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叠加背景下，乡村地区绿水青山价值显现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中国乡村类型多样、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开展绿水青山视域下乡村振兴典型模式提炼与形成机制解析，有利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科学有序推进乡村振兴。研究表明：绿水青山特指乡村地区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交互耦合形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自然-社会-经济共同体，是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资源、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和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绿水青山视域下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呈现“纺锤形”，可划分为城乡融合型、提质增效型、搬迁撤并型3个大类，以及中心镇、社区化、园区化、物质开发、功能提升、产业融合、生态移民、易地搬迁、村庄合并等11个亚类。中国乡村振兴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地域模式库建设可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模式与路径借鉴，未来应注重绿水青山与乡村振兴的协调耦合，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气候智慧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CSA）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下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双挑战的农业系统解决方案。通过全面梳理CSA的概念内涵，评估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进一步归纳其基本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CSA不仅可直接促进SDG13-气候行动，而且与其他SDGs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实现消除贫困、饥饿、促进公平的SDG目标。② 结合中国语境，CSA可界定为一项基于系统思维，能在多目标、多尺度下平衡粮食可持续增产（粮食安全）、提高农业对气候的适应能力（适应）、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减缓）3个目标之间的优先事项，增强农业系统弹性的土地利用工程。③ CSA研究可从理论探讨、水平测度、实践举措、优化调控4个方面深入探索，掌握概念标准、公平正义、多目标协同权衡、促进实践采纳等研究的关键节点，布局未来研究蓝图。本文期待为CSA发展成多学科交融和多系统互动的综合研究奠定基础，最终促使中国CSA研究走向国际理论关联和本土实践创新。
建设具有韧性的城市经济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路径依赖为理解经济韧性提供了一个强调历史背景的视角。本文以新产业为切入点，构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对经济韧性影响的适应性循环理论模型，分析2002—2016年长三角26个城市的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及新产业的时空分布特点，并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路径依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省内的城市经济韧性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省际差异明显。路径依赖度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但仍是产业演化的主要方向。此外，大部分城市新进入产业的数量在金融危机时期明显减少。从全局的角度来看，路径依赖对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从时空差异角度来看，路径依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方向和作用程度会根据城市和年份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研究对于认识路径依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一定价值，为提高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供了参考。
轮轴式产业集群存在内生型与外生型之分，以本土领导企业为核心的内生型轮轴式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演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尚未厘清。基于此，以台州汽车产业集群为案例，利用其2000—2021年合作专利数据为基础进行验证，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内生型轮轴式产业集群先后经历初步形成、裂变成长和转型重组三个阶段，其创新空间、创新联系、创新主体类型与数量均随之改变；② 作为一种企业锚定产业区，台州汽车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拓扑结构由“一对多”星型合作向“强核心、放射状”结构转变；创新空间结构基本稳定，层级性特征突出；伴随着领导企业及其衍生部门的布局重组，台州汽车产业集群的创新空间半径不再固化地局限于发源地所在城市，而转向省域之内；③ 企业间合作，特别是母公司与其子公司或衍生企业之间创新合作，是集群创新的主要链接形式，而产学研合作占比甚微；④ 组织邻近、地理邻近以及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在初步形成阶段是最为重要的驱动要素，而在裂变成长和转型重组阶段，集群创新驱动机制趋于稳定，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组织邻近、地理邻近、知识邻近和异质性资源。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专利数据，本文以可再生能源技术为例，研究区域知识多样性的技术创新效应。