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cGIS软件运用核密度估计与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并结合气候变化的过程和特征，探究4.2 ka BP气候恶化事件对汾河流域史前遗址时空分布的影响及其社会响应。研究发现：① 4.2 ka BP气候恶化事件使汾河流域龙山文化衰落，并对遗址的数量和分布产生显著影响。夏时期遗址数量锐减，分布密度下降，集聚程度减弱；遗址重心北移，与史料记载的“夏人北迁”相一致。同时为适应干凉气候，古人选择向东南坡向迁移。异常洪水使汾河下游地区易受洪水泛滥影响，人类生存受威胁。古人被迫向高海拔区域以及缓坡、中坡迁移。干凉的气候使生业模式由农业向农牧兼营转变。② 龙山时期的社会结构呈初期文明阶段，家族制兴起，阶级分化加剧。气候恶化制约生存空间承载力，人口压力增大，资源竞争加剧并诱发战争，但也增强了部落内部凝聚力，推动了城邑的兴起，社会组织演变为雏形的国家形态。夏商时期城郭制发展，开启都城建设新阶段。
高精度时序局地气候区分类（Local Climate Zones, LCZ）数据集对于深入理解城市气候变化及应对相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西安市作为西北重要城市，尚缺乏高精度、覆盖全域且长时序的LCZ分类数据，且对不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与典型浓度情景（SSP-RCP）下LCZ未来演变趋势亦缺乏系统研究。为此，本研究基于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和随机森林算法，联合多源遥感和社会统计数据，构建西安市2005、2010、2015和2020年的时序LCZ数据集，并利用 SD-PLUS 耦合模型模拟2030年不同SSP-RCP情景下LCZ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① 多源数据联合显著提升LCZ分类精度，各年份OA系数≥0.93，Kappa系数≥0.91。② SD-PLUS耦合模型适用于西安市LCZ预测。其中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s Model, SD）对各类别斑块数量模拟误差<6%；PLUS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 Model）在空间分布模拟中精度较高（FOM=0.21, Kappa=0.71, OA=0.79）。③ 不同情景下的LCZ各类别面积变化差异明显：高密度建筑区整体面积收缩，低密度建筑区整体呈扩张趋势，整体建筑区向东南方向延伸，同时水体面积在各个情景下均呈现增多趋势。植被中稀疏树木面积均减少，而茂密树木面积表现出情景依赖性，SSP1-2.6情景下略有增加，SSP2-4.5情景下小幅减少，SSP5-8.5情景下显著缩减。总体而言，SSP2-4.5情景在城市扩展过程中更有利于维持生态空间的稳定性，而SSP1-2.6和SSP5-8.5情景在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协同性较弱。综上，本研究构建了西安市覆盖全域、长时序且具有高精度的LCZ分类数据集，耦合SD-PLUS模型提出面向LCZ的协同预测框架，为西安未来城市规划及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科学支撑。
国际航空运力空间集中与分散的演化，不仅体现了航空公司资源配置的地理格局调整，也反映出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要素重组的内在逻辑。本文考察了1997—2019年中国城市国际航空运力的空间演化过程，并以航空公司作为国际航空运力配置的直接决策主体为逻辑起点，围绕其决策行为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构建了“政府引导-市场调节-运行保障”三维机制框架，揭示中国城市国际航空运力空间格局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国际航空运力的空间分布经历了从高度集中向相对分散的演变；亚洲运力分布由北京、上海双核主导转向高、中、低位序城市共同发展的多层次格局；洲际运力分散化趋势出现较晚，运力布局由北京单核主导转向中位序城市崛起的多中心结构。② 中国城市国际航空运力的演化是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交互作用下，政府引导、市场调节与运行保障机制协同联动的结果。其中，政府引导机制由中央主导转向央地协同；市场调节机制由需求集聚与航空公司择优供给转向需求分化与航空公司多元布局；运行保障机制则由集中支撑转向多点适配。③ 相较于效率导向的“市场主导型”和国家意志主导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中国模式呈现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双向赋能的独特优势。然而，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政策引领性不足、地方竞争失衡等新挑战。未来需继续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机制，推动中国国际航空运输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选择，人工智能正日益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约束矛盾的突破口。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暂未含西藏、港澳台等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低碳经济增长和人工智能综合指标体系，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低碳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要素流动的调节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① 人工智能显著推动了中国低碳经济增长，且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均得到验证。② 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在供给侧主要通过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双重渠道来助力低碳经济的高效增长。在需求侧人工智能则通过促进绿色消费升级来发挥其绿色低碳效应，而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的机制仅在高污染地区较为显著。③ 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在非资源依赖、高市场化水平和环境规制力度强的地区发挥得更加充分。④ 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省际劳动要素流动的速度越快，人工智能对低碳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越显著。因此，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工智能驱动低碳经济增长政策，并推进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的绿色化，实现供需两侧的动态匹配。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市场分割”壁垒，促进劳动要素在区际间以及产业间实现自由流动，助力中国低碳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双碳”目标的实现。
