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再野化（Rewilding）作为生态保护与修复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旨以通过减少人为干预的方式恢复原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已成为当前促进人与自然范式转变和生态治理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系统梳理了再野化的发展脉络及研究进展，总结现阶段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再野化拓展和深化的未来展望。研究发现：① 再野化理论指导实践作用有待加强，涉及学科领域逐渐拓展但缺乏统一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基础；② 识别评估方法以构建指标体系为主，研究尺度局限于宏中观及单一静态研究，缺乏微观尺度的精细识别及连续长时序演变规律揭示；③ 再野化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制分析较薄弱，多聚焦于典型案例揭示再野化发生的具体原因，社会及制度背景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④ 再野化效应研究侧重于定性阐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自身的影响，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区域综合效应评估及定量方法构建有待拓展；⑤ 再野化的优化治理对利益主体行为关注有待加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导向下兼顾复杂系统作用过程的再野化应用治理研究有待深入。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构建了“学理辨析→过程探析→机制解析→效应分析→优化治理”的总体框架，提出了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完善中国式生态保护体系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入新思维和新方向。
古都城市保护与更新是实现历史文化传承和城市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基于多层结构与多尺度空间效应的双重视角，构建“个体-社区”文化环境对居民地方依恋影响的分析框架。以开封市155个社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城市体检满意度调查数据、街景（SVI）数据和兴趣点（POI）等多源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与空间多尺度统计模型（Hierarchical 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HSAR）探讨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及社区文化环境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个体层面，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显著促进地方依恋：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满意度（X1）、公共文化设施满意度（X2）、传统风貌满意度（X3）以及传统文化活动满意度（X4）均显著提升地方依恋。② 社区文化环境显著增强了个体感知的文化环境对地方依恋的正向影响。③ 社区层面，社区文化环境（C3传统风貌指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呈现显著的空间双重作用：直接效应表现为本社区传统风貌显著促进本社区居民地方依恋；而间接效应表现为邻近社区的传统风貌对本社区居民地方依恋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揭示了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古都城市保护与更新实践的积极作用，还为古都城市体检评估、更新策略优化及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城市生命有机体理论是城市体检工作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本质是将城市视为由不同系统构成的，通过代谢过程不断进行内外环境交换的有机体。然而，当前的城市体检评估框架在代谢理论的应用上存在不足，侧重于结果性指标，忽略了过程性、尺度特征和空间范围等代谢相关的关键特征。为了提升城市体检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效果，本文系统梳理了城市代谢相关理论方法，揭示了现有体检工作中代谢理论应用的局限性；基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从“过程-尺度-空间”三维分析视角，提出了将城市代谢理念整合进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方法，构建具有全周期、多尺度、全范围特点的城市体检评估体系；并以碳代谢为例，从指标体系构建、模型建模到结果评价与反馈，系统阐述了城市体检代谢体系的可推行路径。本文深化了代谢理论在地理学科中的应用，为代谢理论在城市体检评估框架中的有效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南，对于增强城市治理能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是承载人类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探究城市街道景观对居民心理情感感知的影响，能够为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提供客观参考。本文以太原市核心城区为例，通过爬取街景图像构建数据集；运用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模型对城市街道景观与心理情感进行量化测度，通过空间统计模型辨识城市街道景观感知与居民心理情感感知的影响关联。结果表明：① 城市街道景观中人工要素的空间分布特点与城市用地格局密切相关；自然要素呈现出“中轴聚集-外围扩散”的梯度结构；交通要素中，行人-车辆因子呈现空间互补特征，与人行道因子间表现出空间相似性。② 心理情感指数（PEI）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 在城市街道物理要素各自变量中，对居民心理产生正向影响的要素排序：道路>天空>树木>建筑>草地>护栏>人行道；对居民心理产生负向影响的要素排序：行人>墙壁>车辆>灌丛>指示牌。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城市街道景观感知的空间分异特征，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也为实现城市空间公平正义提供新视角。
