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转型成为新时期学术界和城市管理者最为关心的重要议题。然而，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技术决定论”或“知识（社会）决定论”二元对立的倾向，缺乏对智慧城市转型过程中技术-社会互构关系的探讨。鉴于此，本文采用社会-技术互构视角和“社会-技术系统”思想，对技术创新与社会关系重组的共生性展开讨论，旨在揭示作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智慧城市，如何在社会组织、治理机制和技术创新的同步演进下发生渐进转型。研究通过采用“社会-技术系统”的多层级分析方法，从微观利基、中观体制、宏观景域3个层面提出“社会-技术协同”的分析思路，以期为中国智慧城市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土地是资源要素的重要载体，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ULGUE），是实现“精明增长”的关键。在现象观察与理论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以2008—2019年中国268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结合ArcGIS分析、EBM-DEA模型和空间计量等模型，揭示城市扩张、高铁网络对ULGUE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① 中国ULGUE具有一定的梯度分布和空间依赖特征，其核密度曲线整体右移，且峰值不断降低，土地资源“精细化”利用程度有所提升。② 城市扩张与ULGUE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保持合理的城市扩张能显著提升ULGUE；高铁网络加快了资源优化配置，对ULGUE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效应。③ 从溢出效应来看，城市扩张显著提升了本地ULGUE，但对邻近城市则相反；高铁网络对本地ULGUE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但也要警惕其“虹吸效应”对邻近城市造成负面影响。④ 从区域异质性来看，省会城市能通过城市扩张缓解城市运行压力，提升ULGUE；而非省会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则要合理确定空间开发边界，实现“精明增长”。就中介效应而言，经济集聚充当城市扩张与ULGUE的中介角色，而高铁网络则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升ULGUE。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高铁网络发展的快速阶段，期望本研究为提升土地绿色利用的综合效能，促进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卫生健康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的前提是深入了解沿线国家人民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现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主要以政策、贸易、经济为主，对沿线国家的健康状况、健康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本文首先构建健康指标体系，客观、全面地对沿线国家2013—2019年间的健康状况进行量化；然后，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莫兰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沿线国家健康状况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基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水平和个人生活习惯等健康影响因素，综合运用地理探测器、空间杜宾模型等空间分析方法，对沿线国家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健康状况好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国家之间的差异显著且具有空间相关性。欧洲及其周边区域预期寿命较高，死亡率较低，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区域预期寿命较低、死亡率较高。中国健康状况处于中等偏高水平。② 2013—2019年沿线国家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体现在预期寿命持续上升，生育率与死亡率持续下降，并且改善的幅度显著大于非沿线国家。③ 多种因素在国家尺度上影响沿线国家健康状况，其中反映健康服务水平的政府健康支出、反映卫生服务可达性的全民健康覆盖程度、以及反映个人健康习惯的酒精消费和吸烟率等指标的影响最为显著。“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未来，有必要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卫生健康方面的合作，继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公共物品的耕地资源长期面临过度占用与补充有限的保护困境。为理解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行为，基于中国县域分权（省直管县改革与扩权改革）的改革实践，探究分权时序塑造的激励约束环境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影响耕地保护。其中，分权时序是指各省在推行分权改革时下放不同类型权力的顺序。研究发现：① 财政分权先行有助于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不利于耕地保护，而财政与行政分权并行的方式对耕地保护的影响不显著。② 机制分析显示，分权时序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开源”和“节流”来影响其耕地保护行为。具体而言，财政分权先行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减少耕地占用税的征收、降低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减少耕地占用，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提升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减少耕地弃置实现耕地保护；行政分权先行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收入开源（强化耕地占用税的征收、提高耕地用于土地出让的比例与面积）加剧耕地占用，通过促进地方政府的支出节流（降低农业支出的数额和比例）加剧耕地弃置最终不利于耕地保护。③ 异质性分析显示，分权时序对于耕地保护的影响因各级政府权责安排、分权的具体内容事项而异。对于财权先行的地区，如果分权制度中明确规定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收支责任，财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的正向效应得以强化；对于行政先行的地区，如果下放的事权中包含与土地审批直接关联的权力，行政分权先行对耕地保护负向效应得以强化。本文为理解分权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为合理配置地方政府财政与行政权限以实现耕地保护提供经验启示。
