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区域产业演化对推动经济地理格局重构至关重要。尽管演化经济地理学为解析区域产业演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现有研究仍面临两个局限：一方面，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关键机制与最新进展缺乏系统性梳理与整合；另一方面，未能充分揭示多源理论融合下区域产业演化的多重机制。因此，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学到多源理论融合，在构建区域产业演化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本地与非本地力量、技术关联、多维关联、多样性与复杂度以及行动者能动性等关键因素的研究进展。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创新系统、地理政治经济、全球生产网络和可持续性转型等理论的融合，揭示了区域产业演化的多重机制。最后，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本文从方法创新和方向延伸两个维度展望了未来研究。本文不仅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整合性框架，也促进了区域产业演化中理论之间的对话与融合，更为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产业布局与演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球产业格局正经历调整和重塑，制造业已成为国际经济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主战场。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科学内涵与动力系统出发，对全球62个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绩效进行测度，采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障碍度模型、面板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动态演化、障碍短板和驱动因素进行探析。研究表明：2001—2020年，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各经济体间绝对差异在逐步扩大后又渐渐缩小。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俱乐部趋同”的稳定性现象，且状态转移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锁定”。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持续东移的趋势下，全球制造业正由大西洋格局向太平洋格局演进。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增长点。工业机器人密度、制造业投入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障碍因素。中国的短板约束主要集中在要素变革维度，特别是数字化转型方面。资本深化、技术创新、产业集聚、生产服务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十分明显。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创意市集是当前城市中新兴的非正式商业和创意空间。本文以广州为例，采用空间计量和综合质性研究方法，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及日常生活地理学视角，构建“格局区位-物质空间生产-社会文化实践”多维分析框架，探讨创意市集的城市空间格局、微观日常实践以及具体的人地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受到政策、商业区位和创意场所等因素影响，广州创意市集呈现出主城区集聚、偏远郊区分布稀少的空间格局特征，并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商业消费空间的“去地租依赖性”；② 创意市集非正式地嵌入在主流商业空间、市民生活空间和传统创意空间等三类城市空间的闲置场地，重构并激发了原有空间的活力，也推动了日常空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③ 创意市集参与者通过空间生产和消费，展演并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生活方式。通过社会生活实践，市集摊主之间逐渐形成了追求趣味和舒适生活的城市创意新部落。对于赶集者而言，多维感官和群体互动使创意市集打破了主流商业空间的消费体验机制；④ 创意市集突破了传统商业模式下资本与话语权力的空间逻辑，由市民作为主导者参与城市空间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意空间由生产性空间向生活空间的转化；也揭示了作为生活体验的“表征的空间”所隐喻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精神解放意义。对城市创意市集的多维空间过程和人地互动机制分析，弥补了传统商业地理和消费地理对自下而上创意生产和消费实践的关注不足，也为城市多元空间治理提供了政策参考。
旅游小企业下乡开创了一种新的旅游生产格局，同时也带来旅游经营空间需求与村民空间使用规范的摩擦和冲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之“协商交换”新进展，以广东省开平市塘口圩社区为案例地，采用事件分析法，剖析其旅游发展中的诸多空间冲突事件，展现乡村旅游地企业-社区空间协商交换的起因、过程、条件以及结果，揭示出空间需求与空间类型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的差异化空间协商交换机制，从微观尺度全面细致地考察了通过协商交换达成空间正义的过程。研究发现：① 企业和村民对于空间诉求的差异是空间交换的根源；村民对空间的传统使用规范影响村民的协商交换意愿，企业对空间需求的不同强度决定了双方的交换依赖关系。② 发展旅游的“共同愿景”和基于“互惠”的人际关系伦理起到了调节双方交换关系的作用。③ 空间需求与空间类型的不同组合导致了差异化的空间协商方式和交换方案，通过协商实现空间交换的关键在于对村民空间使用规范的尊重和对村落公共利益的满足。④ 基层政府作为“天平”调节着村民-企业的协商对话结构，成为决定“协商”能否达成“正义”的关键力量。⑤ 空间正义作为一种宏观社会结构实质上是由不同时空维度下多个“协商正义”组成的动态均衡。研究对于空间“协商交换”的理论观照揭示出空间正义形成的微观机理，弥补了以往关于空间生产和空间正义研究所缺失的过程性视角。乡村旅游发展中，应重视对居民的意义型空间造成的冲击；未来的研究也应将居民对社区空间利用变化的感知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或感知的评估之中。
