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钱俊希; 朱竑

doi:10.11821/dlyj201503003

地理研究 >

2015 , Vol. 34 >Issue 3: 422 - 436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503003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钱俊希 ,
朱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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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朱竑(1968- ),男,甘肃临夏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与旅游地理。E-mail:zhuh@scnu.edu.cn

作者简介：钱俊希(1987- ),男,江苏扬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城市研究。E-mail:junxi.qian@gmail.com

收稿日期: 2014-10-11

要求修回日期: 2014-12-30

网络出版日期: 2015-03-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1125,41401139)

科技部973前期研究项目(2014CB460614)

收起

Theoretical unity and thematic diversity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QIAN Junxi ,
ZHU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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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4-10-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4-12-30

Online published: 2015-03-1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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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新文化地理学; “超有机体”理论; 文化的社会建构; 话题多样性

本文引用格式

钱俊希 , 朱竑 .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J]. 地理研究, 2015 , 34(3) : 422 -436 . DOI: 10.11821/dlyj201503003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verview and scrutiny of what is termed th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which first emerged in the 1980s and has acted as a radical rethinking and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approach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undamental rationales and orientations in new cultural geography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s an established field of knowledge and research, does have a relatively unifie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bove all, new cultural geography rejects the idea of superorganism that undergirded the theoretical edifice in traditional cultural geography, especially the Berkeley School of landscape studies. It undermines the Sauerian view of culture as an ontological entity that determines ways of life from above. In contrast, new cultural geography conceptualizes culture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at emerges, in a bottom-up manner, from everyday life and social practices. It is contingent upon social contexts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radically unstable and dynamic. Culture, in this sense, provides a system of meanings and values that grassroots social actors inhabit and, in many circumstances, also contest. Meanwhile, geographical elements, such as nature, landscape, space and place, are not merely the passive expression or container of culture. Rather, they are inherently constitutive of cultural meanings, values, norms and ideologies. In other words, the formation of culture works through geography and spatiality as medium.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aper also stands for the diversity of research themes and topics. Such diversity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risk of disciplinary fragmentation, but a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culture per se. Because culture is viewed as emerging from actual social practices and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s, its study necessarily covers diverse aspects of social life. New cultural geography also places a focus on multiple social groups and scales, which further adds to its richness. This article calls for Chinese geographers’ enhanced engagement with new cultural geography. Not only to grasp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in which geography is constitutive of meanings and values, but also to know how the study of culture has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other sub-disciplines in human geography, such a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geography.

Key words： new cultural geography; theory of superorganism;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thematic diversity

1 引言

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看来,学术研究中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指的是某一知识领域的基本假设、基础理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根本变化^[1]。从这一定义来看,传统文化地理学向新文化地理学的转型无疑是一次革命性的范式转变。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new cultural geography)从三个方面重构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首先,新文化地理学重新界定了“文化”这一核心概念。文化不再被认为是由精英或学者所识别的区域文明的结晶或精华^[2],亦非一个高高在上、自上而下地决定社会行为的“物体”^[3],而是社会成员自下而上建构并认同的一整套意义、价值与体验的系统,且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相互生产的辩证关系。

与之相关,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分类明确的文化要素,如服饰、饮食、聚落等生计文化元素,语言、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元素,或婚姻、法律、政治组织等制度文化元素^[4],而是涵盖一切通过社会行动、社会互动或日常生活实践所建构的意义、情感、身份认同、价值以及意识形态。这也决定了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话题有着史无前例的多样性：不仅关注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也关注不同人群之间瞬息万变的社会关系。

最后,新文化地理学反对黑格尔哲学与笛卡尔哲学框架下的“绝对空间”的认识论。新文化地理学认为,空间与地方不是文化的“容器”或“载体”,而是意义、价值、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形成以及产生效应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人们不仅给特定的空间或地方赋予了文化意义,且许多价值、规范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本身即蕴涵了对空间或地方的再认识与再定义。因此,空间和地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5,6],且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形成必须要以景观、空间或地方的生产作为媒介。

