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讲一下关于自己亲身经历的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四个方面内容。
（1）积极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地理专业与城市规划是有联系的,地理专业可以在城市规划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地理专业的学生拥有更强的综合分析能力,更能清楚认识到城市之间的差异,在规划中有极强的学科优势。因此,地理专业的人才应大量积累和综合把握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从区域的角度看问题,积极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践。
（2）建立引进吸收转换的机制。了解国际上地理学科的发展现状对国内学科发展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之前,学者大都有留学背景;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大量翻译外文文献,并且聘请外国教授到国内讲课。因而今天在培养学生时必须建立引进吸收转换的有效机制。第一是综合与分析问题,应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是地理专业的优势所在。第二是合理安排地理学与基础学科和英语学科的关系,在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服务的同时,不能忘记地理学的基本知识。第三是积极学习新技术、新方法,地理学者都应积极学习国外计量地理学、地理计算学及地理信息系统的最新发展,应在城市地理的理论指导之下应用这些技术方法。
（3）四次城市地理规划与教育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时,国内的城市规划主要是建筑学科主导下的实体规划。但当时国外的规划发生了变化,以人为本的思想占据主流,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者都参与到规划中。在此背景下,召开了城市发展规划与教育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上对地理学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得到充分肯定。1993年,城市规划面临着如何适应国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第二次会议就如何适应经济改革,用以人为本的观点进行多学科城市发展进行讨论。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WTO,国际化成为研究热点。第三次会议讨论认为中国应该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研究和城市规划道路,未来城市应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复兴。2013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国家面临着经济转型和城市重构,第四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城市规划的应对方法。四次会议以问题为导向,以学术为依据,每个选题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对城市地理学发展方向的思考。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在成立之初,便定下两个目标,一是组织学术交流,提高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二是团结全国城市地理学工作者,为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当前,城市地理学科得到了壮大,也做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工作。但是这些研究对于解决国内实际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地理学者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当前城市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总结典型化和模式化的规律,指导城市的健康发展。城市地理学者应当掌握对国家城市方针政策的话语权,这是城市地理学者的责任所在。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吴友仁先生的。在他去世之前,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结果我还没到,他自己就开始喝酒吃起来,心情好像不太好。他非常有才华,但很可惜英年早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饮酒过量。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年轻学者都要戒烟少酒,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心态,为国家、为城市地理学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的第一篇城镇化论文。1989年,我用美国传来的一份世界人口资料表发了我的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这也是我做研究重要的起步,该论文介绍了S型曲线,并且验证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阶段。但非常遗憾,这篇文章诞生在我的不惑之年,写于40岁,发表于41岁。我们这一代人被文革耽误了太多时间,所以只有努力工作才能把失掉的时间追回来。如今时代大好,希望青年学者们珍惜时间,发奋努力。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中国1982年的第一次城镇化讨论会,题目是“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城镇化地域差异问题的报告。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家面临建设重点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情况,但是当时很多人却认为西部的城镇化水平低了,他们喊着“缩小区域差异”的口号,主张城市要在东西部之间达到均衡。但事实是,中国东北、西北和华北的城镇化水平远高于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所以我坚决反对在空间上的绝对平衡。以此来看很多研究,在分析中国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时,很多学者还是只看现象,不看条件,追求所谓的绝对均衡。
第四个故事是参加第一个城镇化国际学术组织。1984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IGU举办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与家庭经济培训班。我在培训期间完成了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同时被邀请成为IGU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工作组的常任委员。同年,IGU在巴黎开会,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很多学者例如许学强、沈道齐等都在其中任职。
第五个故事是参加中国第一次城镇化国际合作研究。1987年,国家科委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开展“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第一次国际合作研究。会议的闭幕式上我与赵燕菁、胡必亮两个青年学者一起做了总结。当时我提出中国沿海六个都市连绵区的设想,并且回国之后继续研究这个内容。但不幸的是,这个课题被“连绵区不属于城市地理,属于区域经济”这样的理由否定掉了。当我们再次研究这个课题时,中国就比别人落后了,这让我感到很遗憾。
通过第四个和第五个故事,我非常想告诉大家,出国交流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既交了朋友、长了见识,又会遇到很多机遇,要鼓励年轻同志多出去交流。
城市地理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地理中发展最快、最活跃和影响最大的学科。因为地理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被称为应用性的科学,是从实践中间发展理论再通过理论来提高实践的学科。城市地理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到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之间差距巨大,并且发达国家的城市是主要的人口居住地、先进思想发源地、产业集中地。对城市认识发生的巨大转变,带来城市发展的契机,也带来城市地理学发展的重要环境。
