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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Vol. 35 >Issue 1: 184 - 194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1016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

  • 陈永林 , 1, 2 ,
  • 谢炳庚 , 1
展开
  • 1.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
  • 2. 赣南师范学院地理与规划学院,客家文化研究院,赣州 341000
谢炳庚（1961- ）,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评价与利用规划。E-mail:

作者简介：陈永林（1977- ）,男,江西兴国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土地利用。E-mail:

收稿日期: 2015-05-18

  要求修回日期: 2015-10-25

  网络出版日期: 2016-01-23

基金资助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SH14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720016)

江西省2011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项目（KD201503）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15SH10）

赣南师范学院重点学科项目

收起

The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nan hilly region:A case study in South Jiangxi

  • CHEN Yonglin , 1, 2 ,
  • XIE Binggeng , 1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Jiangxi, China

Received date: 2015-05-1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5-10-25

  Online published: 2016-01-23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以江南丘陵区的赣南地区为研究区,以DEM数据和1995年、2013年赣南地区的遥感图像为数据源,基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基本思路。研究表明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特点：数量、规模及密度均较小,但有扩大的演化趋势,集中分布在海拔为200~600 m之间、坡度<15°的低山盆地、河谷阶地等地区及道路和河流沿线;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聚落空间演化有六种模式,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是聚落演化的动力;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初期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中期进行聚落结构上的重组,后期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

关键词： 乡村聚落; 空间演化; 空间重构; 江南丘陵区; 赣南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陈永林 , 谢炳庚 . 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南地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 35(1) : 184 -194 . DOI: 10.11821/dlyj201601016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hilly region in South Jiangxi, covering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basic types, and its mechanism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The data are employed from DEM, and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1995 and 2013. The methods are mainly based on 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smaller number, scale and density, but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Most of the settlements are scattered in the regions with altitudes between 200 m and 600 m, basins with slopes below 15°, and some hilly valleys and terraces along roads and rivers. Its spatial evolution has 6 models, which are driven by low lands, economic activities, central place function, traffic or rivers direction, cultural and functional influence.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refers to relaying out and adjusting the settlements spatial structures. The basic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reconstruct the landscape elem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settlement, and eventually restore the func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s; spatial evolution; spatial restructuring; Jiangnan hilly region; South Jiangxi

1 引言

乡村聚落是中国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1,2]。近年来,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村聚落的研究。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3-8]、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9-17]、土地利用与聚落空间[18-22]、城市化与乡村聚落[23,24]、聚落景观基因[25-27]、乡村聚落转型与空间优化[28-32]等;从研究手段和方法看,由传统的田野调查逐渐向3S技术与田野调查、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相结合的趋势发展;从研究区域看,主要集中在西南岩溶地区、黄土丘陵区、青藏高原边缘山区及江浙一带。纵观国内诸多研究,大部分停留在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分布规律的讨论上。乡村空间重构是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33],乡村聚居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域发展与演变的重要内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命题[30],乡村地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大有用武之地[33]。近几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乡村聚落空间重构问题,如唐承丽等引入“生活质量理论”构建了一套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28],贺艳华等基于TOD理论提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30],李骞国等提出城镇化整理型、集聚发展型和迁移型三种优化空间格局模式[31]。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乡村聚落的空间优化与重构问题,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较少结合地域特色,讨论聚落空间演化的类型及过程机制,并针对不同阶段特点提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思路。
江南丘陵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化具有其特殊性。以赣南地区为例,运用GIS的空间分析手段,在结合赣南地域特色分析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的基础上,找到聚落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基本模式和过程机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提出聚落空间重构的基本思路,旨在为江南丘陵地区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江南丘陵区位于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武夷山和天目山以西、雪峰山以东,包括湘、赣两省中南部和浙西、皖南地区的大片低山和丘陵。赣南地区是江南丘陵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图1）,面积为3.94万km2,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0.98%,地势周高中低,南高北低,溪水密布,河流纵横。研究区下辖18个县（市、区）。2013年底总人口为845.1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497.31万人,占总人口的58.84%,人口密度为215人/km2,国内生产总值为1508.49亿元。研究区是客家民系的发祥地和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客家人占总人口的95%以上,有“客家摇篮”之称。
Fig. 1 Map of South Jiangxi

图1 赣南地区区位图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聚落数据来源于遥感图像的解译（1995年为TM数据,2013年为OLI数据,分辨率为30 m）。对1995年及2013年8-10月的遥感数据进行大气校正、几何校正和裁剪拼接等预处理后,运用波段运算和人工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提取出聚落斑块,结合各时期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将城市聚落剔除,得到乡村聚落斑块。通过混淆矩阵和目视判定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分类精度均达到85%以上;高程、坡度从DEM数据（90 m分辨率）中提取得到;交通数据来源于《中国交通实用地图册》（2013年1月,山东地图出版社）;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江西省统计年鉴（1996年、2014年）。

2.3 研究方法

以遥感图像提取的1995年与2013年乡村聚落图斑信息为基础,在GIS软件平台的支持下,首先将乡村聚落数据与DEM数据得到的高程、坡度数据进行空间叠加运算,得到两个年份的乡村聚落的高程与坡度值;再利用渐变尺度的空间结构度量方法（Variable Clumping Method,VCM）,以1000 m为步长,分别作出公路（国道与省道）和河流的一系列缓冲区,将得到的缓冲区分别与两个年份的乡村聚落图斑进行空间叠加运算,得到乡村聚落与公路、河流的空间关系;最后比较不同地形下、不同公路与河流缓冲区范围内两个年份乡村聚落的个数和面积变化,从而找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

3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基本特征

基于遥感及GIS技术分析得出,赣南地区乡村聚落在数量和规模上的空间分布与演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3.1 总体特征

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呈现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极为分散的基本特点,空间演化呈现数量、面积规模及密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由表1可以看出,在1995-2013年期间,聚落总个数由19692个增加至21324个,18年内增加了1632个,聚落总面积由4992.60 km2增加至6432.12 km2,聚落密度由0.49个/km2增加至0.54个/km2,聚落的平均面积由0.25 km2增加至0.35 km2。
Tab. 1 Statistic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 Jiangxi in 1995 and 2013