下文将通过具体研究话题的简要介绍,对这些稍显晦涩的理论观点加以阐释。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理解进行简要的探讨。在以区域主义、描述性解释为主要特征的早期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区域的文化特质是人—地关系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但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随着区域主义让位于科学主义、计量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文化”由于难以归纳入定量模型之中,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显得暧昧不清。在英国,学科身份非常清晰的“文化地理学”长期以来并不存在。真正具有分支学科地位的文化地理学出现在美国,并以索尔(Carl Sauer)创立的伯克利景观学派作为其核心代表。索尔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在“文化”的指导下改造自然景观的产物^[7]。换言之,文化景观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特质的再现与表达。显然,隐含在索尔的景观理论背后的“文化”是一个具体的“物”。用Don Mitchell的话说,索尔理解的文化是一个比人和社会过程更为宏大的存在,且自上而下地“决定”了一个区域的生活方式^[3]。另一方面,伯克利学派的研究也暗含了一个理论预设,即一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整体”(totality)的属性。通俗地看,这指的是一个区域的文化乃是“铁板一块”的,是静态的、同质的,不具有内部的多元性与冲突性;且从时间维度来看相当稳定,不呈现明显的动态与重构过程。

索尔的学生泽林斯基(Wilbur Zelinsky)以更为明晰的理论语言,将文化定义为一种“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明确地赋予“文化”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地位与意义,并将“文化”与“社会”置于两个独立的认知领域之中。在他的经典之作《The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泽林斯基认为有一个稳定的、普适性的美国文化,不仅超然于实实在在的人类生存经验之上,也是每个人必须接受与服从的^[8,9]。“超有机体”的观点不仅彻底将文化“具象化”了,也在不经意中将文化研究推向了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即区域研究与景观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

英美文化地理学界对于“超有机体”理论的抨击,起源于James Duncan于1980年发表的经典论文^[10]。在新文化地理学里程碑式的教材《Maps of meaning》中,Peter Jackson对索尔学派的文化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11]。Jackson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索尔学派将人的能动性降格为接受“文化”指导的能力,而忽视了人积极建构文化意义的能力。其次,索尔常常将文化与传统或民俗等同起来。这使文化凝固于过去,因此“原真”的文化往往只能保存在乡村甚至原始的、未发展的“他者”社会。索尔开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反现代、反城市的意涵,似乎现代性与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变迁无法生产原真的意义与价值系统。最后,在“超有机体”范式下,研究的核心在于“文化”在物质景观中的表达。因此,传统文化地理学忽视在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意义、符号、价值与意识形态。

当然,同时期英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概念也未见得比美国学者更与时俱进。受到泰勒(Edward B Tylor)的《原始文化》一书的影响,英国学者同样将文化看做具有“本体”属性的“物”^[12]。对文化的研究局限于生硬地将文化作为解释社会行为的变量,而忽视了文化建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由于文化被理解为具体、固化的事物,Phillip Wagner与Marvin Mikesell在他们编辑的文集《Readings in cultural geography》中将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任务机械地认定为“文化与文化元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也就不足为奇了^[13]。

国内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经典范式,来自于王恩涌在编译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地理学导论》一书。这本著作提出的研究框架,也被周尚意等编著的教材《文化地理学》较为忠实地继承^[4,14]。王恩涌引介了Terry Jordan的《The human mosaic: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中提出的文化地理学的五个核心主题,即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文化景观。这一理论框架结合了人地关系、景观研究、空间分析等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传统,倾向于将文化理解为具象化的“物”。因此,更符合传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以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15,16],且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近些年来,基于旧范式的研究在主流期刊的可见度明显下降。迈克·克朗(Mike Crang)的《文化地理学》和Kay Anderson等人编辑的《文化地理学手册》也均已有中文版问世^[17,18]。两部著作遵循新文化地理学的范式,对国内研究的范式更新起到了推动作用。新文化地理学受到的关注,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内部的一些思考或反思有关。一方面,国内地理学界已经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文化转向强调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呼吁将文化纳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整体框架中^[19,20]。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僵化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方法论的借鉴,呼吁重视价值观、个人意识、情感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与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21,22]。

