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绿色发展的远景下，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和可持续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日益关注的研究主题。主流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从区域发展基础的结构视角理解新路径发展，存在着对边缘/后发区域“无法创新”的悲观叙事。近期的研究融入可持续转型、创新系统、产业追赶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尝试从外生力量和能动性的视角理解区域新路径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区域的内涵和优势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未能深入揭示绿色产业的特殊性和地方集体能动性在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作用。绿色机会窗口为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能否利用这些窗口取决于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的互动。本文在评述区域新路径发展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后发区域在绿色新路径发展中的特殊性和优势，从结构-机会-能动性的视角提出一个启发式分析框架，演绎分析后发区域绿色路径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特性资源以及地方集体能动性）及其互动关系，并结合中国区域绿色产业发展实践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超越诸多边界的流动性活动不断涌现，“城乡两栖”式的人口流动尤为凸显。基于此，文章以新型城乡两栖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尝试从流动性视角来探讨该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 ①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正在经历城市与乡村、流动与居住、生计与生活、内我与外我、扎根与离开的矛盾，同时分别采取了伺机而动的选择、消费的另类生产、避让但不逃离、印象管理与营建、永远在路上的战术。其中前四个战术是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核心观点，“永远在路上”是基于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特殊性而进行的理论创新。② 新型城乡两栖群体在五个维度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过程，该漩涡不仅是物质和关系层面的，也是意义层面的漩涡。③ 流动性视角下新型城乡两栖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城乡两栖与城乡复杂性、动态性关联过程中建构的，外部结构性动力、主体内驱力和群体性力量共同构成了“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本研究通过提出“漩涡式流动”的机制来打开新型城乡两栖群体流动的黑箱，丰富了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有利于重新审视和反思城乡关系，为构建跨地方的城乡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创业情感是个体对创业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反映了社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活动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本文基于2014—2018年新浪微博“创业”话题的36.82万条文本数据，运用自然语言分析技术、文本数据分析与相关空间分析方法，在定量测度中国192个城市的创业情感基础上，分析了正、负面两类创业情感的总体特征和时空差异，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创业情感对地区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个体创业情感主要受创业社会网络、创业体验、创业动机、创业环境、创业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朋友”的词频最高，表明非亲属的熟人关系是影响个体创业情绪的关键要素。语义网络显示具有正面情感的创业者更关注投资机会和注重发挥创业平台的作用，而具有负面情绪的个体可能对房价、租金等与创业成本相关的因素更为敏感。②在城市尺度，正面的创业情感呈现“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城市居民创业情感总体上趋于弱化且出现了空间“极化”现象。特别地，珠三角地区的深圳、广州、珠海和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始终是创业者的“乐园”。③模型结果显示，正面的创业情绪能够提振企业家精神，地区正面创业情感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创业水平的提升。政府的创业干预措施可以正向调节创业情感并有助于提振当地企业家精神，而高房价给创业者带来的负面创业情绪会显著削弱企业家精神。本研究基于大数据分析，定量论证了创业情感和社会态度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为区域创业政策调整、地区良好创业氛围的营造以及个体创业情绪的调节提供参考。
全球生产网络（GPN）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网络结构与演化过程已被充分讨论，然而如何在经济逆全球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基于典型案例揭示其网络特征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仍需探究。本文选取2020年华为手机供应商数据，依据GPN2.0框架下企业行动者角色功能，深入探讨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就华为手机而言，虽然整体上技术合作和零部件制造呈现典型的全球链接特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角色功能的企业行动者及其产品所处的不同价值链位置，所构建的生产网络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② GPN2.0框架下的企业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金融约束以及风险环境等因素虽然对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法完全解释现实经济中其高度复杂的网络等级结构和社群跨域特征，应与国家行动者角色、金融环境、劳工条件等进行交互补充和兼容整合，才能更加系统的解释华为手机生产网络空间组织建构的影响因素。③ 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本土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战略耦合与区域发展需要更加契合的理论指导。本研究通过“产品价值-企业区位-城市载体”实现了与GPN侧重企业在组织上和地理上的结构特征分析的一致性，促进了城市关系由场空间向价值空间的转变，以期为GPN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提供科学实践支持。
