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其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深化创新。伴随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现代化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与新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脉络与重点领域，解析了城乡关系变迁中乡村结构性障碍及其破解路径，探讨了就近城镇化与乡村数字化对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重塑机制。同时，锚定全球乡村现代化实践的比较视野，进一步审视了中国在乡村梯度分工、多元化发展路径选择以及农业产业体系革新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在制度与治理层面，本文聚焦农村土地流转与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现实瓶颈与机制创新，并围绕构建多元共治的乡村现代治理体系展开深入探讨。研究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现代化仍面临产业升级滞缓、治理效能不彰与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挑战。未来研究应在理论层面强化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大国小农”等本土特征，突破西方理论依赖，形成自主理论范式，其研究框架应围绕理论创新与空间重构、人地协调与城乡融合、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等核心维度展开，系统阐释乡村现代化的内涵、机制与路径。在方法层面推动跨学科范式的集成创新，在实践层面注重政策的精准适配与落地效能，以期为全面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方案，并为全球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乡村产业转型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然而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基于2010—2022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集，定量刻画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现代化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乡村产业转型推动乡村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 乡村产业转型和乡村现代化均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在研究时段内呈逐渐减小的变动特征。从空间分布上看，乡村产业转型高值区从江苏、山东、河北及辽宁南部向长三角收缩，形成以苏南为核心的“单极集聚”格局，而乡村现代化高-高集聚区在广东、福建、浙江、辽宁南部和湖北东部等地稳态锁定。② 乡村产业转型对乡村现代化具有正向积极影响，在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融合化、绿色化和科技化五个转型维度均显著为正，在间接效应上，效率化、市场化显著为正，融合化则显著为负。③ 乡村产业转型从不同维度对乡村现代化的影响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乡村产业转型的发展建议。
乡村人口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其规模和结构的转型深刻影响着中国耕地的种植结构。探究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作用机制，有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耕地非粮种植治理策略。本研究从数量、家庭、结构和质量四个维度，在全国省域尺度揭示了乡村人口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中国乡村人口转型对耕地非粮种植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中国乡村总人口和农业就业人数加速减少，农户规模显著缩小，乡村老龄化水平加速提高，受教育年限增速放缓。根据乡村人口转型特征的区域差异，全国可被聚类为乡村就业非农化区、乡村人口老龄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比在空间上呈现出“西北东南高、东北华北低，西北西南增、东北华北减”的特征。时间上，耕地非粮种植比在2015年之前有下降趋势，在2015年之后每年以0.44个百分点的速率显著增加，尤其是乡村教育普及化区的增加趋势更为明显。中国耕地非粮种植演变的时空格局受乡村总人口、农业就业人数、总抚养比、乡村老龄化的显著影响，且表现出时空差异性。乡村总人口的减少、总抚养比的增加、乡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耕地的非粮种植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会加剧耕地的非粮种植，特别是在乡村就业非农化区和乡村教育普及化区。因此，建设由村集体统一管理的耕地流转平台、提高乡村养老金、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近兼业机会将能够有效缓解耕地的非粮种植趋势。
阐明并把握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互馈关系对于理解乡村地域系统内在运行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构建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互馈的理论框架，其次分别建立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指标体系，再次运用联立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两者的互馈作用。结果表明：①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之间存在直接正向交互，即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转型之间、建设用地转型与二三产业融合转型之间存在正向相互作用。耕地利用转型水平每提升1%，将促进农业转型水平上升0.559%；农业转型水平每提升1%，会带来耕地转型水平上升0.594%；建设用地转型水平每提升1%，导致二三产业融合转型水平上升0.560%；二三产业融合转型水平每提升1%，带来建设用地转型水平上升0.190%。② 土地利用转型对产业转型存在间接作用，耕地利用转型间接影响二三产业融合转型，中介效应大小为0.138，建设用地转型间接影响农业产业转型，中介效应为0.231。乡村发展要善于运用土地利用转型与产业转型的互馈关系，促进两者良性互动，优化互馈路径，把两者互馈作用转化为乡村发展转型内在动力，助力乡村振兴实践。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人口作为推动乡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主体，其流变研究不仅关系到乡村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更是高效推进乡村建设的核心议题。旅游开发导向下的乡村人口正受到多重流动要素影响，表现出主体多元化、结构多样化、分布多态化等流变现象。通过系统梳理和回顾国内外乡村旅游地人口研究相关文献，发现当前缺少流变学视角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理论框架，且多源数据融合的精细尺度人口流变时空化、定量化表达薄弱。