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地理研究所钩沉

  • 詹永锋 ,
  • 王洪波 ,
  • 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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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通讯作者:邓 辉(1964- ),男,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E-mail:

作者简介:詹永锋(1987- ),男,江西瑞昌人,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硕士。E-mail:

收稿日期: 2013-12-18

  要求修回日期: 2014-05-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4-09-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230634)

The general view abou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 ZHAN Yongfeng ,
  • WANG Hongbo ,
  • DE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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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3-12-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05-21

  Online published: 2014-09-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摘要

中国地理研究所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第一个地理学专门研究机关,1940年8月1日成立于重庆北碚,1950年4月以该所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建国事业对地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朱家骅对在中国发展地理学的大力提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息金收入的资金支持和近代以来地理学专门研究机构的缺失共同构成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的历史背景。成立后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地理学者,开展了广泛的地理实地考察,撰写了丰富的地理著作,出版了多种地理读物,培养了众多的地理学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引用格式

詹永锋 , 王洪波 , 邓辉 . 民国时期中国地理研究所钩沉[J]. 地理研究, 2014 , 33(9) : 1768 -1777 . DOI: 10.11821/dlyj201409017

Abstract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was the first professional geography institute i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in China and which was the only professional geography institute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It was founded on August 1, 1940 in Beibei, Chongqing. and its founding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geography stud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it,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CAS Preparatory Office was established in April 1950, and most institute relevant with geography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ere also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i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demanded a large number of geographical professional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no professional institute majoring in modern geography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mpt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China, Zhu Jiahua (Chu Chia-hua) had made great efforts during that period. As the board chairman of the Sino-British Institute Fund, he had given strong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China during his tenur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strong employment demand for geographical professionals. All these factors above consi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s foundatio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must date back to the Geography Institute of Academia Sinica preparatory office. Its address initially was in the Beibei district of Chongqing, afterward it moved to Nanjing in 1947. During 1940-1949,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invited many capable geographical professionals to focus on professional geographical research. Most of these researchers pullulate to be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geography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have carri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field investigation, such as Jialing River Basin Investigation, Hanzhong Basin Investigation, East Sichuan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Dabashan Mountain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Westnorth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Basis on these investigation they written a great deal of geographical papers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geographical publications. It founded two important journals—Geography and Measurement. The Geography journal was the only continuous published quarterl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is institute has also brought up numerous geography professionals, such as Lin Chao, Zhou Lisan, Zhou Tingru, Guo Lingzhi, Shi Yafeng, Wu Chuanjun, Xia Jianbai, Wang Zhizhuo et al., and conducted fruitful scientific research. All of these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引言

作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三所的前身,1940年成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理学专门研究所,也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地理学专门研究所,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地理学研究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所内研究人员在振兴中国地理学事业中发挥了骨干和带头作用,多人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为我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在中国地理学史中关于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学术地位的研究似乎没能引起重视,仅见若干篇原所内研究人员的回忆介绍性的文章,尚无系统的文章予以阐述,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历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遗憾。本文拟从创所背景、发展沿革、研究人员组成、学术考察活动、学术成果整理和出版等方面,再现“中国地理研究所”概貌。