由于航空运输受到国家政策和地缘政治区域内部制定的不同航空法律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发展具有明显差异性，与其他国家航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为中国航空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因此，基于1999年、2009年和2019年的航空客运数据，本文从网络拓扑结构、网络连通性、空间结构和组织模式四个方面对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航空网络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美欧航空网络规模均呈现扩张态势，表现出“小世界网络”特征和双幂律分布特点，无标度特征不明显，航空运距呈现非连续的波动下降趋势，遵循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② 航空网络连通性欧洲和美国空间分布相对均衡，而中国分布相对集中，航空枢纽的形成受到地理位置、行政等级、经济、旅游、航空公司总部布局和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不同等级的航线联系均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型”等级层次结构，航空客流均倾向于向少数城市对间集聚。③ 中美欧均表现出一定的轴-辐网络组织模式，美国和欧洲地区航空网络轴辐体系已较为完善，呈现出多中心、多轴线网络体系的特点；中国呈现由双中心向多中心的演进态势，但支线航空发展不足。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旨在为中国未来民航客运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构建城市技术合作有向网络，识别城市创新网络的不平等位势和竞合关系，是理解城市创新枢纽和创新网络重塑的关键指标。本文通过技术合作的方向性特征构建有向加权的城市技术合作网络，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刻画了长三角城市技术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并利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了网络演化的多维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 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呈现“一核（上海）三心（南京、杭州、合肥）多点”的核心-边缘结构，具有显著的省域差异和较弱的省际协同。② 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结构依赖性，体现在二元互惠关系的发育和三元结构洞的闭合，并在时序上呈现结构的依赖特征。③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等级、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了城市网络联系的扩张，城市间的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技术邻近性推动了城市间技术合作关系的形成。④ 网络的互惠性、核心城市引领所驱动的传递闭合性、聚敛闭合性，以及非核心节点的关系扩张是长三角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动力，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自回归性，即节点联系在时序上保持稳定的特性。文章定义了城市技术合作有向加权网络的构建方法，并利用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系统揭示了城市技术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动力。
在新发展阶段，激发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增强创业活力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电商示范县试点和新创企业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刻画电商示范县试点和当地创业活力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以云南省为例，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电商示范县试点对当地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 电商示范县试点分布范围不断扩大，时空演化呈现由散点式分布向连片集聚式分布转变，西北和西南地区逐渐成为政策覆盖的重点；在研究期间内试点地区的创业活力呈上升趋势，马太效应明显。② 电商示范县试点降低了地理因素和人口规模对创业活力的限制，显著促进了当地创业活力的提升，其中对农业和金融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③ 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传统和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提升了当地创业活力。④ 进一步从共同富裕视角来看，电商示范县试点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以上结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如何激发地区创业活力提供了来自电商示范项目的可行路径。
