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聚焦:青年学者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和传承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所建立的学科体系,面向新时代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继续开拓和创新。
主题解析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表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2018年也是“科学的春天”40周年,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发展对科技创新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期待。在胡焕庸、李旭旦、吴传钧、陆大道等代表性人物和学界前辈的集体推动下,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抓住改革开放和科学春天的机遇期,迎来了学科的复兴与多个领域方向的快速发展
[1,2,3,4,5,6,7,8,9,10,11,12,13,14],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体系基本建立起来。
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进入了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学春天40周年,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也将迈入新时代。青年学者恰好处在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光有责任感还是不够的,需要从“责任”转化为“行动”,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传承和发扬学科的精神传统和知识体系,进而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所建立的学科基础上继续开拓和创新。自笔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
[15]发表以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本文继续聚焦新时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主题,侧重从青年学者的行动角度,展示青年学者的思考和风采。
特邀嘉宾：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家。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城镇化问题等方面研究。
核心观点：地理学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青年学者应努力关注这些问题,要有家国情怀和相应的知识储备。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中国发展新的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地理学的发展,尤其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不平衡发展以及主要矛盾变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生态文明、“一带一路”、治理体系现代化等重大方针政策,给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青年学者首先要关注这些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重大问题,要培养和树立家国情怀,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依靠这种价值理念来研究课题,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专业判断。依据科学判断,呼吁和建议学术界、政府去行动,以实现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结构。发展学科并服务社会和国家,需要具备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以下4个方面：掌握基础理论、了解基本知识、获得基本数据、得出基本判断。青年学者需要多读书,多看统计年鉴和地图,多了解中国基本国情,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才能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我们要发扬集体精神,有学科集体荣誉感。人才成长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也离不开集体的造就。青年学者应承担学科发展的责任,要有人为集体和学科的事业去牺牲个体的时间和精力,愿意做些为大家服务的事情。
我很欣喜地看到这次青年论坛的成功召开,以及50余位有志青年人在笔谈文字中体现出来的对学科的热爱。青年人才是学科的未来,培养学科青年人才应成为学科当前的重要任务。希望主管部门领导能够加大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关注和支持,促使更多热爱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优秀青年学者成长和涌现出来！
主题召集人：
陈明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传承和创新,青年学者行动起来,围绕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学问。
青年学者需要将责任感转化为具体行动,围绕学科传承和创新发展需要,面向新时代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学问。
（1）提倡包容与争鸣的学术文化,建设具有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和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了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农业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对于不同分支学科,研究方法自是大不相同;即使是相同学科的相同问题,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也各有不同。研究尺度也有不同,既有宏观视野的面向全球的科学问题,以及中国的宏观格局与发展趋势等科学问题探讨,也有微观个体的行为、轨迹、心理和深度访谈等分析研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学科性质不同,自然科学往往具有相对统一的研究对象和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及其评价体系。因此,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需要更强的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倡学术包容,鼓励学术争鸣,建立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2）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这一丰厚土壤,致力于开展面向世界的自主创新理论建构的研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区域特性和时代特征,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未必能直接拿来指导复杂环境下快速变化的中国,发达国家的国际前沿也可能未必适合当下的中国实际。从城镇化研究来看,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演化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已有西方模式并不能很好解释和指导中国发展实际,相关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的创新,新型城镇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问题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和机会。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要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加强自主的理论建构创新。
（3）加强学科前沿交叉与综合的方法创新,建设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定位决定了其研究方法论多元化的特点。未来人文与经济地理技术方法创新必然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方法的融合,包括与数学及计量经济学的融合创新,与空间分析及空间计量的融合创新,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机器学习等的融合创新等。也要警惕为计量而计量的“陷阱”,以及单纯的数据展示的技术炫耀。技术方法创新不仅仅包含定量部分,定性研究方法及其创新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4）青年学者发挥优势,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方向,加强相互之间联系并促进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青年学者发挥充沛精力、技术方法等优势,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学术方向,长期坚持并“下沉深挖”,从个人专业领域方向上打基础、有突破,不断提升研究的深度。加强不同单位间青年学者间的交流协作,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青年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学术分享、交流、讨论,青年学者在一起共同成长。为适应新时代的学科传承与创新发展,以及服务好国家在新时代的新需求做好准备。
唐常春
长沙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青年科技奖和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城乡转型与空间响应、空间规划、城市群一体化。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应立足国情,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建立了自身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不断转型,并与国际进行全面和深度接轨,学术成果既支撑了国家与区域发展相关决策,也体现了多元化和广泛交叉性特点。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生力军和接班人,使命光荣,任重道远,建议从两个方面着力探索：
（1）立足国情,讲好中国故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圈和人文圈相互作用的交叉学科。因此,不同的国别地域与时空语境下,人地关系结构与人文—经济空间的演化模式及规律具有必然的差异性。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在放眼全球,理解和学习国际学科发展先进成果的同时,重点深入调查和研究中国发展的人文与经济地理规律,建立中国发展模式的学科解释框架与理论体系,为世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创新发展作出贡献。这种解释和理论创新可以是不同尺度和维度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从研究选题看,重要性和趣味性问题均应积极探索,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多元探索、兼容并蓄和学科内核强化的关系,促进学科健康、可持续发展。
（2）面向新时代,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重心已从工业文明逐步转换为生态文明,相应的区域发展与空间治理体系也在发生根本性重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应抓住时代契机,俯下身子,沉下心来,全面深入剖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不同尺度区域发展的新旧要素、互动关系、作用机制和时空模式,加强和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为城市与区域协调发展、空间一体化规划与综合治理、城乡社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可靠的智慧支持,进一步凸显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属性与学科价值。基础理论研究既要传承和发扬本学科自身优势和传统特色,也要广泛吸收内化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成果,譬如地理信息科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多源大数据等理论和方法,从宏微观多维视角聚焦学科研究内核,更好地实现集成创新、自主创新与引领。
刘承良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软科学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浦江学者”,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地理、交通地理与区域创新。
核心观点：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多变,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亟须坚持学科自信、全球观念、战略导向和交叉优势,建构自主的学科理论体系。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快速崛起,世界经济空间结构不断重构：一是,空间格局极度不平衡,密度、距离和分割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密钥。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国公司成为粘合地方、重组全球的主导力量,经济要素和活动加速向少数国家或区域高度集聚,涌现高度分化的核心—边缘式世界经济体系。二是,空间联系高度网络化,人地关系被纳入网络社会。高速信息化和科技变革引致时空压缩,加速重塑全球人地关系,网络化的流空间形成,新的枢纽—网络式空间组织浮现。三是,等级体系日益多极化,国家力量更迭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和平崛起,建设“一带一路”,正成为重塑全球化政治经济格局的主导力量。
