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是塑造世界科学格局的关键力量。论文基于1901—2023年全球诺贝尔自然科学类获奖者的出生、教育和工作履历数据，从人才成长的全阶段，揭示全球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的时空动态，并以顶尖科学家流动为表征，解构世界科学中心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在教育阶段呈现来源的相对广泛性和流入的高度集聚性特征，工作阶段逐渐从欧洲内部流动转向跨大西洋流动，相较于教育阶段，工作阶段的流向进一步集聚，呈明显的“锥形”特征。② 以顶尖科学家为表征的世界科学中心存在转移现象，呈现由德国转移至美国的时空规律，转移的时间发生在1930—1940年间。③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往往以优势学科为先导，从单一学科突破走向学科均衡，相较于科学中心的转移，优势学科的转移时间更早，衰落时间更晚。④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存在前置和后置现象，表现为出生地集聚中心晚于工作获奖中心，而教育中心的转移和衰落均早于工作获奖中心。
航空运输凭借其高速和灵活性，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新动力。这种趋势在经济地理学理论和国家规划中都得到了新的关注。为了深入研究航空运输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结合中国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和民航机场吞吐量数据，运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技术关联度和技术复杂度框架，并借助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以机场为航空基础设施的代表，探讨其客货运服务对区域产业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机场客货运服务能力与区域产业的技术关联度和复杂度近年来都有所提升，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扩散趋势；拥有机场的城市往往沿着“路径依赖且技术复杂度提高”的方向重塑其产业格局；机场通过促进产业动态机制和区域创新机制，提高了区域技术关联度和技术复杂度，从而推动区域产业升级；机场对经济发达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经济欠发达城市更侧重路径依赖式演化，而经济发达城市更偏向产业升级式演化。因此，在规划建设机场时，应充分考虑本地产业发展特点和潜力，为市场开拓和人才技术流动创造条件、消除障碍、避免路径锁定，确保机场对区域产业有序发展的双重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中国基建行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驱动产业，但目前对中国对外基建投资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基建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借助条件逻辑模型分析中国基建行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基建投资的规模分布不均，高度集中于南亚、北非地区，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② 基建行业的OFDI与传统行业相比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与传统投资一样，基建行业的投资体现出一定的资源寻求动机。但与传统OFDI区位选择不同的是，基建行业的对外投资倾向于选择与中国文化差距更大、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华裔网络对中国对外基建投资的作用不显著。③ 基建领域不同子行业的投资的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能源类和金属类基建项目的对外投资倾向于选择离中国较近的资源型国家；交通运输类和房地产基建投资更多地受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的影响。
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下，数字经济能发挥宏观经济“稳定器”和“加速器”的双重作用，是城市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理论机制框架，并将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韧性的赋能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数字经济会显著增强城市的冲击抵御力和恢复调整力，从而大幅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该研究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成立。② 结合shift-share分解法进行的间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引发的城市产业结构专业化集聚削弱了城市经济韧性，但数字经济仍可以通过提升城市革新能力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在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进行的进一步检验中，该结论仍成立。③ 受资源路径依赖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非资源型城市和大城市的数字经济更能显著影响城市经济韧性。④ 在恢复调整期，数字经济对邻近城市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主要通过扩张发展邻近城市市场来提升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和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中部农区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相对滞后的地区，工农城乡关系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动能。本文从“过程性-系统性-地域性”视角出发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建立“减差距-强联系-促共荣”的城乡融合发展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城乡融合指数模型、Kernel密度估计和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探讨2005—2021年中国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农区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置于城乡关系演化进程、城乡融合系统工程、城乡发展地域特性3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以深化完善其城乡融合发展的地域性机制和差异化路径；② 研究期内，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从较低水平步入中等水平，但整体尚处于城乡差距缩减的关键时期，城乡互联和共荣水平有待提高；③ 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形成了以省会城市或核心都市圈为主的城乡融合高值区，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信阳市等省际边缘城市组成的城乡融合相对低值区；④ 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格局是城、乡内生驱动力交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主动力，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基础动力，城乡互补、工农互促、居业协同、产城互动构成中部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
空间正义是破解乡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视角。基于这一视角，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法，以山东省Y县典型传统村落Z村为案例地，剖析乡村旅游空间商品化过程中主体博弈引发的非正义问题表征和多元社会效应。结果表明：① Z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共同目标构建了政府、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为征召主体的合作空间，实现了商品化的物质资源生产。② 利益主体的博弈要点在空间商品化实践中具有阶段指向性，前期围绕搬迁事项展开，中后期集中于生计机会、权益分配等问题。随着旅游实践程度加深，村民内部争夺资源、村民与游客冲突等矛盾显现。③ 利益主体博弈引致了综合多元的社会效应，既包括多方主体获益的正面效应，也催生了空间隔离、经济排斥、情感剥夺等负面社会效应，在地方上表现出经济分配不公正、空间收入差异和发展不平衡等多维尺度的非正义问题。研究认为，从平衡利益分配、协调主体关系等方面解决空间不正义问题，有助于推进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有序开展，促进旅游村落实现共同富裕。
