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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1: 3 - 19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1001

观点与争鸣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

  • 宋长青 , 1 ,
  • 葛岳静 1 ,
  • 刘云刚 2 ,
  • 周尚意 1 ,
  • 吴相利 3 ,
  • 胡志丁 4 ,
  • 程昌秀 1 ,
  • 高剑波 5 ,
  • 方创琳 6 ,
  • 韩增林 7 ,
  • 武友德 8 ,
  • 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9 ,
  • 彭飞 10 ,
  • 刘建忠 11 ,
  • 董锁成 6 ,
  • 王国梁 12 ,
  • 熊理然 4, 13 ,
  • 潘峰华 1
展开
  • 1.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 3.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25
  • 4.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650500
  • 5. 广西大学复杂性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研究所,南宁 530004
  • 6.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7. 辽宁师范大学,大连116029
  • 8.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500
  • 9.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11
  • 10.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连 116029
  • 11.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郑州 450001
  • 12.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 041004
  • 13.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昆明 650500

作者简介：宋长青（1961-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地缘关系研究。E-mail：。其他作者共同为第二作者

收稿日期: 2017-12-04

  要求修回日期: 2017-12-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1-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537）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7YFB0504102）

收起

Undertaking research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geo-relation perspective

  • SONG Changqing , 1 ,
  • GE Yuejing 1 ,
  • LIU Yungang 2 ,
  • ZHOU Shangyi 1 ,
  • WU Xiangli 3 ,
  • HU Zhiding 4 ,
  • CHENG Changxiu 1 ,
  • GAO Jianbo 5 ,
  • FANG Chuanglin 6 ,
  • HAN Zenglin 7 ,
  • WU Youde 8 ,
  • JI Lili·Abuduwaili 9 ,
  • PENG Fei 10 ,
  • LIU Jianzhong 11 ,
  • DONG Suocheng 6 ,
  • WANG Guoliang 12 ,
  • XIONG Liran 4, 13 ,
  • PAN Fenghua 1
Expand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 4.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5. Institute of Complexity Science & Big Data Technology,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 6.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7.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 8.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9. Xinjiang Institute of Ecology and Geography, CAS, Urumqi 830011, China
  • 10.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 11.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 12.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Shanxi, China
  • 13.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Opening-up and Borderland Securit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12-04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12-13

  Online published: 2018-01-3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治理工程,开辟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地理学是从时间、空间和自然—社会系统三个维度理解陆地表层过程的科学,对地缘关系研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地缘关系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结合：① 在科学思维上,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② 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③ 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④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中国地理学者应兼顾政治地理学科建设、地缘关系的学科交叉研究和“一带一路”全球实践开展研究。

关键词： 地缘关系; “一带一路”; 倡议; 地缘政治; 地缘环境; 政治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宋长青 , 葛岳静 , 刘云刚 , 周尚意 , 吴相利 , 胡志丁 , 程昌秀 , 高剑波 , 方创琳 , 韩增林 , 武友德 , 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 彭飞 , 刘建忠 , 董锁成 , 王国梁 , 熊理然 , 潘峰华 .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J]. 地理研究, 2018 , 37(1) : 3 -19 . DOI: 10.11821/dlyj201801001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greatest project aimed to improve global governance in human history ever before. It opens a new era for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in particular it provide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geo-relation research. Geography is a science that explores the surface of earth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time, space and nature-society system, which equips it to undertake geo-relation research with unique tools and advantag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scientific and policy issues in the world. To better stud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geo-relation perspective, geographers need to make combinations in the following four ways: (1) combining reductionism and system theory in scientific thoughts; (2) combining data of both human-society and nature-environment; (3) combining research questions based on social, human, political and natural processes; (4) combining research methods on empirical, positivism, systematic, and big data. Chinese Geographers need to give considerations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multi-discipline oriented research on geo-rel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ly.

Key words： geo-rel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politics; geo-environment; political geography