表1 1995年和2013年赣南乡村聚落统计表

聚落总个数（个） 聚落总面积（km2） 聚落密度（个/km2） 聚落平均面积（km2）
1995年 19692 4992.60 0.49 0.25
2013年 21324 6432.12 0.54 0.35

3.2 不同高程下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

由图2可知,赣南乡村聚落随高程呈正态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200~600 m范围之内。1995-2013年,聚落个数占总比由92.9%增加至93.1%,聚落面积占总比由80.9%增加至88.9%,个数与面积均有增加的趋势。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altitude and settlement number & area in 1995 and 2013

图2 1995年和2013年聚落个数、面积与海拔高度的关系

3.3 不同坡度下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

由表2可知,赣南乡村聚落绝大部分分布在坡度<15°的缓坡地区,且在这些地区聚落扩张明显。这些地区的聚落个数在1995年和2013年分别占84.7%和80.3%,聚落面积在1995年和2013年均占97.9%。从演化特征看,各种坡度值的聚落个数与聚落面积均有所增加,坡度<15°的地区聚落增加量最大。
Tab. 2 The number &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slopes in 1995 and 2013

表2 1995年和2013年不同坡度下的乡村聚落个数与面积

坡度（°） 聚落个数（占总比） 聚落面积（km2）（占总比）
1995年 2013年 1995年 2013年
(0,15] 16680（84.7） 17114（80.3） 4866.42（97.5） 6267.75（97.5）
(15,30] 2256（11.5） 2961（13.9） 99.89（2.0） 121.83（2.0）
>30 756（3.8） 1249（5.8） 26.29（0.5） 42.54（0.5）

3.4 河流及公路缓冲区下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

由图3a可知,从聚落面积来看,距河流2000 m以内是乡村聚落分布最为密集也是变化最为显著的地区,1995年为3098.13 km2（占总比62.05%）,2013年为4236.58 km2（占总比65.87%）。从聚落个数来看,距离河流越远,聚落个数越少,在2000 m以内表现最为明显。这一特征在公路缓冲区中也基本类似（图3b）。表明距离河流/公路越近,乡村聚落面积越大,个数越多,在河流/公路周边有集中连片分布的趋势。
Fig. 3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 number & area and rivers and roads in 1995 and 2013

图3 1995年和2013年聚落个数、面积与河流、公路距离的关系

4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与演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地形、气候等自然因素,也有人口、经济等社会人文因素。

4.1 自然因素

4.1.1 地形因素 赣南地处江南丘陵地区,区内低山丘陵、山间盆地交错分布,地势平坦、海拔较低的山间盆地光照充足、耕地分布广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开展,也促成了乡村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此外,丘陵山区的破碎地形不可能塑造诸如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之类的广袤平原,乡村聚落的空间规模受到地形的限制,只能形成分布广、规模小的零散型聚落空间格局。
4.1.2 气候因素 气候条件也是乡村聚落选址的重要因素之一。赣南地处中亚热带南缘,气候温暖湿润,热量充沛,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受气候条件和地形的影响,广泛分布的梯田是主要的耕地类型。“丘上林草丘间塘、缓坡沟谷鱼果粮”的典型千烟洲立体农业模式在该地区广泛推广。在这种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下,乡村聚落形成了“门前良田屋后树,村头小溪村后山”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
4.1.3 水源因素 大江大河旁边往往是人类聚落选址的主要地点。赣南地区河网密布、水源充沛,境内大小河流1270条,河流面积1449 km2,总长度为16626.6 km,河流密度为0.42 km/km2,多年年均水资源量为335.7亿m3,丰富的水资源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乡村聚落大部分分布在离河流较近的河谷阶地地区。

4.2 社会人文因素

4.2.1 人口及经济因素 人口增长是乡村聚落空间规模与密度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增长导致住房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和聚落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1995-2013年,赣南地区人口增长了451.4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5.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增长了241.4万人,平均每年增长13.4万人。为解决这些新增人口的生产生活空间问题,必然要求不断扩大建设用地的规模,加速了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的增长。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农民纯收入明显提高,1995-2013年共翻了约5.2倍,也为乡村聚落的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4.2.2 新农村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 2005年以来,受国家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影响,赣南地区大力推行以村庄整治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对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10年起实行的“土坯房改造工程”加速了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化。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力”的综合作用,加大了农村人口城乡地域间的流动[34],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另一方面,城市化增加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这些人员返乡后纷纷在原来的村庄盖起了新房,导致乡村聚落的数量和规模均扩大,同时也伴随着“空心化”现象的凸显。
4.2.3 制度及文化观念因素 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农村宅基地流转困难、缺乏针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理制度与法规、规划不完善等是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与演化的社会制度因素[34]。此外,受赣南地区客家文化的影响,客家聚落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均有考究,客家围屋就是典型的传统乡村聚落案例。赣南地区还是风水文化的盛行地,根深蒂固的风水思想对乡村聚落的影响非常深远,聚落的选址、房屋的朝向乃至墓地的拆建都体现着风水思想。这些传统思想是解译赣南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与演化的重要文化密码之一。

5 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基本模式及过程机制

赣南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基本模式按照空间特征可以分为六种（表3、图4）：
Tab. 3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 Jiangxi

表3 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的基本模式及过程

演化模式 演化驱动力 演化过程 演化结果 典型案例
过渡式 低地指向 山地—丘陵—平原 山区聚落规模缩小消失,平原聚落规模扩大 崇义、上犹等山区聚落的缩小消失
渐进式 经济指向 经济落后区—中等欠发达区—经济发达区 经济落后区聚落逐渐向经济发达区迁移 章贡区、南康区、瑞金市等聚落的扩张
聚核式 中心地指向 自然村—中心村 零散分布的自然村向中心村聚集迁移 各中心村的扩张
汇流式 交通/河流指向 交通封闭（远离河流）区—交通较发达区—交通便利（靠近河流）区 沿河流或公路的聚落呈带状分布,规模不断扩大 章江、贡江及105、206、323、319等国道沿线聚落的集聚
渗透式 文化指向 文化同质区—文化渗透区—文化杂糅区 聚落的文化同质性消失 非客家聚落向纯客县聚落、同姓聚落向杂姓聚落迁入
飞地式 功能指向 生态功能区—经济功能区 聚落由生态功能区向经济功能区迁移 东江、赣江源保护区生态移民
Fig. 4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 Jiangxi