人户分离、家庭离散化与破碎化是当前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相悖”。本研究逻辑思辨提出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内核与最终归宿在于家庭城镇化（此处家庭特指直系亲属核心家庭，父母←家庭户主夫妇→儿女），并据此依据“家庭成员多元需求-县城多样化空间供给”达成供需均衡的目标逻辑关系，围绕“家庭成员之全面发展：充分就业-充分发展-充分生活”与“县域提供多样化空间机会：就业创业环境-建成环境-消费环境”辨析与架构新时代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时代内涵、理论框架与推进逻辑。研究指出：① 市民化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象化，以西方语境为主要表征的世界发展历程整体呈现出由“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发展的时代性与阶段性特征；中国在此过程中大体可以划分为“户籍人口城镇化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阶段→以人为本城镇化阶段Ⅰ即物本位阶段→以人为本城镇化阶段Ⅱ即人本位阶段”四个阶段，当前正处于“人本位”的初期阶段；② “城市人”在西方语境中蕴含“进入城市→完成城市化”闭环发展的内在逻辑，但这个“舶来”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更贴近“家庭城镇化”的本土化阐释；③ 立足“县城供给”满足“家庭需要”的目标逻辑关系，新时期落实中国式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面临供给动能不足、供给水平低、供给保障能力弱和供给制度安排不完善等层面的现实困境；④ 据此从目标设定、方式方法、发展理念、治理逻辑和配套政策制定等层面提出具体的推进逻辑与策略。本研究是对以人为本县域城镇化的中国本土化思考，研究结果可望为新时期落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以热浪等为特征的极端天气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威胁，分析城市热风险时空分异格局并诊断其障碍因素，对应对热环境灾害及建设气候适应型韧性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本文首先构建了“暴露-危害-敏感-适应”的四维热风险评估框架，然后计算了2000—2020年热风险指数，进而利用Mann-Kendall检验、加权标准差椭圆等时空统计方法分析热风险时空分异过程，最后基于热风险结果诊断其主导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热风险指数呈现“核心高，外围低”的分布格局，以中风险和较低风险为主，且热风险等级基本按照圈层结构从中心向外围递减。② 95%的城市热风险水平在时间上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且各城市热风险在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存在较大波动，热风险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北-东南”方向性且具有较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③ 热敏感和总体人口密度分别为首要障碍度的维度和指标，且热敏感维度与总体人口密度指标对热风险增长的抑制效果均随时间减弱。
科学合理的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从城镇化视角构建了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演变的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江苏省长时序的实证研究，总结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乡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演变过程及其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成为乡级行政区划设置演变的基本动力。1984—2023年，江苏省乡级行政区划总量下降了45.5%，但镇和街道等城镇型行政区的数量显著增加。政区结构也经历了以乡为主体到以镇为主体、再转向镇与街道并重的演变过程。② 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矛盾及其动态调适塑造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产生及路径演替。小城镇蓬勃发展与以乡为主体的政区设置的矛盾推动了撤乡设镇的适应性调整；而小城镇集约发展与乡镇数量过多的矛盾以及建制镇设置难以全面带动农村发展的矛盾催化了以乡镇撤并为主、撤乡设镇为补充的引导性调整；建制镇布局与县域城镇体系优化要求不一致的矛盾以及各级城市地域亟待实行城市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带动了乡镇撤并的继续开展与撤乡镇设街道的全面实施。③ 城镇化战略与行政区划政策、县域城镇化与布局优化、大都市区发展及管治体系重构、开发区建设与体制转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优化提升综合驱动着乡级行政区划的设置演变。研究成果对乡级行政区划的优化设置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与碳排放脱钩，是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算和碳排放数据，采用Tapio脱钩、空间自相关和RF-SHAP模型分析了两者脱钩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89个县域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县域整体脱钩呈现出持续优化与加速跃升的趋势，脱钩程度较高的县域空间分布格局由“分散式”向“集中式”演化，区域辐射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增强。② 县域脱钩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区域迁移与分异趋势，高-高集聚区由浙西北向浙东南转移，低-低集聚区则由浙西向浙东北转移。③ 在不同时间段，新型城镇化指标对于脱钩的影响差异显著，2007—2012年以环境城镇化为主导，2012—2017年以经济城镇化为主导，2017—2022年以人口城镇化为主导。④ 不同阶段的主导因素对脱钩的影响存在特定阈值，合理区间内可有效促进脱钩，脱钩程度较高与较低县域的主要影响因素数值区间存在显著差异。
