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国当前首要任务，城市群作为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对推动由新质生产力引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正如“不平衡”成为全国如今发展的主要矛盾，城市群中大中小城市之间尤其是核心城市与其他较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也阻碍了城市群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跃迁。因此，本文以城市之间关系的协同为基点，将城市群中较小城市概念化为相对于核心城市的“次级城市”。在梳理次级城市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角色的基础上，即城市群体系中多维度技术革新的新平台、多中心产业布局的新支点和多向性人才流动的新动力，通过探讨次级城市在核心优先、内在禀赋和体制博弈三方面的现实困境，构建了共生、共联和共建的城市群次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协同发展的规划理论框架，并提出了技术革新、产业转型和人才培养的城市群协同新兴路径，旨在从劳动资源、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升级和革新三个方面发挥次级城市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潜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设计和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依据。
随着中国城市体系由等级层级型向网络结构型转型，城市群内部合作与竞争关系的空间组织及其作用机制成为影响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地理邻近-技术关联”双维度的城市合作与竞争测度体系，系统刻画城市群内部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演化特征，并揭示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影响差异。基于2005—2017年19个城市群的发明专利联合申请数量，本文首次量化识别了城市群内部的城际合作与竞争强度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城市群形态中心性和功能多中心性对城际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性有助于同步促进城市合作与竞争强度；而形态多中心性则可能抑制城际合作与竞争活跃程度。此外，城市合作与竞争关系在多中心空间结构作用下呈现明显的层级异质性，国家级城市群功能多中心对城际合作与竞争关系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区域级和地方级城市群；形态多中心则在所有层级的城市群中普遍产生负向影响，尤其在区域级城市群中最为显著。本研究丰富了城市群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测度方法，为引导城市间形成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互动格局，提升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协同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为了探究多中心城市群能否承担起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本文基于人口遥感数据对城市群多中心结构进行测度，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地检验了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对群内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绩效影响、作用机制和限制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多中心结构和群内大中小城市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仍以促进作用为主；其作用机制在于，多中心城市群相对于单中心城市群更能促进城际功能分工，但这一效应会因城市群的资源禀赋、城市之间距离、发展阶段以及区位的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本文结论为中国城市群空间组织的优化布局提供了重要启示。
区域合作是促进边缘区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合作专利和经济发展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长三角地区边缘城市在本地、省内、长三角内和全国范围内4种空间尺度的创新合作特征，通过OLS面板回归模型评估了不同尺度创新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边缘城市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微观核心创新合作主体存在差异。本地合作以传统产业内企业和地方高校为核心，省内及长三角合作由“双一流”高校和高技术企业主导，而全国合作则集中于国有电力企业之间，未能与高能级创新主体形成广泛联动。② 边缘城市本地创新结网能力较弱，跨区域创新合作具有距离衰减和择优联结特征。创新合作模式包括本地与跨区域合作均较弱的“孤岛型”，以及相对兼具内外联结合作特征的“联结型”两类。③ 省内尺度对促进边缘城市创新绩效提升最为显著，其次为长三角尺度，而本地和全国尺度合作的影响均不显著。“孤岛型”城市仅受益于省内尺度合作，而“联结型”城市则依赖长三角尺度合作。本文丰富了边缘区创新发展和多尺度创新体系的研究，为边缘城市创新发展策略制定提供了科学参考。
当前研究尚未充分解答国际酒店集团扩张过程中全球与地方的互动机制和区域影响等关键问题。本文从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出发，构建国际酒店集团的战略耦合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珠海市的高端国际品牌酒店为例，揭示了国际酒店集团的全球化策略、战略耦合模式和因果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国际酒店集团的全球化过程受制于全球与地方互动下的战略耦合模式，嵌入到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意志以及国有企业的政治、社会效益考量之中。② 市场态势和品牌价值决定耦合双方的议价能力，是影响耦合模式及演变的关键因素。③ 战略耦合扭曲了国际酒店集团的市场行为，导致其商业模式面临不可持续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可在城市尺度被区域经济系统所消化。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将战略耦合理论从制造业拓展到服务业，修正其“技术-成本”范式以契合服务业特征，提升对服务业全球化的解释力；二是从地理学视角推进酒店全球化研究，强调区域制度、地方能动性与环境风险等地理因素在全球-地方联系中的关键作用，弥补管理学研究的不足。