主旨聚焦：“一带一路”倡议为地缘关系研究和政治地理学发展创造了重大机遇,如何从地缘关系理解“一带一路”?如何加强地缘关系研究,促进政治地理学发展?中国地理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
主题解析
在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成立之际,国内部分业内学者对地缘关系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回顾人类社会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地缘模式,在区域上形成特定格局构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地域上构成不同政治关系。当今世界变化万千,如何理解、刻画和处理这些“地缘模式”和“格局构成”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地理学是从时间、空间和自然—社会系统三个维度理解陆地表层过程的科学,对地缘关系研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地缘关系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1]。中国的和平崛起,给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带来了新的塑造能力,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化的理念、过程和走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始激发各国各地区对全球治理观念的转变,消除不平等的全球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平等、共赢和包容的全球化开始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选择合理、安全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途径已成为国际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2]。
主题主持人观点
宋长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
核心观点：地缘关系研究应面向四个“现代化”：立足于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现代化研究,注重理论和方法建设的现代化研究,瞄准现实问题、服务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研究,基于地理学现代化思维的研究。“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其研究方法需要四个“结合”：在科学思维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
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受到科学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其他地理学分支相比,政治地理学更加具有服务国家和制度的特征。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发现,它更加具有时代特征。为此,在不同的时代应运产生各种学说、学派和理论。随着时代的演进,先后提出“地缘政治”“地缘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等概念[3],许多概念已经突破传统地理学的学科特征。今天的政治地理学更加具有交叉学科的特色,更加关注综合问题、更加具有实用性。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国家和地区的地理联系扩展到更加广域的范围,人们不仅探讨邻近关系,而且探讨非邻近关系。因此,今天的地缘关系具有全球性。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进步,人类开始在新的值价体系构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人们更加期待人格平等、经济共赢和政治包容的地缘关系。地缘关系研究应是立足于政治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现代化研究;地缘关系研究应是注重理论和方法建设的现代化研究;地缘关系研究应是瞄准现实问题、服务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研究;地缘关系研究应是基于地理学现代化思维的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治理全球社会的伟大尝试：倡导摈弃国家大小的差异,尊重各国利益诉求的共商理念;倡导根据各国发展需求彼此共赢的理念;倡导不受区域和社会制度局限的开放包容理念;倡导全人类选择绿色和平发展的理念。“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治理工程,但也面临多种发展理念、多种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多种民族习惯、多种地区冲突和多元发展风险等众多挑战。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开展“一带一路”研究的当务之急。“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在科学思维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
中国地理学者应兼顾政治地理学科建设、地缘关系的学科交叉研究和“一带一路”全球实践研究[4,5]。“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地理学者们要抓住这个伟大的历史机遇,迅速展开深入研究。

