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地理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产业发展格局的形成、演化及其机制。通过对尺度思维的运用，产业地理研究将现实世界大致划分为全球、国家和地方三种地理尺度空间，从特定尺度视角论述其产业地理效应。然而，由于产业地理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只运用一套理论体系难以对其进行系统解释。为弥补这一不足并进一步推进尺度思维在产业地理研究中的运用，本文提出尺度地方化模型。尺度地方化模型以地方化为理论出发点，对产业地理研究的经典理论进行系统整合，强调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尺度力量需要通过地方化才能实现产业地理效应。在地方化过程中，各类型尺度力量相互调节形成合力，促成了复杂多样的产业地理过程。本文进一步利用尺度地方化模型分析了中国产业地理格局历次重构背后的机理。1978—2008年，在“强全球”“强地方”和“弱国家”的尺度力量合力作用下，中国产业地理经历第一次重构，形成“东高西低”的产业地理格局。2008—2020年，三种尺度力量的影响力基本均衡，提升了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间协调水平。近年来，随着“双循环”战略的推行，国家力量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预期带动中国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并形成多中心链条化的空间发展格局。总的来说，尺度地方化模型通过深刻阐述不同尺度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如何影响中国产业地理格局的演变，为新时期中国产业地理格局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生空间”是国土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当前“三生空间”评价仍存在理论与方法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将“人地空间系统”作为评价对象，突破了传统“土地要素法”与“指标体系法”以土地要素或功能替代空间实体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框架、原则与程序，并以淮河生态经济带为例，实现了“三生空间”评价关键理论方法的应用示范。具体而言：① 提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人地空间系统和城乡空间系统理论，将空间视为评价的实体对象，从辩证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哲学视角出发，剖析了“三生空间”的空间结构、空间尺度和空间特性等维度内涵。② 构建了“三生空间”评价的方法论：依据“格局-过程-机制-效应”的地理学研究范式和“本体-外延”的形式逻辑学范畴，建立了总体评价框架；依据“要素-结构-功能”的系统论思想，建立了“三基”“二定”“三地”“二元”的评价原则；依据“实体-属性”的哲学实体观，建立了“一实体、二属性、三综合”的评价程序。③ 揭示了淮河生态经济带“三生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生产与生活空间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生态空间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土空间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建立高品质土地空间信息产品的智能化生成渠道，加快推进数据驱动型自然资源常态化监测监管的需求日益迫切。近些年围绕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土壤、土地资源以及土地应用制备了大量不同层次的空间信息产品，各级各类土地信息系统建设和自然资源领域专题应用成效显著，但对标全覆盖、时空唯一、全内容、高频次更新和低成本定制的新要求，尚存在基准不一、信息脱节、成图形态粗糙、智能手段缺乏等问题，突出表现为质量不高、内容不全、关联不足、应用不深、更新乏力等短板。鉴于此，本文重点聚焦农业生产空间，在详细调研既有方法基础上，以制备精细土地空间信息产品为目标，统筹多源时空数据资源，提出对象化建模思路和土地参数智能求解方法，并系统阐释了其内涵与可取性，重点指明了“地理分区控制-对象分层提取-特征分谱/分时重组-知识分向关联-参数分级求解”的一体化实施路径。通过农用地的空间信息制作案例，从精细空间表达、多源信息融合和多级参数解算等角度，说明了地块级农情信息的逐级产生过程，初步展现了精细土地空间信息的样式、特性以及对提升土地综合研究与自然资源智慧化应用水平的潜在支撑力。本研究通过对象化建模实现了土地信息综合表达，发展的土地参数求解方法为大数据背景下地理综合研究走向精细、定量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土地空间信息的应用开拓和产业升级打开了思路，在理论方法研究和落地应用服务层面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被广泛应用到遥感场景影像的分类任务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极大地提高了遥感场景影像分类效率，然而，现有方法大多依赖模型的预训练权重，如果没有预训练权重，结果可能不理想。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融合Swin Transformer和ConvNeXt模型并在每个阶段融合之后利用EMA模块进行进一步的全局上下文信息提取的三分支融合算法（EMA_ConvNeXt_Swin Transformer: ECST模型），可以在不依赖权重的情况下依然取得较好的分类效果。其中的Swin Transformer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全局信息，ConvNeXt分支用于提取图像的局部信息，设计融合模块，对两分支提取得到的结果进一步处理并融合，最后再利用EMA模块对输出特征图在空间位置方向上建立长程依赖关系，可以更加突出特征图的全局上下文信息，从而实现更加丰富的特征聚合。本文选取了NWPU-RESISC45和AID两个数据集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得到的最高精度分别为91.25%和90.9%。同时设计了两组对比实验，一组对比实验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将本文模型与经典的深度学习模型AlexNet、VGG、Vision Transformer、ConvNeXt、Swin Transformer进行对比；另一组对比实验与利用预训练权重的主流训练模型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模型在精度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在同样不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情况下，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与经典模型相比较在精度上得到了更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和现阶段流行的利用预训练权重的模型进行精度对比，本文所提出的模型亦得到了具有竞争力的分类精度。
