的相对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关系。本文借助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包含33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423个四位码行业的城市制造业产业比较优势演化数据集,探究中国城市制造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溢出和空间溢出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① 产业溢出和空间溢出两者对于中国城市制造业产业形成比较优势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本地关联产业的产业溢出效应最强,关联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相同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弱。② 在交互作用方面,产业溢出和空间溢出两者表现为互补而非替代关系。研究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溢出和空间溢出两种知识溢出渠道的影响和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逆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卡脖子”问题成为当下最需创新研究解决的问题。但现阶段创新研究最新的理论成果——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研究局限于内生性的理论视角,难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科技创新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理论框架,梳理区域创新系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的理论异同,进一步利用战略耦合这一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要素,通过理论融合提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域创新系统为例,基于理论梳理与回归分析,从创新基础设施、创新活动、创新绩效这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区域创新系统与战略耦合的联系与影响以验证框架。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发现:第一,战略耦合对于区域创新系统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并不完全是显著正面的,甚至存在负面的影响。第二,以出口为主导依附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及对区域创新绩效和创新活动的抑制;相比之下,市场换技术的互惠式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各个维度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第三,对于广东省而言,港澳台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外资,而其他外资对创新系统的具体影响更为复杂,未有稳定的模式出现。本研究通过向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战略耦合理论,探明了战略耦合与区域创新系统的关系和影响,建立了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复杂作用,为全球化下区域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更为批判和辩证的研究视角,可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提供理性、科学的建议。
海外知识获取一直是边缘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海外知识获取成为提升中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但在全球创新格局不断变化的影响下,中国海外知识获取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具有怎样的特征,相关研究却未有回应。本文借助PATSTAT数据库中海外发明人-本国申请者数据刻画了全球创新格局,分析了中国从创新边缘向核心转移的过程,并使用GMM模型对全球创新格局演变与中国海外知识获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球创新格局主要由北美和西欧主导,并朝着北美、西欧和东亚三足鼎立的格局演变,中国是现阶段唯一实现从创新边缘跃升至创新核心的国家。② 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地理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海外知识来源既高度集中于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区,又表现出向“一带一路”沿线等边缘国家扩散的趋势。③ 全球创新格局演变对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存在较大的影响且具有阶段性差异,中国海外知识获取地理布局主要受东道国创新地位的影响,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其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中国处于边缘国家时,其海外知识获取主要受核心国家影响,而处于半边缘国家时更多受半边缘国家的影响;当中国成为核心国家后,则主要受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丰富了全球创新格局和边缘国家成长路径的相关研究。
