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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Vol. 35 >Issue 11: 2185 - 2200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11014

研究论文

测量上海产业网络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

  • 李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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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师范大学地理系,上海 200234

作者简介：李仙德（1984- ）,男,福建周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16-04-21

  要求修回日期: 2016-08-19

  网络出版日期: 2016-11-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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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ing the in- and out-degree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in Shanghai: Beyond the myth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LI Xi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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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6-04-2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6-08-19

  Online published: 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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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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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上海市2007年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基于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将产业划分为Ⅰ型（高点入度、高点出度）,Ⅱ型（低点入度、高点出度）,Ⅲ型（低点入度、低点出度）,Ⅳ型（高点入度、低点出度）。研究发现：① 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后向拉动效应。② 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Ⅰ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表明服务业的前向拉动效应存在着分异。③ Ⅰ型、Ⅳ型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提高对这些产业的使用有利于提升GDP。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服务业前3名。Ⅱ型服务业点出度、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尽管制造业GDP占比下降,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超越后工业化的迷思,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加强金融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提升产业网络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促进航空、航天、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 后工业化社会; 投入—; 产出表; 上海; 点出度; 点入度; 完全消耗系数; 产业网络

本文引用格式

李仙德 . 测量上海产业网络的点入度和点出度——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J]. 地理研究, 2016 , 35(11) : 2185 -2200 . DOI: 10.11821/dlyj201611014

Abstract

： In 1973, Daniel Bell coined the term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ccording to Bell, the era of the service economy is coming up and 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ends to declin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towards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 Shanghai through the lens of an industrial input-out network.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an input-output table among 144 industries in Shanghai for the year 2007. More specifically, an industrial network is created based on complete consumption coefficients and reveals direct and indirect connections among individual industri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s then applied to calculate in- and out-degrees of individual industries. The in-degree of an industry capture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puts from all other industries to the industry under investigation, whereas the out-degree of an industry characteriz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flows from that industry. A typology of industries is identified based on individual industries' in- and out- degrees. The analysis further elabor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in terms of in- and out-degrees as well as characte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onnections and GDP growth.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ufacturing sector's share in GDP has been declining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current study suggests that manufacturing maintains strategic positions within input-output networks among industries. In other words, manufacturing is still a relevant and integral part of Shanghai's economy. As fo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Shanghai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 promote industrial clusters (i.e., improve related variety and unrelated variety among individu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incubate emerging industries such as aerospa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Key words：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nput-output table; Shanghai; in-degree; out-degree; complete consumption coefficient; industrial network

1 引言

1966年,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经济增长的三个规律,即GDP的增长和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正相关;由于静态和动态规模报酬递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大多数非制造业活动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制约,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卡尔多强调了制造业增长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1]。
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结束了以福特制为标志的战后资本主义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西欧、北美、日本的生产体系出现了较大的调整,一方面制造业从国内核心向边缘地带扩散,形成了新的、更具有弹性的生产空间[2,3],另一方面制造业加速向海外扩张,推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4]。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5]。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用“后工业化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词来形容这场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变革[5]。
贝尔指出就业结构从农业和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一个特征。贝尔对就业结构变化的认知主要受到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提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影响[5]。贝尔的理论与卡尔多的学说不同,更为强调服务业的意义,引发了学术界较多的争议。板仓胜高指出制造业生产流程分工是一些服务业部门兴起的原因,即以前作为制造业的一部分职能,如研究与开发、会计、面对面的服务、管理和营销等被分离给子公司或者分包商;其结果是在官方的统计中,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等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了服务业部门[6]。Richard Walker强调从生产系统和劳动分工的视角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指出生产者服务业是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服务外包及新形成服务业门类是劳动分工的延伸,反映产业活动的专业化以及生产流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带来生产的迂回性和复杂性,制造业生产活动仍在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7]。
Cohen等认为许多服务业核心门类与制造业有着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因此,制造业产业活动对经济系统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高工资的服务业活动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若出于减少劳动成本等目的将制造业向海外扩散,只能暂时缓解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从长期来看,失去对产品制造过程的控制,存在着失去对技术和市场控制的风险,也将失去美国未来所需要依赖的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空间。Cohen等估算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构中有24%源于制造业企业的增加值,25%源于与制造业直接关联的服务业。因此,他们强调“后工业化社会”理论是一种迷思,现实仍然是一个工业社会,只是在这个新的工业社会中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联系更加密切,信息和知识等要素的作用更加重要。Cohen等指出高科技与制造业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许多高科技产品是面向生产者而非面向消费者的中间产品,只有一部分比例的非制造业从业人员相对制造业平均水平而言,更加具有生产性或创新性[8]。Susan等统计美国从2006-2008年各产业研究和开发投入情况,10%的研究和开发支出来自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2%来自软件出版业,10%来自其他非制造业行业,其余68%来自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器件、生物制药、交通设备、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投资所占比例分别为19%、18%、10%、5%[9]。可见,就整体而言,制造业与研究、开发的关系更为密切。
曼纽尔·卡斯特和青山裕子认为贝尔的理论是以美国为背景展开的。实际上,发达国家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过程并非雷同。他们分析了七国集团1920-2000年劳动力从业结构的变化,区分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德日模式的差异。前一模式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劳动力从业结构逐步向高端服务业转变,此外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传统服务业,一个特点是高端服务业主要是由独立的服务供应商提供的;而日本和德国在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同时,通过将多种高端服务业职能内部化于制造业之内等途径,保持着可观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法国和意大利则介于两种模式之间[10,11]。到2013年,上述两种模式的差异仍然存在,德国和日本制造业的相关指标相对更为突出。当年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分别为16.9%、19.8%,美国和英国分别为10.3%、9.8%;日本和德国制造业GDP比例分别为18.8%、22.2%,美国和英国分别为12.1%、9.7%[12]。
赵儒煜指出从1868年（明治维新启动之年）到1992年（泡沫经济破灭第二年）期间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并非配第—克拉克定理总结的“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 再向第三次产业推移”循序渐进,而是在农业部门长期下降趋势下的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交替起伏、波动式的过程。工业部门发展的高峰期是日本经济发展最快时期。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化”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最慢[13]。
Bryson等总结了关于“后工业化社会”的各种争论,认为克拉克和贝尔忽略了历史、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消费偏好等的差异,总结出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过于线性化。在服务业的多种多样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之间依赖加强的背景下,克拉克三次部门分析取向的有效性降低了,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是信息密集的、具有高的劳动生产力,并非所有的经济体都将成为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并非所有国家都将有很低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比例[14]。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时候,也出现了正规制造业部门就业停滞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速较快的“成熟前的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成为这些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诱因[15]。
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率先认识到过度发展金融、房地产等服务行业的危害,注意到了制造业的战略意义。2010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指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要把美国建设成为全球制造企业总部基地、全球创新基地、全球出口平台。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计划,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2013年10月,英国政府发布《制造业的未来：新时代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报告,提出了以“服务+再制造”为主轴的制造业增值计划[16]。2015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联合发布《平成26年度制造业基础技术和振兴施策》,指出制造业是日本的产业支柱、技术创新的源泉,具有强大的产业波及效应,其最终需要波及系数为2.13,比服务业高0.51。该振兴施策从制造业人才教育、良质雇佣、研究和开发等多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进一步明确日本制造立国和技术立国的国策[12]。
2010年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制造业一方面面临越南、泰国等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分流效应,另一方面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强化策略的冲击效应。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过快下降,已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产生重大负面的影响[16]。在此背景下,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中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2016年5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指出制造业是“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支撑,也是上海落实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力量”。
经济学者刘大钧在1933年组织的上海工业调查表明,上海全体工业资本额、工人数、产值占全国比例分别为40%、43%、50%;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17]。1949年后,上海作为最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8]。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0年浦东开发之后,上海加大了第三产业发展的力度,从1978年到2015年,上海第三产业GDP比例从18.6%上升到了67.8%,第二产业GDP比例从76.1%下降为31.81%。201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为7109.94亿元,占全国比例为3.11%;而1990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为6.85%,上海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针对这一情况,《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上海制造业占GDP比例要保持在25%。
从Walker劳动分工理论的视角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7]。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多个门类。在产业分析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上,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具体情况。投入产出表是分析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据[19-22]。本文利用上海2007年144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各产业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中各个行业点出度和点入度,划分产业类型,并对各类型产业点入度、点出度与GDP之间的关系展开回归分析,探讨各类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上海产业网络的关联性和地位,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投入产出分析是分析产业之间前向、后向关联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投入产出表也是分析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数据。198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国办发[1987]18号）,明确规定每五年（逢二、逢七年份）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上海市于2007年展开第五次投入产出调查并编制投入产出表。在此次调查中,上海共选取2014家调查企业,涉及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和行政事业等行业部门。
本文使用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144个产业部门投入—产出表。144个三位数统计代码产业部门投入产出表产业分类相对两位数统计代码行业部门更为细致,更有利于揭示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

