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位处大国战略交汇区的小国地缘环境敏感而多变，其对外战略行为往往表现为对冲战略特征。本文基于跨学科交融互鉴的理念，构建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地缘环境及其对冲战略响应分析框架，解析中美战略交汇区菲律宾地缘环境要素特征，分析冷战后菲律宾对中美对冲战略实践的演变及地缘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国别地缘环境可作为解析一国战略行为的情景视角，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是跨尺度影响对冲战略的地缘变量，两者共同作用于大国战略交汇区小国实施差异化战略。② 菲律宾独特的地缘区位和自然地理环境及漫长的被殖民史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理基础。不同时期中美菲三角地缘关系的不对称性、及区域地缘结构的二重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亚太区域权力关系和结构的不确定性是菲律宾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③ 后冷战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导致菲律宾的区域地缘环境体系压力增大，并压缩其对冲空间，菲律宾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并趋于追随美国。同时，菲律宾的国内治理问题和领导人认知决定其不同时期战略实施的具体手段。本文旨在探究大国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对小国实施对冲战略的地缘驱动因素，以期为中国制定对周边小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边境地区的地缘环境、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沿边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挑战日益突显，科学识别国土空间功能及优化布局对促进边境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多源地理空间数据测度国土空间功能，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研究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区域分异规律和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边境地区的国土空间功能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城镇发展功能迅速提升，农业生产功能稳步增强，但生态服务功能略有下降。② “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功能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整体和局部空间上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东北和西南边境地区的“三区”功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北部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功能的耦合处于濒临失调状态；西北和西藏边境地区呈现出失调状态。③ 不同国土空间功能变化的驱动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城镇空间功能主要受社会经济和对外开放因素影响；农业设施技术、地形地貌和跨境合作是影响农业空间功能的主要驱动因子；而地形起伏度、气候和生态压力则是驱动生态空间功能的关键因子。基于此，边境地区应增强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持续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对外开放的贸易合作与交流，采取积极措施以保护生态环境并确保可持续的高效农业生产，从而推动区域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各类新城新区的设立体现国家下放诸如产业政策、空间规划和治理创新等事权，为空间治理和尺度重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然而，自上而下的分权化叙事先验地接受了地方政府的被动地位，鲜有文献关注地方政府如何将自身发展诉求自下而上地整合到中央策略中，以及两者如何互动形成新城新区的善治。本文尝试将政策流动的演进视角整合到国家尺度重构的结构化框架中，动态性地揭示在自上而下的分权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巧妙地调和上级政府与本地发展诉求。分析发现，长沙高新区发展历程整体受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但在空间治理具体政策上，又很大程度体现了本地治理主体在土地开发、产业发展等方面的诉求。在多尺度政策互动博弈中，长沙高新区与其所在区域的其他主体进行了反复磨合，并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长沙高新区的尺度不断上移，在空间治理上趋同于更高尺度单元，最终实现与既有行政层级体制的兼容。