当然,作为一种相对年轻的研究范式,新文化地理学也不可避免地容易引起学者的疑惑、质疑甚至批评。从国内人文地理学所遵循的主流范式来看,学者对于新文化地理学的质疑与批判最有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中国的人文地理学被过度定位为一个应用性学科,因此能否为经济发展服务往往成为判断研究价值的终极准绳,理论总结与知识生产反而退居次席^[23,24]。而新文化地理学恰恰是一个高度依赖理论与概念总结的研究领域。同时,国内人文地理学中依旧占据重要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倾向于将经济、社会与文化看作是彼此割裂与独立的领域,人文地理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对话依然较为欠缺。因此,尽管新文化地理学者为研究注入了许多新颖、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话题,但也容易被批判为过于偏门,过于“阳春白雪”,以及与社会发展的主线脱节。

(2)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已逐渐显现出新文化地理学话题的多样性。从近年来国内权威地理学期刊发表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可以看出,学者的研究兴趣已触及到景观与文化认同^[25]、地方认同与地方性^[26-28]、记忆与怀旧^[29,30]、地方感与地方依恋^[31,32]、女性主义地理学^[33]、饮食地理学^[34]、日常生活地理学^[35]、想象地理学^[36]、微观文化空间^[37]等众多议题。而阐释不同实证案例的理论视角、文献基础、乃至研究方法也是各取所需,相对独立。“一切都是文化”^[38],这也许是文化地理学者的自嘲之语,但也时常被用来表达对新文化地理学的含蓄批评,即新文化地理学存在对“文化”概念的过度泛化,从而造成了学科的破碎化与分散化。

(3)新文化地理学是否坚定保持了“地理学”的学科身份,也常常成为评论的焦点。由于新文化地理学关注文化本身的生产与建构的过程,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结合较多,因此常有学者认为新文化地理学偏向社会研究,看不到地理学的内涵,难以体现出人—地关系这一地理学的基本视角。在国内学界,新文化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的高度结合时常引发有关文化地理学“去地理化和泛文化化”的学科焦虑^[39]。

(4)对新文化地理学的最后一个负面印象,可能来自于新文化地理学目前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即较多关注微观尺度的景观与空间,但对宏观尺度的地理现象或空间关系的分析似乎显得力不从心。

针对如上可能出现的质疑之声,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阐述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对“文化”有其明确的定义,而非简单的泛化。这体现在新文化地理学者都坚持“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主体自下而上建构或生产的。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①

新文化地理学并非有“去地理化”的倾向,而是重构了人文地理学中的人—地观,即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要素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关键维度;

②

文化不是与经济、社会割裂的研究领域,也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副产品”,而是对经济、社会与政治系统有着建构性、生产性的作用。文化具有其社会与经济功能,文化地理学不应被看作一个较“偏门”或“小众”的学科,有潜力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展开积极的对话与合作。第二,认为研究话题的多样性是新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且这种多样性不应被理解为学科的分散性或破碎性。如果文化发源于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那么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话题必然涵盖社会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方方面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开放性与多样性,使得地理学者可以积极参与到许多有关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如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消费政策、少数群体权益、创意城市等),获得了从地理或空间视角发声的一席之地。诚然,在研究尺度上国内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确存在研究尺度偏微观的问题,但这仅能说明国内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尚不够成熟,而非新文化地理学仅能在尺度微观上发挥作用。

2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

2.1 文化唯物主义

正如前文论及的,新文化地理学不是一个分散化或破碎化的学科,而是有明确的理论统一性。新文化地理学者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批判,并非依赖于对“文化”概念的泛化,而是建立在“再定义”(re-definition)与“再理论化”(re-theorization)的基础之上。尽管英美学者时不时担忧新文化地理学会陷入到有关文化差异、边缘人群或小众文化品位的“狂欢”之中,但新文化地理学持续发展的生命力,研究话题的不断拓展,都佐证了新文化地理学确实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主线,以此来维系其学科发展的脉络。