2.2 研究指标

2.2.1 完全消耗系数 除了直接消耗方面的联系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还存在产业关联导致的间接消耗方面的联系。完全消耗系数是指第i部门每完成一个单位最终使用时,对第j部门货物或服务直接和间接消耗之和。完全消耗系数矩阵是由各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组成的[23]。完全消耗系数是反映产业关联性的重要指标。
可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基础上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利用直接消耗系数计算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的公式为：
B = （ I - A ） - 1 - I （1）
式中：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I为单位矩阵;B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23]。
2.2.2 点入度与点出度 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其属性的方法,它将社会网络定义为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集合。在具体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将结构概念化成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型。中心度是衡量网络行动者在网络中联系和影响力的重要 指标[24]。
在有向的网络之中必须考察线的方向。点的中心度可以进一步分为“点出度”（out-degree）和“点入度”（in-degree）。一个点的点出度指的是该点所直接指向点的总数,点入度是直接指向该点的点总数[25]。在多值网络中,点出度与点入度的计算,相应为各点权重之和。
点入度计算公式为[25]：
C i = ∑ j = 1 n X ji （2）
式中：Xji表示产业i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投入j的完全消耗系数,n为产业部门数,在本文中n为144。点入度反映产业网络某产业直接以及间接完全消耗别的各个产业的情况。Ci越大,意味着i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更多别的产业部门作为中间投入,作为最终产品的特征更为明显,对产业网络后向拉动效应更强。
点出度计算公式为[25]：
Co = ∑ j = 1 n X ij （3）
式中：Xij表示产业i作为j产业中间投入的完全消耗系数;n为产业部门数,在本文中n为144。点出度反映产业网络中某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系统中被各个产业完全消耗的情况。Co越大,意味着i产业作为产业中间投入的功能越强,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特征更为明显,具有较强的前向拉动作用。

3 基于点入度和点出度的上海产业分类

3.1 产业分类的说明

本文利用上海市144个部门投入产出表,根据式（1）计算完全消耗系数。144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平均值为0.013。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完全消耗系数大于3倍平均值的产业网络主要联系,如图1所示。银行业、软件业、商务服务业、批发业等行业处于上海产业网络的中央位置,中心度较高（图1）。
Fig. 1 The backbone of industrial network in Shanghai

图1 上海产业网络主要联系

注：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7年144部门投入—产出表整理计算,下文图表数据来源与此图相同。

利用式（2）和式（3）分别计算上海144部门基于完全消耗系数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其中,全行业点出度和点入度的平均值均为1.89。以点入度为横轴,点出度为纵轴,并以（1.89,1.89）为原点,建立坐标系,可以将144个产业部门划分为四个类型（图2）。其中,第一象限的是Ⅰ型产业,该类型产业的特征是高点出度和高点入度;第二象限的是Ⅱ型产业,该类型产业的特征是低点入度和高点出度;第三象限的是Ⅲ型产业,该类型产业的特征是低点入度和低点出度;第四现象的是Ⅳ型产业,该类型产业的特征是高点入度和低点出度（图2）。
Fig. 2 A typology of industries in Shanghai based onin-degree and out-degree

图2 基于完全消耗系数点出度和点入度的上海产业分类

3.2 不同类型产业的具体分析

3.2.1 Ⅰ型产业：高点入度、高点出度 上海Ⅰ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较高（表1）。Ⅰ型产业一方面在生产系统中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较多使用了别的产业作为中间投入。
Tab. 1 In- and out-degrees of type-Ⅰ industries in Shanghai