2 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创办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地理学在国防、外交、民生事业等方面的重大作用,逐渐被国人意识到。当时支援抗战的基础是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的国防、工业、交通、农业等各项事业,这些事业的建设“莫不需要地理专才为之设计”,因此,此时国家急需大量地理专门人才为抗战建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然而我国地理学发展较缓慢,国人对于我国广袤国土的自然地理背景与人民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及信仰等方面,知之甚少;对于遥远广阔的边疆情形,更是隔膜,每每遇到边疆问题,却需要参考外国地理学家们在中国的旅行记载,“这是多么可耻的事”!为全面了解我国地理国情,充分发掘国家资源以支持抗战建国事业,设立一个地理学专门的研究机关“以从事地理高深学术的研究,以训练大批地理的专门人才”,以普及国民地理教育,从而加深人们对祖国大好山河和各地风土人情的认识,甚为迫切。同时,地理教育在激发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培养国民深厚的民族国家观念、增强国民抗战必胜信心方面的作用更是倍受重视,地理教育遂成为当时革命建国教育的两大中心科目之一[4]
抗战前,中国地理学发展尚属良好。自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后,又有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后改称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华地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禹贡学会等与地理学有关的学术机关团体相继建立,这些学术机关团体虽非地理学专门学术研究机关,却也较好的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然而抗战爆发后,中国地学会、中华地学会、禹贡学会等地学相关团体和研究机关被迫停止活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地理学会虽然内迁至重庆继续开展活动,但是中国地理学会重在联络各地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和与地理学有关的教育及学术机关,而非从事地理学专门研究;中央地质调查所虽为一学术研究机关,然其研究工作多为地质学方向。可以说直到1940年,中国地理学界尚无专门学术研究机关。
基于救亡图存及发展中国地理学的需要,专门的地理研究机关呼之欲出。在这一过程中,朱家骅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朱家骅在民国时期曾历任教育、学术、政府等多个领域要职。他在谈到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时指出“自清季变法设学以来,各种自然科学,如动植物、地质、数学、理化等,继人文科学之后,渐为国人所重视。……独于导源最远之地理一科,反而忽视”,究其原因,地理学“提倡之疏,实亦无可讳言也”。为使地理学在中国得以全面发展,他极尽能事为之提倡。早在1917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期间,他曾极力建议在北大增设地理学系;1927年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时,认为要实行孙中山建国方略,“其根本之图,厥为两端:一为图(土)地测量,二为地质调查”;在参与国立中山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校务工作时,曾多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建议在国立大学理学院普遍增设地理学专业,遂有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国最早一批大学理学院中地理学系的设立;在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期间,他主持中英庚款留学生专业名额选拔时规定每届留学生中必须有攻读地理学的学生[10]。因此著名地理学家黄国璋在评价朱家骅对中国地理学发展之贡献时,认为他“为中国地理学奠定一个始基”,对中国地理学的顺利发展有“首倡的功劳”。
至1940年,抗战之前去国外留学研习地理学的学生已有数十人回到国内,各国立大学地理学系的学生,也有部分已经毕业。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地理专才,竟常常发生就业问题,甚至有些人被迫弃其所学而他就。朱家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筹设一纯粹的(地理)学术机关,举办区域考察”。若此,一可以为地理专门人才提供研究平台,为抗战建国事业贡献力量;二可以在全国地理学界倡导实地考察工作,以弥补大学地理教育中少有实地工作的不足。而筹设地理学术机关所需经费,他担任董事长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正好可以提供。由于朱家骅长期担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该会向来极重视支持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且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所能支配的庚款数量在当时各国庚款中为数最多,该会愿意继续资助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至此,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的条件已相当完备。