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探索通过改善建成环境提升城市活力，对于城市规划与地方政府决策尤为关键。考虑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MAUP）并引入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对于刻画城市活力空间分布特征与理解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广州市域为例，利用手机SDK人群画像数据表征城市活力，结合现有研究基础，选择经典建成环境变量，优化实证技术路线，采用基于最佳参数的地理探测器（OPGD）模型对比多种常见空间分析单元下模型的解释水平，以确定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基于此，明确夜晚与白昼时段各建成环境变量对城市活力影响的相对重要性，结合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予以探讨。研究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随空间分析单元变化而存在差异，研究相对最佳空间分析单元面积为1 km²。② 市域城市活力空间结构在两时段趋于一致，呈现以中心四区为核心，以重要交通廊道为带的指状放射结构。③ 消费类、居住类及公服类POI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最明显，交通便捷性与可达性是维系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消费类、居住类POI密度、距城市中心距离等变量间存在强交互作用。④ 各建成环境变量的影响在两时段的空间显著性范围及影响程度与方向上存在异质性，相关影响空间特征可归纳为市域范围的阶梯式分布、以中心四区部分区域为核心的圈层分布以及局部空间的“片状”或“点状”分布。
在城市化进程中，高强度的城市建设造成了防护绿色空间质量退化、形态破碎、结构系统性较差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历史文物建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除尘降噪、固碳释氧等防护隔离功能的正常供给。因此，合理统筹生态修复与功能优化，厘清其在“何处”“何时”以及“如何”更新的三大核心问题已成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国家战略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本文基于“城市双修”理念，提出了“三体检一分区”的城市防护绿色空间体检与分区治理框架，通过防护体系体检机制精准定位适宜布局空间、生态修复体检机制与城市修补体检机制明确体检方向，分区治理原则落实时序安排，系统回应了城市防护绿色空间更新的三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3—2023年间，西安市96.49 km²的绿色空间出现退化状况，且整体质量与网络化程度均偏低；② 防护绿色空间适宜性网络面积为585.81 km²，类型上主要为工业隔离带、历史文物保护带、河湖水源防护带等，其中分别存在37.59 km²与63.55 km²的区域极具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的潜力；③ 根据防护绿色空间更新分区结果，61.34 km²的区域可以考虑列入近期优先更新绿地。结果可为西安市及同类型城市防护绿色空间体检与更新规划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本研究构建“跨省-省内”双尺度技术转移网络分析框架，融合空间分析、攻击模拟仿真法与混合效应广义线性模型，系统揭示江苏技术转移网络关键通道与核心节点的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江苏跨省技术转移网络规模持续扩大且呈现“东密西疏”的格局，重心西移并形成以江苏为中心，连接“京-沪-粤-川”的“弓箭型”空间结构。关键通道由“沈阳-南京”转向“上海-苏州”“南通-上海”等高权重型通道，并涌现出多条稳定网络结构的非权重型通道，推动江苏从“技术接收者”跃升为“全国技术要素组织者与辐射源”。② 省内网络逐步转型为高效成熟协作体系，空间格局由“苏南集聚”向“南北协同”均衡发展演变，形成以南京、苏州、南通、徐州和盐城为主要节点的“钻石型”结构。核心节点从南京单核扩展为“苏州-南京-南通”多核心稳固体系，标志着江苏形成多点支撑、功能互补的成熟区域创新结构，推动其在技术创新方面均衡发展。③ 关键通道演化受连边权重、节点加权度之和以及产业结构相似性等因素正向驱动，而过大的经济差距则抑制其发展；核心节点的形成演化高度依赖节点技术吸收与扩散能力，城市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也是关键驱动因素。