表1 上海Ⅰ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商务服务业 2.07 13.23 塑料制品业 2.58 3.59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 2.03 11.84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1.93 3.58
钢压延加工业 1.97 10.94 造纸及纸制品业 2.65 3.52
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 2.59 7.48 棉、化纤纺织及印染精加工业 2.27 3.30
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2.68 6.95 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 2.41 2.96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 2.75 6.89 保险业 2.17 2.75
金属制品业 2.27 5.53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 2.10 2.59
废品废料 3.14 5.05 植物油加工业 2.90 2.58
水上运输业 2.08 4.28 仪器仪表制造业 2.36 2.58
合成材料制造业 2.90 4.21 道路运输业 2.46 2.49
计算机服务业 1.95 3.66 航空运输业 2.30 2.47
电子计算机制造业 3.39 3.64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2.57 1.99
Ⅰ型制造业点入度平均值分别为2.53、5.07,2007年占上海GDP比例为16.53%。Ⅰ型制造业中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业、钢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合成材料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等是典型的材料产业,具有较强的中间产品投入作用。但某些产业污染较大,并不适合在大都市区发展。如上海钢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原料供应成本较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加之以全国性的市场需求低迷,产能过剩,面临着产业调整的较大压力[26]。从日本二战后工业发展经验来看,以供应材料为主、重化工业比例过大的北九州工业地带、阪神工业地带环境污染造成的公害问题突出,发展速度明显慢于以汽车等机械产业为主体的京滨工业地带[27,28]。因此,上海应加快这些材料产业的转型升级。以钢压延加工业的龙头企业宝钢集团为例,宝钢2012年开始实施上海地区产能压缩,关闭罗泾生产基地,到2017年调整完成后将减少铁产能约580万t、钢产能约660万t,相应减少300万t标煤能耗。此外,宝钢已实施以技术领先为特征的精品开发战略,发展包括超高强钢、取向硅钢在内的高端产品,并研发更高端新材料技术,实现“从钢铁到新材料”的转变[26]。
Ⅰ型制造业中,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高技术产业。上海在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技术制造业上面临着核心研发技术缺位、上中游高端制造薄弱等问题,如整机设备的核心零部件“芯片”90%以上源于进口[29]。此外,从劳动空间分工的视角来看,高技术产业存在着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上海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处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组装环节,在上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部分产能已往重庆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城市迁移[29-31]。
Ⅰ型服务业中,商务服务业、水上运输业、计算机服务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保险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7个服务业门类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分别为2.21、4.55。2007年Ⅰ型服务业占上海GDP比例分别为9.75%。其中,商务服务业对金融、航运、贸易等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支撑作用[32]。从2004年到2013年,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从6.19%上升到9.36%,营业收入比例从3.35%上升到5.95%,在上海产业体系中的地位趋于上升。
比较而言,该类型制造业在点出度和点入度平均值指标上要分别比该类型服务业高0.32、0.52（表1）,意味着在整体上该类型的制造业相对同类型的服务业具有更强的前向和后向产业拉动作用。
3.2.2 Ⅱ型产业：低点入度、高点出度 这类产业点入度较低,而点出度较高（表2）,意味着这类产业对中间投入的使用相对较少,而别的行业对其有较大的中间投入需求。
Tab. 2 In- and out-degrees of type-Ⅱ industries in Shanghai

表2 上海Ⅱ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1.29 13.13
软件业 1.61 9.96
批发业 0.67 9.34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 1.66 8.99
银行业 0.75 8.5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57 8.1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0 6.41
零售业 0.88 5.56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1.19 5.43
农业 1.22 3.79
证券业 1.07 2.97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2.41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0.92 2.28
租赁业 1.56 2.28
炼钢业 1.40 1.97
Ⅱ型制造业占2007年GDP比例为0.52%,包括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炼钢业两个门类,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分别为1.53、5.48。由于这两个行业能耗较大,也面临产能过剩的冲击,在上海的发展余地有限[29]。
Ⅱ型服务业占2007年上海GDP比例为25.95%,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分别为1.08、5.79,包括软件业、批发业、银行业、零售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证券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等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广泛应用的门类。随着信息化的推进,软件产业日益成为上海城市经济的新引擎[33]。第一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13年上海软件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从0.72%上升到2.11%,营业收入比例从0.50%上升到1.04%。
比较Ⅱ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Ⅱ型制造业在点入度平均值上高于Ⅱ型服务业0.45,表明该类型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其他产业作为中间投入,后向关联效应强于同类型的服务业;在点出度平均值上低于服务业0.29,表明该类型服务业相对同类制造业具有更强的中间投入作用。
3.2.3 Ⅲ型：低点出度、低点入度 这类产业点入度和低出度均较低（表3）,既不是别的产业主要的中间投入产品,也对其他产业没有较高的中间投入需求。Ⅲ型制造业GDP占全市比例分别为3.77%,点出度和点入度平均值分别为0.5、1.49,包括麻纺织、丝绢纺织及精加工业、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等在自然资源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传统产业。伴随着上海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些传统制造业有进一步萎缩的趋势[34]。Ⅲ型服务业占全市GDP比例为12.46%,点出度和点入度平均值分别为0.33、1.45,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卫生、旅游业、教育等更多面向居民的生活性服务业。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公共设施管理业、社会福利业、水利管理业、教育等行业是以政府拨款的形式为主运作的,对于社会再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
Tab. 3 In- and out-degrees of type-Ⅲ industries in Shanghai

表3 上海Ⅲ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 1.88 0.28 酒精及酒的制造业 1.54 0.37
卫生 1.88 0.08 体育 1.52 0.00
畜牧业 1.86 0.75 铁合金冶炼业 1.51 0.4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85 1.57 新闻出版业 1.49 0.15
麻纺织、丝绢纺织及精加工业 1.84 0.16 谷物磨制业 1.48 0.87
环境管理业 1.83 0.07 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 1.47 0.93
软饮料及精制茶加工业 1.83 0.22 林业 1.47 0.61
水泥及石膏制品制造业 1.83 0.60 炼焦业 1.43 0.75
旅游业 1.82 0.44 娱乐业 1.42 0.05
方便食品制造业 1.82 0.02 城市公共交通业 1.41 0.38
炼铁业 1.80 0.72 农、林、牧、渔服务业 1.39 0.09
渔业 1.80 1.40 房地产中介服务业 1.32 0.15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1.78 0.71 邮政业 1.28 0.2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77 0.32 社会福利业 1.22 0.01
仓储业 1.76 1.82 水利管理业 1.20 0.03
水泥、石灰和石膏制造业 1.73 1.88 铁路运输业 1.19 1.15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 1.71 0.11 文化艺术业 1.18 0.36
其他食品加工业 1.70 0.08 居民服务业 1.02 0.35
砖瓦、石材及其他建筑材料制造业 1.69 0.44 教育 0.83 0.30
肥料制造业 1.69 0.49 社会保障业 0.76 0.0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68 0.07 烟草制品业 0.43 0.16
公共设施管理业 1.64 0.14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0.00 1.67
陶瓷制品制造业 1.58 0.18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00 0.99
住宿业 1.55 0.86 制糖业 0.00 0.11