从根本上来讲,新文化地理学理论统一性体现在新文化地理学者的基本理论立场,即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而非固定不变的“事物”。如果说传统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是决定社会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个变量,那新文化地理学则刚好相反,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关系之下,通过人积极的能动性建构而来的。换言之,文化是社会的产物,而非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与上面提及的问题(2)相对,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理解不是虚无的,而有统一且严密的理论界定。

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有浓烈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讨论,因此也被称为文化唯物主义。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文化”作为一个由意义、价值、符号等构成的象征系统,形成于社会成员所处的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同时,威廉姆斯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并非对文化发挥僵化的、单一的决定作用,而是为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形成限定了一个约束性的情景。在这一情景中,社会成员积极地运用自身的能动性,通过创建意义与价值的系统,来调适社会变迁与发展的过程。权力结构中的统治阶层需要通过文化意义来维持既有的社会关系,而底层社群亦需要通过意义和价值的系统来适应、协商甚至抵抗生存现状^[40,41]。在《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威廉姆斯将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总结为^[42]：

从文化的“社会”定义来看,文化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表达了特定的意义与价值。这些意义与价值不仅从艺术或学习中获得,也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之中。从这个意义出发,文化的分析就是厘清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蕴藏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即文化)之中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文化的其他定义的追随者来说,“生活方式”的分析所囊括的一些元素显得并不“文化”：生产的组织、家庭的结构、表现或治理社会关系的制度结构、社会成员交流的方式。

许多国内学者熟知的威廉姆斯的名著《乡村与城市》便为这种社会性的、“自下而上”的文化观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在这一著作中,威廉姆斯分析了16世纪以来英格兰乡村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形象,发现主流社会倾向将乡村理解为一个简单、自然、淳朴和恬淡的地方,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城市生活的精神空虚与道德衰败。威廉姆斯认为,这类文化形象绝非乡村文化“本质”的忠实再现,而是早期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社会情景下,人们对城市生活产生的疏离感在乡村文化意象上的投射^[43]。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义的生产并非只在“虚无缥缈”的话语层面发挥作用,而是常常充当社会经济行为的媒介,甚至驱动。在英国乡村浩浩荡荡的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地产资本对乡村的入侵,以及对乡村景观的重塑,便高度依赖于表征乡村特质的一系列文化符号^[44]。

唯物主义文化观的另一个著名案例来自汤普森(E P Thompson)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一个相对新生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的社会行为似乎很难说是由根植于“传统”的“文化”自上而下决定的。但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具有其积极的文化意识与身份认同。工人阶级内部形成并共享的激进主义、阶级团结、集体主义、互相扶助、循道宗信仰等文化形式或文化价值,都体现了工人阶级自我塑造的能动性,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响应^[45]。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再定义也受到文化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及他所在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的重要影响。霍尔对文化地理学最大的启发在于将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46]。他明确提出,在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建构中,作为意义与价值系统的文化具有关键作用。统治阶层维持既有的权力关系,必须建立在底层阶级对其宣扬的意义与价值的接纳之上,而底层阶级亦可通过意义与价值的生产,对既有的权力关系进行抵抗^[47,48]。由此可见,文化本身是充满了冲突、紧张与斗争的过程。正因如此,地理学家Don Mitchell认为“文化战争”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3]。

2.2 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

由此可见,新文化地理学完全抛弃了具有本体论色彩的“文化”定义^[38,49]。文化唯物主义强调社会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因此理解文化对理解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有着重要的裨益。在这一基本理论立场之下,还可引申出两个重要的观点。