3 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创立、发展沿革和经费来源

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创立,应追溯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为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机关,1937年,该院拟筹建地理研究所,并聘请李四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请丁骕在庐山为地理研究所监修所址[3]。旋因抗战军兴且经费困难,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建地理研究所一事一时未能如愿实现。
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向来极重视在中国提倡发展地理学,特提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由该会完成国立中央研究院未完成事业,筹办地理研究所。1939年12月,朱家骅请黄国璋筹设中国地理研究所。1940年8月1日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四川北碚(今重庆市北碚区)正式成立[4],黄国璋被任命为首任所长,所址位于四川北碚中山路15号。作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抗战时期自办的事业,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经费主要由该会拨付。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金,主要由基金和息金两个部分组成,基金主要用于实业;息金历年收入总计2375余万元,主要用于教育文化事业,中国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即由这部分资金拨付。
1943年为避免日机轰炸和节约房租开支,所址迁至北碚城南六公里的状元碑蔡家湾。
1945年9月,黄国璋因在中央设计局任职,业务繁重,无法顾及中国地理研究所内工作,故请辞所长一职,所长由李承三代理,所址于1946年初迁回北碚市区的中山路23号;1946年8月,因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经费困难,中国地理研究所改属于中华民国教育部,其研究经费改由教育部拨付,林超接任所长。1947年6月,该所完成由重庆北碚迁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市事宜,所址为南京市苏州路1号。
1948年所址迁到南京市山西路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旁的一幢楼房内;为进行华南调查工作,该所在广州设一工作站和中山大学地理系合作。1948年冬,林超代表中国赴葡萄牙出席国际地理联合会第16届大会,罗开富代理所长。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令中国地理研究所迁往广州,这一迁所命令,造成所内人员分散:约有10人去往广州,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展工作;有9人决定留在南京,成立了以周立三为首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南京工作站迎接解放;另有部分人员回老家或投亲。
1950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成立,中国科学院准备接收中国地理研究所,1950年4月23日,中国地理研究所迁至南京市北京东路(今南京地理与湖泊所址,原称小九华山)[3]原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小楼办公,并决定以中国地理研究所留在南京的力量为基础,设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至此,中国地理研究所主要力量汇入中国科学院。
自1940年8月1日正式成立,到1950年4月以该所为基础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前后延续近10年时间。

4 所内研究人员组成和名单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时,所内就工作性质分为自然地理组、人生地理组、大地测量组和海洋学四组,各设主任一人,与所长共谋各组工作的进行。关于所内研究人员组成,李承三在《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六年和将来》一文的附表中对1946年8月以前自然地理组和人生地理组的研究人员有较详细记录,然而对于大地测量组和海洋学组的人员组成,以及1946年8月以后入所的研究人员没有记录。以下分组叙述各组研究人员构成。
自然地理组由李承三任主任,1946年8月以前先后在组内的研究人员有王德基、陈恩凤、周廷儒、郭令智、冯秀藻、朱克贵、刘培桐、高泳源、黄绍鸣、施雅风等人。人生地理组由黄国璋任主任[5],1946年8月以前先后在组内的研究人员有林超、杨克毅、周立三、楼桐茂、薛贻源、郑象铣、冯绳武、黄秉成、孙承烈、杨曾威、王成敬、钟功甫、谢觉民、史立常、龙章、侯学焘、陈泗桥等人。
另据《中国地理学会第五届年会记录》记载,1946年前入所的研究人员还有汪肇修、王秉成、毕中道、杨建勋四人。
1947年中国地理研究所改属教育部之后,自然地理组和人生地理组合并改组为区域地理和边疆考察两组[16]。增聘入所的研究人员有罗开富、沈玉昌、罗来兴、符严翼、吴传钧[3]等人。
该所大地测量组是中国测量学界的第一个专设组织,“其意在谋高深测量学术之研讨,并与国内测量事业机关,共策技术上之改进”。该组主任由曹谟担任,初设在北碚,1943年,为与同济大学测量系合作,该组全体迁往南溪李庄。先后在组内的研究人员有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方俊、李葆厚、杨应昆、龚谨、朱成燐、徐芝荪、唐馀佐、张文汉等。1947年中国地理研究所改属教育部后,大地测量组单独划出,与同济大学合办为大地测量研究所,后因经费关系,旋即停办[16]
海洋学组由马廷英任主任,组内研究人员有唐世凤、成荫等(见表1)。为研究方便起见,海洋学在福建省设立工作站,该组全体迁往福建省;1945年,受研究经费的限制,该组全体转隶于厦门大学。
Tab. 1 Geographer in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表1 中国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单[3][5][19][20][22]

