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地区权力投射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南海周边国家基于其地理环境和地缘关系，采取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对冲策略，表现为与大国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变化，进而影响地区地缘结构。本研究构建了国家对冲行为下的地区地缘环境分析框架，旨在定量评估南海地区的地缘环境稳定性，探讨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各国采取的对冲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根据网络结构失衡计算得到的南海地缘环境失衡程度演化曲线，可将研究期划分为总体稳定（2000—2011年）、局势恶化（2012—2018年）和局势波动阶段（2018—2023年），大国权力博弈和小国对冲强度增加成为地缘环境稳定性演化的驱动因素。② 2000年以来，中美在南海的地缘位势均呈上升趋势，两国不断加大在该地区的权力投入。③ 通过南海地缘关系网络结构失衡演化曲线与相关地缘行为体互动事实的相互印证分析，评价结果与南海地区安全形势发展相吻合，验证了分析框架和定量方法在评价地缘战略交汇地区地缘环境研究中的适用性。本研究为南海及其他地缘战略交汇地区的地缘格局定量评估与分析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客观描绘地区地缘格局演变，把握安全形势，为地区国家间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及差异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中印边境冲突对中印双边关系、地区安全形势及全球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强化解析其演化博弈及机制对明晰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维护中国国家（土）安全、揭示复杂地理情景对中印战略选择与互动模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国别地缘环境理论和博弈论，构建国别地缘环境视角下中印边境冲突演化博弈分析框架，以历次典型冲突事件为例，探讨演化博弈过程与揭示博弈机制。研究表明：（1） 博弈演化过程方面呈“零和-正和-零和”变化趋势，且与全球主要地缘环境变化趋势相吻合。即 ① 1962年中印与外部地缘体之间形成“T”型地缘结构。印度凭借地缘环境优势采取强硬的“前进政策”，中国以军事反击予以回应，中印陷入零和博弈；② 1987年中印与外部地缘体形成“双极联动”结构，印度姿态强硬，中国采取克制与强硬策略，迫使印度退让，冲突呈现正和博弈；③ 2020年中美博弈强化，印度趋于与美国合作“倚美抗中”，多元地缘体的互动形成“辐射-包围型”结构。印度从试探性行动转向激进进攻，中国实施克制与反击并重的策略，冲突强度随之上升，并再次回归零和博弈格局；（2） 机制方面大致总结为：跨领域互动的不完全信息共振、跨尺度耦合与多元行为体博弈的动态协同、地缘环境与博弈的反馈循环等三方面，共同造就和滋生着印度对中印边境冲突的尺度空间错位。印度对中国的误判加大，将地缘环境要素视为钳制中国的工具，且通过“尺度上移-下顺”重组的手段将中印边境问题多边化，在战略调整中不断试探中国底线，形成了地缘环境与冲突博弈的反馈循环。文末从国别地缘环境视角理解中印边境冲突的博弈、为冲突管控与边境冲突和平解决提出对策建议。
中越两国山川相接，文脉相连。邻近的地缘关系使得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交流密切，其中也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动态和地缘政治考量。本文采用话语分析、眼动实验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构建了2020年1月1日—2024年4月30日两国四家官方媒体有关中越两国的事件报道语料库，探究在国家话语影响下受众情感地缘政治认知。以越南来华留学生为例，以中国学生为对照组，剖析情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越地缘关系叙事逻辑。研究发现：① 国家层面构建了以主流媒体为媒介的中越地缘关系宏观叙事，两国国家层面的情感表现有所不同。中方倾向于使用展现亲密和合作的语言，越方更多表现出谨慎态度，但双方在推动塑造中越命运共同体等多方面具有共识，体现为国家话语体系里中越关系在不断加强。这种国家情感逻辑下的宏观叙事不断向个体传导，塑造出中越两国受众对中越友好睦邻关系的认同感。② 个体并不是宏观叙事的被动接受者，在此过程中，个体受到先前的历史背景和具身实践经历的影响，对精英主导性叙事进行协商，并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自下而上的反馈。③ 研究通过对微观个体的情感感知分析，发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情感体验。国家关系叙事应更关注受众的情感反馈，进一步完善传导反馈路径，加强国内外舆情建设。最后基于个体的情感发生过程和主流媒体的知识生产过程，研究讨论了情感地缘政治视角下中越地缘关系叙事的生成机制和特点。结论部分在总结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增进两国交流的建议，以期促进中越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发展。