注：表中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业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社会人文科学研究门类,并不包含工业企业内部、尚未独立注册为产业活动单位的研发部门。在统计上,工业企业内部尚未独立的研发部门的研发投入并不在研究与试验发展行业中体现,而是在工业企业内部体现。因此,研究与试验发展产业的点出度和点入度相对较低。

比较而言,Ⅲ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分别低于Ⅲ型制造业0.04、0.17,也说明了其产业关联效应小于Ⅲ型制造业。
3.2.4 Ⅳ型产业：高点入度、低点出度 Ⅳ型产业点入度较高,而点出度较低（表4）。Ⅳ型的服务业占GDP比例为3.97%,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分别为2.04、0.81,包括餐饮业、物业管理业、其他服务业、地质勘查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其他金融活动等8个行业门类。Ⅳ型制造业包括45个行业门类,占GDP的比例为20.60%,点入度和点出度平均值为2.31、0.65。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要比Ⅳ型服务业高0.27,表明该类型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后向拉动效应;而点出度均值小于Ⅳ型服务业0.16,表明该类型制造业更大程度是终端产品,对国民经济的前向拉动效应小于该类型的服务业。
Tab. 4 In- and out-degrees of type-Ⅳ industries in Shanghai

表4 上海Ⅳ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行业 点入度 点出度
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 3.24 0.51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2.18 0.41
通信设备制造业 2.94 0.53 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 2.18 0.43
雷达及广播设备制造业 2.92 0.13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2.18 0.25
家用电力和非电力器具制造业 2.85 0.60 其他食品制造业 2.17 0.66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70 0.30 其他服务业 2.17 0.40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2.66 0.54 调味品、发酵制品制造业 2.13 0.40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 2.64 1.77 地质勘查业 2.11 0.18
汽车制造业 2.59 1.35 船舶及浮动装置制造业 2.09 0.60
纺织制成品制造业 2.54 0.36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2.07 0.25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业 2.52 0.08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 2.07 0.57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52 0.7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05 0.84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49 0.61 家具制造业 2.04 0.03
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业 2.48 0.63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 2.03 0.82
建筑装饰业 2.46 0.87 专业技术服务业 2.02 1.40
起重运输设备制造业 2.45 0.56 水产品加工业 2.02 0.63
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制造业 2.43 0.63 屠宰及肉类加工业 2.02 1.07
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的
制造业		 2.42 1.48 液体乳及乳制品制造业 2.01 0.15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2.41 1.12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2.00 0.77
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业 2.41 0.37 管道运输业 1.99 0.31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业 2.38 1.71 医药制造业 1.98 0.83
建筑安装业 2.37 0.60 其他房地产活动 1.98 0.76
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 2.37 0.92 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 1.97 1.37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 2.33 0.40 饲料加工业 1.96 0.61
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 2.30 0.41 农药制造业 1.95 0.65
橡胶制品业 2.26 1.11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 1.91 0.44
其他建筑业 2.26 0.14 其他金融活动 1.91 0.57
化学纤维制造业 2.25 1.19 物业管理业 1.90 1.76
餐饮业 2.22 1.08 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
制造业		 1.90 0.12
电机制造业 2.20 0.90
该类型制造业中的装配产业生产流程较为复杂,包括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雷达及广播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力和非电力器具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由许多零部件和配件组装而成的产业。橡胶制品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则是装配产业零部件和配件的重要材料来源,也面临着环境污染、低端产能过剩等问题[29]。值得注意的是,Ⅳ型装配产业中的汽车制造业,以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两个整车厂为核心,形成外资技术主导下的产业集群[35]。2007年,汽车制造业是上海制造业中GDP第2强的行业,当年完成GDP 394.36亿元,占上海比例为3.24%,仅次于钢压延加工业3.33%的比例。从2011年到2014年,汽车制造业占上海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2.8%提升到了16.5%,对全市工业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29]。从日本最大的工业地带京滨的发展经验来看,汽车等机械产业在京滨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产业后向联系,成为了京滨工业地带的支柱产业 [36]。上海需要加强汽车等机械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需要加强核心零部件和配件技术创新能力,逐步突破外资的技术 锁定。
该类制造业中的都市型工业包含纺织制成品制造业,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业,纺织制成品制造业,毛纺织和染整精加工业,针织品、编织品及其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其他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等。该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其生产环节逐步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29];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是在研究与开发环节加强时尚创意元素,在市场营销环节加强品牌元素[29]。
此外,Ⅳ型制造业中的医药制造业是上海确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之一,包括化学医药、生物医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门类,发展定位是国内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产品制造中心、商业中心和研发中心[29]。

4 上海各类型产业点入度、点出度与GDP的回归分析

4.1 Ⅰ型产业回归分析

以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GDP为因变量,分别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为自变量,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5。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点入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Ⅰ型制造业中钢压延加工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合金制造业、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在2007年上海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6.07%、10.13%、1.36%、1.15%,这实际上反映了上海在这些产业高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上还存在着不足,由此导致在高端产品上对进口的依赖度较高[29]。
Tab.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Ⅰ industries and GDP

表5 上海Ⅰ型产业点入度和点出度与GDP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R2
I型制造业点入度 -0.260 -1.041 0.314 0.067
I型制造业点出度 0.523* -2.375 0.0031 0.225
I型服务业点入度 -0.490 -1.255 0.265 0.240
I型服务业点出度 0.891** 4.384 0.007 0.794

注：制造业行业数17个,服务业行业数7个;*表示5%水平显著,**表示1%水平显著。

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出度对GDP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23、0.891,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表明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出度对GDP均有正面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表明Ⅰ型制造业和Ⅰ型服务业是生产过程重要的中间投入,进一步提高对Ⅰ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使用,将有助提升这些产业的GDP。以宝钢集团为例,宝钢已经逐步将产品结构调整为专业生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碳钢薄板、厚板与钢管等钢铁精品,主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汽车等机械制造、能源交通、家电、石油化工行业[29]。因此,上海加强汽车等机械制造产业发展将会加大对宝钢高端产品的使用,从而提升宝钢的增加值。
Tab.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ty of type Ⅱ industries and GDP