图4 赣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示意图

（1）过渡式：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地、丘陵及平原地区的地形及气候等自然条件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性也迥然不同,而生活习性的改变需要经历一个过渡适应阶段,人们在选择新聚居地的时候更愿意选择与原地自然环境变化不大的过渡地区。因此,山地型聚落由山地地区迁移到平原地区时,通常要先过渡到丘陵地区,再由丘陵地区迁移到平原地区。1995-2013年间,海拔在200~600 m范围内的聚落个数及面积占总比均增大,而600 m以上的聚落占总比在减小,表明山地聚落在逐渐向丘陵地区迁移。
（2）渐进式：经济发达地区对乡村人口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伴随着GDP的不断增长,这种吸引力通常要经历一个由弱变强的渐进过程。因此,经济落后型的乡村聚落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也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1995-2013年间,研究区的GDP增长了84.75倍,而乡村聚落面积增速较缓,增加了1439.52 km2。
（3）聚核式：赣南乡村聚落的等级规模不尽相同,规模较大的乡村聚落发挥中心地作用。因此,零散分布型的乡村聚落通常向近距离的中心乡村聚落迁移,形成聚落簇团。这种演化模式在平原地区最容易发生。新农村建设中的“赣州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引导资金和资源重点建设中心镇和中心村,适当兼并自然村,加快改造空心村”的聚落空间规划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4）汇流式：公路及河流附近具有自然环境及交通优势,人口像流水往低洼地区汇聚一样向这些地区迁入,沿公路及河流带状分布的乡村聚落演化模式属于此类。数据表明：距河流及公路2000 m以内是赣南乡村聚落分布最为密集（约占2/3）、变化最显著的地区。
（5）渗透式：就不同文化特质的乡村聚落而言,聚落通过渗透的方式从异质文化区迁移到同质文化区,使原来的文化同质区逐渐演化成文化杂糅区。这种演化模式往往在文化的交错地带最容易发生。譬如大余县、信丰县等纯客县有部分非客家聚落的迁入,形成客家文化与非客家文化的杂糅现象。
（6）飞地式：受生态退化等自然因素及生态移民等政策因素的影响,生态功能型的乡村聚落迁移在空间上不连续,呈飞地式的迁移特点。譬如受东江源生态保护政策的影响,近几年寻乌县三标乡的东江源村有1300余户共6200人完成了由生态功能区向经济功能区的生态移民。
从图4及表3可以看出：聚落空间演化的六大基本动力是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聚落空间演化的结果是：在低地平原、经济发达区、等级较大的中心村、交通要道及河流周边、同质文化区及经济功能区,人口不断流入,聚落空间规模不断扩大,而高海拔区、经济不发达区、等级较小的乡村、远离交通要道及河流的地区、文化异质区及生态功能区的人口不断流出,聚落空间规模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6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基本思路

本着“遵循自然、因地制宜、节约用地、尊重文化”的基本原则,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就是要对现有聚落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聚落结构上的重组,最终实现聚落功能的重塑,其目的在于促进村域经济快速发展,构建生态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聚落健康有序发展。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图5）。
Fig. 5 Basic idea to restructure the rural settlements

图5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基本思路

6.1 实施生态移民,鼓励偏远聚落整体搬迁

从前文分析可知,赣南地区仍有极少数乡村聚落位于偏远地区。2013年的乡村聚落数据显示：海拔在1000 m以上的乡村聚落有74个,面积占4.14 km2;远离主要交通道路10 km以外的856个,面积占189.7 km2。这些村落规模很小,零星分散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重要水源涵养和生态保护地区。因此,要鼓励偏远聚落从这些地区向低地平原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周边地区迁移,多村合一,实施生态移民。这一方面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有利于恢复当地的生态功能。

6.2 开展土地整治,集中治理“空心村”问题

受特殊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赣南地区乡村聚落呈现“小、散、乱”的空间格局,这种现象在一些历史较为悠久的老村落更为突出。其根源在于很多乡村聚落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统一规划,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健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最终形成“人去楼空”的“空心村”现象。因此,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集中开展土地整治工作,将废弃和闲置的农村宅基地通过“空心村”整治充分利用起来,发挥新的生产生活功能。

6.3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心村的辐射能力

功能要靠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又靠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有机连接而形成。赣南地区地处丘陵地带,受地形条件的制约,很多乡村聚落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用水用电不方便,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制约了乡村聚落的健康有序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是连接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而中心村建设能有效带动村域经济增长,加强中心村之间的交通连接,形成乡村聚落的网络结构布局,有利于乡村聚落的健康有序发展。近几年来,赣南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展以来,“村村通路、户户通电”基本实现,但中心村的经济带动和辐射能力还不足。因此,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一方面要大力培育中心村,实现乡村聚落的适度集中,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心村之间的网络连接,形成完善的乡村聚落网络空间布局。

6.4 严格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

随着乡村聚落空间规模的不断蔓延扩大,赣南地区违法占地建房现象普遍存在,乡村聚落周边的耕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使用过程中有法不依的问题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当前存在诸多如财税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问题。需要转变发展观念,更新发展思路,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坚决杜绝违法使用耕地建房的现象,另一方面要合理布局村庄规划,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切忌贪多求大、盲目发展,要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上做文章,逐步解决乡村聚落中的空间布局散乱、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经历几个阶段（图5）：初期阶段是要素的重建,主要通过生态移民、聚落迁移、土地整治和空心村治理来实现,在空间过程上表现为空间转移和空间合并;中期阶段是结构的重组,主要通过交通连接、建立中心村、节约用地和保护耕地来实现,在空间过程上表现为空间整合和空间优化;后期阶段是功能的重塑,即通过前期的重构,实现村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聚落人居环境的改善。

