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其绿色发展理念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但也一直遭受西方媒体的舆论攻势。研究西方舆论对绿色“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有助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家环保形象的维护，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提供支撑。本文基于LDA与Word2vec模型，对西方媒体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资源、环境、生态议题相关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探讨了报道主题的时空演化特征，透视了西方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及其地缘政治意图。研究发现：① 西方媒体对绿色“一带一路”的关注可以分为观望期（2013—2016年）、发展期（2017—2021年）与沉寂期（2022年至今）。② 西方媒体主要关注化石能源的资源、环境、生态负面影响，清洁能源的转型、贸易、投资，以及国际环保合作与能源博弈，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保护也是报道重点。③ 相关报道呈空间分异特征，英国、美国关注全球环保、自身利益与中国的负面表现，法国、德国并不倾向于与本国事务相关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几乎只关注自身利益博弈，新西兰的报道热情则较低。④ 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国家角色的一致，以舆论手段对绿色“一带一路”进行了意识形态化、宏大叙事化、妖魔化、浪漫化的话语建构，国家的舆论角色不仅取决于本国的“自我”利益与立场，也受到了“他者”预期的影响。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日益严峻，各国共同致力于控制碳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在此情境下，新能源汽车行业迈入快速增长阶段，然而如何剖析新能源汽车生产网络与地方互动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本文选取中国新能源汽车标杆企业比亚迪（BYD），通过整理2022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内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重点研究其生产网络与典型区域的战略耦合模式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不同生产系统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布局总体上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为核心的空间格局特征，其中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生产网络规模最大且集聚程度高，而车身底盘饰件集聚程度最低，且生产网络高频次联系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② 生产网络与区域互动关系过程中由于受到区域区位优势以及企业空间粘性的影响，产生了差异化的耦合模式，主要表现为依附式耦合、互惠式耦合和吸收式耦合共存。③ 基于“网络特征-战略耦合-区域互动”建构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关系通道，促进了企业生产由场关联空间向价值关联空间的转变，为战略耦合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践提供支持。本文尝试将新能源汽车生产系统划分为智能电子电器系统、电池与电驱动系统、热管理系统和车身底盘饰件系统，基于典型案例剖析其战略耦合模式及机制，一方面通过理论建构演绎为战略耦合的中国本土化方案提供实践支撑，另一方面为剖析中国本土领先企业的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经验支持。
低碳技术产品贸易的区域化为低碳技术流动构筑新的边界，给各国碳减排的努力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区域化既源于各国贸易条件差异（贸易组团化），也源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区域集团化）。本研究旨在检验区域化是否限制了低碳技术产品贸易在碳减排方面的作用，以及两类区域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基于2001—2019年全球低碳技术产品贸易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低碳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贸易组团化特征，并探究APEC于2012年推行低碳技术产品贸易自由化这一事件，是否对区域集团内外国家产生差异化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应用分组回归、双重差分方法，依次检验两类区域化的碳效应。 结果表明：① 贸易组团化促进低碳技术产品以等级扩散的方式向周边国家传播，区域集团化加强了集团内部的贸易联系，扩大了集团内外国家之间的差距。② 贸易组团化未导致组团内外国家碳减排出现显著差异，但区域集团化在提升区内国家碳排放效率的同时，加剧了集团内外国家之间的不均衡。③ 各国可通过提升本土环境规制水平，以应对并缓解区域集团化导致的环境收益不均衡问题。上述发现表明，巩固贸易比较优势、防范边缘化风险、加强本土与开放政策的对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转型、参与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应重点关注的环节，中国应更积极在产品清单制定、政策标准对接、贸易方向调整方面做好谋划。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是发展与环保间关系的代表性理论，现有研究相对忽视了微观消费端视角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和机制。