自然地理组 人生地理组 大地测量组 海洋学组
主任 李承三 黄国璋 曹 谟 马廷英









组员
郭令智 林 超 夏坚白 唐世凤
高泳源 周立三 陈永龄 成 荫
王德基 楼桐茂 王之卓
周廷儒 薛贻源 方 俊
陈恩凤 孙承烈 李葆厚
冯秀藻 王成敬 杨应昆
朱克贵 杨克毅 龚 谨
刘培桐 郑象铣 朱成燐
施雅风 冯绳武 徐芝荪
黄绍鸣 黄秉成 唐馀佐
沈玉昌 杨曾威 张文汉
罗来兴 钟功甫
符严翼 谢觉民
罗开富 史立常
汪肇修* 龙 章
王秉成* 侯学焘
毕中道* 陈泗桥
杨建勋* 吴传钧

*所属研究组未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地理学者多成为我国地理学界的骨干,林超、周廷儒、周立三、吴传钧、施雅风等5位入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录入的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家名录,占录入总数的28%;黄国璋、夏坚白、周廷儒、王德基、林超、周立三、冯绳武、刘培桐、沈玉昌、钟功甫、吴传钧、施雅风等12人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地理学家名录,占入选总数的21%;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方俊、周廷儒、周立三、郭令智、吴传钧、施雅风等9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可以说中国地理研究所为中国地理学造就了一大批地理学家。

5 开展的工作与成果

成立后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以从事高深地理学术研究和推动中国地理学的长足进步为己任,所内的研究人员都具有强烈的振兴和发展地理学的责任感,所内研究人员都积极的参与到研究工作中去。该所成立之时,所长黄国璋指出“因为成立伊始,同时为受战事的影响,国内外的交通很感困难,图书设备一时难期完备,室内研究工作进行诸感不便”,因此全所初期确定暂时以实地考察工作为中心,以室内工作为辅助的工作方针。1944年以后,经费拮据,大型实地考察工作已难开展,室内工作成为该所工作重心,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所内的工作重心以整理和出版先前实地考察成果为主。

5.1实地考察工作及代表成果

实际上当时地理学在中国尚未脱离草创时期,全国范围、甚至是区域内有计划、大规模的实地考察工作没有铺开,对于全国地理的真实面貌国人没有全面的了解,在抗战救亡大背景下,结合地理学经世致用意旨,“除了从事实地考察工作之外,也没有其他更为妥善的途径”[4]。中国地理研究所在成立初期,连续组织人员开展一系列地理实地考察,如嘉陵江流域考察、汉中盆地考察、北川铁路沿线煤田考察、川东地理考察、大巴山地理考察、福建省东山岛海洋考察、合川渠河方山地貌调查、西北史地考察等。这一时期的地理考察是中国地理研究所近十年时间里最有成就的系列地理考察,福建省东山岛海洋考察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唯一一次海洋考察,尤其在四川和西北地区开展的地理考察,被认为代表了民国时期地理学实地考察的广度和深度;嘉陵江流域考察和汉中盆地考察更是开我国综合性区域地理调查的先河,其考察成果《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和《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亦被誉为抗战八年我国地理学代表性成果。
1944年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难以支付大规模考察经费,直至抗战胜利,所内已没有力量组织大规模的考察。这一时期工作重心转到室内,整理撰写地理考察报告,陆续编辑出版了《地理》卷4和卷5、《地理集刊·第一号(暂行本)》、《地理集刊·第二号(暂行本)》、《地理集刊·第一号》、《地理专刊·第一号(暂行本)》、《地理专刊·第二号(暂行本)》、《北碚志·地理篇》等研究成果。
李承三任所长期间,致力于将所内多年积压的考察报告编印出版,陆续出版了《地理专刊》1-3号、《四川经济地图集》等成果,特别是《四川经济地图集》,它是我国第一部专业经济地图集。此时地理考察工作亦恢复,该所派钟功甫和施雅风参与了由资源委员会黄秉维主持的长江三峡淹没区损失调查、川东鄂西三峡工厂水库区经济调查和川西水利区域考察。
1947年后,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南京的三年,所内研究人员参加了部分地理调查。1948年春罗来兴参加了由资源委员会举办的浙江黄坛口水库淹没损失调查;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楼桐茂、吴传钧积极参加了南京市城乡经济关系调查。
Tab. 2 Geography survey by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表2 中国地理研究所实地考察工作列表[3][5][19][21][28]

