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性草原作为维护青海高原草畜平衡和生态安全的重点区域，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极为敏感。本文依托GEE平台构建长时序、高精度的草地类型数据，结合气候数据，引入随机森林模拟气候因素与温性草原间的非线性关系，对传统残差分析进行改进，以此探究青海高原温性草原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1987—2020年青海高原温性草原面积呈显著增长趋势，主要上升区域为共和盆地、茶卡盆地、柴达木盆地东侧等，下降区域仅占21.4%。② 青海高原温性草原面积与气温和降水间呈正相关的区域占比为58.1%和67.3%，其中显著相关区域均在15%以上，可见气候的暖湿化对温性草原面积增加具有促进作用。③ 青海高原温性草原面积增加主要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其中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对贡献超过75%的区域分别占比33.1%和32.6%，集中于研究区东部和南部；而温性草原面积减少的主导因子为人类活动，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青海湖沿岸的部分区域。青海高原温性草原的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定量研究结果可为草地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水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限制植物生长的关键因子，研究不同类型植物在不同水分条件下的用水策略已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保护和植被恢复的关键。通过对黄土高原东部典型生态恢复植物、粮食作物的植物水分及其潜在利用水源的稳定同位素的采集及分析测试，借助贝叶斯混合模型，本研究定量分析阶地平原（RVP）、土石山地（EMR）、丘陵沟壑区塬面（LH）及丘陵沟壑区沟谷（LG）四种地貌类型下的典型植物水分利用策略。结果表明：① 区域土壤含水量（SWC）及土壤水稳定同位素呈现出显著时空异质性，土石山地土壤水氢氧同位素值波动最大，塬面SWC及土壤水氢氧稳定同位素值较稳定。② 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和圆柏（Juniperus chinensis）的木质部水稳定同位素值的季节差异显著，两个树种均在4月份波动大、12月份波动较小；苹果树（Malus pumila）和梨树（Pyrus spp.）的木质部水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季节差异较小；野艾蒿（Artemisia lavandulifolia）的水稳定同位素值4月份和12月份在塬面较为富集，6月份和9月份在沟谷较为富集；冬小麦（Triticum aestivum）较之夏玉米（Zea mays）具有更大的植物水同位素值波动范围。③ 春夏两季，EMR地区的刺槐和圆柏主要利用0~20 cm土层土壤水，而LH地区和LG地区的刺槐和圆柏主要利用降水；秋冬季节，四种地貌类型下的刺槐和圆柏对深层土壤水的利用比重均有所增加。④ 表层土壤水是野艾蒿的主要植物水分来源，浅层土壤水为冬小麦越冬期和返青期以及夏玉米出苗期与成熟期的主要利用水源。本研究结果对黄土高原东部地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及植被恢复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系统性探寻耕地撂荒现象，有助于因地制宜地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基于全国346个代表性山区县的抽样调查，本文利用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等方法，系统揭示不同类型耕地撂荒的时序、规模、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决定因素，以期为分类推进撂荒地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不同类型耕地的撂荒时间节点存在显著差异，坡耕地、旱作梯田、水作梯田、平地水田和平地旱地依次撂荒，耕作条件较差的耕地更早遭遇撂荒，特别是坡耕地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撂荒。目前，26.64%的农户经历过耕地撂荒，撂荒耕地的面积占比达到9.88%，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水田撂荒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而坡耕地和旱地则多发于黄土高原、东南沿海和西南山区。撂荒情况受村落和农户特征影响，这两个层面分别对撂荒变异解释了44.83%和55.17%。从事非农工作、年长及身体状况较差的农户更可能撂荒耕地；同时，遭受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细碎化严重且灌溉条件不佳的区域更易撂荒。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压缩了农业收益，使得农户种粮收益偏低，旱作梯田甚至面临亏损。因此，撂荒地的治理应聚焦坡耕地和梯田，政府应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与整治，普及适合丘陵山区的小型机械，以降低耕地经营成本，提高农耕效益。
农业空间错配等农业土地利用冲突问题不仅影响粮食安全，而且容易引发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引入一个基于土地利用偏好和位置重要性的农业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框架，诊断沂源县农业土地利用冲突，在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视角下比较分析不同冲突调解策略的效果差异。