1 地缘关系的概念和理论

地缘环境与地缘关系
葛岳静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现阶段的中国已经开始引领全球治理的方向,在中国发展和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地缘环境中,中国也日益成为地缘核心,地缘研究因而需要更加关注中国在全球网络化的地缘格局中的位置,关注中国在全球的利益空间。因此,要从过去主要关注地缘要素的地缘环境研究,转向更加关注地缘结构的地缘关系研究,进而研究不同尺度的地缘功能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地缘环境”一词在科学界经常被以科学名词使用,直至2010年后,科恩给出了相关确定的内涵,他认为地缘环境系指影响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所有内、外部条件的总体。从批判思维角度审视,尚存如下两个问题：① 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中国文字“缘”的意味;② 也没有很好地规范地缘环境的界限。客观地说,地缘环境并不是影响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所有条件,且地缘环境是有边界的。从大量的研究实践中发现,地缘环境系指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其所附属的地理要素的时空关联情势,是认知地缘关系的重要基础。地缘环境是由多元要素构成,即与“地”伴生的具有滞性特征的“本底要素”、通过多尺度的空间互动产生的具有典型流特性的“关联要素”和在世界多尺度格局地缘重量构成的“位势”。
现代国家尺度的地缘关系,是指以国家地缘重量、国家间地缘距离、地缘流量等地缘要素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关系。符合自然—社会规律的结构才能支撑稳定的地缘结构和健康的地缘关系。基于地理结构可以塑造和改变国家关系的观点,借鉴物理学欧姆定律（电流是电压与电阻之比）的思想构建地缘关系研究的地缘“欧姆定律”,可以表达为相关地缘体之间的地缘流量是地缘位势与地缘距离之比。以地缘流量的规模等级、结构与方向,研究国家之间地缘关系的时空特点,作为从地理学视角判断国家关系的依据。另一方面,地缘关系的研究首先要聚焦周边临近特征,即周边地缘关系的方向与成本/损益,这也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Waldo Tobler's First Law of Geography,离得越近的地物相关性越大）的指导思想[6],把地理学第一定律发展成地缘关系“时空邻近度”的研究。
从政治地理到地缘关系
刘云刚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中国早期关于地缘的讨论多与军事相关,秦以后转为讨论疆土治理为主,当代则更多围绕地缘经济与国际政治的话题展开。这些既有讨论反映了中国过去在地缘关系认知方面的知识积累,也暗含了对地缘关系理解的认知层次：由表及里依次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继而是疆土治理、军事地理,然后是其他。
西方政治地理从拉采尔开始讨论“人地关系”,探讨人类的生存迁徙,国家生存发展中的自然限制和空间争夺,而其后契伦、豪斯霍费尔等学者将其应用于国政军事领域,定义称为地缘政治,而后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最后归结为“地缘关系”。从这一点上理解,政治地理是理论探讨,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等等是其原理的实践运用,地缘关系则是对这些应用的再次总结。从“政治地理”到“地缘政治”再到“地缘关系”是从理论—应用—总结的知识生产,同时也蕴含了从中国传统地缘思想到当代地缘理论的多元复合、再理论化的过程。
中西方对地缘关系的理解和诉求有诸多不同。比如中国传统地缘思想讲战争,主要是维系“王道”,因而是围绕王权而非扩张领土,而西方地缘思想讲战争则强调领土占有和争夺,追求“霸道”;中国传统地缘思想的重心是国内,目的是力求“治官安民”,而西方地缘思想则强调“拓地殖民”;中国传统地缘思想更强调中央对周边的影响力,构建中心—外围的王权体系,而西方地缘思想则强调边界的明晰性,主张分疆划地;此外,如西方侧重国家区域个体间的冲突斗争,而中国更强调德治天下,更倡导民族的融合而非独立或分离,等等。因此,中国的地缘关系探讨在吸收西方既有理论学说的基础上,也应强化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缘思想的梳理和继承,发展不同于西方的地缘关系学说和理论。
在中国,现状是“地缘政治学者”一般并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地理学者”,而“地缘关系”仍是一个抽象且仍有争议的术语。从政治地理学的原理研究到地缘政治理论实践,再到地缘关系的多要素综合,这一知识体系的建立完善尚需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之间、古今之间、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仍亟待加强,共识尚待形成,同时这应该是眼下最急迫的工作。
利用四种认识论分析地缘关系和“一带一路”
周尚意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核心观点：地缘是指地理上的关系,可分为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地缘等。关于地理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论,无论是哪种认识论,都脱离不开科学哲学上被美国哲学家派普尔（Pepper）定义的四个根隐喻（root metaphors）[7],它们对应四个基本的认识论[8]。分析“一带一路”也要综合地运用这四种认识论。
形式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要划分出地缘的政治主体。在地理学中有两类政治主体,一类是区域上具有空间包含关系的政治主体,如国家与下辖各级行政单元,地方与国家在区划等方面的博弈就是一种政治尺度关系;另一类是区域上没有空间包含关系的政治主体,如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等。这种分析模式还没有涉及因果关系,因此无法展示政治地缘中的“缘”。
机械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主要是分析因果关系。最早的地缘政治理论都是机械主义的分析模式,如陆权论、海权论等。20世纪初,法国的维达尔学派就已经否定了这种机械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了或然论。在机械主义的惯性思维下,人们认为机械主义的问题出现在因果分析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还不够,因此又返回到形式主义的分类,细化政治地缘的因果项,从而进行细致的因果分析。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克莱因国力方程,以及后续各国的国力计算公式。
有机体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关注政治主体的有机能动性。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来源于政治主体的主宰者——人。人作为一个有机体,其思维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机械的因果分析,即便是有大型计算机的帮助,也依然是基于二进制为基本语言的因果分析。早期有机体主义的地缘分析将政治主体类比生命有机体,认为有机体有对物质、资源的攫取本性,例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现在的有机体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更强调政治主体的自我反馈和自我修复能力。