第一,与上述提及的问题(1)相对,本文认为,对文化的研究并非一个较为“偏门”或与社会发展主线脱节的领域。将社会、经济等领域与文化孤立开,体现的是僵化的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然而,现实世界的社会经济过程是深刻地嵌套在文化与意义之网中的。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并非经济或社会的附庸。这也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所坚持的核心观点之一^[50]。正如威廉姆斯的乡村案例所揭示的,文化常常是社会与经济行为的重要中介与推动力。例如,在经济领域,大量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与符号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交流协商的结果^[51],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笔下的“文化资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52]。而发展研究的许多成果也指出,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会基于共有的价值观、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形成群体认同的发展伦理与发展实践,而民族、宗教、性别等“文化”维度在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过程中常扮演重要的角色^[53]。在政治领域,Jackson在《Maps of meaning》中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绘国家如何通过符号、话语与文化意义的生产,对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身份进行管制^[10];而赛义德(Edward Said)有关“东方主义”的研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者—他者”这一二元对立的意义结构为殖民主义背景下地缘政治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54]。总之,新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或政治力量。

同时,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脱胎于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因此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其本质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统治、服从、抵抗、协商的关系。换言之,协调或建构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文化”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事实上,无论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或是福柯对于话语与知识的解构,抑或是霍尔引领下的英国文化研究,都揭示了一个核心观点,即掌握意义、价值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实际上是掌握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力。对于草根社群来说,文化意义同样是其赋权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观点在新文化地理学有关音乐、宗教等具体的文化元素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果说传统文化地理学主要关注作为“物”的文化元素在空间的分布与传播模式,那么新文化地理学倾向于将音乐、宗教视为社会过程中不断建构的“过程”。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音乐或宗教信仰,常常是草根群体表达意义或诉求的媒介,并以此改造或重构地方或区域的社会与文化系统^[55,56]。

第二,针对上文提及的问题(3),本文认为,新文化地理学虽然关注文化本身的形成过程,但并不意味着新文化地理学放弃了人—地关系的基本视角,存在“去地理化”的危机。事实上,新文化地理学的宗旨在于诠释一种新的人—地观,即文化意义、社会关系与自然、景观、空间、地方等地理要素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产的辩证关系。在有关新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回溯性评论中,Tim Cresswell指出,地理学之所以与文化研究息息相关,是因为地理要素与地理过程(如地方、景观、领土、流动)在文化系统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地理学认为空间与社会之间存在内在的辩证关系^[5,57];而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自然离不开空间的建构作用。正如前言中提及的,地理要素不是文化被动、僵化的“容器”,地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绝不仅仅是分布、扩散、接触等物理关系,而是相互建构、相互生产的辩证关系。总之,新文化地理学致力于构建一个涵盖社会、文化、地理三大领域之间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新文化地理学者看来,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都是“感知与价值的中心”。对于地理要素的感知、体验、生产、建构乃至管制,不仅反映了已有的文化意义与价值,也对文化有再建构与再生产的作用。以自然为例,很多学者指出,自然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已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58,59]。自然不仅被社会经济行为干预和改造,其本身也往往被赋予丰富的意义与情感。而这些意义与情感又会对改造或体验自然的实践产生反馈作用^[48]。例如,在环境保护的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强调了人对自然的感知、利用和体验会催生出有关自然的文化意义、价值判断、乃至情感依恋与认同。而反过来,这些文化要素对促进环保行为又有重要的作用^[60]。自然—文化互相建构、互相生产的关系在这里可谓一目了然。

地方更是如此。地方在文化意义与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已有丰富的论述,这里无需赘述^[6,61]。与此同时,文化意义在地方营造的过程中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在《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一书中,Jacobs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英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中,伦敦市中心的“银行交叉口”(bank junction)普遍被看作是大英帝国时代的国家荣耀的象征,因此被刻写上了强烈的文化意义与国家认同。正因如此,任何针对这片区域的城市更新项目都可能触发资本利益与文化意义之间的冲突,因而变得困难重重。如何规划和营造这一城市空间,也成了伦敦规划部门心目中的烫手山芋^[62]。城市规划与国家认同,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实际上可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3 新文化地理学的话题多样性

3.1 话题多样性的学理依据

2000年,为了进一步彰显新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属性,《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SCG)这一期刊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了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阵地。朱竑等在2011年发现,当前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的多样性。短短十年间,SCG发表的研究涵盖了消费、性别与性、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种族、边缘群体、记忆、宗教、影视、旅游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以及关怀、情感、精神分析、家与家庭、身体、流动性、技术、食物等相对较新的领域。具体的研究议题与对象更是不一而足^[63]。话题史无前例地丰富及多元化,容易使学者产生“目不暇接”的观感,同时催生另一种学科焦虑感,即新文化地理学研究是否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立足点?