表6 上海Ⅱ型服务业中心度与GDP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R2
Ⅱ型服务业点入度 -0.888** -4.730 0.003 0.789
Ⅱ型服务业点出度 0.299 0.768 0.471 0.090

注：服务业行业数8个;**表示1%水平显著。

4.2 Ⅱ型产业回归分析

由于Ⅱ型制造业只有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炼钢业两个行业,无法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仅对Ⅱ型服务业的点入度和点出度与GDP进行回归分析。计算结果表明Ⅱ型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Ⅱ型服务业点入度与GDP的回归系数为-0.888,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5）。这意味着这些产业点入度越高,GDP反而越小。其中,软件业、租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点入度分别为1.61、1.59、1.19,分别为该类别服务业第1名、第2名、第3名,但GDP排名分别为倒数第2名、第3名、第1名。点入度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却分别为该类别服务业前3名。由此可见,后向影响较小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和证券业在上海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上海需要注意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以Peter Taylor为代表的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选取2008年全球前75强金融服务以及前25强的会计、广告、法律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全球办公网络分布测算世界城市网络的连通性,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的排名为第7名,相对2004年的第23名,2000年的第30名,上海在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网络的位置分别上升了16名和23名[37]。这也成为上海在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建设全球城市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论据[38]。实际上,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总部区位呈现出明显的欧美中心城市集聚的发展态势[39];上海企业海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上海高端生产者服务业总部职能较少[40],更大程度上是欧美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公司支部集聚的据点。集聚支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的威望,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城市在网络中的权力[41]。因此,上海金融等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特别需要重视加强总部职能的发展,从而形成对支部网络的控制,提升网络权力。

4.3 Ⅲ型产业回归分析

对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析表明,无论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点出度或者点入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7）。Ⅲ型制造业规模较小,在产业网络中也处于边缘位置,并不是上海发展的重点。Ⅲ型服务业多个行业面向居民,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上海需要继续加强投入的产业。
Tab.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ty of type Ⅲ industries and GDP

表7 上海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度与GDP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R2
Ⅲ型制造业点入度 -0.466 -2.038 0.060 0.217
Ⅲ型制造业点出度 -0.215 -0.851 0.408 0.046
Ⅲ型服务业点入度 0.119 -0.345 0.734 0.005
Ⅲ型服务业点出度 0.063 0.295 0.770 0.004
注：该类型制造业行业数17个,服务业行业数24个。

4.4 Ⅳ型产业回归分析

再对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度与GDP的回归分析。研究发现,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36,0.777,均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提高Ⅳ型产业的使用,有助于提高这些产业的GDP（表8）。
Tab.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ity of type Ⅳ industries and GDP

表8 上海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度与GDP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Sig. R2
Ⅳ型制造业点入度 0.078 0.511 0.612 0.006
Ⅳ型制造业点出度 0.336* 2.339 0.024 0.113
Ⅳ型服务业点入度 0.060 0.147 0.888 0.004
Ⅳ型服务业点出度 0.777* 3.025 0.023 0.604

注：制造业样本数45个,服务业样本数8个,*表示5%水平显著。

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Ⅳ型制造业中汽车制造业,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在2007年上海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2.31%、1.00%、0.93%。可见,这些产业对国外的零部件和配件具有较强的依赖性[29],也减少了这些产业点入度对GDP的相关性。Krätke通过对汽车、仪器设备、医疗和生物科技120家制造业公司的全球网络分析,发现上海在该网络中的排名为33名,可见上海在这些产业领域与国际先进城市仍有一定差距[42]。
日本工业地理学者板仓胜高对长野县诹访盆地工业变化的研究发现作为先行产业的制丝机械产业提高了当地劳动力对机械的认知和技术水平,为诹访成为具有“东洋瑞士”之称的日本精密机械产业中心创造了基础[43]。竹内淳彦指出日本本田、丰田、铃木三大汽车制造商的前身均是纺织机械公司,纺织机械产业等先行产业的发展、技术学习和积累对于汽车产业网络的壮大具有重大意义[44]。大塚昌利的研究表明,纤维机械和乐器等先行产业集聚促进滨松地区成为以本田和雅马哈为中心的日本摩托车产业中心[45]。当前,以丰田汽车为产业核心的日本名古屋大都市圈正在将汽车等机械产业技术向具有一定关联性的航空产业技术转移,研制飞机,试图突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航空领域的寡头垄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2]。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技术和产业文化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循序渐进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传承、演化,先行产业的发展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创造了基础条件[46]。上海需要进一步加强汽车、机械制造等先行产业研究与开发,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而为航空、宇宙、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孵化奠定基础。