利用技术知识空间中的激进性指标划分得到不同技术生命周期阶段，重点检验随着技术生命周期发展，区域知识多样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效应的演变规律，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中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区域知识相关多样性总体上更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而不相关多样性具有抑制效应。② 相关与不相关多样性的效应存在技术生命周期异质性：处于初生阶段的技术更受益于不相关多样性带来的差异化知识，从而促进突破性技术变革的发生；处于成长和成熟阶段的技术更需要相关多样性带来的高关联性知识以提高创新效率，保证创新成果产出。③ 区域知识不相关多样性对初生阶段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城市中更明显，而相关多样性对成长及成熟阶段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小城市中。本文从技术生命周期异质性和创新活动所处城市的规模异质性角度出发，为经济地理学对知识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的技术创新效应的争议提供了解释框架。同时，本文也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国家应制定契合不同阶段技术特征的差异化宏观创新政策，并推动区域间技术分工与良性竞合，完善国家层面全生命周期技术创新分工体系；地方政府应充分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培育适度多元化特征的产业体系，发展契合本地创新禀赋基础的技术环节，充分发挥区域创新比较优势。
利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回流路径识别方法，在识别出区域性回流群体的基础上，考察其区位选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区域性回流是人力资本积极选择的结果；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是回流者首要选择地，回流至其他地区的人口规模随着远离家乡地级市呈现距离衰减规律；回流地以城镇地区为主，回流群体具有明显的地级中心城市偏好，其主要回流至城镇体系中的“中间城市”，尤其集中在100万~300万人的II型大城市。回流区位选择受微观个体及其流动阅历、家庭生计以及回流地特征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家庭聚合和生计能力对城镇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区位选择是个体人力资本和流动阅历正向选择的结果；距离因素对区位层次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回流者选择近距离回流地时偏好于地级中心城市，小城市也是其重要的区位选择；其选择远距离回流地时则更倾向于省会等高等级城市和大城市。上述结果不仅有益于进一步深化对流动人口回流空间过程的规律性认识，而且对于回流地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城镇体系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目前采用大样本收入数据分析城市内部高收入人口居住空间结构及其区位选择特征的成果仍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借助手机APP用户大数据开展全覆盖式研究。以昆明主城区680个街区为分析单元，以2021年4—6月的高收入人口比例为基本数据，分析街区高收入人口比例的分布特征并识别高收入人口空间集聚区。构建高收入人口居住区位选择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剖析高收入人口空间集聚区形成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不同圈层地域的街区高收入人口比例分布差异较大，异质性由内圈层向外圈层逐渐增强；② 高收入人口比例较高的街区主要集聚分布在北市区的金辰-红云-世博片区和南市区的滇池路片区，位于城市外圈层；③ 住房情况（房龄、住房价格）、便利性（著名小学可达性、日常消费便利性）、居住环境（邻避设施邻近性、工厂邻近性）、居住档次和氛围（居民消费水平、居住纯度）对高收入人口居住区位选择影响显著；④ 由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的制度因素驱动，自身优越位置吸引优质要素导入，进而吸引高收入人口迁入是昆明主城区高收入人口集聚区的形成机制，可总结为“新城绅士化”现象。
极端高温事件的频发引发了一系列与热相关的疾病，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其中中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本文利用1990—2019年逐日最高气温、平均湿度和7期人口空间分布网格数据集，分析中国东南部近30年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量化气候和人口因素对中暑风险暴露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近30年，潜在中暑日数和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在绝大部分区域均呈增加趋势。其中，潜在中暑日数显著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西部和北部、河南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区；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显著增加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北部、安徽中部和广东南部。② 气候因素是决定研究区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变化的主导因素，且贡献呈增加趋势，其次是人口因素，但呈不断减弱趋势。以1990—1999年为基准期，气候因素的贡献从2000—2009年的78.5%，增加到2010—2019年的87.4%，而人口因素在对应时期从7.49%下降到5.23%，气候和人口的复合因素影响最小。③ 气候因素对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的贡献在不同子区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华东和华中分别由2000—2009的83.6%和73.9%，增加到2010—2019的92.4%和96.4%；而华南地区则由70.6%下降至61.8%。