情景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强调政治主体所处的历史情景不同,因此其政治表现也不同,政治主体的正确性判断立场也不同。而机械主义和有机体主义的政治地缘分析都太“非历史”（ahistoricalism）了。典型的情景主义政治地缘是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碳排放谈判的数轮博弈,各国持不同的道德立场,因此持不同的减排措施。要消灭这种差异,还需要政治主体将空间道德升尺度。因此地理学的四种升尺度方法可以作为思考的路径,指导这种升尺度思维的认识论便是人文主义,即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找到大家在各自的历史阶段上共同前行之路。
面向未来的全球地缘政治理论新思维
吴相利
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带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变化,时代的发展也会推动地缘政治理论认识的跟进。基于大国视角从关键空间论走向泛空间安全论,建构地缘政治竞争力量复合轮回转换意识,达成地缘政治战略的多元时空错位平衡是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地缘政治安全保证和地缘政治空间拓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当代地缘政治理论需要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做出新发展、新解读。在全球一体化、科技现代化、信息超空间化、地球村大背景下,地缘政治安全空间缓冲地带已经超越了关键空间范畴,边界甚至扩展到太空,全球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引爆局部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节点,需要建立泛空间地缘政治安全理念。
全球地缘政治空间格局调整变化动力主要来自世界各个地缘政治单元分化、重组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力量由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中又包括力量、需求和抱负三个指向。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竞争力量的维度不同,一个地缘政治单元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态及水平体现出的地缘政治竞争力量的三维组合结构不同,处在不同地缘政治格局态位的地缘政治单元采取的地缘政治竞争力量组合及其指向策略不同。充分认识地缘政治竞争力量三元复合性及其主导力量、发展指向的维度轮回转换具有理论和策略意义。
每个地缘政治单元都有包括资源、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元的地缘政治关系诉求,这些诉求在对全球各个地缘政治单元上复合存在着差异和错位,现实的地缘政治关系正是这种多元需求在各个地缘政治单元差异与错位综合考量与博弈平衡的结果。多元错位时空平衡是地缘政治关系现实存在依据。
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缘政治单元在当代背景下,科学审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认清所处国际地缘政治态位,解析自身地缘政治竞争力量的维度结构、力量基础和地缘需求,施展恰当的地缘政治抱负,展现优化的政治竞争力维度组合,是发挥良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依托。
地缘结构及其分析框架
胡志丁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博士后,副教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核心观点：地缘结构为地缘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概念与分析框架至今仍不甚明了;地缘结构可以被理解为地缘体构建的规则群和资源,其分析框架涉及作为构成物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两个层次和两种机制四个部分。
“地缘环境”中文一词最早由北京大学杨吾扬教授在1994年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上使用。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周边地缘环境解析”国际研讨会,基本确立了地缘环境作为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词汇和重要研究领域。
所谓地缘环境就是指由国家、国家同盟或国家之下的部分区域形成的地缘体间的地缘关系,以及由地缘关系组成的地缘结构和影响地缘体间的地缘关系、结构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的综合。根据地缘环境的定义,可以看出地缘环境由三个部分构成：地理环境、地缘体间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虽然地缘政治学的结构主义转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也诞生了科恩、莫德尔斯基、沃勒斯坦、亨廷顿等一批著名的研究学者,但是这些研究,正如布罗代尔对沃勒斯坦“中心—外围”结构理论的批评一样,往往只偏重于结构的某一要素或一部分,观察世界过于简单,解释结构过于僵化。关于地缘结构化的理论也许是最不成熟的。
借鉴结构主义的最新研究进展和相关学科,地缘结构应该被理解为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系统中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处于核心地位的地缘体创造了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而这种规则就变成了地缘体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资源。地缘结构不是国际社会结构的全部,就当前来看,地缘政治系统与地缘经济系统是其主要的构成,但是国际文化、社会系统正在起作用,因此地缘结构系统正在扩展。地缘结构是为了解决权力（国家地位）与经济的问题,结构变动的动力来源于国家间全球化的分工导致地缘体间发展差异与国际地位的矛盾问题。对地缘结构的研究可以解决国际秩序的问题,或是解决地位—角色的问题。一种地缘结构就是一种国际秩序的规范,是互动关系的模式,具有维护国际秩序的功能作用。因此,地缘结构的分析至少从四个方面入手,即作为构成的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两个层次和两种机制。作为构成物的结构是指需要分析物质结构、理念结构和空间结构,作为过程的结构则需要分析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依存。两个层次指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种机制是指因果作用机制和建构作用机制。