高速公路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域资源要素便捷流动的基础支撑。基于福建省公路与经济数据，分析2010—2020年福建高速公路密度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揭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福建各县域高速公路密度均大幅增加，集聚化趋势明显。高密度县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和北部县域的高速公路密度较低。② 2010—2020年福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空间差异趋于缩小，中、西部低水平县域集聚范围缩小，东部沿海高水平县域集聚范围扩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高速公路密度空间分布一致性较高。③ 福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空间溢出效应更加突出。但相比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促进作用都较弱。④ 福建高速公路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对西部和南部县域的经济促进作用较弱，对东部和北部县域的经济促进作用更强。
城中村是中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居住空间类型。近年来，随着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备受诟病，以统租改造为手段的综合整治行动迅速兴起，但其空间效应仍较少被检视。本文以深圳为研究区，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探究城中村私宅租金和统租改造选址的空间交互影响。结果表明：① 城中村发生统租改造，会带动本村未改造私宅租金上涨，产生一定程度的绅士化效应。②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私宅租金相对较高的城中村更易发生统租改造。③ 统租改造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租金传导机制带动邻村发生统租改造，促进绅士化效应在邻村扩散。因此，在健康可支付住房短缺的大城市，建议地方政府科学规划城中村私宅统租改造的选址，引导城中村统租改造为不同类型、不同价格梯度的租赁住房，建立租金监管机制，积极介入当前以市场为主导的城中村统租改造行为，更加稳妥地推进城中村统租改造。
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然而许多城市仍然存在大量出租车在城市道路中空驶的状况。基于上海市出租车GPS轨迹数据、POI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出租车司机行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与出租车空载率的时空关系。结果表明，上海市出租车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平均空载率分别为55.6%和59.0%，且其空载率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呈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整体上呈现向市中心聚集的特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与GLM模型相比，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GWR模型的R2分别增加了32.0%和46.5%。出租车司机行为因素对出租车空载率的影响时空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预期票价在工作日主要与出租车空载率呈正相关，而在非工作日主要呈负相关；等待策略和巡航策略与出租车空载率呈相反的空间影响关系。外部环境因素在大部分区域能够显著减少出租车空驶的时间。研究结果对降低出租车空载率，提高出租车运营效率，增加出租车司机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及其收益在农业转移人口行为决策中的影响日趋突出，而创业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重要的就业形态，是事关生存的行为决策，是否受到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影响是一项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土地资源对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在城市的自雇型和雇主型创业产生复杂而又多样的影响，拥有耕地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雇主型创业，但拥有宅基地显著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两种类型的城市创业，而拥有集体分红无实质性影响。较低的耕地收益、土地流转和村集体分红的增量促进了自雇型创业，较高的耕地收益、宅基地和村集体分红的增量激励了雇主型创业。机制检验发现，土地资源及其收益通过缓解在农村的经济困难和帮助建立应对城市歧视的自信而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创业。以上发现可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构建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基于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视角，聚焦探索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农业发展态势。从投入形态、产出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入手，创新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理论解析视角和解析框架，提出理论假设，并尝试量化隐性形态。以黄淮海地区为研究区，开展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定量测度、时空解析和地域类型划分，并证实了理论假设。结论如下：① 2000—2020年研究区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综合水平不断优化，呈现“南高北低”格局，且南北分化不断拉大。投入形态值的“南高北低”是分异的主因。北部地区投入形态恶化以及南部地区产出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的加速优化，导致了南北分化拉大。② 研究区各单元的投入形态和规模潜力形态缓慢分化，产出形态快速分化，最终三维隐性形态均显著分化。③ 理论假设基本被证实：研究区整体的投入形态先优化后遭遇不利因素，后期不利因素在于大量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农业机械化缓慢和化肥的控制施用；产出形态大幅稳步优化，规模潜力形态加速优化。④ 研究区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存在8种地域类型，至2020年已形成较明显的空间分异：投入显著型、产出显著型和投产显著型多聚集于南部的苏皖豫境内，归因于南部耕地“投入-产出”的结构和数量更丰富；规模显著型多聚集于北部的渤海沿岸平原地市，归因于当地地势平坦、耕地丰富，较高的城镇化率缓解了农民对耕地的矛盾和依赖；综合弱势型局限于边缘地带，一般发展型则填充剩余的大量地区。⑤ 未来研究区应加快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及时应对劳动力投入空缺；警惕对化肥的依赖与生态风险；关注耕地“非粮化”对社会保障功能的削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一步解除小农式耕地依赖，缓解人地矛盾，促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引导三维隐性形态的空间耦合协调与耕地利用效益及潜能的高水平释放。
