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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 Vol. 37 >Issue 2: 333 - 352

DOI: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8

研究论文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 张薇 , 1, 2 ,
  • 杨永春 , 1, 3 ,
  • 史坤博 1 ,
  • 李建新 1
展开
  • 1.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
  • 2. 内蒙古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呼和浩特 010022
  • 3. 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00
通讯作者：杨永春（1969- ）,男,陕西白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E-mail:

作者简介：张薇（1983- ）,女,浙江宁波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7-08-11

  要求修回日期: 2017-11-13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2-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5）

国家旅游局2015年度“万名旅游英才计划”项目（WMYC20151047）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JSY047）

收起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integration pattern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ulti-ethnic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ial space: A case study from Hohhot

  • ZHANG Wei , 1, 2 ,
  • YANG Yongchun , 1, 3 ,
  • SHI Kunbo 1 ,
  • LI Jianxin 1
Expand
  • 1.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7-08-11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7-11-13

  Online published: 2018-02-20

Copyright

《地理研究》编辑部
Fold

摘要

居住融合是社会群体混合分布程度的表现,对认识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结构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2000-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融合指数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居住融合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城市居民的个体属性方面考察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混居程度持续加深,居住空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强化;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汉族长期居住的玉泉区,随着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在考察期内上升趋势显著;个体属性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要素对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 多民族聚居城市; 居住空间; 民族融合; 影响因素; 呼和浩特

本文引用格式

张薇 , 杨永春 , 史坤博 , 李建新 .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 37(2) : 333 -352 . DOI: 10.11821/dlyj201802008

Abstract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s the spatial embodiment of the ethnic integration of the city. The study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s beneficial to quantitat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urban internal integr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of ethnic integration. Using the typical multi-ethnic city of Hohhot as an example, based on demographic data from 2000 to 2015, this study uses the integration index and 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nterpola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 Hohhot. Thre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were used: city,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blocks. Using double variable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residents' individual attributes on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ohhot, as a representative, typical, multi-ethnic city in China, shows a high degree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2) There was a rising trend of fluctuations in the degree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 Saihan and Xincheng districts, and a smaller increase in the level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 Huimin District; the regional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s highly focused on Yuquan district, which has been largely inhabited by Han Chinese for many decades. Over time, the areas with high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have spread quickly to the whole city, and living spa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homogenized. There are three ethnic residential blocks in the city's central area, but their integration index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3)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cludes five aspects: cultural motivation, historical continuity, policy dynamics, urbanization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ultural motiv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are the basis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Policy dynamics, urbanization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re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s. (4)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attributes such as age, gender, marriage, education, family, and occupation.

Key words： multi-ethnic residential city; residential pattern; ethnic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Hohhot

1 引言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多民族聚居城市。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深入,多民族聚居城市人口增长迅速,使城市内部经济与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对城市民族融合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民族融合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进入新的时期,对多民族聚居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提出新的挑战。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政府部门和城市内部各民族群体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1],需要对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演变规律、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作整体的把握。居住融合旨在测度民族群体在城市内部居住分布格局和混合分布程度,各民族在城市内的融合程度一般可以通过居住分布格局体现出来,将其作为研究切入点,有利于量化并系统分析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程度。所以从居住空间视角来研究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成为主要透视方式[2]。
居住融合研究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族群高度聚居问题,是种族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同化理论是西方民族融合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认为居住融合是各民族在保留自身亚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受和适应,是民族间社会障碍消除的表现。同化并不是盎格鲁遵从,而是民族间双向或多向适应,是多元主义的体 现[3]。同化理论起源于“种族关系循环论”,由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提出[4]。Park等运用“侵入”“演替”“竞争”“再适应”“同化”等研究范式对民族居住空间进行研究,认为民族间的居住必然会达到相互“渗透与融合”[5,6,7]。20世纪60年代,Gordon对同化理论进行完善,使之形成完整体系[4]。Gordon将民族融合划分为七个循序渐进的步骤,其中民族间居住融合处于第二个阶段,受到民族间文化相互适应、融合的影响[3]。Geschwender在Park和Gordon研究基础上,提出民族融合的发展与社会动态密切相关,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民主、公平、公正、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体系建设,会推动民族关系更为融洽[8]。这一观点引发西方学者长期的检验与分析,如John等借助1990-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测度西班牙裔在美国的居住融合和人际关系动态变化[9]。Massey等采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两个时间段的人口数据,考察了美国的居住融合演变及差异,发现居住融合程度由高至低分别为亚裔、西班牙裔和非裔[10]。20世纪80年代西方研究者将经济、空间等要素引进同化过程,进一步探索融合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研究者认为经济地位、生活空间、个体属性等都会对居住融合产生影响[11,12,13]。近年来,同化理论中多元内涵在指导城市规划和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内部多群体居住融合会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14,15]。
国内一些研究者也对本国民族间居住融合问题展开了相应的探索。马戎等认为,同化理论在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具有借鉴意义,并对赤峰和拉萨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居住关系进行了研究,同时他对同化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进行完善,指出民族间广泛且长久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可以消除误会,促进融洽民族关系的建立[16,17,18]。地理学对居住融合的研究重点在于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移民居住融合[19,20,21,22],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23,24,25,26]和社会地图法[27]。而对民族间的居住融合关注不多。多民族聚居城市的民族间居住状况研究集中在乌鲁木齐市,如张利等发现乌鲁木齐市民族间居住融合程度偏低,部分区域民族聚居程度较高[28,29]。张凌云等运用空间自相关指数分析乌鲁木齐市民族间的居住格局,发现少数民族有各自的高度聚居区[30]。总结国内外同化理论可得,民族间居住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动力、历史延续、政策动力、城市化影响和个体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呼和浩特市为案例地,在同化理论指导下分析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间居住融合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
呼和浩特是中国蒙、满、汉多民族融合程度较高的典型城市。明、清至民国时期,互市贸易、“走西口”及旅蒙商日渐兴盛,作为“草原茶叶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呼和浩特,蒙、满、汉多民族混居态势业已形成,民族间关系十分融洽。1949年以来,呼和浩特多次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城市”称号,成为中国民族和谐城市的代表。另外,近年来在政策和经济推动下,大量农村牧区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迁入呼和浩特,促使城市少数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空间出现转型,城市民族间居住融合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本文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对其居住分布格局进行定量研究,深入系统地探讨民族间居住融合空间演化和影响因素,从空间视角展示民族融合进程,有利于理解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的基本格局、演变规律和驱动特征,并以此实证中国蒙、满、汉多民族聚居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对蒙、满、汉共居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适宜性,也为多民族聚居城市社会空间转型提供借鉴和对比。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为呼和浩特市辖区,包括玉泉区、回民区、新城区和赛罕区,共37个街道和镇（简称街区）（图1）。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研究区内,这种居住格局已延续四百余年。根据2010年呼和浩特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研究区内居住的少数民族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1.9%。研究区内汉族、蒙古族、回族和满族是主要民族,他们的构成比例为：汉族83.7%、蒙古族12.1%、回族1.8%和满族1.5%。说明蒙古族是呼和浩特的首要少数民族,同时被官方定位为呼和浩特主体民族[31],因此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居住融合和蒙古族与汉族的居住融合。
Fig. 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呼和浩特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5）》中的人口数据,呼和浩特市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四区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辅以部分民族统计数据。ArcGIS矢量化底图来源于2015年《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划图》,考虑到呼和浩特市区街区行政区划调整,因而以2015年街区数据为准,同时获取并修正2000-2014年街区数据。

