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地方的金融联系日益成为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金融网络的概念应运而生。本研究提出，全球金融网络不仅是理解全球-地方金融联系的重要概念框架，也是从金融全球化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有效工具。本文提出了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关的两种区域发展路径。第一，不同的区域主体借助全球金融网络，可以获取到必要的金融与商业服务支持，进而开展跨境的融资和金融投资实践。通过这样做，区域能够基于自身发展条件，整合利用境内外不同金融市场的优势来服务区域发展目标，但代价是区域将面临更大的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第二，区域通过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业，促使区域内城市成为全球金融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从而能够提升区域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实现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这两种发展路径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区域自身的地理条件和发展策略，也受制于外部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本文强调了全球金融网络用于分析区域发展问题的有效性，呼吁未来注重利用该框架来分析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从而推动相关领域理论发展，并提供有用的政策启示。
识别并测度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探究风险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及作用机理，有益于地方政府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控土地型融资风险。本文构建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中国30个省市2005—2018年的土地型融资风险状况；采用聚类分析法对风险进行分级，揭示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的时空特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区域、多维度地探究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土地型融资风险贡献权重最大和最小的指标分别为债务负担率和公共财政收支比。土地型融资二级风险中，债务风险的贡献权重最大，市场风险的贡献权重最小。② 考察期间，全国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呈上升态势，且有从中西部向东部蔓延的趋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型融资风险程度整体较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风险程度较高，且逐年上升。③ 对于不同风险等级的区域，地方政府土地型融资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显著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地方政府治理土地型融资风险须充分考虑地区异质性，因地制宜采取系统纾解措施。
城市群作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聚合体，研究其内部一体化水平和外部辐射能力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嵌入内生时空权重矩阵的CD生产函数，测度中国19个城市群内部和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以其作为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的衡量标准，并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MORAN指数、GEARY指数和GO指数内生时空权重矩阵中，以MORAN指数内生时空权重矩阵为基础的CD生产函数测度结果最优，其能够较为精确地分解出所测城市群的内部和外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② 在时序发展上，处于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高值地区的城市群个数较少，而处于低值地区的城市群个数较多，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整体偏低，但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③ 在空间演化上，东部地区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和辐射能力较强，西部地区城市群较弱。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位居前三，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则排名靠后。④ 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提升其辐射能力，并且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所属城市群的异质性特征明显。同时，对外开放水平、信息化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城市群辐射能力有正向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则产生负向作用。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本文以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数据为基础，通过定义数字经济企业，计算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基于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而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其提升路径。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活力逐渐增强，但呈现出“东高、中及东北次之、西低”的空间格局，各区域内部的活力差异则表现出“中高、东北及西次之，东低”的分布特点。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且中心逐渐向西南拓展，同时分布方向由2001年的“东（略偏北）-西（略偏南）”逐渐转变为2020年的“东北（略偏东）-西南（略偏西）”。“经济-行政级别”主导及“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均会产生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在一、二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主要是“经济-行政级别”主导，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辅助；在三、四、五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则主要是“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本文旨在明晰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及其演变趋势，并为其提升路径提供一定的借鉴及参考。