针对上文提及的问题(2),本文认为,与其说新文化地理学存在分散化或破碎化的危机,不如说其具有理论统一性前提下的研究话题丰富性与多样性。新文化地理学的立足点主要是在认识论的层面重新审视了文化与社会、文化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而在经验研究层面,新文化地理学推崇的恰恰是研究话题的开放性与多元性。这不仅契合了文化渗透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新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生命力的重要来源。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立场为经验研究话题的多样性提供了坚强的支持。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倡导“自下而上”的文化观,文化意义来自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实践。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必然意味着研究话题的多样性。在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文化不是由专家或精英“识别”的人类文明的结晶,而是不同社会群体积极建构的产物。因此,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等被传统文化地理学拒之门外的意义系统成为了新文化地理学者关注的对象。同时,传统文化地理学较为关注乡村地区或前现代社会的“原真文化”,而对现代性“侵蚀”下的城市文化持有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新文化地理学则承认城市生活与城市社会同样是由一系列意义、价值与意识形态所调控的。最后,随着德赛图(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64],新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关注群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建构文化意义,并以此表达或实现一定的诉求。而日常生活难以估量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也极大地拓展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话题。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群体与研究尺度的多样性。对于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社会群体的关注,主要受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现代主义倾向于将不同人群归纳到统一的价值、规范与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其结果是不同群体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对差异的抹杀^[65]。而后现代伦理则注重对差异的尊重以及对多元社会文化身份的关注。与此相呼应,新文化地理学注重理解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在不同位置的群体在地理—文化—社会这一动态系统中的体验与实践。大量研究以女性、少数民族、性少数群体、残疾人、无家可归者、青少年、老年人等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的群体为切入点^[38],但也不乏有关强势群体的议题,如“白人特质”(whiteness)、“男性气概”(masculinity)等^[66,67]。

在研究尺度上,也作为对于上文提及的问题(4)的回应,本文指出,新文化地理学并非仅关注微观尺度的文化现象,而是涵盖了身体、家、社区、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等不同尺度^[68]。不同尺度之间更有着相互建构、相互生产的复杂关系^[69]。在一篇有关“超有机体”理论的评论性文章中,唐晓峰等提出新文化地理学在研究微观文化现象时具有优势,但在研究宏观文化时不可避免需要回归到传统文化地理学的范式。这个观点其实有失偏颇。宏观的“文化”本质上同样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意义、价值与话语的集合。事实上,宏观尺度上的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并不缺乏经典案例。例如,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流行地缘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研究便认为,通过公共话语建构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70]。而大数据时代的社交媒体(如QQ、微博、微信)所编织的意义地图,更是意味着文化地理学研究可以在十分广大的尺度上展开。

最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多样性,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体验是息息相关的。在后现代或晚现代社会,生存体验瞬息万变,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这也决定了当今时代文化意义与价值体系的高度动态性与不稳定性^[71]。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不仅是对旧有的文化差异的承认,更是文化意义不断膨胀,甚至“爆炸”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对于文化独特性与差异性的标榜与强调决定了亚文化群体的不断涌现,而统一的、人人皆无条件服从的“超有机”文化已经愈发成为一种奢求。什么是“北京文化”,或什么是“广州文化”?人们已越来越难以给出一个确切、肯定的论断。在全球化、弹性生产的时代,城市经济已经很难用福特主义视角下理性的经济地理学模型给予解释,而文化则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外城市中,能够诱发怀旧情怀或浓烈文化体验的历史街区已然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吸引资本与投资的重要切入点^[72];而基于一系列意义与符号的消费倾向,也使星巴克咖啡、哈根达斯雪糕、iPhone手机等经济产品成为了“物质的文化”(material cultures)^[73]。这一切的转型过程都是传统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的定义所难以解释的。同样,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日常生活体验,改变了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模式,也催生了新的文化意义。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已然出现“虚拟地理学”(virtual geographies)这一概念,将虚拟世界看作是一个由技术、社会以及文化实践建构的社会空间,并探索其中复杂的意义地图^[74]。