5 结论与讨论

第一,点入度分析表明,即使是上海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超过了第二产业,制造业仍在上海产业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上海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强大的制造业支撑。Ⅰ型、Ⅱ型、Ⅲ型和Ⅳ型制造业点入度均值分别比各类型服务业高0.52、0.45、0.04、0.27;表明上海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消耗了更多的中间投入,后向带动作用超过服务业。其中,点入度较高的Ⅰ型制造业和Ⅳ型制造业占上海GDP比例分别为16.53%、20.60%,是上海制造业的主体;Ⅱ型和Ⅲ型制造业在上海发展空间有限。Ⅰ型制造业中的钢延压加工等材料型产业受到环境、资源、能源等要素的制约,粗放扩大低端产能的发展模式存在瓶颈,应逐步实行去低端产能化,加强研究与开发能力,为Ⅳ型产业中的汽车等机械产业提供高质量的新材料,走高端化、精品化道路。Ⅳ型产业中的汽车等机械等产业具有较强的后向拉动作用,生产流程复杂,具有较强的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有利于孵化新兴产业。
第二,点出度分析表明,上海服务业的多个门类存在着分异,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都具有高的前向关联效应。从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较来看,Ⅱ型和Ⅳ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高于Ⅱ型和Ⅳ型制造业0.29、0.16,这两类服务业相对同类制造业具有更强的前向拉动作用。而Ⅰ型和Ⅲ型服务业点出度均值分别小于I型和Ⅲ型制造业0.32、0.17,前向拉动效应小于同类制造业。从全行业来看,I类服务业（商务服务业、水上运输业、计算机服务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保险业、道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和Ⅱ类服务业（软件业、批发业、银行业、零售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证券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的点出度超过了全行业平均水平,具有较强的前向拉动作用,是上海主要的服务业门类。
第三,回归分析表明,Ⅰ型和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点出度对GDP均具有正向的相关性,这意味提高对Ⅰ型和Ⅳ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使用,有助于提升这些产业的GDP;Ⅱ型服务业点入度对GDP具有负向的相关性,点入度较低即后向关联效应较低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银行业、证券业GDP分别为该类前3名,而Ⅱ型服务业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Ⅲ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点入度和点出度对GDP的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贺灿飞等对中国制造业演化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产业“如何跳得更远”[47]。当前上海正处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跳得更远”?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对关联多样性和非关联多样性带来的产业演化关注不足,忽视了制造业的重要性,对服务业众多门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基于“后工业化社会”理论,采用服务经济优先、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放弃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注,不能促进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推动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跳得更远”,也无法把上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Cohen等曾指出生产制造是最大份额的增加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创新租金获取的过程;除非研究、开发与制造产品的过程紧密相连,否则研究与开发将趋向落后;如放弃电视机产能之后,美国电子产业失去了设计、开发、改善、并且有竞争力地生产电视机的下一代产品—盒式磁带录像机（VCR）的能力[8]。
上海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需要超越“后工业化社会”的迷思,突破制造业或者服务业非此即彼的藩篱;更加注重产业的相互关联,提高产业适应各种休克的韧性（resilience）[48];更加注重在先行产业的基础上,通过延续、提升、转型、重构,使原有的制造业逐步向航空、宇宙、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转型升级。上海应降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大力促进银行业、证券业等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撑,避免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泡沫化发展造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49-51]。此外,上海应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在产业网络中的关联效应[52]。
致谢：感谢日本名古屋椙山女子学园大学季增民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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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军, 柴箐. 北京市产业网络结构特征与调节效应. 地理研究, 2013, 32(3): 543-555.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科学议题。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或知识、制度以及空间因素等诸多因素逐步纳入分析的视野。投入要素的规模与产业规模均与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有关,需要将产业网络的结构特征引入到产业规模的解释框架之中。利用2005年北京市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产业交易链接网络,分析了该网络的基本特征;基于调节变量回归分析方法,讨论了产业网络在产业发展规模中的效能。结果发现:①不同产业间特有的经济技术联系使得产业间交易链接稀疏,集聚系数不高;②不同产业的供给市场数和需求市场数组合差异悬殊;③产业网络结构参量对产业规模的影响是双重的,其一表现为解释变量,如介数中心性;其二是半调节变量,强化了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与产业规模的因果关系,同时,对产业规模也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DOI

[Wang Maojun, Chai Qing.Beijing industrial network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moderating eff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3): 543-555.]

[22]
陈曦, 席强敏, 李国平. 制造业内部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关系的实证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943-1956.聚焦于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关联与空间分布,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中涉及的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和中国286个地级市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研究与某一制造业细分行业具有较强产业关联的其他制造业细分行业与其空间分布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进一步分析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在68个产业关联较强的产业组合中,有39个产业组合具有空间关联;产业关联较强的劳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更容易呈现空间关联;超过半数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关联和空间关联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在产业特征分析基础上,利用GWR模型对39个产业关联强且具有空间关联的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在空间分布上的特征和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组合的空间关联度较高区域多分布在中等发展水平省区,而在经济发达或欠发达省区分布较少;东北三省区空间关联度较高的产业组合基本一致,产业发展情况较为相似。

DOI

[Chen Xi, Xi Qiangmin, Li Guoping.Industrial linkag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0): 1943-1956.]

[23]
王岳平, 葛岳静, 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 管理世界, 2007, (2): 61-68.本文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和全国最新投入产出表数据，从实证的角度，通过计算和分析各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程度和影响力系数、感应程度和感应度系数、各项最终需求的诱发额和诱发系数、各部门对最终需求的依存度、总体联系等指标，分析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关联特征，揭示产业结构变动的内在机理，并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出各项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影响。

[Wang Yueping, GeYuejing. Analysis of Chinese industrial structure's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Management World, 2007, (2): 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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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Liu Jun.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Analysis.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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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rson A S, Beckfiled J.Power and position in the world city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 109(4): 811-851.Globalization has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place and role of c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Recent literature proposes that the fate of cities (and their resi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ied to their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flows of investment and trade. Data on the branch locations of the world’s 500 larges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 2000 are subjected to two broad types of network analytic techniqu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world city system.” First, 3,692 citie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ree measures of point centrality. Second, blockmodeling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to generalize further about the positions and roles played by cities in the system. These techniques are used to trace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city system, locate cities in the context of a global urban hierarchy, and explore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diverges from a simple one‐to‐one matching of cities onto nation‐states in the world system. Sociology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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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 宝钢股份2015. 2016-05-27.

[Bao Steel.2015 Annual Report of Bao Steel. . 201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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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淳彦. 北九州工業地域の停滞とその要因. 地理学評論, 1966, 39(10): 665-679.Before World War II, Kita Kyushu Industrial Area including Kitakyushu-shi, was one of the four industrial areas in Japan, and it had about 10 percen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After the War, however, its industrial position in Japan had been declining, and at present, it suppling only 3 percent of the total national shipment. Som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cause these declin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Kita Kyushu Area as follows :I) In Kita Kyushu Area, main products are supplied by such heavy chemical industries as iron steel鈥︹specially Yaw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 the biggest in Japan鈥︹, fertilizer dye material and cement. And about 75 percent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in this area concentraled in these limited industries. These heavy chemical industries are originally located in this area with accesibility to Chikuho coal field, and advantage for import of raw material from China. Most of these factories are large in scale and located along the coast having the advantage of marine transportation. But after the War, Kita Kyushu industrial area lost its locational advantage, some of which are mentioned below. 1) Declin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coal in production of these industries, 2) difficulties of maintaing th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3) the shortage of water supply for those industry, and 4) relative decline of demand situation in reference to other industrial areas.II) The second factor is that the machine industry, despite of many developing possibilities, did not make itself enlarge in this area. It was brought by the policy of self-contained production system which characterize large plant such as Yaw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 in this area, hence subcontructive makers which make various kind of material parte are not fully formed as effective production system. It prevents the development of durable consumer goods industries as television, automobile and camera in this area.III) The third factor is that this district lacks miscellanious industries producing daily consumer goods, which depend on the demand of Kitakyushu-shi by following two reasons. One is that Yaw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 soaked up many manual labours in this area, and another is that this company create no effective demand for local market and moreover, make no effort to grow such industries in the area.