2 地缘关系研究方法

利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开展地缘关系研究
程昌秀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教授。
核心观点：倡导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开展地缘关系的研究,地理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为地缘关系复杂性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中应注意遵循复杂性科学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复杂性科学必将对地理学家多年来所倡导的地理学综合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地缘关系研究,是在有“缘接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探索出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地缘政治主体的治政行为的研究。地缘关系的研究对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有着重要意义。
与地缘关系密切相连的地理系统和政治系统都是开放性的多尺度、组织结构复杂、驱动关系复杂的巨系统。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受控于地理系统和政治系统,地理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复杂性交互作用升华为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因此,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开展相关研究是解译地缘关系的有效途径。
复杂系统是一个多要素强烈耦合作用的系统。进入大数据时代,出现了大量与地缘关系密切相关的自然、经济、政治等多要素数据;同时,高性能计算能力使得地缘关系中多要素相互耦合关系的快速精确解译成为可能。因此,大数据与高性能计算为地缘关系复杂性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地缘关系复杂性的解译中,复杂性科学方法将掀起地理学领域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复杂性科学力图打破从牛顿力学以来一直占据科学主导地位的线性理论,抛弃还原论适用于所有学科的梦想;力图打破传统学科之间互不来往的界限,寻找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统一机制。不久的将来,复杂性科学方法将对地理学领域多年来所倡导的陆地表层多尺度、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带一路”大数据与地缘关系研究的新机遇
高剑波
广西大学复杂性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研究所,博士,教授。
核心观点：科学技术和世界文明发展至今,大国间发生大规模传统战争的概率已几乎降为零。地缘关系研究也因而必须转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紧密耦合的非线性的巨系统。这样的研究必须以大数据的定量分析为基础。“一带一路”大数据是地缘关系研究迅速成长、蓬勃发展的机遇和动力。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正式提出至今已历四载,中国在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等方面都有了空前的进展,国内各级智库型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国内学者对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问题做了许多研究,至今已发表论文近五万篇,书籍千本。然而,大多数论文和书籍都是基于中文信息,以至于至今我们对沿线各国政府和人民如何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所知甚少。从研究方法来说,大部分研究以定性为主,即便是与贸易有关的定量研究,也很少能对政策的制订起指导作用的,甚至还会经常产生与现实矛盾的悖论。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一带一路”大数据的收集和定量分析变得日益重要。
“一带一路”大数据涉及许多方面,包括基础建设、世界贸易、政治冲突、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国际关系、民意、旅游、宗教、体育、教育、环境、法律、文化等,在海量媒体数据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因此,海量媒体数据的分析至关重要,它使得分析不仅可以从以中国为中心,更可以从以沿线国,沿线区域,甚至全球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大数据分析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发现规律,并帮助了解各国的内政和国际关系,从而为国家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贸易等方面提供实质性的指导。以发现规律为主导的分析,与基于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的一般性的大数据分析,有本质的不同,因后者允许有错,但前者不容许,因决策上的错误,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所幸,运用系统科学、信息论和复杂性科学的思想能更好地提炼问题,识别什么是真正富有挑战性的,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供全新的解决思路甚至颠覆性的答案,包括重构国际贸易定量分析的整个体系。