为提高山东城市用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山东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山东137个县区2010年、2015年、2021年三个时点的城市用地扩张数据集，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GW概要统计量和MGWR模型，对城市建成区扩张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① 山东县域城市建成区面积总体不断扩张，具有鲁中、鲁东部地区大于其他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以济南、青岛为“双核心”的城市扩张态势。② 建成区扩张驱动机制由“经济城市化驱动为主，人口城市化驱动为辅”转向“人口城市化驱动为主，经济城市化驱动为辅”，且二者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③ 地均投资对建成区扩张的影响，从整体负向效应演变为正负效应并存态势，至2021年51%的县区不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表明半数以上的县区已丧失内涵式发展潜力。④ 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缺口率、出口依存度对建成区扩张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各变量均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从整体正向效应转向正负效应并存，再演变为整体正向效应；财政收支缺口率从整体负向效应转向增强的正负效应，再转为减弱的整体负向效应；出口依存度从整体的正向效应演变为整体的负向效应。鉴于山东县域城市建成区扩张驱动机制显著的时空异质性演变规律，应通过综合性与差异性的政策措施，推动山东县域城市化建设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本导向下精准识别城市活力的空间格局，深入揭示建成环境对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可科学指导城市活力的有机营造。鉴于此，以南京中心城区为案例地，依托多源地理大数据进行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发现如下：① 基于居民活动时空大数据的城市活力测度模型，以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能够较好地识别活力空间格局并揭示建成环境对其影响的空间异质性。② 城市活力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在空间分布上的普适均衡性、连续传导性、独立自主性较差。③ 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之间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存在正负不同方向、强弱不同程度上的相关性。④ 城市活力的营造应因人因时因地施策，协调好全局和局部空间关系，以提高应对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的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代表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及合作的主要载体，并且其内部的产业链功能组织状况对城市区域的一体化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长三角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城市区域之一，对其汽车制造产业链投资网络开展研究可以为其他城市群提供一定的参考及示范作用。本文基于长三角的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社区发现等方法，从汽车制造产业链整体、上游和中游环节入手来分析其投资网络的多尺度空间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来探析各环节投资网络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长三角汽车制造产业链整体、上游、中游投资网络分别呈“双强核多中心辐射状”“单强核多中心放射状”“单弱核多中心辐射状”的空间结构。② 长三角汽车制造产业链整体、上游、中游投资网络可分别划分为4、4、6个社区，并且中游的模块化水平较好。③ 整体和上游投资网络的城市节点中心度高值区主要沿沪宁合杭甬发展带、南部沿海发展带分布。④ 政策支持水平、经济产业水平、对外经济水平、人力资源水平是影响汽车制造产业链各环节投资网络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但同一因子对不同环节的影响强度有所差异。⑤ 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各环节投资网络的不同影响因子交互后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2种，其中双因子增强效应占主导。