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景观资源，数字技术开辟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是推动传统村落数字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本文结合场域理论、空间生产理论与景观基因理论，构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空间逻辑框架，分析数字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场域转换、样态演进与价值实现。研究结果显示：① 空间场域转换构成了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逻辑前提。传统村落中的要素流动催生场域资本发育，在资本全域化、符号化以及网络化介入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场域向无界化、虚拟化和流动化转变。② 空间样态演进构成了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逻辑实证。在空间生产视角下，传统村落面临着物质实体空间景观破碎、精神文化空间文脉失忆和社会生活空间关系离场的现实困境，亟需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空间重构、重塑与重组。③ 结合景观基因的识别、提取与展演的过程，从功能整合、原真链接与时序延展维度归纳出优化逻辑，提炼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价值实现路径这一逻辑结论。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空间逻辑，为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提供理论逻辑遵循，开拓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新思路。
为了充分践行生态保护第一、实现全民共享的国家公园发展理念，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要求和访客生态旅游诉求能否达成共识、以及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等方法，开发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量表，并构建评价模型，对心理契约的内容和构建结果进行评价。研究认为：①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量表包含“目标认同”“权利期望”和“义务承诺”3份独立量表，对应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概念的3个维度；在协调生态保护与发展生态旅游上，国家公园要求和访客诉求基本达成一致，访客心理契约处于中等水平。② 目前访客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性质和本质特征认识不足，生态诉求相对较低，更多关注在国家公园内的“行”“购”“娱”等体验；访客具备充分的生态保护意识，但对生态保护的内涵和手段认知薄弱，倾向于将“生态保护”与“保护环境”的概念对等；③ 生态教育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访客心理契约的构建上扮演重要角色，访客具有强烈的学习期望和承诺，加强宣传与科普仍是增强公众生态保护共识必要且有力的方式。
邻里环境与人类活动行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大连市8所公立初中学校采集的青少年活动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利用轻量级梯度提升机算法和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识别邻里物理和感知环境对青少年上学日和休息日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① 无论是上学日还是休息日，邻里物理环境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集体贡献始终高于邻里感知环境；② 上学日和休息日，影响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关键邻里环境特征不完全一致；③ 道路密度、公交车站距离、公园距离是影响上学日身体活动的关键因素，而游乐园距离和停车秩序是影响休息日身体活动的关键因素；④ 对于久坐行为，道路密度、游乐园距离以及公园距离在上学日和休息日都具有关键作用，而绿地仅在上学日相对重要；⑤ 并非所有邻里环境特征对活动行为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道路密度和游乐园距离与身体活动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联。
网络化协同治理是解决跨规模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手段，明晰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制和障碍可有效提升治理效益。本文基于泛珠三角区域（除港澳地区）环境合作政策构建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引入指数随机图模型定量模拟网络内生和外在条件的驱动影响，结合关系依赖性解释网络格局中的自组织结构倾向，剖析省份属性及省际关系对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泛珠三角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整体由珠江流域沿线省份组成钻石型结构，其中广东、广西面向全域呈双核发散式联系，局部嵌有广泛集聚结构，小世界性明显。合作区网络内部自组织依赖关系显著，存在三元结构洞的闭合及星型结构倾向，表明关系传递和择优依附效应促成了合作联系。经济发展水平和省际环境差异推动了省份对外建立合作，监管制度邻近性影响为负，跨区域合作不受其所属环境督察区范围限制，地理邻近性作用不明显，是远距离省份在共享资源或跨区生态影响下密切联系的结果。本研究加深了对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网络形成机理的的理论认知，为提升网络治理效能，优化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解释逻辑和决策参考。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洪涝灾害已成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对人类及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针对洪涝灾害风险转移问题，基于“源-汇”理论构建洪涝风险转移模型，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探究洪涝灾害风险时空演变规律，挖掘洪涝风险转移前后特征及其对生态与经济影响程度。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长三角地区的洪涝风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极高风险区域增长最为明显；整体空间分布格局为“东高西低、中高南低”，极高风险区域主要环绕在太湖以及长江沿岸附近，并随着时间变化逐渐向其周边蔓延。② 在洪涝风险转移后，整体风险程度下降约3.70%，中心区域的风险得到有效缓解，风险等级的变化主要受到土地利用类型和地形结构的影响；转移前后风险的空间方向均呈现“南北上升凸型”和“东西U型”曲线分布的趋势。③ 经过风险转移，长三角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均呈现弱恢复趋势，其中生态环境受影响模式分布呈现“低-高”和“高-低”的模式；社会经济受影响模式主要为“高-低”模式，分布于太湖周边和安徽中部地区，生态和经济可恢复力均较强的地区零散分布于南京市附近。洪涝风险转移效应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协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了解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尽管现有研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但很少有研究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将天山北坡山盆系统分为5个生态分区（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荒漠区、耕地区和南部山区），基于活力-组织力-恢复力框架对2000—2020年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进行时空变化分析，利用地理探测器和约束线研究地理因子变化对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分异的交互影响。 结果表明：① 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低值多高值少的葫芦形分布趋势，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增加态势，整体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呈明显改善趋势。② 不同生态分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北部草地区、中部混合区和耕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均向好发展，荒漠区变化较少，南部山区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下降。③ 不同地理因子对生态系统健康空间分异的解释能力在不同时段、不同分区存在明显差异，土壤类型、分区、年均地表温度和年均蒸发量等自然因子占据主导地位，人类活动影响总体较小。因子交互探测表明，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高于单因子，主导交互作用在不同分区具有一定差异，但均为土壤类型、年均地表温度与其他因子的交互组合。研究结果可为天山北坡山盆系统生态系保护提供更有效、更详细的决策支持，可应用于其他条件相似的地区。