[Takeuchi A.The declin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Kitakyushu area.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66, 39(10): 665-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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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倉勝高. 関西における工業地盤沈下の原因. 信州大学教養部紀要第一部: 人文科学 1966 (1): 68-76.

[Itakura K. On the structural factor of the decline of the Kansai District. Bulletin of th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Shinshu University: Humanit-ies Part 1 1966 (1):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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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5上海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报告: 工业转型升级. 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Econom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on Shanghai Industry and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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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 宁越敏, 汪明峰. 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分析: 兼论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地理学报, 2008, 63(4): 437-448.全球化与生产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引导了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深入 到产品内层次, 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等开始被纳入诸多学科研究体系, 并更好地解释 了当今全球生产组织的新变化。文章首先从全球生产网络概念及研究综述入手, 探讨了计算 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一般组织框架; 其次, 以价值链- 微笑曲线为对象对计算机产业全球 生产网络的价值分配及空间竞争性进行实证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计算机产业全球生 产网络中的企业组织及其权力分配关系; 再次, 分析了目前中国计算机产业生产网络价值分 配结构及空间竞争性, 探讨中国大陆计算机产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情况。

[Li Jian, NingYuemin, Wang Mingfe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computer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63(4): 437-448.]

[31]
李健, 宁越敏. 计算机产业全球生产网络的地方竞争性分析: 兼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 上海经济研究, 2010, (5): 64-72.全球化发展与生产技术进步引导了社会生产组织的变革,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层次,并重新勾画新的世界经济地图,如何正确评估和分析中国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日显重要。近些年来,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分析视角和框架,本文以计算机产业为对象、以价值链-微笑曲线为框架,选取2008《商业周刊》、2008《财富》两份杂志上公布的IT100强企业资料,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揭示出美国、日本、台湾、中国大陆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方竞争性和网络的等级性。在此基础上,配合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分析,在产品内分工的视野下初步揭示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作为一般制造、代工生产等低端环节的＂成本节约中心＂的地位。针对台湾地区广达电脑公司的全球分工格局的分析,更从企业角度验证了论文的基本观点。

[Li Jian, Ning Yuemin.The local competivenes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n computer indust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5): 64-72]

[32]
陈家海. 全球性城市的服务业结构与上海的远期发展.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6): 18-23.首先分析了全球性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背景和内部结构演变趋势;其次,探讨了如何合理评估上海当前的产业结构水平,如何在规划上海未来产业发展时引入城市产业功能分类法,以及在选择重点发展产业时应采用的三个基准;最后,讨论了上海服务业远期发展中面临的若干结构性难题.

[Chen Jiahai.Service industry structure of global cities an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9, (6):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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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秀晶, 汪明峰, 李健, 等. 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空间集聚与郊区化.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682-1694.随着信息经济发展壮大,软件产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引擎,其空间区位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不断加深.文章以上海市软件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GIS 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上海大都市区软件产业的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2 年及2008年上海软件产业空间分布的集聚化特征明显,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发生了从中心城区转向郊区的偏移.6 年间,软件企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的时空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特征不同,以嵌入式软件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特征.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上,负二项回归的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政府政策影响下的科技园区建设、产业历史基础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区位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发现,交通通达性、自然环境及办公楼条件对外资企业区位影响较大,内资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

[Bi Xiujing, Wang Mingfeng, Li Jian, et al.Agglomeration and suburb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ftware industry and its evolution in metropolitan Shangha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682-1694.]

[34]
宁越敏, 石崧. 从劳动空间分工到大都市区空间组织.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本书从劳动分工理论出发, 深入研究了劳动空间分工的新形式及其对大都市区空间组织演变的影响。并以上海为例, 在三个空间层次上建构了大都市区劳动分工和空间组织相关性的分析框架, 即上海在全球的劳动分工、上海大都市区内部的城乡分工、都市区两个主要生产空间要素CBD和开发区的分工。此外, 本书对长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区的劳动空间分工也进行了研究。

DOI

[Ning Yuemin, Shi Song.From Spatial Division of Labor to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35]
张云逸,曾刚.技术权力影响下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 以上海汽车产业集群为例. 人文地理, 2010, 25(2): 120-124.在发展中国家,由跨国公司参与的外生生产型产业集群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权力不对称现象。拥有行业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制定权的跨国公司在集群发展演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此现象的研究目前缺少重视。以上海汽车产业集群为例,通过访谈和发放调查问卷研究发现,技术领先使得跨国整车企业拥有集群内的技术权力,并以此为力量,通过技术锁定、技术标准、技术援助、技术示范等手段直接和间接影响集群成员的行为,进而带动企业空间集聚、内部结网和建立相互学习机制,推动了产业集群的形态和功能由低级向高级演化。

[Zhang Yunyi, Zeng Gang.Study on evolution of industry cluster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echnical power: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automobile industry cluster. Human Geography, 2010, 25(2): 120-124.]

[36]
板倉勝高, 井出策夫, 竹内淳彦, 北村嘉行. 京浜工業地帯の地域構造. 地理学評論, 1964, 37(8): 403-424.京浜工業地帯の地域構造 板倉 勝高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37(8), 403-424[含 英語文要旨], 1964-08

[Itaura K, Ide S, Takeuchi A, Kitamura Y.An industrial geography of the Keihin area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64, 37(8):4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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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P J, Derudder B, Faulconbridge J, et al.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as strategic networks,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90(3): 267-291.Sassen's identification of global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is explored through world city network analysis. This involves searching out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firms that constitute "strategic networks," from whose activities strategic places can be defined. Twenty-five out of 175 APS firms are found to be strategic, and from their office networks, 45 cities out of 526 are designated as strategic places. A measure of "strategicness" of cities is devised, and individual findings from this are discussed by drawing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bout how APS firms use specific cities. A key finding shows that New York and London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strategicness, and this is related to the former's innovation prowess and the latter's role in global consumption of services. Other cases of strategicness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APSs are Beij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Palo Alto; Mexico City; Johannesburg; and Dubai and Frankfurt.