2.3 研究方法

2.3.1 融合指数 本文中的融合指数=1-分异指数。融合指数计算源于分异指数。分异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是当前最为常见的衡量居住均匀性的方法[25],因此也被称为居住分异指数。它是从均质性维度出发,为达到整个城市人群居住均匀分布的目的,而对少数群体的比例进行重新空间定位的方法[32]。具体做法为：通过计算单元内少数群体占整个城市少数群体比例的平均绝对偏差,来测算居住均匀时少数群体人口数量比例的理论最高限度[33]。居住分异指数的数学公式为[34]：
D = ∑ i = 1 n t i p i - P / 2 TP 1 - P （1）
式中： t i 为单元空间 i 总人口数; p i 为单元空间 i 内少数民族占单元空间总人口的比例, T 为城市内研究对象总人口; P 为少数民族占研究对象总人口比例。 D 值在0~1之间,当 D 值为0时,表示少数民族在研究区域内完全均匀分布;当 D 值为1时,表示少数民族在研究区域内完全隔离居住,他们的居住空间同汉族没有交集。根据已有的研究划分标准：融合指数值在0.7~1之间,为高度融合;融合指数值在0.3~0.7之间,为中度融合;融合指数值在0~0.3之间,为低度融合[32]。
鉴于上述居住融合指数只能分析整个研究区域而无法分析各单元空间的融合状况,因此引入局部融合指数,用以衡量城市内部各街区间的居住均匀性。局部融合指数来源于局部分异指数（Local Dissimilarity Index）,局部分异指数的数学公式为[35]：
LD = 100 × x i X - y i Y （2）
式中: x i 和 y i 分别代表单元空间 i 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与汉族人口数量;而 X 和 Y 则分别代表研究区域内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与汉族人口总数。 LD 的取值在0~100之间,当 LD 值为0时,表示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单元空间内分布均匀;当 LD 值为100时,表示单元空间内少数民族群体聚集。根据局部分异指数可以推导出：局部融合指数=100-LD。根据已有的研究划分标准：局部融合指数为75~100,意味着民族间居住高度融合,局部融合指数为60~75,意味着中度融合,局部融合指数为0~60,意味着低度融合[36]。
2.3.2 反距离加权插值法 为了提高可视性,揭示居住融合变化特征,借助ArcGIS 10.0软件平台,将街区面数据转化为点数据,利用反距离空间插值法进行分析。数学公式为：
Z ( s 0 ) = ∑ i = 1 n λ i Z ( s i ) （3）
式中： Z ( s 0 ) 是 s 0 处局部融合指数的预测值; n 是样本点的数量; λ i 为各个样本点的权重值; Z ( s i ) 是 s i 处局部融合指数值。权重的确定公式为：
λ i = d io - p / ∑ i = 1 n d io - p ， ∑ i = 1 n λ i = 1 （4）
式中： - p 为指数值,用以降低权重值,通常 p 取值为2; d io 是 s o 到 s i 的距离。
2.3.3 双变量相关分析 双变量相关分析的原理为两个连续变量的散点在散点图中分布趋势相近,那么这两个连续变量间存在相关趋势。Pearson相关系数是相关趋势检测的常用方法[37],其数学公式为：
r = ∑ ( X - X ̅ ) ∑ ( Y - Y ̅ ) ∑ ( X - X ̅ ) 2 ∑ ( Y - Y ̅ ) 2 （5）
式中： r 代表居住融合同影响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值; X 代表影响因子; Y 代表居住融合; X ̅ 和 Y ̅ 分别代表两者的均值。 r 取值范围在-1~1之间,当 r 为0时说明居住融合同自变量之间为零相关;当 r 为1时说明两者之间完全相关; r 接近1说明两者间的相关程度高; r 的正负值表明正负相关。
2.3.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局部居住融合指数为因变量,潜在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建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住融合的主导因子并量化因子贡献率,其一般表达式为[38]：
y i = x 0 + ∑ β i x i + ε （6）
式中： y i 为因变量; x 0 为常数项; β i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x i 为自变量; ε 为随机误差项。

3 结果分析

3.1 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居住融合及其演变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时空格局依赖于尺度[39],民族间居住融合的时空格局同样具有尺度依存特性,不同尺度居住融合的时空特征并不一致。因此,若要准确真实地揭示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间居住融合的时空规律,需要从城市（宏观）、市辖区（中观）和街区（微观）三个尺度衡量居住融合特征,揭示居住融合的差异性。同时,对微观尺度进行细致分析,更能精确反映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程度以及居民居住选择的自由化程度。因此在对国内不同异质性的城市进行居住融合研究时,既要关注宏观特征也要把握中观、微观规律,进而从居住空间视角衡量民族关系在不同尺度上的融洽度,为城市民族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引导和支持。
3.1.1 城市尺度居住融合及其演变 将2000-2015年市辖区范围内总人口及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作为基础资料,利用融合指数测度呼和浩特市区近16年来少数民族居住融合变化趋势（图2）。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指数值在0.9以上,接近1,说明以城市作为分析单位,民族间居住呈现高度融合状态。同时在研究时段内,2004年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指数波动相对较大,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3-2004年间呼和浩特进行大规模城市居住社区建设,城市实有住宅面积2003年是1865万m2,而2004年上升至2314万m2,上升幅度达24%,住宅销售面积上升幅度更高,达34%。2005年城市住房供给量和销售量趋向稳定,上升幅度都显著小于2004年,维持在5%和27%左右。因为这种大量新房销售时,各民族可公平购买,实际上大幅提升了城市的居住融合度,形成了2004年的异常高值。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南部居住区的大范围开发,2004年新城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比上年减少11009人,下降16.6%,而城市南部赛罕区和玉泉区则快速上升。而2005年之后这些趋势减缓。因此,两者共同对城市居民居住选择和居住迁移产生影响,最终使城市尺度民族间居住融合指数发生变化。除2004年之外,其余年份波动程度较小,整体上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表明城市民族间混居程度不断加深。
Fig. 2 Change in ethnic minority and Mongolian integration index in downtown Hohhot from 2000 to 2015