已有文献聚焦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并从宏观视角开展经济学实证计量研究，但未重视其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时空演变的典型事实特征及其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借助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解读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的时空动态分异特征，并分析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时间维度上，中国制造业企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分行业来看，中国各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差异明显，资源缺乏与技术差距成为特定行业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反映了资源和技术禀赋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因素。② 空间维度上，东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逐步提高，垄断重心呈现出“东南→东北→西南”的地理迁移特征。③ 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非对称的U型曲线特征，且供应链上游国外垄断程度对非国有、东部地区和较差金融背景等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敏感。
京广大通道是中国民航“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工程，旨在宏观尺度上调整空域结构并释放空域承载容量，预期将提升航空流流动韧性。本文构建了一个组合的航空流流动韧性评估框架，使用航迹延迟数据分析京广大通道开通前后航空流流动韧性的变化进而揭示其内在机制。对比原始网络与优化网络发现：原始网络中脆弱节点和脆弱航段从沿线中心机场及其关联航段转移到外围参与机场及其关联航段，优化网络中延迟传播依赖路径数量减少、范围缩小且延迟传播依赖链得到疏解，延迟依赖风险空间结构趋向于多源-网络模式，减轻了航空流网络极化状态，加强了均衡性，致使原有的沿线中心机场延迟风险的“轴带”模式得以改善。优化后的京广大通道航空流流动韧性得到明显提升。检验不同航空流配置策略的增益效果还发现，新辟路径释放闲置空域资源和阻滞延迟传播所产生的增益效果显著。京广大通道在打造航路航线集群系统的同时，实现了空域系统功能转换和空域资源充分开发利用。航空流流动韧性研究将为空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国际形势和地缘格局演变，贸易保护成为影响出口升级的重要因素，甄别贸易保护冲击下能够助力出口升级的区域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贸易保护纳入区域出口升级分析框架，以广东为例，基于2009—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数据，呈现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城市遭受贸易保护的空间格局，以计量模型厘清贸易保护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及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① 广东遭受的贸易保护中，58.5%源于发达国家，67.1%针对珠三角城市；② 整体而言，离珠三角越远，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越低；③ 贸易保护倒逼城市出口升级，实证显示贸易保护促进城市增强创新水平，减少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进而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④ 相较于非珠三角城市，贸易保护对珠三角城市出口升级的促进更为显著，拉大了区域差距；⑤ 产业集聚增强贸易保护的作用，在区域层面助力非珠三角地区出口升级，在目的国层面助力向发达国家出口升级。研究启示，依托产业集聚，增强针对性研发创新，优化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结构，是推动贸易保护下出口升级的重要举措。
“多集群”视角的共位集群和集群关系研究正成为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前沿话题。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共位集群网络演化机制，以顺德-中山家电产业共位集群为例，通过核密度空间分析与半结构访谈等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并解构其网络演化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共位集群之间因多维邻近性更容易基于企业、中介组织、个人社会关系、行业协会、政府等复合主体构建起多尺度嵌套的联系网络。在不同阶段，集群关系由共位独立、共位竞合向共位合作演化，也可能出现共位兼并或融合。集群组织演化作用在空间上使共位集群集聚加剧的同时集群重心不断相互吸引靠近。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共位集群的认知，研究结果对共位的集群间关系演化具有实践意义。