企业跨区域投资决策深度嵌入复杂多元的地方文化-制度情境,解析文化差异的多维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和区域间交互作用机制。本文在刻画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异地扩张和网络演化的基础上,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探讨投出地与投入地文化特征以及两者间文化距离三重维度因素对区域间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利用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投入地和投出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制度和经济距离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2312家沪深两地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2007—2016年间异地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网络演化过程中“邻近扩张”与“跳跃扩张”并存,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网络结构并不断强化。文化差异的三重维度共同影响了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较高的投出地冒险倾向和投入地信任水平、较小的区域间文化距离,有利于提升区域间企业异地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不同经济规模城市组的比较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会降低所有规模城市组内部及之间的投资规模,但仅显著降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城市组之间的投资意愿。本文有利于拓展区域文化对企业地理、投资区位选择、总部-子公司网络结构影响的认识。
探究中国慢性肾病患者跨区域就医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于提升对居民就诊需求的认知,在中国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下,对于医疗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保障的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研究基于2014—2018年中国居民慢性肾病就医病案首页信息,提取了非常住地跨区域就医数据并计算了患者的跨区域就医流入率与流出率指标,构建了广义线性模型探究了城市医疗资源以及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对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跨区域就医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较为普遍,呈现流动人口多,流动范围广等特点。北京、上海、广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具有最大的就诊流量。② 医疗资源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患者跨区域就医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其中人均肾脏病医生人数指标对于患者的跨区域就医影响最大。③ 医疗资源水平以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跨区域就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对于高发展水平的城市,提升城市肾脏病医生人数对于跨区域就医患者的流入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而城市规模与人均GDP对于患者流动呈现正向与负向作用并存的态势。研究结果扩展了对患者就诊流动行为的认知,可以为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与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建成环境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系是健康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多数研究仅关注社区视角,忽视了学校邻里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本文基于大连市第七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数据以及2015年空间兴趣点数据(POI)、道路网、遥感影像等数据,以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传统的两层模型和交叉分类多水平模型对比分析了社区和学校邻里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青少年体质健康整体上处于及格水平,男生和中学生随着年龄增长拥有更健康的体质。② 社区和学校因素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体质健康,并且学校因素强于社区因素。③ 社区可步行指数,社区与最近公园、海滩、体育馆、游乐园的距离,以及学校与最近公园和体育馆的距离与青少年体质健康显著相关;社区和学校附近的公交站以及绿地与青少年体质健康没有显著相关性。④ 男生对社区附近的体育馆和学校附近的公园更敏感,女生则对社区附近的海滩、游乐园以及学校附近的体育馆更敏感,社区与最近公园的距离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 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 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 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生计干预作为中国后脱贫时代采取的系统性外部干预,不仅有助于实现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还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效率是检验干预措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本文以地处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投入产出维度出发构建山区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A)评估其生计干预效率,并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陇南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为0.1274,低生计干预效率的农户占57.87%,而高生计干预效率农户仅占8.39%;②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干预效率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后期脱贫、高山区以及特色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农户的生计干预效率较高;③ 内生动力、交通便利度和海拔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产品销售的难易程度对生计干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内生动力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也对其原有单一因素对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影响产生作用。