厘清国土空间功能的城乡梯度分异规律，分析“城市核心区-城市拓展区-乡村”功能的空间溢出效应，梳理城乡差异形成机理，可为中国推进城乡融合提供理论支持。论文以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功能梯度性为基础，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测度体系，并以南京市为例，探究其2012—2022年“三生”功能的城乡梯度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① 城市核心区生产功能优于城市拓展区与乡村，生活功能沿城乡梯度递减，生态功能反向增强，综合功能均值差距正在缩小，梯度内各项功能水平也有所不同。② 整体“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日趋均衡、有序。③ 单一功能对综合功能空间溢出作用存在差异。生产功能正向影响强度沿城乡梯度递减，拓展区生活功能直接效应较强，乡村生活功能空间效应微弱，生态功能空间效应呈现边缘强于核心的梯度特征。综上，本文认为增强城市核心区生态功能供给、促进城市拓展区功能转型升级、挖掘乡村发展内生驱动力是促进“三生”功能优化，助力城乡融合的重要方向。
深化国际专利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交流传播的有效途径，亦是加快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方式。基于PATENTSCOPE数据库，利用Mann-Kendall趋势分析检验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本文着力探讨1990—2021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网络演化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大致历经缓慢增长（1990—1995年）、快速增长（1996—2012年）、转型提质（2013—2021年）3个阶段；专利合作网络整体密度较低，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新加坡、韩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为次核心的网络结构形态。②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限于同类型技术合作，跨领域的交叉合作尚待强化，IPC技术合作主要集中在H04W、H04L、H04B和A61K等领域；合作频次和强度大致呈“东南亚>东欧>东亚>西欧>西亚和北非>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中亚”的空间差序格局，洲际国家间专利合作空间非均衡性特征显著；中国本土企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企业主体数量均有所增长，科研院所和其他类型占比有所缩减。③ 选择32个样本国家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具有代表性，经敏感性分析说明相关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稳定性，研发支出占GDP比重、R&D研究人员数量、居民专利申请量、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出口、知识产权使用费等因素对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利合作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使用费、人口规模、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教育公共开支占GDP比重、人均GDP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都与中国首都的距离等因素交互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愈发依赖产业协同集聚，政府产业基金这一新兴投资模式对其促进作用举足轻重。本文从理论层面深度剖析政府产业基金驱动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及传导机制。在实证层面，以2011—2021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为基础，借助双重差分模型、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政府产业基金影响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效应、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政府产业基金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下依旧成立。② 政府产业基金对城市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呈现出多维异质性特征，在中部城市、外围城市以及资源型城市，政府产业基金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政府产业基金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活力发挥着显著且正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④ 政府产业基金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可提升试点城市及邻近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本文为政府产业基金推动城市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企业区位研究大多建立在“企业实体位置与注册地址一致”的设定上，然而两者分离现象愈发普遍，并促使了企业区位内涵和标准的分化。