7 结论与讨论

（1）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特征表现为：空间分布呈现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极为分散的基本特点,空间演化呈现数量、面积规模及密度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趋势;乡村聚落随高程呈正态分布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200~600 m范围之内;不同坡度下,乡村聚落绝大部分分布在坡度<15°的缓坡地区,且在这些地区聚落扩张明显;距离河流/公路越近,乡村聚落面积越大,个数越多,在河流/公路周边有集中连片分布的趋势。
（2）赣南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和社会人文因素两大方面。低山丘陵的地形条件形成分布广泛、规模较小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形成了良田环绕、错落有致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河网密布的水源条件形成了逐水而居、防涝避旱的乡村聚落空间格局;人口的迅猛增长、新农村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制度文化观念等是制约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人文因素。
（3）赣南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基本模式可以分为过渡式、渐进式、聚核式、汇流式、渗透式和飞地式等六种;演化的动力分别是低地指向、经济指向、中心地指向、交通/河流指向、文化指向及功能指向;演化的结果是在低地平原、经济发达区、等级较大的中心村、交通要道及河流周边、同质文化区及经济功能区,人口不断流入,聚落空间规模不断扩大。
（4）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指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即对现有乡村聚落进行景观要素的重建,聚落结构上的重组,最终实现聚落功能上的重塑。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几个阶段,应该从生态移民、土地整治、空心村治理、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中心村、节约用地、保护耕地等几个方面入手。
不同地貌单元下的乡村聚落分布、演化特征及机制是有较大差别的。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黄土高原地区、喀斯特地区及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对江南丘陵区涉及较少。较以往的研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基于不同的聚落类型总结提出了六种空间演化模式及过程机制,在乡村聚落研究理论上有所创新,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第二,重新界定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涵义,并针对乡村聚落的不同发展阶段特征,提出了空间重构的新思路,可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一条创新途径。第三,基于遥感和GIS技术手段,结合典型江南丘陵区的地域特色,系统分析了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演化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可为这一区域的乡村聚落研究提供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仅仅在区域的宏观尺度上讨论了乡村聚落的演化与重构,但在典型村落的微观尺度上未作深入探讨,有待今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等.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地理学报, 2011, 66(4): 515-524.在深入分析了自然环境约束、基础设施建设、地域文化传承与融合、城镇化与产业经济转型、土地使用变革与创新、农户行为模式转化、宏观政策环境及其他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影响的基础上，基于各影响因素对农村聚居演变作用方式与程度的不同，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3 类。各类因子对农村聚居的作用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础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集中在传统农村聚居特征的延续，新型因子的驱动作用主要是促进农村聚居的转型，而突变因子的驱动作用则可能带来农村聚居的突变，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聚居演变的&ldquo;三轮&rdquo;驱动机制。3 种驱动因素的作用形成了3 条典型驱动路径，即基础因子作用下低速平稳的传统路径、新型因子作用下快速发展新型路径、突变因子作用下的突变性偶然路径。农村聚居演变的一般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等4 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聚落体系、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聚居文化、聚居环境等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Zhou Guohua, He Yanhua, Tang Chengli, et al.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4): 515-524.]

[2]
王介勇, 刘彦随, 陈玉福. 黄淮海平原农区典型村庄用地扩展及其动力机制. 地理研究, 2010, 29(10): 1833-1840.<p>以地处黄淮海平原农区的禹城市伦镇赵庄村为典型案例,利用高分辨率航空遥感数据为基本信息源,结合村庄逐户调查数据,通过土地利用分类与制图,定量研究典型村庄用地格局特征、扩展模式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赵庄村土地利用呈&quot;耕地&mdash;作业空间&mdash;居住空间&quot;的圈层式空间格局。2008年村庄用地规模比1967年增加了1.26倍,主要表现为宅基地的扩展和打谷场用地增长,1985~1990年村庄用地扩展速度最快,村庄用地在空间上向西和向南方向扩展显著。村庄用地扩展主要表现为渐进式蔓延扩展、突变式非地扩展和填充式补充扩展三个阶段。农户居住需求增长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是村庄用地扩展的内生动力,村庄内部条件与外围环境的巨大反差是村庄用地向外扩展的外部环境动力,农户收入增长为村庄用地扩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村庄土地规划缺失与管理缺位使村庄用地扩展失去约束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扩展。最后,针对村庄用地扩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村庄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p>

[Wang Jieyong, Liu Yansui, Chen Yufu.Spatial expansion pattern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 of typical rural settlements in Huang-Hua-Hai Pla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0): 1833-1840.]

[3]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基本类型分析: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 地理科学, 2013, 33(1): 45-51.<p>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基于GIS与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县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与乡村聚落的基本类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秦安县乡村聚落密度较高且聚落空间分布极为分散;② 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海拔、坡度、河流等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变化呈明显的正态分布,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③ 秦安县复杂多样的乡村聚落类型,与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密切相关且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大中型、集聚型、商品经济型和半商品经济型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川道地区,而小型、分散型、传统农业型和劳务输出型乡村聚落主要分布在黄土丘陵山区.</p>

[Guo Xiaodong, Ma Libang, Zhang Qiyua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basic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loess hilly area: Taking Qin'an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s a case. Scientic Geographica Sinca, 2013, 33(1): 45-51.]

[4]
谢显奇, 甘淑, 余莉, 等. 岩溶山地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分析:以广南县为例. 地球科学: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3, 38(S1): 183-190.采用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南省广南县岩溶山地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自然因素(高程、坡度、公路、河流)对岩溶山地乡村聚落空间分布 的影响,为岩溶山地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及土地集约提供基础.研究结果表明:(1)广南县乡村聚落密度较低且空间分布极为分散,由于广南县自然条件(高程、坡 度、公路、河流)的差异,乡村聚落分布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海拔在1 100~1 500m为广南县乡村聚落最佳选址区域.(3)乡村聚落数量与坡度呈正态分布关系,而乡村聚落面积与坡度却成正比关系.(4)随着离河流距离的增加,乡村 聚落数量迅速减少,但由于喀斯特地貌的特殊性,距离河流5 000m以外的区域都还有一定数量的乡村聚落存在.