基于流动性理论，采用案例分析、归纳推理等方法，对资本作用下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南京都市区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大都市区旅游资本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其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进城—出城—下乡—跨界”的流动特征，资本流动促进了流入地域内的旅游发展。目前，大都市周边的乡土-生态、跨界地区已经成为旅游资本流动最活跃的区域。② 资本流动促进了重点旅游项目建设，推动了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演化，导致都市旅游地在不同时期分别形成了“核心-边缘”“多节点-链式”“链式+乡村斑块”“链式+旅游飞地”等空间结构模式，并呈现出“中心化—多中心化—离心化—边缘化”的总体演变趋势。③ “流动”是资本突破都市区空间限制，不断向上发展的重要手段，旅游资本在“流动—固化—再流动—再固化”的发展路径上循环往复，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都市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和游憩功能完善。通过上述研究，验证了该理论框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总结了当前都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的新特征、新趋势，论证了资本流动对都市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深化了对都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理论认识。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资本流动作用下，大都市区旅游空间结构演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对都市旅游的未来发展与管理提供了对策建议。
信通技术影响下的郊区化现象和格局演变一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话题。移动办公作为信通技术衍生出的新型办公生产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个体职住空间选择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从而为解析城市郊区化现象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构建2019—2021年、2021—2023年武汉市高频移动办公人群和非移动人群职住空间迁移数据库，综合对比分析、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究其职住空间郊区化的数量、空间、结构特征和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 数量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人数和占比一定程度上高于非移动办公人群，其迁出数量更多且回迁相对更少，向郊区新城分散化的趋势在持续加强。② 空间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职住空间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迁移的趋势较为明显，而非移动办公人群则主要在中心城区内部迁移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移动办公人群在中心城区圈层内负向净迁移量更多，而在郊区新城内正向净迁移量更大。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迁向郊区的分散化趋势进一步强化。③ 结构特征上，移动办公人群在部分郊区新城中心的中心度隐有反超中心城区的趋势，且其中心度增幅已经高于三分之一的中心城区中心。此外，相较于就业空间，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分散程度更强、辐射范围更远，逐渐由中心城区向城郊结合地区-近郊区新城中心-接近远郊的组团中心扩散，这表明移动办公人群居住空间的选择进一步削弱了地理集聚效应。研究通过大数据实证发掘了信通技术影响下的城市空间及结构的郊区化演变趋势，丰富了信通技术对城市郊区化作用格局、过程的相关研究，也为解析城市的郊区化分散规律提供了移动办公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对信通技术发展新阶段下的城市郊区化现象、城-郊进一步融合协调和郊区新城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通过全面评估各地铁站域内公交导向发展（TOD）绩效并划分类型，大都市可以精准制定鼓励交通和用地良性互动的开发策略以缓解城市问题。传统的2D指标忽略了城市是立体化发展的典型对象，其密度/强度指标也忽略了POI类型间潜在的功能组合。因此，本文引入街道/建筑3D形态及POI功能语义等新型指标重构“节点-场所-功能”框架，测度武汉市188个站域的TOD绩效并采用KMeans划分为六类，进而探索TOD绩效/类型与地铁客流这一关键外部效能的关系。结果显示：① TOD绩效以江汉、武昌滨江为核心向四周降低，其高值呈大-小团簇状分布；② TOD类型遵循相似的圈层分布，由中心向外围（Ⅰ类~Ⅵ类）依次为：高值功能优势类、高值节点优势类、中值平衡类、中值场所优势类、低值节点优势类、低值节点劣势类；③ TOD绩效与工作日/休息日进出站总客流均显著正相关，早高峰时段大量客流从Ⅲ类~Ⅵ类站点汇聚至Ⅰ类、Ⅱ类站点。文章扩展的量化评估体系可以有效推测潜在客运量，划分的TOD类型也鼓励规划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地理标志对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改善农户生计与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黄河中游渭北旱塬区苹果种植户为例，构建评估框架，采用熵值法、TOPSIS模型和自然断点法评估农户生计脆弱性和福祉。以地理标志商标采用为切入点，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地理标志对降低生计脆弱性和改善农户福祉的作用。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福祉整体上处于高度脆弱、中度福祉水平。② 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能够通过降低生计脆弱性提升福祉，对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净效应为15.6%~18.3%。③ 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能够将其生计纳入地理标志农产品经济、生态和文化附加值的实现过程并以降低生计系统的敏感性为关键作用路径实现福祉的提升。深入解析政策因素、生计脆弱性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和作用路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剖析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福祉的不足，扩展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前沿领域，为政策推广和完善提供了基于农户的微观着力点。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应关注地理标志作为乡土特色农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对农户生计和福祉的微观作用机制，推广并鼓励农户采用地理标志商标。