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该阶段城市地理学对城市规划的一些内容深化和补充完善,为城市规划提供地理学的观点,比如说综合发展、区域视角,打破了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面。从90年代开始,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地理研究引入大量的西方经验,吸收西方国家大量的理论与观念,比如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位论等。该阶段城市地理从理论和方法上得到进一步充实,更进一步发挥指导城市发展的作用。这一阶段城市体系视角得以建立,一个城市发展和其他城市相关,所以延伸出城市职能分工的概念。城市地理学提出重要的思想与方法,比如城市体系的结构与网络,写入城市规划的国家级文件。第三阶段从2000年开始,城市地理学意识到21世纪城市规划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城市规划发展向世界靠近。城市的区域观点不仅是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国内区域,而且是以市场区域为主,并建立全球的视野,城市发展进一步得到加强。同时,从学术层面上对城市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用世界眼光、科技和产业发展角度去把握和理解一个城市。对城市发展的理解更加完善,也更加全面。第四个阶段在2012年以后,城市规划强调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把生态问题和人的需求问题放在新型城镇化的思想中,城市进入到更深化的阶段,即存量规划阶段。因此,带动了对社会、人、环境问题的研究,城市地理和其他学科相融合,带动其他子学科的发展,比如城市社会地理、城市文化地理、城市生态环境等。从而使城市地理成为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更好地为城市服务。城市将来发展会走向生活化、人文化、生态化。城市地理对整个城市空间理解更加深入,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它有发展、有变化。
目前中国城市地理学存在缺乏理论和应用不当的问题。中国城市数量多、类型丰富,给城市地理带来大量的研究舞台,所以中国城市地理发展也是具有世界水平的。但是城市地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一方面,大量研究仍然是国外理论的中国化,缺乏独创理论。第二,国内的城市地理成果过多地就研究论研究,没有帮助解决城市规划本身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成果没有充分运用到城市规划上。第三,城市地理学研究越来越细化,但是这种细化缺乏一个综合眼光,缺乏概括成一些重要的综合理论观点。
城市地理学未来的研究,从大的宏观视野出发,应结合规划需求进行深化。一定要跟城市规划应用结合起来,以规划作为主要的目标导向。未来研究主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新技术发展使得城市发生的变化;第二,提高城市地理学研究中对人的关注,空间布局加入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考虑;第三,对城市的区划研究。
（1）早期城市地理学具有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传统,主要贡献在于城市体系视角、城镇化研究和结合实践。20世纪50年代以前,城市地理学研究局限在对一些现象的描述上。从50年代开始,严重敏先生发表三篇文章,研究现代城市地理学,突破局限。当年城市地理学的研究都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一方面,这些学者明确研究是为建设服务的;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调研,在实践中凝练问题,提升理论高度,修正国外的相关理论和学说。
早期城市地理学研究产生了三个重要贡献：第一,对于城市地理、区域地理都有深入研究。严重敏先生主张城市区域的视角,把城市和区域的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改变了中国城市规划就城市论城市的不足。第二,严重敏先生于1964年的发表的论文开启了国内中小城镇和城市化的研究,对于之后城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80年代,城市地理学界对城市化的研究注重城市规模问题,而且和城市规划界共同进行。2000年以后,国家“十五”规划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为城市规划引入城市体系思想。第三,城市地理的传承从实践中来,然后上升到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为国家重大的决策服务。
（2）城市地理发展必须准确认识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作为客体的地理学空间。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和社会学、经济学是不同的。必须认识到地理学的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即为客体,所以地理学强调人地关系,对这个客观存在的空间的认知,目的指向空间布局。而我认为社会学的空间是由人的活动所塑造的一个空间,因此不是一个客观空间,空间本身不是研究对象,更谈不上研究人对空间的适应。
城市地理学的未来到底走向何处?一方面,深刻理解空间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目前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所以城市地理学研究就要和国家发展大势相结合,比如国家的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城市群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3）城市地理的优势在于对区域性和综合性的认识,地理学者应该在实践中去解决问题。城市地理学综合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来探索城市的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相结合。城市地理研究需要关注功能和布局,功能主要指的是一个城市在区域当中的职能定位,这也是地理学研究差异性和特殊性传统的一种反映。城市地理学者应该到实践中去。而且在数据的分析过程当中,关注特殊性问题,才能够对解决问题起到作用。在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先把一些共性问题找出来;到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重点肯定在于特殊性问题,其背后是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思想。
（1）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这个阶段有不少地理学家发表过关于城市分布和研究个别城市地理的文章。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十余年里,地理学者曾翻译、介绍了美苏等国外城市地理研究动向,并对城市的历史、类型、职能与城镇分布等方面作了研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章。第三个阶段就是近代中国城市地理的兴盛时期,70年代中期,借力于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复兴,城市地理学开始发展。80-90年代,城市地理学者在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也参加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使城市地理进入有史以来最旺盛发展的时期。进入新世纪,城市地理的队伍更大,研究内容更广更新,进入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在这几个阶段中,有一些很重要的节点。第一是帮助开展城市规划工作。文革之后,规划部门恢复,科学院和大学开始帮助当地规划局做关于区域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城市性质、城市规模等。第二是大学的地理系开始办训练班,这也是因为城市规划的恢复。第三是大学的地理系更名。新中国刚成立时,只有地理系,并没有细分专业。我1952年进入南京大学,在我大三的时候,南京大学的地理系开始分为经济地理专业和地方学,之后好多学校相继命名了城市地理系。
（2）国际交流的增长推动了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改革开放后国际交流的增加,包括派送地理工作者到国外进行访问和交流,以及参加和举办城市地理国际会议,对中国城市地理发展有很大帮助。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积极参加国际性的城市研究学术交流,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印度、匈牙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学者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在这些国际会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IGU,很感谢吴传钧先生为恢复中国在IGU的席位所做的努力。除此之外,吴先生还积极推荐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