如何提升全国制造业集群的韧性，对于制定产业政策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历史回顾提炼中国部分制造业集群集聚的多阶段典型事实，区分制造业集群发展的“动态集聚”与“集聚动态”，构建基于重组机制的韧性提升分析，提出单一阶段或多阶段提升的两种情形。文章使用1978—2022年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生存企业数据，分析制造业集群的“动态集聚”即集聚趋势的变化，及其积极应对不利经济冲击和主动调整升级的程度。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显示不同行业中类的制造业集群类别呈现较大的差异；根据环境的变化，集群可能通过加深本地专业化或扩大多样化等方式来实现适应，其中，多样化是提升集群韧性的主要调整渠道，且整体多样性与集群韧性呈现U型结构。因此，需要加快“产业链集群”的建设步伐，选择长期韧性发展路径，协助中国制造业集群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
不同知识基础产业的多空间尺度创新网络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对全球尺度下合成型产业创新网络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仍有不足。基于此，以节能环保产业为合成型产业案例，构建2000—2020年193个国家间产业专利合作网络，分析产业跨国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及邻近性影响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① 节能环保产业全球创新网络规模持续扩大但发育程度较低，国家间技术创新合作存在择优链接特征，表现出“强核心、放射状”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性较强但有所减弱。② 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化倾向明显，并存在稳定的空间指向，形成了多个不断分化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合作组团。③ 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社会邻近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三阶段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文化邻近性的影响始终不显著。④ 地理邻近性辅助技术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发挥不断增强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仅在第三阶段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地理邻近性与文化邻近性的交互效应始终不显著。
旅游业驱动的城镇化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建设特殊路径之一，然而如何对其量化尚不明晰。本文基于网络POI数据构建县域尺度旅游带动城镇就业人口数据集，系统测算和分析了青藏高原旅游城镇化水平和贡献程度，揭示其总体特征、空间格局，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青藏高原26个县级单元的旅游城镇化水平较高，数量占比12.15%，影响力达到46.45%；19个县级单元的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贡献作用显著，数量占比8.88%，贡献度达到35.43%。② 青藏高原县域旅游城镇化率及贡献度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符合“祁吉线”空间分布规律，并且与旅游吸引物、旅游廊道、旅游发展片区的空间重叠度高。③ 行业内部比较来看，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的贡献力处于主导地位。④ 县域旅游城镇化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发展类型，不同类型具有差异化的空间组织模式。⑤ 县域旅游城镇化空间分异与自然环境本底、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旅游业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县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的核心主体之一，也是城市规模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明确县市尺度的人口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将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在空间尺度上进行转换，核算3个时期中国县市尺度的流入、流出人口，根据修正复合指标法将其划分为六种基本地域类型，运用多项Pr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四个维度探究影响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形成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县市尺度流动人口绝对规模持续增长，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县市整体由相对不活跃的“低活跃性”时代逐步走向“高活跃性”时代；② 平衡活跃型多转化为净流出活跃型，小规模净流出活跃型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扩散，逐渐成为主导地域类型，大规模净流出活跃型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③ 数量占比不足5%的大规模净流入活跃型县市集聚了全国超六成的流入人口，小规模净流入型县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不断降低；④ 当前，经济因素仍是塑造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非农就业机会和城镇化率越高的县市越容易成为净流入活跃型，但非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正在逐步加强。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为主的数理统计方法，探讨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群体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圈层模式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城镇化率、流动人口规模占比空间分布相反。② 单身期、形成期、扩张期、稳定期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平均年龄、迁入地居住年限、月均总支出和长期居留意愿呈递增规律性变化。③ 珠三角乡城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迁入地因素、迁移因素、社会保障因素以及个体特征因素。④ 经济因素、迁移范围、每万人医疗机构数和迁入地区位对四类乡城流动人口家庭长期居留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最大；迁入地因素对单身期和稳定期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形成期和扩张期家庭影响更为显著。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居住-就业空间配置决定居民通勤行为，开展通勤效率研究对优化职住空间分布，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尤为重要，但已有研究鲜有从双视角（平均通勤距离与通勤空间组织）、双维度（学历与出行方式）对其进行考察。以上海市为例，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过剩通勤指标，从双视角、双维度深入分析超大城市的通勤效率及其群体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整体上，上海市52.12%的居民出行属于过剩通勤，使用了15.38% 的通勤容量，表明城市职住关系优化潜力较大。② 具体维度上，不同学历、出行方式的通勤效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小汽车出行，公共交通出行的通勤效率更低，职住关系优化空间更大，尤其是低学历就业者。与单一维度相比，双维度的交叉分析呈现更加复杂的结果。③ 视角上，平均通勤距离和通勤空间组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于公共交通出行，低学历就业者的实际通勤距离大于高学历就业者，但前者的通勤空间组织更为有序。