独角兽企业是指在资本市场实现高估值、高增长的初创企业，作为大科技型初创要素，在近年来迅速崛起为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在辨析独角兽企业独特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性梳理了近年来地理学针对独角兽企业的研究进展，围绕独角兽企业的空间格局及其机制，独角兽企业的人地关系互动过程与机制两个关键研究内容展开分析。文献综述揭示出了独角兽企业研究正逐步嵌入到地理学不同研究分支的热点话题中，同时也存在着对于结构性因素分析与单一维度区域效应研究的过度依赖。在揭示针对这一新兴经济地理要素研究存在知识欠缺的同时，文章结合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前沿，在数字化与平台化、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资产化与金融化等视角下展望了针对独角兽企业研究的关键议题。深入探索独角兽企业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复杂的人地关系互动机制，对于实现新时期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探索更合理的创新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进制造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地理学对先进制造技术应用下的区域产业路径演化研究不足。本文以工业机器人为例，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130个国民经济三位数制造业行业的城市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集，探究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对中国城市产业路径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规模、产业和城市数量都在逐年增加，但产业间扩散速率明显放缓。空间上，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东北部分地区出现集聚趋势。② 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城市发展新的优势产业，原因在于广泛应用工业机器人的产业更可能实现专业化发展。③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强化了区域产业路径演化的相关多样化特征，这种现象在拓展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时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区域产业路径演化中技术冲击的区域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智能制造背景下中国区域产业转型提供政策建议。
节能环保产业是绿色化产业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产业体系绿色化的催化剂。节能环保产业集聚有利于绿色创新，但这一促进作用依靠的是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推力，还是节能环保与高排放产业集聚带来的市场拉力?这一问题源于节能环保产业自身的特殊性，关系着节能环保产业空间布局的逻辑。本研究以集聚经济和相关多样化理论为基础，使用2003—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绿色专利与企业工商信息数据，构建了各地市的产业关系网络，计算了环保产业内部及其与高排放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集聚水平，识别了节能环保产业集聚的主要关联特征，检验并比较了不同集聚模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以“十三五”为分水岭，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格局转变，已形成“沪-苏锡常-杭嘉湖-宁-庐”核心轴；② 节能环保产业关联集聚水平稳步提升，以节能环保和高排放产业之间的供需关联为先导并占据主导地位，专业化与相关多样化的技术关联水平则在后续不断提升；③ 节能环保产业关联集聚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主要源于集聚形成的技术推力而非市场拉力，需要发挥相关多样化集聚带来的知识重组效应，防范专业化集聚带来的锁定风险。④ 集聚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具有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产业发展的起步期，相关多样化更能促进创新复杂度提升，当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专业化和供需关联的促进作用才会显现。边缘地区可通过促进供需关联和相关多样化集聚来实现后发赶超。研究结论支持了节能环保产业的集群化、园区化发展路径，并为明确产业布局方向提供参考。
产业集群形成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基于广义达尔文主义，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集群形成是一个企业惯例复制、数量增加、空间集聚的过程。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集群形成的时空情境。本文认为，集群形成过程不是自动进行的，而需依赖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在广义达尔文主义基础上，本文突出企业衍生的时空情境条件，构建了企业衍生、地方能力、市场需求三位一体的集群形成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浙江省玉环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例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衍生过程的持续进行，依赖于特定地方能力的支撑和集群形成时期特定外部市场需求的拉动。前者为集群企业惯例复制提供知识通道和资源支持，后者为集群企业数量增加提供动力来源。研究结论表明，集群形成是一个企业、地方、市场共同作用的协同过程，而不仅仅是企业衍生的空间结果。本研究完善了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集群形成理论，对地方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具有参考价值。
