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资源的跨国流动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对影响石油资源流动的多维动力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比较薄弱。本文以“一带一路”国家为案例区，借助网络模体分析方法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2000—2020年石油资源流动演化机理进行全面分析。结果显示：① 石油资源流动存在单向传递抑或三元互惠的微观组织结构，表明参与者的贸易关系之间相互影响，能够通过内生性结构依赖对整体格局演化发挥作用，印证本文所选模型的科学性。② 石油资源流动受到互惠性、结构依赖性、节点属性、外部环境嵌入性和时间依赖性的共同驱动。其中，互惠关系和三元闭合关系是石油资源贸易扩张的主要组织结构，经济规模的趋同性和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异质性是国家双向匹配的关键因素，经济空间网络、政治空间网络是重要外生网络。在“经济-政治-安全”导向三环约束下，维护既有关系稳定深入发展，才是推动石油资源流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关键。
本文以全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的城市经济网络和以合著论文数据构建的城市知识网络为基础，借助多尺度地理加权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全国24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嵌入上述两类网络后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受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结果表明：① 嵌入不同类型城市网络后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不同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差异。相比于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两种差异化影响且呈现出小尺度溢出特征，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呈现大尺度溢出特征。② 不同规模城市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在经济增长方面所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差异。特大超大城市嵌入城市经济网络后有较大概率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大城市和小城市分别在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和城市经济网络后有较大概率获得高经济收益，中等城市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在获得高经济收益方面均无明显优势。③ 不同区域城市在嵌入两类城市网络后获得的经济收益呈现出总体上的区域性差异特征和局部地区的地理临近相似特征。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城市从城市经济网络中获得的经济收益最高，与这些城市相临近的中西部地区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次之，内陆其他中西部地区城市获得的经济收益最低。城市嵌入城市知识网络后获得的经济收益呈现明显的由北向南梯度递减特征。
新发展格局下，提升长三角城市知识网络稳健性成为积极应对全球科技合作中“逆全球化”挑战，推动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本研究基于2017—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4位数技术类为节点，以技术组合频率为链接，构建城市内部知识网络。通过模拟随机与蓄意攻击情景，计算网络崩溃阈值来评估长三角城市知识网络的稳健性，并采用面板计量模型探讨其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① 长三角城市知识网络对随机攻击的抵御能力明显强于蓄意攻击。② 长三角城市知识网络稳健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蓄意攻击下杭州、上海、南京、宁波知识网络稳健性排名稳居前4位，池州排名最后。③ 随机与蓄意攻击下长三角整体知识网络稳健性均高于单个城市知识网络稳健性，提高技术的跨城市、跨部门组合机会可以增强知识网络风险抵御能力。5年间长三角跨部类技术融合比例由41%上升至47%。④ 在控制知识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合作网络中心性后，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知识网络稳健性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且相比于随机攻击，蓄意攻击下知识网络稳健性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将网络崩溃阈值替换为网络效能比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依然显著。最后，建议集合科技创新力量于核心技术领域，包括分离技术、电数字数据处理、测试或分析材料、清洁技术、高分子化合物等5个在知识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技术领域，并加强城市间技术互补以提高长三角城市知识网络稳健性。