城市废墟探索是一项寻找和参观临时、过时、废弃和荒废空间的活动。废墟探索者（简称探废者）将大众目光引向城市的另一面，其用身体和镜头创作的废墟图像成为人们体验城市的独特路径。本研究以中国方兴未艾的废墟探索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民族志，在空间实践、凝视、独异性社会等理论的启发下探讨他们的身体实践及其空间意涵。研究发现：① 探废者以游戏姿态解构城市空间，突破日常生活空间的规则和边界束缚，在边缘之地展演城市的另一面，重构城市空间的意义。② 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加深，废墟图像的生产与消费逐渐成为这一活动的核心。通过分析废墟照片发现，不同类型的废墟被构建成崇高、怀旧与腐朽3类相对于一般城市意象而言的独异性景观。在日益规范化、同质化和商业化的都市空间中，废墟以其未被驯化的野性，激活当代人的空间想象。③ 在独异性凝视主导之下，无论是探废者还是欣赏废墟图片的观众，其对废墟的视觉兴趣逐渐大于空间实践，使探索活动的意涵发生变化，废墟也由此被卷入城市空间的景观化生产体系。本研究对城市废墟景观的内涵及其图像生产展开了深入探讨，丰富了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研究提出的独异性凝视概念有助于解释当下城市漫步、城市考古、旅拍等文化活动盛行背后的媒介逻辑。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胜利，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促进省内区域均衡发展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利用200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人口流动对省内区域不平衡的影响，检验交通基础设施与地级市间产业关联强度的调节作用，并引入2011—2016年中国25省份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人口流动有助于促进省内均衡发展，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提升显著强化了该正向作用，上述影响依赖于人口流动类型与规模，呈现出时空异质性。②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地级市间产业关联强度的提升增强了人口流动促进省内均衡发展的积极作用。③ 人口流动促进省内均衡发展的机制主要在于以省内流动人口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在省内跨市转移，进而促进省内均衡发展。本文研究成果为研究人口流动新趋势、省内均衡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撑。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对角线参照模型，将“起点-终点-流动本身”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流出地城市（起点）、流入地城市（终点）和纯粹的地理流动效应对流动人口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以及这种效应的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流动的起点与终点均影响了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获得，并且终点的权重效应要明显大于起点。同级流动或跨等级流动距离越短的流动人口越容易在流入地获得自有住房。进一步分析表明，流动过程中所嵌入的结构性情境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农村户籍和低教育水平群体，拥有城镇户籍和较高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更能够克服“地理出身”和向上跨等级流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更有可能在流入地获得住房产权。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地理流动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之间关系的理解，并为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厘清各类型劳动力空间布局对于激发中国人才红利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然而关于不同职业劳动力空间交互的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化。本文基于职业分工视角构建了劳动力三维立方体框架，结合多源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揭示了2000—2020年间中国城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劳动力空间交互的演化规律与聚类模式，重点解析不同职业劳动力耦合协调水平LSA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各类劳动力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其极化趋势存在“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普通劳动力”递减规律。② 不同职业劳动力空间匹配度保持在较高水平，存在均衡高值与均衡低值并存的格局，但西南地区存在大范围“空间塌陷”。③ LSA的高值区形成“沿海地区带状分布-中部地区点状分布”的时空格局，其重心持续南移并呈现空间收敛特征。④ 不同职业劳动力空间交互模式可划分为六类并在2010年发生结构性转型，主要城市群内部逐渐形成了“核心-次中心-节点”的空间布局，其模式分布格局受区域发展不均衡与产业结构空间异质性的影响。⑤ “就业-污染”地理锁定效应是塑造中国劳动力空间交互的核心机制。