[Xie Xianqi, Gan Shu, Yu Li, et al.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mountains: An example from Guangnan. Earth Science: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13, 38(S1): 183-190.]

[5]
罗光杰, 李阳兵, 王世杰, 等. 自然保护区聚落空间格局与演变的梯度效应: 以贵州茂兰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8): 1327-1339.研究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动态状况,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三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1963年以来聚落(人类活动的中心场所)空间格局演变的梯度效应。结果表明:①在自然保护区自核心区到外围区,聚落规模、等级、形态等格局信息及其动态演变的梯度效应明显;②根据不同梯度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土地覆盖的影响特点,今后茂兰保护区规划管理应该考虑将洞多聚落迁出,使其不对核心区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同时,要加大对实验区聚落用地的管理力度,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原生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③设立保护区后,自核心区到外围区,景观多样性降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变化进一步接近200,景观基质(森林)斑块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④应加强保护区缓冲区距聚落200~800 m内的土地利用方式管理与生态建设。

DOI

[Luo Guangjie, Li Yangbin, Wang Shijie, et al.The gradient effect of spati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in nature reserves: A case study in Maolan, Guizho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7(8): 1327-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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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林, 马晓冬, 沈一.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 地理研究, 2012, 31(1): 144-154.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quot;南密北疏&quot;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quot;南低北高&quot;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Li Quanlin, Ma Xiaodong, Shen Yi.Analysis of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Jiangs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 14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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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国, 张小林, 冀亚哲. 苏南和皖北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对比分析: 以镇江丹阳市和宿州埇桥区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4, 23(2): 161-169.<p>聚落规模和空间结构的研究历来是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分形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聚落的定量研究，而相对于城镇体系分形研究，乡村聚落体系的分形研究是一块&ldquo;短板&rdquo;。为定量对比分析苏南地区与皖北地区的聚落体系的分形特征，以ArcGIS93软件为平台，在县域尺度上选取镇江丹阳市和宿州埇桥区平原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为研究对象，通过计算豪斯道夫维数对比分析了聚落体系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差异，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集聚维数，从聚落要素的空间相关性和聚落随机集聚的向心性两方面，分析了聚落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差异，对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的多级分形特征差异作了重点探讨。结果表明：丹阳市和埇桥区规模分布分形的判定系数R2分别为0966和0962、空间结构的相关系数R2在0990左右，表明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在规模分布和空间结构上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分形特征，表现出自相似结构，且皖北地区聚落体系处低水平发展阶段；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团聚状聚落体系的空间集聚性存在多级分形的特征，苏南地区的城市的集聚性强于皖北地区，而镇（乡）和中心村的集聚性（分维数D平均值为2162和2029）则明显小于皖北地区（分维数D平均值为1916和1592）；平原地区聚落体系的分形特征与其城市化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利用分形思想进行聚落体系规划，有效地利用地理空间资源，优化区域聚落体系结构</p>

DOI

[Wu Jiangguo, Zhang Xiaolin, Ji Yazhe.Comparison of the reunion-like settlement system fractal charcteristics in sourthern of Jiangsu and northern of Anhui: A case study of Danyan and Yangqiao in Suzhou.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4, 23(2): 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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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兵, 罗光杰, 邵景安, 等. 岩溶山地聚落人口空间分布与演化模式. 地理学报, 2012, 67(12): 1666-1674.中国西南山区人口与聚落的演化对岩溶山区乡村规划、新农村建设、生态系统的管理和石漠化土地的治理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利用长时间序列的高精度航片与卫片,结合实地农户调查,从20世纪60年代至2010年的聚落与人口耦合变化过程出发,在村级景观尺度开展了贵州高原中部典型峰丛洼地及其周边地区聚落空间格局变迁的定量研究,以探讨岩溶山地人口与聚落演化的模式及其机制,揭示聚落变迁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动态。结果表明：① 在研究区农村37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村聚落总数在不断增多,但还是形成了一些规模相对发展较快的中心村、镇；② 自然条件、交通相对较好和原来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得到了优先发展；③ 由于农户外迁,位于中部峰丛洼地区通达性较差的部分规模较小的聚落消失或逐渐空心化；④ 在聚落和人口的自发演变过程中,一方面使部分退化的石漠化土地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聚落扩展严重占用了相当的优质耕地。

[Li Yangbing, Luo Guangjie, Shao Jingan.et al.The evolving model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karst mountai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12): 1666-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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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波, 张小林, 吴江国, 等. 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地理科学, 2014, 34(4): 438-446.<p>基于苏南地区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方法，对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市域和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力，初步构建了驱动力机制。结果表明：苏南地区乡村聚落分布整体较为集聚，苏锡常地区村庄密度较高，宁镇地区呈稀疏化分布，村庄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规模面积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县域单元乡村聚落用地总体较低。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了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影响因子，包括政府调控、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发展等，并基于社会发展角度构建了驱动力机制。</p>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Wu Jiangguo, 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outhern Jiangsu.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4): 43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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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贝, 李小建, 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研究, 2013, 32(12): 2257-2269.综合运用GIS 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 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DOI

[Hai Beibei, Li Xiaojian, Xu Jiawei, et al.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ongyi.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12): 2257-2269.]

[11]
宋明洁, 王宏志, 邵奇慧, 等. 小城镇可达性及其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 以荆州市93个小城镇为例. 人文地理, 2013, 28(5):54-60.借鉴潜能模型，综合考虑小城镇到县级经济中心的可达性和到周边农村聚落的可达性，构建小城镇 综合可达性模型。利用该模型计算了荆州市93个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对小城镇的综合可达性与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 示：小城镇综合可达性值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总面积、农村聚落平均面积、农村聚落占景观面积比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邻近分配区内农村聚落数量、农 村聚落密度相关性不显著；可达性好的小城镇最容易吸引较大规模的农村聚落在其周边集聚，但小城镇的可达性水平也并不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的唯一因素。可达性 等级较差和差的小城镇，因周边耕地和水源条件优越，也吸引了中等规模和中等数量的农村聚落分布。

[Song Mingjie, Wang Hongzhi, Shao Qihui, et al.Accessibility of small towns and its relation to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93 small towns in Jingzhou. Human Geography, 2013, 28(5): 54-60.]