实地考察项目 参与人员 考察时间 代表成果
嘉陵江流域考察 李承三、周廷儒、郭令智、高泳源、林超、楼桐茂、王成敬、孙承烈 1940年11月1日-1940.12月底 《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
汉中盆地考察 王德基、薛贻源、黄绍鸣、陈恩凤、刘培桐 1940年11月8日-1941年5月 《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
川南滇北考察 李承三 1940年1月 《叙昆铁路北段游记》
国立编译馆之广汉地理调查 周立三 1941年 未详
灌县都江堰附近地理考察 李承三、王成敬 1941年春 《灌县都江堰附近之今昔地理》
福建省东山岛海洋考察 马廷英、唐世凤、成荫 1941年9月3日-1941年10月7日 《东山岛海洋观测通讯》
北碚北川铁路沿线煤田考察 杨克毅、钟功甫 1941年11月-1941年12月 《北川铁路沿线煤矿区区域地理》
农林部青甘考察团 陈恩凤、冯秀藻 1941年 未详
西北史地考察 李承三、周廷儒 1942年4月下旬-1942年10月下旬 《甘肃青海地理考察纪要》
川东地理考察 杨克毅、朱克贵、谢觉民 1942年4月下旬-1942年8月初 《川东地理考察简报(附图) 》
合川渠河方山地貌调查 高泳源、孙承烈考察,王锡光绘图 1942年7月-1942年9月 《四川合川县方山景观》
大巴山地理考察 林超、楼桐茂、郭令智 1942年9月-1942年12月 《大巴山地理考察简报》
涪江流域地理考察 杨曾威、王成敬 1942年11月-1943年2月 《川西北步行记》
青海大河坝土壤调查 陈恩凤、冯秀藻 1942年 未详
成都平原东北部调查 周立三 1942年 《成都平原东北部农业地理》
国父实业计划西北考察 周立三 1943年 《哈密——一个典型的沙漠沃洲》
西北科学考察 李承三、林超。 1943年 《新疆北部边界考察报告》
中央设计局西北建设考察 杨克毅 1943年 《西北边疆地理》
川西水利区域考察 施雅风、黄秉成 1946年2月13日-1946年5月15日 《川西地理考察记》
长江三峡淹没区损失调查 黄秉成、施雅风、钟功甫 1946年夏-1946年底 《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
浙江黄坛口水库淹没损失调查 罗开富 1948年春 未详
南京市城乡经济关系调查 楼桐茂、吴传钧 1949年夏 《六合县的地方经济》

5.2 编纂工作成果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前,《地学杂志》、《地理杂志》、《地学季刊》、《禹贡》半月刊、《地理月刊》、《地政月刊》、《地理教育》、《地理教学》等抗战前创办的地理学刊物早已在抗战爆发后被迫停办;仅剩中国地理学会创办的《地理学报》依然出版,然而因印刷及经费困难,自1937年以后《地理学报》已由季刊改为年刊出版[16]。抗战爆发后至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前,抗战早期的中国地理学术园地几成荒漠,地理学方面的出版物极少见。
为丰富我国地理学术园地以满足人们对地理读物的需求,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地理学学术刊物编纂出版方面用力颇多。为“广立我国地理学的基础,谋我国地理学长足的进步”,该所在1941年创办《地理》季刊。《地理》季刊主要登载比较短篇通俗的文章,“一以传布地理的知识,增加一般人对于地理的认识和兴趣;一以藉与海内同道相研讨,期收集思广益之效果”,到1949年,《地理》共出版6卷24期,刊载文章数总计近140篇。《地理》季刊实乃上世纪40年代动荡时期中国唯一连续出版的地理学季刊,它的创刊出版在当时中国地理论坛方面“不啻是空谷足音”[28]。除《地理》季刊外,中国地理研究所出版有《地理集刊》、《地理专刊》;大地测量组编辑出版有《测量》季刊和《测量专刊》,《测量》季刊可以说是我国测量学界第一块专业学术园地;海洋学组亦编辑出版有《海洋专刊》一、二册和《福建海洋考察团初步报告》一、二册等研究刊物[25]
地图的编制出版亦受到该所极大重视,该所成立之时,即有制图室的设置。中国地理研究所陆续出版的地图有《嘉陵江苍溪合川间阶地分布图》、《嘉陵江苍溪合川间河道变迁图》、《方山地形图》、《四川经济地图集》(附《四川经济地图集说明》)、《四川省分县图》等学术研究地图,此外还出版有《缅甸全图》(附《缅甸全图中英英中地名对照表》)、《泰越全图》(附《泰越全图地名对照表》)、《印度全图》、《南洋群岛全图》、《苏联新图志》等学校用挂图,以补坊间地图的不足。
Tab. 3 Publications by China Institute of Geography