3 地缘关系的特定领域与案例

中亚能矿资源地缘配置格局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核心观点：能源安全和能源保障是地缘政治和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一带一路”倡议也把能源置于核心的合作领域。中亚地区是是中国重要能矿资源的进口来源地和运输通道,中亚战略能矿资源的地缘配置格局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能源安全,值得重点关注。要加强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能源安全保障问题,提高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
对中国周边富有重要能源资源的国家展开地缘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命题,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保障,需要深入考察。中亚是世界战略能矿资源富集区,也是中国能矿资源安全保障战略基地,提供了国家所需的对外依存度高的重要能源资源,特别是铀矿、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为中国能源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中亚五国战略能矿资源的地缘配置研究。
通过对中亚能源地缘配置格局的分析发现,中亚铀矿对国家核燃料的保障程度最大,保障程度最高可达80%;中亚的石油对中国的保障程度较低,平均不足10%,中国的石油进口需要依靠别的渠道;中亚天然气资源对中国的保障程度较好,占40%左右。总之,三大战略能矿资源对中国的能源保障风险不可低估。
大国引领的能源多元竞合是塑造中亚地区战略能矿资源地缘配置格局的关键力量,中俄美三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能源博弈是中亚地缘能源格局变化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格局的未来走向。俄罗斯是中亚能源地缘政治传统主导者,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不仅是俄罗斯影响中亚国家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杠杆,也是维护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战略地位的重要保障。哈萨克斯坦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均要过境俄罗斯,控制了吉、塔两国能源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部环节。美国积极布局中亚以控制全球能源战略布局,将中亚纳入美国国际油气供应体系保证美国长久的国际能源安全;通过对中亚里海区域的介入,逐步在亚欧大陆开展地缘战略布局,控制中东和中亚地区,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中强化其主导地位。中国是中亚新战略合作伙伴,应注重合作共赢式的能源合作,重视油气资源合作的本地化生产,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地理学要从地缘关系视角出发,加强关于能源安全保障的地缘配置格局相关研究,提升政治地理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服务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家能源安全。
新国家海洋地缘观
韩增林
辽宁师范大学,博士,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核心观点：在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的研究需要以国家需求为导向,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运用人地关系思想系统展开。海洋在人地关系演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尺度的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是海洋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需要构建新的国家海洋地缘观。
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应当秉承人地关系的研究核心,依托地理学科优势,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展开理论研究与决策支持研究。目前,国家仍然是政治地理学与地缘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社会—空间组织单元。在国家地缘关系实践中,海洋不仅是国家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流动”空间,也是人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最重要的资源来源。因此,以人海关系为基础的国家与海洋、陆地与海洋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海洋政治地理研究的核心内容。
时代产生思想,思想兴则国家兴。国家海洋地缘观是国家依托海洋地理环境基础所形成的处理国内与国际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明等关系的总体思想和观念。在当今人类联结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全球海洋空间治理所面临的海洋权益划分、全球海洋环境变化以及非传统安全等不同领域的人海关系问题不断呼唤新的国家海洋地缘观的出现,即要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出发、摒弃大国中心主义的利己思维;坚持和平与合作的互动方式、摒弃霸权与冲突的行动策略;坚持共建共享的理念与目标、摒弃独占与“零和”的发展动机。在新国家海洋地缘观的理念下,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大国、小国、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以及地理不利国、内陆国,共同建设、完善海洋法规体系,合作开发海洋资源,公平分享全球海洋利益。
跨境流域治理与地缘经济合作升级
武友德
云南师范大学,博士,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缅泰老‘黄金四角’跨境流域合作与共生治理体系研究”首席专家。
核心观点：大胆扬弃与超越西方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研究传统,不断探索、充实与发展全球治理及区域共治的内涵与模式,是新世纪中国地缘学界应有的担当。中缅泰老“黄金四角”跨境流域合作是中国近二十年参与区域治理的有益尝试,更是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并实现区域共治的样本与示范。地理学者要充分发挥本学科长于地域综合性、系统性分析的优势并注重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从空间视角与治理观点出发,以人地关系调适为目标,将超主权性治理、多主体治理及学习治理（Learn govern）等最新研究成果纳入统一性分析框架,有望为跨境流域合作治理提供一个新视角。
超主权性治理、多主体治理及学习治理等最新研究成果,不仅为多边主义、新区域主义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各国参与区域治理开启了新路径。包括跨境资源在内的超主权性权益的客观存在,是区域共治的内在逻辑;多主体治理主张多元治理和多级治理,适应了后现代公共行政去中心化的要求,推动实行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及国际组织的协同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学习治理强调的是在对地方文化和人们诉求深入了解基础上,重视对特定地域内族群适应性行为模式及其社会文化、规章制度的学习,将管理或治理的政策与其文化进行有机结合以实现有效管理。
中缅泰老“黄金四角”自20世纪90年代就是四国合作的重点区,却也是近代以来汇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冲突、资源开发争端、难民及移民等多重问题叠加与恶性交互,迄今未能得到根治的典型的“问题区”：地缘安全环境极其复杂,可谓是冷战后东盟地区遗留下来的最后的治理“碎片化”区域;非传统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多重非传统安全风险集中于此,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边缘区”;经济合作风险极不确定,诸多重大合作项目遇冷受阻,遭遇合作的“透明天花板”;存在多重区域性社会问题的束缚,某些社会文化冲突在局地相当激烈,成为多重社会问题“恶性叠加区”;流域生态环境极其敏感,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协调难度大,资源环境诅咒效应明显。研究发现,“黄金四角”地缘关系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代际传递;地区分割、破碎与利益诉求差异则加剧了利益协调的难度;区域化的畸形的生存与发展模式则从根本上约束着治理成效;域内国家民族主义泛化与生态环保意识反应过度则干扰了合作治理的进程;相关国家治理能力弱而地方势力强则导致陷入社会两难困境。有鉴于此,必须改变惯常的政府主导型区域治理模式,建立起在政府部门主导下,私人部门、山地民族、公民社会、地方实力集团、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等学习互鉴并全面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施多主体、多层级、多目标下的综合治理、平衡治理、协调治理。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加强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合作
吉力力·阿不都外力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在面对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的问题时,应打破目前的学科壁垒,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推动、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合作,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研究手段和方法,这也必将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主流模式。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桥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但该区域,尤其是中亚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存在巨大落差,整个区域存在“两边高,中间低”的现象。中亚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自然资源富集、生态环境脆弱、多元文化交汇,其地缘环境安全直接关系到整个区域的稳定与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和沿途各国共同建设的新兴经济合作区,是事关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新举措。中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战略基地,关系到国家的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世界科学中心正在逐渐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地理学者开展中亚相关的科学研究、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在面对气候变化与环境响应、生态保护与利用、资源与能源开发、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等问题时,依靠某一个独立的学科或针对某一种尺度开展研究,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类与生态和环境相关问题的方案。所以应打破目前的学科壁垒,从地缘关系的角度,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科技需求,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和主要通道为研究靶区,以资源、环境、生态等为重点领域,系统开展中亚各国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的研究,深化自然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认识,推动、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合作,可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研究手段和方法,这也必将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主流模式。地理学作为搭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流的桥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重塑地缘关系中的海洋与国家
彭飞
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
核心观点：海洋空间已成为地理学研究国家地缘关系的重要对象,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已深深内嵌于人海命运共同体之中,世界上所有国家均可理解为海洋国家。国家的反思性是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未来需要以人海命运共同体为载体,促使海洋地缘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空间已成为地理学研究国家地缘关系的重要对象。国家海洋地缘关系的理论深化需要更新海洋国家的概念,并进一步厘清海洋与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海洋国家概念的传统理解：第一,临海国家,即在地理位置上与海洋相临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等国家;第二,西方海洋强国,即在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地缘政治话语体系中,海洋国家专指海洋强国。海洋国家的概念起源于西方,是西方海洋强国主动寻求和维系其海上强权的表述,同时也将海洋国家的概念意识形态化。然而,随着人类认识利用海洋的观念与技术日益更新,以及海洋在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当今世界各国都已成为“多岛世界海洋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节点。海洋制度在全球海洋空间演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了全球所有国家相应的海洋权利与海洋权益。因此,国家间地缘关系已深深内嵌于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之中,基于以上认知,世界各国均可理解为海洋国家。
在国家与海洋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家具有主导性与反思性,国家的反思性是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纵观人类海洋史,西方海洋强国往往以现实主义哲学为基础,以国家中心主义为视角,以国家间“零和博弈”为运行法则来处理国家间的海洋地缘关系。这种基于冲突性的海洋地缘思想处理国家间海洋地缘关系的方式一般具有暴力性质,任何海洋大国的发展也难免陷入维持海洋强国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世界各国应当以人海关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处理海洋地缘关系时秉持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发展理念,以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载体,促使海洋地缘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谐。