相关研究结果对于提升长三角内部的城市间产业分工协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城镇人口统计的不系统、不全面，导致以往近代城镇地理研究难以全面系统地展开。如何给近代绝大多数无人口统计的城镇赋予一套较为科学的人口数据，是近代城镇地理研究的首要问题。本文利用目前可见的民国省域范围城镇用地较高精度数据源，即1940年代《湖南省各县市重要城镇地籍一览图》中172个城镇的实测城镇用地数据，结合20世纪80、90年代地方志所载1949—1950年的城镇人口，分析得到近代典型区域的城镇人口-城镇用地面积关系的判定方法。结论显示：① 民国湖南城镇人口数量同城镇用地面积高度正相关，但同城镇总面积的相关性较小。② 民国湖南的人口城镇化率在6.19%~7.23%，土地城镇化率在0.04%。③ 民国湖南县城的人口密度一般在25000人/km2左右，市镇的人口密度一般在28000人/km2左右，与江南地区相比，湖南县城略低，市镇显著要高。④ 1940年代湖南城镇总面积、城镇用地、城镇人口的大小同城镇行政级别呈正相关，但城镇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与行政等级无密切关系。⑤ 利用高精度的实测近代城镇用地估算城镇人口的技术路线可行，但用土地城镇化率估算城镇化率会显著低估。
人口回流已成为中国快速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的显著现象。已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探究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忽略了人口回流决策的动态实现过程。本文基于江苏省扬州地区的案例，引入拼装理论视角，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群体回流至家乡县城的决策的动态生成过程和模式。研究发现：① 农村流动人口回流至家乡县城主要受目的地环境、家庭、县城环境、人生事件和物质需求五个要素的影响，它们联系形成了“人口回流拼装”。其中家庭要素是回流决策生成的核心动因。② 人口回流拼装由“目的地环境-县城环境-家庭”“目的地环境-物质需求-县城环境-家庭”和“目的地环境-人生事件-县城环境-家庭”等三组拼装关系构成。③ 家乡县城是回流者在有限能力下实现完整家庭定居并享受城市资源的理想目的地，县城相对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浓厚的“家园感”也是吸引农村流动人口回到县城的重要原因。④ 农村流动人口的回流是一个“过程+契机”的回流决策生成模式，并存在性别差异，农村女性流动人口受家庭因素的约束较大。目的地环境、家庭、县城环境、人生事件和物质需求通过拼装在空间上呈现领域化向去领域化的转变，并在契机的刺激下，促成回流决策。
科学诊断城市规模与城市宜居性的适配关系，对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通过解析城市规模和城市宜居性的适配机理与适配过程，构建两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空间重心模型、综合适配模型等方法分析两系统的多维适配关系。结果表明： 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规模指数和城市宜居性指数均呈波动上升态势，长江下游城市规模增长速度较快，长江上游城市宜居性较高。② 长江经济带城市规模和城市宜居性的空间结构差异有所改善，空间自组织性不断加强，城市内部非均衡性结构特征明显。上海、南京、苏州是城市规模极化中心，重庆、成都城市宜居性优势明显。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规模与城市宜居性的重心移动间距逐渐缩小，说明系统间的绝对差距日益敛缩，区域发展格局更加平衡和可持续。总体来看，研究区适配类型由研究初期的较不适配逐渐转变为基本适配、中度适配，长江下游实现由“较不适配—基本适配—中度适配”状态的过渡，长江上游、长江中游的部分城市适配水平有待提升。
选取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闽台同名村》中收录的138对村落为研究对象，应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空间组构分析、比较研究以及文献资料佐证等技术与方法，梳理闽台同名村的形成背景，分析其空间布局特征；从整体聚落空间、房族组团空间、建筑空间三个层面验证分析在血缘关系影响下，两岸闽台同名村在聚居空间布局上的相关性。分析得出：① 在选址择居上，闽台同名村在台湾省的分布上呈现与祖籍地相似的地缘特征。② 在聚落空间格局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呈现同族聚居特征。③ 在组团空间布局上，体现一脉相承的乡土伦理秩序。④ 在建筑空间布局上，表现出继承祖籍地同房分序的特征。通过研究闽台同名村的迁徙分布以及不同尺度空间布局的相关性，体现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演变中台湾省人民对祖籍地深厚的认同和眷恋，对强化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原乡认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地质遗迹资源丰富，地质旅游是地质遗迹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和网格维等方法分析山西重要地质遗迹多尺度空间分布特征，并分别通过地理联系率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旅游发展响应和旅游空间响应两个维度分析地质遗迹的旅游响应特征。结果表明：① 山西重要地质遗迹在省域、地域尺度呈核心集聚、外围扩散的带状分布格局，具有复杂的线性分形结构；市域尺度上呈集聚型和离散型“孤岛”状分布，各市分形结构分异明显。② 旅游发展响应存在明显的尺度差异，地域尺度响应强度显著高于市域尺度。③ 重要地质遗迹对不同旅游要素的空间响应异质性显著，住宿条件和高A级景区数量为正向响应，夜间灯光强度为双向响应，旅游网络关注度、交通可达性和旅行社数量为负向响应。