表3 中国地理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列表

编者 刊物名称 出版时间(年)
中国地理研究所 地理 1941-1949
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 测量 1941-1945
李承三等 嘉陵江苍溪合川间阶地分布图 1941
李承三等测绘 嘉陵江苍溪合川间河道变迁图 1941
唐世凤,成荫 东山岛海洋观察初步报告 1941
中国地理研究所 地理集刊 1942-1943
马廷英,唐世凤 中国地理研究所海洋集刊 1942-1943
中国地理研究所 中国地理研究所测量专刊 1942-1944
中国地理研究所 地理专刊 1943-1946
王吉波,章高炜等 缅甸全图 1943.10
中国地理研究所 缅甸全图中英英中地名对照表 1944.6
傅秉荣编 泰越全图 1944.10
中国地理研究所 泰越全图地名对照表 1945.4
中国地理研究所 印度全图 1945.10
王锡光等 方山地形图 1945.10
中国地理研究所 四川省分县图 1945.12
王吉波,房国翔等 南洋群岛全图 1946.1
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等 四川经济地图集 1946.4
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等 四川经济地图集说明 1946
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等辑 苏联新图志 1949

6 结论

6.1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建国事业迫切需求大量地理专门人才,然而当时极少数的地理专门人才却因为中国地理专门研究机构的缺失而报国无门,在朱家骅大力提倡之下,其担任董事长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出资资助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为给地理人才报效国家提供平台以支援抗战,也为更多的造就地理人才以推动中国地理学长足发展,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专门学术研究机关——中国地理研究所在黄国璋主持下于重庆北碚应运而生。
6.2中国地理研究所内部按研究工作性质将所内的研究人员分属于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和海洋学四组,并为各组广罗专门人才,建立起高层次的研究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周立三、周廷儒、郭令智、施雅风、吴传钧、夏坚白、陈永龄、王之卓、方俊等著名地理学家,当时都在中国地理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
6.3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后,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一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地理实地考察工作,足迹遍及今天西南、西北大部分省区,开我国综合性区域地理调查先河,地理考察典型成果《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和《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代表了抗战时期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成就;还进行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唯一一次海洋考察——福建省东山岛海洋考察。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地理刊物,10年间该所出版了丰富的地理学季刊、专刊、集刊、图集和挂图,《地理》季刊更是上世纪40年代动荡时期我国地理学领域唯一连续出版的季刊,《测量》季刊亦是当时我国测量学界的重要学术阵地;该所编纂出版的《四川经济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专业经济地图集。
总之,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地理学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应时代需求而创办,广罗优秀的地理人才,开展了众多开创性的地理学研究工作,形成了丰富的地理学成果,造就了一大批著名地理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内地理学研究机构的广泛设立开创了始基,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1]
施雅风.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介绍. 科学通报, 1954, 5(4): 61-62.

Shi Yafeng. Work introduction abou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CA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54, 5(4): 61-62.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建所70周年暨综合科学考察55周年. 地理研究, 2010,29(9): 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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