基于此,提出继续加大投资额度、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注重农村人才培养以及提高农户内生动能等建议以推动山区农户生计干预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滨海湿地水盐关系复杂,盐度空间梯度是影响土壤、水体指标和生物生长的关键因子。本文选取1987—2021年遥感影像,分析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北部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规律与盐度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按照围垦目标(农田、淡水养殖、咸水养殖)与围垦时间,将1987—2021年土地利用演变路径划分为七大类。② 随着围垦历时的延长和土地利用变化,土壤与水体盐度均逐渐降低;土壤盐度波动趋于平稳且剖面层呈现聚集—波动均匀—均匀的分布特征。③ 农田围垦目标路径下,土壤盐度由低到高依次为Ⅰ(直接农田型)<Ⅱ(芦苇→农田型)<Ⅲ(碱蓬→养殖塘→农田型);从土壤盐度剖面类型来看,Ⅱ路径是聚集型,Ⅰ与Ⅲ路径均是波动均匀型。④ 养殖塘演变路径下,水体盐度由低到高依次是Ⅳ(芦苇→淡水养殖型)<Ⅴ(碱蓬→芦苇→农田→淡水养殖型)<Ⅵ(盐田→淡水养殖型)<Ⅶ(碱蓬/光滩→咸水养殖型)。本文可为围垦后的滨海湿地滩涂实现高效率土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长江上游地区是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关键区,是长江流域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的重要功能区,对中国西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定量分析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恢复程度及植被恢复潜力,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气象、土壤、遥感等多源数据,结合模型模拟从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两方面量化了2000—2019年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恢复程度及空间差异,厘定了气候要素与人类活动对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程度,并探究了植被恢复潜力,结果表明:①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质量整体向好发展,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均呈稳定增加态势,增速分别为0.15 %/a、3.77 gC/(m2·a);生态系统服务增减有所差异,土壤保持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增速为2.72 t/(hm2·a),水源涵养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减少2.37万m3/km2。② 生态系统整体呈恢复转好态势,但仍存在面积占9.76%的区域生态系统状况变差。生态恢复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地区的东部和南部金沙江流域与乌江流域交界区域。较明显转差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金沙江流域。③ 气候要素是影响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因素,气候要素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78.78%和21.22%。④ 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草地、荒漠生态系统仍有8.73%的恢复潜力,位于金沙江流域和岷-沱江流域的青藏高原部分区域恢复潜力较大。本研究通过定量化评估生态恢复状况及植被恢复潜力,可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利用三峡库区及周边地区共21个气象站点1955—2019年的器测气候资料,结合西南地区气候驱动因子(北极涛动指数AO、北大西洋涛动指数NAO、西南季风指数SWM、东南季风指数SEM、暖季均温WST)系统分析研究区65a来的降水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比了三峡水库2003年蓄水前后局地降水的变化并评估三峡水库修建对降水的影响。结果表明:SWM主要影响研究区夏秋季降水;SEM和WST主要影响研究区夏季降水;AO对研究区降水的影响集中在冷季;NAO对研究区降水的影响不显著。SWM、SEM、WST与降水存在较显著的1~4a短共振周期,而NAO与AO以7~11a的共振周期为主。库区西北部的年降水量在2003年存在突变现象,腹地和南部地区的年降水量无此突变,而前述气候驱动因子在蓄水当年均无突变,表明气候驱动因子不是导致近库区降水突变的原因。三峡库区蓄水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近库区西北部的年降水量明显增加,主要是2月、5—7月降水显著增加(P<0.05),3月、8—10月不显著增加(P>0.05),其原因可能是升温引起的更多的局地蒸发水汽被季风转移至西北部,导致西北部的降水量增加。水库蓄水后,腹地在8月、10月、12月降水量显著减少(P<0.05),南部在8月降水量显著减少(P<0.05),其可能的原因是水库蓄水后缓冲昼夜温差,增加水面大气下沉,抑制水面对流活动,从而抑制研究区腹地和南部形成降水。基于气候驱动因子和月降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西北部的年降水比无水库的情形显著增加13.2%(P<0.05);腹地、南部的年降水比无水库的情形分别增加0.1%和减少1.5%,但均不显著(P>0.05)。总的来说,三峡水库蓄水对降水存在局地效应,其长期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林线作为重要的地理和生态界线,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然而林线和树线之间的过渡区内不同类型的植被斑块交错分布,呈现一定的随机性,导致林线和树线的分布界线也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目前大多数研究将林线/树线简化为连续变化的曲线,难以表达和分析林线与树线的模糊性和过渡区内不同类型植被斑块分布的随机性。本研究采用复合高程信息的NDVI数据提取白马雪山和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数据点,构建林线与树线分布高度云模型,定量分析林线和树线分布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比较白马雪山与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结论:① 构建了白马雪山和博格达山林线/树线分布高度云模型,以林线、树线分布高度云模型用期望(Ex)、熵(En)、超熵(He)3个数字特征来表达林线、树线分布的整体特性。