近40年来,世界经济空间结构加速重构,空间复杂性不断涌现,其背后的隐秩序亟待挖掘,这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青年学者提出了伟大使命。
（1）从自我中出自信。既要汲取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等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理论体系的有益营养,也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系统的主体多样性、关联网络性和演化自组织性开展“精致的”检验和创新,更要坚持以我为主,树立学科自信,重视中国崛起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刻影响,扎根于中国情境和语境,塑造中国经验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地理理论体系,为全球的世界经济地理学研究拓展中国主页。
（2）从实践中出真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任务带学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走出去”战略,大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重大专题问题研究,形成“实践派”世界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坚持“经验性总结”,系统梳理全球性能源资源、产业转移、投资贸易、要素流动、跨国公司等空间集散及组织规律,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理论基石,强化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思辩和体系建构。
（3）从交叉中出真知。复杂性科学框架下的空间系统分析将是21世纪地理研究的第三次革命。青年地理学者,理当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交叉研究优势,建立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模式借鉴与检验创新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技术路线。聚焦世界体系的空间复杂性涌现机制,综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复杂性科学、网络科学等前沿理论和方法,集成GIS空间分析、地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定量研究技术及质性研究手段,多尺度、多角度和多维度揭示全球经济系统的空间复杂性规律及自组织演化机制。
叶玉瑶
广州地理研究所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地理科技奖、广东省首届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市转型与创新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城市群空间演化与空间管治、产业空间重构、企业区位。
核心观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应注重企业等微观行为主体的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空间、产业空间、社会空间的重构,举世瞩目。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人文经济新现象将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带来丰富的话题,也为提升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地位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除了传统的关于格局、过程等“是什么”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微观机理阐释的“为什么”的研究,特别是要注重企业等微观行业主体在关系建构、制度演化以及最终的经济景观塑造中所起到的根本性的能动作用。西方新经济地理学着眼于微观区位过程机制,并采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作为宏观与微观衔接的线索,论述了从企业集聚到经济区域演化的完整路径。尽管国内近年来加强了对企业层面的微观研究,在企业迁移与企业区位等领域取得较大进展,但与区域经济过程、格局研究的结合还不够。经济格局研究缺乏企业层面的机理解释,传统中宏观研究对区域经济多元化过程与多尺度空间效应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因此,需要加强区域经济格局与企业微观机制相结合的研究,重视企业层面的调查分析与访谈研究,重视企业区位、生产组织、战略决策在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空间重构中的关键性作用。
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符合时代背景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理论研究。长久以来,国际相关研究重视理论建构,国内研究则侧重于实证,理论总结不够。特别是在全球产业转移新的发展背景下,全球化、市场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与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制度变革相交织,对源于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西方经典理论提出挑战。一方面,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验证经典理论的适用性,同时也要抓住时代机遇,尝试符合时代背景与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理论创新。
丁建军
吉首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贫困地理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创新“人地关系”论,助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应遵循“人地关系”演变规律,乡村地理领域的青年学者应扎根乡村,传承和创新“人地关系”论,服务国家战略。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农村贫困、乡村衰败又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新型城镇化中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农村贫困、乡村衰败本质上是特定时空情境下“人”“业”“地”维度上的剥夺或三者之间耦合失调的过程与状态,或者说是特定乡村地域综合体中“人”“业”“地”要素耦合与演化的自然结果与外在表现。理解农村贫困与乡村衰败需跳出单一学科“碎片化”认知的窠臼,从跨学科、综合性的视角进行“系统化”解读。地理学关注陆地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关系,从系统的理念出发,研究陆地表层复杂系统的行为特征、演化规律和功能结构,这种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系统化”认知农村贫困、乡村衰败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同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地理资本论和空间贫困陷阱论等地理学理论也为认知农村贫困、乡村衰败的形成过程与机理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方针同时对“人”（农民）、“业”（农业）、“地”（农村）及三者间协同关系提出了客观要求。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是城镇化的一体两面,是城乡关系演化到城乡融合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需要创新城乡融合机制体制,创建新型城乡关系。而这都需要继承和创新“人地关系”论,充分发挥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见长的学科优势,为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地理学在“任务带学科”的发展理念下,不仅发挥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学科发展中也逐渐形成中国特色。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乡村地理学领域的青年学者,继承学科发展的优良传统,以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严谨务实的作风,更科学规范的方法,关注农村贫困,扎根乡村,助推精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既是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作为学科成员推动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
王姣娥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第十二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中科院北京分院启明星优秀人才。研究方向为交通地理与区域发展等。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要勇于传承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创新。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既要为我所用,但又不能受困其中。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也是一门容易被其他学科认为“理论与方法相对较为缺乏的学科”。因此,学科的发展对理论与技术方法的传承与创新更显得迫切。近年来,跟随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以及伴随着地理计算、地理可视化、跟踪技术等技术的完善与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以交通为例,大数据纷繁复杂,具体包括高速公路收费站数据,售票数据、基于GPS的车辆轨迹数据（出租车、滴滴快车、共享单车等）、公交卡数据及电子地图导航数据等等。随着大数据的获取渠道和技术日益丰富,对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分析手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大数据的应用也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GIS技术和可视化表达技术进步。
大数据给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必须认识到其带来的挑战。地理大数据的特点是数据量大、种类繁多、增长速度快,每条数据往往可以关联到个体,且均包含地理标识和时刻信息等。同时,大数据的出现使得其他学科或计算机学科的人能很轻易地表达出人、地点和时间在空间上的分布或耦合关系,从而给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者带来危机感。以春运为例,借助地图定位百度可以直观地可视化国内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徙情况,并能从上面清晰地表达人口的迁入与迁出规律情况。因此,如何深入解读大数据背后的形成机理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成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区别其他学科的关键。百度春运数据虽然能高精度展示人口的迁徙分布规律,但对其生成形成机理的解释就无从谈起,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家则能结合小数据,从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及就业结构的空间不均衡、旅游资源分布与假日出行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与剖析。
因此,大数据既要为我所用,但又不能受困其中。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创新学科基础理论与技术方法,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当代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责无旁贷。
刘晔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中组部第十三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获得者。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城市地理、社会地理和健康地理研究。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应当在继续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同时,大胆尝试“概念化”和“理论化”高级学术产品的生产和输出。