[12]
郭晓东, 张启媛, 马利邦. 山地—丘陵过渡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 2012, 32(10): 114-120.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 的载体。以地跨陇东黄土丘陵区与西秦岭山地的天水市麦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GIS与统计分析方法，计算分析了麦积区乡村聚落的景观指数、规模等级及空 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麦积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相差悬殊，中小型聚落占主体；②分布呈现“北密南疏”格局，聚落分布的河流与道路指向性十分明显；③海拔 和坡度对聚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影响，海拔1000—1500m和坡度5°-15°的范围是聚落的密集分布区，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呈显著的正态分布；④乡村 聚落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发展及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Guo Xiaodong, Zhang Qiyuan, Ma Libang.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transition-region between mountain and hilly.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10): 114-120.]

[13]
李红波, 张小林, 吴江国, 等. 欠发达地区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以安徽省宿州地区为例. 地理科学, 2012, 32(6): 711-716.以欠发达地区——皖北宿州地区的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计算了5 个景观格局指标。用ArcGIS 软件计算了形状指数、景观类型空间邻接比例、最邻近指数、最近距离以及聚落的耕作半径,分析了该区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耕地是宿州地区的景观基质,聚落是宿州地区分布最广、斑块数目最多的景观类型;耕地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格局的重要因子;农村聚落分布受中心城镇影响明显;用缓冲区的方法求取耕作半径在耕地分布均匀地区较为实用。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Wu Jiangguo, 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ttlement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Taking Suzhou of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6): 711-716.]

[14]
吴江国, 张小林, 冀亚哲, 等. 县域尺度下交通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 以宿州市埇桥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13, 28(1): 110-115.聚落景观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的研 究历来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而交通对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日益加深。以皖北的埇桥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图,运用GIS技术和景观分析软 件,在县域尺度定量分析不同类型、不同等级交通对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交通运输用地是乡村聚落景观斑块之间和乡村聚落景观与其它类型景观进 行物质和信息传递的景观廊道;乡村聚落景观面积和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在数量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交通是影响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重要因子,且不同类型、不同等级 的交通与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的相关性不同;国道、省道和县道与乡村聚落景观空间分布有正相关性,铁路、高速公路和农村道路与乡村聚落景观分布则呈负相 关。

[Wu Jiangguo, Zhang Xiaolin, Ji Yazhe, et al.Transports influence on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pattern at county scale: A case study of Yongqiao of Suzhou. Human Geography, 2013, 28(1): 110-115.]

[15]
张荣天, 张小林, 李传武. 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7(3): 272-278.以镇江市丘陵区的乡村聚落为研 究对象,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镇江市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呈现出十分显 著的东西分异特征,整体上镇江市东部地区的乡村聚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聚落形态较为规则;而中西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疏,且聚落形态较破 碎;镇江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受地形、经济、交通、水系、耕地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聚落分布具有低海拔区位取向;经济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小,但 斑块密度大,而经济欠发达区的乡村聚落景观斑块面积大,但斑块密度小;乡村聚落距离道路500m及水系1 000m的区域内空间分布最为密集;同时乡村聚落与耕地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趋同性规律。

DOI

[Zhang Rongtian, Zhang Xiaolin, Li Chuanwu.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Zhenjiang hilly area.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3, 27(3): 272-278.]

[16]
王青, 石敏球, 郭亚琳, 等.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垂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13, 68(11): 1559-1567.以岷江上游山区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的方法，利用遥感资料和GIS技术，提取岷江上游山区空间信息，定量研究山区聚落生态位影响尺度、人口密度及民族类型带谱垂直分异特征，并建立民族聚落生态位类型图谱。研究表明：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其数值介于300~600 m；相反，聚落生态位人口密度却随着海拔升高而递减，其数值介于200~630 人/km<sup>2</sup>；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和人口密度的垂直分异特征，是山区居民长期适应山地环境的结果，与民族类型及其生计方式密切相关。在流域尺度上，岷江上游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条民族廊道，聚落生态位民族类型空间格局具有典型的带谱特征：藏族和回族聚落生态位均处于河流干支流的上部，羌族聚落生态位对应于干旱河谷和V型河谷上部的低半山缓坡地带，汉族聚落生态位位于岷江上游入口处的河谷地带。

DOI

[Wang Qing, Shi Minqiu, Guo Yalin, et al.The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mountain settlement nich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1): 1559-1567.]

[17]
罗光杰, 李阳兵, 王世杰. 岩溶山区聚落分布格局与演变分析: 以普定县后寨河地区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0, 24(7): 802-807.我国岩溶山区聚落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在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其对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弄清岩溶山区聚落动态分布格局和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岩溶山区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普定县后寨河地区为例,应用1963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通过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在小尺度区域内研究了乡村聚落40多a来的分布格局和演变,结果表明在后寨河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地貌类型下土地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聚落分布格局、数量和规模,之后到2004年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聚落的总面积极大增长,而聚落快速发展的空间差异则主要由对外交通条件决定,聚落向交通干线集中,表现出沿公路呈线状分布趋势,并且形状更加复杂。

[Luo Guangjie, Li Yangbing, Wang Shijie.Analysis of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changes in karst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the Houzhai watershed region in pudin country as an exampl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10, 24(7): 80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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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基于江苏省2007/2008 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 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 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 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Ma Xiao-dong, LiQuanlin, Shen Yi. Morphological difference and regional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Jiang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4): 51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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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707-1717.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 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25 年来典型旅游村庄苟各庄村土地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①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经历缓慢起步阶段、快速扩展阶段和平稳提升阶段三个时期,实现了从核心到外围,从平面到立体的双重拓展,集约化程度不断提升;② 苟各庄村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过程与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quot;旅游化&quot;过程相伴而生,逐步由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③ 自然地理环境框定了乡村聚落空间拓展的基本格局走向,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村庄功能转化的根本动力,农户行为的理性调整是村庄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因,政府调控是村庄用地维持相对稳定的重要诱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④ 村庄用地格局的变化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研究发现乡村用地格局演变伴随着乡村城镇化的过程,呈现出周期性特征,目前苟各庄村已进入以特色旅游城镇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乡村旅游发展而言,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用地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实现乡村旅游用地模式由传统内生型&quot;人口增长+生活需求&quot;模式驱动,向外向型的&quot;旅游需求+人口增长&quot;驱动模式的转变.