图2 2000-2015年呼和浩特城市少数民族及蒙古族融合指数变化

为进一步探究主体民族的居住融合,利用融合指数测度市区蒙古族居住融合变化趋势（图2）。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蒙古族在城市的居住融合指数值高于0.9,介于0.927~0.945之间,这与民族间居住融合指数值相接近,说明蒙古族在城市尺度上的居住同样处于高度融合状态。在研究时段内,蒙古族居住融合呈现同民族间居住融合大致相同的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城市内部蒙古族混居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少数民族和蒙古族两者居住融合演变区间接近,且演变趋势大致相同,说明蒙古族居住融合是市区民族居住融合的主要体现。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蒙古族的居住融合自2012年开始其指数相对略有下降,具体原因尚不明朗。
3.1.2 市辖区尺度居住融合及其演变 为了定量分析呼和浩特市区少数民族居住融合的现状,以2000-2015年市辖区各乡镇街道的总人口数量同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为基础信息,利用居住融合指数测度呼和浩特市辖区近16年来少数民族居住融合变化的趋势（图3）。结果表明：① 玉泉区居住融合指数由2000年的0.853波动上升到2015的0.884,上升0.031,融合程度在研究的时间段内呈现高度融合状态。② 新城区居住融合指数由2000年的0.782波动上升到2015年的0.838,上升0.056,呈现高度融合状态,融合程度低于玉泉区,高于赛罕区和回民区;以2007年为分界点,2007年前,融合指数波动明显,之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③ 回民区居住融合指数由2000年的0.73波动上升至2015年的0.746,上升0.016,上升幅度在市辖区中处于最低水平,说明回民区居住融合变化趋势不明显,居住格局稳定。以2007年为分界点,回民区居住融合指数低于赛罕区,成为4个市辖区中融合指数最低的区域。④ 赛罕区居住融合指数由2000年的0.695波动上升到2015年的0.788,上升0.093,成为上升速度最快的区域,民族间居住融合程度显著加深。以2007年为分界点,赛罕区居住融合指数由末位上升至第三位,且与回民区融合值的差距逐年拉大。由此表明,当前呼和浩特市民族居住融合程度玉泉区居首,新城区、赛罕区次之,回民区最低;赛罕区融合指数上升速度最快,新城区次之,而玉泉区和回民区则变化较平稳。
Fig. 3 Change in ethnic minority integration index in municipal districts of Hohhot from 2000 to 2015

图3 2000-2015年呼和浩特市辖区少数民族融合指数变化

利用居住融合指数测度呼和浩特市辖区蒙古族居住融合变化趋势（图4）。结果表明：① 研究时段内,四个市辖区蒙古族居住融合指数都高于0.7,处于高度居住融合状态。这与少数民族在四个市辖区的融合状态相一致。② 玉泉区和回民区融合指数明显高于赛罕区和新城区,这与民族间居住融合指数在四区的排列方式不一致,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蒙古族主要集中居住在赛罕区和新城区,玉泉区和回民区相对较少,且族群内部居住较为分散,融合程度更高。③ 回民区蒙古族居住融合指数演变趋势不显著,而其他三个市辖区融合指数演变趋势相对较为明显,根据实地调研发现,随着城市向南扩张,玉泉区和赛罕区新建了大量的居住小区,同时交通、医疗等基础设施较为便捷与发达,促进蒙古族向城市南部的玉泉区和赛罕区迁移。④ 回民区蒙古族融合指数高于少数民族融合指数,原因在于回民区是回族居民长期聚居区域,且回族具有聚居特征,因此该区域民族间融合指数相对较低。总体上蒙古族在各市辖区融合指数变化区间同该区域民族间融合指数接近,进一步说明蒙古族居住融合是市辖区民族融合的主要体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蒙古族居住空间格局是呼和浩特民族居住融合的促进因素。
Fig. 4 Change in Mongolian integration index in municipal districts of Hohhot from 2000 to 2015

图4 2000-2015年呼和浩特蒙古族市辖区融合指数变化

随着研究尺度的细化,民族居住融合空间特征呈现明显差异,城市尺度融合指数高于市辖区尺度,民族间居住呈现一定意义上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同时市辖区尺度的演化特征并不能被城市尺度完全反映和取代,而是从更为细致的方面刻画出城市不同区域的融合特点,为市辖区间的对比提供条件。
3.1.3 街区尺度居住融合及其演变 以街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和汉族人口数量为基础,利用局部融合指数测度2000-2015年街区尺度少数民族居住融合状况,发现研究时段内各个街区局部居住融合指数都高于95,说明呼和浩特所有街区民族间居住融合处于高度状态。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局部融合指数进行可视化划分,根据自然断点法将局部融合指数划分为四个等级,获得呼和浩特市区四个年份居住融合的空间分布格局（图5）,进而探究居住融合的时空演变特征。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thnic minority integration in blocks of Hohhot