本研究基于3321份浙江省居民碳足迹调查问卷数据，对浙江省微观消费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进行检验；同时对环境质量需求收入弹性理论进行拓展，在区分发展型生活方式和绿色型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将两者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收入对居民碳足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微观消费端，浙江省居民收入与碳足迹之间尚未形成“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居民收入与碳足迹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随着收入增长，居民碳足迹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② 收入增长能通过促进居民形成发展型生活方式增加居民碳足迹。③ 绿色型生活方式能有效降低居民碳足迹，但收入增长不能通过促进居民形成绿色型生活方式降低居民碳足迹。④ 居民感知到的环境质量越好、对环境保护的态度越积极，环境知识储备越充足，就越容易形成绿色型生活方式。本研究作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微观消费端的补充，对环境质量需求收入弹性理论进行了拓展和检验，并为“双碳”目标的达成提供了政策启示。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中国“十四五”时期的重点战略任务，技术创新是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支撑。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城市减污降碳时空特征及其技术创新驱动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2011年是重要的拐点；而上中下游出现拐点的时间不同，下游地区的减污降碳水平在经历短暂下降后，2007年以后持续上升，而中上游地区在2013年后才进入稳定提升阶段。② 减污与降碳之间并不具有一致的演变趋势，其中人均工业废水排放、人均工业SO2排放和PM2.5浓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人均CO2排放规模仍保持波动增长态势。③ 技术创新对城市减污降碳同时存在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U”型关系，但其门槛值因环境污染/CO2、技术创新的类型而异。因此建议：提升城市技术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驱动作用，同时需要因地制宜，强化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的创新协同效应。
城市群和都市圈已成为城市（镇）化的重要空间形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区域一体化以及城市网络建构和强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和都市圈已成为经济循环和竞争的重要空间单元。本研究结合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理论框架，探讨了都市圈一体化内部网络的特征与效应。研究发现：① 共生节点和共生网络均具有层次性，且在中心城市与外围区域存在层级的分异，类型的转变和层级的攀升较为困难。② 合肥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发育程度偏低，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在一体化中获益程度不同，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地区递减的格局。③ 共生集聚和共生外溢效应共存于都市圈一体化共生网络。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显著，在空间上广泛虹吸周边资源；共生外溢效应具有方向性，沿都市圈一体化重点发展轴线方向溢出。本研究从共生网络的视角，贴合都市圈一体化“合作、共生与多赢”的理念，提出了区域一体化以及城市网络研究的新思路，以期为高质量发展战略下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效益的提升与均衡化提供参考。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下，快递物流网络已成为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有向加权的快递物流数据，运用节点对称性、链接对称性、PageRank算法、社区发现、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影响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快递物流网络呈现出以上海、杭州、苏州、成都、重庆、南京、武汉、金华等城市为核心的多中心化、层级式网络结构，下游地区城市间快递联系的紧密程度显著大于中、上游地区。② 从快递流动的方向性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均以流入型为主，平衡型与流出型城市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且下游地区内部城市间快递往来的对称程度较高。③ 长江经济带城市快递物流的空间组织受到行政边界和地域邻近的影响，在区域中形成了与上、中、下游地区范围基本耦合的三个社区。④ 根据ERGM的估计结果，长江经济带城市间的快递联系存在互惠效应，并受到城市间地理距离的制约。从城市的接收者效应来看，人口规模对城市的快递流入具有正向影响；从城市的发出者效应来看，商品供给能力对城市的快递流出具有正向影响，供需关系的存在是城市快递物流网络形成的基本动力。
人力资本集聚能够影响产业链现代化，且受制于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以及不同类型人才政策的调节作用。但现有文献缺乏有关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机理的探讨。笔者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多维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对该影响的中介作用，不同类型人才政策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证实：人力资本集聚正向影响产业链现代化；技术创新和消费需求分别从供需两侧对该影响发挥着中介作用；不同类型的人才政策发挥着调节作用，其中发展型政策的调节效应最大、保障型政策次之、引进型政策调节效应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滞后效应是影响产业链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且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来自人力资本集聚的新解释，并拓展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链现代化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政策制定者更好地把握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依据。
