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价值链是全球科技竞合的深层要素，解构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是谋划大国科技战略的关键。本文通过构建科技结构性权力的理论框架，从网络结构和宏观结构分析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科技结构性权力是国家在多边贸易关系中塑造全球价值网络结构的能力，同时又通过网络地位进一步强化对科技资源的支配，其测度有两个维度：一是“源于结构的权力”，二是“塑造结构的权力”。② 网络结构显示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分布极不平等，欧美发达国家处于权力的中心地位，“强者更强”的幂律分布特征持续发育出“核心-边缘”的等级层次结构。③ 宏观结构呈现出从德国的“一家独大”到中、美、德“三足鼎立”的空间特征，中、德主导科技输出结构性权力、美国独揽科技输入结构性权力。④ 国家科技实力是权力产生的基础，国际地缘环境是科技权力的运作背景，地缘环境邻近性和科技水平势差是权力网络形成的驱动力，地缘环境、研发投入强度和科技产出能力是科技结构性权力形成的重要因素。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促进城市群内部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平衡发展，对于推动区域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阐析共同富裕视角下城市群发展平衡性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性特征和共同性特征两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21年中国九大城市群内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发展的平衡性进行量化评价，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收敛模型、核密度估计、Markov链模型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部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平衡性逐渐增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总体指数处于领先地位。富裕性特征的年均增长率较高，但各城市群在共同性特征上的水平仍较低且呈波动态势。② 总体指数的基尼系数呈现缩小趋势，发展不平衡现象有所改善，且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是中国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各城市群总体指数均存在β收敛，哈长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存在总体指数较低和收敛速度慢的双重难题。③ 在研究期间内总体指数核密度曲线缓慢向右移动且极化现象减弱。同时，Markov链分析表明发展平衡性水平有向上转移的趋势，但较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城市群发展的平衡性趋势，并为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支撑。
去工业化是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及生产全球化等因素作用下出现的区域经济现象，但过早去工业化会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依据中国市域层面制造业占比变化特征识别去工业化城市，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探究相关因素对城市去工业化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0—2020年，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发展具有普遍性，去工业化城市比率随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而增加。去工业化城市呈现由北而南、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特征。新增去工业化城市数量随时间发展先增后减，集中出现在2011—2014年。② 中国市域层面去工业化多为过早去工业化，占去工业化城市的56.48%，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因其结构刚性及资源禀赋问题，更易发生过早去工业化。③ 城市去工业化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金融化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因素在产出、就业去工业化两个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生产率水平、资源禀赋、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出和就业去工业化表现出相异的影响。相较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对东部地区城市去工业化的显著影响，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受金融化水平和交通连通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区际产业分工与合作易引致西部和东北地区去工业化现象的出现，但却利于东、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阶段的中后期，需要更合理规划城市，避免建设用地盲目扩展。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因其易与其他模型耦合而被广泛用于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通过不同方法描述元胞状态能够实现不同目的的模拟预测，进而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指导。本文首先采用基于渗流模型的城市聚类算法（Percolation-based City Clustering Algorithm，PCCA），考虑系统临界特性将网格人口密度分布划分为高人口密度地区和低人口密度地区；然后结合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中的建成环境分布，叠置得到顾及人口密度水平差异的建设用地分布格局，包括高人口密度城镇地区、低人口密度居民点和非居民点地区；进而利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构建CA模型（PCCA-ANN-CA），对上述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扩展进行模拟。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例分析发现，2020年高/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划分阈值低于2010年，区域人口密度下降；对各地类县域数量占比分布进行冷热点分析，发现2010年低人口密度居民点分布热点区域集中在衡水、沧州、天津、唐山和秦皇岛南部，到2020年天津的热值有所下降；2010年高人口密度城镇地区热点区域集中在北京、天津，次热点区域集中在石家庄附近；2020年热点区域和次热点区域位置没有发生改变，但保定、张家口和承德的热值均有所下降；PCCA-ANN-CA不仅能够模拟非建设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还可以模拟不同类别建设用地之间的转换，利用人口密度水平差异细分建设用地属性，能避免模拟的新增建设用地过度集中于已有建设用地较多区域，使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更相近。