4 地缘关系的新要素

加强“一带一路”地缘风险研究
刘建忠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一带一路”倡议及建设的快速推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响应,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如此巨大的地理空间下,地缘关系与地缘环境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会给不同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此相伴,地缘风险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这无疑也是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研究关注的焦点。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让平等合作、文化交流、经济繁荣,而非军事霸权,成为未来世界秩序与发展的主轴。这一倡议与建设,横亘广袤的欧亚大陆、辽阔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覆盖着巨大的地理空间,无疑会造成地缘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格局变化,也必然会触动和引起世界、地区乃至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及版图的变化,进而波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由此会带来相应的地缘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地缘风险,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大国博弈。“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在相应的地理空间,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俄罗斯提出了构建“欧亚经济联盟”、印度提出了“季风计划”等,既有守成大国,又有新兴大国或地区大国,战略诉求不一,战略利益各有不同,战略沟通、战略对接的差异是导致地缘风险产生的重要诱因。二是区域动荡。从地理上看,“一带一路”与民族宗教矛盾复杂、热点问题众多的“世界动荡之弧”和“地缘政治破碎地区”有着较高的空间吻合性。地区势力、局部战争、民族宗教、政治变革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地缘风险,甚至导致巨大损失。三是国家状态。倡议与建设的实施,会导致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改变,地缘地位凸显,使其成为地缘政治关键节点。有些国家会主动地参与到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有些则在其他地缘政治利益相关方的挑动下而被动卷入,由此触发的政治体制变革、国家内部矛盾等成为地缘风险的导火索。四是环境与生态。广袤的地理空间,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地质、气象、水文等自然灾害类型多、危害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维护与运营影响极大。沿线许多国家生态环境脆弱,缺乏治理的经验与技术,一旦发生环境破坏,危害性大,影响范围广。自然环境与生态问题往往转化为政治问题,这也是别有用心者制造事端的着力点。
“一带一路”要采用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绿色发展模式
董锁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核心观点：在当前国际地缘关系错综复杂,世界新秩序出现以亚洲为中心的新态势下,“一带一路”地缘经济、资源、环境和风险格局奠定了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客观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地缘关系;宜采取以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绿色发展模式,携手共建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带、跨境自由贸易区,建立国际投资重点区域及周边风险预警机制和国际反恐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经济呈现东、中、西三大板块即“两圈一地”格局,东部以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为主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圈,西部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部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北非等资源型为主的经济凹陷带,其在产业、资本、技术和市场上互补性强。三大板块能矿、耕地、森林、草原等资源分布地和消费区错位,具有国际合作的客观基础和需求。沿线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成为能源输出和经济发展的瓶颈。丝绸之路沿线高品质人文及生态旅游资源高度集聚,但沿线地区生态脆弱,污染和沙尘跨境传输复合污染,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带。沿线国家“民族众多、杂居,伊斯兰主导地位突出,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成为突出的限制因素,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这一弧形“冲突震荡地带”安全情势属于高风险高 危区。
基于上述地缘格局和地缘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宜实施以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空间、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位一体”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绿色发展模式。推进东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国际产能合作,建设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印中孟缅、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推动中国—中亚—俄罗斯经济一体化,建立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积极对接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构建包括中国—独联体国家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自由贸易区;远期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为自由贸易区。联合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整合丝绸之路旅游资源,共建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联盟,搭建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城市网络,设立国际无障碍旅游区,建设丝绸之路国际生态和文化旅游带。最后,建立国际投资重点区域及周边风险预警机制和国际反恐合作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的对策
王国梁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地理学会理事长。
核心观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正在撼动美国建立的全球霸权,有可能遭遇美国的强力阻击和反弹。因此,“一带一路”不能仅关注中国与他国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而应未雨绸缪,制定相应的安全对策,以防不测事件的发生。
长期以来,欧亚大陆,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一直是美国控制的核心地区。为了把中、俄等陆上强国的势力牢牢控制在欧亚大陆,美国在欧亚大陆边缘形成的“内新月形地带”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以军事占领和军事基地为主要手段的“弧形战略包围圈”,正是这些成就了美国为主导的的全球霸业。
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撼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而必然会面临巨大的安全挑战,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二：一方面来自部分国家的阻力,另一方面受到国际恐怖势力的干扰与破坏。有鉴于此,必须从军事、外交、海外基地、通道建设等层面制定相应的安全战略予以有效应对。
“民意张力”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熊理然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博士,教授。
核心观点：在特定的政治地理环境下,“民意张力”的扩展促使“政治性民意”集团成为促成区域地缘政治关系演变的支轴行为体;这一特殊类型的行为体在内力（民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外力（大国介入、其他行为体压迫或支持）的综合作用下,通过一定的地缘链接网络及其地缘链接结构,经由借力博弈进而影响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从发生在东欧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和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反政府运动——“阿拉伯之春”可以看出,政治性民意集团已成为促成区域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支轴行为体。
当一国的“民意”带有强烈或明确的政治诉求时便形成为“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的内力包括民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外力则包括大国介入、其他行为体压迫或支持。在内力、外力的综合作用下,民意从产生、汇集到膨胀,持相同或相近意愿的民众势力越来越大,进而发展到有较大可能掣肘乃至颠覆政府、有可能引起地缘政治结构发生变化的“政治性民意集团”。在“阿拉伯之春”中,域外大国和利益集团、各种政治势力借力博弈,“民意张力”进一步放大,相关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政权发生更迭,区域地缘政治力量相互倾轧、区域地缘政治关系分化组合。尤其是西欧的强力介入、俄罗斯的直接参战、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战略收缩使得中东北非原有的地缘均衡被打破,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地缘力量的重组,最终致使中东北非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结构性变动。
开展地缘关系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币缘政治研究
潘峰华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博士,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核心观点：地理学要从地缘关系视角加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的中长期战略,是中国在全球崛起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地缘机遇和挑战,地理学要在理论和战略路径研究方面做出贡献,服务国家的顶层设计。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全球秩序在大国之间的博弈,国际金融体系和规则已成为确立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作为金融的核心要素,国际“货币”体系和规制已成为各国博弈的关键。深入探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作用对理解跨区域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是理解全球权力格局的关键[9],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势必挑战现有的权力格局[10]。当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拥有垄断性地位,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地位互为支撑,共同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但是,美国的金融霸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开始质疑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的合理性,美国金融霸权的支柱之一——美元的地位也开始出现动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2008年正式提出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人民币作为全球交易、投资和储备货币的功能,摆脱过于依赖美元带来的经济金融风险。2016年底,人民币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要进展。但必须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存在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美元不会轻易让出其主导性地位,甚至会强势打压人民币的崛起;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地缘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强烈影响,需要国家战略层面上逐步推进[11,12]。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地理学综合性强的学科优势[13],抓住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历史机遇,加强政治地理学、金融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融合,深化币缘政治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从更宏大的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服务于国家顶层战略。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地理学可以先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方面,基于地缘关系分析,研究如何在战略层面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合作国家和地区,确定实施路径后循序渐进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网络,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布局。