韧性是制定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收缩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与增长相异的一种新现象，呈现出人口等发展要素外流导致总量减少及其效应耦合的综合特征，其是否会对城市韧性产生影响、如何影响，成为城市韧性建设中拟重点解决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本文基于比较归纳分析法，以中国收缩城市最为集中的东北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收缩城市韧性存在明显的“收缩效应”，具体表征出非收缩城市韧性水平明显优于收缩城市、伴随收缩阶段演进韧性在下降的发展特征和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② 收缩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存在维度异质性和路径传导性：对社会韧性、生态环境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产生收缩正效应，通过“人口外流引致韧性指标人均占有水平得到提升→引致社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等立足存量指标的子系统韧性的提升”的传导作用而产生影响；对经济韧性产生收缩负效应且作用最为敏感和显著，通过“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发展要素流失及其他耦合效应出现→引致城市发展能力受限、发展效率降低、地方财政受限→造成立足增量指标的城市经济韧性的下降”的传导作用而产生影响；前者属于量的提升，后者属于质的下降。③ 收缩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本质是收缩引致城市GDP、城镇常住人口及其中间变量（地方财政税收等）的动态变化与交互作用，进而呈现出对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保障能力产生影响的结果反馈。因此，在揭示城市发展收缩效应时应立足于“收缩与收缩城市”本义去深挖。本研究是对现有城市韧性、收缩城市及其耦合研究的有益扩展与延伸，可望为其他相关收缩效应研究提供一个普及性的研究范式，也可为收缩城市及其韧性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借鉴。
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地区发展路径和经济韧性演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相关实证和案例研究仍需探索。本文基于适应性循环及区域经济韧性演化的因素和过程构建了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演化分异研究框架，在分析地区经济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对地区经济韧性演化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进行判识，进而利用Weaver-Thomas模型对经济韧性演化的产业驱动力进行类型划分和机制分析。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经济韧性变化较大，各省市之间差异大；北京、天津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研究时段前期，山东省的经济韧性水平低于辽宁省，后期高于辽宁省；河北省相对较为稳定。② 环渤海地区各城市发展路径和经济韧性演化处于开发—维持、维持—释放、释放—重组等阶段；开发—维持阶段的城市集中分布在鲁西、冀南等地；维持—释放阶段的城市占比达到40%，分布在辽宁、冀北等地；处于释放—重组阶段的城市数量较少且分布相对分散。③ 地区经济韧性演化与产业结构演进以及适应性循环阶段具有协同演化的特征。产业构成及驱动以种植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数量最多，其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处于开发—维持阶段；产业构成及驱动以种植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组合为主的城市呈减少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缓慢，处于维持—释放阶段；仅以服务业为主要产业构成和经济韧性演化驱动的城市数量呈增长态势，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处于释放—重组阶段。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合理评估旅游生态系统是反映旅游产业是否彰显绿色动能及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表征，从“韧性”视角切入，能凸显旅游生态系统复合性及动态演化特征。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生态韧性综合指标体系并测度其发展水平，借助修正引力模型测度空间关联强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整体旅游生态韧性水平呈现稳态攀升的态势，区域上呈现“东部领衔，中西部追赶”的布局特征；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向复杂化、稠密化演化的过程，“东密西疏”的空间特征突出。② 整体网络结构渐趋紧密，但尚未达到最佳空间关联状态；东部地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中西部部分地区处于空间网络结构的边缘地带。③ 苏、沪、京、津为“净受益”板块，浙、粤、闽充当“经纪人”角色，晋、冀等地区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新、藏、贵、滇等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④ 环境规制力度、产业高级化、空间距离、经济水平、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差异均对中国旅游生态韧性空间关联效应发挥着正向作用，在多重效应叠加的背景下，旅游产业绿色动能持续彰显，关联特征愈发明显。上述结论回应了旅游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互动的学术关切，为提升旅游生态系统韧性并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空间互动提供了重要导引。
在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介促进了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连接和融合，也影响了人与地方环境的互动关系。本文基于网络信息地理学和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构建社交媒介与空间重塑的“存在-膨胀-符号化”分析框架，以上海市认定的文创园区为研究对象，选取抖音和小红书两个社交媒介平台中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为研究数据，探究社交媒介对城市文创园区的空间重塑作用，为城市更新进程中文创园区的数字化发展提供政策启示。研究发现：① 社交媒介的作用在于引导用户行为，将实体文创园区数字化为媒介平台中的地点。② 基于UGC产生的广泛热度和偏好热度加剧了数字空间的膨胀。③ 打卡者在社交媒介中持续地对数字空间中的文创园区进行意象叠加与更新，形成了符号化的空间形象。