在长三角核心区等发达地区，资本循环已突破开发区边界，试图通过再地域化在区域尺度实现空间修复，这成为开发区资本空间运动的新趋势。当前文献已分析了多种形式的开发区间联系，但有待对开发区间资本流动进行专门研究。为此，采用长三角核心区的企业投资数据，借助网络分析和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检验开发区间投资网络的发育水平、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核心区的开发区之间已出现日益明显的资本流动，2016年后，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该趋势更为明显；② 资本以单向流动为主，且资本流动在省域间存在明显分割，但2016年后跨省联系也开始快速增加；③ 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受开发区间产业相似性、发展势差的影响，也受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行政级别以及省、市行政边界的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投资企业的不同所有制类型之间存在异质性。
高铁站区具有促进交通、产业、城市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城市产生经济联系及其空间关联的重要载体。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单元，构建高铁站区与城市间“总-分”企业视角下隶属联系网络模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刻画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网络形成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高铁站区承接企业视角下，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整体呈“多核心放射状”空间格局，总体连通性和集中性较强，廊道效应明显，中西部网络发育不够完备，呈现出“东密西疏”网络格局特征；网络小团体特征较为明显，中部城市群“内联外拓”和东、西部城市群“内强外弱”的网络特性明显；②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群际网络呈“跨桥状”联系格局，城市群群内城际关联网络格局表现出“强强联系”“梯度联系”“邻近联系”三种特征；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关联网络的出度节点空间分布呈“高等级零星点缀，低等级众多遍布”格局特征，而入度节点呈“高等级族群成片，低等级串珠成线”空间分异格局特征；④ 城市群关联网络格局受城市能级、站区营商环境、站区基础设施、站区开发程度、站-城联系度5个维度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中，内部可达性、城市等级、站点区位和政府优惠政策等因子对高铁站区承接城市关联网络格局形成的作用力明显。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跨行政边界的职住联系日益紧密，城市间交通需求也逐渐增长。准确认识城市群公共交通服务现状，是实现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借助位置服务大数据和公共交通服务模型，分析区域职住空间联系模式与公共交通服务的关系；基于K-means聚类，计算公共交通的需求-供给关系类型，辨析潜在服务需求；采用多元Logit模型，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相比市内职住联系，满足跨市通勤需求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整体质量更低、绕行更多且更依赖换乘。② 珠三角城市群内，存在不同的公共交通需求-供给关系类型，反映了多种潜在服务需求；既有跨越边界的，也有分布在市内的。③ 制度壁垒和开发强度限制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需求-供给关系类型的形成。相应结果可以为理解和协调区域交通服务供给提供参考。
文化和创新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与动力源泉，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有利于高质量推动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基于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在测算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二者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呈交错上升趋势，二者空间分异均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在大多数子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② 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的协同发展程度逐渐优化，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基本协调的转变，“高-高”集聚区以华东地区为主，“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边疆地区。③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信息化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率等是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双因子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大于单因子驱动力，产业结构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最强。由此提出未来推进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协同发展，应着力提升文化创新供给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强化空间集聚效应，推动区域间协同创新，促进多元驱动因素协同发力。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文化场馆服务供给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与决策参考。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在线消费的渗透促使居民消费行为趋向多元复杂，也推动城市零售空间领域人地关系的变革。目前学术界关于居民在线消费行为影响机制的成果主要关注个体或空间单一层级因素的影响，而对不同层级因素的交叉影响尚未达成共识；既有实证研究多针对特定城市尺度，而对区域尺度因素的探讨相对欠缺。