全球价值链（GVC）网络是国际劳动分工的重要组织模式，明晰其部门结构分异及中国地位演化，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国（区域）投入产出数据，本文构建2000—2023年GVC网络，聚焦主要部门，从时空格局、拓扑属性和核心节点等方面开展GVC部门结构分异的系统性分析，并从网络和价值链的双视角、多维度综合测度中国在GVC网络中的地位演化。研究发现：① 从整体看，GVC网络中各部门价值规模悬殊，前8位部门占比超过60%，各部门GVC网络呈现少数核心节点和骨干价值流支撑宏观结构的极化特征。② 在部门结构上，采矿业GVC网络相对稀疏且受资源禀赋约束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GVC网络的区域化特征愈发明显，机械设备制造、电气和光学设备、交通运输设备GVC网络展现全球化特征；批发和代理贸易GVC网络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为核心节点，较多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其全球分工但程度普遍较浅，而设备租赁和其他商务服务GVC网络形成爱尔兰-美国-印度骨干价值流。③ 中国在主要制造业部门GVC网络中的地位略强于采矿业和服务业，中国制造业随时间总体呈现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对原材料掌控日益加强、服务供给能力明显提升的态势，但仍面临传统制造业优势环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高技术环节绝对优势尚未形成、服务业部门影响力依然有限等挑战。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优化中国全球价值链合作、促进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攀升的政策建议。
大数据中心是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揭示大数据中心空间配置的时空演化过程，动态评估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2004—2024年中国大数据中心机架数据，应用空间统计与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大数据中心呈现东西规模大，中部规模相对较小的空间格局，且布局重心显著西移。② 空间布局受市场规模、成本要素、绿色发展与运营环境等多因素驱动，其主导模式由需求-成本导向型转为需求-成本-绿色低碳综合导向型，能源转型与技术创新已成为现阶段影响大数据中心布局的重要因素。③ 大数据中心建设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尤其对于后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作用显著，有效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本研究旨在为数据资源空间优化配置提供决策基础，解析“东数西算”重大战略工程下的区域均衡发展路径，助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
开发商是推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造城者”，研究其投资区位选择对于理解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建成环境的演化机理至关重要。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通过整合地方市场、企业特质和制度结构等要素，构建了开发商住宅项目城市选择的系统分析框架，并以我国290个城市为空间单元，建立了58家A股和H股房地产开发上市公司住宅用地购买的数据库，利用K-means聚类与梯度提升决策树算法定量分析了开发商住宅项目投资区位选择的空间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商住宅项目城市选择呈现4种空间战略模式：① 全国-中心城市模式，以万科为代表，在住宅项目城市选择时更为重视经济规模和轨道交通等因素；② 全国-非中心城市模式，以荣盛和保利为代表，经济规模和轨道交通等因素的重要程度较低，更为关注所选城市的人口集聚程度；③ 地方-中心城市模式，以首开为代表，聚焦于特定地方市场，更有赖于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方政府；④ 地方-非中心城市模式，以建业为代表，同样聚焦于特定地方市场，更重视地方信任感。研究表明，开发商投资区位选择的行为模式难以通过单一的政策调控来扭转，房地产业的平稳转型需要更深层次的地方治理现代化来推动。
产业转移是全球产业生产布局的客观规律，也是全球经济发展史的重要话题，然而以往研究重点关注产业外迁现象，而对产能回流关注较少，特别是中国提出“双循环”以来，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如何回流以及回流后与地方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了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迫切现实需要。基于此，本文在对郑州富士康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其产能回流的经济地理逻辑，以及回流后与区域如何实现新的战略耦合。研究发现：① 富士康产能回流本质上是经济地理要素的再优化。基于供应链体系及风险权衡、劳动力成本及素质优势、政策战略契合及基础优势、区域产业升级及协同效应等因素揭示了跨国企业产能布局愈发依赖区域资源禀赋的动态适配能力，而非简单的成本洼地竞争。② 富士康产能回流不仅是供应链的物理回归，更是其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范式转变。河南省与富士康通过技术共研、产业共建、风险共担，双方正从“企业主导-地方依附”的单向依附式耦合关系迈向“创新协同-利益共享”的互惠式耦合阶段，这一转变既是对全球化产业链重构的回应，也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转型升级提供了中国样本。③ 富士康产能回流后，基于权力关系的动态博弈、地缘环境中的利益互动、价值捕获的层级跃迁、空间黏性的增强机制等要素实现了与区域发展关系的战略耦合模式演变，揭示了“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第一自然优势”（供应链）与“第二自然优势”（政策）的交互作用。