图5 呼和浩特市街区少数民族融合度等级空间分布图

从结果可得：① 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间居住融合空间布局呈核心—外围的圈层结构,四区交界的城市核心区域,特别是海拉尔东路街道、大学西路街道和通道街街道局部融合指数在95~98之间,成为相对融合度较低的区域,是呼和浩特市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街区。紧邻核心区域的街区融合指数最高,接近100,成为民族间居住分布最为均匀的区域。② 研究时段内,少数民族聚居街区（海拉尔东路街道、大学西路街道和通道街街道）融合指数逐年上升,尤其是大学西路街道和通道街街道,2000年两者融合度处于最低等级,到2005年向上一等级转变。海拉尔东街街道居住融合等级在图中一直处于最低,但根据历年数据可以发现,它的融合指数也呈上升趋势,只是上升程度较另外两个街道低。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在街区内聚居格局发生改变,民族间居住融合加深。③ 从时间推移来看,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范围向东北和西南方向不断扩张。2000年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主要出现在新城区的迎新路街道、东风路街道、东街街道,玉泉区的昭君路街道、兴隆巷街道、长和廊街道,回民区的新华西路街道。之后融合度最高的区域逐年扩大,到2015年该区域面积扩大近4倍,包括赛罕区和回民区临近城市中心的部分街区、新城区（除海拉尔东路街道、锡林路街道、保合少镇）的大部分街区和玉泉区全部街区。整体来看,研究区域内所有街区民族间居住呈现高度融合状态,玉泉区所属街区是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融合程度最高区域随时间推移快速扩散;融合程度相对偏低的街区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域,但其融合趋势显著。
利用局部融合指数测度2000-2015年街区尺度蒙古族居住融合状况,发现研究时段内各个街区局部居住融合指数都高于95,说明呼和浩特所有街区蒙古族居住融合处于高度状态。利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局部融合指数进行可视化划分（图6）,结果可得：① 蒙古族居住融合与少数民族一致,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圈层结构,城市核心区融合值相对较低,以海拉尔东路街道和大学西路街道为首,是蒙古族主要聚居的区域。② 同少数民族聚居区变化相对应,在研究时段内,蒙古族聚居区（海拉尔东路街道和大学西路街道）融合指数逐年上升,2000-2015年大学西路街道融合指数上升一个等级,尽管海拉尔街道融合等级未发生变化,但其指数值呈上升趋势,只是上升程度较小,因此变化不明显。③ 从时间推移来看,蒙古族居住融合最高的街区从12个上升至22个,融合范围从核心区周边向玉泉区和赛罕区的多数街道扩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族居住融合高值街区与少数民族并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新城区北部的成吉思汗街区融合值在少数民族居住中逐渐上升,但在蒙古族居住中则逐渐递减,可能是因为民族间的自由迁居所形成。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ongolian integration in blocks of Hohhot

图6 呼和浩特市街区蒙古族融合度等级空间分布图

从街区尺度可更为直观清晰地看到,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间及蒙古族居住融合度由高至低依次为城市近郊区、城市远郊区和城市核心区,且其融合程度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呼和浩特城市核心区域属于老城区,自明清两代起,蒙古族、回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一般选择老城区居住,为战略防御和商贸服务,存在一定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核心区大力发展民族基础设施,为少数民族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便利条件,使之仍为少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呼和浩特市区房地产价格增长快速,城市核心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核心区与近郊区的地租落差显著。在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和容积率等因素的作用下,呼和浩特城市通过大量拆迁,向近郊区扩张,造成核心区居住融合程度相对偏低,且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迁入、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本投入,城市在向近郊区扩张的过程中,开发了大量的商品房,同时随着各民族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迁居,加快促进民族间居住融合。远郊区融合程度稍偏低,是因为历史上呼和浩特远郊区多是汉族居民长期务农聚居之地[31],少量其他民族迁移至该区域会通过建立民族聚居点或通婚等方式适应务农环境,尽管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形成融洽的民族关系,但由于城市化进程还未完全覆盖该区域,使远郊区民族居住融合程度相对低于近郊区。
3.1.4 居住融合演变的冷热点分析 将各街区融合指数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空间插值（图7）,分析冷、热点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2000年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居住空间形成三个明显的核心冷点区：海拉尔东路街道冷点区、通道路街道冷点区和大学西路街道冷点区。实地调研发现,海拉尔东路街道是民族特色大、中专院校集中区域,而大学西路街道则是内蒙古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区域,吸引自治区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在此就读,同时也吸引民族教育工作者在此居住。通道路街道是呼和浩特市回族居民世代居住区域,回族特色的宗教文化设施齐全,满足回族居民日常工作、生活所需。但是随着研究时段的推进,三大核心冷点区的模拟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通道街街道和大学西路街道模拟指数上升速度快于海拉尔东路街道。② 热点区范围从西南区域不断向城市东北方向延伸,次热点区则从城市东部向西部延伸,到2015年,3/4的研究区域成为热点和次热点覆盖区域,同时次热点周边区域模拟指数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民族间居住融合呈扩散状。总之,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的热点区呈面状向整个研究区域扩散,民族间居住融合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而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学习型为主,生活型为辅,两类冷点区模拟指数上升趋势显著,民族间居住空间向更加均匀的方向发展。
Fig. 7 Sim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dex

图7 少数民族居住融合插值模拟

将各街区蒙古族融合指数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空间插值（图8）,分析冷、热点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 2000年呼和浩特蒙古族居住融合呈现两个明显的核心冷点区,即海拉尔东路街道冷点区和大学西路街道冷点区。这与各街区少数民族居住融合空间插值结果相对应,说明这两个冷点区是蒙古族聚居的主要街区,原因在于蒙古族特色大、中专院校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大冷点区模拟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② 热点区范围从城市中部区域向南部和西南方向延伸,次热点区域向东北和西北方向区域延伸,说明蒙古族居住融合呈扩散趋势。这与少数民族居住融合热点区范围的扩散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蒙古族居住融合热点区主要向正南和西南方向扩张,但少数民族居住融合热点区还包括向北部扩张的趋势。总体而言,呼和浩特蒙古族居住融合范围和民族间居住融合一致,呈现面状扩散趋势,融合程度不断加深。
Fig. 8 Simulation of Mongolian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index

图8 蒙古族居住融合插值模拟

3.2 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居住融合演变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3.2.1 居住融合的形成机制 借鉴同化理论民族居住融合的影响因素,将呼和浩特民族居住融合形成机制分为文化动力、历史延续、政策动力、城市化影响和个体因素五方面（图9）。其中,文化动力和历史延续是基础,政策动力、城市化影响和个体因素是直接推动力量。
Fig. 9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formation