边境地区正成为中俄双边国家交流合作的开放门户和跨境通道。本文以中俄朝边境吉林省珲春市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探讨珲春跨境医疗旅游景观的塑造过程及机制。基于边界社会建构视角，从旅游与边界化互动关系分析医疗旅游边界景观的生产与重构。研究发现，跨境医疗旅游的发展既受国家间政治协作及双边协议的影响，也与地方主体边界化实践及嵌入的国家间官方叙事相关。通过搭建“结构-行动-边界景观”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中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塑造的“有孔边界”是跨境医疗旅游发展的驱动条件，边界化过程与地方主体的跨境空间实践相互关联。跨境旅游是边界化过程的表征与驱动因素，地方主体通过跨境空间实践，借助边界目的地营销、跨境互动及合作中介，推动医疗旅游景观的形成，进而实现旅游对特定边界空间的社会建构，展演出物质环境与仿制景观、情感意义与地方感交织的医疗旅游景观。研究一方面拓展了对旅游与边界动态关系的理解，通过多尺度分析揭示了医疗旅游景观的生产过程及多主体共同塑造的边界化机制；另一方面，为中俄双边旅游开发合作及边境治理提供了案例参考，有助于深化对中俄地缘关系多尺度互动的理解。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的自然与社会、文化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旅游地作为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空间的同时，也成为外来人群视觉消费的对象。其中，数字媒介在推动网红乡村旅游地的景观构成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选取贵州省黔东南州台盘村作为研究案例地，从“景观构成→景观驱动→景观生产”的研究思路出发，在空间生产的理论指导下，建构网红乡村旅游地景观生产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研究发现：① 在数字媒介平台的作用下，网红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现实空间网络与虚拟空间网络”二元交互特征。在“小山村”变“网红村”的过程中，文旅实践在现实空间中聚焦物质景观与社群场景的营建，虚拟空间在多元媒介的营造以及网络社群的互动演绎中呈现出特有的媒介景观。②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框架，乡村旅游地的景观生产遵循着“资本推动空间实践，权力主导乡村空间表征，地方共建表征空间”的机理下展开。其中，由抖音平台的技术赋能、关键事件的催化传播以及地方文化自觉创新构成的传播风暴，通过驱动虚实结合空间要素的持续流动，最终实现网红乡村景观的持续价值生产。本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角，诠释了数字媒介嵌入下网红乡村旅游地的创新型空间生产模式，对于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文旅实践具有参考意义和推广价值。
本文从县级行政单元出发，基于2010年和2020年全国分省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类型的细分方案及各自的城镇化率指标，将在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进一步划分为HH型、HL型、LH型和LL型4种地域模式。通过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多项Logit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系统揭示不同城镇化类型地域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行政层级视角显示，市辖区与普通县域在各类城镇化地域模式中占比显著，凸显其关键作用；② 空间格局上，HH型和HL型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形成特色化格局；除了就地城镇化外，其他三类的LH型和LL型在广域分布基础上均表现出特定的区域指向性；③ 驱动机理分析表明，地形平坦度与非农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地域模式形成的核心驱动力，政府调控力、城乡收入差距、交通区位、区域政策、公共服务等多元变量在模式演变与分化中具有重要影响。
地（市）是劳动力迁移决策和就业地选择的基础地理单元，然而既有研究对劳动力迁移格局及机制的分析多聚焦省际尺度，缺少对市际迁移的关注。在劳动力技能异质性视角下，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高技能和普通技能劳动力市际迁移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与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引力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劳动力市际迁移网络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① 两类劳动力迁移规模存在差异，但均以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门户城市为主要迁入地，内陆中小城市为主要迁出地。在大城市（Ⅰ型、Ⅱ型），两类劳动力迁移规模分化明显，但在其余城市规模表现相似，且均呈现沿海城市群迁入、内陆城市群迁出的特征。② 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结构更具多样性，社区结构表现出纬向流动为主特征，自北向南突破“博台线”；普通技能劳动力迁移网络分割特征更明显，迁移沿长江经济带展开，表现出经向流动为主特征。