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的分化与重构既需要考虑人文主义式的“自我个体”诉求，更需要将其置于“家族宗祠”以及“历史文化名村”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时空场域中来管窥地方性景观重构的机制与结果。本文透过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叠加分析，探寻传统村落地方性景观“能指”的表象重构过程，并剖析背后“所指”的深层异化根源。研究发现，党家村聚落空间表征及其重构过程具有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重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空间、功能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意识空间四个方面。其中，结构主义机制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源自多元参与者携带的外源力量的塑造，是以经济转型、制度政策、资本竞争、阶层关系为主导的外部建构性动力；人文主义机制强调景观重构与人-地情感的内在联系，源自村民自发的经验倾向参与建构，是以恋地情节、逃避主义、强权心理为主导的内需能动性动力。两种机制相互依存、相互转换，形成了“再地方化”和“去地方化”的循环叠加，共同作用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党家村地方性景观为何?何为?以及如何重构的跨越式回应为乡村聚落景观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探讨方式和着力点，并在实践层面为保护传统村落的“文脉情长”提供有益的借鉴。
乡村创新系统研究是对创新系统理论研究的重要补充，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乡村创新体系是完善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客观要求。本文以创新系统理论为指导，凝练并分析了乡村创新系统的内涵与特征，探讨了其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提出：乡村创新系统是由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乡村多维创新而形成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乡村创新系统具有地域性、复杂性、双过程性、多功能性和跨界互动性等主要特征；乡村创新系统从起步、成长到完善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受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等多因素共同作用，是四重螺旋机制、纵向传导机制、横向耦合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从构建国家乡村创新系统、完善现代化农业产业创新体系、突显制度创新优势、强化城乡融合创新等方面探索性提出优化乡村创新系统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国际视野下的乡村创新系统战略研究，从乡村创新系统的科学评价、实践机制、韧性提升等方面作出研究展望。
乡村旅游是人们逃离拥挤嘈杂的城市空间、回归质朴安静的乡村空间的重要方式。尽管声音对健康影响已被多个学科领域证明，但较少研究关注乡村空间中多源声音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噪音问题，但乡村声景也是重要健康资源，却尚未被重视和利用。基于此，本文以安徽省宏村为例，关注处于嘈杂工作环境下的乡村旅游从业者，采用深度访谈与GIS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基于流动性视角和赋能资源框架，探究不同时空场景下乡村声景对旅游从业者健康的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① 乡村声景具有时空动态性，在乡村空间的夜晚和白天声音来源和分贝水平存在差异。② 乡村旅游从业者的经营动机影响其在乡村空间中工作、居住、休闲和社交的时空安排，进而影响其乡村声景体验，从而差异化影响其健康。③ 乡村旅游从业者对乡村声音作为资源的认知和时空流动能力，影响其在乡村空间下开展多元活动的时空流动特点，并动态影响其所体验的乡村声景与健康之间关系。对乡村空间中声景体验与健康的深入分析，旨在从听觉视角丰富乡村资源开发方式、提升乡村健康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海外耕地投资作为解决农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新路径，已逐渐成为全球应对粮食供给危机和增强粮食安全系统韧性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核心边缘分析法，解析全球海外耕地投资网络的拓扑和空间结构演化特征，并利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揭示海外耕地投资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全球海外耕地投资扩大8.89倍，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多为投资国，投资重点区域由非洲和东南亚转向拉丁美洲和东欧。② 全球海外耕地投资网络整体结构比较松散，网络密度和互惠性较低，国家之间投资联系多为单向的；网络呈“核心-边缘”结构和组团式结构，核心国家重要性整体减弱，但区域层面的社团之间的空间竞争愈演愈烈。③ 全球海外耕地投资网络演化并非随机发生，网络内生结构效应促使网络向低互惠、低凝聚、去中心化和均衡化方向演化，资源禀赋、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营商环境等行为属性促进网络规模化发展，而接壤、宗教、语言、贸易协定、粮食贸易联系等外生网络与耕地投资网络演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