图9 居住融合形成机制

（1）文化动力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呼和浩特蒙元文化、满文化和汉文化间的相互适应、渗透、借鉴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尤其在元、清两个朝代,三种文化间的融合实现质的飞跃。以宗教文化为例,自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蒙古族就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借鉴、吸收汉民族的佛教和道教思想[40,41]。而满族入关后,汉族宗教信仰的特征对满族产生重要影响[42,43]。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在交融中形成相通的宗教文化信仰氛围,促使呼和浩特并未出现由于宗教信仰不同所产生的居住分异局面。同时这三大民族在风俗习惯上也相互学习借鉴,如蒙古族的白节和汉族的春节在元朝时期合而为一,满族将春节安排在农历正月初一等都是文化融合的具体表现。尽管回族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上与其他三个民族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根据马宗保研究,历史上回汉文化间存在求同存异的特点,同时回族文化分散在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圈中,穿插过度特性明显[44]。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的举办,带来民族歌曲、民族特色建筑及民族体育、文化及教育的长足发展,进一步带动呼和浩特民族文化融合的提升。民族文化多元融合的格局,成为民族间居住融合的基础,带动居住融合不断加深。
（2）民族间互动、交流与混居的历史延续
历史上,呼和浩特是典型的由蒙古族建立的城市,建城伊始,蒙古族为化解不定居民族建立定居城市的矛盾,以及修建庙宇、经商垦荒和补充军需的需要,招募大批汉族居民迁入居住,形成最初的蒙汉民族混合居住的空间格局。回族迁居呼和浩特最早起源于清朝初年,解甲归田的回族军人途径呼和浩特在此定居,后又有大同以西的回族居民因商贸所需迁居于此,在城市北部形成聚居态势。同时也有部分回族居民由于商业活动所需,迁入新城、玉泉和赛罕三个区域,在城市中形成不同区域的小聚居态势。尽管回族选择聚居但其他民族对其保持充分的尊重,各民族间相处融洽。满族迁入源于清代公主下嫁和军事防御,由于日常生活接触和严厉的驻防管束,满族同城市内其他民族关系融洽,且满蒙通婚在清代已成定俗,加之民国时期满汉通婚增多,城市内部民族间的关系更为融洽,民族居住融合向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3）政策动力下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和城市规划建设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以单位为基本单元进行住房分配,造成同质化群体的集中居住,如南街一号院、利民街、前进巷归属于内蒙古文化厅民族艺术团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单位住宅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相对集中区域。1998年,呼和浩特市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取消单位住房配给体制,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促进城市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02年,呼和浩特“个人购买商品住宅（万m2）”比1998年提升409%,提升速度显著。住房商品化与市场化,排除了同民族群体集中居住的制度性障碍,为不同民族的自由购房提供了条件。以前进巷所属大学西路办事处为例,住房市场化改革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达到21590人,而2003年则下降到15814人。在市场力的推动下,住房买卖自由的开放程度加深,促进各民族居民在城市中的自主流动和迁居,带动城市居住空间的重组,进而推动呼和浩特市居住融合程度的加深。
2010年城市东部和南部的城中村被呼和浩特规划局列为重点改造区域,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同时呼和浩特大力规划发展民族特色基础设施建设,为少数民族工作、生活和学习等提供便利,促进少数民族在城市内部的自由迁移,降低因民族设施需求而聚居某一区域的少数民族比例,对民族间的居住融合产生推动作用。以民族教育设施为例,2013年呼和浩特出台“三片两区”民族语言授课学校的发展规划,在城市不同区域新建多所民族中小学和幼儿园,实现民族教育设施的均衡化。这些规划管理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居住融合的形成与发展。
（4）城市化影响下的郊区化和旧城改造
城市化能引起人类居住格局的改变已经被一些学者所证实[45,46],因此民族间的居住格局也会受到城市化的影响。2000年呼和浩特制定城市建设“十年巨变”发展规划,在城市建设的推动下,2000-2015年呼和浩特市区常住人口从108.38万人增加至206.49万人,增长1.9倍,其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长1.3倍。市区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使城市核心区住房压力凸显,但是受限于城市核心区的高地价和高人口密度,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城市房地产市场向近郊区扩张,研究时段内呼和浩特市建成区面积从120 km2,增加至260 km2,城市近郊区发展明显。不同规模和档次的居住小区快速取代近郊区原土地利用方式,满足人们对居住选择多样性的需求,带动城市人口向近郊区自由流动和选择,促使近郊区居住融合不断加深。
同时呼和浩特也注重核心区旧城改造工作。核心区历来是呼和浩特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区域,同时低层老旧小区占据主要比例。城市化使核心区地价凸显,高层小区快速取代老旧小区,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入住率,原老旧小区居民被就近安置,同时又吸引大量外部不同民族新居民的入住,使民族间居住融合加深。并且自2000年起,核心区各类大、中专院校（包括民族特色院校）掀起新校区建设热潮,2004年后,大批新校区的建成带动与之相关的各民族居民在城市内部迁移,促使核心区居住融合的持续提升。
（5）居民自由择居和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提升下的居住融合倾向
市场化改革赋予各民族居民自由择居的权利,城市化带来居住选择的多样性,两者共同对城市居民住房选择产生作用,促进各民族居民在城市内部的自由迁居。研究表明,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户籍、迁移情况、民族通婚等因素对民族间居住融合起重要作用,尤其是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会带来民族间居住融合的倾 向[17]。2010-2015年,呼和浩特市人均GDP由1万美元上升至1.6万美元,位居中国各大中城市前列,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五年内提升了10.6%。同时,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攀升,其中2013年少数民族普通高等教育在校人数比2000年提升467%。据此可以得到,在个体因素提升的促进下,呼和浩特各民族居民居住融合倾向不断深化。在民主、法治社会体系背景下,个体价值只有通过自身能力才能获得社会群体认可的思想已深入人心[4],激发了各民族居民对提升个体社会竞争能力的需求,消除了民族间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选择等方面的差距,最终民族间的“社会距离”被拉近,成为居住融合的发展动力。
总之,居住融合形成机理是一个复杂系统,需从多维度视角进行探索。为了进一步验证呼和浩特居住融合的促进机制,对多项因素进行定量检验。由于“五普”“六普”资料数据的限制,多种因素无法进行量化,只能借助其中一些个体属性,从一个侧面表现政策、城市化、个体因素等对居住融合的影响。同时鉴于难以对个体属性进行某一因素的单纯归类,只能将其作为统一要素进行定量分析。基于当前城市移民研究已涉及的影响因素[13,21,27,28]加入民族特征变量[47],结合五普和六普数据中的可测变量,从人口、家庭、制度、职业和住房五个维度设计自变量指标[21]。
3.2.2 相关性分析 表1中罗列了人口、家庭、制度、职业和住房5个维度20个指标与呼和浩特两个时间段居住融合的相关系数。选取双侧显著性小于0.05的指标,发现5个维度的多个指标同居住融合存在显著相关,但各相关系数在正负和数值上存在差异,说明呼和浩特民族间居住融合演变过程受到各类指标不同程度的影响。
Tab. 1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significance for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nd variable indicators