结果表明：① 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沂源县农业适宜性整体偏低，近三分之一的地区土壤侵蚀风险较大；② 沂源县农业土地利用冲突区面积占比达35.16%，强冲突区面积为128.12 km2，主要分布在南鲁山镇中山地区、燕崖镇低山丘陵区；③ 本文提出的基于土地利用偏好和位置重要性的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框架，以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的冲突调解策略，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识别与调解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沂蒙山区应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挖掘“富锶水源”“牛郎织女”“美丽中国·深呼吸乡镇”等生态、农业、旅游资源优势，统筹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因地制宜采取退耕还林、农业结构调整和撂荒地复耕等冲突调解策略，探索土地流转、农业观光、生态农业等发展模式，优化农业生产空间布局，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江西、湖南和福建三省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和Tobit模型，测算不同类型农户的梯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低于平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两者分别为0.206和0.354。② 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呈现随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③ 纯技术效率差异是导致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④ 不同类型农户的梯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最大地块和土地等级是影响纯农户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原因；农业收入比例和土地等级是影响兼业户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劳均种植面积是影响非农户梯田利用综合技术效率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对于南方丘陵山区优化梯田资源配置、提高梯田利用效率、保障梯田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就近城镇化模式，是西南地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本文选取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为研究区域，以社区（村域）为基本单元，刻画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主导产业驱动力，探究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动的关键影响因子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动以水城城区为中心，呈现出中心层、近郊层、远郊层和拓展层的圈层分异格局。② 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入指数随着城镇等级增加，呈逐渐下降趋势；劳动力就近流出强度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式分布格局。商贸服务业和工农兼业是劳动力就近流动的核心驱动力。③ 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动的空间分异是迁入地拉力、迁出地推力以及中介障碍等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就业机会多寡与家庭生命周期分别是是劳动力就近流入与就近流出的关键核心要素。④ 水城区劳动力就近流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异质性。劳动力就近流入空间分异划分为非农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双重拉动区和城乡收入差距-交通通达性双重限制区两类影响区；劳动力就近流出空间分异划分为家庭生命周期与农业效益推动区、综合因素影响区、劳动力一般技能推动区三类影响区。本研究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以县城为载体、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动力，实现一亿人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以《江宁自治实验县二十二年户口调查报告》中的人口数据为基础，分析1933年南京周边农村地区的空间结构，归纳出近代中国农村在县域尺度上的中心地体系结构。研究结论：① 江宁县划分为城市影响区与县域地方，城市影响区是城乡之间的缓冲带，广大的县域内部乡镇体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心地的体系结构；② 第一、第二级中心地的乡镇平均距离之比接近 :1，符合中心地行政原则（K=7），第三级基层乡镇通过6条道路与周围6个较大的基层村相连，第四级是由集镇、庙宇连结起的最基层社会体系；③ 近代转型期中国农村“行政中心+散村”结构，是自下而上的传统社会事务管理体系和自上而下的现代政府管控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补充了施坚雅对近代中国农村中心地体系的论述在县域尺度上的表现形式，梳理了中国农村在近代城乡转型的过程中空间结构的变迁及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适应乡村人口规模变化趋势”，这对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配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系统阐述乡村地域人口粘性内涵，通过集成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定量刻画中国镇域尺度人口粘性的空间分布规律，深入解析人口粘性对乡村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在时序演变上，乡村地域人口粘性具有持续减小趋势；在空间演变上，乡村地域人口粘性总体分布呈“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与中国乡村人口分布的总体特征一致；人口粘性的高-高集聚型和低-低集聚型处于扩散趋势。基于人口粘性的传统资源禀赋对乡村人口规模具有阻滞效应，就业机会、市场化程度和交通便利性对乡村人口规模分别具有就业粘性效应、协同联动效应和交通溢出效应。从区域效应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人口粘性对乡村人口规模的影响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形成机制不同。该研究有效揭示了乡村人口规模分布、产业布局原理，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地理学解释乡村人口规模分布的学理基础，为整合乡村资源要素、缩小城乡差距、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提高乡村运行效率提供施策依据。