经济机会依然是影响LSA的主要因素，城市舒适性并未形成预期影响路径，而是作为经济机会的附生因素塑造了其空间非均衡格局。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制定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反映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分层与空间隔离的程度，随着大城市外来迁移群体不断壮大、日益复杂，城市内部不同来源地群体间亦可能存在居住空间分异，但省内不同来源地群体的细化比较尚不多见。为深入了解迁移人口居住空间格局及其需求偏好差异，基于住宅小区尺度，利用“个推”手机用户画像等新型多源数据，刻画来自无锡（苏南）、泰州（苏中）和淮安（苏北）（简称锡泰淮）的不同地区迁入人口在南京中心城区的居住空间特征及其差异，并采用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无锡人聚居内城中心或临近山水，泰州人聚居江北大型社区或新城中心，淮安人聚居外围小区和保障房片区；② 省内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呈现同乡集聚、年轻化、较高租房比例社区偏好，不同城市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区位呈现出与迁出地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梯度分异；③ 住房成本与消费能力差异直接导致锡泰淮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户籍制度、居住偏好与价值取向等因素进一步影响不同地区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异。本文试图深化新时代高流动性背景下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并为一体化地区人口流动政策优化、大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和社会空间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参考。
在中国城乡关系深度重塑及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人口城乡逆流正成为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新源泉。本文基于2013—2023年湖北省罗田县乡镇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乡村三产融合水平进行测度，探索人口城乡逆流与乡村三产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人口城乡逆流对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时间维度上，2013—2023年罗田县人口城乡逆流与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出稳定上升的态势；空间维度上，罗田县乡村三产融合水平高值区呈现出“东北-西南”带状分布特征，人口城乡逆流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突出、多中心协同”的分异规律。② 罗田县人口城乡逆流对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人口城乡逆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乡村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具有部分中介效应。④ 在乡村经济水平、文旅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方面，人口城乡逆流对乡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旨在为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在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旅游业正面临严峻适应挑战，但有关利益相关者对极端气候适应性的研究却存在明显不足，亟待深化。基于气候变化社会认知理论模型（MPPACC），本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融合框架，探讨极端高温背景下乡村旅游经营者适应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社会话语显著正向影响适应评价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价，客观适应能力显著正向影响适应评价；适应评价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价均正向作用于适应意向，适应激励亦对适应意向具有显著直接影响。② fsQCA必要性分析表明，单一因素难以构成适应意向形成的必要条件，适应行为受多因素协同驱动。③ 充分性分析识别出3种典型适应路径：“认知激励型”“能力认知型”与“互动驱动型”，反映出不同适应资源基础与认知结构下多样化的适应逻辑与路径选择。研究深化了极端气候背景下旅游从业者适应行为的理论认识，丰富了气候变化社会认知理论模型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也为极端气候频发区制定分类型、分群体的适应性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提升气候变化背景下旅游系统韧性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伴随乡村旅游的纵深推进，乡村留守妇女群体正经历着从传统家庭照料角色向多元化就业参与的生计转型。已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探讨其转型意愿和影响因素，却较少关注转型决策生成的动态过程。本文基于湖南省隆回县崇木凼村的案例，引入拼装理论视角，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示了乡村旅游地留守妇女生计转型决策的动态生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留守妇女生计转型决策受人类主体要素（家庭责任、文化适应、物质需求）与非人类物质要素（空间品质、社会影响、旅游市场）的影响，它们相互联系形成“生计转型决策拼装”，其中家庭责任是核心动因。② 生计转型决策拼装主要由“空间品质-旅游市场-家庭责任”“空间品质-物质需求-社会影响-旅游市场-家庭责任”和“空间品质-旅游市场-文化适应”三组关系构成。③ 生计转型过程是一个“过程+契机”的决策模式，六类要素在“领域化-去领域化-再领域化”的空间重组中，于特定契机下促成决策生成。④ “生活品质优化”的内生欲望是突破传统生计惯性的根本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