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空枢纽是海上运输、空中运输与陆上运输的立体交互，具有更强大、更广泛的交通运输和集散能力。海空枢纽除基本的运输功能外，还以独特的产业运行过程，发展成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本文基于联通度和吞吐量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全球海空枢纽识别，提出海空枢纽度这一指标表征枢纽的运输集散能力，并进一步探讨不同因素对海空枢纽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文章识别出35个全球海空枢纽，包括上海、纽约、新加坡、深圳、广州、香港、迪拜、洛杉矶等城市，聚集在东亚东南亚、欧洲和北美洲，多位于重要的全球城市或全球海运的重要航道。上海在联通度和吞吐量上都位居前列，是重要的全球海空枢纽。② 新加坡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海空枢纽，中国的海空枢纽排名普遍较高，而大部分东南亚南亚城市的海空枢纽度排名靠后。绝大部分海空枢纽分布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和中等偏上国家（地区），但海空枢纽度和国家（地区）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即使位于同一国家的海空枢纽之间在海空枢纽度的表现上也具有极大差异。③ 城市人口数量、外籍人口占比、船东企业数量、港口水深条件、港口平均在泊船只数、机场航站楼数量、国际旅客比例以及机场入驻的空运公司数量对于城市的海空枢纽度有显著影响，海运和空运指标的显著性高于腹地城市指标，基础设施属性指标和经济社会属性指标同样具有显著性。
港口基础设施的高效可达是国际运输成本的决定因素与区域互联互通和相互作用的前提。因此，如何测定港口海向可达性并从中揭示港口间交互作用的模式是研究航运网络的一个难点和热点。本文以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主要港口航运网络为研究对象，在考虑班轮服务频率及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基于陆路可达性理论提出融入加权路径的港口海向可达性模型，并改进复杂网络中心性指标，针对不同年份的样本统一处理，使相关指标更具可比性，验证其有效性和适用性。结果表明：① 整体看，班轮服务频率能更深层次揭示各指标所反映港口的实际功能差异；从核密度分析看，航运网络的航线运行效率（WCC）、港口调控能力（WBC）均存在较明显的绝对差异和分化程度。② 通过复合中心性（WC）的统计特征表明，港口单个优势功能在体现港口的影响力时存在偏差，结合WC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港口嵌入“航运网络”中亟待优化的功能。③ 以加权平均路径为模型测度的港口海向可达性呈现微弱的离散化，“马太效应”也更为明显。仅少数港口的可达性提升明显，但可达性较低的港口仍将长期存在，且绝对差异增大。
对中国建设用地的未来扩张趋势及时空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可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合理调控城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未来30年中国建设用地扩张进行多情景模拟预测，并分析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可以获得较高的模拟精度，各分区Kappa系数均高于0.92，总体精度均高于95%，FoM值均高于0.40，表明PLUS模型适用于全国尺度和大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模拟。② 影响中国建设用地扩张最主要的因素为人口、坡度和年均降水量，存在区域性差异。③ 自然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四种情景下模拟预测的未来土地利用的结构和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占用非重点保护的耕地和生态用地以及未利用地，可满足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刚性需求，有助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④ 建设用地扩张对景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与2020年相比，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建设用地预计增长分别为-0.72%、-0.51%和1.19%，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优势景观面积占比持续下降，景观多样性不断上升；西部地区的景观聚集度显著下降，破碎度持续上升。本研究通过建设用地扩张的情景模拟及其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分析，尝试为制定区域差别化政策提供参考，对实现经济发展、耕地保护和生态保护三者之间的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存在相互聚集或排斥的特性，并可能影响到城市扩张格局。本文在厘清建设用地内部以及不同类型建设用地之间聚集与排斥性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元胞自动机（CA）模型的发展适宜性与邻域影响因子计算中，以此构建顾及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的CA-SAE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义乌城市扩张模拟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A-SAE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扩张状况，且模拟精度要优于传统CA模型。同时，多情景的模拟结果也证实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会影响到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及城市扩张形态。本文构建的CA-SAE模型创新性地将建设用地聚集与排斥性纳入到CA模型中，为开展面向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张模拟提供了思路与方法。