表1 居住融合与各变量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与显著性

维度 指标 2000年 2010年
Pearson相关性 双侧显著性 Pearson相关性 双侧显著性
X1人口维度 X11 女性比例 -0.400* 0.016 -0.397* 0.015
X12 未婚人口比例 -0.539** 0.001 -0.446** 0.006
X13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0.702*** 0.000 -0.526** 0.001
X14 30~59岁人口比例 0.613*** 0.000 0.694*** 0.000
X15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0.331** 0.000 0.449** 0.005
X2家庭维度 X21 一人户比例 -0.191 0.264 -0.017 0.920
X22 二人户及以上比例 0.060 0.728 0.278 0.096
X23 三人户比例 0.244 0.152 0.246 0.096
X24 四人户比例 -0.166 0.333 -0.324 0.051
X25 五人户及以上比例 0.116 0.502 -0.122 0.472
X26 一代户比例 0.083 0.630 0.071 0.674
X27 二代户比例 0.254 0.134 0.145 0.392
X28 三代户及以上比例 -0.716*** 0.000 -0.578*** 0.000
X29 民族混合户比例 0.453** 0.006 0.498** 0.002
X3制度维度 X31 非农业户口比例 0.395* 0.017 0.465* 0.004
X32 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0.484** 0.003 -0.443** 0.006
X4职业维度 X41 单位负责人及专业人员比例 0.345* 0.039 0.332* 0.045
X42 服务及生产人员比例 -0.340* 0.042 -0.331* 0.046
X5住房维度 X51 近10年新建住房比例 0.188 0.272 0.321 0.052

注：*表示0.01<P<0.05;**表示0.001<P<0.01;***表示P<0.001

（1）人口维度
人口维度的5项指标同两个时间段居住融合都存在95%以上的相关性,且相关程度上出现差异,说明人口维度是影响居住融合演变的重要因素。“女性比例”同居住融合存在负相关,相关系数从2000年的-0.400上升至2010年的-0.397,负相关程度进一步减弱。说明相对男性而言,女性在住房选择过程中倾向同民族聚居,但是这种倾向表现不强烈,且出现减弱的势头。这是因为随着女性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她们民族交往的意愿发生改变,民族因素对她们居住选择的影响变弱,居住融合进一步推进。“未婚人口比例”与居住融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一定程度上表明,婚姻对民族间居住融合程度的影响在加深,未婚群体的民族融合度低于已婚群体。根据调研发现,未婚群体的交友范围容易局限在同一民族内部,而已婚群体交友范围超越民族界限,朋友间更多追求相同的志趣和品位。年龄属性对居住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尤其是“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与居住融合存在显著且较强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02和-0.526）,而“30~59岁人口比例”则与居住融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和0.694）,说明老年人口更倾向于同民族聚居,而中青年人口则是居住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与居住融合的负相关程度在降低,中青年人口的正相关程度在不断上升,最终促使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程度加深。年龄因素印证了当前老年群体对家庭居住选择影响力的减弱,中青年群体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日益成为家庭决策的主导者[48]。居住融合程度随着高等教育群体人数的增加而深入,一般而言高等教育群体思想更加开放,更容易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更愿意倾向民族间的居住融合。同时高校扩招政策培育出更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进一步促进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间居住融合。人口维度是个体因素对居住融合影响的验证,结果显示,个体因素与呼和浩特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与马戎等研究赤峰地区民族关系的结果相一致[17]。同时受高等教育人数既是个体教育水平提升的结果,也受政策动力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政策对融合的促进作用。
（2）家庭维度
家庭维度同样也是个体因素对居住融合影响的验证,相关系数和双侧显著性变化显示居住融合演变同家庭规模的变化没有显著关系,只与家庭户类型中的“三代户及以上比例”和民族混合户有相关关系。2010年“三代户及以上比例”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低于2000年,同“60岁以上人口比例”的相关系数绝对值下降趋势相呼应。“民族混合户比例”相关系数从0.453上升至0.498,即民族婚姻对居住融合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且正相关程度随着时间推移在缓慢上升。这是因为不同民族间通婚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融合的深入,根据全国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得,呼和浩特市区民族混合户比例增长不明显,因此尽管他们与居住融合存在正相关,但相关系数变化趋势不明显。
（3）制度维度
制度维度与居住融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表明,制度力量是中国多民族聚居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对居住融合产生显著的负相关,流动人口比例越高,街区居住融合程度越低,这是因为流动人口是影响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核心因素[25]。但另一方面,2010年“流动人口比例”与居住融合负相关值的增长则说明,流动人口对民族间居住融合的影响程度在减弱。“非农业户口比例”与居住融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非农业户口比例越大,街区居住融合程度越深,说明户口因素同样对民族间的居住融合产生影响,这是因为非农户口的居民长期受到城市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更容易接受不同文化,成为居住融合的促进因素。此外,随着呼和浩特市住房市场改革推动下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市区面积不断向周边扩张,原先郊区逐渐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到2010年,呼和浩特4个市辖区农村户口急剧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非农户口与居住融合相关性发生改变,验证了政策动力和城市化影响对居住融合的促进作用。
（4）职业和住房维度
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经济、文化资源的表现[49],职业维度同居住融合相关性和双侧显著性变化的趋势显示,职业对居住融合演变起促进作用,验证了个体收入、受教育程度提升后的居住融合倾向。“单位负责人及专业人员比例”与居住融合间存在正相关,说明呼和浩特市单位负责人及专业人员的住房选择对居住融合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从事服务和生产行业的人员则与居住融合存在负相关,这类人员比例越高,街区居住融合程度越低,但是根据相关系数的变化,可以得出,随着时间推移,这类群体的融合程度在不断加深,这是因为当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时间越久,他们的社会化程度会相应提升,从而影响其对民族间居住融合的接受程度。另外,随着教育普及和文化程度提升,服务和生产人员的整体文化水平发生改变,也会影响他们对民族间居住融合的感知度,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住房维度同居住融合无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居住融合演变受到人口、家庭、制度和职业等多种要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人口属性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更为复杂。
3.2.3 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多维度区分两个年度居住融合的主导因子和量化因子贡献率及其变化,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法,选择双侧显著性在95%以上的指标作为显著因子,建立居住融合与因子间的拟合方程。建立模型前先检验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对进入回归的11个因子进行共线性检验,保留容差接近1,VIF值小于5的7个因子。其次将进入逐步回归方程因子的P值设为0.1,最终形成2000年和2010年逐步回归模型。两个模型都通过T检验,显著性P小于0.0001,调整R2分别为0.741和0.576,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2000年模型结果显示（表2）,有3个因子通过显著性检验,按其贡献率大小分别为“三代户及以上比例”“60岁以上人口比例”“未婚人口比例”,拟合方程为：
Y = 1.786 - 3.347 X 28 - 3.388 X 13 - 1.080 X 12 （7）
2010年模型结果可得（表3）,3个因子通过显著性检验,其贡献率大小分别为“30~59岁人口比例”“三代户及以上比例”“未婚人口比例”,拟合方程为：
Y = 0.575 + 1.514 X 14 - 3.523 X 28 - 0.689 X 12 （8）
Tab.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nd relevant factors in 2000