本研究揭示了中国东南部地区的人口中暑风险暴露度时空演变规律，阐明了不同时期和区域驱动暴露度变化的主导因素，研究结果将为本区域极端高温事件的识别，以及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旅游上市企业是旅游业的核心载体，在推动国内旅游产业升级、带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旅游上市企业经济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扩张模式挖掘则是旅游经济协同与优化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0年、2015年、2020年3个时间截面的30家旅游上市企业的组织关系和投资关系为基础数据，构建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2010年来中国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网络结构演变规律。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0年以来，中国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强度和数量稳步增长，呈以深圳、北京、上海为核心的多中心放射状结构，高位序城市拥有强资金吸引和集聚能力。② 旅游上市企业的经济联系区域异质性明显，东部“内联外控”、中西部“内外均弱”，形成东密、西疏的梯度分异格局。③ 凝聚子群分析显示，子群结构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具有重构性，由北京、上海等城市构成的核心子群成员不断增加且具有高溢出性。④ 基于分行业网络节点及联系特征，提炼得出三种分行业扩张类型：近邻式扩散、等级式扩散、资源导向式扩散，受企业发展战略、行业属性、商业模式、地方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类型旅游上市企业在各时期呈现差异化的扩张模式。
本文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获取了Flickr平台上2009—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地理标记照片数据，综合运用自适应参数的密度聚类法、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出各城市内部的旅游热点区域，对入境旅游流网络的动态结构特征进行总结。研究发现：① 各城市内部的旅游热点区域（AOI）可分为旅游功能类、特定功能类和复合功能类，粤港澳大湾区中存在明显的经济、城市功能驱动的旅游流。② 入境旅游流在城市内和城际间的转移方向均呈现出趋向高级别-高功能的“趋高性”流势，在城市内部主要以复合功能类AOI为中心进行转移，拥有复合功能类AOI的城市在区域内部的旅游竞争力相对较强、旅游节点地位相对较高。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间强对流主要发生在高级别城市之间，呈现出“内密外疏，东重西轻”的多层级格局。③ 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出“多中心共存，广泛联结”的均衡化演进特征，2009—2019年间的网络密度不断加强，联系广度不断拓展，形成了以香港为主核心，深圳、广州、澳门为次核心，东莞、珠海、佛山为重要节点，其他城市为一般节点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本研究兼具区域和城市内部两个视角，基于“点-流-网络”的尺度嵌套框架，丰富了区域入境旅游流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实践上可为促进区域入境旅游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在城乡要素流动、旅游产业转型以及符号消费转向的综合作用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逐渐面临异化和解体困境。作为承载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议题。基于此，以三元空间辩证法为根基，结合符号消费与场域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架构-演变逻辑解构-重构路径探析”研究框架，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捞车村为例，通过解构捞车村文化空间在旅游场域转换与符号消费语境下的生产演变逻辑，深入剖析捞车村文化空间异化的外显表征和内隐动因，以此提出文化空间重构再生路径。结果显示：① 物质文化空间：呈现多元文化嵌套的符号拼贴现象，多元行动者通过同质化和异变化符号生产营造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混杂的符号化物质文化空间；② 制度文化空间：形成传统治理制度和现代新型制度并置格局，地方政府等根本力量、旅游公司等推动力量、乡风民俗等附加力量促使制度文化空间的契约化；③ 精神文化空间：面临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三维分化与隔离，多群体共同实践、多重话语建构、主客凝视互动等导致精神文化空间逐渐脱域化；④ 文化空间重构：根据捞车村文化空间异变的外显表征和内隐动因，从优化空间秩序和重塑符号景观两个维度重构文化空间。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中优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转型发展路径，进而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提供动力支撑。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适应性表达与地域差异，为文化地理文化生态视角的重要问题。以湘江流域64个传统民居的平面形态为研究对象，构建原型基因-类型-区系综合分析法，探究围合型基因、方正形基因、中轴对称性基因三类原型基因在传统民居平面形态类型上的适应性表达及空间分异。结果发现：① 中上游低纬度的大部分区域，主要分布“一明两暗”型、天井型两种类型，传统民居平面形态方正，差异性较小，以适应集中的聚落格局；下游及沿干流上溯的部分区域，主要分布附院式“一明两暗”型、开口式三合型、附院式天井型、附院式大屋型、中庭式大屋型、附院中庭式大屋型六种类型，传统民居平面形态多样，差异性较大，以适应相对离散的聚落格局；两个区系的分界线，大致在越城岭-阳明山-大义山-八面山一带。② 原型基因在两个区系有两种潜在表达路径，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家庭或家族需求，一种是“一明两暗”型向天井型转变，另一种是附院式“一明两暗”型向开口式三合型或附院式天井型转变，继而向附院式大屋型转变，最后向中庭式大屋型或附院中庭式大屋型转变。