中国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国际化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中国学者在SCI/SSCI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也日益提升,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会,在国际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并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发言。然而,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范围内,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然处于学科的中心位置,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西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勇于开展极具原创性和挑战性的研究,不断生产新概念、新命题和新理论,并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推广学术成果。相对而言,国内大多满足于基于国外理论做中国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和显示度的成果较少。为扭转上述局面,青年学者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在吸收国外经典理论和学术规范的同时,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开展本土化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某些理论和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然而,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理论难以完整地解释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和转型路径,及其所造成的独特的人文与经济地理现象。当今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潮重批判而轻建设,又不太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因此,青年学者既要掌握所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更要聚焦于本土话题,脚踏实地地开展理论导向或者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并通过对国外经典理论和本土经验的比照,认清既有理论解释中国现象的局限性。
其次,积极开展中国经验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工作。为实现这个目的,青年学者一方面需要提升自身的哲学思辨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勇于挑战和重新审视既有的理论和视角;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经验归纳和演绎推理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是,青年学者必须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戒骄戒躁,潜心钻研,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上下求索,方能从大量的经验和实践中凝练出真知。
此外,青年学者还需要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国际合作和学术讨论,争取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同行开展平等交流和学术对话,谋求在国际学界的理论版图和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的理论,不仅应该被国内同行所认可,也应该被国际同行所认可,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在过去数十年中,前辈们在挑战和重构西方理论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尝试。青年学者应当肩负起学科国际化的重任,在继续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同时,大胆尝试“概念化”和“理论化”高级学术产品的生产和输出,为提升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努力奋斗！
唐志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
核心观点：科学建模需要准确把握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问题内涵和相应的数据特征。
20世纪60年代初,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地理学者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地理学计量革命。他们认为传统区域地理学缺乏理论,仅从事地表细节的描述与流水账式的纪录,只偏重地域及事物的独特性而不注意其共性,希望通过数量化寻求地理学现象的规律性,建立普适性的客观规则。但是,由于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假定过多,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中复杂的实际情况,同时过度机械化地滥用数学公式,最终使得这场地理学计量革命很快归于寂静。
事实上,除了上述原因,地理学计量革命的沉寂还有其时代背景。自1926年挪威经济学家Frish提出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以来,经典计量模型都隐含了Gauss-Markov前提假设。对于许多违背假设的地理学现象不加分析数据类型就按照经典方法建模则必然难以获得符合实际情况的参数。微观数据方面,表征家庭或个人贫困、性别、种族等问题多种多样,这种数据类型也多反映为离散或计数等特征。宏观数据方面,经典的计量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数据平稳,而实际的时间序列又很少是平稳的,不作数据检验而直接套用经典计量模型,得出的分析结论偏离实际情况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Heckman等针对离散和计数特征才建立起相应统计分析的概率论基础,发展了此类模型的设定与参数估计。这一时期,Granger也解决了非平稳时间序列模型设定的数学基础问题。与此同时,计算机运算能力不断提升也为解决大样本数据的复杂计算提供了可能。
尽管当年的地理学计量革命犹如昙花一现,但对于今天进行地理学定量化建模和计算仍是具有启发意义的：① 计量模型只能检验而不能发现属于狭义的范畴。更广义地说,一个完整的计量模型包括设定模型和检验模型,兼具证伪和证实的统计方法导向。这就要求要依据事实情况从更复杂,更一般的设定模型框架,通过严谨的论证再加以精简,而不能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随意设定参数甚至为图计算方便将其省略掉,将许多复杂的实际问题人为地扭曲简化。② 数据是模型的实证基础,统计推断的数学基础主要是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通过样本来推断总体,样本数据所反映出的信息也是研究者应该全面掌握的,如果忽略时间序列的相关性就会破坏经典计量模型的随机抽样假定。当样本数据之间已经不再相互独立,如果仍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则得到的参数往往是有偏的,也就无从获得总体的准确信息。因此,作为学术研究者,在开展地理学定量化研究时应尽可能做到准确把握实际问题内涵,依据事实情况将其科学定量化,而非盲目机械地照搬教科书公式,同时要全面分析数据特征来反思建模的正确与否,这样,计算结果才可能更加靠近真实情况。
孙中伟
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与通信地理学。
核心观点：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作用下,信息社会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亟待青年学者发挥优势并展开新研究。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作为与社会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理学分支,必须随着科技进步、外界环境和社会经济变化而不断发展。其已经走过农业和工业两个社会阶段,目前正处在信息社会阶段。信息社会主要是由信息与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催生的,以信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与此前大规模物质生产时代有别。
信息与通信技术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产生变革性影响。① 信息的重要性增加。虽然物质、信息和能量被视为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但传统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更关注有形的物质,对无形信息则不够重视。目前,不仅信息资源成为重要甚至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人、城市和地区也都具有了新的信息属性。② 通信改变空间相互作用。首先,无形信息不仅占用存储体积小、数量大,而且传输速度快。相应的,作为传统地理学关键概念的“距离”重要性下降。其次,通过交通工具与线路流动的有形物质流（包括人流、物流）,和借助通信媒介与网络流动的无形信息流（包括信息流、资金流）不仅成为空间相互作用的两种基本形态,也建构了全球化的流空间。最后,信息流可以引导人流与物流的流向和流量,通过空间组织实现效率目标。③ 构建了虚拟的网络信息空间,推动了地理空间向地理网络空间的转变。④ 社会经济影响广泛且深远。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与通信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仅重构了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信息社会人文与经济地理学5个方面的变化需引起青年学者重视。① 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空间、地方和人地关系发生重构;② 地理思维应实现由建立在有形物质基础上的传统现实思维向半现实半虚拟新思维的转向;③ 不仅传统研究对象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而且出现了互联网、智慧城市等诸多新研究对象,故开展相关研究,并检验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及发现新理论意义重大;④ 各分支学科都受到了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极大影响;⑤ 新分支信息/通信地理学浮现。
综上,信息社会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之前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以新的地理思维来观察新空间、新地方和新人地关系。青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是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在揭示信息社会其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更具优势,应成为推动学科发展当仁不让的主力军。
陈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融地理和空间组织。
核心观点：中国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前景较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广阔。应该针对性地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重点方向,加强金融地理学研究。
金融地理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是青年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除了受到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管理方式等影响外,相关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有着紧密关联。金融地理的研究源于20世纪60、70年代。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遭遇发展瓶颈,出现滞涨现象,而资本向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扩张成为这些国家解决滞涨问题的重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是国外金融地理研究兴起的阶段。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的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通过放松金融管制、促进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和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再次在金融领域树立了世界霸权。