两类劳动力迁移在次级社区结构中均受省级行政边界影响。③ 梯度分化、就业容量、区域引导、地方品质和交通结构等因素在驱动两类劳动力迁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综合运用趋势面、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了城市层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时空趋势特征；并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驱动因子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 样本期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东西方向的“U”形分布，纵向则表现出“北高南低”的格局特征。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显示，“低-低”集聚区域从零散分布逐渐向东部沿海城市连片聚集，“高-高”集聚区域则由山东半岛连片聚集逐渐向全国范围分散分布，“低-高”和“高-低”集聚地区均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缩小趋势。③ 整个样本期间，正向驱动因素平均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教育资源>社会保障>就业灵活性>民族身份>商品房价格>流动时长>人均GDP。负向驱动因素平均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婚姻状况>流动范围>收入水平>雇员身份>平均年龄>人口密度。④ 人口与城市特征共同作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且驱动因素在时空范围内不断变化。其中，中部地区由“保障-经济导向型”转变为“保障-包容导向型”；西部地区则从“就业-经济导向型”转向“保障-经济导向型”；而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保持“资源-机会导向型”和“多因素共同驱动型”模式。
城乡间的流动人口是人口地理学和城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但聚焦由城入乡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基于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分省资料，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与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城—乡流动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长三角和珠三角核心区、中西部地区省会或首府、内蒙古中西部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是对城—乡流动人口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其中，中西部地区的省会或首府以及东北地区以吸引省内城镇人口为主，长三角核心区以吸引省外城镇人口为主，而珠三角核心区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对省内外城镇人口均具有较强吸引力。② 城—乡流动人口的空间布局受经济因素和舒适性因素的双重驱动，尤其是经济因素，影响作用普遍更显著。城—乡流动人口倾向于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就业机会越多、旅游产业发展越好、空气质量越优、交通越便捷、距离省会城市越近的乡村地区集聚。其中，省内城—乡流动人口多受经济因素影响，而省际城—乡流动人口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舒适性因素的影响也比较突出。
物质深刻作用于移民的在地实践，移民、物质和地方在区域空间中的交织渗透与互动融合表现出强烈且复杂的张力，三者关系的历时性和情境化解读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景漂”以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化经济属性而成为移民的典型群体，与景德镇的人地互动历程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本文响应人地关系的物质转向思潮，将物质转向视角与移民地方融入理论进行科学结合，基于“移民-物质-地方”多元主体互动关系构建物质转向视角下的移民地方融入理论框架，探索与解构“景漂”在景德镇的地方融入维度及核心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景漂”的地方融入包括“瓷场”构建与“瓷气”培育2个层面；基于物质功能的空间层叠与基于物质关系的情感迭代是“景漂”地方融入的核心机制；“景漂”与景德镇的关系是以陶瓷为核心的多元互动格局，深刻影响彼此的交互关系与长远发展，在微观层面上验证了本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本研究为理解和探究人物地多元互动机制提供有益补充，在地方融入研究与人地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实际参考价值。