淘宝村是乡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典型表征，探究其空间演化特征对厘清乡村电商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河北省淘宝村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空间萌芽阶段（2009—2013年），村民自组织发展乡村电商形成淘宝村，主体适应行为和空间扩张程度有限；空间扩散阶段（2014—2019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力量加强，创新要素和流的集聚性增强，推动淘宝村涌现和空间结构复杂性提升，而网商主体的负面互动和基础设施滞后短缺等问题导致部分淘宝村适应失败；空间稳固阶段（2020年至今），电商模式更新下多元主体间相互作用增强，进一步推动淘宝村转型升级和空间发展。② 淘宝村主营产品的同质扩散、多元扩散和产业孤岛型等扩散类型以及自产自销、代理销售的流转途径，强化了产品标识作用和商品流的流动。③ 淘宝村空间结构的形成源于多元要素协同作用，其中，外部环境子系统影响力最大，区位条件、电商设施和物流设施要素是淘宝村的核心驱动力，子系统要素的刺激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淘宝村空间结构的演化。本研究为电子商务在乡村发展的时空过程与机制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果对基于电子商务的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普适性指示作用。
传统村落空间商品化和文化景观是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海南省疍家渔村为案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识别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从空间商品化视角分析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过程及特征，为传统村落文化凝聚力提升和文化景观基因保护提供实践参考。研究表明：①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经历了由单一“渔业”向“渔业+旅游”再向“渔业+旅游+文化”融合的演化过程。② 疍家渔村空间商品化驱动文化景观逐渐由海上物质文化景观基因格局形成到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快速变异再到海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联动的多元化转变。海陆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空间形态和整体布局阶段性特征和现代化趋势明显。依托疍家博物馆、疍家海上餐厅和海上渔排民宿等物质文化景观载体，以疍家传统技艺、节日、音乐和语言等为表征的非物质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逐渐融合并得以传承和弘扬。③ 疍家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是自然环境、政策引导、市场推动和村民诉求共同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是基础，政策调控变异方向，市场推动产业转型刺激主体利益诉求与行为转变是关键。④ 重视疍家陆上文化景观基因保护、强化文化景观基因原真性挖掘、激发疍民内生动力和构建异质主体间的良性利益联结和合作机制是促进疍家渔村传统文化景观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举措。
乡村旅游嬗变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态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而对于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机制研究尚缺理论与实证创新。基于社会-生态系统及“压力-状态-响应”的理论主张，从系统内部协调与压力适应两方面构建了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历时性分析、过程-事件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经历了资本嵌入与内生、新乡人介入与探索、返乡人回归与共生3个阶段，从传统的农业乡村转型为现代的民宿旅游乡村，初步实现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② 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实质是系统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即系统全要素提质发展及其结构优化协调，最为关键的是发展主体全面提升与生态价值高效转化。③ 精英带动、市场导向与制度变迁构成核心驱动力，多元主体遵循精英逻辑、市场逻辑与制度逻辑与社会、生态环境交互作用、协同演进，共同驱动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及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而仙潭村的实践也为推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拼装地理学（Assemblage Geographies）以“异质生成空间”和“后关系本体论”为基本特征构建了一种共通的解释策略，然而在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前沿分支提供启发式思维和方法论的同时，它因为模糊了内部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和权力差异性而丧失了对权力关系运作的关注，其描述性“空洞”和精确性缺乏等弱点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开辟了新的地理学研究空间，其垂直性的权力关系与结构内涵可以弥补拼装地理学在关注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方面的缺失，得以解释拼装内部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持续并抵制变革的。在女性主义补充视角下，本文将拼装地理学应用的分析框架分为“异质生成空间”“后关系本体论”“动态涌现过程”以及“权力的差异相关性与影响”4个部分。基于此，本文以在乌干达的田野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揭示了乌干达女性土地赋权路径是如何具有拼装的基本特征，塑造了土地共同所有权作为一项土地法案修正案条款的提出，而正是权力差异关系的持续导致了这一条款在最后颁布时被删除。通过拼装地理学与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本文在批判地讨论西方前沿理论思想的基础上，以期为拼装思维的应用提供经验参考，并为拼装地理学增添新的解释力与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