在中华民族加快伟大复兴步伐的关键时期,不仅国际金融秩序和世界金融格局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而且国内证券化、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对国民经济社会的影响作用将出现显著变化。应当说,金融地理的研究前景较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广阔。继承学科优良传统,创新学科研究领域,必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学认知国际前沿,针对性的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重点方向,加强中国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中国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方向长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金融地理事像自身的形成演化规律。重点瞄准效率、公平、安全等多元目标,揭示不同尺度（全球—全国—地方）、不同类型金融空间（金融机构等构成的实体金融空间以及金融流等构成的非实体金融空间）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规则。二是将金融作为一个要素,研究其与区域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作用规律。重点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功能区的金融需求特征,不同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政策的差异化区域效应,金融中心与金融腹地的关系以及区域金融市场的建构。要通过中国金融地理的研究实现资本在空间上更加高效、更加合理、更加有序的配置,显著增强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以及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钢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旅游业青年专家”,西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中国地理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气候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数字山地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灾害地理、犯罪地理与旅游地理学。
核心观点：迎接各方挑战,坚守学术人格。
地理学尤其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当前国内的学科评价和学术话语体系下处境尴尬。在一级学科层面,2017年“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公布,“失意”的地理学仅依托北大、北师和南师出现了3次,难望项背于位列前三甲的材料科学与工程（30次）、化学（25次）、生物学（16次）等“得意”学科,也与生态学（11次）、环境科学与工程（9次）、地质学（6次）等相邻学科存在较大差距。当前地理学在国家学科发展布局中整体处于边缘弱势地位,学科发展面临严峻形势,由此可见一斑。
在地理学学科内部分支层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GIS在研究群体数量上基本处于鼎足之势,但“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亦相当突出。院士、杰青、长江等国字号人才的数量以及科研项目的量级,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领域最少。三大分支同样“接地气”并“有人气”,但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则显得“无底气”,从而在地理学科内部被“软化”。
就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本身及其趋势而言,其交叉综合特点导致自身产生“离心力”——“社会转向”“文化转向”,而对人文社科领域产生“向心力”——“空间转向”。这两种转向早已不期而遇,尴尬的是,大多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主动交叉转向的优秀成果被其他学科“收编”,或用于其学科评估,或列入其学科成果排行榜,这实则是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捧杀”,地理学人“荣幸”地“入伙”和“上榜”导致的是“去地理化”,进而引发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身份自我迷失、学科地位自我怀疑。相反,由于书写范式和发表渠道上的“隔阂”,其他学科空间转向的研究成果极少贴上地理标签,从而产生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不利的“虹吸效应”,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贡献被低估。可以预见,未来学科间对话壁垒终将破洞,各种转向必将正面“交火”。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应该未雨绸缪,主动拥抱转向,不畏“引狼入室”,更要“与狼共舞”,必要时“师夷长技以制夷”,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多学科“空间转向”浪潮中的“定海神针”。
总之,在危机感和使命感的双重驱使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必须行动起来,迎接大学科间地理学整体不强势,学科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分支相对软化,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浪潮与“排行榜收编”诱惑等来自不同层面的诸多挑战,坚定维护地理学学科地位与地理人身份归属,坚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要义与价值,坚守独立自由的学术人格。
孙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江苏省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国际区域研究协会（RSA）中国分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规划。
核心观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要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持续发挥学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作用。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始终坚持面向国家现实需要来发现、凝练、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从农业区划、工业基地布局到国土整治与规划,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主体功能区、新型城镇化及城市群规划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在国家战略决策和区域治理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仍要坚守好“空间”研究这一核心领域,应对新的时代发展主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寻找新的科学问题和突破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科学问题亟待青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突破：
（1）地域空间功能演化机理及识别方法的研究。重点探究地域功能在不同自然人文条件、社会历史过程、全球—地方作用、政府—市场博弈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成因,揭示资源要素“流”与空间格局“谱”的动态耦合过程及其与地域功能演化的互馈机理,构建更加精准的、适应不同尺度需要的地域功能空间边界识别方法等。
（2）高质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组织研究。在新经济地理学给出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范式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空间结构有序化演进的驱动机理,构建不同空间结构对产出效率的影响评估模拟模型,阐释清楚城市群空间结构的转型何时发生、什么条件下趋于稳定、大城市单核极化和大中小城市多中心均衡哪个好等关键问题。
（3）空间规划体系重构的研究。国家新组建自然资源部,推进空间规划体制改革试点,提出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础上,划定“三区三线”。这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具有较好理论方法储备和应用实践经验的领域。青年学者应该继续深化相关研究,比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与方法、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关键技术、三区比例结构确定与管制边界识别技术、多规数据一致性与集成平台、多目标规划情景可视化模拟、空间规划体制改革,等等。
在未来的行动中,青年学者还要注意做好“三个结合”：一是国际前沿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以中国实践丰富完善国际前沿理论,也要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讲好自己的故事,在国际学界发出正能量的声音;二是理论研究与地方实践相结合,地理学是为数不多能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统一起来的学科,这种特色也决定了青年学者的研究要到一线去,不能只在实验室里“自娱自乐”,SCI文章要写,更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三是质性研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坚持理论研究为主,不能陷入唯数据、唯工具、唯模型的研究套路,要依据解决科学问题的需要,提高空间分析工具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集成运用能力。
李鹤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城市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需要树立专注务实的治学态度,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理论
相比上一代或更为年长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当代青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均得到极大改善,已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但总体而言,青年学者的成长速度似乎还不够快,与学科发展节奏不相称。青年学者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未来,需要加快成长,承担起传承与创新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伟大使命。
在传承方面,青年学者应学习老一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家专注务实的治学态度,准确把握学科发展动态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做“顶天立地”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综合性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需要集多学科知识于一身。实际上,多数情况下这种综合性的学科属性更多体现在研究视角和团队协作上。对于青年学者而言,需要坚持学科综合性的价值和特点,更要找准并坚守自己的主攻方向,秉承老一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家专注务实的治学态度,不断完善知识结构,争取在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占领国际学术前沿阵地,并为解决国家发展中的重大人文与经济地理问题贡献力量。
在创新方面,青年学者要立足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实践,敢于提出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理论,在学科理论方法论体系构建中提升中国话语权。长期以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展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取得一系列重大实践成果,但在理论方法论方面缺乏重大创新,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并被国际同行广为接受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等学术话语体系。青年学者应具有国际视野,但要避免盲目紧跟或简单照搬西方国际学术前沿,要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实践,将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有机结合,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提出新观点、新方法和新理论,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论的重大创新。
潘峰华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金融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与区域发展。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要以更强的学术自信和家国责任感,脚踏实地的做好传承、学习和创新,促进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是几代学者们长期努力的结果。过去的成绩来之不易,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需要青年学者做好传承、学习和创新。
传承。前辈学者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学术热情,长期以来紧密瞄准国家和社会需求,践行“任务带学科”的思路,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取得了大量优秀成果,并获得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前辈学者们团结协作攻克重大研究项目,不拘一格提携后辈,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才有现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欣欣向荣的景象。青年学者要大力传承前辈学者们的家国情怀、治学精神和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