5 结论与讨论

参加本次笔谈的学者们从政治地理以及地缘关系研究的概念、理论演进等方面做了很好的辨析,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维和理论框架,有利于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方法方面,学者们强调大数据、复杂系统科学等方法在地缘关系领域的使用,为未来数据库建设和丰富方法体系指明了方向。学者们还从中亚能源和矿源资源、海洋地缘观、中缅泰老“黄金四角”跨境流域治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方面探讨地缘关系研究的特定领域和典型案例。最后,学者们还从地缘风险、生态文明为内涵的绿色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安全威胁、民意张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开展了深入探讨,拓展了研究思路,有助于大家思考地缘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相比于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政治地理学发展明显滞后。随着国力的迅速上升,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更广阔的空间拓展,地缘关系日益复杂,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和挑战,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需求也随之快速增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政治地理学发展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遇,特别是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宏大的舞台。我们要坚信,地理学在研究“一带一路”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只要地理学者们加倍努力,迎接挑战,在理论创新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都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地理学的新兴领域,政治地理学还存在学科队伍规模小,理论方法不够丰富,研究内容相对单一等诸多问题。目前,相关领域的政治引领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面。期待国内对政治地理和地缘关系感兴趣的学者加强交流,集思广益,求同存异,团结合作,从满足国家需求出发,站在壮大地理学科的高度,用实际行动推动政治地理学和地缘关系研究的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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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博, 葛岳静, 潘峰华, 等. 人民币国际化及其对币缘政治的影响. 人文地理, 2017, 32(1): 132-137.当今世界有两个货币现象引人注目，一个是欧元危机，另一个是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扩大。文章总结了扩大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所取得的成效，探讨了进一步提升的路径。将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扩大总结为使用范围扩大、跨境贸易中结算额增加、与其他货币的互换额攀升、可直接交易国家增多、离岸清算中心数增加、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化指数提高7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币缘政治影响的6点建议：①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②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合作，③遵循周边一区域一全球的顺序有序推进，④以地缘优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⑤充分发挥香港、中国（上海）自贸区的作用，⑥借力亚投行的平台，优化国际金融格局。

[Zhao Yabo, Ge Yuejing, Pan Fenghua, et al.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nminbi and its impacts on the currency politics. Human Geography, 2017, 32(1):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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