推动涉灾信息由碎片化向聚合化转变在减灾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基于距离衰减、信息损耗和委托代理理论厘清信息壁垒下减灾措施的执行偏差，接着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试验区内外城市减灾效果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发现：试验区内城市减灾能力提升效果显著优于试验区外城市，这缘于试验区内城市政府为“以数治灾”付诸了更多努力，提高了对灾前风险预测准确性、灾中救援及时性和灾后恢复重建科学性的重视度。此外，试验区设立对重视“产学研”技术创新合作的城市减灾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地理学和管理学相结合的角度为如何提高大数据中心建设广度和应用深度提供了启示。
充分认识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有助于各地方政府对本地的老龄化程度进行提前预判并科学配置养老服务资源。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本研究揭示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老年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并运用面板负二项重力模型识别了老年人口迁移流量的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际迁移的老年人口规模持续增长，其占全体省际迁移人口的比例也持续上升。② 中国老年人口省际迁移的格局具有空间不均衡性，老年人口主要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③ 在影响因素方面，地区消费水平、医疗条件、城市绿化水平、空气污染、全年温差、年均湿度和照顾孙辈是影响老年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④ 随着时间推移，消费水平对老年人口省际迁移的影响减少，全年温差和照顾孙辈对老年人口省际迁移的影响增加，医疗条件、城市绿化水平、空气污染和年均湿度的作用呈波动趋势。
随机入学是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的有效途径，如何设计和优化满足基础教育就近入学距离要求的随机机制，受到了多个学科的关注。相比于经济学多关注个体尺度、以概率帕累托改进为准则的匹配算法研究，地理学更多关注了小区尺度、以空间均等化为导向的空间优化，前者关注随机分配的效率目标优化，后者关注了随机分配的公平目标优化但没有落到个体尺度，二者还缺乏比较和对话。鉴于此，本文基于最大可达性公平模型（MAEP），在个体尺度创建了最大机会均等模型（PMOE），以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学入学为例进行了示例，并与经济学含距离约束的概率序列机制算法（PSM）展开了比较。结果表明，PMOE较PSM的随机分配结果，总体效用和上学距离增加的代价变化相对较小，而获得的公平改善效果显著。具体地，平均效用水平指标仅下降了约9.83%，平均距离仅略增加了0.107km，但反映均等化程度的期望效用标准差指标则显著地下降了85.07%。但没有集中决策机制，更公平的优化结果难以实施，这反映在个体尺度，约2/3学生在PMOE的效用水平略高于PSM，但另外约1/3学生在PSM的效用有显著提升，虽然前者的受益人群比例更高，但由于改善幅度显著更小，可能更难获得支持。小区尺度上，教育资源更丰富地区在PSM的效用水平较高而上学距离较近，但PMOE结果下小区间和小区内的效用水平差异都更小。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两种方法对入学政策的启示。
山地、绿洲和荒漠是西北干旱区主要景观，特殊的景观本底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得当地的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威胁。为此探究典型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形成原因有利于干旱区生态系统服务高效综合管理。本文选取具有典型“山地-绿洲-荒漠”系统的石羊河流域，基于InVEST模型、CASA模型对流域内五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量化评估，并利用K-means聚类方法识别出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在此基础上利用冗余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流域内不同子系统中生态系统服务主导簇的形成原因。 结果表明：① 石羊河流域五项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呈现出较高的空间异质性，各项服务整体上由山地生态子系统向荒漠生态子系统逐步递减。② 流域内共识别得到5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各子系统内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数量及空间位置存在差异；山地子系统中，以生态保育簇为主；绿洲子系统中，以生态低值簇为主；荒漠子系统中，以生态枯竭簇为主。③ 山地子系统中，在年降水量和植被覆盖度(FVC)作用下，更容易形成各项服务均较高的生态保育簇。绿洲子系统中，人口密度、GDP和土壤水分促使形成以食物生产服务为主的食物供给簇。荒漠子系统中，粗砂含量、年均气温及潜在蒸散发是抑制各项服务的主要因素，更容易形成各项服务均较低的生态枯竭簇。研究结果为石羊河流域及其他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地区生态综合管理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研究小流域径流输沙的时空路径及对应路径的输沙率，可量化小流域表层物质和能量传输过程，为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本研究基于质量守恒原理，结合实验室小流域物理模型与降雨模拟，重现了小流域地表径流输沙过程，分别构建了基于水文过程的、基于水力过程的和耦合水文-水力过程的泥沙路径分配模型，反演了黄土小流域径流输沙的时空路径及对应的输沙率。结果表明，实验室物理模拟结果精细直观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小流域输沙的空间变化特征。基于坡度指数的多流向算法可以较好模拟坡面上的输沙路径和输沙率，质量守恒比例为89.95%~100%。在沟道区域，基于水力模拟的路径分配模型更能反映径流输沙过程的差异性，但其在质量守恒指标上没有展示出明显的优势。对于整个小流域使用二者的耦合方法，质量守恒比例为90.03%~100%，可有效地反演径流输沙的时空路径及其对应的输沙率。本文提出的径流输沙时空路径建模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其他类似小流域水土流失监测和评价，为地表过程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