流动人口家庭长期存在的亲子分离和留守儿童问题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产和城镇化质量。聚焦儿童成长关键期流动人口的亲子陪伴状况，以安徽省寿县流出人口为研究对象，基于1995—2020年的家庭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子女0~15岁阶段流动人口家庭流动模式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流动家庭共形成10种不同的组织模式，尽管约三分之一的家庭经历过“完整流动”，但仍以“父母流动”和“父亲流动”的分离模式为主导，不同模式在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② 从时序演化看，家庭流动模式经历了子女留守、极化发展和逆向陪伴三个阶段，呈现从经济导向向家庭导向转变的趋势；③ 微观家庭层面，流动人口家庭的模式转换逐渐活跃，早期阶段的模式调整呈现亲子分离加剧、家庭团聚增加的双向演化特征，近阶段则以家长回流增加陪伴为主，且亲子分离的改善主要依赖家长回流实现；④ 家庭流动模式受到儿童特征、家长及家庭特征、流动特征和流入地特征的综合影响，其中世代更替、养育男孩、从事技术或管理类工作、自有住房获得、流动经验积累和流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家庭更倾向于“完整流动”，而子女升学、家庭抚养负担重、流动距离较远、目的地生活成本较高和省内流动则制约了流动家庭团聚。研究深化了对流动人口家庭流动模式及其动态调整策略的认识，为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撑与分析视角。
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中，因犯罪人隐蔽性强、行踪难觅、案件破案率低等现实困境，传统以犯罪人为主体的研究路径存在诸多困难，而以被害人为研究对象则更具可行性。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为例，以2021年全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案件为基础，以诈骗被害程度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被害个体层和社区层双层嵌套的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个体特征、案件属性和社区环境因素与个体遭遇大额诈骗概率间的关系，得出结论：① 不同案损金额的诈骗案件热点区域大致重合，但大额诈骗案件分布更集中。② 诈骗被害程度存在显著的社区间差异。③ 年龄和案件持续时间与个体遭遇大额诈骗的概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女性、常住人口相对男性、流动人口遭遇大额诈骗的概率更高；信贷理财类案件相对其他案件，遭遇大额诈骗的概率更高。④ 社区环境变量在个体因素对被害程度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表现为：社区流动人口占比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女性、年龄较小个体遭遇大额诈骗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招聘兼职类和婚恋交友类案件的大额诈骗发生概率；社区租赁住房占比的提高会增强案件持续时间对个体遭遇大额诈骗概率的影响；社区19~45岁人口占比的增加会显著增加男性遭遇大额诈骗的概率，增强案件持续时间的影响，降低购物消费类和婚恋交友类案件的大额诈骗发生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犯罪被害情境预防提供参考。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澜湄流域）是亚洲的重要跨境流域，干旱频发对流域社会经济和跨境水资源合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前，澜湄流域干旱时空演化及事件特征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地面观测数据或再分析资料，而对准实时卫星降水产品的应用较少，限制了流域干旱特征的实时监测与预警。本研究利用1983—2020年间的PERSIANN-CDR遥感降水产品和1983—2015年间的地面观测降水数据，结合3个月时间尺度的标准化降水指数（SPI3），通过游程理论识别干旱事件，并对澜湄流域的干旱变化趋势和干旱事件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① PERSIANN-CDR遥感产品在澜湄流域旱季尺度上的降水监测中表现优异，其与地面观测数据的相关系数在旱季平均达到0.91，均方根误差约为37 mm/月。② 在1983—2020年间的38年中，澜湄流域整体呈现变湿的趋势，变湿区域约占流域面积的80.2%，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上游和湄公河下游区域；澜沧江中下游地区则呈现变干趋势，仅1.9%的区域呈显著变干趋势。③ PERSIANN-CDR卫星降水数据在监测干旱事件方面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然而，除1992年干旱事件外，卫星降水数据普遍低估了干旱严重程度，平均低估幅度约为10%。本研究为澜湄流域干旱监测和评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信息。
绿地空间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重要手段。在城市绿地小微化与各向异性的规划发展趋势下，深入探讨城市不同副中心区域小微绿地的降温效应特征及其发展成因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典型多中心城市杭州为例，依托多源遥感影像资料，通过增强回归树算法（BRT）分析了临平、下沙、江南三大城市副中心小微绿地的降温效应及其影响特征。研究发现：① 小微绿地降温效应具有显著性，并且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其降温能力主要受斑块自身景观特征影响，同时也与周边的城市景观特征存在作用关联。② 三大副中心在绿地降温能力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方面存在不同的驻点阈值，包括植被覆盖度（0.58）、斑块周长（1,600 m和1,450 m）、周边建筑密度（0.26~0.31）等。③ 区域小微绿地降温效应差异是各副中心功能定位、发展模式和土地利用综合形成的结果。本文围绕多中心城市不同区域小微绿地降温效应展开比较研究，有助于为城市绿地景观的精细化规划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