基于人口流变的科学内涵与发展趋势，将流变学、计算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从社会、时间、空间三个维度出发，融合多源异构数据，构建了包含规模相、结构相、素质相、趋势相在内的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研究理论模型与框架，提出了乡村旅游地人口流变的多维分异与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化模式、动力机制与引导策略等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实现乡村旅游地人口结构优化、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更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探索新时期中国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与组织化机制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中国城乡关系演进过程中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组织化特征的基础上，界定了乡村组织化的概念内涵，探讨了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化需求逻辑，并深度剖析了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割与二元化确立、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加剧、城乡统筹与一体化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乡村地域功能相应呈现出服务工业优先发展的农业生产单一主导功能、依托城乡要素流通的功能分化、响应城乡统筹的功能多元化转型及面向城乡融合的功能复合化协调发展的特征演变；伴随城乡互动加强，乡村组织化程度也对应表现为高度组织化、去组织化、传统组织体系弱化以及亟需再组织化的特征。② 乡村组织化是为满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与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多类型行为主体将乡村分散的个体或资源整合成有结构、有秩序的体系，实现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与结构重塑；国家、市场和乡村内部的多元力量通过整合利用城乡要素、重塑乡村地域结构和解构重组空间组织加速了乡村组织化的实现；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化需求逻辑体现在对城乡要素进行跨界重组与优化配置，以及提升乡村组织化程度以适应乡村地域内外环境的变化。③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生产主体联合强化乡村地域基础功能、产业链延伸提升乡村地域经济功能、产权制度创新挖掘乡村地域特色功能，以及多元主体共治推动乡村地域功能协调发展，共同构成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的组织核心机制。乡村组织化重塑了城乡要素交换的界面关系，推动乡村地域功能优化重组和城乡双向价值循环。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催生了“住在城市、职在乡村”的城乡逆向通勤现象。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基于手机信令等多源时空数据，利用SVM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功能-角色”分类体系，提炼城乡逆向通勤人群的典型模式和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发现：① 广州市城乡逆向通勤群体规模接近35万人/日，约占农村就业的12.30%，城乡逆向通勤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通勤类型。② 城乡逆向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但仍具有规避极端通勤的倾向；其流动空间呈现出以近郊和远郊圈层内部流动为主、中心城区流向近郊农村和近郊城市社区流向远郊农村为辅的空间特征，少有远郊城市社区向近郊农村跨圈层流动的情况。③ 乡村产业多功能转型和城市居住舒适性是促成城乡逆向通勤现象的主要原因，通过建立“功能-角色”的分类框架，利用SVM算法识别出五类城乡逆向通勤人群：乡村性消费经营者型、乡村性消费服务者型、工业企业经营者型、工业企业服务者型、公共服务保障型。④ 城乡居住偏好差异凸显公共服务差距，需精准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乡村转型应以乡村性消费产业为主导，同时推动工业向城市集聚，促进城乡产业协同；针对逆向通勤问题，需优化职住空间配置，实现城乡要素高效流动。研究揭示了城乡人口逆向通勤的新特征规律，对其典型模式和形成原因进行解析，并结合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从职住空间优化、乡村功能转型和公共服务配置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三生”空间的分类与博弈是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空间问题。本文结合2023年精细POI数据、高精度土地利用数据、农业企业密度等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突出的河南省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分布及其协调水平展开分析，并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的影响动因。研究发现：① 鄢陵县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呈现以县城为中心的放射状圈层结构，其中生产空间功能形成“一心多点”布局，生活空间功能表现为圈层递减特征，生态空间功能呈现全域高值分布趋势；② 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呈现“圈层式”协调分级特征并表现出空间分异的特点；③ “三生”空间功能与其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其中生产与生活空间功能高度融合，且与协调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生态空间则呈显著负相关，表现为离散特征；④ 距中心城镇的距离、道路密度、人口密度、夜间灯光指数、农业企业分布对村域“三生”空间功能协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并表现出多尺度地理分异作用机制。总体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村域“三生”空间功能的精细分类和机理分析，为微观尺度土地高效利用和“三区三线”划定提供科学参考。
专业村镇作为乡村地区产业集群的微观载体，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关键抓手。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其专业村镇的发展实践为探索农区产业空间集聚机制提供了典型样本。然而，当前河南省专业村镇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全局性驱动因素及其线性影响关系，对区域间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作用机制的识别仍显不足。为此，本文以河南省254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与XGBoost机器学习方法，系统探究专业村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河南省专业村镇整体呈现以省会郑州为核心的“缺口环带状”集聚格局，高密度区集中于许昌、漯河、开封等市交界地带，集聚强度呈现由环带区域向省会中心及外围边缘双向递减的梯度结构。② MGWR模型结果表明，驱动因素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高程在平原地区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且抑制强度自西向东递减；社会经济因素则在豫中、豫北等经济发达区产生抑制效应，而在豫东南欠发达区呈现显著的促进作用。③ XGBoost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关键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其中省会距离为核心驱动变量，与专业村分布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表明距省会适中的城乡过渡地带为最佳集聚区；且多变量交互构成的“最优发展界面”界定了专业村集聚的适宜区间。