耕地细碎化理论上会加剧农户耕地撂荒问题，进而威胁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然而国内鲜有学者利用全国大样本面板数据验证耕地细碎化与农户耕地撂荒的关系。本文基于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全国29省14454个农户调查样本，利用面板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结果显示：①耕地细碎化加剧了农户耕地撂荒，每增加一块地块，农户耕地撂荒率就增加0.2%左右。②耕地细碎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约6%，这间接导致了农户耕地撂荒。而且，非农就业进一步强化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负面效应。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耕地撂荒率比没有非农就业家庭的要高0.2个百分点。③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存在家户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在经历过农地调整和没有经历过农地转出的家庭中更为明显。④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它的负面效应自东向西逐步增强，但东北地区不受影响。因此，为遏制农户耕地撂荒，未来有必要采取建设高标准农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禁止大范围农地调整和鼓励农地流转等措施，因地制宜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古航道作为军事、漕政和商贸的主要通道，孕育了沿线的聚落，其地名是解读流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等动态发展规律的重要切入点，对重新审视和发掘流域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地名层分析、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逐步回归分析等方法，以湖南沅水流域233个聚落地名语源的产生、嬗变和存续划分地名层，探讨其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沅水233个聚落地名以自然景观型为主，沿航道呈“串珠式条带状”分布，具有“名称化的水文”特征；以人文景观型为辅，沿航道、古道呈“西密东疏团块状”分布格局。②以聚落地名产生时序为轴，其演进揭示沅水流域开发过程，总体上呈现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变化路径。③沅水聚落地名景观类型变更方式主要有4种，地名呈现层积性、功能性，航道、驿道沿线地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④沅水聚落地名文化景观分布和演变是自然环境、航道辐射和社会发展3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距码头0~13000 m、高程100~400 m、气温18~19℃、降水量1400~1600 mm、人口集聚、经济较为发达、通航河道密布的地区稳定性较高。航道辐射因素对聚落地名产生、变更和存续影响深远。基于沅水航道的自然属性和人文轨迹，系统开展多层次时空序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期深化和提升地名普查成果，为今后跨区域聚落地名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等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科学合理地确定海岸带空间范围，是开展海岸带空间规划的重要前提，空间范围界定模糊或不合理，将直接影响规划的科学性和管理的有效性。海岸带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其根本原因在于陆域、海域之间存在跨系统影响。由于未能充分考虑跨系统影响的重要作用，以往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定方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商榷，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陆海统筹研究进展缓慢。据此，在陆海跨系统影响的视角下，本文首先比较了海岸带不同空间范围界定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要素。然后，通过跨系统影响的类型、过程和范围的分析，提出了行政边界、自然地理标示、空间距离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海岸带空间范围界定方法。最后，以福建省宁德市为研究案例进行了海岸带空间范围划定方法的应用展示。方法所界定的空间范围能够基本涵盖海岸带生态系统，反映跨系统影响的真实状况，为建立跨系统影响为核心要素的陆海统筹及海岸带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风蚀坑作为一种沙地负地貌形态一直是风沙地貌学关注的焦点，对风蚀坑的研究有利于更好理解其形成演化及其动力机制。选择海岸风蚀坑发育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海坛岛沿岸沙丘区，以碟形、半碗形、槽形风蚀坑为研究对象，利用RTK GPS技术及二维超声风速仪对风蚀坑形态重复测量与气流观测，采用“空代时”方法探讨了风蚀坑演化模式及其形态与气流反馈机制。结果表明：① 碟形风蚀坑形态沿盛行风向向侵蚀盆后部扩大加深并形成陡坎，入口则沿盛行风向呈后退趋势；半碗形风蚀坑形态沿盛行风向扩展并突入侵蚀壁形成破口，不断扩大加深；槽形风蚀坑侵蚀盆沿盛行风向向积沙区扩展且东侧壁形成分叉并逐渐向后部延伸。② 来流风向与风蚀坑形态影响坑体内气流场分布，而坑体内部不同部位流速差异则促使不同部位发生侵蚀或堆积。③ 风蚀坑演化模式为沙斑或缺口的产生→碟形风蚀坑→半碗形风蚀坑→槽形风蚀坑扩大并消亡四个阶段，地表植被在整个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其中，受形态与深度限制促使半碗形风蚀坑向槽形风蚀坑转变，槽形风蚀坑则不断扩大形成分叉逐渐走向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