学习。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达致广博或精深都殊为不易。一方面,人文经济现象纷繁复杂、包罗万象,青年学者需要不断学习,在关怀现实的同时,更要不断夯实理论功底。同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也需要不断增强自然地理学素养,并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空间观测、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学习的视野要突破地理学自身,勇于吸纳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其他自然科学的优秀思想和方法,不断完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工具,深化研究内容,从而产生更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创新。首先,学科发展和地位的提升关键在于理论和方法创新,青年学者要勇于承担理论创新的重任。过去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服务国家和社会需求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存在不足。其次,要紧跟时代脉搏,积极创新和开拓研究领域。快速转型发展的中国是开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金矿”,不必囿于过去的研究内容和经验,而是要大胆挖掘眼前的宝藏。在学科分化日益精细的时代下,尽管学科有界限,但研究的问题却不专属于任何学科。要发挥学科优势,勇于进入新的交叉领域。
总之,在新的时代,青年学者要以更强的学术自信和家国责任感,正确处理好理论研究和服务社会、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两组关系,在前辈学者的带领下共同建设积极向上、团结包容的学术共同体,脚踏实地的做好传承、学习和创新,促进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张圆刚
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与乡村旅游经济。
核心观点：传承和创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是青年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青年学者应以学术研究为志业,勇于承担学科发展的重任,唯有不断努力,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中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乡村地区极为广袤,乡风民俗瑰丽独特,是一个可以供广大青年学者展开各类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相较于城市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学者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作为研究乡村旅游的后辈,备感压力的同时也呼吁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的角度给予乡村旅游发展更多的关注,从而快速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因此,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需要重视实践经验的积累,乡村旅游研究更需要青年学者们扎根乡土,踏实钻研,增强对乡村和乡村旅游内涵的理解,践行科学严谨的学术精神。
（2）创新是青年学者肩负的使命,青年学者们应不断丰富自身知识,积极跟进国际上相关领域甚至跨学科的最新研究进展,将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理论、新的研究视野、新的研究方法与地理学融合,引入乡村旅游研究中,不断推进学科发展。另一方面,青年学者们要做到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迷丛的思辨,不能被海量数据和方法牵制住对（研究）本源的思考,导致中国乡村旅游研究沦为验证西方理论与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试验田”。
（3）青年学者需要培养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不断拓展研究领域。这一代青年学者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也是学科发展的继承者,在利好的时代背景和迅猛的学科发展共同推动下,青年学者拥有着最好的个人发展机遇。如何将所学贡献给乡村旅游发展、如何能够学以致用是每一个青年学者需要深思的问题。唯有不懈努力、勇于担当、积极行动,才能不负时代赋予青年学者的使命,才能为学科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陆续推进,乡村旅游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也迫切要求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从更多维的角度去审视,关注并参与乡村的发展进程,扎根乡村研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青年学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只有甘于沉淀才能得到升华,在此呼吁更多的青年地理学者积极行动起来,本着一种情怀和责任,发扬刻苦的钻研精神,投入到乡村旅游研究中,造福乡村百姓,推进中国乡村旅游研究走上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李玉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017年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优秀科技奖获得者,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农业地理与土地工程委员会（AGLE）秘书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性与乡村弹性。
核心观点：青年地理学者要勇于担当,在继承与发展中支撑国家重大决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是破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广大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凋敝,城进村衰的发展态势日益凸显,势必影响到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进程。乡村地理学研究应当立足转型期中国乡村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通过创新构建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着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破解乡村发展滞后、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不断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当前,全球化、气候变化、快速城镇化等主导过程加剧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不确定性与问题复杂性。乡村地理学研究应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发展,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着力推进理、工、经、管等多学科交叉集成。面向空心村、贫困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依托土地工程技术,深入推进不同地域乡村综合整治研究与示范,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村镇化发展搭建平台,不断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的弹性,总结提出乡村综合整治的地域模式、技术规程与理论创新。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乡村发展既有发展中国家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又有全球化背景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共性特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导引下,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与实践应以推进世界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为担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深入推进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梳理总结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模式、制度保障体系,为世界减贫、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李裕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土地工程。
核心观点：青年乡村地理学者应立足学科特色,敢于担当、深入调研、深化合作、锐意创新,加强乡村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综合研究,服务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乡村的转型与振兴,对于国家的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落后的乡村很可能成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发展的乡村则可能成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振兴的乡村将可以成为国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乡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仍存在主体老弱化、要素非农化、土地污损化、村庄空心化、多维贫困化、分层收入差距拉大等系列问题。
近年来,乡村地理学者重点开展了乡村要素非农化及其系统效应、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退化空废土地整治技术与应用、乡村贫困地域生成机制与精准扶贫模式、城乡发展转型与乡村重构等方面的地理学综合研究。但需要看到,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城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矛盾也在快速演化,仍有许多现实问题、科学问题、技术难题和战略问题值得乡村地理学者紧密跟进。
青年乡村地理学者应立足学科特色,敢于担当、深入调研、深化合作、锐意创新,着力在乡村发展的理论、模式、政策与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为新时代精准扶贫、乡村发展与振兴提供理论依据、案例参考、决策咨询和科技支撑。宜重点推进如下方面的研究工作：
（1）乡村发展基本理论研究。深入探讨不同类型地区、不同尺度区域乡村转型发展的一般过程、共性特征、主体网络、动力机制及其资源环境效应,尤其加强中心村镇、新型社区的案例综合研究,丰富乡村发展理论认知,为乡村发展实践提供理论指引。
（2）精准扶贫优化模式研究。响应精准扶贫国家战略需求,基于实地调查、成效评估,探索不同类型地区的精准扶贫优化模式,助力贫困乡村特别是深度贫困乡村的脱贫攻坚,总结提炼精准扶贫的中国经验,服务于全球乡村的减贫与发展事业。
（3）乡村振兴可行途径研究。面向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开展不同类型地区乡村的实地调查,基于理论研判、问题诊断、模拟评估,发展乡村振兴基本理论,阐明不同类型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需求,探索新时代城乡统筹与乡村振兴的多主体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4）乡村地理工程技术研究。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人地系统优化的工程技术需求,耦合地理知识和工程知识,重点推进土地整治工程、现代农业工程、地理信息工程相关工程技术创新与示范应用,发展乡村地理工程学,为乡村发展提供适用技术支撑。
魏冶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网络、人口流动网络与城镇化。
核心观点：深入开展人口时空格局研究,促进人口地理学的地理回归。基于大数据开展人口分布与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研究,是促进人口地理学向地理学研究范式的回归的重要契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地理学在跨学科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逐渐偏离主流人文地理学的倾向,学者们对这一倾向表示高度的关注和担忧,担心长此以往人口地理学将失去其空间分析上的优势
[16]。作为一名青年地理工作者,非常赞同这一倡导。结合新近研究报道与自身研究实践,当前是中国人口地理学回归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窗口期,特别是LBS地理大数据的不断涌现,给予了人口地理学的地理回归重要的历史契机,而人口时空格局研究则是利用好这一历史契机与推进回归过程的重要着手点之一。
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能够反映人口时空分布和实时流动特征的新型数据源不断涌现,如微信签到数据、出租车GPS轨迹数据、百度迁徙数据等,这些新型数据源的出现,对传统人口普查数据实现了有益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口数据获取的时间精度与空间精度,使得之前很难进行的工作得以实现,特别是时间精度的增加,打开了许多研究之门。从广义上讲,人口时空格局不仅包括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亦包括人口流动/迁移的时空格局,前者的时空以场所而呈现,而后者的时空以流而呈现。人口时空格局研究不但充分继承了地理学经典的空间分析思维,承托着“胡焕庸线”这样辉煌的历史荣耀,更为可贵的是研究问题与研究范式仍在不断推陈出新,显示出充足的活力——这种活力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密不可分。