表2 2000年居住融合与相关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常量) 1.786 0.115 15.517 0.000
X28：三代户及以上比例 -3.347 0.954 -0.387 -3.509 0.001 0.673 1.487
X13：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3.388 0.836 -0.430 -4.052 0.000 0.727 1.376
X12：未婚人口比例 -1.080 0.354 -0.296 -3.051 0.005 0.867 1.154
统计检验
R2 0.739
调整R2 0.714
F 30.128
Sig 0.000
Tab.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integration and relevant factors in 2010

表3 2010年居住融合与相关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常量) 0.575 0.293 1.965 0.058
X14：30~59岁人口比例： 1.514 0.441 0.450 3.434 0.002 0.685 1.459
X28：三代户及以上比例 -3.523 1.348 -0.326 -2.613 0.013 0.755 1.324
X12：未婚人口比例 -0.689 0.330 -0.241 -2.087 0.045 0.884 1.131
统计检验
R2 0.611
调整R2 0.576
F 17.293
Sig 0.000
两个方程中贡献率出现频率高的因子依次是“三代户及以上比例”和“未婚人口比例”,说明家庭户类型、婚姻状况是影响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水平的持续主导因素。并且200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是居住融合的另一主导因素,而2010年“30~59岁人口比例”则取代了老年人口在居住融合中的作用。在呼和浩特市区,中青年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民族间居住融合的重要力量,同时老年群体退出主导因素的行列以及三代间共同居住方式比例的下降,说明中青年群体对家庭居住选择影响力的提升,他们拥有家庭居住方式的决定权。通过两个方程标准系数的对比发现,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的持续主导因子是家庭、婚姻和年龄,他们共同对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居住融合起促进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1）总体而言,呼和浩特市作为中国多民族聚居城市的典型代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上的民族间居住呈现高度融合状态。
（2）蒙古族人口相对居多的赛罕区和新城区,居住融合程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回族人口相对居多的回民区,居住融合上升幅度较小,民族间混居程度低于其他区域,但根据历年融合指数,该区同样处于居住融合程度较高的状态中。玉泉区作为汉族长期居住的区域,融合指数一直高于其他三区,居住融合水平居四区之首,随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相对玉泉区等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城市核心区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上升趋势显著。
（3）呼和浩特民族间居住融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包括文化动力、历史延续、政策动力、城市化影响和个体因素五个方面。其中,文化动力和历史延续是基础,政策动力、城市化影响和个体因素是直接推动力量。
（4）居住融合演变同个体属性密切相关,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因素都会对个体居住融合的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促使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不断深入。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的持续主导因子是家庭、婚姻和年龄,他们共同对呼和浩特市区居住融合起促进作用,其中,年龄对居住融合的影响最为深刻。
同化理论详解了民族融合指标,认为结构融合（居住、工作、学习等场域的融合）,对民族间相互认同、互动并最终实现公民的相似性具有重要作用[3]。马戎也认为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交往的客观条件,有助于实现民族间交流和互助,促进融洽民族关系的建立[17]。因此,呼和浩特民族间居住融合不断加深的空间结构反映出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利于促进城市内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如何定量系统验证结构融合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同时,在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研究者们认为中国城市民族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50,51]。中国城市民族管理工作该从何处入手?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这些都是中国多民族聚居城市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多尺度民族居住空间格局作为城市民族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成为新时期城市民族管理工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且不同尺度居住融合研究能够全面展现城市区域内部民族融合的程度和差异,指导民族管理工作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对多民族聚居城市规划与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并为其他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研究提供借鉴和比较。但是,居住融合指数计算受空间尺度影响较大,由于受限于居委会数据的获取,本文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研究对结果有一定的限制。同时城市民族间居住融合是各类因素长期综合作用下的表现。本文只探讨部分个体属性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缺乏文化、历史、政策、城市化等综合因素系统定量比对研究,结论稍显微观,今后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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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 刘琳. 城市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及其对社会融合度评价的影响. 江海学刊, 2015, (6): 114-122.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移民潮”所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正日益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大城市中出现大量的移民聚居区，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居住隔离现象。作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上海市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尤具典型性。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对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评价受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个人特征变量和社区层次变量的共同影响。而居住隔离对居民的主观评价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是研究社会融合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忽视了本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而这恰恰是研究社会融合双向互动过程的重要视角。

DOI

[Zhang Wenhong, Liu Ling.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urban 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alignment evaluation.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5, (6): 1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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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立华, 谷玉良. 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 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 2013, (6): 94-99.

[Jiang Lihua, Gu Yuliang.The type of living space and urban integration way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spatial poi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3, (6):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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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 吴缚龙, 肖扬.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地理研究, 2014, 33(11): 2056-2068.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DOI

[Li Zhigang, Wu Fulong, Xiao Yang.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Guangzhou, China: A study of the 6th censu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11): 2056-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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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学强, 胡华颖, 叶嘉安.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5-399.本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密集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工人干部比重，房屋住宅质量、家庭人口结构是形成广州社会区类型的五个主要因子；广州社会区的空间模式呈向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用地布局和住房分配制度是影响这个空间模式形成的主导机制。