以川藏公路旅行为代表的道路旅行成为备受关注的非制度化和后现代旅行方式，其长时间、大尺度的流动实践与一般大众旅游有着较大不同，对更为关注目的地的传统旅游研究提出了挑战。本研究以川藏公路为案例地，采用流动民族志和多点民族志方法，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整合构建“流动力-粘滞性”框架，探索川藏公路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过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川藏公路道路旅行的流动实践是旅行者通过协调其流动力的可达性、能力与应用等关键要素的结果；其静止实践则主要受到道路空间的障碍粘滞性、景观粘滞性和关系粘滞性影响，并表现出多种形式和实践意义。“流动-静止-再流动”的交替循环构成了道路旅行流动模式的共性结构，但同时表现出复杂性和多变性。旅行者流动力与道路粘滞性的相互作用塑造了其多元目的与表征的流动/静止实践，以及二者的相互转化。研究揭示了道路空间与旅行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旅游流动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动态视角反思旅游研究对旅游通道与旅途的认识。
耕地零租金流转已经成为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零租金流转制约了耕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造成了耕地资源错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本文在阐释耕地零租金流转的概念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20—2021年实地调查的572个山区村庄样本推算村庄层面耕地零租金流转规模，并采用Heckman模型剖析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国整体上，有79.55%的山区村庄发生耕地流转，平均耕地流转率为15.14%；发生耕地流转的村庄中58.68%的村庄存在零租金流转现象，零租金流转面积比例为22.21%。② 区域分布上，中国山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现象区域差异明显，西北黄土高原区最为普遍，尤其是甘肃和山西。③ 耕地资源禀赋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在东南山地丘陵区和近郊村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力因素整体上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影响不明显，但农业劳动力在西部地区和坡地相对少的村庄影响显著；耕地流转市场特征对耕地零租金流转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对东南山地丘陵区和极多坡村以及近远郊村有显著影响。为提升地租水平，充分利用山区耕地资源，中国未来应加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积极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及整合新生产要素来提升耕地产出能力；构建统一规范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有效发挥基层村集体中介服务等作用，提升土地流转市场效率。
协调推进县域城镇化与碳收支平衡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已有文献大多局限于城镇化对碳排放或碳汇的单一影响，对碳收支平衡的探讨相对欠缺。本文结合土地利用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数据，揭示1980—2020年环鄱阳湖区县域城镇化与碳收支平衡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而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三个维度探究县域城镇化对碳收支平衡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10年以后，环鄱阳湖区整体碳排放量大于碳吸收量，研究区整体由碳汇区逐渐转变为碳源区。② 环鄱阳湖区县域碳收支平衡比不断缩小，碳赤字县域不断增加，且碳赤字区逐渐向西侧环湖边缘区扩散。③ 整体上，环鄱阳湖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对碳收支平衡比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逐渐减弱。人口城镇化对碳收支平衡比的负向影响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而经济城镇化对碳收支平衡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此外，政府干预程度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研究区县域碳收支平衡比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对外开放水平对研究区碳收支平衡比的影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探究农业生产转型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是揭示农业碳排放动态变化机制、探寻可持续农业发展路径的重要研究内容，在农业生产快速转型与分化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尤为重要。本文选取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4期截面，采用聚类分析、非参数检验及中介效应等方法探究东北三省县域单元农业生产转型视角的农业碳排放格局特征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5—2020年，东北三省亩均农业碳排放整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总增长率为5.301%。② 东北三省农业生产类型多样，不同农业生产类型的转型模式各异，从而引发了差异化的农业碳排放变化趋势。③ 表征农业经营规模的劳均耕地面积的增长、玉米专业化种植与测土配方施肥等低碳技术的推广是研究区农业碳减排的主要动力；同时，非农就业增加与粮食需求增长等驱动的现代生产要素集约化和大城市外围商品化高值农业的扩张是农业碳增排的重要机制。最后，本文针对不同农业生产转型模式提出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