在人口地理学地理回归的重要窗口期,作为学科的新生力量,青年地理学者中需要有一群人紧密追随前辈的脚步,坚守人口地理学领域的地理阵地,继续深入开展人口时空格局研究,同时将有效的新技术、新数据与新理念融入其中,促进人口地理研究由“空间格局”向“时空格局”转变,由“统计数据”向“多元数据”转变,由“静态分布”向“网络互动”转变,为实现人口地理学向地理学领域回归发挥应有的作用。
赵建吉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地理与区域创新。
核心观点：经济地理学需要在产业集聚（集群）、产品生命周期研究基础上,将产业研究的时间范畴向前拓展,分析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形成机理及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在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和打造新的区域增长路径方面做出贡献。
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采用产业区、产业集群、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概念分析了产业形成后的空间集聚、集群（网络）、学习创新与转型升级。但是对于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形成及其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关注和解释相对不足
[17]。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转向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学者通过集群“透镜”或者行业生命周期视角,分析了产业的发展与演化。这些研究更多集中于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商业化和市场化阶段之后,而对于在此之前的产业孕育与萌芽期的关注不足
[18],很难抓住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形成的本质,并分析这一过程如何嵌入特定区域、及其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形成的理论框架。中国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差异。首先,西方国家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形成及发展演化都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但中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环境向更加融入全球经济转型、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转型背景下。其次,西方国家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形成更多关注的是本地化视角,强调在已有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产业融合与分叉（branching）;而中国很多地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FDI、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等是外部联系成为影响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再次,技术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国家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形成,但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安排在此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注重田野调查的优秀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剖析等方式获取一手资料,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将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搞清楚、弄明白;另一方面,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反思当前主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的欧美中心主义,基于中国独特又鲜活的发展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形成的理论框架,加强与西方主流理论的交流与对话。进而,逐步建立在国际主流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理论”。
彭立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区发展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山区发展与乡村地理。
核心观点：重视集镇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国家针对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断升级。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也应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空间重构的新思路。
持续的城镇化过程是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因此城乡统筹发展应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思路之一。一种重要的承载空间——集镇,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平衡和调节作用不应忽视。集镇是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过渡型空间,其定义没有统一的标准。近年来,居民“用脚投票”,许多人不仅离开了乡村,还离开了集镇。一方面,伴随着乡村企业浪潮退却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转移,集镇经济功能萎缩;另一方面,以乡村中小学合并撤校等为代表,部分集镇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退化,这也导致以此为依托的商业、服务业等逐渐衰落。
集镇和周边村庄的距离较近,从“地方感”的角度来看,其对附近乡村人口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同时由于道路建设带来的空间压缩,以及新经济活动（如网店）的兴起,集镇是可以作为吸纳附近人口的重要空间。但目前关于集镇的研究极少,国内关于集镇的研究集中在90年代。在乡村振兴中,集镇应该发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纽带作用。因此,未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应重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① 除了关注村庄以及农村居民点的振兴外,还应关注集镇的振兴,实施一体化聚落优化。② 对集镇本身空间布局、功能定位进行重新梳理,以促进集镇真正融入县域村镇（城乡）体系规划中。③ 从土地利用、土地整治等方面的研究转向集镇功能的优化与多尺度权衡研究。④ 重视人本主义视角的微观主体研究。将“认知—意愿—行为决策”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村庄扩大到集镇,形成同一地域系统下的研究,更好的理解局地尺度城乡演变规律。
过去的乡村实践中,人文与经济地理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大战略的背景下,对乡村问题的研究更是迎来难得的机遇。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人”,乡村研究的核心也在“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人文与经济理学者。
高菠阳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区域发展、产业空间演化及产业升级。
核心观点：青年学者应传承学科历史,顺应时代背景,建立符合中国特色、脚踏实地、交叉融合的研究,形成学科影响力和话语体系,为学科发展、服务国家与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频繁掀起,产业空间演化和价值链升级已经成为全球及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学者应传承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议题,顺应时代要求,形成学科影响力和话语体系,为学科发展、服务国家与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1）做传承历史、顺应时代的研究。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关注经济活动空间表现的学科。早期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对产业空间布局及典型部门工业地理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后期受西方批判性地理学的影响,研究尺度呈现微观化的趋势。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致使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强烈现实冲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外学者重新意识到应回归到更为宏观的地理视角。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产业转移与升级问题,给青年学者们提供了难得的学科发展机遇。
（2）做符合中国特色、探索中国模式的研究。从改革开放引进外商投资,到今天“走出去”大幕拉开,中国产业发展历程具有特殊性,受到多尺度要素的综合作用。西方学者建立了“全球—地方—企业”的尺度分析框架解释产业转移及升级的问题。但对中国而言,“国家”尺度要素不能被忽视,西方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现象。政治体制、行政结构和文化传统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空间治理基础,以及规划体系、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体制等政府治理手段,在影响中国要素资源配置和经济空间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释中国现象,探索中国模式,是青年学者的使命担当。
（3）做脚踏实地、扎根土壤的研究。计量革命后,在解释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空间规律性的研究中,定量分析方法成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技术手段之一。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范式,田野调查、深入访谈、问卷调查、语义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的应用,往往受到缺乏调研关系网、投入产出比不高、以及耗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实地调查是帮助学者理解“数字”背后机理的有效方法。青年学者应注重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4）做交叉融合、兼容并包的研究。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近年来,大量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进入管理学、经济学、大数据科学等多学科背景的高校中工作。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取长补短,并将地理学的时空思维、人地关系等研究视角发扬光大,是青年学者的弘扬、发展地理学的重要途径。
胡志丁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
核心观点：青年地理学者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在传承与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自觉担当起为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的重担。
21世纪注定是地缘政治学大发展的世纪。因为,作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地缘政治学一直是一门经邦济世之学,其命运与大国间的此起彼伏和兴衰紧密相连。而21世纪作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动最为激荡的时期,也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已经中断多年,必须要强化地缘政治研究的时间紧迫感,青年地理学者责无旁贷。
（1）突出传承与创新。古往今来,国内外产生了众多优秀的地缘政治思想与理论,这些思想与理论必须得到很好的传承。然而,任何思想与理论都是当时时代产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虽然产生了古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学等发展流派,但是其影响却在逐渐减弱。甚至无法解答当前全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中国青年地缘政治学者需在借鉴与批判的基础上创新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研究。