[Xi Jianchao, Zhao Meifeng, Ge Guansheng.The micro-scale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use pattern: A case study of gouge village of Yesanpo scenic area in Hebei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70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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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 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4): 531-540.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 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 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 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 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 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sup>2</sup>扩展到341128 m<sup>2</sup>，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 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 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 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DOI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3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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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增湘, 廖建军, 徐卫华, 等. 基于GIS的秦岭山区聚落用地适宜性评价. 生态学报, 2015, 35(4): 1274-1283.利用自然地理、生态和社会经济方面共14个因子构建秦岭山区聚落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在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遥感(RS)技术支持下,利用适宜性评价模型定量评价聚落建设用地适宜性,将聚落建设用地适宜性分为五个等级,并结合已建设区进行空缺分析。结果表明:(1) 秦岭山区最适宜聚落用地面积为3378.1 km<sup>2</sup>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87%,说明秦岭山区适宜聚落开发的土地相对较少。(2) 最适宜聚落用地集中在秦岭北、南坡山麓和东部的山间河谷地带,山地型特征明显。(3) 有9.15%已建成区分布在限制建设区内,存在生态安全风险。(4) 可用适宜聚落建设用地为3192.27 km<sup>2</sup>空间分布不平衡。研究结果可为该区域城镇体系布局与用地规模的核算提供科学依据。

DOI

[Qi Zengxiang, Liao Jianjun, Xu Weihua, et al.Suitability analysis of mountain settlements in Qinling using a GIS system.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4): 1274-1283.]

[22]
罗光杰, 李阳兵, 谭秋, 等. 岩溶山区聚落格局变化及其LUCC响应分析: 以贵州省为例. 资源科学, 2010, 32(11): 2130-2137.以代表岩溶山区不同发展水平的贵州省4个地区为例，应用1963年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研究了岩溶山区聚落格局变化及其与所在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63年，该区聚落规模较小，受地貌影响较小，主要分布在土地生产力高的地方，聚落分布形状较为规则。经过几十年地区经济的发展及人口增长，聚落在不断扩张，因受制于山区的地理环境，聚落分布形状趋于复杂，且有向交通线集聚分布的趋势。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聚落空间发展方向各有差异，其中优化开发型地区聚落稳定并朝自身扩张和合并方向发展；保护开发型地区聚落变化小，部分聚落向保护地区外围迁移；恶劣发展型地区聚落变化数量大、等级低，其发展方向以新生为主，消亡较多；岩溶山区聚落的分布格局变化对周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明显，因此岩溶山区聚落的周边生态建设方向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Luo Guangjie, Li Yangbing, Tan Qiu.et al.Analysis of changes in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its LUCC response in karst mountainous areas:a case on Guizhou province. Resources Science: 2010, 32(11): 2130-2137.]

[23]
张弛, 刘茂松, 徐驰, 等. 南京市城市化过程中聚落动态的热点分析. 生态学杂志, 2009, 28(3):503-508.利用南京市1988、1998、2003和2006年的Landsat TM遥感影像，采用邻域分析方法，提取1988—2006年间3个时段南京地区聚落占地率变化速率最快的5%区域作为聚落动态的热点，并对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聚落增长热点和萎缩热点总体上随城市的扩张而外移，其中，增长热点主要发生于建成区边缘外侧6 km以内的区域，而萎缩热点的高发区位于建成区边缘外侧1 km以内，在城乡梯度上二者都随离建成区边缘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在不同方向上，热点发生的频度、幅度具显著的差异性，且表现出易受短期城市发展决策的影响，阶段性重点开发地区往往成为聚落变化的热点，并导致热点集中分布区位的阶段性差异。某一时期萎缩热点在空间上集中分布的区位往往是前一时期增长热点集中发生的区位，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聚落快速增长后可能伴随着相对较大规模的重组、整合过程。

[Zhang Chi, Liu Maosong, Xu Chi, et al.Hotspot analysis of settlement dynamics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Nanjing. Chinese Journal of Ecology, 2009, 28(3): 503-508.]

[24]
韩非, 蔡建明. 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形态演变与重建. 地理研究, 2011, 30(7): 1271-1284.在快速城市化的推动下,我国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正面临或经历空前的形态演变和现代转型。如何继承、保护与发展乡村文明,做好转型期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规划设计与重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论述了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的基本特征、形态演变和发展类型,探讨其发展机理和重建路径,并对北京市门头沟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半城市化地区乡村聚落经历了传统均质化形态、转型初期异质异构的混杂形态、转型后期功能区块布局形态三个阶段,面临着分化与重组,可以通过城镇化整理、迁建和保留发展三种重建路径来实现,分为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农民新村、农业专门化生产导向下的农业专业村镇和生态旅游导向下的民俗旅游村等三类发展模式。

DOI

[Han Fei, Cai Jianming.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eri-urban rural habita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7): 1271-1284.]

[25]
胡最, 刘沛林, 曹帅强. 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 地理学报, 2013, 68(2): 219-231.湖南省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全国传统聚落相对集中和保存较为完好的省区之一.本文以国家和湖南省政府正式公布的30 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建立了包括建筑特征、文化特征、环境特征、聚落布局特征4 大类共14 项指标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根据要素提取法、图案分析法、结构提取法、含义提取法等景观基因提取方法,建立了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流程,并进行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识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从建筑基因的特征、选址布局基因的特征、图腾文化基因的特征3 个角度分析了该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空间特征.本文对湖南省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合理、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参考意义,对开展全国其他省份传统聚落的相关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Hu Zui, Liu Peilin, Cao Shuaiqiang.Spatial pattern of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of Hunan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2): 219-231.]