全球范围内乡村发展背景日趋复杂，乡村韧性愈发受到关注。本文系统回顾了乡村韧性研究的学术脉络，并探讨其概念认知与实践内涵的差异。研究认为：① 韧性概念经历三次转变，而乡村韧性继承了韧性概念认知多元、学科交叉的复杂特征。② 乡村韧性的多元认知可根据规范性程度归约为中性认识、积极立场、话语批判三类。中性认识直接源于生态韧性，强调作为过程的韧性；积极立场受心理韧性影响，强调韧性是乡村的状态或“品质”；话语批判关注作为话语的韧性，侧重其政治经济逻辑。③ 全球乡村韧性存在社区自治型、混合驱动型、政府主导型三种不同实践。④ 空间正义、自下而上路径、多元能动性等是乡村韧性不同实践的普遍命题，围绕尺度政治、地方赋权、物质性与超越人类地理学等论点展开。乡村韧性认知的多元化与实践的差异化实质是乡村发展道路分异的体现。需要关注中国特色制度与治理实践，拓展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乡村韧性认知，在新发展道路下诠释乡村韧性，为完善乡村韧性研究学术体系与探索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衔接过程中可能引发的耕地利用方式变化，尤其是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四川省微观调研数据，立足农村产业融合视角，系统考察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后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程度越深，越能有效抑制耕地的经济作物化和撂荒化趋势，但也会加剧耕地的非农化与景观化转变。当耕地的种植决策权转移至融合主体时，大规模主体呈趋粮化特征，小规模主体则趋于非粮化，且土地租金上涨普遍强化融合主体的非粮化倾向；当农户保留种植决策权时，农户的融合程度通过非农收入增长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替代的协同作用抑制耕地非粮化，但其效应呈非线性特征，农业社会化服务对种植结构趋粮化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户参与生产、加工环节时其耕地利用具有趋粮化特征，参与销售、服务环节反之；参与延伸模式显著遏制非粮化，参与拓展、渗透模式则加剧非粮化。
区位劣势与要素配置低效长期制约欠发达山区乡村发展，探索其逆势转型路径对推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负向锁定”与“资源行动”理论视角，构建综合分析框架，以贵州省岩博村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其逆势转型的阶段演进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岩博村突破负向锁定的逆势转型过程可划分为逆势破局、逆势拓展与逆势跃升三个阶段，资源行动从基础性资源拼凑，到系统化资源编排，再逐步走向多维度资源协奏，形成契合地方实际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发展体系。② 岩博村的转型依托“内部资源要素整合与外部资源要素引入”的协同机制，在人才、利益、治理与外部扶持四个方面构建起资源结构优化与发展势能转化的驱动体系。③ 岩博村逆势转型的本质并非依赖单一资源的外部输入，而是一个以本土行动为基础、多元资源协同联动、发展机制渐进优化的系统过程，体现出内源整合、外部链接与协同增值的转型逻辑。研究拓展了负向锁定情境下乡村转型的理论解释路径，为类似地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
防范和化解相对贫困风险是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切入点，对健全农村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完善欠发达山区分层分类帮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业”维度构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风险分析框架，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测度2013—2023年农户相对贫困风险，刻画其时空分异性和结构演变规律，剖析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并模拟相对贫困风险演化趋势。研究表明：① 2013—2023年农户相对贫困风险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金融风险和自然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劳动能力冲击与金融风险呈现较快增长态势。② 传统务农和自主经营生计类型的农户相对贫困风险相对较高，政策保障生计类型的农户相对贫困风险增加较快。偏远中山地区农户风险水平相对较高，而高山地区风险水平呈下降态势。③ 风险结构具有异质性，以“双弱型”和“外部扰动型”风险结构类型为主，生理脆弱性、地理劣势性和市场竞争弱能性的优劣势转化推动农户风险结构转变，体现了相对贫困风险结构的动态演替特征。④ 风险间存在显著关联效应，劳动能力冲击-健康风险-金融风险、自然风险-经营性风险呈现明显传导性。⑤ 应着力降低农户的金融风险和自然风险，缓解教育压力和政策依赖风险，重点帮扶自主经营型和传统务农型农户，防范务工型和政策保障型农户风险攀升，持续强化对偏远山区农户的产业扶持和社会保障政策倾斜力度。
为探究特色农业发展能否破解山区“经济洼地-生态高地”的发展困境，本文将农产品地理标志（GI）认证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4—2021年1,373个丘陵山区县的经济社会与卫星遥感匹配数据，系统评估其对农村经济与生态状况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GI认证显著推动了当地农民收入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增效；获认证县域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提高1.7%，森林覆盖率和生物多样性指数分别上升10.7%和0.3%。该结论经过事前趋势、安慰剂、替换变量等6类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经济效应主要源于GI产品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与相关二三产业发展所拉动的就业增加；生态改善则得益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GI利益相关者环保意识增强。然而，该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治理依赖性，经济较发达山区的经济效益更大但伴有生态风险，政府主导的GI管理模式更利于实现协同效果。上述结果证实合理设计的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可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此，可考虑建立由县级政府主导的综合管理平台，推行差异化管理政策，强化地理标志产品的绿色生产标准与数字溯源，推动产业融合，以保障此类措施发展红利的可持续性。
供应链协同是地理学领域农村电商发展与增长研究中亟需关注的重要研究问题。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分析等方法测度电商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究电商供应链协同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电商供应链生产环节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地域分异，高值区集中于东部沿海，批发环节高值区域与省会城市高度重叠，配送环节呈现区域异质而省内同质的分布特征。② 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不同区域之间差异显著，高协调的区域集中在以三大城市群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③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区域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对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稳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具有负向的溢出效应，且在东部与西部之间存在较强区域异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