本研究基于“企业实体（总部）-注册地址”二元区位理论分析框架，考察2001—2023年A股上市公司总部和注册地址跨城市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总部与注册地址迁移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与注册地址相比，总部跨城市迁移频次更多，且以上行迁移（由经济欠发达地区迁往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但总部平均迁移距离明显低于注册地址平均迁移距离。② 按注册地址统计总部迁移数据存在显著偏差，公司数量、迁移频次、迁出城市数和迁入城市数的误差率分别为22.34%、27.75%、16.30%和13.95%。③ 企业因素对总部与注册地址迁移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正负）均一致，但对注册地址迁移的平均影响系数比总部迁移高38.87%，且不同迁移组合模式会显著改变自变量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部和注册地址的区位迁移特征、区位因子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结果可能导致目前采用注册地址开展总部相关研究的诸多文献存疑，未来学界应重视二者的差异。
水稻作为全球50%以上人口的主食来源，贡献了约10%的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其种植面积的时空演变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短时间序列或局地尺度，缺乏全球范围内长时间序列的水稻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本研究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1961—2020年的全球水稻种植面积数据，采用趋势分析、突变点检测和驱动力分解等方法，系统揭示了过去60年全球水稻种植格局的时空演变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格局和区域主导性上，2020年全球水稻种植面积达16,309×104 hm2，亚洲地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占全球水稻种植面积的85.56%），其次为非洲（9.41%）和美洲（3.64%）。② 长期趋势方面，1961—2020年间全球水稻种植面积呈现波动上升趋势（69×104 hm2/yr），累计增幅达4,773×104 hm2。其中，增长核心区集中于印度与非洲低收入发展中国家。③ 区域转型和拐点差异方面，水稻种植面积的年际突变点呈现显著空间分异，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拐点集中于2000年前后，而美洲国家则提前至1990年前后。④ 在驱动因素方面，劳动力成本（以农村人口占比表征）和预期收益水平（以人均GDP衡量）对水稻种植面积变化起主导作用。同时，资本性投入（以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反映）的影响力呈现持续增强趋势，而气候风险因素对种植面积的影响相对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为全球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双重压力下的粮食安全风险评估、低碳农业优化布局以及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了科学支撑。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半湿润农业区与半干旱牧区的交汇地带，生态环境脆弱，明确该区域植被恢复能力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于深入了解生态适应性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2016年农业部划定的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核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kNDVI）数据集，结合同期气象数据，采用一阶自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等方法，对2001—2023年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植被恢复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重点区域植被整体呈增长趋势，但植被恢复力呈现此消彼长的波动性特点。② 植被从西南至东北呈递减趋势，显著增加区域集中于西段，植被恢复力明显提升区域集中于中段和东段，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极显著负相关为主（43.43%），23年间两者的变化并不总是保持一致，亏损与增长长期并存。③ 气候因子存在明显的时空阈值，温度是植被恢复力发生波动性变化的主要指示气候因子，这与生态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适应能力有关，需警惕全球气候变暖对该区域带来的挑战，两者的非线性阈值效应提示不应将植被恢复能力的提高简单归因于温度和降水量。本研究为理解区域生态韧性、监测评估与研究范式、适应性管理解析框架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干旱事件作为影响陆地植被生态系统固碳的重要胁迫之一，对植被生态系统组成结构和功能产生巨大影响，监测生态系统碳汇对干旱事件的抵抗性和恢复性对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ERA5-Land数据，利用游程理论、弹性评估等方法，探究1982—2019年间中国生态系统碳汇对干旱事件抵抗性和恢复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生态系统近40年整体碳汇区（NEP>0）超90%，主要分布于南方湿润植被茂密区，华东、东北为主要碳源区（NEP<0），但在干旱事件影响下，仅不到40%呈正距平，且主要位于南方湿润植被茂密区。② 植被抵抗性较强区域主要集中于北方耕地、南方林地，而天然草地、南方耕地抵抗性普遍较弱，干旱事件对生态系统碳汇抵抗性累积影响最大的时间尺度为SPEI-1。③ 植被恢复性较强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耕地、南方林地，恢复性较弱区域主要分布京津冀、东部沿海。干旱事件对生态系统碳汇恢复性累积影响最大的时间尺度为近短期干旱。本研究为理解中国生态系统碳汇对全球气候变暖、干旱事件的响应提供科学支撑，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