在乡村振兴与旅游强国战略双重驱动下，乡村旅游是推进城乡要素流动与乡村价值重构的重要载体，其市场主体活力与资源开发潜力的空间适配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可持续发展水平。本研究以“主体活力-开发潜力”互馈机理为理论基础，构建空间匹配理论分析模型，融合多源数据与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开发潜力以及二者的空间匹配度，并划分为3类分区，最后提出相应优化调整方向和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 资源产品化潜力与市场主体开发能力的结构匹配是空间匹配的关键，二者的空间交互通过产品转化体系形成空间匹配的重要动力；② 全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市场主体活力受政策激励与市场主体高度预期驱动，市场主体呈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多行业参与特征，但其发展动力仍依赖城市主体的要素渗透；③ 全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受自然环境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多数地区禀赋优势明显、开发潜力较高，且社会经济要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呈“东南高-西北低”梯度分异特征，并形成多个高潜力集聚区；④ “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与“资源开发潜力约束性”的双重作用会导致“过密化开发”与“资源潜力闲置”现象并存，目前全国市场主体活力与资源开发潜力的空间错配问题明显，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区域发展条件高度相关，严重的过度开发现象并不普遍，而“资源潜力闲置”现象更为突出，反映了市场供需对接失衡等深层次问题。研究有助于引导市场主体有序布局，破解“虚假繁荣”假象，推动乡村旅游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政策设计、城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和科学决策依据，助力乡村振兴与旅游强国目标的统筹推进。
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录和传承，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尝试从空间-行为互动的理论视角，以浙江杭州市西湖文化景观、大运河（杭州段）世界遗产和良渚古城遗址为案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分析实地访谈内容和1980年以来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政策文本，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机制。研究发现，理念、组织、技术、路径、制度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的核心要素，它们的内在关联为：坚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和“多元主体参与”的组织形式推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新技术、新路径进行空间监测和空间管理，进而规范约束多元主体的责任和行为，最终形成相对稳定、可操作的规章制度。该过程是空间和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不断演化，共同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本研究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案例，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提供了浙江经验。
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之下，育儿家庭需要更丰富、便捷、优质的休闲活动空间。本文通过明确休闲活动空间的概念与结构化特征，以杭州为例，基于大数据识别休闲活动空间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合2023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验证休闲活动空间布局对育儿者儿童活动友好性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杭州儿童休闲活动空间中，公园、广场、场馆、室内娱乐场所整体上呈现从中心城区向边缘地区逐渐减少的空间布局特征；② 育儿者家附近可获取的休闲活动空间的面积越大、类型越多样，育儿者对儿童活动友好性的评价越高；③ 休闲活动空间布局对育儿者儿童活动友好性感知的影响因空间类型而异、因群体属性特征而异。本研究旨在丰富空间与儿童关系的实证研究，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提高育儿家庭福祉提供科学依据。
在中国流动人口快速增加、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以及老龄化背景下，老漂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类群体，与其他流动群体不同，老漂族的空间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子女的“家”中，因此微观的“家”空间成为全面反映其生活的重要切入点。本研究基于“家”的批判地理学，将代际支持视角纳入分析框架，从老漂族代际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讨老漂族“家”的重构与协商。研究发现： ① 具有根植意义的“家”并没有在流动中消失，老家依旧在老漂族“家”的归属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② 老漂族与子代经历了“一代居”到“多代居”，从生活的“主角”到共同生活的“配角”，从根植性的“家”到无根的“家”的过程，代际重心下移、代际权力变迁、子代工作繁忙、老年夫妻分离等因素造成老漂族真实情感需求被忽略，儿女的“家”成为情感疏远的空间，根植性的“家”成为回不去的地方。③ 老漂族拥有重构“家”空间的能动性，在流动过程中通过再部落化的社会交往实践、在地化的饮食适应实践、跨地方的空间实践，使得“家”的情感认同、观念和意义在解构中被延续和重塑。研究刻画了与子代同住一个屋檐下而处于不平衡的代际互动关系中老漂族的日常生活图景，丰富了“家”的批判地理学的理论内涵，为构建更加包容、支持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环境以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在城镇化和老龄化双重背景下，长三角城乡交界区乡村正经历着一系列剧烈重构进程，乡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深受城乡要素互动影响。然而，同质化的乡村建设与多样化的老年群体行为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矛盾。同时，已有研究多聚焦城市老年人行为，对乡村老年人时空行为的动态链式认知仍然有限，且研究尺度尚未深入到社区层级，未能充分揭示乡村老年人日常行为与城乡空间环境之间的复杂网络关联。本文从复杂网络视角出发，以苏州市江湾村为例，基于多源数据结合的微观老年个体时空间行为调研识别公共空间，构建地理可达性驱动的公共空间网络与以老年人行为链为导向的日常行为网络，从“系统-结构-节点”等3个层级深入剖析老年人日常行为与公共空间的网络耦合关系，为长三角城乡界面区乡村积极适老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表明： ① 日常行为网络具有更强的流动效率和整体连通性，城乡公共空间的边界隔离与老年人日常行为的跨界融合相冲突。② 日常行为网络结构趋向泛中心化，公共空间的地理分割难以适应老年人日益多元化、高频次的行为流动过程。③ 公共空间节点的双维度网络中心性具有显著分异，传统空间功能分类与“空间-行为”互动模式之间明显错位。④ 基于“空间-行为”网络耦合关系，从城乡跨边界协同规划治理、多尺度网络兼容布局优化、关系类型引导空间场所更新等方面提出相应的适老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