数字创新网络提升要素流动效率，释放新的增长动能，成为打破经济发展困境、推动经济提速换挡的关键力量。本文基于2012—2022年数字经济领域专利合作数据刻画数字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并实证检验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正转向“钻石结构”，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四足鼎立的数字创新网络结构逐渐清晰。②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显著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缓解资本要素扭曲来助推城市经济发展。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却加剧了劳动力要素扭曲，可能是由低技能劳动力与数字创新网络结构生长不完全匹配造成的。③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五大核心城市群、强知识产权保护地区与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意味着放大数字创新网络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需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资本、劳动力优化配置效率，加快城市群数字创新网络建设。本研究从网络视角出发，强调数字创新网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加深城市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打破城际间地理和行政隔阂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
数字时代背景下，多维协调发展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论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9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多维度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其内部障碍因子。研究表明：① 数字经济多维度发展呈现显著的差异化演变特征，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的耦合协调度持续攀升但发展不充分，数字技术与数字产业的耦合度呈现下降趋势但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的耦合协调度保持缓慢上升态势，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② 数字经济多维度发展的区域差异构成了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沿海地区整体协调水平领先、中西部地区普遍滞后的梯度格局，“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③ 障碍因子识别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持续制约着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协调发展，数字产业要素短缺则显著影响产业维度的协调发展，且这些障碍因子的作用强度呈现增强趋势，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结构性挑战。研究结果对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协调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快速发展，充分认识网络零售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网络零售持续健康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以及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本文基于商务部-复旦大学消费大数据实验室的中国地级单元网络零售销售端数据，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多中心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网络零售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19—2022年中国网络零售整体规模持续增长，呈现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向周围中小城市辐射和东南沿海地区集中连片的空间格局，高-高集聚区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低-低集聚区广泛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② 网络零售视角下城市群空间结构差异明显，长三角和珠三角呈现双核多中心结构，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呈现单中心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占据核心地位的同时，部分城市的快速崛起也推动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调整。③ 生产条件、消费需求、交通物流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城市网络零售发展的四方面因素，大型城市中产业结构、科技投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作用相对更强，中等城市中人口密度和示范城市政策作用更为突出，小城市则更依赖经济规模扩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公路交通条件改善和地理标志产品的影响。
尺度建构理论认为尺度是社会建构的，主要研究不同行为体间包括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在内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尺度政治实践，其中尺度生产是实践的中心和结果，为尺度空间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现有的地缘环境研究，特别是地区地缘环境研究缺少针对这种“空间”形成的分析思路与方法。因此本文借鉴尺度建构理论，基于尺度和空间生产的思想构建了尺度建构视角下地区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并以1991—2024年的外高加索地区为例展现了一个包含多国的地区地缘环境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同时探讨了其不同发展阶段背后的演变机制。研究表明：① 在特定地理背景下，行为体或多个行为体的尺度政治实践生产出了新的“国家”尺度，进而塑造了新的地区地缘结构，这是导致地区地缘环境形成的直接原因。② 地区地缘环境形成后，相关行为体间进一步的尺度政治实践是在国际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等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些复杂社会关系的跨尺度耦合是地区地缘环境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③ 1991年外高加索三国的独立（即尺度上推）是“外高加索”作为地区地缘环境形成的直接原因。随后的30多年间，外高加索地区地缘环境经历了以“紊乱型”“失衡型”“趋衡型”三种不同地缘结构类型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基于研究结果和当前地区地缘环境的研究现状，文章对未来地区地缘环境研究提出了三点展望。