跨境水政治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理解国际关系、推动全球合作治理的重要抓手。既有跨境水政治研究多在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视角下开展，将国际河流视为被争夺的稀缺资源。然而，国际河流不仅是可用于灌溉、饮用的自然资源，也是跨境航道、国家边界、水电站等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基础设施属性如何影响跨境水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互动和社会-自然相互塑造过程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本文在政治生态学对国际河流治理批判性探索的基础上，引入批判基础设施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国际河流的辩证性和关系性特征。该视角下，国际河流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不断变化的物质形态，而且这种物质形态在基础设施建造、维护和修复的过程中反复被生产，并反过来重塑特定的表征、想象、空间结构、制度安排、生活体验与实践等。这种新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刻画国际河流的物质性、空间性和象征意义，加深对跨境水政治中复杂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重构的理解。
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之一，面对现阶段空间治理体系转型实际和各类空间结构变化新趋势，客观上需要在系统解析国土空间演变过程、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同时，识别出一条或多条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轴线，成为表征全国国土空间演变最宏观特征的标志线。以胡焕庸线和博台线为空间参照，按照主体功能区城镇开发、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地域主导功能划分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三区”空间分类体系，运用空间转移矩阵和地理统计分析2000—2020年中国陆域国土空间布局、演变及结构转型特征，并通过Mann-Whitney U检验、Moses极端反应和Dagum空间基尼系数定量验证关键界线两侧国土空间演变的均衡程度及差异来源，进一步通过OPGD和MGWR模型从“强度-格局”两方面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应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 近20年中国城乡建设空间剧烈扩张过程中东-西、南-北差异逐渐缩小，同时局部地区伴随着明显转出现象；农业生产空间沿胡焕庸线“西增东减”，生态保护空间全局性缩减，农业生产-生态保护空间的动态互转尤为显著。② 胡焕庸线和博台线可有效刻度中国国土演变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胡焕庸线可对农-林格局的非稳态变化有效刻度，博台线可作为全国城乡建设空间是否转出的分水岭，目前全国各类国土空间演变仍以东-西差异为主，南-北之间差异不大。③ 中国国土空间演变是社会经济-自然地理-交通区位-政策工程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结果，其中自然地理和交通区位是制约中国全局空间演变的共性因素，东-西之间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而南-北之间交通区位因素更为突出。本研究佐证了博台线确实有潜力作为突破胡焕庸线、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界线，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平衡城乡建设空间布局南北差异、及时应对农业生产空间“西增东减”新趋势、动态监测泛胡焕庸线区域生态与农业空间变化过程等策略建议。
以京津冀城市群县域为研究区，根据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内涵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1年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和重心模型揭示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探测主要影响因子并揭示其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0—2021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综合水平偏低，但总体呈稳定上升趋势，空间上呈现出以京津为核心的梯度扩散趋势。② 科技创新效率呈“N”型波动特征，空间上表现出先收缩后扩张的态势。③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逐渐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由内向外递减的“圈层式”分布格局，重心迁移路径整体呈“东南偏移，西北折返”的变化格局，耦合协调空间正相关性与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④ 城市韧性与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演变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基础因素驱动为主，自然环境、文化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研究区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影响空间异质性显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同时，优化首都医疗资源布局也是缓解首都“大城市病”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多循环Acc-Cost模型构建“现状评估-情景模拟-点位优化-格局刻画”的研究框架，对北京市现期医疗资源可达性展开评估，进而多情景分析未来新增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研究结果表明：① 北京市医疗设施可达性以中心城区为峰值点，向外逐级递减，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圈层式衰减规律。② 不同情景下优化点位预测状况差异显著，需要研究制定差别化的优化策略。限制增长情景通过182次模型迭代求解出8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174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自然趋势情景求解出13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232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刺激增长情景求解出21处新增三甲医院最优点位和381处新增综合医院最优点位。③“限制增长”情景具有更高的代表性，能够更全面地将自然增长、人口疏解、规划引导等影响因素纳入模型中。在此情景下，模型具备较好的优化效果，可以通过5.6%的新增三甲医院和10.4%的新增综合医院覆盖99%以上医疗资源可达性较差的人群。④ 研究基于限制增长情景下新增医疗点位将北京市全域划分为资源平衡区、资源溢出区和重点优化区，提出北京市全域就医“底线”，打通全域就医“最后一公里”。研究为刻画现实中分级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设施优化配置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