3.2 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发展脉络

回顾《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期刊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有关文化地理学的进展报告,可以管中窥豹式地体会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多样性。总体看来,新文化地理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另一方面也重视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沿及时对话。在其发轫之初,由于到受伯明翰学派的批判性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化政治是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三个主题的显示度最高^[75-79]：首先,对于景观的研究开始倾向于探讨景观如何被不同社会群体刻写上一定的象征性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表达以及建构权力关系或身份认同。James Duncan的著作《The city as text》是这一范式的代表作品^[80]。其次,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社会话语如何表征或想象特定的景观、空间与地方,以及表征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社会背景,这也使得媒体、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文本”成为了地理学者关注的对象。最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相对边缘或弱势的社会群体,如女性、性少数群体、无家可归者、少数民族、青少年等对于空间和地方的独特体验。这使得“身份”(identity)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盛不衰的一个研究议题。贯穿早期研究的一个理论观点认为地方和空间是被一整套意识形态、价值与文化规范所规训的,而边缘社会群体往往成为空间排斥的对象(如David Sibley的经典之作《Geographies of exclusion》^[81]),或在体验地方的过程中产生“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之感^[82]。进入21世纪,随着“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概念逐渐进入公共话语甚至政策话语之中,对文化多样性的规训与管治逐渐成为城市与区域研究中的热点^[83,84]。

在文化政治之后,日常生活于1990年代左右成为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地理学者不仅从日常经验的尺度重新审视了迁移、流动性等人文地理学长期关注的话题^[85,86],亦从许多被传统研究忽视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探讨日常生活如何建构或重构个人对城市、空间或地方的体验,研究话题包括了工作^[87]、家^[88]、驾驶^[86],甚至饮酒^[89]、睡眠^[90]等看似琐碎,却常常饱含文化意义的日常生活行为或空间。

近年来,两大理论思潮再次拓展了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多样性。一方面,受后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社会科学中有关身体、情感的研究的影响,“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思潮^[91]。非表征理论认为地理学知识长期局限于对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表征”,但表征并不能涵盖社会生活与日常经验的全部。遵循非表征理论的学者注重分析社会行为与日常生活中微妙、转瞬即逝的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诱发的意义与情绪。正因如此,非表征理论学者认为文化不仅是社会性的,也是“身体化”(embodied)的。在他们看来,微观的“身体”同样是文化意义生成的一个尺度。这一研究倾向也促使“身体”(body)、“情感”(affect)和“情绪”(emotion)成为了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者开始反思早期文化研究对于表征和话语的过分强调。为了避免文化地理学沦落为虚无的“文字游戏”,Jackson在《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的创刊号上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文化地理学的“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92]。在这一思潮下,地理学者开始重新关注文化的物质形式,同时认识到,物质实体不仅被刻写了话语与文化意义,同时在意义与符号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通过物质产品的使用和消费建构阶层身份或群体认同。随着物质地理学逐渐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热点,物质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又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地理学研究话题的丰富性^{[93, 94]}。

4 结论与讨论

在明确了理论观点之后,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发源于西方语境的研究领域,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立场是否适用于中国?事实上,索尔学派的文化观饱受批判的原因之一,便是其倾向于支持一种僵化的文化相对主义：由于不同的区域被不同的文化系统所控制,因此A区域的文化理论自然难以解释B区域的文化现象^[3]。与此相反,本文认为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具有一定的普世适用性。毕竟,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与日常经验所构成的。当然,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对中国语境下文化在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认识。例如,在中国社会所广泛共享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之下,不同群体所认同的意义与价值可能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这就对强调文化冲突性与对抗性的英美文献起到了修正与补充。当然,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不同区域的意义和价值系统之间具有本体论层面的“绝对差异”。举一个直观的例子：长期以来,广州在公共话语中往往被褒扬为一个“包容”与“多元”的城市,似乎有一种“超有机体”的“广州文化”决定了广州人必定是开放与包容的。然而,在2010年本土广州人反对本地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的浪潮中,外来移民不幸成为“本土文化衰弱”的替罪羊,而排斥甚至污名化移民,尤其是农村务工者的话语纷纷涌现^[95]。一言以蔽之,在社会高速转型的时代,文化意义与价值也必然是高度不稳定的。