④ 社交媒介中不断生成的UGC重塑人们对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认知意象，进一步创造了超越两种空间的数字地方。如此，社交媒介通过“线下→线上→数字地方→数字→实体”的循环路径对文创园区进行空间重塑。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是城市社会地理学重要研究议题，既可以反映出个人/家庭迁居行为的时空规律，也可以作为从微观视角解读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有效工具。在探讨中国城市迁居背景、研究意义和时代需求的基础上，依托4015份南京城市居民迁居调查问卷，筛选出符合特定经济社会属性特征的中产阶层家庭，从迁居频率、方向、距离和原因等方面分析中产阶层居住迁移的时空特征，采用Mantel test分析和随机森林模型辨识典型居住迁移模式。研究发现：① 南京城市内部迁居频率迅速升高，以近距离、改善型迁居为主，后代教育逐渐成为更多中产家庭迁居的首要因素。② 根据个人/家庭社会经济、住宅和迁居等多维属性，提炼出就近改善型、郊区品质型、房价驱使型和教育主导型四种典型中产阶层迁居模式。③ 迁居模式的形成与分化是不同中产家庭主观需求与客观条件相“平衡”或“再平衡”的结果。城市居住迁移的多维属性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使迁居类型与模式等规律性特征的辨识难度增大，但作为理解个体居住选择行为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互动关系的核心，有必要继续深入开展城市迁居时空特征与模式、驱动因素与机制、未来趋势与效应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2000—2020年中国山区县人口收缩的时空格局，借鉴“3D（密度、距离、分割）”框架设计解释变量，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而在“四层一体”框架下解析山区人口收缩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山区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持续降低，收缩型山区县数量不断增多，山区人口收缩程度加重并存在自我强化特征。② 人口密度等级降低的山区县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为（100~200）人/km2的过渡区是人口变化最活跃区域，过渡区向稀疏区、集聚区向过渡区转型是山区县人口变化的主要方向，仅少数山区县由过渡区转为集聚区；位于省际和市际边缘区的山区县人口变化剧烈且以收缩为主要特征。③ 山区人口收缩区范围持续扩大且集中分布，形成内蒙古中东部-东北、武陵山、秦巴山区、大别山、太行山、云南中部、山东丘陵及福建丘陵共八大片区，其中内蒙古中东部-东北片区、武陵山片区主要表现为重度和中度收缩，其余片区以轻度收缩为主。④ 人口收缩存在等时圈指向，倾向于发生在地级市2h、省会城市4h等时圈范围内，随时间距离增加该指向先增强后减弱。⑤ 高就业密度抑制山区县发生人口收缩；距地级市、省会城市较远的山区县更易发生人口收缩；文化分割、制度分割分别对人口收缩具有抑制和促进作用；前述因素在自然、生计、制度和意识形态层发挥作用并交互影响共同塑造中国山区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
整合各类涉农用地为农业空间，科学认知全国农业空间时空格局演变过程及新趋势，是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开展农业空间规划的基础性工作。以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和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间转移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解析2000—2020年中国农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并识别关键影响因子及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近20年中国农业生产空间持续缩减的同时农业生活空间稳定扩张，农业空间整体沿胡焕庸线“西增东减”的分异格局凸显，第二级地势阶梯是农业空间结构转型的密集热点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寒区和东北寒区剧烈的农业扩张正在逐渐改变全国农业空间格局。② 农业空间布局的区域不均衡性进一步扩大，演变过程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显著，城市化地区-非城市化地区间的差异是全国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农业空间在非农产品主产区中的演化态势严峻，西北生态保护与农业开发、东南城镇发展与农业保护间的矛盾突出。③ 农业空间结构转型是自然地理、交通区位和社会经济因素协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各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全国农业空间格局由多个不同尺度的空间过程共同形成。未来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及相关农业空间规划的编制需要注重空间演化过程及规律，也需要利用农业空间演变新趋势谋求更大的空间综合效益。
露营旅游热潮带动露营地数量快速增长，研究其空间布局及成因对优化资源配置、丰富露营产品供给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界定露营地概念的基础上，借助Ripley's K函数、核密度估计及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山东省露营地空间布局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露营地布局的组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露营地空间布局总体呈“双核多中心”结构，以济南、青岛为核心向外围扩散；不同距离尺度，双峰“M”型集聚特征明显，集聚半径近城内和城际90 min可达圈。② 露营地供需耦合协调度较低，失调区呈斑块状组团布局，协调区沿陆海发展轴分布，供需空间不均衡。③ 露营地数量与客源承载量高低分异的类型特征显著；不同类型“单/双核多中心”热点交错集聚、冷点散落的地域分异规律明显。④ 区域经济、社会支撑、交通通达、游客市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6个要素共同作用，产生3种驱动型组态路径和3种非驱动型组态路径；多要素组合作用形成复合向心型、环境增益型和基础保障型三维驱动机制，引致露营地呈“双核一轴多中心、环城近景沿干线”的空间分异格局。