（3）对青年学者的一点建议：翻译外国文献中的词汇一定要慎重。年轻学者读文献、写论文的时候,不要贪图参考文献多,要深入研究相关概念。哪怕少看几篇文献,但是要多思考,而不是看见别人的论文里有什么,就直接引用过来。在翻译国外词汇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相同,有些在国外存在的现象在中国不一定存在,所以一定要多思考这个概念在国外究竟是什么。比如说slum,翻译过来是“贫民窟”,但中国是没有贫民窟的,反过来,中国的城中村又需要怎样翻译成英文。再比如governance这个词,为了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了很多国外学者,甚至还专门拜托John Friedmann,并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这个词。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多思考,多看文献,仔细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城市规划建设服务。城市地理研究城市职能、城市性质、城市土地利用、城市人口、交通等一系列问题,和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
1974年,南京地理所开始协助南京市城建局进行城市用地、城市人口调查等工作。1978年,我作为南京地理所代表,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地理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此次访问使中国地理学界认识到,城市地理学研究在美国是地理学中的热门学科,受到广泛重视。访美归来以后,地理学界开始参与地方上的小城镇调查,南京地理所主要在苏南地区进行。之后,南京地理所跟连云港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合作,进行连云港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这是地理学尤其是城市地理和规划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以1980年中央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进入了第一个春天。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各个城市成立规划局,恢复规划设计工作。在此推动下,成立了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此次会议地理学界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和南京地理所等单位参加。此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作为一级学会正式成立。在同一时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了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许学强教授担任主任委员。中国城市地理学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1985年前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杭州大学开始招收规划和城市地理类专业本科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开始出版城市地理学研究专著,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高潮。在这个时期,全国发展了一两千个开发区,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和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是相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结合进入到新阶段,主要集中在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群规划等方面。1977-1980年,南京地理所在苏南地区开展南京、无锡和苏州的城镇体系规划工作,顾朝林教授在建设部也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城市群规划方面实例更多,例如河南大学开展中原城市群规划,陕西师大和西北大学做关中城市群规划,东北师大研究长吉图城市群,南京地理所开展皖江城市群规划等。
最后讲一下中国城市地理学未来的三个研究重点。首先是研究城市的发展特色和个性,在此基础上确定城市发展规模。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来看,目前的发展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例如雾霾问题、用水问题、能源问题和地下水超采等。第二个研究重点是进行城市承载力研究。在考虑资源等因素所决定的环境容量基础上,还应考虑城市是否宜居的问题。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曾经提出,城市的“最适人口密度”将带来最佳居住环境。某些城市的某些地段,例如北京东单西单、上海南京东路等市中心商业密集区,可能每个平方公里超过两三万人,但总体来看,一平方公里一万人左右是最佳的城市人口密度。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合适的人口密度作为基础。最后一个研究重点是城市地理学的综合发展道路。城市地理学要与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相结合,并且要在城市地理学中加强对大数据、跟踪研究和动态发展等方法的应用。城市地理学应该是综合思维,要把其他学科的优点吸收过来。总之,城市地理学要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目标,然后依靠先进的科学方法和创新思维做出更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未来中国城市地理研究需要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对于当今繁荣的城市地理学,我还有一些看法,就是“我们地理学必须要结合国家当前发展的需要才能够有重要的发展”。过去,为了推动城镇化,我们的城镇规划、区域发展研究进行得轰轰烈烈,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当前这个阶段,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开展“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研究。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地理工作者对于中国当前发展重大战略的注意力不够。
首先,为什么需要加强“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世界各国都想要搭上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所以“一带一路”是一个共赢和平、快速发展的途径,能够改善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从国内来说,发展“一带一路”也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利于东西部均衡发展。其次,为什么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因为当前社会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城市层面的合作是国家层面合作的有力抓手。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层面上的合作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和贸易纠纷的干扰,但在城市层面的合作就简单很多,提高城市的自觉程度,企业和公民就可以广泛参与其中。所以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利用大数据、利用社交媒体和交通技术,将不同的城市和市民联系在一起。第三,是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城市研究。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是通过推动交通技术实施建设为前提的,所以通过这个以点带面,以线带面来发展,并且通过相关的国家内外统筹,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除此之外,也应该重视世界地理的研究,不了解其他国家,就无法去对接。我们也要提高自己的学科理论水平,总结出叫得响的理论体系,在国际学界让人佩服,在“一带一路”上,不仅要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产品,也要输出科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