② 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分布高度云模型的熵(林线410.71 m、树线597.32 m)和超熵(林线66.22 m、树线280.86 m)大于白马雪山(熵:林线182.33 m、树线193.96 m;超熵:林线56.26 m、树线65.86 m),即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分布的不确定性高于白马雪山。③ 干燥度是白马雪山林线与树线分布高度贡献率最高的影响因素(50.26%、44.11%),其次是7月均温(12.76%、17.93%)和积雪效应(23.97%、11.48%),而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分布高度贡献率最高的影响因素是7月均温(48.15%、60.59%),其次是干燥度(28.57%、17.67%)。两地林线和树线分布的主导因素明显差异。本研究以白马雪山和博格达山林线与树线分布高度云模型的数字特征,表达林线和树线分布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并比较分析两地林线与树线影响因素的差异,为精细分析垂直带分布的复杂性、定量分析垂直带影响因子的尺度变化和空间分异,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
海拔依赖性变暖(EDW)及其机制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对于中国西北地区EDW及其与降水相态变化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本研究利用1980—2019年西北地区185个站点的日气温与降水数据,对西北地区EDW、雪雨比、降雪量、降雨量变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整个西北地区秋季、冬季存在EDW,年尺度不存在EDW。从空间分布来看,半干旱区夏季、半湿润区春季和冬季、青藏高原区冬季存在EDW,各气候区年尺度也不存在EDW。② 西北地区在空间上雪雨比变化与海拔关系并不显著,只有半湿润区春季雪雨比下降速率随海拔升高而增大,其与EDW有显著的统计负相关。此外,半湿润区1000 m以下和1000~2000 m区间春季气温与雪雨比变化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③ 西北地区在空间上降雪降雨量变化与海拔关系也并不显著,只有半湿润区1000 m以上春季降雪量下降率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其与EDW有显著的统计负相关。此外,半湿润区1000~2000 m和2000~3000 m区间春季气温与降雪量变化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半干旱区2000~3000 m区间春季、青藏高原区各海拔区间春季、河西走廊及内蒙古西部1000~2000 m区间秋季、青藏高原区2000~4000 m区间秋季气温与降雨量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西北地区EDW与降水相态变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其相互作用机制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以典型藏东高原与藏东南高山峡谷过渡区——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系统功能性、稳定性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角度对其进行生态系统综合评估,并对其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与建议,以期服务我国青藏高原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及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国家战略。研究结果表明:① 昌都市生态系统功能指数EFI在东南部三江流域的森林生态系统偏高,而在西南、西北部的冻原、荒漠及草地生态系统偏低;EFI指数区域均值为0.80,75%的区域EFI指数在0.70~0.90间波动。② 昌都市生态系统稳定性指数ESI在东南部三江流域偏低,而在西南、西北部偏高;ESI指数的区域均值为0.008,75%的区域ESI指数在0.004~0.013间波动。③ 2000—2020年间,昌都市生态系统功能性增加而稳定性降低,但两者变化速率均较小且并不显著(p>0.05)。④ 昌都市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土壤保持、水资源供给及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均较高;但在2000—2020年间均有所下降,变化速率依次为防风固沙量-2.23 kg/(m2·a),土壤保持量-0.06 t/(hm2·a)(p<0.01),水资源供给量-5.38 mm/a(p=0.20)。总体而言,小幅增长的生态系统功能、减弱的生态系统稳定性以及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降低共同导致了研究区近年来生态系统质量的下降。
利用BCR及1M HCl分离提取技术对湘江下游河床沉积物不同化学形态铅的铅含量及Pb同位素组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河床沉积物重金属铅含量变化大(Pb含量为(54.4~4379)mg/kg),且富集明显(EF>3.5)。不同河段沉积物铅富集程度明显不同,湘潭、长沙及湘阴河段沉积物铅富集程度相近(EF平均为3.5~4.1),而株洲段沉积物铅富集明显较高(EF平均为82.0)。BCR分离提取结果显示河床沉积物铅主要以赋存于铁锰氧化物中的可还原态铅(43.76%)和赋存于硅酸盐矿物的残渣态铅(41.53%)的形式存在。沉积物全岩铅同位素组成显示株洲段铅为非放射成因铅(206Pb/207Pb平均为1.1744),而湘潭至湘阴段沉积物明显富放射成因铅(206Pb/207Pb平均为1.1827)。由BCR提取的可提取态与残渣态铅的206Pb/207Pb比值平均分别为1.1798±0.002及1.1844±0.008,即可提取态与残渣态铅之间Pb同位素组成变化不明显。而1M HCl提取的可提取态(206Pb/207Pb平均为1.1746±0.004)与残渣态铅(206Pb/207Pb平均为1.1859±0.007)的Pb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这可能是BCR分离提取实验中,株洲段沉积物非放射成因的人为源铅未完全提取所致,故BCR提取法不适合用于矿业活动影响河流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生态风险评价。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表明,株洲段沉积物中铅为来自铅锌矿矿石(62.4%)及燃煤排放(36.8%)人为源铅组成的二元混合铅,而湘潭至湘阴段沉积物铅为来自自然源花岗岩(54.4%)和来自人为源铅锌矿矿石(29.2%)及燃煤排放(15%)组成的混合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