如果说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再定义具有一定的普世适用性,那么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是否符合当下中国社会的需要?事实上,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演进路径,与西方是有一定的可比之处的,这似乎也佐证了欧美新文化地理学对于国内学界的借鉴意义。从朱竑等^[14]有关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文化地理学于国内发轫的初期,研究偏重对传统、民俗等文化元素进行空间分析,虽然与西方传统文化地理学的议题大相近庭,但“超有机体”的文化观其实基本相同(尽管景观研究的重要程度不如西方)。但很快,学者们便在分析中经意或不经意地赋予了文化社会建构的意涵,关注文化与经济发展、地方营销、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14]。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化地理学近年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似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一个社会高速转型的时代,文化的社会性与动态性完全可以通过实证研究清晰地捕捉到。之所以认同新文化地理学,是因为当前中国的时代特征与新文化地理学所倡导的观点与范式高度契合,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现代性与城市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线。在此背景之下,人们所栖居的意义与价值的系统瞬息万变,不断在高速变化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中被协商、调适和重构;人们赋予景观、空间和地方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实践,已经无法用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方法一一识别。例如,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成千上万的汉族“藏漂族”栖居在那里,并将西藏想象为一个逃避现代化、抵抗现代化的地方。也许任何传统文化地理学著作都不会将“抵抗现代性”看作“原真”的“西藏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确实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成员赋予西藏的地方意义^[96]。

(2)与之相关,当前的中国社会的一大发展趋势是身份认同史无前例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原本在公共话语中不甚关注的社会身份或文化身份,如女性、少数民族等,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而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全球化等不同过程的交织作用,也促进了不同群体的文化倾向的分异。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正是新文化地理学能够有力解决的问题。

(3)全球化、后现代、后福特制等宏观背景对建构英美新文化地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背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相关性日趋明显。与之相关,文化的生产、营销和治理等议题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研究中的意义愈发凸显,而文化地理学者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Ian Cook等学者编纂的《Cultural turns/geographical turns》一书,用了整整一个版块来探讨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97]。正如Cook所指出的,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话语中,文化已经被看做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后福特制时代,产品的营销越来越多地依赖符号、表征与意义;种族、性别等带有浓郁文化色彩的因素在劳动分工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产业的兴起,更是标志着文化本身成为了经济生产的产品^[98]。然而Cook讲述的只是文化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冰山一角。进入21世纪以来的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发展地理学,乃至环境研究、生态研究等学科方向的交叉愈发紧密。正在与全球经济与全球文化快速融合的中国社会,为探索相关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转型期中国语境下的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1)为了厘清不同群体所栖居的意义与符号系统,需要从表征、符号、话语等维度出发,解读环境、景观、空间、地方等地理要素被赋予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意义如何促进特定的社会实践,并建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

(2)文化地理学者需要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确立研究的价值取向。人文地理学的应用性自然应受到重视,但一些对经济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的研究议题也不应受到轻视。尤其是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空间经验,对于理解他们在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他们的福利,也许有着重要的指导与裨益,这也应被看作研究的一种价值所在。类似白凯所发表的,纯粹描述个体层面的空间经验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99]。毕竟,从学理的层面看,“个人”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孰轻孰重的分异。

(3)当然,文化地理学者更加不能忽视的是文化在经济生产以及生存环境构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毕竟,在当下的中国,经济的扩张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产品与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对自然史无前例的改造是人们面临的最核心的转型过程,而文化地理学者迫切地需要关注作为社会建构的“文化”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意味着文化地理学必须要和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以及跨学科研究,使文化研究成为理解经济与社会运行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工具。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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