数字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协同增长是推进经济系统有序发展的重要路径，准确把握二者关系对区域一体化具有关键作用。本研究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面板向量自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究2000—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演化特征，剖析其与数字技术双元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城市复合经济系统的有序演化水平在时间上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经济结构子系统有序发展速度最快，经济质量子系统的有序度最高。② 经济协同增长演变类型以拮抗协同和低度协同为主，研究期末协同型城市占95.12%，并有66.67%的城市脱离无序状态；从协同类型迁移模式发现上海呈上升型、江苏和浙江城市大多呈低度协同-稳定型，安徽城市迁移变化更强。③ 渐进式创新与经济协同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互促作用；突破式创新通过自我强化推动经济协同增长，并为渐进式创新提供新动能，进而在长期的技术改进中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④ 数字技术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对本地区的经济协同增长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渐进式创新存在一定的区际负外部性。基于双元创新与协同增长的互动机制提出优化路径，以期稳步推进长三角经济高质量与创新高效率发展。
区域新技术活动的产生与演化是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命题。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案例，基于2000—2020年中国411.91万件授权发明专利，从技术关联性视角出发探究本地知识基础、区域间补充性联系及两者交互作用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突破性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突破性技术创新领域从早期以传统工业为主转变到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② 技术非关联性是长三角地区突破性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能够显著促进突破性技术在新领域的进入和已有领域的增长，而技术关联性对突破性技术进入具有显著负向作用。③ 区域间补充性联系能够促进突破性技术进入和增长，但并不一直具备积极作用，补充性联系和技术关联性的交互作用阻碍了突破性技术的进入。本文的贡献在于探究了补充性的外部联系在区域突破性技术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该研究能够为长三角地区及其他区域发展突破性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给全球经济合作和区域发展带来了巨大威胁。深入解析全球贸易摩擦的时空特征并科学识别其驱动因素，有助于把握世界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演变态势，为中国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支撑。本文基于2009—2022年全球贸易摩擦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究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的空间演进，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解析其主导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贸易摩擦强度整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主要类型为国家援助与补贴类制裁，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是全球贸易摩擦的热点。② 从时空格局看，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的发起端呈“北高南低”的集中态势，以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为主导但波动较大，目标端则较为分散，以高收入国家为主导且其分布具有“分层效应”。③ 从拓扑关系看，全球贸易摩擦关系“结网”形成全球贸易摩擦网络，网络呈先扩张后萎缩态势，“核心-边缘”网络结构稳定发育且核心显著“东移”，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摩擦网络中的地位突出。④ 全球贸易摩擦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发起国和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起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贸易邻近性、政治倾向邻近性、组织邻近性等。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如何强化经济增长极的竞争优势、减少区域间收入和就业差距，是区域经济空间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德国作为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显著成功的发达国家，深入研究其区域经济政策和经济格局演变，对于拓展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国际视角和积累宝贵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把德国16个联邦州整合为六大地区，以统一后的1991年到2020年为区间，梳理统一后德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转变，分析德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并运用偏离-份额法对不同阶段德国六大地区的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厘清了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最后提炼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统一后德国区域经济政策从资本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德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资源向东转移、西部深化发展和东部追赶求变三大阶段，东西经济差距缩小，但南北分异扩大；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间形成了“干预-反馈-调整”的螺旋演进模式，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性的区域能达到更理想的发展。对中国的启示而言，政策的制定需要重视其对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同时要注重政府主导性与区域自主性的协调统一，抓住路径创造机遇，改善区域组织能力，以获得结构优势与竞争优势。