（2）加强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研究。在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下,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如中国崛起的大国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风险、朝核危机和缅甸国内冲突等。这些问题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特殊的敏感时期有关,具有中国特殊性。中国青年政治地理学者必须集思广益,担当起为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的重担。
（3）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缘政治研究是一门极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学科,缺乏对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批判将不能准确理解和有效实践地缘政治理论。但是没有实践,将无法理解和体会地缘政治问题的实质。中国青年地缘政治学者需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实践中,读万卷书,更应行万里路,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钱丽芸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历史与文化地理、品牌地理。
核心观点：新时代的青年地理学者,讲好典型的中国故事应脚踏实地,做知识铺路者、教育传承人。
新时代的青年地理学者,应脚踏实地,做知识铺路者和教育传承人。
脚踏实地,实践不忘仰望星空。地理学重视实践与田野的传统,在时空压缩、城乡炸裂式发展的当代,因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助推器。地理学者更需要脚踏实地、创新思维,选定科研领域、掌握研究方法、解决科学问题;更应低头行路抬头看天,学术成果与西方流派与哲学对话,创造性地继承东方辩证哲思,在中国语境下发展社会文化地理。
中国故事,勇于树立个人品牌。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国案例地在全球具有典型性;新时代青年需有全球化思维,既了解世界又熟知本土,博采东西众长,解析中国故事的地方性。观察记录书写地理,勇于拓展与学科融合,在学科知识中树立自己的坐标。
本土研究,学以致用改善民生。当代中国速度为历史罕见,学者肩负更多的智囊使命,研究有责任服务于国家与地区民生。例如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的影响,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之后影响尤甚。又如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澳门,旅游容量控制以及博彩以外的多元文化发展成为必然,对社区居民与散客的旅游研究,使命在于考察各方的幸福感。
薪火相传,培养学地理的初心。青年学者有责任为学科发展努力,授业解惑,诠释地理学魅力,做教育传承人。尤其师范类教师使命更大,培育优秀的高中地理老师,激发少年学地理的初心,影响更多青少年有兴趣走上地理学之路。
经世致用,未来重视历史文化。青年学者要反观来处,把知识贡献落地,反哺于人地关系实践。我未来对宜兴紫砂品牌地理的探索,将研习专门史,遵循历史并延展学术脉络。地理学解析空间的异质性,历史学更添广度,发展知识树有益形成完整的时空史观。用哲学辩证和发展的眼光,跨界探寻普适规律,继续传承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之道。
姜炎鹏
香港大学地理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访问讲师。研究方向是城市与城市全球化。
核心观点：瞄准全球城市研究国际趋势,贡献中国全球城市研究智慧。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城市研究形成了三个核心流派：列斐伏尔最早提出世界城市概念,指出它是一个权力的中心和决策的中心
[19];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控制中心,是建立全球经济体系的铆点,主导全球资本的生产与市场、控制全球产业分布和劳动力市场、创新全球生产与管理的技术
[20];萨森认为全球城市正由跨国公司群集转移到先进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群集并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为特征
[21]。鉴于全球城市具备后工业化时代金融和专业服务业、跨国交易网络枢纽、知识和信息生产和溢出等显著职能,西方学者切入城市职能的全球与国家尺度探究全球城市的流、网络与等级体系,试图解释如何培育全球城市。
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部分特大城市正成长并具备了全球城市的基本形态,例如上海、北京、墨西哥城、孟买等。由于全球城市的兴起,国家竞争逐步转向全球城市核心要素集聚与衍生能力的竞争,各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国特大城市区的全球竞争目标的确立与能力的培育。全球城市研究也主要是瞄准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的全球化轨迹与控制网络,诠释全球城市的要素、结构、功能与形态,这些研究主要以外部联系和等级体系构建为主线,忽略了支撑全球城市职能的核心要素培育及其空间组织与孕育环境。
正在成长为全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势必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核心生产要素竞争门户。为此,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不仅要关注经典的全球城市研究的领域和范式,更要关注全球城市竞争起到关键作用的核心要素生成路径、空间组织、政策响应,以及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探究。
董冠鹏
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讲师,2016年度英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定量社会科学Jon Rasbash奖获得者。研究方向为空间多尺度统计计算模型开发与应用。
核心观点：依托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尺度和系统思维范式,积极探索和开发适宜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的定量科学方法。
城市和区域发展理论创新,需要坚实的地理现象、事件、过程等数据分析为前提。空间性和尺度性是地理数据的两个重要特征,也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地理数据采集、分析、计算和建模框架日益成为人文与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且迫切课题。该框架既要考虑到地理数据空间性带来的空间效应――空间相互作用以及空间异质性,也要考虑到地理数据的多尺度嵌套特征――不同空间尺度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地理要素间关系的尺度依赖性。科学规范地建模框架能够更好的回答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问题,解释城市与区域复杂系统中要素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机理。
地理学对空间和尺度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以往的研究方法常常将两者割裂开来,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能够同时对空间和尺度进行建模分析的方法框架。一方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在中国通常是任务带学科的应用型社会学科,对科学方法创新意识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统计学及相关学科对空间效应和尺度效应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长期以来尚未提出合适的表征地理数据的量表体系与模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以其独特的空间和尺度思维范式,在学科方法创新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伴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地理数据采集（各类大数据和新型数据）的时空间尺度日益精细化,数据的空间和尺度特征更为明显,为青年地理学者建立科学的数据分析框架提供了时代机遇。这要求：① 思想层面上要打破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纯粹应用学科的定位以及研究方法特别是数理分析方法完全依托于其他学科的思维。② 批判性思考借用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如何对之进行完善改进以适应地理数据属性—结构—功能的模型。③ 积极与相关学科合作建设专业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过程的计量意识、数据意识、模型意识。当然,在科学方法创新方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也存在一定的劣势。新模型开发往往需要较深的数学统计和计算机编程知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在这些方面有一定不足。但是,通过青年地理学者自身努力和与相关学科学者的合作,这些限制因素会逐渐弱化。基础科学方法的开发创新是一个较为漫长与艰辛的过程,需要青年地理学者能够承受住寂寞,也需要学科层面给予充分的时间和资金支持。学科建设层面上,一个能够充分考虑学科特点的科学方法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提升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科学性和应用性。
杨传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城镇化与区域发展、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
核心观点：调查研究与实地考察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新时代背景下,青年学者应紧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强化实地调研,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新时代城乡发展贡献力量。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服务国家和地方需求,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三农”问题也不断凸显,可以说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农村最为突出。“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快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服务地方需求的同时,如何形成学科理论体系,值得青年学者思考和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单纯就乡村论乡村,必须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大城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固然重要,但县域作为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单元,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关系着国家基层治理。同时,县域城镇作为联系城乡的关键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大城市相比,农业人口向县城和乡镇集聚不仅具有城镇化成本低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带动县域内的农村社区和特色乡村发展。因此,可将县域就地城镇化作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抓手。
以县域就地城镇化引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关键是要建立起多层次的农村人口转移体系。首先,要着重提升县城和中心镇的吸引力,带动农业转移人口重点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促进农民“离土又离乡”。其次,通过资本下乡,促进一般镇、特色小镇建设,使其成为集聚特色产业的新空间,促进农民“离土不离乡”。第三,针对发展基础较好、资源优势突出的特色村、专业村,则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让农民就地转型,形成“不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新空间。最终,在县域范围内,全面构筑起以县城、中心镇为龙头,以一般镇、特色小镇为辅助,以农村社区、就地转型农村为补充的多层次县域就地城镇化体系,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区域性和差异性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特点。中国地域广阔,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乡村振兴和城镇化路径也具有多样性。新时代青年学者在掌握好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应该走向社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避免一味的唯数据论、唯模型论,形成契合地方实际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城乡发展贡献力量。
虞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生态旅游、国家公园。