DOI

[Xu Xueqiang, Hu Huaying, Yeh A G O. A factorial ec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9, 44(4): 38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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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 吴缚龙. 转型期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06, 61(2): 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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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轩, 吴启焰, 朱喜刚. 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2010, 65(6): 685-694.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利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具有明显的"时滞性"缺陷。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封闭社区等新生城市空间形式改变着以往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表现出一些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房地产市场数据能够直接反映住宅供给环境的改变,并可以间接预测出城市居住分异结构及趋势。通过宏观层面对南京1998-2008年期间新建的1075个城市居住社区属性特征的调查研究,结合微观层面对案例社区居民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探讨南京居住空间分异过程、特征与演化机制。从南京居住分异的社会空间特征来看,新时期(1998年至今)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居住分异过程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新圈层结构;封闭社区的大量崛起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与公共空间私有化;现代社区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加剧了社区邻里关系淡漠。通过对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力模型的一般范式。

DOI

[Song Weixuan, Wu Qiyan, Zhu Xigang.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of Nanjing in he new period.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6): 685-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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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刚, 苏海宇. 基于社会地图的东莞市社会空间研究. 地理学报, 2016, 71(8): 1283-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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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 雷军, 张小雷, 等.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 地理学报, 2012, 67(6): 817-828.利用2011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个,即:①少数民族人口,②知识分子,③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疆外流动人口,⑥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类社会区,即:①民族混居区,②知识阶层聚居区,③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DOI

[Zhang Li, Lei Jun, Zhang Xiaolei, et al.Analysis of the urban social areas in Urumqi.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6): 8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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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 张利, 刘雅轩.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干旱区地理, 2014, 37(6): 1291-1304.利用分街道（乡、镇）一级人口普查和调查数据，分析了2011年乌鲁木齐城区人口密度、流动人口、老龄人口、不同学历人口、不同职业、行业人口等主要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运用信息熵、分异指数模型测算1982年、2000年和2011年3个时间截点城市各社会要素的分异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居民职业既经济状况的差异上，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差异造成的空间分异相对较小。1982-2011年的30 a间，除哈萨克族人口、回族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等部分指标外，其他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呈上升趋势。与相关社会指标的分异度值介于0.6～0.8之间的北美发达国家相比，乌鲁木齐的社会空间分异度相对较低，也低于北京、南京等国内主要案例城市，且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整体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演变。

[Lei Jun, Zhang Li, Liu Yaxuan.Soci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umqi city. Arid Land Geography, 2014, 37(6): 1291-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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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云, 李松, 张洁, 等.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 28(3): 50-56.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 分异、隔离、极化是当前学术界热点命题之一,而乌鲁木齐市是一个拥有49个民族的多民族特大城市,民族文化差异显著,民族居住格局现象不容忽视.文中利用 Arcgis10.0软件,运用全局Moran,sⅠ指数和局部Getis-ord G*热点图方法,从全局和局部两个层面上研究了乌鲁木齐市民族居住格局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全局Moran’sⅠ指数都为正,且都大于 E(Ⅰ),说明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高度聚居区;通过局部Getis-ord G*热点图发现: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乌鲁木齐市东南部,回族主要聚居在乌鲁木齐市北部,哈萨克族主要聚集在乌鲁木齐市南部.

[Zhang Lingyun, Li Song, Zhang Jie, et al.Analysis on ethnic residential spatial pattern in Urumqi city based 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3):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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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 郝前进.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 来自上海的实证研究. 学术月刊, 2014, 46(5): 17-28.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和流动性都在迅速增加。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身份群体社会隔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基于居住的社会隔离发展趋势和特点,国内文献还研究甚少。利用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微观数据,包括居委会和街道等多个微观尺度,可从户籍、学历、就业和年龄结构等多维度对上海居住隔离情况进行最新评估。在测度整体居住隔离指标上,通过探究局部居住隔离指标的数值与空间分布特征,可深化对居住隔离的层次性和空间差异性的认识。结果显示,随着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上海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正在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按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Chen Jie, Hao Qianjin.Residential segregation under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nghai. Academic Monthly, 2014, 46(5):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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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D R, Taeuber K E.Measures of segregatio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5, 15(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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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y D S, Denton N A.The dimension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Forces, 1988, 67(2): 281-315.This paper conceives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s a multidimensional phenomenon varying along five distinct axes of measurement: evenness, exposure, concentr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clustering. Twenty indices of segregation are surveyed and related conceptually to one of the five dimensions. Using data from a large set of U.S. metropolitan areas, the indices are intercorrelated and factor analyzed. Orthogonal and oblique rotations produce pattern matrices consistent with the postulated dimension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ne index was chosen to represent each of the five dimensions, and these selections were confirmed with 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he paper recommends adopting these indices as standard indicators in future studies of se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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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 张小雷, 李寿山, 等.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居住分异测度及变化分析: 基于1982-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10): 62-67.

[Li Song, Zhang Xiaolei, Li Shoushan, et al.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Multi-ethnic district: A case of Tianshan district in Urumqi.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5, 29(10):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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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 郭怀成, 何成杰, 等. 基于统计学的北京城市居住用地价格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14-1220.

[Wang Zhen, Guo Huaicheng, He Chengjie, et al.Driving force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land price in Beijing based on statistical method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21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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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圆, 闫建忠.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15, 34(5): 895-908.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DOI

[Wang Xiuyuan, Yan Jianzhong.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12 typic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5): 89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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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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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Chunshang, Bian Yan, Zhang Guojun, et 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middle class areas in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2): 2089-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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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L.Neighbourhood diversity, metropolitan segreg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What are the links in the US?. Urban Studies, 2009, 46(10): 2079-2101.An important yet little understood aspect of gentrification i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affects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social groups. This study employs two measures of gentrification to discern how it is related to neighbourhood-level diversity and metropolitan-level segregation in the US by race and class respectively. It is found that gentrification does not decrease neighbourhood-level diversity. The evidence on whether gentrification precedes increased levels of neighbourhood-level diversity is more mixed. Depending on the outcome and the metric of gentrification used, there are some instances where gentrification appears to lead to increased diversity. However, there are other instances where gentrifying neighbourhoods start out more diverse than other neighbourhoods and remain that way over the study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ropolitan-level segregation and gentrification is more tenuous, with some of the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gentrification reduces income segregation and weaker less robust evidence suggesting gentrification increases racial se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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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梅梅, 杨永春, 谭一洺, 等.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 以成都市为例. 地理学报, 2015, 70(8): 1296-1312.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一（小）分居一合居一分居一（小）合居一（小）分居一（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

DOI

[Wang Meimei, Yang Yongchun, Tan Yiming, et al.Behavior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generational household cohabitation/separation among urban Chinese citizens: A case study from Chengd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8): 1296-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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