同时，过剩通勤指标表明相较于短通勤模式，长通勤模式不一定是低效率、无序的。以上结果强调了基于双视角、双维度研究通勤效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低学历-公共交通出行的职住平衡程度最低，城市应该在未来保障性住房、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方面更加关注低技能、低收入等弱势群体。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已由单体村落保护转向区域整体保护，但仅依据传统村落空间集聚识别集群区域，忽视了乡村聚落之间具有保护价值的“点状”与“线性”历史文化要素，也没有考虑社会经济要素对于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实践的支撑作用。本研究以浙江省山地丘陵区作为研究样本区，融合核密度分析、局部空间聚类分析等技术方法，基于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和历史文化要素富集识别传统村落集群区域，并综合考虑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融入生活便利、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景区资源四个维度特征指标识别传统村落集群优先发展区和一般保护区，进而提出保护建议和发展策略。浙江省山地丘陵地区共识别出传统村落集群区域18个，包括12个优先保护区、6个一般保护区，通过因地制宜地采取点线带面、强弱联动、全域共建共享等策略，推动集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集群区域识别与连片保护利用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乡村社会空间可有效反映乡村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物质空间功能转型，对其开展研究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本文试图从乡村社会关系视角解析乡村社会空间内涵，在此基础上选取指标测度分析秦安县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乡村社会空间类型、结构及重构特征，探讨乡村社会空间重构机制。结果表明：① 秦安县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乡村社会空间指标变化显著且空间差异明显，呈现老龄化、非农化、非粮化、生活条件优化、政府管理加强及聚落集聚复杂化的演变特征。② 秦安县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乡村社会空间的主因子演变呈“分化-整合”特征，使乡村社会空间类型多元优质，结构大同小异，秦安县中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主要表现出设施配置优化、农业种植非粮化、管理强化及发展条件提升的特征。③ 行政、市场和社会等外部力量直接作用于人口、土地和产业等乡村内部要素，促使空间功能转型，并改变社会关系建构和社会活动发生的基础，影响乡村社会空间的内在建构和外在表征，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空间重构。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本文从历史医学地理学视角切入，采用历史计量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对东北大鼠疫的传播网络与死亡分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 东北大鼠疫以满洲里为首发地，蔓延东三省、直隶、山东130个县厅，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北京、保定、烟台、济南为鼠疫传播网络的主要节点；② 东北大鼠疫流行期从1910年10月25日到1911年4月29日，历时197天，可分为萌芽期、扩张期、衰退期3个阶段，春节前后鼠疫流行最炽；③ 东北大鼠疫主要沿铁路和海路干线传播，传播方式以跨点跳跃式为主，以近邻浸染式为辅；④ 东北大鼠疫死亡6万多人，但死亡的空间分异显著，哈尔滨-长春-沈阳铁路沿线区域是鼠疫死亡的重灾区；⑤ 东北大鼠疫的死亡分异受地理环境因素制约，寒冷的气候环境、年关的人口流动、快捷的铁路交通都是其重要因素。东北大鼠疫激发了公共卫生意识和疫情防控机制的进步，本文研究结果对于世界历史鼠疫大流行和现代交通方式对疫情传播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缘政治学的新进发展变得异常活跃，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学科分支领域。但是由于其发展路径的问题，使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大大影响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本文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百年发展，特别是不同古典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归纳出地缘政治学诞生的三大时代背景，即地理探险和海外殖民掠夺的终结、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修复竞争和相互依赖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同时，结合地缘政治学的最新进展，探讨了地缘政治学科创建的三大学理基础，即地理空间分异与地理的社会建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和地理复杂性与地理想象。因此，地缘政治中的地理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和不同理解的概念，不仅仅只是希腊语中的“地球”。地理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力地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但是也为地缘政治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导向带来了困境。在地理复杂性和地理与政治相互建构之下，未来地缘政治首要任务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下通过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和多元地缘体博弈理解地理的作用。
基于归纳分析法和文献调研法系统论述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的内涵认知和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势与重点方向。研究结果：① 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可理解为一定地域内被用于温室生产的耕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发生的趋势性转折，研究提出了耕地利用“温室化”的倒“U”型转型假说。“温室化”利用过程是农户利用温室技术破解土地资源稀缺性的理性选择，其本质是依托农业技术创新来提高土地集约边际的过程，对于保障地方多元食物供应具有重要意义。② 从测度方法上，目前的研究依然沿袭传统的耕地利用转型测度指标，在显性形态上聚焦于表征规模、结构及其空间格局，在隐性形态上多关注投入、产出、价格等。③ 从时空演化机制上，囿于数据获取等因素，我国耕地“温室化”转型时空特征的精准刻画仍缺乏，目前的研究大多依靠遥感手段或统计数据考察宏观尺度的时空特征，缺乏微观尺度的质性研究。机制分析仍停留于宏观区域层面，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探究其自然及社会经济因子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④ 从“温室化”转型效应分析上，针对其经济或环境效应的分析往往局限于农业经济学或环境科学的单一视角，缺乏从综合视角对其多维效应进行权衡分析。未来研究需加强对耕地利用“温室化”转型微观机理的解析，创新其“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权衡分析理论与方法，探索耕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转型的途径，推动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