以风险视域和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定量评估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地缘环境风险理论化为全球尺度大国地缘体权力博弈的结构性不稳定、地区尺度邻近周边的威胁扩散和脆弱性的交互、单元国家尺度及国家内部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风险的综合集成，并构建了多元地缘体博弈、跨尺度耦合、跨领域互动的地缘环境风险理论框架与定量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风险。结果表明：① 多尺度的地理情景强化了风险的认知基础，周边地缘环境风险呈现“同而不和”的动态趋势，全球尺度中美在周边的权力博弈趋于激烈，地区尺度邻近周边的威胁扩散与脆弱性交互作用减弱，单元国家尺度国家内部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风险集成性增强，风险受突发性、偶发性的因素影响明显；② 不同尺度的地缘环境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存在明显空间错位，且缺乏明显空间依赖性和时空关联性；多尺度风险的时空演化并无明显规律可循，不同尺度下不同国家的地缘环境风险生成自成体系，其中，单元国家尺度风险是构成综合国别地缘环境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国内地缘环境风险则主要源于政治维度。③ 同一周边国家同时受到全球、地区、单元国家等不同尺度风险的复合影响。多尺度风险在中国周边呈无序发展态势，多尺度风险耦合表现为低水平动态关联耦合，彼此间相互作用有限且耦合度呈下降趋势，多尺度的风险协调长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但不同尺度风险的相互制约程度微幅提升。文末抛砖引玉式呼吁学界将情景化纳入地缘政治研究议程，并将其作为一个合理且常用的研究方法。
海岸带地区人口、资金、技术等各要素在空间尺度之间频繁流动，这种动态变化使得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不断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厘清海岸带系统韧性与要素流动的交互作用机制，有助于提升韧性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丰富海岸带研究。基于2010—2021年中国海岸带51个城市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可变模糊识别模型测度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水平，构建“流空间”网络综合强度矩阵，分析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与“流空间”网络时空演变格局，并在此基础上运用PVAR模型定量分析中国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与“流空间”网络的交互响应关系。研究表明：① 中国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市域间差异明显；“流空间”网络综合强度日益增强，但要素流动具有明显的地理邻接特征。② 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与“流空间”网络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稳中向好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东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格局，在市域层面上上海和广州市始终处于高级协调水平，广西和广东省部分城市则一直轻度失调。③ 通过基于PVAR模型的GMM估计、脉冲响应及预测方差分解，中国沿海市整体的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与“流空间”网络存在惯性发展特征，并且对于自身的影响都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流空间”网络对海岸带人地系统韧性的影响更大。研究为明晰海岸带韧性与要素流动的互馈机制，保障沿海地区国土空间稳定与安全，实现沿海地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极端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洪涝灾害频发，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本研究解析居民经历洪涝灾害前后的感知差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引入建成环境要素在洪涝与居民幸福感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将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基于灾前与灾后一年居民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① 灾后一年对内涝感知比灾前明显“变严重”的居民个体，其幸福感显著下降；② 建成环境在此影响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便利店密度与公交站点密度能显著缓释感知差异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而地铁站点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与人口密度则会显著加剧该负面影响。本研究从主观感知视角揭示了洪涝灾害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长期影响，明确了建成环境在灾后恢复中的差异化调节作用。结论不仅为理解灾害的社会心理后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见解，也为推动精细化、空间导向的韧性城市规划与灾后心理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深入探讨城市人口分布与热暴露风险之间的关系，对改善城市居民健康水平，提高居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方法，使用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和中国体感温度数据集，构建多中心指数与热暴露风险指标体系，解析2006—2020年长三角地级市人口分布与热暴露风险的时空演化规律，探讨城市人口多中心分布对热暴露风险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热暴露风险呈波动上升趋势，多中心指数保持相对稳定，人口聚集度呈现先增后减趋势特征；② 热暴露风险与多中心指数的高值区持续集聚于上海、苏南及浙北等地区，低值稳定分布于皖北、苏北等地区，二者空间关联呈现显著异质性；③ 相较于紧凑单中心模式，多中心指数的提升能够通过降低城市聚集指数，在空间形态上有效阻断热环境的连续性，进而显著减少热暴露人口数量与热暴露指数，该抑制效应受城市人口规模的显著负向调节，即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会削弱多中心指数带来的热环境改善效果。研究结论可以为协调城市空间形态与热暴露之间的关系、促进城市空间健康增长提供规划决策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