使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发掘珠三角地区居民在线消费行为特征及空间差异，进而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探讨个体及区县两个尺度因素及层级间交叉作用关系对居民在线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居民在线消费行为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空间差异；居民个体的数字接入能力对其在线消费行为存在显著正向效应，而区县层级的物流及交通可达性能够强化该影响；居民的实体消费行为对其在线消费行为呈负向影响，主要由于居民注重服务体验，仍对实体消费有较强的依赖性；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在线消费行为，而且能通过影响其受教育程度进行强化。研究有助于丰富居民在线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差异的学术讨论，也能为城市零售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参考。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是加速市民化进程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共同演化视角，利用2008—2022年中国274个城市面板数据，研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和时空过程，以及两大战略共同演化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新型城镇化拥有先发优势，其发展更具相对优势；两大战略的重心偏离度整体呈现波动收窄态势，空间匹配程度有所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两者协同质量不断提升。②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贡献相对较小。③ 从市民化效应来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能有效推动市民化进程，并且市民化效应在具有较强市民化意愿和能力的跨省流动、家庭规模小和城市居住时间长的农业转移人口中更明显。
乡村发展主体老弱化与治理空心化成为掣肘乡村振兴的重要阻碍。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乡村跨界治理与赋能乡村振兴创造了条件。本文构建“技术嵌入-跨界治理-乡村重构”数字化下的乡村跨界治理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数字化驱动乡村重构的路径，并对陶坝村案例深描予以实践佐证。研究发现应对乡村主体缺位等导致乡村衰退困局，通过数字技术嵌入，从场域扩充、产业外连和多元共治三大路径进行跨界治理能够助推乡村重构。经历传统在场乡村、脱域乡村与数字化重构乡村3个发展阶段的陶坝村通过数字赋能，联通乡村实体与虚拟空间以拓展空间场域；搭建数字桥梁，弥合产业链断点，创新产业模式；连接多元治理主体，破除时空阻隔，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实现了乡村空间、经济与社会重构，成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样本。
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是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核心动能，探究三者（DTU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2011—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评价DTU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格局，并进一步分析DTU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旅游经济在2011—2019年间平稳增长，但于2020年出现大幅下跌；数字经济的增长极为上海、杭州和南京，新型城镇化的增长极为上海和南京，旅游经济的增长极为上海和杭州。② DTU系统耦合协调度逐渐由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到濒临失调阶段，且呈现“核心-边缘”空间非均衡性格局，形成了“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上海、杭州、宁波、南京、苏州、无锡、合肥等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③ DTU系统耦合协调度是由自然、政策、市场等类别中的7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且双因素交互作用均强于单因素。其中，旅游市场关注度、夜间经济和气温对DTU系统耦合协调度呈正向促进作用且平均影响程度较强，地形和旅游市场关注度的平均交互作用最强。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数字经济、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同时也能为相关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国内典型短视频平台的关注度数据，运用位序-规模、类型划分、核密度、参数最优探测器等方法对中国红色经典景区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及驱动力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从空间格局来看，子系统与整体分布特征类似，形成了环首都、苏皖沪、川渝、两湖以及辽宁五大核心区，同时在晋陕、云贵、粤赣闽等地区形成了多个增长极。② 从类型划分来看，纪念设施和历史遗迹类景区的网络关注与实体发展水平均较低，反映出虚实相互影响的状态；伟人故居、综合纪念馆以及红色教育基地虽实体等级较高，但由于其在互联网的宣传推广度不高，进而导致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③ 从位序与空间关联看，高位序景区数量虽占比仅为6.01%，但其关注度位于前列且在京津冀、晋鲁辽、豫鄂皖、江沪等区域形成了次热、热点集聚区；中等位序景区数量最多，占比高达91.68%，但其内部层次等级不分明；低位序景区发育质量差异大，且其所形成的冷、次冷点区则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四川和贵州等中西部省份。④ 从影响因素看，主要因子为景区实力和政府支撑，一般作用因子有资源禀赋、网络营销以及城市等级，次要因子为人口支撑力、交通便捷性、产业结构等。最后，基于因子解析结果与空间差异特征，本研究提出“一带四轴”规划方案和“五位一体”优化路径。
丹霞景观是中国美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资源之一，开展美学质量评价对其保护和开发利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结合特尔斐法和景观分类结果，将丹霞景区的美学评价目标层拆解为峰林、崖壁、石柱、沟谷和天生桥5个准则层，再从地貌特征、景观美学和观赏者感知3个维度分别建立五种景观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不同景观和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构建中国东南部丹霞地貌美学质量评价模型。依据该模型，选取中国东南部美学价值突出、景观结构相近的5处丹霞景区24处景点进行美学质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丹霞地貌景区各目标层对景观美学质量影响的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峰林、崖壁、天生桥、石柱、沟谷；② 对丹霞崖壁美学质量影响最大的因子为复合性，特别是与水体、人文景观的复合，而色彩性的影响最小；③ 对丹霞峰林美学质量影响最大的因子为独特性，特别是造型独特性，而负地貌多样性的影响最小；④ 对丹霞天生桥和石柱美学质量影响最大的因子为造型优美独特，其次为体量规模，邻近景观的影响最小；⑤ 对丹霞沟谷美学质量影响最大的因子为规模大小，细部特征影响较小；⑥ 5处景区中广东丹霞山的美学价值最高。此外，基于现场和照片AHP法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通过照片对丹霞景观进行美学质量评价具有可行性。最后，依据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与评价结果，对丹霞地貌不同景观类型提出针对性保护、利用措施和开发建议。