[26]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 地理学报, 2010, 65(12): 1496-1506.传统聚落景观区划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是文化景观区划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本身存在的地域性、系统性、稳定性、发展性、一致性、典型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本方案以传统聚落景观&ldquo;意象&rdquo;(Image) 的内部相似性为前提，以相对一致性原则作为景观区域划分的主导性原则，综合考虑其他原则，如环境制约性原则、文化主导性原则、地域完整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面的覆盖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综合性原则等，将全国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3 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 个景观区和76 个景观亚区。以往关于文化区的识别，主要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的；关于传统聚落景观区的识别，主要是从景观基因的角度进行的。区域景观基因成为判断传统聚落景观区的核心要素。通常情况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判别，可以重点从心理要素、生态要素、美学要素、环境要素、文化要素、时序要素等6 个方面入手。

[Liu Peilin, Liu Chunla, Deng Yunyuan.et al.Landscape divis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and effect elements of landscape gene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12): 1496-1506.]

[27]
杨立国, 林琳, 刘沛林, 等. 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居民感知与认同特征: 以通道芋头侗寨为例. 人文地理, 2014, 29(6): 60-66.

[Yang Liguo, Lin Lin, Liu Peilin, et al.On percep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raditonal settlements'landscape genes in Chinese minority areas: A case study in Taro Dong minority village of Tongdao. Human Geography, 2014, 29(6): 60-66.]

[28]
唐承丽, 贺艳华, 周国华, 等.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 地理学报, 2014, 69(10): 1459-1472.引入&ldquo;生活质量理论&rdquo;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ldquo;综合村&mdash;特色村&rdquo;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DOI

[Tang Chengli, He Yanhua, Zhou Guohua, et al.The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mod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oriented by life qua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0): 1459-1472.]

[29]
谢作轮, 赵锐锋, 姜朋辉,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 以榆中县为例. 地理研究, 2014, 33(5): 937-947.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研究是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构的依据。以兰州市榆中县为例，运用GIS 空间分析能力，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力来划分居民点类型，应用加权Voronoi图的空间分割功能实现宏观上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重构，确定各搬迁居民点的安置去向，同时计算各个加权Voronoi 图之中的居民点的相对&ldquo;居住场势&rdquo;的大小，实现微观上搬迁农户的空间效用增加。结果表明：榆中县共有中心居民点面积6082.60 hm<sup>2</sup> （1107 个居民点） 占61.25%；Ⅰ类保留型居民点面积2707.55 hm<sup>2</sup> （4083 个居民点） 占27.26%；Ⅱ类保留型居民点面积235.68 hm<sup>2</sup> （679 个居民点） 占2.37%；零星居民点面积905.26 hm<sup>2</sup> （2854 个居民点） 占9.12%。通过加权Voronoi 图的宏观空间分割结合微观的&ldquo;居住场势&rdquo;测算，使得居民点空间重构的方案更加合理。

DOI

[Xie Zuolun, Zhao Ruifeng, Jiang Penghui, et al.The rural resident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loess hilly regions:A case study of Yuzhong county in Lan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5): 937-947.]

[30]
贺艳华, 唐承丽, 周国华, 等. 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RROD模式. 地理研究, 2014, 33(9): 1716-1727. 本文受启于TOD理论与实践在城市地域空间结构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借鉴以往乡村聚居单元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试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简称RROD模式）,并针对概念内涵、构建原则、框架、类型、空间尺度等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重点从设施门槛、耕作半径、邻里交往以及出行距离感知等方面对RROD合理规模与结构进行了综合论证,认为RROD规模半径一般取值范围为450-700m,人口规模一般取值范围为1500-3500人,占地面积一般取值范围为30-75hm<sup>2</sup>距离一般取值范围为3.5-5.0km。但由于该取值范围是基于均质地域及一般发展条件假设,其结论具有一般理论指导性,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与修正。

DOI

[He Yanhua, Tang Chengli , Zhou Guohua, et al. The new model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settlements: RROD.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9): 1716-1727.]

[31]
李骞国, 石培基, 刘春芳, 等. 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格局优化: 以七里河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15, 35(1): 126-133.

[Li Qianguo, Shi Peiji, Liu Chunfang, et al.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loess hilly region: Take Qilihe district for example.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 126-133.]

[32]
马利邦, 郭晓东, 张启媛. 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及格局优化. 农业工程学报, 2012, 28(13): 217-225.对黄土丘陵区的甘谷县乡村聚落时空布局特征进行分析，为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及土地集约利用提供研究基础。基于1998年的Landsat-5TM和2008年的SPOT5遥感影像，应用景观格局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甘谷县1998－2008年乡村聚落的时空布局特征及空间格局优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在时间分布上，近10 a来，甘谷县乡村聚落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由3.69%上升至5.45%。斑块数和斑块总面积分别增加114.77%和47.76%，现状聚落斑块密度很高（1.68个/km2），2个时期斑块面积大小悬殊，平均斑块面积减小。在空间分布上，2008年甘谷县乡村聚落密度明显高于1998年，呈"东北密、西南疏、距县城距离近的密"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空间差异显著。2个时期乡村聚落均呈显出强烈的海拔、坡度、交通和水系指向，海拔1 750 m以下、坡度小于15°、距离道路和河流1 000 m以内是甘谷县乡村聚落的主要聚居区。为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对甘谷县乡村聚落以优先发展型、扩建发展型和集中发展型3种发展模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

[Ma Libang, Guo Xiaodong, Zhang Qiyuan.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angu county of loess hilly area.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12, 28(13): 217-225.]

[33]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 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ong Hualou.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8): 1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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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1213.lt;p>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p>

DOI

[Long Hualou, Li Yurui, Liu Yansui.Analysis of evol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riving mechanism of hollowing villag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20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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