抑制犯罪的高发突发是国家社会治安的重大需求。新冠疫情防控影响了城市各类服务设施的运营状况，由此可能带来犯罪主体的日常活动变化，因此它可以看做是一场大范围的犯罪预防“自然实验”。论文以ZG市为例，利用STL时间序列分解和局部差分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疫情前”和“疫情中”ZG市暴力犯罪的时空格局及集聚变化特征；同时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疫情防控背景下服务设施关停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并结合地理加权泊松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服务设施的影响在空间上的异质作用。研究发现： ①ZG市暴力犯罪的数量总体趋向减少。即“疫情前”暴力犯罪平缓下降，而“疫情中”则急剧下降。② ZG市暴力犯罪在“疫情前”和“疫情中”均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但这两个时期的犯罪热点发生了明显变化。“疫情前”和“疫情中”犯罪热点集中在中心城区；但与“疫情前”相比，“疫情中”犯罪热点的面积大幅减少且分散。③ 基于局部差分莫兰指数对“疫情前”和“疫情中”犯罪变化特征进行探测，发现“疫情中”ZG市中心城区变为暴力犯罪减少的区域连片，形成“低低”集聚区，而其周边区域变成暴力犯罪增加的区域连片，形成“高高”集聚区。④ 与“疫情前”相比，本文验证了“疫情中”各类服务设施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均有所减弱。例如，餐饮店、商业街、网吧对暴力犯罪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减弱，公交站、学校对暴力犯罪的抑制作用也有所减弱。最后，进一步发现餐饮店、公交站更受新冠疫情关停政策的影响，与“疫情前”相比，“疫情中”餐饮店和公交站保持正常运营的数量和分布在空间上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对暴力犯罪的减少产生了较大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东北北部地区121个气象站1968—2019年逐日积雪深度、降水、气温、海拔高度资料，利用统计方法对雪面雨日数气候学和长期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东北北部地区年均雪面雨日数在0.12~3.60 d之间，其中长白山（1.34 d），大、小兴安岭地区雪面雨日数偏多，最多出现在长白山南部，高原和平原地区雪面雨日数少，年均0.83 d以下。雪面雨发生在秋季积雪积累期和春季融化期，峰值分别出现在10月和4月，春季积雪消融期比秋季积累期多，约是其2倍。近52 a东北北部地区雪面雨日数呈减少趋势，大、小兴安岭减少较快（气候倾向率分别是-0.107 d/10a和-0.105 d/10a，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冷季降雨日数和积雪日数对雪面雨贡献具有空间异质性，大兴安岭地区虽然降雨日数少但积雪日数多，使得该地区雪面雨日数较大，长白山地区则相反。月尺度上，雨日和积雪日数的共同增加（减少）导致3月（9月）雪面雨日数增加（减少），4月长白山、松嫩平原和小兴安岭地区雨日和积雪日数共同减少导致雪面雨日数减少。10月积雪日数减少是雪面雨日数减少的主因。积雪积累和融化初期（9月和3月）降雨日数和积雪日数共同变化导致雪面雨变化，而在积雪积累和融化后期（10月和4月）积雪日数对雪面雨变化贡献更大。年雪面雨日数和雪面雨量随海拔的升高而增加。
喜马拉雅山作为中纬度地区冰川作用中心之一，其变化的时空格局特征与气候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基于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采用比值阈值及目视解译法，分析1990—2020年喜马拉雅山中段北坡冰川的分布和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2020年冰川面积为2763.72 km2，较1990年减少了622.35 km2，冰川呈持续退缩状态，年均退缩率为0.61%/a。② 从地形分布特征看，冰川面积分布随海拔变化呈正态分布趋势，冰川退缩最为显著的区域集中在5500~6000 m，退缩面积达321.03 km2。在3500~4000 m范围内，冰川的年均退缩率最大，为1.12%/a。③ 研究区内非表碛物覆盖型冰川分布面积远高于表碛物覆盖型冰川，且前者年均退缩率（0.78%/a）远大于后者（0.31%/a），表明研究区内表碛物对冰川融化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④ 2020年研究区山谷冰川分布面积最多，为1649.63 km2，其次为悬冰川、冰斗-山谷冰川和冰斗冰川，面积分别为574.71 km2、429.39 km2和105.59 km2，而平顶冰川分布面积最少，仅为2.40 km2。⑤ 值得注意的是，山谷冰川中超过一半的冰川表面被表碛物覆盖，而在平顶冰川中并未发现表碛物覆盖型冰川。不同类型冰川受表碛物覆盖影响的程度不同，总体而言非表碛物覆盖型冰川退缩程度更为剧烈，其中在表碛物覆盖区域，悬冰川的年均退缩速率最快，达1.04%/a。