探究乡村“三生”功能协同发展水平，揭示其演化进程中耦合协同关系的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将有利于优化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及开创新时代乡村发展新局面。基于1998—2020年甘肃省86个县域研究单元，构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及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跃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逐步向良性、有序方向不断迈进，但耦合协调度数值整体较低且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2013年后耦合协调状态由严重失调状态转为基本失调状态的县域比例快速增加。② 整体来看，全省中间区域县域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结构更加具有稳定性，而陇东南地区和酒泉市县域空间结构更加具有动态性。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呈现西北地区向东南地区增大趋势。各县域研究单元耦合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关联格局保持较为稳定，其时空跃迁具有相对较强的路径锁定。③ 经济发展对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城镇辐射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发展与其他因子的共同作用直接影响到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根植于自然本底条件的其他诸如社会经济条件与区位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作用于乡村“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性重要条件。
演化经济地理学是理解集群演化的主流理论，但有陷入知识主义的倾向，相对忽视市场和竞争对集群演化的影响。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全球知识联系纳入到解释地方集群演化的理论框架中，大大提升了其对集群演化的解释力。然而，在中国情境中，忽视经济全球化多重力量的综合作用，很难全面深刻地理解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过程。本文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全球市场、全球竞争、全球知识3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力量作用地方集群演化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以玉环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① 全球市场有利于集群规模扩大；② 全球竞争对集群市场份额造成负面影响；③ 全球知识促进集群内企业结构演化。这些发现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考虑市场、竞争、知识等因素共同对产业集群或区域产业演化造成的影响。本研究完善了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集群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① 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② 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③ 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更倾向多核心或均质化结构。④ 在半导体的晶圆材料、设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环节有赖于学习机制形成水平分工的创新合作网络，在半导体的封测材料、封测环节和晶圆制造等劳动力密集和重资金密集型环节通过匹配机制形成垂直分工的供应链合作网络。基于研究结果，最后对中国半导体集群投资布局提出建议。
随着数字经济的推进，短视频产业快速崛起。本文以截至2023年3月，在抖音平台上采集的76097个短视频生产主体为样本，运用空间分析刻画了专业媒体机构（PUGC）、达人（PGC）、普通个体（UGC）三类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城市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对短视频生产主体城市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广州、杭州是中国短视频生产主体最为集聚的2个城市。另外，以成都、长沙、武汉、郑州等省会城市为核心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短视频生产主体分布也非常密集。而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中国短视频生产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下降。② 普通个体生产者UGC占总量最多、基本依照胡焕庸线分布；专业媒体机构PUGC青睐一线城市；达人多集聚在杭州、成都、长沙等网红城市。③ 计量研究表明，短视频生产主体倾向于选择互联网基础设施良好、人文环境舒适、MCN公司密集、以及临近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城市分布。即除了3T因素，成本因素显著影响短视频生产主体的区位选择。这揭示着，数字化对现有的创意产业地理格局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数字技术正推动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从“文化系统内循环”，迈入“社会经济大循环”。
近年来中国区域尺度的人口收缩不断蔓延，然而区域人口收缩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缺乏探讨。利用1990—2020年4个普查时点地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地级单元常住人口变化，识别人口收缩区，建立人口收缩经济效应测度模型，分析人口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并探讨人口收缩经济效应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① 1990—2020年，人口收缩区呈快速扩张趋势，2020年人口收缩的地级单元占比已超过40%。② 研究时期内，人口收缩并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反而能够促进区域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③ 人口收缩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口收缩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东北地区不显著。④ 在解释机理上，这主要与现阶段绝大多数人口收缩区以农村人口外流引起的收缩为主，而城镇人口仍保持增长这一特征密切相关；东北地区城镇人口收缩持续蔓延，是东北地区与其它地区人口收缩经济效应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建议避免单纯从负面角度看待区域常住人口收缩现象，但必须重视城镇人口收缩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信息时代，居民生活逐渐向线上转移，已有研究表明线上生活推动了相应生活空间的重构，但其空间结构及成因仍待系统研究。本文选取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八类线上生活，利用武汉市联通用户手机App使用数据，以规则网格为单位，基于这些App的使用人数占比和人均使用时长构建八类线上生活的综合使用指数，而后利用冷热点分析和层次聚类，初步探究了武汉市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发现其与传统生活存在很大差异：① 就普及程度和使用强度而言，除外卖生鲜外，其他七类均遵循高值指标和热点多分布于郊区的反中心化规律，部分活动还呈现泛中心化的特征。