楹联有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向度，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章以两个典型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景观基因识别提取法，识别湖南两个传统村落楹联景观基因及其意象的空间表达。研究表明：① 村落楹联的物质文化景观特征表现为以建筑门壁、装饰图案和书法字体为主的多样性强的外显性景观。② 非物质文化景观特征包含了文化意蕴特征和文学艺术特征，文化意蕴特征展现了传统村落楹联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精神文化和地脉文化，文学艺术特征表现为楹联特有的格律特征，以及楹联表达中所运用的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③ 浪石村楹联文化景观基因为清廉文化、吉祥文化、爱国文化、耕读文化、根脉文化、隐逸文化、礼制文化；龙村楹联文化景观基因为隐逸文化、礼制文化、耕读文化、根脉文化；对称美学则为所有楹联景观共同的文化基因。④ 传统村落楹联景观意象层次丰富，建构了审美想象的文化空间、哲思论道的教化空间、情志寄托的心灵空间等三重空间，分别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近自然”“尚德励志”“追求诗意”等的精神文化基因。该研究旨在为理解乡村文化传承提供新视角，丰富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理论研究，推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文化遗产有效传承。
本研究立足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政策背景以及传统村落保护与破坏形势的时代背景，聚焦于聊城市传统村落景观，以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论与“景观信息链”理论为依据，构建聊城市传统村落的景观信息链以及利用AHP-FCE评价法评估不同因子在乡土景观空间的权重指数，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传承路径，为传统村落文化凝聚力提升和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传承提供实践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的提取。利用特征解构方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划分为物质类与非物质类，共选取4类识别要素，14个识别指标，并建立景观基因识别体系，构建景观信息链。② 景观基因评价。文化景观中的民俗活动与民俗技艺等非物质景观在保护与传承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其次是水体与广场空间等物质景观在利用与维护方面的问题。传统村落中最重要的景观因子是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民俗活动、民俗技艺、民俗精神等。③ 景观基因传承路径。针对传统村落保护传承路径，明确传统村落“景观信息点-景观信息廊道-景观信息网络”的空间范围层级。针对产业导入传承路径，唤醒区域的经济发展要素，利用当地的“手工艺+旅游业”相融合的新兴发展业态，加快区域的文化发展。针对文化激活传承路径，定期举办特色民族文化活动，提高传统村落村民的身份认同感，深化乡土文化与文化景观空间的内生关联性，为实现区域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多民族聚落景观基因的交融与变异研究是聚落景观基因研究的前沿。以建水县团山村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对团山村景观基因进行识别，从文化交融视角分析其变异特征与变异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汉彝交融、村落演化的不同阶段中，团山村平面基因变异后相融于本土；立面基因整体与本土相融，部分与本土相悖甚至消亡；文化基因相融和相悖于本土并存。② 汉彝接触前，以自然环境为本底，在彝族文化作用下形成原生彝族环境适应性基因；汉彝接触阶段，由于汉人迁入和张氏宗族的形成，彝族特征转为“汉彝融合”；汉彝交融阶段，在汉文化持续涵化和家族财富增长下转为“汉主彝辅”；衰退阶段，“汉主彝辅”基因在装饰、宗族文化和习俗礼仪等方面发生了突变；复兴阶段，由于城镇化和旅游发展，“汉彝融合”基因出现了再生。
传统农业村的绿色转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但其经济社会结构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生产结构及文化惯习之中，转型过程挑战重重。尤其对于丘陵山区耕地资源匮乏型村落而言，如何开发和激活嵌入乡村既有结构中的要素，实现要素在绿色农业结构中的再嵌入，成为这些村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难题。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关系-制度-地方”三维协同框架，以江苏省丘陵山地戴庄村为案例，探讨了地形受限型传统村落如何在嵌入性机制下实现“人-地-业”要素的协同演化。研究发现：① 绿色转型初期，动员“先锋力量-自然资源-个体经济”形成局部的、有限的协同，有效推动了村庄经济社会结构的初步转变；② 转型中期，结构转变又促使“多数村民-区位资源-集体经济”形成更广泛的、统筹的协同，致使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革以高度适应绿色生产模式；③ 转型后期，“多元主体-地方特质-业态融合”形成深度的、自发的协同，“人-地-业”实现再嵌入新村庄经济社会结构。研究表明，在未来的绿色转型布局与规划中，村干部和乡村精英应该注重要素的嵌入性特征，高度重视要素开发与村庄结构转变的有机统一，科学谋划转型阶段，从而为丘陵山区传统农业村的绿色转型提供更加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