干旱是鄂尔多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然而鄂尔多斯气象干旱和生态干旱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传递关系尚不明晰。本文采用高分辨率的降水数据与植被总初级生产力数据，全面分析2000—2020年鄂尔多斯四类自然生态系统气象干旱特征和生态干旱特征的空间分布，并进一步量化气象干旱与生态干旱的传递关系。结果显示：鄂尔多斯气象干旱和生态干旱的频率分别为0.26次/年和0.13次/年，干旱传递频率高；两种干旱类型的历时均表现为西低东高，且具有较好相关性；但两者强度相关性较弱。四类生态系统的气象干旱强度相近。其中，森林生态干旱强度最低，高覆盖度草地生态干旱强度最高。该研究可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保护和抗旱管理措施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植被物候是植被受外界环境影响后，出现周期性变化的现象，是气候变化影响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器。在干旱气候影响下，干旱区地表下垫面升温迅速且蓄热能力强，持续升高的地表温度（LST）对植被物候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研究区，利用MODIS的MOD11A1和MOD13Q1遥感影像探究2002—2021年植被物候和LST的空间分布格局，选择随机森林回归将LST进行降尺度，并采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和Theil-Sen斜率分析植被物候19a来变化趋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空气温度、高程、蒸散发、地表温度、降水、土壤水分和大气气溶胶对植被物候的影响，最后探究LST与植被物候的局部相关性。结果表明，LST降尺度结果精度较高，白天和夜间LST的R2分别为0.982和0.985，能够更多反映地物细节。LST白天和夜间差异较大，分别呈“冷岛”和“热岛”现象。植被生长季开始期（SOS）提前、生长季结束期（EOS）推迟、生长季长度（LOS）延长。植被物候变化较为显著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绿洲，非绿洲地区的变化则较不显著。温度、蒸散发和降水对植被物候各指标均具有较大影响。其中，LST对植被物候的影响更具典型性。该研究结果对于理解干旱区绿洲植被物候变化的复杂机制以及维护绿洲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若尔盖盆地玛曲黄河一级阶地覆盖的老桥西（LQX）剖面为研究对象，对其粒度、磁化率、元素含量及地球化学参数进行研究，用光释光方法进行测年断代，在构建剖面地层年代框架基础上，试图揭示晚全新世以来风成黄土的化学风化特征及记录的环境变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LQX剖面地层年代框架为：河流相砂层FS（>3.0 ka）→风沙层AS（3.0 ~ 2.5 ka）→下部黄土层L02（2.5 ~ 2.3 ka）→土壤层MS1（2.3 ~ 1.6 ka）→上部黄土层L01（1.6 ~ 0.4 ka）→表土层MS0（0.4 ka ~ 至今）。② LQX剖面处于以斜长石风化为主的低等化学风化阶段，且不同地层单元风化成壤强度顺序为L02较弱→MS1最强→L01略有减弱→MS0增强。③ 玛曲谷地晚全新世以来经历了冷干期（3.0 ~ 2.5 ka）—凉干期（2.5 ~ 2.3 ka）—暖湿期（2.3 ~ 1.6 ka）—冷干期（1.6 ~ 0.4 ka）—暖湿期（0.4 ka ~ 至今）的气候变化，与青藏高原及其他地区古气候信息记录吻合度较高。
在中国人口达峰和城镇化发展到达新阶段的背景下，关于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的一个关注点。本文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讨论了戚伟等（地理研究，第42卷第10期）采用“城区常住人口”数据识别中国收缩城市的研究。本文对中国全部的村级行政单元进行了地理编码，并基于城乡分类代码，近似绘制出戚伟等文中提到的“城区”边界。通过将这些边界与遥感图像、城市实体地域进行比较，讨论了“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所界定的“城区范围”的特点。进一步运用多源人口数据，从城市实体地域视角识别了中国2010—2020年收缩城市的数量和占比。研究发现： ① 人口统计中的城乡分类代码所划分的城区，涵盖多个城市实体地域，难以分析各个城市实体地域内部的人口变化。② “城区常住人口”数据难以全面展现近千个县域内中小城镇（如县城）的人口变化情况。本文运用中国2444个城市实体地域的边界，结合WorldPop、LandScan等多种数据源，发现中国收缩的城市实体地域数量占比在26.7%~31.3%之间。有关中国收缩城市的识别，应当综合多源指标和多类研究的结论进行分析，从而减少单一数据源的不确定性对于识别结果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