探究景观格局与干旱区地表温度（LST）的空间关系，对于促进干旱区生态环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GEE）解析天山北坡城市群2003—2020年昼夜及季节性（白天）LST时空分布特征，使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Sen's斜率并结合Hurst指数探究天山北坡城市群LST变化趋势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运用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分析LST空间迁移特征，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分析LST与景观格局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2003—2020年天山北坡城市平均LST白天23 ℃，夜间-0.5 ℃，昼夜温差大，温度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显著。LST未来变化趋势表明，夜间温度上升速度将高于白天上升速度，即冷岛强度白天高于夜间的现象将有所缓解。代表建设用地和植被的中温和低温，其温度重心在乌鲁木齐市。斑块密度（PD）、边缘密度（ED）和平均形状指数（SHAPE_MN）与LST呈空间负相关关系，而最大斑块指数（LPI）、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聚集度指数(AI)和景观类型比例（PLAND）与LST呈空间正相关关系，表明斑块聚集且连续的景观LST越高。比较OLS、GWR和MGWR模型，MGWR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ED和AI对于LST的影响在研究区的右侧最显著，而PLAND对于LST的影响在研究区的中部南侧最为显著，其他景观格局指数影响强度较为缓和。
华北北纬38°带是华北地区的重要农业区，降水是区域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近年来，极端强降水频率增加改变了地下水补给方式，明确极端强降水氢氧稳定同位素特征及其水汽来源对于深入认识区域水循环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华北北纬38°带的1个山区站点（太行山站）和2个平原区站点（栾城站和南皮站）降水样品采集，采用相关分析和HYSPLIT模型，揭示了研究区极端强降水δ2H和δ18O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水汽来源的关系。结果表明：降水氢氧稳定同位素呈现丰水年贫化的年际特征，雨季富集、旱季贫化的季节性变化特征，极端强降水同位素最为贫化(-105.7‰~-39.1‰，-14.6‰~-5.7‰)。大气降水同位素关系表明位于山前平原的栾城站斜率和截距最小，蒸发作用最强。HYSPLIT模型结果表明，太行山站极端强降水水汽主要来自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水汽，而栾城站和南皮站极端强降水水汽主要来自于西风水汽和东南季风水汽，西南季风水汽比例增加（16.67%~58.33%）是导致山区极端强降水同位素比平原区贫化的主要原因。水汽来源的差异导致研究区2021年“7·21”极端强降水事件δ18O值高于2016年“7·19”极端强降水事件。上述认识可为华北北纬38o带大气环流和水文循环过程研究提供基础。
地表臭氧是中国许多城市的首要大气污染物，其浓度与城市景观规划密切相关。本文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利用大气监测站点数据和多源地理空间数据，选择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GAM），刻画地表臭氧时空分布特征。结合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地表臭氧浓度与多尺度景观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① 地表臭氧年均浓度空间差异明显，呈现西高东低，西北靠近内陆的区域浓度较高。秋季浓度最高，年度峰值出现在10月，是地表臭氧污染防治的重点时期。② 人工地表扩张会显著提高地表臭氧浓度，人工地表斑块优势度和聚合度越高，对地表臭氧浓度的促进越明显；林地占比的增多对地表臭氧浓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林地斑块优势度和聚合度越高，对地表臭氧浓度的抑制作用越明显。③ 整体景观的异质性降低、优势度和聚合度提高，对地表臭氧浓度的削减作用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协同推进地表臭氧污染防治和景观优化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为探究喀斯特富营养湖泊水体不同赋存形式碳浓度和碳储量动态变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于2021年9月—2022年6月对异龙湖开展4个季节、20个点位的水质和水体碳浓度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异龙湖水体碳以溶解碳占主导，溶解无机碳（DIC）浓度在4种赋存形式碳中最高为（41.26±4.93）mg/L，溶解有机碳（DOC）次之为（16.23±2.23）mg/L，颗粒碳浓度相对较低，颗粒有机碳（POC）和颗粒无机碳（PIC）浓度分别为（10.05±1.81）mg/L和（0.82±0.56）mg/L。异龙湖全年水体碳储量平均值为5.30 Gg C，4种赋存形式碳储量占比分别为60.57%（DIC）、23.77%（DOC）、14.53%（POC）和1.13%（PIC）。分析表明，异龙湖DOC、POC浓度与营养盐负荷及藻类生物量有关，指示其主要来源于藻源性有机碳。DIC浓度与DOC、水温、氨氮、入湖河流分布等因素相关，表明DIC受矿化作用、水温及流域水体稀释作用的共同驱动。PIC浓度与叶绿素a浓度和酸碱度有关，指示其主要受藻类光合作用导致的酸碱平衡破坏影响。异龙湖不同赋存形式碳浓度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反映了不同赋存形式水体碳存在迁移和转化，湖泊富营养化导致藻类生物量增加，造成有机碳浓度POC和DOC同步升高，同时有机质的矿化作用也引起无机碳与有机碳的协同变化。与其他湖泊相比，异龙湖具有更高的水体碳浓度水平，可能与异龙湖的富营养化、喀斯特地质背景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关。在碳储量上，水量是影响湖泊水体碳储量的关键因素，而富营养化提高了水体碳浓度和碳累积速率，增强了湖泊的碳汇效应，在全球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湖泊水体碳储量在生态系统碳汇估算中的地位逐渐显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