DOI

[38]
周振华. 上海未来30年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取向. 科学发展, 2014, (12): 107-108.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升级版就是走向全球城市.这一目标取向是:以中枢功能为核心,集多元门户通道、广泛多样平台为一体,基于全球网络广泛交流联系,具有全 球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位,全球科技、文化交融和群英荟萃强大吸引力,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协调重大影响力,人类文明高度引领与广泛传播力的全球城市.

[Zhou Zhenhua.Global orientation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xt 30 year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014, (12): 107-108.]

[39]
宁越敏. 未来30年世界城市体系发展趋势与上海的地位和作用. 科学发展, 2015, (3): 19-24.在全球化时代,凭借跨国资本的进入,上海成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 市.但总体说,上海以接受跨国资本的辐射为主,对外经济影响能力薄弱.为提升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一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吸引更多跨 国公司在沪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以提升上海在世界体系网络中的连接性.二要加大改革力度,大幅度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混合经济、民营企业发展.三 要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协同创新,大力扶持小微型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四要扩大对内经济合作,依托长三角、长江流域走向世 界.

[Ning Yuemin.The world city system, global city development trend and status and role of Shanghai over the next 30 year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2015, (3):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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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德. 城市网络结构与演变.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Li Xiande.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Urban Network.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5.]

[41]
Li Xiande, Krätke S.Shanghai's attractiveness and relational power within the Chinese urban network. The Science Reports of the Tohoku University, 7th Series, Geography, 2015, 61(1): 1-22.Shanghai's Attractiveness and Relational Power within the Chinese Urban Network LI Xiande , KR02TKE Stefan The science reports of the Tohoku University. 7th series, Geography 61(1), 1-22, 2015-08

[42]
Krätke S.How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onnect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Extending research on "multiple globalizations". Global Networks, 2014, 14(2): 121-147.In this article, I concentrate on a macro-level analysis of inter-urban linkages in a 'world city network'.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a world city network has mostly concentrated on global service providers. Yet, globally operating manufacturing firms also choose distinct urban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locational anchoring points. In this article,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 present the first global-scale analysis of how manufacturing firms connected cities across the world (in 2010). To detect the differing 'sectoral profiles' and nodal centralities of cities functioning as geographical hubs of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networks,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se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distinct industrial subsectors within the global urban system. The data collected for analysis cover 120 top global firms from three manufacturing subsectors, of which two are analysed in more detail than the third. I then compare the nodal centralities of cities included in these subsectors' global networks with the GaWC research on the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that has been at the centre of previous analyses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The comparison reveals the cities' differing positioning within 'multiple globalizations'.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extend research on world city networks.

DOI

[43]
板倉勝高. 諏訪盆地における工業の変化. 人文地理, 1959, 11(3): 240-255.

[Itakura K.The industrial change in Suwa basin. Japanese Journal of Human Geography, 1959, 11(3): 24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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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淳彦. 日本における自動車工業の地域的構造. 地理学評論, 1977, 44(7): 479-497.

[Takeuchi A.The areal structur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Japan.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77, 44(7): 47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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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塚昌利. 滨松地域における二輪車工業地域の形成. 地理学評論, 1985, 58(9): 577-595.浜松地域における二輪車工業地域の形成 大塚 昌利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Ser.A 58(9), p577-595, 1985-09

[Ohtsuka M.The formation of motorcycle industrial region in the Hamamatsu area.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85, 58(9): 57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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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ma R, Frenken K.The emerging empiric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11(2): 295-307.Following last decade's programmatic papers o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we report on recent empirical advances and how this empirical work can be positioned vis-a-vis other strand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 geography. First, we review studies on the path dependent nature of clustering, and how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relates to that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econd, we discuss research on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in Regional Science, and how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ontributed to this literature with the concepts of cognitive proximity and related variety. Third, we go into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we relate this to the way Institu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ends to view institutions. From this discussion, a number of new research challenges are derived.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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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Shengjun, He Canfei, Zhou Yi.How to jump further? Path dependent and path breaking in an uneven industry space. Paper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 201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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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chma R.Toward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resilience.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5): 73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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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ätke S.Berlin: Towards a global City?. Urban Studies, 2001, 38(10): 1777-1799.Since 1990, the debate on urban restructuring in the new German capital city Berlin has frequently rais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Berlin is developing towards a global city type of urban region. Many European metropoles would like to be classified as global cit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reput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urban competition. The vision of Berlin as an upcoming global city had become part of the urban government's programm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by 1999.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global city vision of Berlin. The paper concentrates on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global city's economy: supraregional economic control capacit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high-level business services. The findings are based 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erlin's interregional capital links and of the urban economy's functional structure, comparing Berlin, Hamburg and Pari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Berlin hardly has a chance of becoming a 'true' global city in terms of a strategic economic centre with internationally extending control capacities like London and Paris.

DOI

[50]
Krätke S.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crisis: Berlin'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1989 to 2004. The Planning Review, 2012, 156(40): 58-63.Berlin's reinstatement as the capital of Germany raised great expectations of a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jor European metropolis. However, the city has not been able to fulfil these expectations. Today, Berlin is being hit by a financial crisis that could have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main outcomes of Berlin's socio-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the 1990s. A tremendous loss of job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contributed to a rise in unemployment and the spread of urban poverty. The city has been a prime playground for speculativ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which left behind a huge amount of unoccupied office space. On the positive side, new islands of economic growth have been developing in Berlin, particularly in knowledge-intensiv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Berlin government is now trying to consolidate the city's financial situation by making severe cuts in social expenditures, public service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is policy might damage the prospects of Berlin's few growth sector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intensiv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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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ätke S.Cit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5): 1660-1677.This article outlines essential concepts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of urban research and offers critical modifications and clarifications to some of its contentions concerning the functioning of cities as strategic plac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at the scale of a transnationally extended urban system. Based o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 focus on the role of cities in distinct circuits of capital, the switching of capital flows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and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roles of cities within the world city network that interconnects cities both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South. I call into question the established focus of urban economic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cities as financial and service centres, arguing that cities might redirect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towards real economy' activities, in contrast to relying on the disastrous development model of finance-dominated capitalism.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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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5上海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报告: 生产性服务业. 上海: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Economic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 on Shanghai Industry and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Producer Service.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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