乡村空间即作为乡村居民世代传承的生计资本与社会场域，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乡村居民能否获得相应匹配的空间权益，成为影响现代化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同时，乡村居民面向旅游产业驱动的新型空间生产模式，其身份建构的过程亦对其参与旅游产业的行为产生显著的参与作用。在此，研究以界定旅游资本介入后空间权益的范畴为基础，以自我一致性和自我效能感表征乡村身份构建的重要阶段；构建以空间权力感知与空间获益期望为前因变量；以参与意愿为中间过程，以自我效能态度为中介变量，自我一致性为调节变量的乡村旅游产业行为意愿的机理模型。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中国山东省马套村的抽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居民空间权力感知和获益期望正向影响居民旅游行为态度，从而具有正向积极的旅游参与意愿，且空间获益期望的影响作用大于空间权力感知。自我效能感起到显著中介作用。自我一致性在旅游支持态度对旅游活动参与意愿的作用路径上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且越靠近旅游产业空间的居民，其一致性更弱。基于此，提出优化空间“权”与“益”分配，增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与自我认同，以产业空间公平引导产业权益分配的策略建议。
研究不同植被类型下深厚包气带土壤水分运移过程与地下水潜在补给规律对退耕还林（草）过程中半干旱地区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氢氧稳定同位素是土壤水入渗补给过程的有效示踪剂，本研究选取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地区林草地（LC）、林地（LD）、草地（CD）、农田（NT）4个典型不同退耕还林（草）样地土壤剖面，分析土壤质量含水量（SWC）和土壤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δ2H、δ18O和lc-excess）及其垂直变化规律，并通过峰值示踪法计算各剖面的潜在补给量，探究不同退耕还林（草）类型下土壤水分运移过程及地下水的潜在补给规律。结果表明，LC、LD、CD、NT各样地间土壤水SWC和δ18O组成均有显著差异（P<0.05）。比较4个样地同位素均值发现农田的SWC和蒸发作用最小，这与植被覆盖和土壤质地相关。厚层包气带中土壤水入渗的同时经历了明显的混合作用，从上至下划分为浅层（0~4 m）、中层（4~10 m）、深层（10~15 m）3个部分。利用方差分析可知，4个样地间土壤水SWC和δ18O在浅层和中层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深层土壤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退耕还林（草）样地深层土壤水的均一性和稳定性。本研究中地下水潜在补给主要以活塞流为主，通过示踪峰值法计算得到LC、LD、CD和NT的年均入渗补给量的平均值分别为21.7 mm/a、18.1 mm/a、22.3 mm/a、15.6 mm/a。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宁南黄土区不同退耕还林（草）类型深剖面土壤水分运动过程及其对补给作用的影响，为该地区植被种植模式的规划和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空铁综合枢纽建设是区域交通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和引导作用，但目前学界对空铁综合枢纽的关注不足，已有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求。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空铁综合枢纽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总结当前的研究热点，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进行科学展望，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发现：① 空铁综合枢纽将航空运输网与高速铁路网进行了有效衔接，利于合理配置运输资源、优化综合运输体系和发展区域社会经济，对枢纽地区及所处城市、交通运输沿线城市等具有不同尺度的空间效应。② 现有空铁综合枢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空铁综合枢纽的概念内涵、空铁枢纽本体（组织模式、选址布局、客运换乘）、空铁枢纽外部效应（空间效应、区域效应）、环境与社会福利以及空铁枢纽成本收益5个方面。③ 未来需要关注的研究领域有：中国空铁综合枢纽与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空铁综合枢纽的等级化与网络化趋势；空铁综合枢纽对人地关系的影响；空铁综合枢纽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关系；中国空铁综合枢纽的发展经验总结与政策体系建设等方面。未来中国亟需形成系统的空铁综合枢纽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加强全球空铁综合枢纽研究对话。
随着山区坡耕地撂荒的加剧，梯田撂荒现象开始显现且不断扩张，目前已引起多个国家和地区重视。为了厘清梯田撂荒现状，本文以“格局-动因-影响-调控”为框架系统梳理梯田撂荒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最早出现梯田撂荒；90年代以后，梯田撂荒在全球不断扩张；当前分布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梯田撂荒率接近10%，且南方丘陵山区撂荒严重。梯田撂荒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以及野生动物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源在于梯田经营的比较收益偏低。梯田撂荒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正面影响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改善土壤环境等，负面影响包括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土壤侵蚀、粮食产能损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以及农耕文化价值下降等。为了缓解梯田撂荒，各地采取因地制宜利用梯田、发放农业补贴、出台保护法规、提高植被覆盖度以及鼓励社会组织宣传梯田价值等措施开展撂荒地治理。未来，梯田撂荒问题可能愈发严重，大尺度撂荒规模的确定与机理挖掘、撂荒造成的地力资本损失核算以及撂荒引发的“暴雨-坍塌-泥石流”灾害链防治等均亟待开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