社会-生态网络为农户生计适应过程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与适应能力（AC）框架，选取地处典型干旱区的民勤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态网络视角切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多级行为者属性模型（Alaam）等方法，识别民勤县农户在2000年、2010年、2020年3个时间节点的生计方式变化、适应路径等，探索影响其应对与转型行为的因素及关键网络结构。结果表明：① 民勤县农户生计活动以传统农业为主逐渐转变到以非农为主，生计方式呈现出非农化趋势。② 维持与应对适应路径的家庭数量不断减少，而转型适应路径增多，农户生计转型趋势明显。③ 财富、过去的经验、风险感知是影响农户应对的关键性因素；借款、农牧多样性、年龄、参与决策是影响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原因。④ 同质化的社会交流、对相关联生态资源经验的共享是推动农户采取应对性行动的关键网络结构；低层次的社交网络、同质化的社会交流等社会网络结构是农户完成生计转型的微观动因。
随着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城市之间是否可以借助空间邻近关系，实现土地利用效率的协同提升，目前仍缺乏经验证据。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2003—2019年为研究期，利用改进的重力模型和SBM模型分别测度各城市的区域一体化水平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协同效应。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产生了积极的显著的空间协同效应。城市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地提升本地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而且还可以借助空间邻近关系间接地提升邻近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② 基于地理距离、行政边界邻接和经济联系的空间邻近关系均有利于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协同提升，且基于地理距离的空间协同效应最大。③ 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更有利于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的协同提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集约利用相关决策提供理论借鉴。
城镇化研究对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复杂地貌下城镇垂直扩张开展较少，而不同时间尺度尤其是县域尺度下的城镇化研究更有待进一步加强。黄河中游（MRYR）地表坡度变化大，其城镇建设用地在不同尺度上的扩张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黄河中游的多期遥感影像数据，借助建设用地坡谱探讨不同尺度下城镇建设用地在不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格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了不同地形下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过去20年区域城镇建设用地水平扩张显著，尤以2005—2010年间最为显著；其中风沙区及黄土丘陵沟壑区城镇建设用地水平扩张最为显著。② 区域城镇建设用地出现向5°以上区域垂直扩张的趋势，城镇建设用地爬坡高峰期在2005—2010年间；黄土丘陵沟壑区和土石山区的城镇建设用地爬坡现象尤为显著。③ 在县域尺度上，爬坡型县域的数量占区域县域城镇总数的68.45%，其中37.38%为高爬坡型；爬坡型城镇占比较大的是土石山区，较低的是黄土高塬（海拔较高的塬面）沟壑区。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产生显著影响，而不同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存在坡度、坡向、海拔的梯度差异。⑤ 平缓耕地被城镇建设用地侵占的现象在高爬坡地区得到缓解，而在低爬坡地区该问题依旧严峻，同时城镇爬坡可有效缓解城镇扩张中对平缓生态用地的多度侵占。研究结果可对多地形复杂地貌区域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策略、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地关系协调等提供重要参考。
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过程中存在边界不规整、内部地类矛盾难以协调等问题，提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优化效果验证”的研究路径。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集成景观形态空间格局分析（MSPA）、InVEST模型、最小累计阻力模型（MCR）和重力模型（GM）等研究方法，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利用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缓冲区对原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原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进行优化；分别从景观连通性和空间协调性角度量化评价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管控区的优化效果。结果显示：① 金坛区MSPA核心区面积为10833.64 hm2，与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质量高和较高区域的分布范围相对一致。② 最终识别生态源地9个，总规模9085.48 hm2，约占全域面积的9.31%，其中林地型6个，湖泊水库型3个，主要位于茅山森林公园、钱资荡湿地和长荡湖地区。③ 提取生态廊道共计41条，总长度达284.71 km，包括16条重要生态廊道和25条一般生态廊道，在茅山风景名胜区及周边分布较为密集。④ 优化后生态保护红线规模增加1700.57 hm2，可能连通性指数PC均值从22.10提高到25.06，整体连通性指数IIC均值从21.13提高到25.05，优化后生态管控区规模增加90.59 hm2，与耕地、建设用地冲突占比分别下降0.95%、0.57%。结果表明：该方法符合“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的管控要求，可以作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的有效手段，为划定方案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