② 从热门活动的数量和内容来看，中心城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多于核心区，线上线下融合型活动居多；近郊区核心区热门活动数量多，各类线上活动发展得较为均衡；近郊区外围热门活动数量少，热门活动多为完全线上型。③ 总结上述特征，居民线上生活空间呈现“环形山”形态的圈层式扇形镶嵌结构。线上生活因弥补了郊区传统生活设施的不足而呈现与之互补的反中心圈层递增规律，同时，地理区位、建设条件、人口构成等因素影响下的线上生活差异使得不同人群集聚片区以扇形板块镶嵌其中。本文从线上生活的角度补充了传统居民生活空间理论，系统地总结了居民线上生活的空间结构，为信息时代城市生活空间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对不同城市规模与农民工社会融合关系认识的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中介效应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法，在考虑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差异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规模因素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越低，其中在居住条件、社会交往融合方面，城市规模产生的阻滞效应最大；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有促进作用，反映了大城市的经济吸引力。② 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就业组和正规就业组的影响存在不平等效应，城市规模对非正规农民工的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融合产生的阻滞作用更大，对其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却较小。③ 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削弱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直接负效应，且在正规就业群体中的削弱效应更大，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或落户的渴望有助于激发他们融入城市的行为，且这种激发作用在正规就业群体中更强。应当制定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政策，并重视非正规农民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的相对弱势。
多源径流数据是理解地表水资源分布格局和演变规律的基础，径流数据的比较和筛选是其应用和推广的前提，但中国范围内的径流数据比较研究仍相对缺乏。本研究在中国九大流域片，选取控制范围不重叠、1961—2014年天然径流资料连续的82个水文站，从多年平均径流量和径流变化趋势两个方面，评价了CMIP6地球系统模式、ISIMIP3a全球水文模型、基于陆面模型的GLDAS和CNRD、基于机器学习的GRUN等四类33套径流数据集的质量。研究表明：① 百分比偏差的评价结果显示，经过偏差校正的CMIP6、ISIMIP3a、GLDAS、GRUN、CNRD均能较好模拟大部分流域的平均径流；综合标准差、均方根误差、皮尔逊相关系数3个评价角度的泰勒图分析结果显示，CNRD在松辽河流域，长江、珠江、东南诸河流域，西北、西南诸河流域表现最优，偏差校正后的CMIP6和GLDAS多模型平均结果在黄淮海流域表现最优。② 多源径流数据对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模拟普遍较好，而对年径流变化趋势的模拟结果较差，特别是CMIP6和GRUN严重低估了径流趋势，约10个流域的趋势模拟结果与天然径流资料的趋势相反。③ 多源径流数据在相对干旱区域模拟结果较差，亟需提高驱动数据质量、改进模型结构、优化模型参数，以提升模型对干旱区水循环过程模拟的精度。这项工作为研究中国河川径流及地表水资源时空演变规律，提供了数据筛选的重要依据，为多源径流数据在中国不同流域的更新与发展，明确了可能的问题和改进方向。
伴随气候变暖与人类开发活动日益加剧，滨海湿地面临的海岸挤压威胁受到多学科广泛关注。蓝碳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蓝碳功能对海岸挤压的响应过程及其关键区域的认识尚不清晰。本研究在提出海岸挤压对蓝碳功能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以辽东湾北部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综合Landsat影像、数字高程数据与碳储量调查数据，分时段对海岸挤压与蓝碳功能进行测度，进而以分段线性回归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索二者的响应特征。研究表明：1995—2020年间，研究区海岸挤压较强风险区与蓝碳功能较弱区均呈先降后升态势，但在辽河两岸差异显著；研究期内，辽东湾北部区蓝碳功能与海岸挤压呈倒U型关系，当海岸挤压指数超过0.214时，滨海湿地碳汇能力显著下降，超过0.311时，碳汇能力下降趋势有所缓解；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调，海岸挤压与蓝碳的矛盾在滨海工业园区表现尤为突出。加强此类区域的保护与修复，能够提高沿海地区气候变化应对能力、促进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可为滨海湿地“减压增汇”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参考。
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首。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城市相对贫困成为消除绝对贫困后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技术进步，依托于大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城市内部难以测度的相对贫困问题可用多种形式被发掘，推动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的“大数据转向”。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经历了“观测与可视化-内容对象发掘-多源多维分析”三大发展阶段，并形成了“城市贫困的重点群体”“城市贫困群体的多维表征”和“城市贫困空间的测度数据与技术方法”三大热点议题。空间建成环境和个体社会经济大数据及其对应的新方法，正在带领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突破传统研究数据和方法的局限，为挖掘潜在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贫困表征等关键要素提供科学支撑。未来，研究需依托大数据及其方法，构建“中国化”的城市贫困地理研究理论框架，并将其转向实践应用，在中国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后为缓解城市相对贫困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