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变革时期,旅游业发展模式处于转型过渡阶段。青年旅游地理学者应立足于地理学学科特点,取长补短,扩充个人知识储备体系,牢记旅游地理学科体系深化建设和服务于国家、区域崛起战略的历史使命,在变与不变中创新发展。
青年地理学者作为地理学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正在接受着经济社会体制结构快速转换的洗礼,认清新事物、剖析新问题、提供新方案成为现代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时期赋予青年地理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老一辈地理学家不畏艰苦、砥砺前行,为国家发展和学术国际化奠定了扎实基础,为青年地理学者与其他学科交流提供了平台,既是对青年学者的深切关爱,更是无声的鞭策和要求。面向新的历史机遇,作为旅游地理研究的青年人,本人认为本学科的青年人应在以下几点付诸于行动。
（1）扩展基本知识容量,提高认知研究对象、问题本质的系统能力。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经历了两辈人的支持,正涌现以80后为代表的第三代旅游地理青年学者,并且研究队伍呈高速发展,一方面是人才总量扩大形成的上升竞争压力、另一面是科学问题复杂性带来的解决能力诉求,地理学就要求综合归纳和分类施策,对个人知识储备要求极高。当前考核体制下,难免会通过论文数量的形式向前发展,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仍会持续。思考如何通过知识扩展来提高系统判断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将学术理论研究同社会发展实践结合起来,为服务社会、区域管理和国家发展提供个人力量。
（2）时刻谨记旅游地理学科基础理论和研究体系构建与深化任务。旅游地理学相对年轻,尚未形成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理论和研究体系。受制于旅游统计数据的有限性、实地调研数据的困难性,旅游研究热点与现实需求有所偏差。旅游地理涉及旅游者、旅游过程、旅游效应三个主要对象,在地理学区域分异的框架下,旅游者研究方面涉及到消费结构、行动决策、行为意愿等研究,旅游地研究涉及到旅游资源、旅游环境、空间组织、旅游地域演化规律等,旅游效应涉及到经济增长、社会文化认同、生态环境效应等,同时又与乡村聚落、城市化、景区等对象平行要素交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需要从地理学的本质出发构建研究体系,避免泛旅游化,时刻关联、对比现实问题和基本理论的本质联系,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炼符合中国经济社会体制下旅游地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理论体系。
（3）把握本土化与国际化关系。地理学研究对象具有极强的地域特征,国内外旅游地理研究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中国青年学者应借当前良好的学术国际化环境,合理取用国外有价值理论,解释和解释中国旅游地发展的科学问题,突出本土学科体系构建,由跟踪研究逐渐走向并跑、甚至是领跑国际前沿,在不变与可变之中创新理论内涵范畴和适应情景。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话题的本土化正在被国际学者认可,中国独有的地域环境特点正在不断地吸引着国际学术同行的关注。很多国际学者更是追踪中国问题、并与国内学者合作研究中国旅游现象,从中获取理论创新源泉。
安宁
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
核心观点：科研和教学活动不是阳春白雪,单凭个人兴致与私利。青年学者要在学术活动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做贡献。
一些国际知名的政治地理学者（如John Agnew、Joanne Sharp）
[22,23]和期刊（如《
Political Geography》）
[24]近年来都开始关注对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的探讨。他／她／它们无论是对知识生产的反思,还是对流行文化的关注,亦或是对学校教育的剖析,无不暗示一个“共识”,即对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的“客观性”的否定。这点对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来说感受尤其深切。然而,我们所从事的或关注的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其影响并非都是积极向上的;往往相反,有许多地理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的影响却是消极的,是和特定的政治诉求（如殖民主义）糅合在一起的。以西方的媒介大亨（如《
TIME》、好莱坞）为例,其对其他国家的地理想象,尤其是对其挑战者和有敌意的国家的形象建构往往会赋予浓浓的意识形态的味道。
基于如此现状,青年学者应该在学术活动中主动结合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需求,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自己浅薄的研究经历,我认为青年（尤其是政治地理）学者可以考虑从下述两个方面来开展自己的行动。首先,打破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垄断和霸权地位,一方面对西方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积极的一面进行学习和对话,另一方面对西方知识生产传播过程中虚伪的一面进行解构和批判（如近年来西方活跃的NGO组织“白头盔”对国际政治话语的掌控）;其次,青年学者应该在研究思路上进一步拓宽,与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匹配起来,让中国的地理学研究和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一样“走出国门去”。
概言之,虽然许多知识生产和传播不是客观和中立的,但是掌握和运用它们的人却是可以“站位”的。只不过有的站的“不正”有的站的“正”罢了。从中国树立的核心价值观念来指导青年学术活动开展的方向,必将使得祖国更加强大、社会更加进步。
戚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人口地理。
核心观点：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人口地理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青年学者应当主动承接和拓展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主题,推动人口地理学的创新发展。
“100亿人在地球上如何生存和分布”被认为是21世纪“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11个重大战略方向之一。近年来以人口迁移辐射模型、跨国移民难民、人口流动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频繁刊出。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青年学者应当主动承接和拓展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主题。
（1）大数据时代的人口再分布和人口移动研究。区别于传统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基于行政区划单元及特定调查时期的汇总数据,大数据具有精确到任意坐标点和任意时点的“社会感知”灵活优势,并且可以依据用户习惯实现“人口画像”的属性信息挖掘,有效结合新型大数据和传统统计数据,能够极大地拓展近远程、长短期的人口移动和再分布研究,丰富人口地理信息和空间人口统计的研究,同时也对人口地理数据挖掘、人口信息可视化及人口时空变动新模型新规律等研究提出新挑战。
（2）全球变化下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我们生活在“人类世”,人类活动不断影响着地表资源环境,大气污染下的人口暴露、向海南等阳光地带的气候移民、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移民等问题已经备受关注,“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体功能区等作为改善人口资源环境紧平衡的重要依据,亟需推进人口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入研究。
（3）特定群体或特定区域的人口空间集疏研究。诸如存量依然庞大的人户分离流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老龄人口、二胎政策下的新生人口、城市间“抢人”背景下的人才、来华跨境迁移人口、中西部回流人口、贫困人口等特定群体,以及东北等人口流失区、雄安新区、大都市内部及郊区、城市群地区、乡村和中小城镇、边境地区、生态脆弱区等特定区域。
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新时代中国人口地理学青年学者当秉承前辈们踏实严谨的治学精神,主动探索信息化和智能化时期人口地理学的创新发展,主动搭建国内外人口地理学合作研究网络,主动服务国家或地方重大战略需求。
主题召集人总结
本次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笔谈与《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的笔谈
[15]是有机一体的。在2018年1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青年论坛”成功召开的背景下,青年学者主动思考在学科发展中的角色,围绕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形成了这两次笔谈。
《地理研究》2018年第3期发表的笔谈,重点围绕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传承与创新中青年学者的责任,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努力肩负新时代责任、捕捉新方向新内涵、坚持地理学特色、坚持学科发展、服务社会和个人成长的三结合、加强青年学者间学术交流等。在此基础上,本次笔谈聚焦讨论了青年学者围绕学科传承和创新发展需要,面向新时代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积极行动起来。形成的基本共识是：① 助力建设学科文化,打造具有学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② 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要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加强中国特色的自主理论建构与创新。③ 加强交叉与综合的数据和方法方面创新,建设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体系,丰富科学研究手段。④ 青年学者更需要踏实认真的态度,找准个人研究领域方向,求真务实并力图创造新的知识,不断提升研究深度,提高学科对社会和其他学科的知识溢出效应。
作为青年论坛和两期笔谈的牵头组织者,在此感谢中国地理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机构的大力支持,感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前辈们,对青年学者所给予的指导、关注和关爱。同时,青年论坛和两次笔谈的参与主体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学者,感谢大家的积极支持,也真切感受到青年学者热爱学科、勇于探索、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充满正能量的精气神。
当代青年学者所处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着经济社会压力和社会环境影响,如何适应变化并在变化环境中不忘科研的初心成为左右青年学者行动的关键命题。聚焦到当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培养,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一是社会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的认知问题。为什么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完成了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那么多重大任务和工作,但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专业学生在毕业找工作时,会被问及“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专业?都学什么啊?”这就说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在社会与大众认知中的尴尬,多数社会大众对地理科学的理解仍局限于中学的地理知识。二是优秀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硕士生攻读博士的意愿下降问题。从积极方面看,读博意愿下降可能是硕士生就业状况趋好的表现,但是也客观反映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学科以及相关科研、教育工作对优秀青年人吸引力的下降。这两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一方面,学科在继续面向政府部门完成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的重大研究规划任务的同时,还需要拓展学科面向社会和大众服务的机会和能力,增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社会认知、社会影响和社会溢出。另一方面,在尊重学生毕业选择权利的同时,充分考虑青年学生在这个年龄段的实际困难和尴尬,提高和保障青年学生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水平,加强对青年学生在学习、就业和生活中的指导和关心,引导和吸引优秀的青年人才能够安心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科学研究。
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后备力量和未来希望。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学科就有未来。青年学者请放飞梦想、行动起来,人文与经济地理的学科梦也将在一代代青年学者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