从转型发展视角审视长三角过去30年人口与建设用地变化，为科学协调人地关系，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研究基于人居空间变迁模型，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覆盖遥感数据，对1990—2020年间，长三角地级市人地变化进行面板分析。研究发现：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41市人居空间变迁总体呈现“大蔓延、小稀释、高强度”的时空格局。人口、用地整体大幅扩张，且用地增速远大于人口增速。② 分阶段看，变迁状态呈现“先同质化、后多样化”，变迁强度呈现“先扩大、后缩小”趋势，对应经济模式由计划经济向集体经济、民营经济、市场经济转型，发展条件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转型，发展理念以及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③ 人口与建设用地关联格局的空间分布以地理邻近特征为主，局部呈现空间分异。研究提出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人居空间变迁状态应尽量稳定，并保持较弱的强度；面向未来发展，应通过协调人地关系推动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更好地适应转型发展要求。研究突破了对该地区人地关系演进单一指向的一般结论，有助于理解长三角转型发展和相关政策。
在创新驱动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开发区作为各类产业集聚的复杂经济空间，如何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设计来激发整体创新活力，是未来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关联视角，着重分析产业间的关联属性对开发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借助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以2013—2018年上海21家开发区为样本，研究发现：① 与期初相比，上海开发区平均创新效率呈上升趋势，“国家级>市级”“主城区>外围区”的空间格局虽依然存在，但组间差距有了明显降低，极化现象有了一定缓解；② 产业间的关联属性与开发区创新效率显著相关，其中产业关联性有助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无关性则相反；③ 产业技术复杂度在产业关联与无关性对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促进了前者对创新效率的正向作用，抑制了后者对创新效率的负向作用。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准确把握全球半导体不同环节贸易网络组织结构演化态势及影响因素对诠释核心高技术产业视角下的新型世界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产业链视角构建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演化的理论框架，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半导体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空间分析与负二项回归等方法，揭示2001—2022年全球半导体产业不同环节贸易空间格局、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和组织结构的演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如下：① 制造设备贸易网络格局始终由美日以及部分西欧国家担任主要角色，制造材料和制成器件的主导权持续向东亚国家（地区）集中。贸易网络联系愈发紧密，并呈现出明显的幂律分布特征和小世界现象。② 全球半导体贸易网络节点组织结构保持稳定的“核心-边缘”层次体系模式，节点类型以主导型和边缘型为主，网络关系组织演化具有显著的北半球分裂和南半球整合特征。③ 语言邻近性和良好的地缘经济关系对半导体贸易网络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地理邻近性的正向作用减弱，经济邻近性的抑制作用增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治理水平的影响程度较小。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大、布局乱、效率低，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有利于城乡空间重构与国土空间品质提升。论文基于文献研究、归纳演绎及逻辑推演的方法，按照“概念内涵—时空格局—机制效应—思路方法—优化模式”的研究思路对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体系进行系统的文献回顾。研究明晰了不同的学科认知偏好造成的农村居民点概念内涵的差异性、丰富性与动态性，以及地理学视角下要素多元、尺度多维及系统集成的基本属性；发现了中国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区域差异性与地理指向性特征以及整体大规模、高密度的演化趋势；归纳了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与政策制度三大类驱动因素以及产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生态”效应；认为“3S”空间技术、计量经济模型及大数据智能等多学科技术方法交融为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提供工具与方法基础，有效支撑了“规模管控、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和功能重塑”四种主导优化模式。未来研究应着重面向城乡融合、远程耦合和数字乡村等复杂背景，重点关注农村居民点的混杂转向特征与调控模式、城乡远程耦合与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互馈机制、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居民点用地“存量盘活”与“增量管控”等核心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